忆先父熊仁 文/熊达三

刘震

《冷水江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忆先父熊仁

熊达三

我的父亲熊仁，字博云，又名于天，一八八五年生于长沙。我家世代贫穷，祖父是个穷秀才，早年丧父，苦读诗书，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有所研究，曾经是程潜先生的老师，常称自己是书香子弟，清寒之士。临终遗嘱：死后棺木只许用最低廉的，衣服只许用青布袍，子孙永远不许焚纸屋、纸钱，致损其一生清德。他的遗风，对我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的幼年是在长沙度过的，家无片瓦寸地，租用市民平房。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入我国内地，南京失守，战火燃及长沙，国民党实行所谓焦土抗战，火烧长沙，全家器皿，付之一炬，家父携眷逃难到锡矿山。抗战胜利后，因长沙已无家可归，乃在锡矿山飞水岩落籍。

我父熊仁，青年时代就学于长沙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在长沙读书时参加了黄兴先生组织的反清的革命团体华兴会。留学日本时，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三个革命团体，合并组成同盟会，他在东京又加入了同盟会。并与程潜、邵力子、于右任等为友，过从甚密。以后，根据中山先生指示和同盟会的安排，回到上海，从事反清的民主革命运动，组织了铁血团。辛亥革命成功

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我父在临时政府工作。不久，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撤消，设立南京留守府，黄兴先生被任命为留守府留守，我父被任命为留守府交通科科长。

袁世凯窃居大总统后，野心勃勃，阴谋复辟君主制度。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身亡，我父不畏强暴，置生死于度外，在上海化名王子林，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被袁世凯密探所捕，关押在上海法租界印度巡捕房，准备处以极刑（当时上海申报对此事有详细报导）。当时，他在狱中病危，后经中山先生印籍老师营救出狱，为此袁氏政权行文，勒令我父离开国土，永远不许归国。我父被迫再渡东洋，流亡日本，但他并不因失败而灰心。生前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我以身许国，决心奋斗到底，不打倒袁贼，废除帝制，誓不生还"。因此，家父冒着极大的危险，又从日本回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广州起义，即反袁斗争，失败后，逃回湖南，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直至胜利。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先父随军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总指挥部任参谋，他积极拥护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当时林伯渠同志任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和我父亲关系密切，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曾以右字第139号委令，任命熊仁为江苏内地补征煤油捐纸箔税捐局局长（现我家尚保存有此项委任令）。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我父以赤化嫌疑，被迫离职，回到湖南长沙，闲居于长沙清太祠。

七七芦沟桥事变，祖国大片河山，沦于寇手，亿万同

胞，惨遭杀害，我父极为悲愤，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和不抵抗主义，坚决反对。曾两次到南京国民政府请缨杀敌，但都遭到国民党中央的拒绝。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后，因报国无门，忍痛挥泪离开了世代居住的长沙，辗转逃到锡矿山，从此，在这个偏僻集镇，借得一间破屋，寄居下来。在锡矿山时，因段楚贤系家父同学，我家生活困难时，他曾经予以接济。解放前，我家生活极其清苦，但我父亲终日仍然忧国忧民，特别是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经常指责。一九四六年，他曾经一度病危，曾自书挽联曰："学书学剑两无成，不屈不淫不移，愤对当今浊世；爱国爱家都是梦，立德立功立言，还须付予儿朝"。我父在生活极端困难时，仍能保持晚节，从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他写给我们儿女的信中曾说："我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历尽艰险，坎坷一生，见举世浊浊，从未同流合污，乱作任何活动，自一九三八年逃难来到矿山，野居山中，从未履足城市，抗战胜利，亦未离山一步，此足证明我的政治观点与人生观"。又云："日寇陷长沙后，进逼湘乡、安化、新化等地，草山（指锡矿山）危急，厂屋无人居住，大路上草深没膝，我家无钱购猪油或菜油，常向袁明徵铺里买牛油做菜吃，人皆讥笑不讲卫生，想你们当不会忘记"等等。想起父亲当时的清高气节，仍历历在目。

一九四九年，我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沙前夕，程潜先生曾来函促我父去长沙，授意参加和平起义，当时正值家父跌断了右脚，卧床不起，未能如愿，他当即以快信复程潜，力劝其坚决避免战争，早日和平解放三湘，救民于水火。

家父爱憎分明，解放后鼓励家兄参军，土改时鼓励我参

干，他对党和政府的对内对外各项政策，都表示坚决拥护，党和政府对他关怀备至。一九五四年，湖南省人委根据中央统战部通知，每月补助了他的生活费，使他过着幸福的晚年。一九五六年，先父当选为新化县人民代表，一九六 O 年当选为新化县第二届政协委员。

一九六 O 年农历十二月初八，家父病故于锡矿山飞水岩镇，终年七十六岁。冷水江市和飞水岩镇等当地政府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飞水岩镇支部书记易显周同志主持，湖南省人民政府发来了唁电，会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