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教育路：从江心洲芦苇荡到城郊校园的初心坚守

厚德载物

昵称：厚德载物

美篇号：24727314

图片：部分自拍

音乐：《三尺讲台育芬芳》

　　穿透江心洲晨雾的那一刻，朝阳总把教室后窗的芦苇穗染成透亮的金红色。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裹紧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怀揣着对教育的满腔热忱，踩着沾着晨露的泥泞村道，一步步走进了江心洲上唯一的“最高学府”——太白小学。

校园不大，两排灰砖瓦房在芦苇荡旁静静矗立，屋檐下挂着一面褪色的五星红旗，边角有些磨损，却在微风中舒展着，像在诉说着对知识的渴望。教室门是掉了漆的木门，木纹里嵌着经年的灰尘，推开时“吱呀”声响彻校园，仿佛在与每一个清晨问好。课桌椅是前辈们用了十几年的旧物件，桌面刻着歪歪扭扭的名字和简笔画，却被孩子们擦拭得锃亮，指尖划过桌面，能触到他们对学习最纯粹的珍视。就是在这样朴素的地方，我放下简单的行囊，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教育生涯，也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教育最本真的模样。

那时的太白小学规模极小，全校总共只有六位老师，我刚到岗便接过了二年级语文与数学的教学任务。班上二十三个孩子，大多是洲上渔民和农户的娃，皮肤被江风和日光晒得黝黑，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眼神却格外清澈明亮，像江心洲上空的星星。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总能在教室门口看见几个瘦小的身影——他们背着洗得发白的布书包，裤脚沾着田间的露水，鞋子上还带着新鲜的泥点，手里却紧紧攥着刚从自家菜园摘的黄瓜、番茄，见了我就快步跑过来，把还带着体温的蔬果往我手里塞，脆生生地喊：“老师，您吃！”那带着泥土清香的蔬果，是孩子们能拿出的最珍贵的心意，也成了我每天工作最温暖的开端。

那时的课堂没有投影仪，没有多媒体，连像样的教具都屈指可数。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知识，我把硬纸板剪成一张张手掌大的生字卡片，把“河”“船”“芦苇”这些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字画成简笔画，用浆糊小心翼翼地贴在卡片上；讲算术题时，就拿他们熟悉的鱼虾、稻谷当例子：“如果李爷爷家今天捕了15条鱼，早上卖了8条，下午又捕了5条，现在一共有几条？”孩子们睁着圆溜溜的眼睛，认真地掰着手指头计算，回答的声音清脆响亮，比课堂外的鸟鸣还要动听。有时遇到难懂的知识点，我会带着他们到江边，指着往来的渔船讲“船”字的写法，捧着芦苇穗教他们认识“芦”字的结构。看着他们专注的模样，我愈发坚信，好的教育从不需要华丽的设备，只要用心，就能把知识的种子种进孩子心里。

　　课间十分钟是校园里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总爱牵着我的手，拉着我一起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当“母鸡”，张开双臂护着身后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鸡们”，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汗水浸湿了衣角也不在意。有时跑累了，我们就坐在屋檐下，孩子们围在我身边，讲家里的渔船、菜园里的蔬菜，我也给他们讲外面世界的故事。放学铃声响起后，孩子们还会拉着我的手往田埂上跑——我们一起看蜻蜓停在芦苇尖上，一起追着受惊的野鸡跑过绿油油的棉田，一起在夕阳下数着归巢的鸟儿。那些沾满泥土和青草气息的时光，像一颗颗饱满的麦粒，被小心翼翼地存进记忆的粮囤，成了我和孩子们之间最珍贵的回忆。

放学后，我从不急着回家，而是揣着学生手册，沿着田埂挨家挨户家访。江心洲上没有路灯，傍晚的田埂黑漆漆的，只能借着月光辨认路，有时还会被田边的杂草绊住脚，摔得满身泥。但每当走进学生家，看到家长端来的冒着热气的热茶、摆上的炒花生，听他们握着我的手说：“老师，娃回家总说您讲的课有意思，现在写作业都不用我们催了！”所有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

有一次去家访，学生小宇的家在洲尾的渔船上。小宇的妈妈拉着我的手抹眼泪，哽咽着说小宇爸爸生病住院，家里欠了不少债，实在交不起学费，想让孩子辍学回家帮忙放牛、喂猪。小宇站在一旁，低着头，手指紧紧抠着衣角，眼里满是委屈和不舍，却一句话也不说。我蹲在小宇身边，轻轻摸着他的头说：“小宇，你放心，学费和书本费老师帮你想办法，你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以后还要考大学，去看看江外面的世界呢！”后来，我跟学校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又自己掏钱给小宇买了新文具和作业本。当看到小宇重新坐回课堂，眼神里的光又亮了起来时，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老师”这两个字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在孩子迷茫无助时，为他们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那些年的教学条件虽然简陋，却处处藏着最纯粹的温暖。冬天来临，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寒风直往教室里灌，孩子们就从家里带来蛇皮袋，几个人一组，认真地用钉子把蛇皮袋钉在窗户上挡风；没有暖气，学生们就自带热水袋，上课时揣在怀里取暖，课间还会把热水袋递给我，说：“老师，您也暖暖手。”我也会提前半小时到学校，在教室里生起木柴炉，柴火噼啪作响，烟雾袅袅中，教室渐渐暖和起来，让孩子们进教室时能感受到一丝暖意。夏天教室里闷热得像蒸笼，我就把课搬到校园里的树荫下，伴着蝉鸣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听得入神，偶尔有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为我们的课堂伴奏，有时还会有蝴蝶停在课本上，惹得孩子们一阵轻笑。

　　那时没有复印机，每次考试前，我都要用钢板和蜡纸手工刻试卷。蜡纸很薄，稍不注意就会被刻破，手指被钢板划破是常有的事，伤口沾到油墨，疼得钻心；油墨很难清洗，每次刻完试卷，指甲缝里都黑糊糊的，洗好几遍都洗不掉。可当看到孩子们拿着我刻的试卷，趴在课桌上认真答题的模样，听到他们小声讨论题目时，我心里比谁都甜。那个年代的我们，没有太多的功利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每一个孩子教好，让他们多认一个字、多会一道题，将来能走出江心洲，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

时间一晃就是二十三年。1999年9月，我接到了调令，要去市郊区的八一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接到通知的那天，我独自在江心洲的田埂上走了很久——看着熟悉的芦苇荡在风中摇曳，想着教室里孩子们的笑脸，想着朝夕相处的同事，心里满是不舍。但我也知道，这是一次新的挑战，更是一次为更多孩子、更多老师服务的机会。离开的前一天，孩子们拉着我的衣角，塞给我一张张画着小鱼、芦苇的画，说：“老师，您要记得回来看看我们。”我点点头，把那些画小心翼翼地收进包里，也把江心洲的温暖装进了心里。

报到那天，我站在八一学校门口，看着比江心洲小学大十倍的校园，崭新的教学楼、标准化的操场、整齐排列的办公室，心里既忐忑又期待。校长把我领到教务办公室，桌上堆着厚厚的课程表、教学计划和教师考核细则，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学校的教学安排、师资协调、教研活动，就靠你了！”我攥紧了手里的钢笔，暗暗告诉自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一定要把教务工作做好。

最初的半年，我几乎是连轴转。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到学校，盯着初中部的早自习，检查学生是否按时到班，老师是否准时授课；上午要协调小学部的公开课，从课题选择到教案设计，再到课堂展示，每一个环节都要仔细把关，有时还要帮年轻老师磨课，一句一句地调整教学语言，直到他们能流畅地完成教学；下午要么跟各年级组长讨论教学进度，分析学生的考试成绩，要么跟校长汇报课后服务方案，有时还要接待家长，耐心解答他们关于孩子学习的疑问；晚上回到办公室，还要对着电脑修改教务细则，整理教师的教学成果，常常忙到晚上十点多，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还没吃晚饭。

　　有一次，因为没协调好师资，让临近退休的胡老师临时加了两节课。胡老师有严重的关节炎，长时间站立会腿疼，却从没跟我提过。那天我路过教室，看到他扶着讲台讲课，额头上渗着汗珠，腿还在微微发抖，却依然笑着跟学生互动。课后，他来到我办公室，红着眼眶跟我说：“累点没事，就是怕我年纪大了，讲得不好，耽误了孩子们。”听着这话，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整夜都没睡好。我终于明白，教务主任的担子比当班主任重多了——它一头挑着老师的辛苦，一头挑着孩子的未来，每一个决定都不能马虎，每一个细节都不能疏漏。从那以后，我每次安排工作前，都会仔细了解每位老师的情况，尽量让工作分配更合理。

为了做好教务工作，我开始主动学习。我经常去找学校里有经验的老主任请教，把他们的工作方法、处理问题的技巧一条条记在笔记本上，遇到不懂的就反复追问；我利用周末去其他优秀学校参观学习，借鉴他们的教务管理模式，把好的做法记下来，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调整；我还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学习最新的教育教学理论，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常常看到深夜。

针对学校小学部和初中部衔接不畅的问题，我组织老师开展“小初衔接”教研活动——让小学六年级的老师和初中一年级的老师一起备课、听课，互相交流教学心得，了解不同学段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我们还一起设计了过渡性的教学内容，让孩子们从小学到初中能更顺利地适应；为了减轻老师的负担，我重新梳理了教务工作流程，把一些重复的报表合并，把一些复杂的手续简化，还制作了详细的工作指南，让老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中，而不是在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上浪费时间；面对课后服务家长意见不一的情况，我挨家挨户做调研，收集家长的需求，根据不同孩子的兴趣，开设了书法、绘画、乒乓球、象棋等兴趣班，还邀请有特长的老师义务授课，让孩子们在课后也能学到知识、发展特长，家长们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

　　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要迎接“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省级和国家验收检查。那段时间，我几乎住在了学校。白天组织老师填写、整理“两基”资料，从学生的学籍档案到教师的培训记录，每一份材料都要仔细核对，还要撰写汇报材料，布置检查场地；晚上对着厚厚的检查细则，逐一核对材料，生怕有任何遗漏，有时累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工作。有天晚上，我加班到凌晨两点，突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无力，差点晕倒在办公室。幸好被值班的保安发现，及时送我去了医院。医生说我是过度劳累，让我住院休息几天，可我第二天早上还是准时出现在了学校——我知道，这次验收检查关系到学校的声誉，更关系到孩子们学习环境的提升，我不能掉链子。

最终，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学校顺利通过了“两基”验收检查。当校长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表扬我的时候，我看着台下老师们欣慰的笑容，突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那一刻，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教育事业或许平凡，但只要用心坚守，就能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

在八一学校一待就是十八年。我看着曾经调皮捣蛋的小学生，长成了懂礼貌、爱学习的初中生，有的还考上了重点高中；看着刚入职时紧张不安的年轻老师，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教学骨干，在各类教学比赛中获奖；看着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家长的满意度越来越高，心里满是成就感。每当听到老师说“现在工作比以前顺畅多了”，看到孩子们在兴趣班里开心的笑容，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2017年，我到了退休的年纪。离开学校那天，老师们和孩子们都来送我。孩子们抱着我的腿，哭着说：“老师，您不要走，我们还想听您讲故事！”老师们拉着我的手，说：“您放心，我们会把学校的教学工作做好，不辜负您的期望！”我看着熟悉的校园，看着可爱的孩子们和亲爱的同事们，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那些年的辛苦与付出，那些温暖与感动，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早已两鬓斑白，眼角也爬满了皱纹，但每当想起自己的教育生涯，心里依然充满温暖。我忘不了江心洲教室里那扇对着芦苇荡的窗户，忘不了孩子们塞给我的带着露水的黄瓜和番茄，忘不了手工刻试卷时手指上的伤口；我也忘不了城郊学校里那盏深夜亮着的办公室的灯，忘不了胡老师红着眼眶说的那句话，忘不了孩子们在兴趣班里开心的笑容。

那个时代的教学条件虽然简陋，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丰厚的待遇，但我们的教育初心是纯粹的——我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中。我们不求名利，只希望能为孩子们的未来点亮一盏灯，能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教育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从江心洲的小校园到城郊的大校园，四十年的教育路，我始终记得第一次站上讲台时的初心——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把每一件教育之事做扎实。如今，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讲台，但我知道，我的教育初心从未改变。那些在教育路上遇见的温暖与感动，那些与孩子们共度的时光，会一直陪伴着我，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