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农场五队做老师

神舟一号

作者：程济威

　　记忆里的那天，阳光斜斜地漫进五大队办公室的木窗，杨登嵩支书把我叫进门时，屋内已坐着位戴细框眼镜的先生，袖口挽得齐整，手里还攥着本卷了边的教案。“这是中心小学的唐校长。”杨支书话音刚落，唐校长便温和地抬眼打量我，没有多余寒暄，径直道出了来意：“咱这儿穷，大队的娃多，老师来了又走，学校停了好些日子了。大队里商量着推荐，最后都觉得你合适，想请你当临时小学教师。”这话像颗小石子，在我心里荡开了大波澜——当老师？这是我连梦都不敢想的事。倒不是怕自己识的字不够用，也不是怵没教过孩子，而是那年月，对老师政治要求严得很，我从没想过这样的机会会落在自己头上。鼻尖忽然有些发暖，看着唐校长和杨支书信任的眼神，我用力点了点头。那一瞬间，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了沉甸甸的劲儿，只想着一定要把这事干好，不辜负这份突如其来的知遇之恩。

　　说话间，唐校长和杨支书便陪着我往大队学校走。可刚跨进校门，方才心里揣着的那点热乎劲儿，竟一下子凉了半截。所谓校舍，不过是间破旧的土坯房。泥糊的笆墙早没了往日模样，一层层剥落得露出里头交错的柴筋，风一吹，仿佛都能听见墙皮簌簌往下掉的声响。脚下的泥土地更是坑坑洼洼，凸起的土块和凹陷的小坑随处可见，即便把那几张课桌挪来挪去，也寻不出一块能让它们齐齐整整放平的地方——更何况，那些桌子本就残缺不全，有的缺了条腿，用石头垫着才勉强立住；有的桌面裂着大缝，仿佛稍一用力就要散架，东倒西歪地杵在屋里，透着说不出的寒酸。更让人心里发沉的是，教室里连一张橙子都没有。唐校长在旁轻声解释，孩子们上课，全得靠自己每天从家里搬来板凳，有的是小竹凳，有的是旧木墩，五花八门地凑在一起，才撑起了这一方读书的天地。

　　隔天一早，我刚到学校，就见教室门口挤着好些身影——通知刚传下去，几十个孩子已经背着书包来了。他们里有蹦蹦跳跳的小姑娘，有攥着衣角的小男孩，个头差得老远，高的几乎快和我齐肩，矮的还得仰着头看我，还有一对对的兄弟、姐妹，叽叽喳喳地凑在一起，模样参差不齐，却都透着股期待的劲儿。

每个孩子手里都拎着自家的小凳子，有刷着蓝漆的旧木凳，有缠着布条的竹凳，还有缺了角的小方墩，形形色色的。他们熟门熟路地找位置，自觉地分坐成左右两排，小凳子在泥地上磕出轻轻的声响，倒显出几分整齐来。

唐校长站在讲台上，简单向孩子们介绍我。其实哪用介绍，五队的娃大多认识我，底下已经有人小声喊我的名字，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

这堂课要同时教二年级和三年级，我心里其实没底。从前在公立学校读书时，心思总飘在窗外，早忘了老师是怎么讲课的，更没有那些刻板的教学章法。我只提前匆匆翻了翻课本，便凭着自己的理解，从最简单的词句讲起，一点点往深里说。没想到，孩子们听得格外认真。没有一个人打闹，连平时爱调皮的 boys 都坐得笔直，眼睛紧紧盯着我，遇到有意思的地方，还会小声和旁边的同学交流两句。唐校长没走，就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拿着笔不时记着什么，全程都在认真听。课后，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讲得好，孩子们听得进去，这就比啥都强。”或许是我和孩子们的年龄差不大，又总爱笑着和他们说话，没半点老师的架子，他们很快就不怯生了，下课会围过来问我问题，还会把家里的野果子偷偷塞给我。整个教室也从没出现过农村学校常见的乱糟糟的样子，连空气里都飘着股安安静静的、想读书的劲儿。

　　由于那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大队一家有四五个娃是常事，有时媳妇刚抱上娃，婆婆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多了，日子便过得紧巴，常有扎着羊角辫的姐姐，牵着还没课桌高的弟弟；或是背着布包的哥哥，领着攥着衣角的妹妹，一前一后走进教室——他们是彼此的伴，也是彼此的“小大人”。

孩子们来上课，从没有鼓鼓囊囊的书包，大多只是胳膊下夹着两三本薄薄的课本，书页卷着边，封皮上的字被摸得模糊。马口铁铅笔盒是稀罕物，全校没几个孩子有，更多人连支完整的铅笔都没有。条件稍好些的，铅笔也得省着用，笔杆用到只剩拇指长，没法握了，就找节细竹管套上，笔尖露出一点，照样在纸上写得认真；至于草稿本，更是五花八门：有拆开的香烟盒纸，有药盒里的衬纸，还有供销社包东西剩下的牛皮纸，孩子们把这些废纸一张张理平，用粗线穿起来钉成小本子，纸页上还留着旧日的字迹或图案，却被他们写满了工整的算式和生字。

每次看到有孩子盯着别人的铅笔发呆，或是在地上用小石子演算，我心里就酸酸的。后来便悄悄拿出家里寄来的生活补贴，买了一捆铅笔、几块橡皮，还有一沓白纸，分给没文具的孩子。他们接过的时候，小手攥得紧紧的，有的还会红了眼眶；家长们知道了，总提着自家种的青菜、腌的咸菜来谢我，推辞半天也不肯拿回去。

日子是苦的，教室里的泥墙漏风，课桌椅东倒西歪，可孩子们眼里的光从没有暗过。他们和家长都揣着同一个念想：好好读书，才能走出湖荡。就是在这样一间满是旧纸片和短铅笔的教室里，后来竟走出了医生、教师、机工、军官——那些曾在泥地上写字的孩子，真的用知识，把命运的轨道，铺向了更远的地方。

　　时隔半个世纪，我牵着妻子的手回到农场，慢悠悠走在刘圩的老路上。阳光把路面晒得暖融融的，远处的田埂还是记忆里的模样，正恍惚间，一个与我年岁相仿的身影迎面走来，看清我的脸时，他脚步忽然顿住，随即深深弯下腰，朝我恭恭敬敬鞠了一躬。

“老师！”一声称呼落进耳里，带着些微的颤音，却格外清晰。

我愣在原地，半晌才回过神——眼前这张饱经风霜的脸，我实在记不起对应的名字。半个世纪的时光像层薄雾，当年教室里那些叽叽喳喳的身影、仰着的小脸，大多已模糊在岁月里，连许多孩子的名字，都早被日常的琐碎渐渐冲淡。

可他这一躬身，却像颗石子，瞬间敲开了记忆的闸门。那些在破旧教室里讲课的日子，孩子们攥着短铅笔认真写字的模样，突然都鲜活起来。我慌忙伸手扶他，心里却涌起一股说不出的热流——原来“老师”这两个字，竟能跨越五十年的时光，被人如此郑重地记在心里。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这个称呼的分量。它无关曾经的艰辛，也无关是否记得姓名，只这一躬身的真诚，便让所有过往都有了意义，也让我真切触摸到了这份职业最朴素也最伟大的温暖。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