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通》（一）

睿文

刘知几《史通》（一）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睿文批注：刘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即公元661年，其父五十有四，其兄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刘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此中之序乃为《史通》之原序。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故此，乃展卷细读。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睿文批注：刘知己所言史学之六家流派，一曰《尚书》二曰《春秋》三曰《左传》四曰《国语》五曰《史记》六曰《汉书》其后之《后汉书》，《三国志》皆未纳入其流派。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

睿文批注：《尚书》者，上书也，即上古之书也，此中之注脚，后世多纳其言。故笔者曰：‘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睿文批注：王国维言北狄者,匈奴,突厥,柔然等，虽名称不同,实为时移世异之故也，或与此类同。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睿文批注：孔子著《春秋》，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其核心，皆为著书立说，传之于后世，如此便可鉴古，可传承中华民族之文明与智慧，因鉴古而溯源，因溯源而知流长，因流长而拓渊博。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睿文批注：在三皇、五帝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典》《坟》一类的典籍，但年代久远，已无法详细考究。自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代，这一时期的史料合在一起，就被称作《古文尚书》。然而当时世人仍很淳朴，文字从简，若要求他们写出完备体系的史书，本来就已经很欠缺了。到了春秋时期，左丘明编写，西汉司马迁撰写，史书写作的体例这才算完备。后来各种史书相继而出，大家只是沿袭旧式，偶尔改动名称，在有限的格局里，谁也不能再超越这两大体系！荀悦、张璠属于左丘明这一派；班固、华峤则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只有这两家各自矜夸推崇，必须分辨它们的利弊，才能说得清楚。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睿文批注：《春秋》这部书，按照日月的次序来编排，把年岁一条条连接起来；凡是中国与四方外族，在同一时期出现的人物与事件，没有不被网罗其中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呈现在读者眼前。它用极少的文字表达完备的道理，一句话也不重复。这就是它的好处。

然而，到了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之辈，若事迹关系到国家大政，就必须举目详述；至于隐迹埋名的人，也不必舍近求远去搜求。像晋国绛县的老人、杞梁的妻子，有人因为酬谢晋卿而被记载，有人因为回答齐君而被收录。又有贤者柳惠、仁者颜回，却终究不能显赫其姓名，详述其言行。所以，论到细处，连最细微的尘芥也无所遗漏；谈到粗处，则连高山大岳都被舍弃。这正是它的短处。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睿文批注：《史记》这部书，用“纪”来囊括一代的大事端，用“传”来细写人物的曲折事迹，用“表”来按年月谱列诸侯与群臣的世系爵位，用“志”（又称“书”）来综合遗漏的典章制度与社会万象；直到天文、地理、国家典制、朝廷仪章，显赫的与隐微的都一网打尽，巨大的与细微的都没有遗漏，这就是它的长处。然而，同一件事往往分散在几篇里，断断续续地出现：在《高祖本纪》里就说“详情在《项羽列传》”，而在《项羽列传》里又说“详情俱在《高祖本纪》”。又有些同类人物不按年代先后编次，后辈反而列在卷首，前辈却被压到末章，于是出现汉代的贾谊与楚国的屈原并列，鲁国的曹沫与燕国的荆轲同编的错位。这就是它的短处。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

睿文批注：从前，史官的分工是：左史负责记录君王的言论，右史负责记录国家的事件，因此就有了《尚书》和《春秋》。比如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凭借霸主身份联合诸侯订立盟约，这是当时的大事，而《尚书》却缺了这一段记载；秦军在殽之战失败，秦穆公发布誓师之言，这是《尚书》里最重大的言论之一，却不见于《春秋》。由此看来，言论与事件本应分开，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到了左丘明撰写《左传》时，不再遵循旧法，把言论和事件都写进同一部书里。不过这样做使记事与记言相互补充，篇幅详略搭配得当，所以读者反复研读也不觉厌倦，诵读不已。到了司马迁、班固编写《史记》《汉书》时，体例又发生变化：它们广泛包罗，务求内容宏阔，文字辞采繁富，但一事屡出、重复散见于多篇，编次也不按年代先后，因此后世史家沿袭此风而未改。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睿文批注："从前，干宝提议撰写晋史，认为应该效仿左丘明，对于臣下的事迹要详细记录，并加以注释。当时参与讨论的人都非常推崇他的观点。所以，前代史书存在的不足之处，后世史书应当加以改革。因此，我斗胆与有见识的人持相同看法，特地设立这篇论述，希望未来的史学家能够看到它的利弊。如果认为我的观点不对，请等待后来的贤人来评判。

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睿文批注："当汉朝拥有天下时，其诸侯与古代不同。古代诸侯都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延不绝，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那些宗室子弟称王的，都受制于京城，自同州郡；异姓封侯的，必须到天朝做官，不临地方。有的传国只止一身，有的袭爵才经数世，虽然名义上分封土地，但礼仪不同于君主，一定要编入世家，实际上如同列传。而司马迁强行另立类别，以类相从，虽然得到整齐划一的好处，却不识随时变通的道理。"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

睿文批注："纪传体的兴起，起源于《史记》和《汉书》。所谓'纪'，就是编年体；所谓'传'，就是列事体。编年体，是按照帝王的年岁顺序记录历史，就像《春秋》这部经书一样；列事体，是记录臣子的行为事迹，就像《春秋》的传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