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

紫光

1961年9月至1970年12月，是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受特殊因素影响，九年时间，有一半处于非正常的学习状态。1966年7月小学五年级暑假后，学校停课长达一年半；1968年2月，我跳过小学六年级的课程，直接进入中学学习。初一上学期修复教学设施，初三下学期又因招工合并教学班，中间还有四个多月时间被学工、学农和国庆游行的排练占用。算下来，正常的文化课学习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年半。即便如此，在这仅有的六年半时光中，有三位老师的身影，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深处。 　　一、进步巷小学王尚义老师 王尚义老师，中等身材，圆脸微胖，带一副黑框眼镜。1963年我上三年级时，他担任我们班班主任。他讲课清晰明了，对我们的态度温和中又透着一丝威严。如今，我最清楚记得的一件事是：1966年暑假的一天，他召集班干部到他的办公室说：“现在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今天把你们叫来就是共同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为人民服务》读起来。手指逐字划过文章，遇到生僻的词，他会停下来讲解。读完后，还给我们讲解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以及学习它的意义。 这次学习，是我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知道了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让我第一次对人生的意义，对如何做人做事有了思考，对我人生观的形成产生极其重要影响。 　　 二、56中学茅谨老师 茅谨老师，个子不高、偏瘦，说话总是不紧不慢的。1969年我上初二时，他是我们的物理课老师。他讲课自然风趣，条理清晰。上第一节课时，他说：“你们毕业后，去向大概率是兵团或者农村，我教你们一些实用的知识吧。”于是他开始给我们讲电学中的电压、电流等概念以及基本电路和用电安全。我对茅老师所讲内容十分感兴趣，学的认真，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茅老师很喜欢我，把课后在黑板上抄作业，第二天收作业的任务都交给我。每次把收好的作业交给他时，他总会给我一个赞扬的微笑，这微笑对我是最好的鼓励。可惜好景不长，电学课程还没讲完，茅老师因当着男同学的面吸烟，被学校停职反省，轮流在各班接受批判，物理课也就此停止了。 不足一个学期的物理课学习，我学会了电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些知识在我参军到部队后，派上了很大用场，其中一件事记忆深刻。1973年1月，云南玉溪的夜晚屋内寒冷，熄灯号响时，我和同寝室战友都不愿下床关灯，于是我就打算用两个开关控制同一灯泡。我反复琢磨画线路图，又找了两个能够改造的胶木搬把开关，用子弹壳的铜皮做成连接片安装在搬把开关内的另一侧。改制完工后，我立即进行通电试验，两个改造后的开关在搬动中能自如的控制灯泡的开启与熄灭。这是我用所学物理知识的一次发明实践，（50多年前，市场上还买不到双控开关）它的成功也表明，课堂所学是能够直接指导社会实践的。 茅谨老师顺势而为的教学，让我成为特殊时代特别教学的受益者。当战友夸我制作的开关巧妙、实用时，我就会想起茅老师那句话：“我教你们一些实用知识吧。” 　　 三、56中学陈仁娥老师 陈仁娥老师，一位身材不高，精明干练的中年女性，厚厚的眼镜后面有一双能洞察人心的眼睛。她是初二时我们班的班主任，并任数学老师。她在班里威望很高，她讲课时声音洪亮，所讲内容层次分明，重点突出。数学课是我最爱上的课，所以我的成绩在班里总排在第一、二名，陈老师对我也是十分关爱。 1970年6月，北京一些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到学校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招工，暑假前被招走的学生大约50%，学校把11个班留下的学生合并为6个班。我是农村户口，不在被招工范围，也不想再耗下去。我找到陈老师说明情况，请她给我开张证明，回乡务农。陈老师跟我说：你的学习成绩这么好，回乡可惜了，再等等看。待所有同学都走了，若还没有机会，再放你走。 1970年12月部队到学校征兵，陈老师极力向招兵的指导员推荐我，使我顺利通过政审关（因我不愿加入当时的“红卫兵组织”），光荣入伍。当陈老师把入伍的消息告诉我时，我看到她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陈老师让我留校，并推荐我当兵，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她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位贵人。 　　虽然50多年过去了，我已从懵懂的少年越过古稀之年，但三位老师春风化雨的形象并没有因时间淡化。王老师带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时的专注神情，茅老师在黑板上画电路图时的潇洒动作，陈老师告诉我当兵消息时那欣慰的笑容，仍清晰如昨。他们在特殊年代里给我指引道路，教我努力方向，帮我选择道路，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减少坎坷。他们的作为让我懂了：好老师的温暖，能成为人心里一辈子的力量。老师这个职业，永远光荣而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