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赤脚医生”生涯 之一 艰苦岁月里的坚守

祁俊

赤脚医生，一段温暖的历史记忆！

　　1982年11月，我从部队学习归来，开始了我的“赤脚医生”生涯。

　　四十多年的时光，如潺潺溪流，缓缓流淌，带走了青春年少，却带不走那些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的岁月。我时常怀念四十多年前当赤脚医生的日子，那是一段充满艰辛却又无比温暖的时光……

　　当年大队卫生室设置在大队部隔壁一间半房子里面，条件非常简陋。外面一间用隔墙一隔为二，前面半间是诊室，后面半间为治疗室。隔墙下半部分为单砖墙，上半部分是木质雕花窗格（印象中是旧大队部 “祁氏宗祠”拆下来的物件）。卫生室的里面半间是药房，西墙位置摆放着两只药橱，靠门口有一张值班用的小床。药房与大队部之间有一小窗户相通，全大队唯一的一部电话机就摆放在哪里。因为卫生室这边一般白天不离人，农忙时或大队部没有人时，来了电话我们可以上传下达，避免漏接上级电话影响工作。

　　刚参加工作那会，我穿着从部队带回来的白大褂到卫生室上班，自己觉很神气。而卫生室的另一位同事则穿着一件蓝大褂。我揣摩着这蓝大褂算哪行业的工作服？过了几天我才明白过来，穿蓝大褂在农村有几大好处：一是可以当工作服用；二是可以当风衣穿；三是到农户家出诊不犯忌。而穿着白大褂出诊，到有些人家是犯忌讳的。

　　当年在集体经济支持下，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合作医疗发展。记得当时我的大队是毎一人口一年交伍元钱，这个钱是年底结算时先扣了交给大队，由会计入帐管理，用于全大队社员的医疗卫生服务费用。社员看病用代金券（像饭菜票，有不同的面额）结算。挂号费5分，药品按进价售出，不赚一分钱。免收注射费、治疗费、出诊费等费用。

　　那年代，如果群众有什么头痛脑热去卫生室，花上几毛钱就可以看个病，这个价格看起来很便宜，可还是有很多人赊账看病。由于那时候的人吃的都是农家肥种植的粮食和蔬菜，又加上每天不间断的劳动锻炼，农村里人们几乎很少得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的。

　　我的印象中，当年，全大队只有张二龙一个糖尿病病人，高血压病人也屈指可数，全大队几年才会有一个新发癌症病人。除手术病人外，需要转诊到公社卫生院和县医院的病人很少。印象中，在大队做赤脚医生那几年，我陪护转诊的病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口服有机磷农药中毒病人；另一位是风湿性心脏病突发急性左心衰竭病人，其他大多数病人都能在卫生室解决问题。

　　当年村卫生室药品种类很少。解热镇痛抗炎药有扑热息痛、APC、消炎痛；抗菌素有四环素、土霉素、氯霉素，而青霉素、链霉素是按计划供应的，经常脱货；磺胺类药有磺胺嘧啶，复方新诺明(CO-SMZ)、甲氧苄氨嘧啶(TMP)；解痉药有颠茄片、十滴水、阿托品、654-2；外用药有甲紫、红汞、双氧水、磺胺粉、红霉素软膏……印象中，村卫生室是没有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的药物的，可见几十年来疾病谱的变化。因药物品种较少，加之赤脚医生水平有限，群众编了个顺口溜，戏称赤脚医生看病是“头疼APC，腹痛十滴水，外伤红汞水。”

　　我们那年代，一根体温表，一台血压计，一只听诊器就是赤脚医生的“全部家当” 。面对复杂的病情，我们只能凭借有限的经验和简单的体格检查来判断。与现在动不动就要输液相比，那年代，我们的治疗原则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药片是拆零买的，感冒了，开上几片“扑热息痛”，用纸一包，病人回去吃上一片，出身汗，多喝点热水，第二天浑身轻松，感冒就好了。

　　那年代，农村卫生条件比较差，患疔疮疖肿的比较多，常常需要肌肉注射青霉素。当年青霉素有两种规格，分别是40万单位和80万单位的。40万单位的是长安瓿瓶包装，很难打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肌肉注射很疼，而肌肉注射青霉素特别的疼，那种疼用现在的时麾词“生无可恋”很贴切。后来注射青霉素有了专门的稀释液，学名叫“苯甲醇”，老百姓叫“无痛水”，用无痛水稀释后注射青霉素仍然很痛。从卫生室一瘸一拐走出去的，不用说，肯定是刚刚打完青霉素的。

　　夏秋季节是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每年夏季来临前，公社卫生院都要组织赤脚医生进行肠道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的培训和拉练，特别是“541”溶液配制、“先盐后糖、先快后慢、见尿补钾、适时补碱”补液原则都是培训考核的重点。“霍乱”作为甲类传染病，当年不时的有散发病例，霍乱对外称“二号病”，一旦出现这种病人，是要用白石灰水划定隔离范围的，一个自然村的人都不得随便外出。卫生室要备上规定数量的生理盐水、葡萄糖水、苏打水、强力霉素等药品并贴上封条封存，以应对突发疫情所需。

　　赤脚医生诊治的大多为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诸多感冒发烧，腹泻拉肚，外伤皮炎、腰腿痛等疾病。腰腿痛在农村很常见，一到寒冷潮湿的时候很容易发作。当年在部队学医时经常遇到基层连队因训练强度大，训练方法不当，战士发生急性腰扭伤或慢性腰肌劳损的情况，治疗方法常常局部打封闭针。回来后，我用普罗鲁卡因+强的松龙，阿是穴（疼痛点）周边放射状的注射，治疗效果不错，有好几个腰腿痛病人是用这种方法治好的。

　　当年，每年大队给我们每个赤脚医生几千个工分作为劳动报酬。到了“三夏”大忙的时候，我们轮流背着药箱，到各个生产队的田问地头巡诊。药箱里装满了处理外伤的酒精、纱布、绷带等。社员们每天都在烈日下辛勤劳作，中暑现象十分常见。所以，在药箱里会多带一些处理中暑的药物，首选药物是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如果病情严重，保健箱里还备有消过毒的注射器和止肠胃疼痛的药物。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当年我自费订阅了“健康报”、“中国乡村医生”、“大众医学”、“中国卫生画刊”等报刊杂志。记得当年“中国乡村医生”杂志曾开辟“乡村医生中专函授”专栏，系统讲授“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专业课程，我全程参与了函授学习，这对我业务能力的提升帮助很大。

　　记得当年村里有一病人因“反复性咳嗽，哮喘3年多”，先后到公社卫生院和县医院看过，诊断“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治疗效果不好，反复发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大众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农民肺”的文章。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病人在生产队里长蘑菇，每到长蘑菇的季节发作严重，结合几次X光片游走性斑片状的阴影，我大胆的给病人下了个“农民肺”的诊断，让其停止接触蘑菇真菌孢子，并用了一些激素和抗过敏药物，病人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以后再也没有发作过。后来，这个病人逢人就说，大医院看不好的病，我们小诊所也能看得好！

　　做赤脚医生真的很辛苦。不仅要有良好的医术，更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除了正常的门诊诊疗外，到农户家里出诊是经常的事，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凛冽寒冬，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村民有需要，必须随叫谁到。记得一次下大雪，到三里路外的一农户家出诊，回来的时候，路过一小桥时，脚下一滑，差一点连人带药箱都掉下了河。全大队7个生产队，300多户，1500多人口，谁家住在哪里，门朝哪，家里几口人，名字叫什么，我都叫得出来。离开村里40年，再回到老家，遇到村里50岁以上的人，我张口都能叫出乡亲们的名字。

　　虽说当“赤脚医生”挺辛苦，但我们的内心却很充实。虽然农村缺医少药，但我们与患者、与村民建立起了良好的医患关系，那是一种难得的双向信任。当年我们出诊是不收出诊费的，乡亲们过意不去，会倾其所有来招待我们。在农户家里我吃过很多次“茶”，在农村最常见的是蛋瘪子茶，还有果子茶、圆子茶、炒米茶……遇到家里有产妇的，肯定是红糖馓子茶了。树上的梨子熟了，田边上豆子能吃了，群众看病时会顺便带一点给我们。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只要带大队干部，肯定要带我们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的。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合作医疗失去了经费来源和政策环境，合作医疗制度也随之解散。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卫生队伍》，标志着赤脚医生成为历史名词。

　　1985年，因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我离开了大队卫生室（此时已改名为村卫生室）到龙冈缫丝厂做了一名厂医。这时候，“赤脚医生”也更名为“乡村医生”。因为是乡镇企业，虽然是厂医，仍然纳入乡村医生管理。1986年，我参加了全省乡村医生发证考试，取得了全区第一名的好成绩。

　　1988年，参加省卫生厅定向招生考试，我以398分（总分420分）全市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省属重点卫校——常州卫校，结束了为期五年多的赤脚医生（乡村医生）生涯。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四十多年的岁月悄然流逝，现在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回首往昔，自己曾经穿梭在乡间小道、田埂地头，背着药箱、挽着裤脚的身影，依旧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艰苦岁月里的坚守，成为我心中一段难以磨灭的温暖记忆。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几张破旧的桌椅，加上简单的医疗器具和有限的药品，便是我们的全部“家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撐起了农村医疗卫生的大“半边天”。

　　正是我们的坚守，换来了村民们的健康和安宁。曾经肆虐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许多病症在我们的悉心治疗下逐渐康复。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医生，更是村民们的贴心朋友，用温暖的话语和真诚的关怀，抚慰着每一个病患的心灵。

　　怀念四十多年前当赤脚医生的日子，就是怀念的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那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村民的关爱。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生，它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让我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保持着一颗温暖而仁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