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奉旨种栗子——《鹿鼎记》越写越“无原则”

高野海青

文:如如不栋

来源:“蔡哏谭”微信公号

在《鹿鼎记》第三十七回里，康熙派韦小宝前往扬州，建造忠烈祠，祭祀抗清名臣史可法。对韦小宝来说，可谓富贵还乡。只是他听不懂忠烈祠，还以为是派他去种栗子。

此举象征意义非凡。清朝政府出面褒奖历史上的抗清人物，意味着清朝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派系势力，而是将自己视为接续天下正朔、中华法统的华夏之主。这其实也是由一个划分敌我的骑马打天下的逻辑，走向了一个建设与治理的下马治江山的逻辑。

对此，康熙和韦小宝有一段对话：

“康熙道：‘你奉了我的上谕，到扬州去宣读。我褒扬史可法尽忠报国，忠君爱民，是个大大的忠臣，大大的好汉。我们大清敬重忠臣义士，瞧不起反叛逆贼。我给史可法好好的起一座祠堂，把扬州当时守城殉难的忠臣将勇，都在祠堂里供奉。再拿三十万两银子去，抚恤救济扬州、嘉定两城的百姓。我再下旨，免这两个地方三年钱粮。’”

——《鹿鼎记》

韦小宝告诉康熙，扬州父老感念史阁部，却不敢公然纪念，便以“九纹龙史进”之名祭祀。

韦小宝认为康熙此举，一箭双雕，可以对稳定人心、时局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韦小宝道：‘皇上起这祠堂，大家知道做忠臣义士是好的，做反叛贼子是不好的。吴三桂要造反，那是反贼，老百姓就瞧他不起了。’康熙伸手在他肩头重重一拍，笑道：‘对！咱们须得大肆宣扬，忠心报主才是好人。天下的百姓哪一个肯做坏人？吴三桂不起兵便罢，若是起兵，也没人跟从他。’”

——《鹿鼎记》

打天下时，划分敌我是最重要的。你只要能为我所用，扩大战果，增加我胜利的砝码，就是重要的。你不能为我所用，我再敬重你，也要想办法干掉你。在时人的叙事里，袁崇焕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不管是不是符合历史真相，但这确实表明了打天下时期的满清态度，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除掉。

而一旦走向一个治天下的逻辑，那么奖励忠义、鼓励天下人做忠臣孝子，成了更为重要的原则。开国之初，投降满清的洪承畴南征北战，功勋盖世，可在乾隆朝，却被放入了“贰臣传”中，也是这个道理。

战时无所不用其极，战后要建立稳定的价值秩序。为此，刘邦甚至不惜杀掉在楚汉战争中放走自己的恩人——你放走我，是我的恩人；但你不忠于职事，你是项羽的叛徒。这样做的目的是说浅了是警示臣民，说深了则是要以判例的方式，为大汉立万世的礼法秩序。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鹿鼎记》一开始，满清的统治态度是完全自外于中国文化的，尤其是自外于道统的，鳌拜最讨厌读汉人的书，劝皇帝远离诗书。但行文至此，康熙已经以华夏文明继承者自居，他不仅要事实上的政统，也要应然意义上的道统。此时此刻，政统和道统、帝王与文化之间，已经高度黏连，反清复明，更是难于登天。其实从祭祀史可法的那一刻开始，陈近南的事业已经注定无望。

乾隆撰有专文，谈论为什么将洪承畴写进《贰臣传》。其实看过原文就知道，他对洪承畴的评价是有褒有贬，甚至是褒大于贬，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斥之为贰臣。而是强调对洪承畴这样服务本朝、立下大功的贰臣要区别对待。

“我国家开创之初，明季诸臣望风归附者多，虽皆臣事兴朝，究有亏于大节，自不当与范文程诸人略无区别。因命国史馆以明臣之降顺者，另立贰臣传，据实直书，用彰公是。兹念诸人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岂可不为之分辨淄渑？如洪承畴在明代身膺阃寄，李永芳曾乘障守边，一旦力屈俘降，历跻显要，律以有死无贰之义，固不能为之讳。然其后洪承畴宣力东南，颇树劳伐，李永芳亦屡立战功，勋绩并为昭著，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昔战国豫让初事范中行，后事智伯，卒伸国士之报，后之人无不谅其心而称其义，则于洪承畴等又何深讥焉？”

——《命国史馆以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二编谕》

乾隆这里试图对一种“普遍的忠孝原则”和“服务于本朝利益”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和，甚至兼顾二者。如何对待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贰臣，其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背后就是一种道德普遍主义的礼法秩序和本朝特殊利益之间的深层矛盾。

乾隆弥合的裂纹，在时局危机之时，最终会成为王朝的深层祸患。比如庚子之后、清末新政，整体的国家利益和特殊的满清贵族之间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最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后话了。

金庸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就试图超越善恶派系的划分，寻找一种可以作为普遍的道德评价原则的东西。如关东六魔中的哈合台，虽加入了一个邪恶的组合，但光明磊落、不欺凌妇孺，保有着一种朴素的良知。乾隆身边的第一高手白振，也始终未曾泯灭江湖规矩、传统武德，最后自刎身死。但金庸对这些人物的正面评价，是极其克制的，也是极其有限的。

在射雕三部曲中，即便坏人阵营中有“好人”，但民族大义、胡汉恩仇这些内容压倒了朴素的情感道德，使其退居于第二位。在三部曲中，符合大义的做法是郭靖的“大义灭亲”，哪怕亲人亲如拖雷。

而到了《鹿鼎记》的时代，韦小宝的朋友圈从来不看你的政治派系，他只看人品和是否投脾气、有本事。天地会、沐王府群雄固然不用多说，满清皇帝康熙，吴三桂铁杆护卫杨溢之，老师侄澄观，朝廷武官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是他倚重且敬重的好朋友。

今天教师节，看到好友黎中元老师转发了一个韦小宝错用成语的段落，当时读的时候，我也印象非常深刻。韦小宝对陈近南说，自己决不“大义灭师”。其实，对比郭靖的“大义灭亲”，韦小宝的“不肯大义灭师”，更值得思考。

《鹿鼎记》越写越“无原则”，其实作者放弃的是一种简单一刀切的民族主义叙事的原则，而是试图寻找更为普遍的人性价值，来建立一种普适性的道德秩序。当然这项工作是难以尽善尽美的，但当金庸把视线投射到这里，亲手为我们撕破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表皮，把价值冲突的复杂伤口暴露在我们面前，他作为文学家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他就无愧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文作家这一称号。谁说的，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