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那些旧时光

嫣尔

刚进厂那会儿，我才十八岁，懵懂又青涩。办公室里有三位朝夕相处的同事：一位是上海知青陈大姐，另外两位大哥，我姑且叫他们大眼师傅和眯眼师傅。

陈大姐三十出头，模样端庄，穿着时髦，做事干净利落，手还特别巧。她不仅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工作上更是游刃有余，待人也热络贴心。那两位大哥性格迥异：大眼师傅刚新婚，一双眼睛像铜铃似的，瞧着有点像甲亢，他说话风趣，走路带风；眯眼师傅已结婚数年，脸上总挂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说话慢悠悠的，性子很温和。

陈大姐爱聊天，家长里短总有说不完的话。

在生活细节上她非常关心我，她父亲是老中医，我有个头痛脑热，她会泡一杯中药给我喝，还真管用，出身汗就好了。她知道我喜欢打扮，常给我提穿衣搭配建议，回上海时还会帮我带些我们小县城买不到的时髦衣服，我穿出去时，厂里的小姐妹都羡慕不已。

可她也有个毛病：总爱背后对人评头论足，捕风捉影说些小道消息。父亲从小教育我“不说人是非，不贪小便宜”。起初她聊这些时，我只笑不接话，可日子久了，难免“同流合污”，也跟着你一句我一句地搭腔。

每当这时，大眼师傅和眯眼师傅嘴巴像上了拉链，半句不接。大眼师傅常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不知是嫌我们话多，还是觉得我们嘴碎；眯眼师傅则低头忙自己的事，仿佛压根没听见。

有一回，陈大姐神秘兮兮地凑过来，添油加醋地说后勤科长和负责食堂采买的小凤在办公室眉来眼去、打情骂俏，讲得绘声绘色，我听得入了神。没多久，两位师傅一起起身去走廊抽烟。保卫科长路过时打趣：“怎么一块儿出来抽烟？”就听大眼师傅笑着说：“办公室俩‘八婆’在讲‘新闻’，我们出来静静心。”听了这话，我惊得脸红心跳，呸呸！我才不到二十岁，居然成了他们眼里的“长舌妇”？我暗自警醒：以后坚决不跟着唠闲话了。

打那以后，陈大姐再聊人是非，我要么假装专心工作，要么找借口走开。陈大姐本就精明，时间一长也觉出无趣，或许是意识到不妥，渐渐也很少背后议论人了。

说起来，大眼师傅和眯眼师傅虽从不搬弄是非，可一谈起厂里的女工，就收不住话匣子。我们厂纺织女工多，办公室门窗正对着食堂大门，女工们去吃饭的身影看得一清二楚。他俩对着有几分姿色的女工挨个点评：“这个皮肤白”“那个眼睛大”“这个屁股翘”“那个胸部丰满”……言语间激情四溢，那个唾沫星子在空中乱飞，这时的大眼师傅眼里像燃着一团火，熠熠发光；眯眼师傅笑得眼睛缝都不剩，嘴角快咧到耳根，整个色迷迷的模样。

我常心里暗自嘀咕：“男人咋会是这个样？”平时在办公室，他俩还总讲些黄色段子，陈大姐已婚且性子泼辣，常跟他们插科打诨，毫无羞涩之感。我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小姑娘，每次都坐立难安。眯眼师傅还会笑眯眯地打趣我：“嫣儿别脸红，给你开开荤嘛！”大眼师傅则会补一句：“嫣儿姑娘温润如玉，看着就养眼！”

偶尔，大眼师傅从我身边走过，会“无意”撞我一下，眯眼师傅立马“怒斥”：“你怎么能吃人家小姑娘“豆腐”！”大眼师傅哈哈大笑：“嫣儿今天一整天都不怎么说话，逗她开心呢！”其实我知道，他们并无恶意。平日里，他俩工作勤恳、努力又上进，对同事热心，更别提对我有多照顾：我搬宿舍时，是他俩忙前忙后帮忙，还找来木料把我的床架子搭得又规整又牢固；工作上也是能帮则帮，从不计较做多做少。

冬天里，陈大姐还会贴心地帮我织毛衣、织围巾，常嘱咐我，小姑娘不能受寒。还时不时从家里带来自己做的小吃分享给我。

后来我调离厂子，特意让外婆杀了鸡、炖了红烧猪蹄，请三位师傅吃了顿饭。席间，酒量不大的我喝得满脸通红，举着酒杯连声道谢。那些年的照顾与陪伴，虽藏在琐碎日常里，却比什么都珍贵。

四十年光阴弹指而过，如今再回望那段岁月，记忆里没有勾心斗角的算计，唯有直白朴素的人情味儿。那些或热闹、或尴尬的瞬间，那些藏在玩笑里的善意与关怀，早已化作人生初路上最温暖的底色。陈大姐、大眼师傅、眯眼师傅，虽都不是完人，却在我初涉世事时，用最真实的烟火气温暖了我。时至今日回味起来，心中依然满是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