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有成效的涉外工作

凡夫子

协外工作也是生产技术管理部门，一项十分重要工作，有些工作必然与外界有所交集，必须要面对的。我在生产技术科的几年中，除了完成指导野外施工，仪器设备，参与资料处理，资料解释把关外，也还完成了一些其他工作，干了几件并不熟悉且很坐蜡的事，算是不辱使命的完成了任务，起到了救火作用，为领导分了忧。
一、终止与地球物理所合作项目
1973年冬，我从2276地震队调到生产技术科不久，高升有指挥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代表地调指挥部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出一趟差，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领导，讨论终止一个技术合作项目。高指挥向我简要介绍了项目合作的一些情况，海洋一大队与他们共同开展地震子波研究，考虑到一大队这项研究还提不上日程，而且指挥部也无法抽出技术力量配合，无力继续合作下去，希望终止合同，他希望我用婉转的意思向他们表明清楚。
我当时就觉得比较难办，有些坐蜡，但我并没有表示出来，只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下来我经过认真考虑，有必要去一趟塘沽一大队，翔实了解合作项目的情况，通过与一大队领导王佩智沟通，摸清了情况，心里塌实了许多，我就只身从塘沽直接去北京了。 渤海海上三维地震勘探作业现场 到地球物理所后，我首先去拜访该所老前辈、副所长、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先生，我原来在天津市地震局工作过一段时间，曾访问过他，并当面请教过一些天然地震问题，与他交谈过很长时间，我们有一面之交；他为人厚道，平易近人，非常便于相处，向他说明了来意，希望他给予帮助，顾院士也很直率地告诉我，现在地球物理所是三结合的领导（指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工人参沙子），他已不管所里的事情，所里的工作都由革委会鲁主任（她是造反派头头）管，如今所里的工作并不正常，如果你们有困难向她解释清楚，要停止项目合作，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中国地球物理界老前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我硬着头皮去与国内学术研究，最高的地球物理研究所领导谈判。我进入鲁主任办公室向她表示来意，当我坐下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好象坐飞机突然下降失重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当我坐稳时才缓过劲来，想到这种皮沙发是充气沙发，当人坐下时沙发被压，坐垫下压迅速放气，人就感到失重一样，有点不适应，真可算刘姥姥进了大观圆，不知所措了。
首先介绍我受大港地调指挥部，高升有指挥委托来贵所商谈项目合作事宜。我把项目的现况、项目的可行性、与项目有关的问题、我方的困难、我方的打算等向她作了阐述，并与她进行了一些讨论，她听得很认真，并没有对我提出终止研究合作的意向提出异议或不满，却表示非常理解我方存在的实际困难，同意终止合同，而且还很客气地希望以后还能再合作，我表示非常感谢她的接待和大度。事后我想大概她对合作的技术问题并不甚了解，或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谈判顺利。
这次我算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回指挥部向高升有指挥作了汇报，他感到满意，说任务完成的不错。
二、终止与电工研究所合作项目
半年后，我又一次接受高升有指挥的指示，去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讨论终止与海上一大队共同研制海里电火花震源合同。
海洋地震勘探的电火花震源，与一大队合作研究了多年，作为地震勘探的震源方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的，也已成功地获得了可以使用的地震资料，也在渤海中用电火花作震源，已成功的完成了数千公里的地震剖面，在地质研究工作中得到了应用，已经为渤海的石油勘探作出了贡献。
但是随着勘探工作地深入，电火花作为海上地震勘探震源越来越发现了不足，很不适应日益发展需要。首先是电火花子波与地震反射波有明显差异，再则激发能量明显不足，满足不了深层、基底反射的勘探需要，特别是渤海这样深大坳陷区，沉积岩巨厚，得不到深层反射资料，探测不到盆地基底，就等于完不成地质任务，而造成巨大浪费。
我又一次专程去塘沽一大队，静下心来认真翻看了所作的真实地震剖面，并与一大队领导黄佩智和其他地质家，共同讨论了这些地震剖面的应用价值。实际资料说明原来完成的那数千公里地震剖面，震源能量明显不足，深层地震反射很差，确实完不成地质任务，全都没有真正的使用价值，必须推倒重做。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必须终止进一步的研究，以免造成更大浪费。
我以一名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带有足够的地震剖面资料与电工所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以讨论的方式进行，我以地质家使用地震资料研究地质问题为突破口，论证这些资料的严重缺陷，完不成地质任务的情况，并结合国外地震震源发展的趋势进行论证。
我这次与他们的研讨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得到他们的认可，为后来双方彻底终止该项目研究奠定了基础，也并没有因这次终止合作而影响两家的合作关系。 参与和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合作研制，陆上地震勘探电火花震源，右边是我方负责人于炯生高级工程师，左是樊开意。 虽然电火花已经退出了渤海地震勘探，但作为震源在大港地调指挥部的部分技术人员中仍然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陆上地表条件异常复杂，利用炸药震源将越来越受到限制，如果电火花震源作为辅助或专作地震测井的震源也可能是一条出路。
在这种意见的影响下，指挥部决定派我再次与电工所商谈，促成再次合作试验陆上电火花震源。指挥部成立了以于炯生同志为主的试验组，从1975年开始进行了近两年的试验。它的原理是把电极放在盛满水的能量转换器里，使电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能量作为震源，从电压的大小，到（转换器）震源罩的形状，以及定点试验，再到在大港的马鹏口进行剖面段的试验，因为这里地层沉积稳定，地质现象简单，表层地质条件单一，最容易获得地震资料。作了多次叠加试验，即十二次垂直叠加和十二次水平叠加试验，试验成功的获得了地震反射资料。
但试验资料的分析结果，仍然和海上作地震勘探获得的结论是一致的，即震源能量太弱，仍无法在石油勘探中使用。如果只专用于地震测井，设备也过于庞大，使用价值又太局限，最后仍被放弃。
我觉得作为一种非炸药震源用于勘探目的层比较浅，比如用于勘探煤层应该说还是有前途的。
三、接收法国进口地震仪计算机
大量的地震勘探实践，石油部领导意识到我国地震勘探的装备落后状况，决定大量进口法国数字地震仪和电子计算机，逐步对地震勘探装备换装，提高地震勘探技术水平，一方面由专门人员与法国进行谈判，同时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培训，为接收仪器设备和使用这些设备准备技术人才。
大港地调指挥部也按石油部的部署抽调人员，从一、二、三大队、研究大队和仪修站抽人，1974年第二季度在原北京石油学院地质搂学习，与全国各大油田的技术人员共同接受培训。 地调指挥部也按石油部的部署抽调人员，1974年第二季度在原北京石油学院地质搂，与全国各大油田的技术人员共同接受数字地震仪和电子计算机培训，为接收仪器作准备。参加培训的其中有殷八斤高级工程师（右一），和姜俐生（左一），中间者是殷八斤夫人。 大港地调指挥部参加学习的人中，有我爱人姜俐生，主要学习计算机硬件，还有众多学习计算机软件和数字地震仪的人。除此以外，地调指挥部还从各大队，抽调了部分技术干部去北京大学学习信息处理技术。
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和姜俐生的学习，在爱人整个学习、接机、验收期间，把两个儿子送回了老家，而我身边还留有女儿，我一方面承受着繁重的工作及下小队工作，同时还要照顾女儿上学和生活，在这样的艰难的情况下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1975年 3月间，石油部在原北京石油学院地质搂召开会议，研究法国进口仪器设备的分配方案；大港地调由徐守谦副指挥和我出席，根据这次会议对法国进口仪器的分配方案，大港地调分得三台SN338数字地震仪（其中一台先给西安仪器厂作解剖、研究使用，然后再给大港地调使用），一台数字地震测井仪，一台130中型电子计算机，后来该型计算机没有到货，换成了1704小型计算机。这是第一批进口仪器设备，三年后又一次大量进口设备，逐渐更换了全部落后的磁带地震仪器。
1975年9月间进口设备陆续到达，按石油部与法国方面达成的协议，数字地震测井仪由大港地调进行试验验收，地调指挥部组成了以徐守谦副指挥为首的验收组，成员4人和一个地震队。其中技术问题由我负责，还有在北京学习归来数字地震测井仪操作员，学习操作，调度长负责后勤及各方面的支持，并负责与钻井队和电测井队的联络，再加上一个地震队参加地震测井施工，翻译是由石油部外事局的翻译承担。测井仪器验收试验，在大港油田板桥地区刚完钻的井上进行。
数字地震测井仪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震源、井下仪器、和地面测井记录仪器。
震源是一只空气枪，工作时还需空气压缩机配合，按法方要求气枪在9-12米水池中激发，根据这一要求，我们一些同志认为还不如用地震钻机钻一口9-12米深、口径比气枪更大的炮井，把气枪吊入井中在10米左右激发比较好；法国的仪器工程师也觉得应该可以，在我们按这一思路准备好了后，进行试验，结果气枪一响，井中的泥浆柱连同气枪一喷而出，气枪狠狠的砸在了地面，结果失败了。
后来动用大型挖土机在爆炸点挖一个5米见方、深为5米以上的水坑，气枪在水坑中激发，试验结果是成功的，在后来的测井工作中，就是用的这种办法。据我分析，气枪在井中激发后由于井孔太小，激发能量非常集中，周围又没有释放能量的空间，由于向下能量的反作用，气枪只能喷出地面，根本不能连续工作。
地震测井的井下仪器，外形上与国产的声波、感应的井下仪器相似，检波器是封闭在仪器壳里，与国产井下检波器最大不同是有一个扶正器，也就是在仪器壳里有一液压装置，工作时通过液压装置伸出一条腿，将仪器撑住并紧靠井壁，这样仪器稳定性很好，提高了测井效果。但由于一般的探井是裸眼井，这种伸出的这条腿会对井眼会造成影响，容易引起井壁坍塌，所以一般的井队和电测井队都害怕这种测井方式。
地面测井记录器是测井、获得资料的核心，由仪器操作面板、数字记录系统、磁带机和监视系统组成。
在测井试验过程中，我和中方操作员及法国工程师一直在仪器车里监视着测井的全过程，当第一炮监视记录拿出来后，法国工程师看了一眼并点了点头，把记录交给我，还用眼神盯着我，通过翻译对我说：“怎么样，OK!”。
这个眼神给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得懂这个监视记录吗？好象我们中国的技术人员看不懂这种记录，不知道这张记录能说明什么问题，我接过监视记录，仔细看了一下，很快请翻译把我的话翻译给他：“祝贺你成功的获得了第一张测井记录，我认为（我用手指着记录的初至波）初至波太圆滑、不干脆，这会严重影响人们读取初至波的时间精度，如果初至波的前后有抖动更是不行的，这与仪器因数的选择和震源能量配合有关，需要再选择一下仪器因数和气枪能量”。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说：“OK，你的眼睛非常厉害，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与我握了握手，低下头在仪器面板上，作了些因数调整，又放了一炮，我看了记录比上一张记录有改正，我点了点头，告诉他可以。以后的测量十分顺利。
在中午吃饭时，我请他吃从指挥部送来的午餐，即米饭和两菜一汤，即土豆炖牛肉、鱼香肉丝、和鸡蛋汤，他非常满意，他说很好吃，并伸出大拇指。
其实他吃的并不多，又集中精力工作了，我赞赏他的工作态度，在工作过程中，我们还讨论了一些技术问题，有说有笑，合作得很愉快，比较满意地完成了试验验收。
通过试验，我认为仪器的设计很有特色，特别是井下仪器，获得的资料是比较好的，它获得的资料比以往我国的模拟地震测井仪获得的资料质量有很大提高，而且还可以作反复数字处理。
由于大港油田地调指挥部有了这套仪器，为了在油田尽可能多的测一些井，获得尽可能多的速度资料，在仪修站里成立了一个地震测井队，为大港油田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测井速度资料，为提高地震勘探精度作出了贡献。
在这以后的地震测井时都是由我指导，因为我熟悉地震测井的全过程，也与电测井队（需要用他们的电缆车配合）有良好的关系，因为我在测井队工作过，这时的电测站对我已完全改变看法，不再把我当成被改造者了，都非常亲切的称呼“樊总！”，真是时过境天了！
四、接收仪器厂解剖数字地震仪
给西安仪器厂作解剖用的哪台SN338地震仪，在西安仪器厂解剖任务完成后，于1975年底复原成功，石油部通知大港地调指挥部去西安把仪器接收回来。地调指挥部领导派我带操作员和司机去西安接收仪器。
我带操作员和司机，于1976年元月3日到达西安仪器厂，我的任务是验收和接收这台被解剖过的仪器，首先要测试被恢复的仪器性能指标是否达到原仪器的性能，在性能达到原仪器水平的原则下才能接收。 这是法国进口的SN338数字地震仪的操作、测试、维修手册，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我在西安仪器厂，首先认真、仔细检查西安仪器厂提供的全套性能测试资料，而后我请西安仪器厂技术人员，当着他们的领导和我的面，现场对各箱体及总体指标作了测试，我又让我们的操作员自己录取一套测试资料，进行对比；结果证明仪器恢复的不错，性能没有受到影响，我在仪器接收单上签字同意接收，同时通知操作员和司机，把仪器车从西安开回大港。
在西安期间，我和西安仪器厂领导和技术人员有很好的配合，讨论气氛友好和谐，任务完成顺利。仪器厂领导不仅给了我生活和工作上的全力支持，而且在空闲时间由专人陪同，参观了西安的半坡遗址博物馆、西安碑林、大雁塔等名胜古迹，领略了中华民族源源流长的历史和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我为西安古老文化而叹服、自豪。
这次西安出差有幸见到了，分别近15年的吕肃娜同学和矿407班的刘惠群同学（我曾当过王均中和她传递信息的信使），同学见面甚是高兴，他们都给与了我热情款待。一年后吕肃娜同学还出差来到大港地调考察地震仪器使用情况，我们再一次欢聚。
这次出差令我最难忘永记在心，是一月八日早晨新闻联播中传出低微的哀乐声，广播员用低沉、悲痛的情感，广播着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听广播的人们都呆住了，不知所措，由于我在西安的任务已经完成，于一月十日离西安十一日回到北京。
到京后立即去石油部勘探司，向物探处处长潘舒琪汇报情况。这时的办公室里没有人工作，都在做花圈，勘探司的陈效琪告诉我，一会儿去天安门吊唁周总理，并要我一起去，我从他们那儿拿了黑布袖，戴上白花和他们一起乘车去天安门。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悲痛之际，北京市及全国各族人民纷纷涌向天安门，悼唁周总理，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白花的海洋。 从石油部六部炕出来过了豁口，就可以看到吊唁周总理的队伍接连不断，特别是快到天安门时，队伍更是多得不得了，有走路抬着花圈的，有骑自行车抬花圈的，还有汽车载着花的什么都有。有大队伍，也有小队伍，还有三五成群和单个的。花圈各种大小都有，有纸花圈，有用花草作成的，还有铁花圈，天安门周围所有的建筑物、树上及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全是一层又一层的花圈。有喊着口号，也有饱含泪水的。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人非常非常多，天安门广场是人的海洋，是白花的海洋。
我们石油部机关吊唁的队伍，缓缓列队等待，等待，再慢慢进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默哀、宣誓。在天安门广场除了这种吊唁仪式外，更多的是小字报形式的悼词、诗歌、即兴演讲，都是针对“四人帮”的，这是对周总理的悼念，更是对“四人帮”的讨伐。现在回忆起这一幕，就好象如昨日一样，久久不能忘怀，这是人民对总理怀念，任何力量也是压制不住的。
五、搁置合作研制遥测地震仪
1976年还参与一件值得研究的大事，即酝酿与长沙无线电厂合作研制无线电遥测地震仪。
地震勘探实现了多次覆盖施工，地震勘探的精度有很大提高，不管是模拟仪器还是数字仪器，都没有改变有线传输地震讯号，那样笨重的装备带来笨重劳动，因此，指挥部有部分技术干部认为，应在数字地震仪的基础上实现无线传输，即开始研制遥测地震仪，彻底改变有线传输带来的弊端。应该说大港地调指挥部的技术干部，是有敢想敢干，富有创新精神的，不是目光短浅安于守旧，而是很有远见。
长沙无线电厂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厂长带领下来到大港油田地调指挥部，了解地震仪器升级问题，也想了解地震仪器的工作原理，以增加他们的感性认识，达到到心里有数的目地。
地调指挥部让李国梁主任工程师和我予以接待，我向他们全面介绍了地震勘探的全过程，地震仪接收地震信号原理和地震仪器性能要求；他们听后自认为有技术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希望我们派人去考察，并与他们具体讨论有关合作事宜；李国梁工程师表示很高兴能与有实力厂家进行合作，表示愿意派人先去考察他们的技术实力，在考察的基础上再决定合作问题。
1976年4月间，指挥部派我和仪修站的陈其威同志去长沙无线电厂进行考察。在长沙期间，我们和该厂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细致讨论，首先由我介绍地震勘探的简单原理、野外施工方法、对地震仪器设计的技术要求等。陈其威具体对法国SN338数字地震仪的线路原理，进行比较详细介绍，对如何实现无线传输可能存在问题、难点提出了他的看法，对仪器的复杂程度、要求精度交了底，总之比较全面系统地作了介绍。
长沙无线电厂领导，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技术设计能力、设计生产产品、生产工艺等。在听了他们的介绍后的讨论中，我明显发现他们对遥测地震仪的了解、认识、复杂性、精度要求等方面认识，显然估计不足；他们反复强调他们有很强的设计和生产能力，但在我俩看来，他们毕竟生产的仅仅是半导体收音机之类，比较简单的电子产品，而且他们从没有接触过地震仪器这样复杂、精度要求甚高的高、精、尖的大型电子仪器设备，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经验。
他们带我俩参观了他们的生产车间、生产线，我们看到有一条自动生产线，但没有投产，显然存在一些问题，看了他们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等产品，从他们生产的收音机，声音和音质是比较好的。 在与长沙无线电厂技术交流空隙，带我们在长沙参观了毛主席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如湖南第一师范、长沙自修大学、清水溏毛主席故居、岳麓山、韶山冲故居等地。这个照片是我2019年再次崇拜故居时照片。 这是青年时期的毛主席读书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在长沙期间，长沙无线电厂除了生活上给了我俩很好待遇，还在与他们的技术讨论空隙，带我们在长沙参观了毛主席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如湖南第一师范、长沙自修大学、清水溏毛主席故居、岳麓山等地。还特别派车带我俩瞻仰毛主席出生地湘潭韶山冲故居。韶山是全国人民最神圣、最向往的地方，来这里缅怀毛主席青、少年时期远大理想和革命情怀，缅怀毛主席一家为革命捐躯、献身精神，这是我们搞好本职工作，建设现代化祖国强大的精神力量。
通过对长沙无线电厂的考察，我得到的印象是，该厂有一定的技术实力，有希望与我们合作的强烈愿望，有一定的生产、工艺水平。但是，他们以往从事的工作与地震仪器有相当的距离，没有研制这方面仪器的实践，他们拥有的技术力量还不足以全面、同时研制这种大型仪器设备的能力。
回到大港地调我们客观地，向指挥部领导汇报了对长沙无线电厂的看法和评价，得到了领导地理解和支持。两个月后，长沙无线电厂领导再次来与我们洽谈合作事宜。指挥部领导决定由温武章科长和我接待和与他们谈判，我以非常委婉地意思，用各种客观理由说明我们现在进行这样长远、复杂的仪器设备研究，可能暂时还不具备条件，我们的研究经费也无法支持，我们表示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我们再行合作。最后取得他们的谅解，这项大型研究任务被搁置下来。
不过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地研究项目，它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对地震勘探而言，这是绝对正确地研究项目，我们的目标看得很准。好多年以后，我得到信息，西安仪器厂和石油物探局仪器厂已开始着手研制，而国外也已有同类产品问世。
我在地调生产技术科工作的6年间，我的工作任务十分饱满，而且触及到地震勘探方方面面，大部分时间是在基层生产一线，处理各种各样生产技术问题，那里需要就往那里跑，那里有问题就往那里跑，无所不在。总之，我是个服务员，是个救火队。不过还好，我这个救火队员成功地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而没有出现错误，工作是合格的、卓有成效的，再往高说是出色地完成了所赋予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