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山西好风光— 云冈石窟

初心

云冈石窟，原名灵岩寺、石佛寺，静卧于山西大同西郊十七公里的武州山南麓，依山傍水，气势恢宏。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石窟群之一，它不仅是佛教艺术的瑰宝，更是三晋大地深厚文化底蕴的象征。人说山西好风光，而云冈石窟，正是这风光中最动人心魄的一笔。

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皇始三年（398年），道武帝迁都平城，武州山遂成京畿要地。至文成帝拓跋濬即位，诏令高僧昙曜主持复法，遂于钟灵毓秀之地“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拉开了云冈石窟的壮丽序幕。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多数洞窟已初具规模，而造像工程延续至正光年间，历时约一百五十年。跨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诸朝，现存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大小窟龛二百五十二处，石雕造像逾五万九千尊，堪称中华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

云冈石窟导览图

步入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昙曜广场。这座占地六千余平方米的广场，为纪念云冈石窟开创者昙曜高僧而建。北魏皇家气象在此凝练成形，亭廊错落，庄严肃穆。广场中央，昙曜雕塑以写意之笔塑就，袈裟飘逸，风尘仆仆，仿佛自千年尘烟中走来。公元460年，文成帝复兴佛法，命昙曜主持开凿云冈，自此，这位佛门大德不仅开创了石窟伟业，更成为北魏佛教昌盛的奠基人，其精神如山风拂面，历久弥新。

穿过广场，迎面是一条笔直的礼佛大道。十三对千佛列柱巍然矗立，神柱高达八米有余，由黄沙岩精雕而成，自下而上为须弥座、力士、白象与柱体的完美组合，造型高耸，雕饰精绝。在两侧苍松掩映之下，列柱如通天之柱，气势雄浑，令人肃然起敬。这些神柱原型出自第9、10、12、14窟，皆以大象或狮子驮承，恢宏壮丽，再现了北魏平城皇宫的庄严气象，仿佛唯有此道，方配称“礼佛大道”。

穿过神柱林立的佛光大道向西，呈现于世人眼前的是两面相对的扇形皇家礼佛浮雕墙。这组正面相对的浮雕墙总体呈圆弧状，长约20米、高约4米，画面构图完美，雕刻细致，以高浮雕的形式，生动表现了北魏皇家盛大的帝后礼佛图。车辚辚、马萧萧的现场气氛，充分再现了北魏当时皇帝、皇后前往礼佛的庄严肃穆的宏大场面，这种场面让人自然联想到1500多年前云冈石窟作为皇家寺院曾经的辉煌，让人举目流连。

“比丘尼昙媚造像记”静立于第一窟山门前，为北魏景明四年（503年）所刻，碑文共一百一十字，字字虔诚，文辞清丽，堪称佛教发愿文之典范。此碑所用字体为典型的魏碑体——外方内圆，拙朴有力，乃隶书向楷书过渡之瑰宝，亦是北魏平城时期书法艺术的结晶。原碑仅高三十厘米，宽二十八厘米，1956年出土于第二十窟前，今藏于云冈博物馆，虽尺幅微小，却承载千年信仰之光。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首个皇家敕建石窟，承载着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与宗教理想。其艺术风格融汇中西，胡风胡韵最为浓郁。印度、中西亚之艺术元素，希腊罗马之建筑造型、装饰纹样与像貌特征，皆在此交汇融合，展现出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大文明的深远渊源。如此多元而独特的艺术风貌，在中华艺术宝库中绝无仅有，对后世文化艺术影响深远。

云冈石窟景区分为石窟群与景观区两大部分。石窟群涵盖第一至第二十窟及西部窟群，每一窟皆为匠心独运的艺术杰作；景观区则包括昙曜广场、礼佛大道、浮雕墙、灵岩寺、摩崖石刻、石兵美术馆、周总理纪念室、清代戏台、北魏河坝、云冈上堡、皮影木偶馆等文化空间，食货街更汇聚康氏绢人、代京木艺、凯鸽酒楼等地方风物，集自然之秀、人文之韵于一体，尽显山西好风光的深厚底蕴。

第一、二窟为一组双窟，开凿于公元471至494年间，位于云冈最东端。两窟外壁残存单层方形佛塔，窟形为塔庙窟，中心塔柱直抵窟顶，供僧人绕塔礼拜。据考，辽代以前曾建护国寺于此，明清时“石鼓寒泉”列为云中八景之一。第一窟俗称“石鼓洞”，北壁浮雕《睒子本生》故事，南壁门拱雕有“文殊问疾”场景，顶部团莲飞天环绕，灵动庄严。第二窟称“寒泉洞”，因北壁细泉长流得名，窟内三级浮屠塔仿木构精巧，壁面伎乐天手持筚篥、琵琶、排箫，宛若天音缭绕，再现北魏乐舞盛景。

第一窟石鼓洞

第二窟寒泉洞

第三窟，又名“灵岩寺洞”，乃云冈规模最大之窟，气势雄伟，两门四窗，平台高阔。中央洞窟内供交脚弥勒，东西两端矗立三层石塔，风化斑驳，更显古意。平台石壁之上，十二个梁孔整齐排列，深通山顶，疑为古代施工遗迹。后室三尊巨像巍然：主尊倚坐佛高约十米，肉髻高耸，面相圆润，通肩袈裟紧贴身躯，双手作无畏与愿印，庄严慈和；两侧胁侍菩萨高六米，宝冠精细，发丝有序，体态丰润，技艺成熟。此窟造像风格丰满圆润，迥异于他窟，或为隋唐辽代所雕，然其开凿痕迹纵横，为研究石窟营造提供了珍贵实证。

“古道车辙”静静横卧于第三窟以东四十五米处，乃云冈留存的古驿道遗迹。车道中心距一点三米，车渠深达十六厘米，为金代以前铁轱辘车所碾，属古驿道“参合径”遗存。千年车轮碾过岩石，留下深深印痕，仿佛仍在诉说昔日商旅往来、佛法东传的繁华岁月，是云冈作为交通要冲的历史见证。

第四窟为塔庙窟，一门两窗，中心塔柱四面雕一佛二菩萨，然工程未竟，地面凹凸，整体略显零乱。窟顶东端可见团莲与飞天，南壁存有北魏正光年间“为亡夫侍中造像记”题铭，百余字风化难辨，却是云冈最晚的北魏造像铭记，弥足珍贵。此窟虽残，却记录了云冈开凿晚期的民间信仰与艺术延续。

第五窟居云冈中部，与第六窟为一组统一设计的中期双窟。窟外清顺治八年所建四层木构阁楼，飞檐翘角，被誉为“云冈佛阁”，乃“云中八景”之一。此阁不仅庄严美观，更有效遮风避雨，使窟内温湿度恒定，造像保存远胜他窟。

第五窟为穹隆顶大像窟，东西宽二十二米，南北深十七米，为云冈同类型之最。主尊坐佛高十七点四米，云冈第一大佛，通体贴金敷彩，螺发绀蓝，衣纹如丝绸垂落，飘逸自然。东西胁侍佛高达八米，主佛背后设诵经道，供僧侣绕行礼拜，尽显皇家石窟之恢宏气度。

第六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之前，乃云冈规模最大、设计最完整、雕刻最精细之窟，被誉为“第一伟窟”。中心塔柱高十四点四米，贯穿全窟，中轴对称，龛像分层，叙事连续，富丽堂皇。塔柱南面下层佛像身披龙纹袈裟，为云冈唯一，疑为辽金时期包泥彩塑，龙形贴塑尤为罕见。上层四面立佛，四角各有一大象驮九层镂空塔，塔内八身胁侍菩萨环立呼应。南壁屋形龛内，释迦、文殊、维摩诘三人对坐，演绎《维摩诘经》中“菩萨行品”之哲思对话，神态生动，意境深远。全窟现存造像二千九百余座。

第六窟释迦佛洞

号称“云岗第一伟观”的第六窟

第七与第八窟为一组双窟，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是继早期昙曜五窟之后开凿的洞窟。窟外建有上下三层，面阔三间的窟檐，该窟檐是1993年按照原有清代阁楼样式重新修建的。

第七窟前室北壁上开明窗，下凿窟门，壁面风化严重，但其窗门外侧残留的多层造像与印度阿旃陀的大拱门洞窟外壁雕刻十分相似。第7窟前室东壁上部均分层分栏雕刻佛本生故事画面。后室北壁造像分为上下两层大龛，下层龛内为二佛并坐。上层龛内中央主像为交脚弥勒菩萨，两侧为倚坐佛像。

第八窟前室北壁上开明窗，下凿窟门，壁面风化严重。前室西壁雕千佛及供养人，但均风化严重无存。东壁雕刻佛本生故事以及供养人，但因风化严重不可辨认，下层北侧有一拱门与第7窟相通。后室北壁顶部三角纹带雕刻之下有上、下两层大龛，下龛为圆拱龛，高4米，龛内雕坐佛。上龛为盝形帷幕龛，龛内中央为倚坐佛，两侧各有一交脚菩萨，最外两侧为思惟菩萨。龛楣十二格内各雕一身飞天，龛楣上方雕有十四身伎乐天。明窗东西两壁雕刻内容相似，呈对称之貌，下层均雕连绵的山岳，上层均为坐禅弟子。同时两壁北侧各雕有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树枝交绕于拱顶，位于菩提树的北侧还各有一位菩萨，菩萨姿态优美，神态自若立于束帛座之上。拱门东西两壁下层现各存力士一驱，但下部风化严重。上层东壁雕三头八臂护法神像，身骑牛。西壁雕五头六臂护法神像，身骑孔雀。如果说拱门两处的护法雕刻是外来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么第8窟南壁门侧现存的一组忍冬束腰双茎四团莲造型的雕刻就更突显出云冈石窟的独特性，超现实的艺术样式，是对云冈石窟开凿者的大胆艺术创造的折射。

第九、十窟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为一组双窟，2014年，新建一座七间木结构窟檐以保护文物。两窟相互毗邻，这两窟的前庭也是经过统一设计和营造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曾对第该两窟前地面进行局部发掘，发现了北魏基岩上的纹饰雕刻。1972年和1992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的两次考古发掘，进一步获得了这组洞窟前庭地面全面的遗存信息。遗迹显示，在第两窟前地面上，东西排列着四朵浅浮雕大团莲图案，外框为莲瓣纹饰带和联珠纹饰带；在列柱之间（甬道）和莲花周围，均有龟背纹雕刻。这样的窟前基岩地面雕饰，在云冈独一无二，体现了这组双窟特殊的结构形制与窟内外的完整性原则。

第九、十窟共用一个屋顶，合成统一的外观造型，洞窟均由前堂后室组成，对称均衡，大小相当；各个壁面的设计，也力求同一对应。九窟外东侧和十窟外西侧各竖立一座高大多层的佛塔，洞窟外壁又各自并立两根石柱，均为三开间，石柱上还雕刻千佛，柱基承以狮、象，蔚为壮观。

第九窟窟门为仿中国传统庑殿式建筑，两侧对称布龛，中西合璧，具有浓重的装饰意味。窟内四壁分层布龛，造像题材多出自《法华经》。窟顶为平棊格状，格内雕团莲及飞天，八夜叉体魄健硕，力举万钧，单手承托横枋。后室北壁主像雕释迦，东西两壁各一胁侍菩萨。第9窟后室北壁雕倚坐佛，高9.8米，经后世补塑施彩。东、西壁北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高5.3米，均经后世补塑。南壁雕刻保存较为完整，内容十分丰富，表现了大量的佛教因缘故事，如：鬼子母失子缘、二兄弟出家缘、尼乾子投火缘、天女供养缘等，这些故事均出自于昙曜高僧所译的佛经《杂宝藏经》。

在第十窟（毗卢佛洞）前室北壁的明窗与窟门间，雕刻着一幅以山岳为主，众多人物、动物和植物等组合的画面。其中央是上下群山，山峦起伏，生机盎然；山腰二龙缠绕，龙头外向，形成了下大上小、中间细的须弥山造型；两侧各雕三头四臂和五头六臂的天神形象，手举日月、弓箭，岿然踞坐。这就是著名的云冈须弥山图，讲述的二龙王、帝释天与阿修罗王战斗的故事。前室东西两壁各雕三间式屋形龛，龛内佛像面相慈和，菩萨神情恬静。阎浮树下，半跏坐思维菩萨，一手支颐，沉于四谛。窟门东西两侧金刚力士，头戴鸟羽冠，手持金刚杵，表情和善。后室北壁的北魏雕像水蚀风化殆尽，现有坐佛像为后代补塑，从残存的双肩轮廓，头光与身光中的坐佛、飞天、火焰纹等雕刻，以及明清佛座两侧下部突出的双脚脚尖分析推测，这里曾经雕刻一尊不低于9.8米的交脚菩萨大像，东西两壁各为高约6米经后世包泥的思惟菩萨像。

第十一窟（接引佛洞）与第十二、十三窟为一组同时开凿的洞窟，属于北魏云冈中期石窟，都是云冈艺术走向成熟时期的作品。第十一窟内中央的方形塔柱直抵顶部，属于中心塔柱式洞窟。进入第十一窟，中心塔柱分上下两层，由塔基、塔身与塔顶组成。方塔下层高大，约为总高度的三分之二，东、南、西、北四面设龛，各有一尊立佛雕塑，属于《金光明经》宣讲的“四方四佛”题材，正面立佛两侧胁侍菩萨，细颈瘦腰，神态温雅，为辽代补凿；上层亦为四面佛龛，正面雕刻交脚菩萨及舒相坐思惟菩萨像，东、西、北三面均作并列二立佛像；塔顶须弥座上，山花蕉叶肥大而舒张，三首阿修罗像居中，与窟顶相连。这座云冈最早的石窟方塔，与后来出现的塔窟之塔以及普遍盛行的出檐式方塔明显不同，更多地体现了西域建筑的艺术特征。

西壁屋形大龛内七尊立佛，波状发式，面型丰润，形体高大，华衣飘逸。同时在第十一窟东壁上层有一块北魏太和七年（483）造像碑，碑中书体端朴高古，寄巧于拙，是云冈北魏题铭中文字最多，最为完整的碑记。碑文24列341字，记载了北魏京师地区五十四位邑义信士女自愿在武州山石窟敬造佛像九十五躯的史实，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早的北魏造像记。

第十一窟除窟顶、中心塔柱坚持了整体规范原则，其余壁面杂乱无章、随意补缀。可见原本是统一进行的国家工程，被搁置下来，被迫引进了民间资本，转换为零散的民众捐建项目。然而，云冈这些被放弃的计划工程和中途停工的洞窟，留下的或许不仅仅是遗憾和谜团，更有助于今人深入了解石窟开凿程序、佛教时尚信仰、艺术风格变化等丰富内涵。

第十二窟（离垢地菩萨洞）因前室出现大量演奏乐器的造像而得名“音乐窟”。洞窟具前室、后室。洞窟形制为佛殿窟，洞窟设计规整，雕饰华丽。此窟内外的设计体现出皇家宫殿式建筑格局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第十二窟中前室雕刻的各类手持不同乐器的音乐伎特别引人入胜。前室北壁最上层的天宫乐伎，是一个以壁面通栏形式塑造的由十四个圆拱联龛排列组成的乐伎形式。十四位乐伎各占一个圆拱龛，龛间并用立柱、紧密相联，联龛间上隅的童子像平添了更多的朝气与活泼。乐伎从东到西分别以担鼓、埙、义觜笛、细腰鼓、琴、箜篌、筚篥、琵琶、筝、横笛、琵琶、排箫、齐鼓、吹指等乐器作演奏状，结构宏大、形式侈丽、场面壮观。第十二窟前室顶壁交接的弧面上，突出地雕刻了手执不同乐器、站立演奏的六身夜叉形象。南壁三身：中间者双脚交叉而立，两手高举，食指对拨；东侧一身挎腰鼓，西侧一身挎担鼓。东南角和西南角各一身，手捧筚篥和埙。另外一身位于东壁上方，手执曲颈琵琶。这些有头光的夜叉乐伎，体形较大，身体和四肢滚圆粗短，身著短裤，上身赤裸。其中央双手高举者，扭腰耸胯，两腿交叉，手指呈拨击状，仿佛为指挥领舞者。

第十二窟门楣上一组舞伎群，动作连贯，气韵奔放，是人间舞姿的艺术再现。窟顶逆发形伎乐天，体格壮硕，具有北方少数民族性格特点。该窟内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乐队的组合形式，反映出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以及北魏社会乐舞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中国音乐史上弥足珍贵的绝版遗存。

第十三窟（文殊菩萨洞）中有一尊高约13.6米的交脚菩萨端坐其中，他头戴宝冠，颈部戴悬铃项圈及璎珞，胸佩蛇饰，口中衔珠，脚踏莲花，巨大的身躯占据了整座椭圆形洞窟的大部分空间。

南壁中层的七佛立像，庄严而宏伟；东壁下层胡跪式供养天人，整齐而划一；窟门两壁的护法金刚武士、明窗两壁的供养菩萨，以及窟顶华丽的蛟龙、环形忍冬等雕刻，成为洞窟佛教内容和艺术表达的主要构架。由于主像体型庞大，第13窟菩萨举起右手作无畏手印的圆雕手臂不可悬空，于是云冈匠师为其“量身定制”了一位四臂力士来托举巨臂。这一设计简直妙不可言，在稳妥解决了巨大手臂的支撑问题之余，又将弥勒菩萨的伟岸与护法力士的神勇恰如其分的表现出来。

在第十三窟中，无论是壁面下层的供养人行列大像，还是壁上不同佛龛下的供养人群小像，除了领队僧人之外，所有男女供养人均着鲜卑服装。头戴垂裙帽，垂裙及肩，在这个北方民族鲜卑化的时代，以鲜卑人为主导来开凿石窟也在情理之中。

第十四窟（拱尾立兽）是昙曜五窟形成之后再度补凿的石窟，规模不大，应该是根据有限的剩余山体而设计开凿的，属晚期工程。第十四窟位于西部窟区最东端的岩坡之下，由于窟顶山岩裸露、岩层较薄，所以历史上遭受的水害极其严重。针对这座严重风化、坍塌的濒危残窟，1962起至今开展了一系列的抢救性保护工程，同时补砌恢复了三根立柱和前壁上部的坍塌岩壁。补砌复原后的第十四窟，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四柱式前后室形制洞窟。

洞窟外壁为二列柱三开间形式。窟内的东、西方柱直抵窟顶横梁，石梁上留有盝形帷幔垂沿雕刻，并将洞窟分为前后两个窟室。前室为平顶长方形，后室马蹄形穹窿顶，窟高与前室基本相同。由于前后双列柱的间距较小，边长约1米的四根石柱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使得洞窟内部感觉局促。这样的四柱式洞窟形制，在云冈独一无二。在风化残破的第十四窟中，正壁为一佛二菩萨主像，除下层龛像为晚期补刻外，中上层龛像大致有计划雕凿。后室东西壁分作三层：上层以盝形龛交脚菩萨为主体，内侧有一小坐佛圆拱龛；中层为较大、较深的坐佛圆拱龛，龛外两侧为三层出檐阁楼塔；下层深龛仿佛雕刻了帷幔，东壁为坐佛，西壁龛内未完成即被改刻。整个洞窟设计严谨、雕刻精美。

第十五窟（万佛洞）四壁齐耸，千佛排列，直达窟顶，俗称万佛洞。洞窟的设计直白而简洁，平顶竖立方空间，四壁上部略收，窟顶平面小于地面面积；窟壁俱作上下两部分画幅设计，约以4米的高度为界线，下部雕刻浅龛图案，上部几乎一体为千佛壁。窟顶为中央团莲，四角斜枋平棊，四面的等腰梯形内，各雕双龙缠绕，为八大龙王。四壁上部清一色的单佛小龛，成千上万，纵横交织，整齐划一，交壁小龛内偶有二佛出现。然北壁上部的千佛丛中，雕凿出云冈中期常见的弥勒与释迦、多宝组成的三世佛主题：上方是二柱式盝形龛，可惜龛中的弥勒像风化殆尽，两侧稍间的菩萨像仅见立姿；下方是二佛并坐圆拱大龛，龛中的释迦、多宝外形剥残。

据初步统计，第十五窟现存千佛造像达13200余尊，加上其他各类造像，总数达13600余躯，占到云冈石窟现存59000余各类人物造像的23％强。整个洞窟集中表达了三世十方皆为佛国、平等众生皆可成佛的大乘佛教时空观念，这无疑是云冈石窟走向成熟时代的伟大创作。

第十六窟（立佛洞）—二十窟是云冈最早开凿的一组洞窟，因是著名高僧昙曜主持营建，故称“昙曜五窟”。昙曜五窟属于北魏“凿山石壁”、统一规建的五所洞窟。洞窟规模宏大，形制基本相同，平面为马蹄形，穹窿顶。洞窟前壁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窟内造像以三世佛为主，主佛身躯高大，顶天立地，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分别象征着北魏的五位皇帝。除主题突出的三佛题材，各窟弧形四壁上部及外立壁均雕刻大量千佛，具有明确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观念。

昙曜五窟中，第十六、十七窟是一组洞窟。第十六窟位于昙曜五窟东端，主像为释迦立佛，高13.5米，波纹状发髻，深目高鼻，面容清秀，身材修长。佛像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结带下垂，属北魏太和年间推行汉化的服制。

第十七窟（弥勒三尊洞）是云冈早期洞窟中唯一的交脚菩萨大像窟，窟内地面低于窟外地面一米深，依旧保持了开凿时凹凸不平的糙面。洞窟四壁以千佛雕刻为主，雕像清简劲直，纯真朴质，反映了云冈早期造像的艺术特点。

北壁主像为交脚弥勒大像，菩萨高15.6米，头戴宝冠，发缕垂肩，胸配龙形项链及珠宝璎珞，臂戴钏，上身斜披络腋，束腰收腹，下穿羊肠长裙，狮子座，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西壁立佛面庞浑圆，造型古朴。第十七窟不仅是云冈石窟中第一座交脚弥勒菩萨大像窟，也是中华佛教诞生最早的弥勒巨像。弥勒信仰的传播不仅仅用来宣扬过去、现在、未来世界的佛统相继，同时也符合皇权永固的思想。洞窟东西两壁的盝形龛内分别雕刻着大型坐佛像及立佛像，与主尊弥勒菩萨共同构成三世佛组合。东壁坐佛双肩齐挺，服饰线条流畅，刀法娴熟。西壁佛像背光外缘供养天，单腿半跪，双手捧莲，神情恬静，造型优美。北魏太和十三年（487）造像龛，是云冈石窟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尺。

第十八窟（立三佛洞）设计严谨，造像组合完整，北壁中央立佛像高15.5米，臂膀宽阔、身躯雄壮，身披千佛袈裟，气宇轩昂，高肉髻，面颊丰圆，鼻梁高挺，浑厚质朴。东西壁的胁侍佛像对应而立，端庄肃穆，与主尊共同构成了三世佛格局。东侧胁佛头顶华盖，面庞浑圆，体魄伟岸。主佛与胁侍佛之间，雕有胁侍菩萨和十大弟子像。左胁菩萨头戴花冠，秀丽典雅。上端五弟子雕刻，俱为西域人特征，或提瓶静立，或拈花微笑，或闭目倾听，或若有所悟，或喜从心生。这种以主尊大佛为中心，两侧胁侍佛、菩萨、弟子对称布局，大小区分，成双成对的组合方式，形成了一幅尊卑有序、构图完整的经典画面，营造出极其神圣、庄严的宗教气氛。第十八窟窟门西侧有造像题记《大茹茹造像记》，是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可汗南侵平城时，柔然皇后前来游览武州山石窟寺所留。

第十九窟（宝生佛洞）以三世佛为主像，主尊高16.8米，是云冈石窟雕刻中的第二大佛像。第十九窟由中央主窟和两侧附洞三个洞窟组成，主窟由中央崖壁向内开凿，下辟窟门，上开明窗，窟内呈平面椭圆形，向上为穹窿顶。在两侧“八”字形的崖面，各开凿一座与主洞窟形制相同的较小洞窟，这样就形成了具有对称结构的洞窟布局，并成为昙曜五窟中规模最大、洞窟形制最为特殊的洞窟。由于中央主洞外壁后退，较同期开凿的昙曜五窟外壁北移了约5米，因此有学者推测洞窟开凿时发生崩塌，被迫后移重建而成。

第十九窟主佛像结跏趺坐，佛像耳轮齐肩，下颌崩毁，着袒右肩袈裟，轻薄贴体，衣纹简洁明快。佛像右手举胸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上握法衣于膝上，以表达佛法的无畏与传承。窟外东西耳洞中，各雕刻一尊倚坐佛像，西耳洞佛像，耳廓宽大垂肩，体魄挺拔劲健。这种分窟安置三世佛的布局设计，既有变化，又显庄严，是北朝石窟形制的新创举。

第二十窟（白佛爷洞）窟前立壁与窟顶早年崩塌，辽时建有木构窟檐，后毁于兵火，形成露天造像。主佛高13.7米，高肉髻，广额丰颐，长目高鼻，有八字髭，手结禅定印，质地厚重的袒右袈裟，衣纹凸起，具有犍陀罗造像遗风。大佛挺拔健硕的身躯，气势雄浑的神情，突出表现了鲜卑游牧民族的强大，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与象征，也是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的空前杰作。大佛两侧各一立佛与胁侍菩萨，西像惜毁。

西部洞窟群

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云冈皇家工程宣告结束，西部山崖成为民间造像的乐土。云冈西部中小石窟群从第二十一窟开始，向西延伸约240米，分布着近百个大大小小的洞窟。其主要洞窟25座，占到云冈主要洞窟的一半以上。这一窟群虽然数量较大，但多数洞窟规模狭小，布局多样，洞窟形制也有差异。明显不同于云冈早中期整齐划一的皇家石窟。

云冈晚期石窟数量庞大，在继承早中期皇家洞窟形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与创新：不少洞窟的拱形窟门两侧，雕刻有立姿护法神像；有的门额券面上雕刻为叶片向上、象征火焰的单列忍冬纹；在云冈多数洞窟采用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的基础上，晚期洞窟又出现了一门二窗或一门五窗的形式；晚期洞窟出现多样的窟顶平棊。云冈晚期洞窟雕刻艺术的多样性、世俗化倾向明显，人物形象变得愈来愈消瘦，衣服下部的皱褶越来越重叠，成为中华佛教“秀骨清像”风格的诞生之地。事实上，云冈中期洞窟的造像就开始发生变化，佛像不仅穿上了汉族服装，而且人物的面容、体型也逐渐向清秀型转化。

石佛古寺即现存第五、六窟前的云冈寺院，现遗存有山门、天王殿、厢房、石狮及钟鼓楼。山门（清代）位于寺院南北中轴线最南端，建筑形式为砖石混建，硬山顶式，坐落在高台基上。山门上旧题曰：“石佛古寺”，墙壁各嵌二字，左曰“薹头”，右曰“念佛”。天王殿现左侧门洞上题“勅建——大佛寺”、右侧门洞上题“古刹——石佛寺”。这古朴典雅的云冈寺院——石佛古寺，为清顺治八年总督佟养量所修石佛寺，后世修葺，现为云冈石窟的一个清代寺院建筑群标志。

莲花大道

佛光银杏融天地，净水莲花洗古今。莲花大道位于云冈石窟第二十窟前，笔直幽静的大道连接着接引佛殿。大道两侧峙立着74对精致的博山炉。博山炉为铜制，制作于2010年。炉盖雕镂成山形，上有羽人、走兽等形象。最早博山炉盛行于汉及魏晋时代，在云冈石窟艺术表现中大量雕刻有博山炉，作为佛教中供养的最重要法器，其意义在于表现对佛的崇敬，这种博山炉的出现便来自于古印度佛教艺术表现的雕刻题材之一。莲花大道两侧出现的博山炉的创作元素就来源于云冈石窟雕刻中。

附1: 历史人物：北魏三帝

拓跋濬（440~465年）为北魏文成帝。北魏正平二年（452年）年仅13岁的拓跋濬登上皇位，改元兴安。在大臣高允的辅助下，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整顿。并下令解除对佛教的禁令，恢复佛教的合法地位。北魏和平元年（460年）准昙曜奏，在京城西武周塞开窟五所（即现编号的第16~20窟），从而揭开了云冈石窟大规模营造的序幕。文成帝是云冈石窟开凿的积极支持者，其历史功绩永垂史册。

拓跋弘（454~476年）为北魏献文帝 ，生于阴山之北。北魏和平六年（465年），年仅十二岁的拓跋弘成为北魏的第五代皇帝。皇兴元年至皇兴五年在位执政，后禅位于长子拓跋宏，自己当上了太上皇。执政时间虽短，但在北魏历史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显祖“好黄老浮图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并于北魏皇兴元年（467年）秋八月行幸武州山石窟寺。这是史载北魏皇帝第一次行幸云冈石窟。

拓跋宏（467~499年）为北魏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紫宫。5岁继皇位，一生致力于各项政治制度的改革，颁布了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并对鲜卑落后的风俗进行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巩固北方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位期间尊崇儒术，提倡佛教，重视教育，“雅好谈书，手不释卷。”孝文帝不仅信佛，而且大力提倡佛教，孝文时期是佛教空前发展的时期。曾数次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是云冈石窟繁荣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者。

附2: 云冈石窟的文物价值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反映了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其诸多西来样式反映出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这在中华艺术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对后世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云冈石窟以其丰富的造像、鲜明的时代特征、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夺得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的桂冠。云冈石窟的造像被称为“云冈模式”，其造像风格不但自成体系，且对中原周边地区石窟的开凿也深有影响，因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云冈石窟，我们不但能看到来自遥远的西部的造像风格的影子，也能看到汉化之后的艺术样式。云冈的特殊地理位置及窟内的造像风格，使其成为我们观察佛教自西向东传播的典型标本。正是基于这些重要特性，2001年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性的重要文化遗产。

注：部分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