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丁德泗老师及夫人张静芬老师

陕北后生王骥

右侧是丁德泗老师，左侧是本文作者。

今天是教师节，写这篇文章，怀念我的英语教师丁德泗老师和他的夫人张静芬老师。

丁德泗老师是六十年前我在北京师大二附中上学时的英语老师，他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经历朝鲜战争的转业军人，不仅当过飞行员，还是我们国家第一代部队专业运动员，是我们这些热爱体育的同学们的“偶像级教师”。他的英语教学水平，当时不仅在北京市教育界数一数二，从全国来讲，也是名列前茅的一流英语教师。

丁德泗老师戎装照

解放前，他曾经是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参加解放军后，进军大西南，经历了严酷的剿匪战斗，他是部队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又是少有的能说外语的稀罕人物，每一次战斗中都会受到首长和战友们的重点保护，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日子里竟然毫发无损。

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南地区剿匪的丁德泗老师。

当新中国组建空军的时候，由于他的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符合条件，被选作飞行员进行培训。在一次部队的排球比赛中，他跳到空中的大力扣球，被贺龙司令员看到了，一纸命令把他调入了西南军区体工队排球队，成了新中国最早一批部队专业运动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几经周折丁老师又被调回空军，学开轰炸机，担任轰炸机的副驾驶员。

一天，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突然接到上级指示，不需要他再参加飞行训练，而有更重要的任务——去管理关押美军俘虏的战俘营，审问美军重要战俘和飞行员。原来，最高指挥者中朝作战联合指挥部（司令部）通过档案了解到丁老师是外语系毕业的学生，根据其所长委派新的任务，不再学习飞行驾驶。丁老师所学的英语终于被派上了用场，因此成为我国最早在朝鲜战争中审问美军飞行员的中国军人之一。此前从地方借调的一些翻译人员，或者北外的教师，英语水平确实高，就是没有敌我观念，审问中他们与俘虏随便聊天，聊到深处有的甚至都可以交朋友了，这些当然不被允许，所以他们都被撤了回来。回忆起那段日子，丁老师说：“我的英语水平虽然不如他们，但是立场不会动摇，我是志愿军的兵啊，领导说我是自己人。”

1963年丁老师从空军转业来到北京工作，先是在师大女附中教英语，一年后调到师大二附中，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

文革开始后，不仅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不能学了，就连培养我们的共产主义觉悟，走又红又专道路的政治课也不让上了。先是班主任在教室里，带着我们学生批判“三家村”，接下来斗争矛头对准老师和学校领导。

8月1日一些高干子女带头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对老师和校领导开始了触及灵魂和肉体的“大批判”。

特别是8月18日之后，红卫兵开始执行“要武精神”，以宋彬彬为榜样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下重手。同时还专门组织全校的老师开会，谈对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认识。

校内的“红战友”是一个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组织，没有一个人属于“自来红”，只能充作“二等红”甚至“暗灰色”家庭，学校红卫兵一把手贾Y Y的同学张JY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红战友积极配合红卫兵斗老师、抄家。一天，红卫兵把全体老师集中在一间教室里开会，张JY坐在门口监督。所有的老师都不敢说话，怕说错一个字，日后遭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惩罚，或许现场就遭到毒打、转送劳改队关押。

现场鸦雀无声，空气似乎已经凝固。只见张JY站起来气哼哼地说：“沉默就是对抗，都他妈找打呢！”在张JY的反复催促下，无奈之中所有的老师推举丁德泗老师和另外一位丈夫是现役空军的女老师代表大家发言。老师们说，丁老师是转业军人，政治上最可靠；那位女老师是军属，政治上也没问题，他们代表大家说最合适。女老师的丈夫和丁老师也认识，女老师说：“还是让丁德泗老师一个人说吧，他政治上可靠，语言能力又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的没关系。”

为给所有在场的老师们解围，丁德泗老师说话了。他首先表示“红卫兵是新生事物，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我们这些老师都支持”，紧接着又说了两句实话，“革命行动是好的，但是要注意政策，不要骂人打人，最好不要破坏公共财物，红卫兵以及为红卫兵干事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散会后，老师们纷纷走出教室，丁老师走到门口时，张JY扯着哑嗓子说：“你他妈的这是污蔑毛主席的红卫兵，你等着瞧！"

第二天早晨，在学校食堂门边的墙上，红卫兵用大字报贴出通令，“勒令丁德泗早上八点钟到劳改队报道”，早先贴在墙上的通告上，劳改队分为三级队员的名单下面，又新添加了一行字“四级劳改队员丁德泗”。

师大二附中非法关押老师的劳改队管理严格，老师们被红卫兵分为三级：“一般问题”的老师即“三级”；“二级”则是“罪过”多一些，如“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封资修代表人物”等；“一级”可是了不得，那是“罪大恶极”，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即是一级一号。

丁老师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个人也没有问题，只是“说错了一句话”，就是让红卫兵不要打人和破坏国家财产，不属于劳改队三级中的任何一级。于是红卫兵头头开动脑筋，专为他设立了一个“四级劳改”，勒令他马上去劳改队报道。

丁老师看到了贴在墙上的通告，也看到了等候在通告旁的几个初一、初二的红卫兵。当那几个红卫兵企图把丁老师押解到劳改队时，丁老师据理力争，拒绝去劳改队，并谴责他们的行动是侵犯人权，是违法的。

辩论正激烈，又来了以刘C为首的六个身高力大的高中红卫兵，想要强行把丁老师押进劳改队，丁老师一边和他们讲道理，一边摆脱他们的拉扯。突然，他的后背被人狠狠击打了一下，他回头看到的是他教过的一个女生——我们班的鲁ZZ，一个他重点培养的“外语尖子”，一直被他认为听力、发音都很好的学生，如果不是文革开始，是计划送到外语学校培养的。自己钟爱的学生居然带头打老师，丁老师的心顿时凉了。好在没有人跟着下手继续打丁老师，这是丁老师在文革期间唯一一次挨打，有几个喜欢体育运动的红卫兵在现场还算是护着丁老师。

进入劳改队第一件事是剃头，有个初中的红卫兵拿着个推子问高中负责的红卫兵：“是剃个秃瓢（光头）、还是阴阳头？”丁老师拒绝剃头，那个高中的红卫兵问丁老师:“你有钱吗？”“我有”，于是他安排初中红卫兵看着丁老师去北太平庄理发馆剪去原来的发型，剃成了寸头。

丁老师被红卫兵看押着理发回来，正好赶上学校吃中午饭，关在劳改队的人要排着队出来，站在食堂门口排成一排，一起齐声高唱“牛鬼蛇神歌”。红卫兵让丁老师也站到队伍当中，丁老师1.8米多是身材最高的，他挺胸昂首站在了第一个。当整个劳改队齐声唱“牛鬼蛇神歌”的时候，丁老师没有张嘴，红卫兵要求他唱，他坚决不唱，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教师，我是空军预备役军官”。在场的红卫兵没有难为他，他没有唱歌也没有认错，只是说“我不饿不想吃饭”，默默地走进了劳改队关押地——以前的教师小食堂。

在劳改队里，丁老师看到那些被打伤的同事，他感觉到不能继续待下去，红卫兵关押他的行为不是什么误会，这是迫害。关在这里不仅是对自己人格上的侮辱，对转业军人的侮辱，也是对人民军队的侮辱。如果继续被关在劳改队里，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于是，丁老师决定逃走。

那天天气很热，中午他趁着看守的红卫兵打盹的时候，悄悄溜出劳改队。通往学校大门的甬道上没有一个人，以前在部队练习过匍匐前进，为避免甬道两边屋内的人隔窗看到，于是他采用下蹲式前行的方式，迅速溜出了校门。马路上两侧没有来往的汽车，他三步并作两步穿过马路，隐藏在马路边的雨水沟中（当时从豁口通往北太平庄的马路两侧没有下水道，路两边都是60CM深的雨水沟）。丁老师潜伏在雨水沟里慢慢向22路汽车站挪动，没过一会儿，贴着地面看到了开过来的22路公共汽车，他没有动，依旧保持潜伏姿势。当汽车进站后，车上的人下来了，等车的人也上了车，就在车门即将关闭的那一霎间，他突然跃出雨水沟，一个箭步蹿上了公共汽车，只听见那个门“砰”的一声关上，车开走了，丁老师长吁了一口气，总算逃出虎口，脱险成功。

当时丁老师是单身，用公用电话给和自己在师大女附中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叫张静芬老师打去电话，约张老师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见面，准备当面讲述自己的遭遇和逃亡的想法，张老师不顾个人安危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和丁老师见面，亲手交给了丁老师自己攒下的全国通用粮票和手里的全部现金，资助丁老师逃亡……。早在8月9日，师大女附中党委书记副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匿名唁函。这是第一份记录卞仲耘遇害真相的文字就是张静芬老师寄给他的……。

当时中国人没有身份证，只有户口本，为了拿到有国防部长林彪签字的兵役证（预备役军官证），和其它能够证明身份的材料，丁老师不得不回到西单附近的家中，同时换上久违了的旧军装。

忽然，街上一片嘈杂声传来，他没有立即走出家门，默默地等待着直到四周慢慢静了下来。此时如果走前门，可能被巡逻的红卫兵现场抓住，他决定从后墙跳出院子。

他爬上后墙头，刚刚露出半个身子，一队“破四旧”凯旋归来的红卫兵正好经过，看到有一个人要跳墙，于是十几个红卫兵围了过来。丁老师觉得眼前这些红卫兵很面生，不像二附中的红卫兵，便和他们解释，从墙上把他的预备役军官证扔了下去，红卫兵看了之后把他带到了二龙路派出所。

派出所里，丁老师向警察说明情况，警察说：“我们早就接到命令，不便过问红卫兵的事，你既然是我们派出所管片的居民，我们现在就可以让你走了。”

出了派出所，找自己原来的空军部队，空军的同志还记得他，很同情他，可是当时部队没办法介入地方文革，只能建议他去找北京市新市委。

后来，丁老师先后找过中央文革接待站、国务院接待站，都不能解决问题。在街上躲藏了两天两夜之后，找到新市委，又让他去西城区委，最后他来到了西城区委所在地。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有一个部队的联络组刚刚进驻到西城区，在西城区武装部有一个军队联络站，他去了那个联络站，毕竟都是当兵的人，和当过兵的人很容易交谈和交流。联络站帮助他联系上了新上任的西城区领导王定华，王定华了解情况后给师大二附中红卫兵头头贾YY打电话，“空军方面说丁德泗在部队政治上没有问题，提出要求不允许（红卫兵）打丁德泗”，贾YY答应了。

丁德泗老师8月26日回到学校，刚到学校就听到一个高中红卫兵说“昨天我们学校死了三个人，丁老师询问其他被非法关押在劳改队的老师，得到证实后，他偷偷溜到学校大门口，没有选择个人再次逃亡，而是勇敢地躲在传达室，悄悄地在传达室老张师傅和其他老师的掩护下，拨通了王定华办公室的电话，把打死人的情况如实汇报。当丁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跟在后面，他是加入了红卫兵的教师，工人出身，原来他奉命一直在跟踪。他发现丁老师打电话向上级反映情况，就说：“老丁啊老丁，你他妈的，你还敢告……” 丁老师还真有点不怕死啊，继续拨打电话，在场的人都为丁老师捏着一把汗。幸好，那位教师红卫兵守住了做人的底线，没有向红卫兵头头们报告。（疫情爆发前，我与这位参加过红卫兵的老师见过面，一起吃饭）

那天，丁老师11点钟打的电话，12点半受王定华委派，驻西城区武装部的一队解放军共5人来到二附中了解情况，并找红卫兵头头谈话，红卫兵在二附中疯狂残杀生命的现象受到了一定的制止，吴梅扎、刘阳明等老师陆续走出了劳改队，丁德泗老师也终于结束了逃亡的日子！

丁德泗是学校中第一批被平反的教师，平反后与张老师喜结良缘。

在英语教学方面，丁德泗老师更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中美建交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档面对全国播音的英语教学节目，是有一位外国专家，并一位中国英语教师共同播音主持的，这一位中国英语教师就是丁德泗老师。

当时下放在山东、内蒙、黑龙江等地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和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一些人听着丁老师的英语教学播音，以书信方式向丁老师请教问题，其中有不少知青在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结束知青生活回归城市，还有一些考上了公费出国留学或自费留学，回国后成了科技、教育、经济等方面的领军人物。

退而不休的丁德泗老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邀请的第一个美国教育代表团来访，教育部委派丁老师为中国教师代表负责接待美国代表团。

他不辞劳苦为我国英语专业院系培养、输送中学优秀毕业生；主动发现、培养青年教师；在中美学术交流期间，还通过他建立了中美中学生学术交流通道。

我们班同学看望丁老师

2014年1月12日，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零下9度，两位 85岁的老教师丁德泗和老伴张静芬冒着严寒从昌平的西三旗坐车进城来到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参加“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张静芬老师那些日子患重感冒，连续输液5天，不得不停下输液，参加这个会，和老三届学生见面，是她盼望已久的。50年代初毕业于北大，一直在女附中教语文的张静芬老师是到会女教师中最年长的，同时也是师大女附中文革的见证者之一。

前排左是丁德泗老师、右侧是张静芬老师，后排中间是宋彬彬，右侧是刘进。

住在敬老院中的丁德泗老师

田凤程、七五届高中毕业生韩根培看望丁德泗老师和他的夫人师大女附中中文老师张静芬。

住在敬老院中的丁老师夫妇，每个星期都有学生去探望他们。

90岁高龄的张素芬老师和95岁高龄的丁老师因病先后离世，让我们深感痛心。丁老师、张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们对教育的热爱、对学生的关怀，将激励我们继续前行，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光发热，传承丁老师、张老师的遗志，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朝鲜战场，英姿青年；

三尺讲台，变身教员；

文革遭受，不白之冤；

十年过去，春风重现；

漂洋过海，学问为先；

重执教鞭，子弟万千；

晚年尚健，康养颐年；

“九五”寿终，后辈皆念。

丁老师安息吧！

六七届毕业生王明超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