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

有话直说

      前一段去靖边寻门户，终于见到了满头白发的本家大婶 ——白爱英，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她今年八十多了，耳聋眼花，身子骨里还带着抖索的老毛病，大叔刚刚去世，她脸上明显有抹不去的忧伤。许是是病痛或忧伤,许是身体不由的抖动让她不好意思，又或许是快四十年没见早忘了我这个当年不起眼的学生，再或是农村老人骨子里那点“隔辈人不好亲近”的老思想—— 当我热情地握住她的手，问起她的近况时，她只是木讷地接应着，眼神躲闪，还透着股说不出的拘束。

      可今天，举国都在感念师恩的日子里，细数这辈子遇到的老师，最该被郑重记录的，还是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陕北农村，日子过得紧巴，可教育的火苗却没断。那会儿不像现在，至少每个大队都有学校。我们大队有两处：一处是邻村石窑台的“学前班”，说白了就是给娃娃们搭个启蒙的窝；另一处是正经的下山小学。不记得，我在石窑台混了半年还是一年，就升到了下山小学，当时学校有六个老师，全是民办的，就白老师一个女的。大概是女人天生的温柔细致，她自然就成了我们这群刚从野地里“收回来”娃娃的“过渡班”老师，带着我们从疯跑打闹的顽童，慢慢蜕成坐得住板凳的小学生。她只教了我一二年级，却像把种子埋进了土里，让我后来能稳稳当当地走在求学路上。

　　她的认真，是磨出来的韧。那会儿农村娃野啊，上课铃响了还在教室外边追着跑，作业本上的字写得像鸡爪刨过，课本能被撕成纸片儿玩。白老师不像其他男老师一样叫骂着催赶，而是上课前总站在教室门口，笑眯眯地瞅着我们，再轻轻拍手：“块进来，咱上课啦。”谁的字歪歪扭扭，她就握着那只沾着粉笔灰的手，一笔一划地教；谁把课本弄坏了，她就用糨糊小心翼翼地粘好，还回来时，总不忘说句：“书本就是拦羊的铲子，要爱护着用。”特别是给我们这帮野孩子教拼音，没有耐心真教不会。因为包括老师在内，都说得是土话，孩子们更是从小学得就是土话，所以一开始学拼音，说普通话就很难。有些字母发音不准，前后鼻音分不清。那个年代，没有教学卡片，没有挂图，更没有电视，压根儿就没见过怎么说普通话的人。一节课就教几个字母，先写在黑板上，一个个给我们念，讲出发音技巧，并给出每个字母土话的对应念法，然后跟着老师集体念，一个个抽查念。有些学生上课念不会，下个带到教室继续念。就这样，“脑子是个总片片”的孩子还能闹出xie是hai（陕北教“鞋”是“孩”）的笑话，让老师哭笑不得。

就这么磨了两年，我们这群当年上树掏鸟、下河摸蛤蟆的“野猴子”，居然真的能安安稳稳坐满一节课，作业本上也能看出个章法了。现在想想，幸亏当时我们有白老师那种认真、踏实和耐心的“幼小衔接”的好老师，不然我们很多学生连二年级都坚持不下来。从这点来讲，她对我们当时的那个小山村有多大的贡献啊。

       她的善良，是渗出来的暖。那时候我们上学其实不远，大约不到两公里，但全是直上直下的山村小路，路线是从我们的半山村下到沟底，从沟底爬到上顶，再山顶下到半山腰的学校。每天早上9点到校，下午3点放学，中午不回家。现在想，那时候我们上学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每天来回路上的安全。因为路窄、路陡不算，还要过石畔、过河、过陡峭山腰的小路，不说天阴下雨，就平常日子，小孩子好动，一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大人们哪能顾了那么多，只要送到学校就算很开明的家长了（部分孩子还要在家带更小的孩子）。我们小孩子到无所谓，习以为常，但老师怎能放心？所以白老师他们（她男人我叔也是老师）每天上学和放学就成了我们的最权威的“路队长”了，一方面他们也要回家务劳他们的庄稼，另一方面自然监管了我们的道路安全。如果他们不监管，我们很多娃娃在放学回来为省劲，溜灌肠瓶到沟底的那个约60米长、坡度为70度的滑坡。现在想，如果没他们的严格管制，从那么长，那么陡的坡上失控载下去，那还有命！二是每天下午太饥饿。那时候谁家都不宽裕，常有娃带不起干粮，饿到下午脸发白。白老师总能瞅见，从自己的布包里掏出个窝窝头，悄悄塞给娃。那时只要是有病或家里有事，请个假就不能去学校了，第二天到校后，白老师首先是叫到办公室给补课，直到听懂为止。她从不说啥大道理，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好，像春天的雨，悄无声息地滋润着我们的心。

       她的鼓励，是点亮的光。记得从石窑台半年学前班后到下山小学的第一天，报名的张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由于环节陌生又胆小，我回答声音太低，老师听不清，他生气地摔过一张纸，让我把名字写在上面，结果我把自己名字的“张守平”三个字写错两个，“张”字最后一撇多了一点，“守”字最后一点写得像一横，这下惹怒了报名老师，破口大骂：“修你大的筋了，念了一年的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虽说还是小孩，但在大家的哄堂大笑中，羞愧地就差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这时，旁边的白老师插话道：“吼什么吼？娃还小，以后改过来就好，咱娃手巧，以后准能写得又对又好”。就这一句，不但极大地安慰了我幼小的自尊心，更让我后来写字总格外上心，好像真怕辜负了她那句“手巧”的鼓励。农村娃大多腼腆，上课提问时，就算会也不敢举手，憋得脸通红。白老师从不硬逼，总是弯着腰，眼睛亮亮地看着你：“没事，说错了老师也不怪你，大胆说。”

       特别是她给我们宣读雷锋故事那一回，当她读到雷锋“家里人受不住苦难的折磨接连死去，只剩下幼小的雷锋和他的母亲，可他的母亲最后还是抛下雷锋一人上吊自杀”段落时，实在无法宣读下去，声泪俱下.....，最后她哽咽着说：就这样贫苦的孩子，他怀着感恩的心，不断努力，不断奉献，成为我们一代人的精神楷模。而我们虽然也枯焦，但与雷锋比起来算个啥？所以我们要向雷锋学习，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我们也一定会走出大山，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就这段话，似乎永远激励着我。

       可这样一位把心都扑在娃们身上的老师，当了二十多年民办教师，终究没能转正，退休后也未得到半分补偿。或许是当年错过了机会，或许是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她不愿给国家添麻烦。

      如今都说“尊师重教”，可我们不该忘了，当年那些在黄土坡上，一边扛着锄头种地，一边握着粉笔教书的民办老师。没有他们，农村的教育普及就是句空话；没有他们，多少像我这样的农村娃，怕连走出大山的门都摸不着。

       白老师，大婶，您当年或许不经意的举动和话语，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都记着呢。祝您好好的，就像当年您望着我们时，眼里那片暖暖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