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而难忘的中小学岁月（上）

亲水闻笛

——写在入学六十周年及返乡务农五十周年

　　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村上有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到村南三四里路的卢卜学校去上学。每当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出发、说说笑笑返回时，我心里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羡慕，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每天去上学。

转眼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季。有一天，父母说准备让我去上学了，我心里好一阵高兴。后来又听说，我不是去卢卜学校上学，而是在村上即将开设的耕读小学念书，这未免让我有几分失落。

多年后我才明白，国家的办学模式从那年起开始改变，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格局。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规划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而我却不折不扣地在这种模式下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代。

入学那天，父亲按照姓氏和族谱中的辈分脱口而出三个汉字组合，算是我的学名（当地叫做大名）；母亲事先为我腾出了一个类似针线包的布袋子，当做书包。实际上，书包在那一刻不过是一种象征，因为当时并没有课本，也没有学习用具。早饭后，我搬着板凳，跟随四邻的伙伴走进了那个所谓的学校。

　　那是一位远房伯父的院落。三间堂屋由伯父他们一家居住，还有三间相通的东屋，不知何故曾是生产队的仓库。目前，仓库已经腾空，生产队派能工巧匠用砖泥垒起的几排土台子已经晾干；房子的一根隔间横梁严重变形，随时有垮塌的可能，已有人竖起一根粗壮的木桩支撑着变形的横梁。那根竖直圆木桩的一个侧面被刮出一块长方形的平面，一次能写得下四个粉笔字，那就是黑板；那几排土台子就是课桌。这就是我读书生涯中的第一所学校！

　　生产队里有一位祖父辈分的先生。他早年曾读过几年书，写得一笔相对较好的毛笔字，闲暇之时常常根据看过的书籍给人们讲起一些故事，被认为是村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据说，他在古式教书管理孩子方面有些办法，因而被生产队指派为村里耕读小学的首任老师，也是当时唯一的老师。

开学后的一两个星期，课本还没有到手。先生曾花费一些心思，以宣传耕读学校为主题编了几首儿歌或叫顺口溜，让我们背诵并每天检查。如何强大的记忆力也终究抵不住时光的消磨，当时背得滚瓜烂熟、随时都能脱口而出的顺口溜，如今只能回忆起如下的只言片语：

… … … …

贫下中农子女多

全部上学有困难

党领导，真周全

耕读学校到身边

村村有，队队办

适龄儿童入学完

… … … …

手扶犁，会耕地

拿起笔杆写成篇

讲文化，有一套

农业技术样样全

社会主义接班人

个个文武英雄汉

… … …

作为算术入门的十个阿拉伯数字，先生也编成一串顺口溜。按普通手写体的样子而言，这些顺口溜倒也真有几分相像，对于当时毫无基础的孩子们加强记忆是有过帮助的：

1 是小棍儿斜着放

2 是扁嘴儿卧地上

3 是耳朵只一个

4 是椅子腿朝上

5 是小秤钩

6 是烧饼贴棍儿上

7 是木匠小拐尺

8 是俩杏对着长

9 是小棍儿去打枣

10 是一个烧饼一根糖

不久，语文课本和算术课本都发下来了。第一次拿到课本，真是爱不释手。看到上面文图并茂的内容，心中禁不住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恨不能一下子都学会。

课堂上，老师的授课是严格认真的。他把每次要学的生字工整地写在那块“黑板”上，然后用教棍儿按笔顺比划着每一个笔画大声朗读，要求我们随后也大声跟读。就这样，在那块面积十分有限的平面上，一次次地写，一次次地擦，我们学到的东西在慢慢增加。

那种不厌其烦的朗读或背诵给人留下了条件反射式的深刻记忆。六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最初学到的那些课文的大致内容：

日、月、水、火，山、石、田、土；

人、手、足，口、耳、目；

马、牛、羊，鸟、虫、鱼；

鸡、鸭、鹅，猪、猫、狗；

丈、尺、寸，元、角、分；

石、斗、升，钱、两、斤；

吃、穿、走，玩、唱、睡；等等。

　　老师治学非常严厉。他应该是从过去私塾那种模式下走出来的，因而对当时的我们也借鉴了那些手段。上课时，他都随手带一把长约一尺、宽一寸、厚半寸的实木尺子，名曰戒尺。每天课堂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前一天的学习内容逐个进行认真检查。凡是遇到没有达到要求的，他就会一只手攥着你的手，另一只手把戒尺高高扬起，对准掌心中等力度地拍上一板子。

　　那个屋子里的孩子们，没有挨过板子的微乎其微，但频度却相差悬殊。有一次，我曾因为没有记清楚“棉”的写法，被老师不轻不重地敲过一板子，火辣辣地疼了半天。有一位比我年龄稍长的兄长，挨板子几乎是家常便饭。对他而言，每天走进课堂应该是一种难熬的恐吓和折磨。

大约开学一个月后，我们的学校在一次耕读小学评比中被评为先进学校，获得一块手提黑板的大奖。对于我们的学校，那奖品真是雪中送炭。从此，不但老师可以在黑板上一次写上更多的内容，那黑白间的强烈反差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视觉。

　　随着课堂渐渐步入正常，干瘪的书包也慢慢鼓胀起来。除了语文课本和算术课本，书包里还不时加入作业本和铅笔之类。

在当时村子里，我的父母是最为重视子女读书的。在我之前，父母就曾为供养孩子读书而不惜节衣缩食，爬冰卧雪。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曾不断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的地方为生产队拉煤、拉沙子。每次回家，总不忘给我带回几粒糖豆或别的东西。自从我上学之后，父亲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带回一个本子或一支铅笔。后来，父亲带回的铅笔变成了一端带橡皮的那种，使得修改作业方便了许多。再后来，铅笔渐渐换成了圆珠笔。还有一次，父亲给我带回几张带有蜡质的深蓝色纸片。父亲告诉我是复写纸，并给我演示了复写纸的用法。我照着做了一遍，发现自己写的字能一摸一样地出现在好几张纸上，觉得很新奇。

　　父亲给我添置的学习用品不断升级，曾给我带来一次次的惊喜，也使我和村上的同龄人相比大大开阔了眼界。在那种衣食无着落的生活条件下，诸如本子、铅笔、橡皮之类的学习用品很难有剩余和积累，但也没有过青黄不接的难堪。在上学读书并不普及的那种年代，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村办耕读学校逐步显现出难以为继的疲态。大概在第二个学期，大队便对所辖五个村子的孩子就读问题做了调整：南边和西边三个村子的孩子去了卢卜学校，我们村和东边马庄的孩子在大队部新办的学校就读。

大队部位于村西南大约一里路的地方。那里有十来间坐北朝南的房子，最西头有一间空房，向东的几间是大队代销点，再向东的几间是大队木匠铺；东面是五六间门朝西的房子，其中三间是大队卫生室，另外两三间供临时使用。两个方向延伸的排房围城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棵大树。

　　最西头那间空余的北房就是我们新的学校。搬到大队部以后，我们村小学的那位先生，起初仍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后来换成村里一个年轻的小学毕业生，来自马庄的一位小学毕业生担任我们的算术老师。两个老师，二十来个学生，陪伴我在这所只有一间房子的学校里度过了小学阶段的前三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语文课中学到了《一粒种子》、《植树谣》、《种蓖麻》、《装死的狐狸》、《骆驼和羊》、《黄鹤的故事》、《白头翁的故事》、《燕子飞回来了》、《小铁锤》、《救生桥》、《铁棒磨成针》等一大批经典课文，从算术课种学会了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二十来人的学习态度大相径庭，一些人在课堂上吊儿郎当的样子惹得算术马老师非常恼火。有一段时间，马老师每天走上讲台后一言不发，在黑板上写完十道算术题转身就走。至于你会不会做，交不交作业，他一概不管。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基于兴趣按部就班地认真学习。

　　实际上，当时的小学课文，尤其是前面的看图识字部分，都是带有汉语拼音的。但由于老师的水平所限，整个小学阶段完全忽略了这部分内容，直到后来的大学学习和工作需要时，我才通过自学补上了汉语拼音这一课。

两年后，大队的新办学校又日渐萎缩地走到了尽头。在四年级的前半个学期，剩下来的我们十几个人被并入卢卜学校，从此才算走进真正的学校。

　　卢卜学校办学历史相对较长，教学质量相对较高，被普遍认为是那一带的重点学校。就整体布局的外观而言，卢卜学校由豪华和简陋两个极不协调的部分组合而成。接近学校面积四分之一的西北角，据说是以前一个富足人家的四合院。院中建筑古朴威严，雕梁画栋。三间宽阔的正房高耸于北面，十几个宽厚的石质台阶由门前通往地面；左右对称的东西厢房各五间，统一高出地面七八个台阶。三间正房是老师办公室，东西厢房是低年级教室。四合院的南面是当时的村民院落，和学校之间留有一条近两米宽的东西小路。

　　沿小路向东就走进了学校比较宽敞的简陋部分。这里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方形场地。南北两面是门口相对的砖瓦排房，各有六间；东西两面是村民住宅。南北两排房子原来是高年级教室。办了初中以后，北面那排房子改成了初中教室。

　　在卢卜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公立教师和民办教师大致各半。公立教师大多为师范学校毕业的对口老师；民办教师的产生完全由大队决定，鱼龙混杂就在所难免了，其中自然不乏经验丰富、水平较高者，但也不乏基本教学素质欠缺的复员军人甚至普通社员。

我们四年级和五年级的算术老师是卢卜村的卢老师。尽管卢老师是民办教师，但其教学能力并不见弱。在他的教导下，我好像从通分约分开始，逐渐学会了小学阶段的应有数学知识。

大概从四年级开始，语文课好像改成了《毛泽东思想课》。课本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林彪语录以及符合当时形势的文章。党的九大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思想课》主要是带领学生学习背诵新党章的总纲部分，并举行各种形式的背诵比赛。记得在一次规模最大的全校背诵比赛中，我获得了至少前三名的成绩。

　　在语文课的学习中，我曾遇到一位刘老师、一位本大队的复员军人和另外一位老师。在当时情况下，语文课堂上主要是老师为大家朗读或带领朗读课本内容，并布置相关背诵任务。因而，老师的文化水平和教学水平的高与低都似乎没有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普遍认为，刘老师是被当时的风气所埋没的一位好老师。在我进入卢卜学校前不久，刘老师刚带着一家人从县城调到这里来。在那段时间里，她以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慈母般的爱心感化了一些时常扰乱课堂秩序的钉子户，使他们逐步回归课堂，成为能够安静听讲的正常学生。

一位家庭在县城的孟老师，喜欢拉二胡，曾任我们五年级的音乐老师。当时的音乐课没有课本，没有固定的课时，因而也谈不上音乐知识的系统学习。偶尔一次的音乐课，通常是我们一边听着孟老师在讲台上用二胡演奏的歌曲，一边跟着曲调唱歌词。孟老师的二胡声曾给单调乏味的学校环境平添了几分典雅之气。

　　四合院正房的老师办公室里，安装有乒乓球台子，供老师们闲暇时活动一下筋骨。如果有学生幸运的话，可以被允许安静地站在办公室门口，一睹老师们挥拍击球的动人场面。

（文中部分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