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变法激流中王安石、司马光与苏轼的君子之争小议

明月如洗

　　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天朝北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之间恩怨情仇、是非纠葛的错综关系，真正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确实篡是北宋历史上一段非常引人入胜的篇章。他们虽然在政治舞台上针锋相对，但在私人领域却保持着难得的尊重和欣赏，展现了古代士大夫“君子和而不同”的风范。

根据标题的限定，先来说说这三人在政治上的建树。说到这个问题，不能回避的就是“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反对变法”这场著名的历史公案。

“变法”与“反变法”的历史背景大致是这样的，北宋中期，虽然文化昌盛，但国家面临严重危机。首先是“积贫”，财政连年赤字，国库空虚；其次是“积弱”，宋朝对辽和西夏输纳岁币，军事上屡遭败绩；再次是“三冗”，分别是冗官、冗兵、冗费。“三冗”问题极其严重，官僚系统臃肿低效，百万军队战斗力低下，北宋王朝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不堪重负。

宋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希望富国强兵。他启用极具改革思想的王安石，拉开了变法的序幕。

王安石的核心理念是“理财为先”，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刺激生产，在不增加平民赋税的前提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其主要措施包括“青苗法”（政府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贷款，收获后偿还，旨在打击高利贷，增加政府收入）、募役法（民户可交纳免役钱代替亲自服徭役，由政府雇人服役，旨在减轻农民负担，保证生产，同时增收）、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市场法”（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平抑物价，打击商人垄断）、保甲法（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民兵联防，增强地方治安并节省军费）。

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贵族们的极力反对。司马光是传统儒家的代表，其思想核心是“守常”与“仁政”。他反对变法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诸如新法“与民争利”，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只要萧规曹随就足够了，另外王安石的在实践中出许多弊端，司马光俩“实践弊端他猛烈抨击新法在实际执行中严重走样。他认为“好的意图”导致了“坏的结果”，他特别强调君主应该“重义轻利”，君主应靠节俭和德行来治理天下，而非追逐财利。

简单分析一下，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本质上是一场 “理想主义改革家”与 “现实主义保守派”的路线之争，两人各有其得失，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

根本原因在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分歧，史书说他们是“所操之术异故也” 。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见分歧，根源在于他们治国理念的根本不同。

王安石是一位激进的“国家主义者。他力图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政策（如青苗法、市易法）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为北宋开辟财源，富国强兵。

司马光则是一位“民本主义者”。他认为国家不应与民争利，主张恪守传统伦理和统治秩序，推崇“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革。

而苏轼，在政治上更像一个务实主义者”。他看到了社会的积弊，但也敏锐地察觉到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青苗法变成强制借贷），因此对变法提出批评。但在司马光尽废新法时，他又能依据实际情况，反对全盘否定新法，展现了他不盲从的独立政见。

　　下面讲入这篇短文的第二部分，这几位杰出人物的“私谊与风范”

尽管政治斗争激烈，但并未使他们的私人关系彻底破裂，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彰显其人格魅力的佳话。

1.王安石与司马光

两人早年同朝为官，私交甚笃，与吕公著、韩维并称“嘉祐四友”。即便后来因变法势同水火，但在人格上仍互相信任。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王安石则称司马光为“君子人也”。他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理念，如生活简朴、不慕名利、不纳小妾等。

2.王安石与苏轼：

苏轼因反对新法被贬，后又因“乌台诗案”身陷囹圄，性命堪忧。此时，已罢相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营救，直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途经江宁时，特地拜访退休的王安石。两人抛开政见，诗文唱和，畅谈佛学，惺惺相惜。

3.“苏轼与司马光”：

司马光曾是苏轼兄弟的主考官，按照科举惯例，苏轼兄弟应该算是司马光的“门生”，与苏家有着“持续二十年的友谊”。司马光去世后，苏轼饱含感情地为其撰写了《司马温公行状》，并奉旨为司马光撰写了神道碑文（即后来的“杏花碑”），文中称赞他“公亦无我，惟民是度”。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的现代启示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之间的交往，为我们提供了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思考维度

1. 政见与人格可以分离。

他们的这种特别的交往深刻诠释了“君子和而不同”。在政治问题上，他们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看到对方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上的闪光点。

2.争论的焦点是“公义”而非“私利”。

他们的争论核心是治国理念的路径分歧，即何种方式才能真正有利于国家与百姓（尽管他们对“利”的定义不同），而非为了个人权势或集团利益。这种基于理念的争斗，与后世纯粹的利益党争有本质区别。

3.宽容与理性的珍贵。

尽管他们的争执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争，但他们在纷争过程中所展现的相互尊重、不进行人身攻击的底线（例如司马光竭力反对给王安石扣上“奸邪”的帽子），在今天看来依然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