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蒙商轶事（引子）

尼布楚

　　在牧区，奶茶成为牧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饮品。每天清晨，主妇挤奶后第一件事就是煮奶茶，将川字青砖茶用刀砍下小许捣碎，放进茶叶包投入沸水锅中，待茶叶煮透捞出，将鲜牛奶掺兑入锅中，加入炒米、盐，用饭勺子反复淘舀沸腾九九八十一滚，这是一家人整天的饮料，既能解渴又能充饥。尤其在冬季，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能驱散严寒，带来温暖。在蒙古高原，奶茶的价值早已经超越了饮品本身。它是人们进行交流的媒介，也是身份的象征。客人到牧区蒙古人的家庭中，主人招待客人时必先奉上奶茶，这是牧民最基本的礼仪。在重要的节日和仪式上，奶茶更是不可或缺的贡品。

殊不知，这茶叶最初是由旅蒙商们带到草原上来的。

提起呼伦贝尔旅蒙商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几千年来，“士农工商”，商在最低层，“商人重利轻离别”。虽然，商业贸易给社会带来了文明，但千百年来商人却被鄙视或歧视。至清代，商人通过捐官提升自己社会地位，例如山西商人乔致庸通过捐官获二品顶戴花翎，虽然是虚职，但这是商人们便利自己商业活动的普遍策略。

笔者在爬梳历史资料时发现，汉人较早出现在呼伦贝尔草原是随军征战。这些人多来自晋冀鲁地区，他们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是从蒙古高原闯荡出来的贩夫走卒。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对蒙古地区印象记载：“塞外荒漠，虽甚寥阔，而蒙古所引之路，所居之地，必依水草资生，是以亦有定所……”（摘自《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三）。

　　1689年，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清廷感觉到边疆空虚，于是向呼伦贝尔移民定居，海拉尔便有了城郭贸易。

据有关资料记载，《尼布楚条约》之后，呼伦贝尔城内逐渐兴起海拉尔八大家商号，它们分别为：聚长城、晋兴号、隆大号、广太号、鼎升号、大利号、天聚号、弘盛隆八家商号。

聚长城：创办者为山西省清源（今清徐县）齐南安村的齐家。清初，齐家有名叫齐泰的人在朝中为官，齐家因此获得御批土地。乾隆年间，齐家正式开始在海拉尔进行商业贸易，创办了聚长城商号。

晋兴号：设立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店主为王五山。其余六家商号，呼伦贝尔城屡遭兵燹（xiǎn），衙门史料毁于战火，其创始人已无从查找。

目前，仅知海拉尔八大家商号中聚长城商号还有后人。

聚长城商号的东家是山西省清源（今清徐县）齐南安村齐家 。据记载，经过土改、合作化运动，1956年，全国对城市私人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齐家在海拉尔的大部分房产被充公收归国有（不过也给一点定息，直到文革前被取消），一部分房屋分给了居民。政府给齐家在海拉尔市正阳街还留有门市一十三间，住宅一十八间半 。1957年海拉尔市人民委员会印发给齐焕章的“房地产权利移转白契”现仍然存于齐家后人手中 。

至于晋兴号、隆大号、广太号、鼎升号、大利号、天聚号、弘盛隆等商号，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其后人的相关情况。

据我所知，早年间，海拉尔商人傅显亭家境殷实。虽然没有公开资料明确显示海拉尔商人傅显亭是八大家商人的后裔，但他在海拉尔有德源长大烧锅（牙克石还有一处大烧锅供应沟里伐木场），海拉尔窑路子（腰芦子）德记大砖窑，海拉尔建筑队伍（建筑请负商号.傅显亭）承包施工过伊敏河上第一座木桥，施工建筑海拉尔市幼儿园内二层小楼（原乌尔金司令私宅），海拉尔西大街德海湧澡堂子，海拉尔西大街德厚福饭店，海拉尔工字街德隆旅馆，海拉尔北大街大记茶叶等等，傅显亭在海拉尔聚财万贯，绝非一日之功，他确实是一位海拉尔历史上的大商人之一。

据老海拉尔人们讲，普通的旅蒙商既不是“大善人”，也不是传说中那么坏的“剥削阶级”，他们像燕子衔泥，靠祖辈兢兢业业一点一滴的积累了点产业，在海拉尔算是有产一族，生活相对有了保障，多数凡夫俗子所做所为基本上就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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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年以前，汉人是不允许去东北的，因为那里是所谓的“龙兴之地”，跨过“柳条边”去东北是要犯法的，所以山东、河北人去东北讨生活、卖苦力叫做“闯关东”。至于旅蒙商，他们手持“龙票”经商，仅有少数商人有豁免权。

在蒙古国东方省草原上，有一次我们的司机走错了草原路，我看到牧民迁徙仍然赶着过去的老牛车，木轱辘最外面用铁钉镶嵌着一圈长条状铁瓦，以增强车轮的抗磨性能。两个车轮距离一米多，车轮压出的车辙宽0.1～0.。2米，想必清未当年，旅蒙商驼队之中增添了新的运输工具，旅蒙商们也曾这样在草原上风歺露宿行走吧。早年间运输，南船北马骆驼帮，古代草原上六十里设一处驿站，驼铃摇曳，官员、信史、商人、镖局， 旌旗猎猎，长途跋涉的人在这里打尖休息。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派军队征战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招募或雇佣商人随军后勤保障，送粮贩盐。战后，他们将蒙古高原这一带风土人情传递到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民间，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旅蒙商的概念。

唐朝征服室韦，在大兴安岭这里设置节度使，派中原官兵镇守，少数官员家眷随军，蒙古高原上有了汉人足迹。辽、金、元时期，呼伦贝尔草原上出现农耕、冶陶、烧砖，这些人我约摸着八成是汉人战俘。新巴尔虎左旗阿拉坦额莫勒镇附近的荒原上还依稀可见田野中农耕遗迹，争战中被俘虏或抢来的奴隶在此从事农耕、建筑寺庙或是皮匠、银匠等手艺人。

明朝朱元璋派大将蓝玉儿在贝尔湖一带征战北元，至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四十多年间，明军数次开进驻扎呼伦贝尔草原上。他们烧砖、制瓦、冶陶，在海拉尔河北侧修建陶海古城镇守，在草原上修筑甘珠儿寺庙，定居上点星星点点汉族信仰随之而来。中原地区一些铁、银、木匠、瓦工等手工艺人逐渐走进这里淘生活。

明朝曾经在北方建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呼伦贝尔设海剌儿千户所、只儿蛮卫、坚河卫、阿伦河卫等所卫驻军。

据《清实录》记载，对汉官犯法，“本该杀，但念功劳卓著”，故“配流布雨尔索伦、打虎儿为奴。”“布雨尔”即呼伦贝尔，这些汉人的后裔多螎入当地原驻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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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年，亁隆派索额图、终国纲前往尼布楚与俄罗斯人谈判疆界，大队人马需要后勤保障，朝廷招募来自山西、河北、山东人跟随军旅，一些旅蒙商人专作随军买卖，他们一路风餐露宿往返于尼布楚。草原上这些人烟罕至的原始毛毛道，不少是旅蒙商由当地人引领“走私茶叶、大黄”踏实出来。

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双方明确中俄贸易地点只能在恰克图与尼布楚，而非繁华的首都北京。这个条约限制了俄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是清廷对首都安全的深思熟虑。“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绕道，或有往他处贸易者，将其货物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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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冬，我访问俄罗斯期间，专程探访后贝加尔边疆区尼布楚小镇。在小镇历史博物馆里，我看到俄罗斯人考古发掘出来的中原琉璃瓦当、铜镜、瓷器残片等，室内的墙上，一面当年俄罗斯人向清廷谈判官员显示其工业文明的水银大玻璃镜子镶嵌在博物馆墙上，早年中俄双方商人以物易物贸易，茶叶、貂皮样品历历在目，中俄两国十七世纪边界谈判的风风雨雨又重现于眼前……

噶尔丹叛乱持续了大约10年，（1688年至1697年）。1688年，噶尔丹率部进攻漠北喀尔喀蒙古，正式点燃叛乱战火，随后不断南下侵扰。噶尔丹叛乱期间，万里茶道上的茶叶运输驼队并未停止，旅蒙商们不得不改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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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路线受阻后，旅蒙商们迅速调整了运输路线。噶尔丹叛乱主要波及漠北蒙古（今蒙古国及周边）、西北地区，而万里茶道的核心路线（如经张家口、库伦至恰克图）部分路段与战乱区域重叠，导致运输安全风险极大，驼队常需绕开战乱地带，选择更偏远的尼布楚路线进入俄罗斯。与此同时，一向敢于冒险的旅蒙商们在当地土著人引领之下，开辟了一条由俄罗斯尼布楚再向北直至到达白令海峡的茶叶之路。

1689年秋，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俄边境贸易的合法性，为茶叶贸易奠定了基础，尼布楚成为新的两国商人贸易的集散地，促进了茶叶之路的发展。

　　“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强调茶在高寒牧区饮食结构中的必要性。西伯利亚地区以肉奶为主的饮食结构，使茶叶成为解腻、补充微量元素的必需品，当地人形成了对茶叶的高度依赖。随着北极地区对茶叶需求量的日益增加，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商人不断拓展茶叶运输路线，使得茶叶能够通过尼布楚等地区继续向北运输。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从北京到尼布楚的路线成为茶叶之路的东路。旅蒙商人开辟由北京至卜魁进入呼伦贝尔城，为茶叶经尼布楚再向北到达白令海峡提供了可能。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之后，需要开发这片广袤而寒冷的地区。茶叶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促使俄国重视并支持相关商路的建设和拓展，茶叶之路向北延伸有助于俄国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和控制，也为茶叶进一步向北到达白令海峡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后，朝廷深感边境地区空虚，雍正十年(1732年)，从卜魁调遣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及其部分家属驻屯呼伦贝尔岭西各地，清廷命京都汉商到此地经商，早期持“龙票”来海拉尔的有八大家商号，他们集居在呼伦贝尔城。

过去，呼伦贝尔草原上有许多寺庙，所用砖瓦均由汉人烧制，寺院建筑也由汉人施工建成。据伪滿时期日本经济调查会《南部呼伦贝尔调查报告书》记载：新巴尔虎左翼旗有汉人王福画匠，在草原上专事漆画佛象，全家除王福为汉名外，其余均已螎入蒙化；祖籍直隶省人刘俊升，何年何月迁来不详，本人和妻子儿女均报称蒙古人；族蒙商樊巨川，祖籍河南人，妻为汉人，何年迁来不详，已蒙化，儿子进庙为喇嘛；银匠庞忠义，祖籍山西人，专制寺庙中的佛具，懂蒙语蒙文，由“外蒙古”迁来，契约为三年；张富贵是从山西经海拉尔请来的裁缝，专门为喇嘛制作法衣，后代已融合于鄂温克、蒙古、达斡尔等族群之中。

笔者在呼伦贝尔盟民政局工作期间，有一刘姓副局长，据他本人讲，祖上逃难来蒙地给草地人放牧牲畜，民国官府统计当地人口，刘家后人自报蒙古族。

我曾有一位同事，她是位红二代，父母在内蒙古东部早期参加革命，出生不久，便被父母送给王爷庙乌兰哈达一户旅蒙商（货郎）家，直至六十年代才回到父母身边。

有一年，我去蒙古国进行田野考察调研侨情，在东方省呼伦贝尔索木，走访当年躲避战乱而出走的几位幸存老人，据他们介绍，当年逃难的人群里还有家境破落汉人旅蒙商后裔。

1921年，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夺取政权后，在斯大林极左思潮影响下，外蒙古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了主导，他们学习苏联对私营业主的打压手段，采取没收方式排挤旅蒙华商，旅居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旅蒙商们走头无路，只得纷纷歇业。我在蒙古国国家搏物馆看到，他们对旅蒙商那段历史带来的社会商业贸易文明以及人类和谐共生事实只字不提，却极尽渲染对剥削阶级污蔑，恨不得抽筋扒皮，杜撰历史比高玉宝先生《半夜鸡叫》周扒皮还周扒皮……他们没有比较公正客观的评叙旅蒙商这段历史。人的善恶不能以财富论，任何阶层里的人都有好有坏。原《经济日报》记者陶国峰在《我的地主”同学》一文中说，“我从小就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是什么成分问题。最近有一部电影上演，一些人非常愤怒，因为电影里面的地主不是教科书式的坏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愤怒。人之间应该有基于法律的基本的平等，人的好坏不应该以财富多寡划分。”中国人有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但这位近邻对我们的态度一言难尽。唉！不说了，能懂的都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割据社会动荡，旅蒙商们失去了经营发展的社会基础，万里茶道上充滿了旅蒙商们的血泪史。

在东方省乔巴山市，我由蒙方官员陪同，走访定居在那里的华侨华人，走进一户人家，老人汉语说得非常好，他家还座着一位七十多岁来串门的察哈尔汉人。他父亲就是当年旅蒙商的伙计，在库仑做生意杳无音信。十二岁那年，母亲让他跟随旅蒙商骆队一路寻找到蒙古高原，后来却因战乱回不了家滞留外蒙，他娶当地人媳妇成家扎下根来。据这位老汉讲，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期，汉人娶外蒙古媳妇，生下来的孩子必须报户藉为蒙古国藉，官方不准汉人孩子学习中文。如今，他大儿子已去察格布拉格大庆油田工地干活，大闺女躲在里屋门帘子后面，羞答答不敢出来见我们。两位老汉说，他们从没回去过故乡。聊起故乡两老汉泪眼朦胧，望着只会讲几句汉语的女儿，她们的未来，已经不能再称呼中国人了唏嘘不已……

内蒙古万里茶道研究会副会长孙树恒认为，中蒙两国“混血群体的文化解剖，身份认同的范式突破。《如何鉴别二姨子》手抄本的发现，撕开了清廷禁令下的文化交融真相。中蒙混血群体的存在，本质上是文明互鉴的生物标本。他们的体态特征、思维方式，正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的产物。这种跨越血缘的文化融合，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证明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交融而非隔绝。在身份政治盛行的当代，真正的文明对话，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构建包容性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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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跟随呼伦贝尔统战部孟松林部长访问蒙古国，在杭爱省一处采金矿区，遍地蒙古包大帐连营，好几处飘扬锦旗上写着大大的汉字“馆子，”我走进去，店主冲我傻笑，只会几句半生不熟的汉语，说自己是河北阳原人。阿日哈沙特口岸开关后，我曾跟随盟民政局叶喜扎木苏局长出访蒙古国，在乔巴山市的大街上，一位老汉从身后追逐而来，他祈求我，用汉语呼喊“伙计、伙计把我带回中国去吧……”

有一次，在乌兰巴托市，我访问华侨协会会长并与当地华侨华人座谈，他们说，过去的几百年，有多达二十余万的中国商人赶着牛车、驼队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张家口和大库伦之间，并且在外蒙古兴建了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多个买卖城。

但是，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外蒙古领导人在苏联挑拨下，去中国化和排华事件甚嚣尘上，万里茶道上的遗存被统统夷为平地，买卖城所有中国建筑统统被铲平了。有一年我去俄罗斯访问恰克图，从俄罗斯恰克图瞭望对面的买卖城，一条小河沟静静流淌，当年由旅蒙商们乃至清政府建设起来的买卖城、关税衙门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俄罗斯恰克图这边博物馆内还存有大量茶叶贸易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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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资料匮乏，我无法判断旅蒙商傅显亭祖上是否曾经去过外蒙古这些地方经营贸易，但当傅显亭接手傅家产业时，傅家其庞大资本产业的积攒绝非一日之功。

有关海拉尔旅蒙商的历史记载少得可怜，草原上仅有的寺庙也随着朝代更迭多有毁坏。

有旅蒙商后裔告诉我说，近三百年来，旅蒙商衣衫蓝缕，冒着生命危险给广袤草原经商，双方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繁荣市场，巩固加强了边陲与内地的联系。这些旅蒙商中少数人赚得盆满钵满，多数人却妻离子散甚至是客死他乡。旅蒙商人也因其资本的逐利性质，官商勾结、贿赂达官贵人而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苏联时期，他们那一套去成吉思汗化，改造喇嘛庙残酷斗争的手段，“剥削阶级理论”民粹主义歪理邪说灌输，特别是在上世纪排华、驱赶华人期间，外蒙古仍然暗流涌动，极右势力的“光头党”在反华排华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角色，留下了诸如“胡杂”这个带贬义称呼中国人的蒙语词汇。

　　据有关资料记载，“1983年，蒙古国追随苏联当局发生了排华事件。3月9日至6月1日，蒙古当局先后强迫通知居住在乌兰巴托市的296户、1764名华侨在14天内迁往色楞格省农场居住，随后开始成批地将他们驱逐出境或限期离境。据华侨回忆，乌兰巴托大街上警车呼啸，令人胆战心惊。蒙古当局警车停在华侨院子外，警察强行驱赶华侨，甚至下令限制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境。很多华侨来不及处理家产，有些人把一梱梱蒙币和金银细软送到我大使馆求助，很多人的财产来不及处理任人宰割。当时，超过三分之二的华侨（大约七千余人）都被遣返回国。

为安置被驱赶回国的华侨，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于5月5日向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人民政府发出安置通知。根据后续计划，除河北、山西、内蒙古外，还有河南、湖北、陕西、安徽、甘肃等省参与安置。初步分配方案是河北省安置3600人，山西省安置1600人，内蒙古自治区安置800人，河南省安置300人，湖北省安置250人，陕西省安置200人，安徽省安置150人，甘肃省安置100人。”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单位关于接待安置被蒙古当局驱赶回国的华侨的报告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安置了800名被蒙古国排华驱赶回国的华侨。

这些华侨主要安置在内蒙古的临河、五原县等地。临河的归侨侨眷集中居住在政府统一购置的侨房里，形成了华侨村。五原县也建立了华侨村，安置了部分归侨侨眷，当地还为贫困归侨解决生活困难、落实社保等问题。

呼伦贝尔盟当年接收安置旅蒙华侨20余户，分别安置在海拉尔、陈旗、鄂温克、东旗等地。海拉尔市接收的旅蒙难侨被安置到农垦医院、电机厂、造纸厂、公共汽车公司、一百等企业工作。后因北极熊及追随者在我盟边境地区虎视眈眈，呼伦贝尔盟政府不再同意上级的接收安置任务。

…… ……

海拉尔“八大家”商号在清未突然间消失了，正应了那句老话：“商旅走大漠，十人九不回。”

　　海尔的“八大家”商号在当地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主导地位，掌控当地核心商业领域，涵盖皮毛、粮食、布匹、日用百货等与民众生活及地区贸易相关的关键行业，几乎垄断了海拉尔及周边（如呼伦贝尔草原）的商品流通。作为区域贸易枢纽，连接内地与蒙古草原、俄罗斯等地，是中俄边境贸易和草原物资交换的主要参与者，推动了当地商业网络的形成。

二社会影响力广泛，商号规模庞大，拥有雄厚资本、众多分号和雇员，其经营活动直接影响当地物价、就业和民生，是民众生活物资的主要供应者。

部分商号还涉足金融业务（如放贷、汇兑），成为区域内重要的资金流通渠道，与地方士绅、官员往来密切，在商业规则制定和地方经济决策中拥有一定话语权。

三是促进区域发展，带动了海拉尔从传统驿站向商业城镇的转变，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尤其是山西、河北等地的商人）定居，推动了当地城镇建设和手工业、服务业的兴起。

在与蒙古部落、俄罗斯商人的贸易中，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成为边疆地区经济融合的重要纽带。

总体而言，“八大家”商号是清朝海拉尔商业繁荣的核心象征，既是地方经济的支柱。海拉尔做为枢纽和桥头堡，在沟通边疆与内地、连接中外贸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促进了边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建设。

旅蒙商货郎在经营过程中，他们走索木串嘎查深入蒙古包，不可避免地要与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滿族、回族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草原货郎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更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增添了新的内涵。

旅蒙商的历史无论其功与过，早已湮灭在蒙古高原大漠瀚海之中。如今在俄蒙两国经营的中资企业商人们，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以更大的经济体量和更多元化的产业投资推动着中俄蒙经济合作，续写出新的旅蒙商故事。

未完待续

（历史图片选自网络在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