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邑百工，三千年前的中国制造

姚姚

8月23日，由天津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重磅展览“商邑百工——三千年前的中国制造”，在天津博物馆五楼7号厅重磅亮相！展览共展出186件（套）商代文物，涵盖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多个品类， ‌系统展示了商代晚期殷墟地区的手工业技艺与文化。 遗憾的是殷墟的镇馆之宝亚长牛尊只在天津展出10天，我9月5日来时没有看到这件珍贵文物。 2018年底我曾去过殷墟博物馆的老馆，见过这次展中的部分文物。 前言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在商王朝六百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创制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成熟文字系统，更在手工业领域取得非凡成就，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官营手工业体系。这一体系以青铜铸造为核心，涵盖建筑、制骨、烧陶、琢玉、造车等众多工种，其门类之齐全、规模之宏大、技艺之精湛，均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是早期中华文明物质创造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突出体现，也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不朽篇章。发达的手工业不仅为商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奠定了后世手工业发展的基本范式，影响深远。 本展览依托股墟出土文物、辅以传世精品，聚焦晚商手工业的精湛技术与独特艺术，系统呈现其辉煌成就。透过这些来自三千多年前的珍贵文物，我们得以真切体会商邑百工的独妙匠心，清晰听闻远古文明的空谷跫音。 来吧，让我们跟随殷墟考古人的脚步，一起领略三千年前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 　　百工通览 商代晚期，殷墟形成了以宫庙区为核心，南、西、东三面手工业区环绕的四大生产区域。这些生产区域通过完善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网络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运转高效的手工业生产体系。 殷墟手工业实行“王室统筹、族邑执行”的双轨管理制度。王室主导宏观管控，族邑负责生产全流程组织，并设专员管理从原料至成品的各环节。族邑聚落兼具生产、居住与丧葬功能，形成“工、居、葬合一”的复合形态。 正是依托于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先民们才创造出了发达的物质文明。 令追音出尹（父）工卜甲 商武丁天津博物馆藏 最早的“工”字！此卜甲正面所刻一条卜辞为：“丁卯卜，贞令追音出尹工。”其中“丁卯”是指丁卯日；“令”为命令之义；“追”为人名；“音”为动词；“出尹工”或同“右尹工”，为职官名，主管手工业相关事务。有学者认为，“音出尹工”中的“尹”字为“父”字的误读，“音出父工”与“司出（有）父工”意思相同。“司”读为“嗣”，是继承的意思。这条卜辞是占卜是否让追这个人继承其父的职位的，是商代世官制的体现。而这一具体官职仍可能和手工业管理有关。 氧亡其工卜甲商武天津博物馆藏此卜甲上所刻的一条卜辞为:"贡章亡其工”。这里的工如读为“贡”则是问臣下是否会进贡的；如读为"功"，则是问巨此次行动是否会有功绩的，两种读法均通。 甲骨卜辞中的“工” 甲骨文中的“工”为象形字。有说象连玉的，有说象某种乐器的，有说象斧头的，有说象夯土之杵的，也有说象规矩的。"工"在甲骨文中有许多不同的用法。如“工典”中的“工”，可为“献”之“贡”。“共众宗工”“丧工”中的"工”或指供品。“亡其工”中的“工”，可读作“功绩”之“功”。而“多工”“百工” “尹(父)工”“司Z]工”中的“工”，则应指手工业者或管理他们的官吏，但也可能是官吏的泛称。 可合理推测，“工”字象某种工具或器物，本指代手工业者或其劳动产品。因这些产品可作为供品贡纳，所以引申出“供品”“贡纳”的意思。生产完成就有功绩，管理生产过程需要官吏，因此也就有了“功绩”“官吏”的意思。 亚址铜方尊晚商(殷墟三期) 1990年安阳郭家庄西部M160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同墓共出土两件，形制、花纹皆相同，此为其一。方口外侈，束颈，斜肩，平底，高圈足外撇。尊之四角及四边中部均有扉棱，扉棱分三段，成一直线。上段的扉棱较长，伸出尊口外3厘米。口下饰一对夔(ku)蕉叶纹，夔头在下，作回首反顾状。腹及圈足四面为分解式的大兽面纹。在方尊肩部四角，有四个圆钉头，其上套有象头。象，圆眼，长鼻上卷，长鼻之下有一对锥形牙。肩部四边中部，亦有四个圆钉头，其上套有兽头。兽头似鹿，头顶有向上伸出的一对大角，角端有五个枝叉，如手掌状。这八个兽头都是单独铸造的，可自由取下。在方尊内底中部有铭文"亚址”，甚清晰。 亚址铜方尊 营造商邑 洹( huan)北商城呈方城格局，宫城、手工业区、居民区层层递进，陶家营等附属聚落拱卫其外。殷墟以洹河为天然屏障，宫殿宗庙踞小屯东北高台，周环作坊、族邑与墓葬，道路纵横，功能分区清晰；木构宫殿立于巨型夯土台基之上，院落里有预埋的陶水管、石砌明沟组成排水系统。王陵位于宫殿西北，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周布殉祭坑，工程规模宏大。 洹北商城、殷墟宫庙区及王陵的营造，集中展现了商代在夯筑、木构、排水、方位测量等建筑技术上的成就以及大规模调度人工作业的能力。 兽面人体纹白陶商安阳博物馆藏殷墟时期是白陶高度发达的阶段。此器通体洁白，云雷纹作底，颈部饰兽面纹，腹部饰人体纹，颈腹部纹饰相连构成完整的人身兽面图案，是殷墟白陶的典型代表。 王人于商卜骨商武丁天津博物馆藏此卜骨正面所刻卜辞大意是贞人股(que)在成寅、辛巳、甲申等日重复贞问商王是否要在未来的七月、八月进人商邑。 亚用铜方彝（yi) 晚商1999年安阳刘家庄北地M046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长方形口，平沿，下腹内收，平底，高圈足。盖呈庑(w)殿式，盖有子口与器口相吻合，脊上有庑殿式钮。盖、器体四角与中部各有一条靡棱，且各成一直线。圈足四面正中各有一弧形缺口，与中部扉棱对应。盖近脊处、器口下和圈足各饰一对夔(kui)纹，夔首相对。盖下部、腹部皆饰分解式兽面纹，兽面两侧以变形倒夔纹补空，盖之兽面呈倒状，嘴朝中脊。钮宽面饰简化兽面纹，窄面饰三角云纹。均以云雷纹为地纹。盖内一宽面有铭文“亚它瓶”，器底有铭文“亚用”。 亚用铜方彝局部 器用皆工 般墟的手工业，广泛运用了骨、玉、土、木、丝、麻等多种原材料。工匠们使用、凿、锯、锥、刀、磨石、钻陀等工具，采用合理的流程工艺，制骨、琢玉、烧陶、髹(xiu)漆、煮盐、酿酒、沤麻..·...多样技术交相辉映、各擅胜场。所制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器用皆工，凝聚工匠智慧。这些产品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直观体现，也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通过考古出土的商代原材料、工具、手工半成品和成品，三千年前殷爐手工作坊的繁忙生产场景可被清晰想象。 木井架晚商(殷墟三期晚段)2008年安阳刘家庄北地H238J31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此井口距地表深2米。由于井口坍塌严重，平面呈不规则状，最长径5.16、短径2.66、并深10.3米。井底用柏木交叉搭成边长1米的“井”字形框架，井架保留的高度约1.1米，周围填满鹅卵石。在井口北侧有盘旋向下的12级台阶。从最下面的台阶向下0.72米有一处平台，东西长2.2、宽0.8米，台面距井底约5.82米。从整体形状判断，此井建造得非常考究，井口上原来应有建筑物遮挡，东侧半腰的平台可供打水者站立，台阶可供其上下。井内填土共分4层，均为深灰色士，质地松软，包含物较少。木质井框内发现遗落有3件红陶罐、3件灰陶罐，另有铜爵、残铜、铜盖、铜肩部兽首所衔圆环各1件以及罄、提梁卤等若干铜器残片，还发现4件鹿角锥和1件石器等。 木井架 骨笄(ji) 商 骨管、骨蛙商 嵌绿松石骨虎晚商(殷墟二期）1976年安阳小屯M5(即殷城妇好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此骨虎昂置竖耳，背略不下也四肢前届后肢一足已残，爪着地，长尾上卷。背脊雕佳节状纹，眼、耳鼻及身上各部均镶嵌绿松石片但一部分已脱落。从虎头前端有圆形断骨观察，此虎可能是刻刀之类的器柄。 嵌绿松石铜骸( qiao)玉矛晚商1996年安阳黑河路M5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玉援前峰略残，周缘起刃，有中脊。中部有单面管钻孔。铜散截面呈椭圆形，前细后粗。前端作蛇头状。铜散通体用绿松石镶嵌出纹饰，部分脱落。前、后两端均饰简化兽面纹。中间为交错三角形纹。 制礼作乐 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商王和贵族普遍使用礼乐。在祭祀和战争的推动下，礼乐逐渐合流并上升为国家制度，为后世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青铜礼器是商代礼乐制度的基石，觚(gi)、爵等酒器按等级成套使用，器物上铸造兽面、夔(kui)龙等神秘纹饰彰显威仪。乐器同样关键:祭祀仪式上以奏乐、舞蹈欢娱祖先、慰敬神明，军事活动中凭乐声、舞演整饬(chi)队列、壮大军威。这些出自殷墟工匠之手的礼器和乐器留存至今，让时人得以一窥当时礼乐制度的鳞爪。 竖线划纹黑陶尊商安阳博物馆藏此尊造型类似铜器，敞口外卷，筒状、直腹、高圈足，腹饰三周竖线划纹带，上面间有乳钉及小扉棱，圈足饰弦纹，质地细腻，颜色漆黑，火候较高。此器造型端庄，形体大方，制作精细，是殷商时期制陶工艺的杰作，为研究商代陶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夔(kui)纹雕花骨饰商安阳博物馆藏长条形，面鼓，上窄下宽，宽部有半环形。正面满饰浮雕花纹，主纹为一长身卷尾夔龙，圆眼、卷鼻，身饰菱形方格纹，以云雷纹为地纹。反面饰阴刻兽面纹。该器随形雕制，制作精巧，构思巧妙，纹饰线条规整而流畅，雕琢精细，有较高的工艺水准，是研究商代雕琢技艺和制骨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技术突破白陶、硬陶与原始瓷 白陶以高岭土为胎(Fe2O,<1.5%),经980-1050℃烧制而成，因洁白的胎质契合商人尚白信仰，因此成为王室贵族专属礼器，多随葬于大中型墓葬，其地位与青铜礼器相当甚或更高。 硬陶采用高硅质黏土(siO>70%),在11 00-12 00℃高温下烧成，胎体致密(吸水率<6%)。作为陶器向器过渡的关键形态，其高温技术标志商代制陶工艺顶峰。 原始瓷以瓷石或精炼高岭土为胎，施钙质釉，经12 00-12 80℃烧造，首次实现胎釉二元结合。胎体玻化程度高(吸水率0.5-3%),叩击声清脆，开创器工艺先河。 陶豆、陶尊、陶盘商 钟(御)亩(更)牛三百卜骨商武丁天津博物馆藏此卜骨正面所刻的其中一条卜辞“真钿(御)山边)牛百，人心是员心用三百头牛行御除灾殃之祭。牛在晚商的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祭扣的州使用。而现存股墟甲骨中的“骨”，绝大部分都是牛的肩川骨。 铜戈商2021年安阳陶家营遗址:M12出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调色器晚商1972年安阳安钢M82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四角四管，器中有一圆孔。一般认为是当时调颜料的器物，从形式上看已经能调制多种色彩。类似器物故宫博物院、广州市文物商店藏有传世品在山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初年墓、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中有出土。贺家村出土器内存部分矿物粉末，林校出上器简内均存朽木。 楼父丙铜卣商天津博物馆藏此南盖系后西配，圆形捉手。长颈鼓腹。高圈足外撇。颈两侧有耳附有提梁，上:饰山纹，两端作兽首状。肩部饰一周兽面纹，并有棱，联珠纹为界，下有一道弦纹。圈足饰一周究起的云雷纹，间以小乳旬。器底内壁铸有铭文“楼父丙”字。“楼”应为族名。 铜爵商 车马交通 商代交通以陆路和水路为主，马车和木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马车不仅是商代贵族出行、田猎、征战的重要仰仗，也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殷墟造车技术精湛，其独辀(zhou双轮的设计奠定了中国先秦马车的基本形制。古代车及驾车的马上使用的各种器件称为车马器。目前发现的商代车马器以铜质为主，有的具有实质功能，有的则是装饰品。它们使车子显得华美，直观体现出车主人的社会地位。 四通八达的道路、先进的交通工具，为商王朝有效控制都城以外地方提供了保障，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星纹铜弓形器商天津博物馆藏 丁卯王狩敝卜骨商武丁天津博物馆藏此卜骨正面所刻卜辞，大意是癸亥日贞人般贞问接下来的一旬有无灾祸、商王判断说有灾祸、结果第五天丁卯日商王在微这个地方狩猎的时候车马发生了事故等事。反面所刻卜辞不全，大致与战争有关。此卜骨正反字口均涂有朱砂。 弦纹玉璧商天津博物馆藏青玉黄灰色。壁体薄匀，孔缘起唇，两面各阴线刻四组弦纹。类似器物在河南安阳妇好墓亦有出土。 马危铜编铙晚商(殷墟四期)2004年安阳大司空M303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编铙1组共3件，形制、花纹、铭文均相同，大、小依次相递减。体呈扁圆形，口内呈凹弧形，平顶，顶较口稍窄。顶中部有管状甬，上端较细，下端较粗，甬、钲相通。两面均饰独立兽面纹，纹饰高出钲体平面。钲体两侧，从口到甬底有铸缝两条，系由两块外范和一块内范合铸而成。 鼓内壁铸有“马危”二字铭文(阳文)。三件中最大的铙出土时鼓体有明显的布纹。 鼋纹铜盘商安阳博物馆藏 裸祭 文献记载，裸礼或为祭礼前降神之仪、或为飨礼前献宾之礼。从甲骨文材料来看，商代的裸礼主要表现为一种祭祀之礼、可称为“裸祭”。裸祭主要在殷墟宗庙中举行，祭品种类繁多，以喜酒为主。祭品使用有先后顺序，裸喜常在杀性之前。裸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禳拔作票的祖先，且在复合祭祀中使用的频率非常之高。 一般认为，裸祭的核心内容是将喜酒灌注于玉瓒美食，贡献给祖先神灵歆享。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学界逐渐确认，玉柄形器应即为裸祭之璜。具体使用方法为:将玉瓒钟接于木棒之上，置于航(即“同”)中以裸酒。 河南洛阳北窑墓地出土的玉柄形器与漆觚瓜的组合。玉柄形器放置向下，柄首在上，出土时器身四周有漆木片痕，下端由7个长条形玉片等距围绕，间距内填以4片椭圆形绿松石小片，粘附在柄底端部，下面置一长梯形蚌托，中有圆穿孔，孔内向下插一圆形玉柱；圆形玉柱应插人在漆觚内。 带盖小铜鼎商1995年安阳农行干校M1出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此鼎为现今发现最小的商代青铜鼎。存世商代最大青铜鼎司母戊鼎的高度是它的26倍，重量是它的近17000倍。既能做雄浑的大鼎，又能做精致的小鼎，商代青铜工业的实力可见一斑。 牛头鋬兽面纹铜斝商天津博物馆藏器物之中，下部有兽面，顶有一柱，柱顶有蝌蚪状纹，聚有牛头。 夔(ku i)纹铜禁西周天津博物馆藏此器整体呈长方体，中空无底，禁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子口，前后各有两排共十六个长方形镂孔，左右各有两排共四个长方形镂孔。禁四周均饰精美夔纹，纹饰生动，造型端庄，铸造精良。禁为承尊器，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尊等酒器的几案。这件夔纹铜禁是现所知西周铜禁中形体最大的一件，是研究中国青铜禁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商代手工业各领域都取得了空前成就。商代晚期，殷墟形成了官营体系下百工协同、规模宏大的产业集群，不仅成为早期手工业典范，更将礼乐制度与国家治理智慧融人文明血脉，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殷墟科学发掘近百年来，这些凝聚匠魂的造物陆续重见天光，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它们，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艺巅峰，更是中华文明对天工与人文的永恒追求，这便是跨越时空的共鸣！ 从“百工”到全产业链，从大匠将作到超级工程，从青铜熔铸到高端制造，从独辀(zhou)马车到新动力车......三千年薪火相传，“工匠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历史昭示我们:中国不仅曾经引领世界文明发展，也必将以创新驱动重新站在全球制造业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