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风满楼

南江

九五年动迁前，我住的城厢老街，是江南古镇独有的模样。沿街的屋子多是简易砖木结构，底层门面是一块块能拆卸的移动木板，白天卸下敞开门堂，夜里拼拢便是屏障；二楼的窗户是粗笨的木框，糊着的窗纸或装着的玻璃，总蒙着一层经年的灰，透着几分陈旧的慵懒。

可若拐进老街纵横交错的支弄，又是另一番天地。弄堂深处藏着不少老式石库门住宅，斑驳的青砖墙上，雕花的门楣虽蒙了尘，却仍能看出当年的精致；厚重的黑漆大门带着铜环，推开时“吱呀”一声，像在诉说着过往的显赫——能住在这里的人家，从前大抵都是有些来头的。

　　老街的弄堂细长又曲折，像一张铺开的网，纵横交错却四通八达，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藏着各行各业的人。多数院落都像滑稽戏里的“七十二家房客”，挤挤挨挨住着十几户人家，把个不大的院子填得满满当当。这些住户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却都有本市的户口簿。

这院子里，真是鱼龙混杂，既藏污纳垢，也藏龙卧虎。有戴着老花镜、说话文绉绉的名牌大学教授，也有嗓门洪亮、天天忙着调解邻里矛盾的居民小组长；有脚步匆匆、总揣着个记事本的政工干部，也有穿着工装、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工厂工人；有低调本分、守着个小铺子的工商业主，也有游手好闲、整天在巷口晃悠的无业游民。

　　可即便如此，大家平日里倒也和睦。偶尔因抢着用自来水、晒衣服占了地方起些争执，也总能很快平息——只因院里有位德高望重的居委会书记，她的身影就是“定海神针”。那个年代的居委书记，威望极高，说的话在这片小天地里堪比“圣旨”，连最调皮的孩子见了她，都得乖乖收敛性子。我小时候在路上撞见她，更是远远就绕着走，心里又敬又怕。后来我才知道，居委会办公的那栋小楼，原本竟是我家的老宅——这份难以释怀的愤怒，像根细刺，在我心里扎了好多年。

“七十二家房客”的大院里，最热闹也最紧张的地方，要数那个唯一的水龙头。水龙头常年“哗哗”流着水，从早到晚都排着长队，桶挨着桶，人挤着人。为了公平，大家约定了“一桶水一个竹牌”的规矩，每家每户都守得严实，没人敢逾矩。天还没亮，大院就醒了，各种口音的喧闹声此起彼伏：苏州话的软糯、上海话的伶俐、苏北话的爽朗、宁波话的清亮……像一首杂乱却鲜活的晨曲。

　　我小学班里有个女同学，叫王静，还有个不雅的绰号叫“撒屎泡”，是个宁波姑娘。她母亲的大嗓门，在大院里是出了名的——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全院人还在甜美的睡梦里，就会被她那公鸡报晓似的嘹亮嗓音惊醒。“阿囡！快起来烧饭！”“张家姆妈，借把剪刀用用！”那声音穿透力极强，能从大院这头传到那头，连隔壁弄堂都听得清清楚楚。

院里的人私下里都恨透了这大嗓门，可真见了面，又都热络地喊着“宁波阿姨”，语气里的讨好藏都藏不住。宁波阿姨的丈夫，是个山东南下的残疾军人，转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坐办公室。他没什么文化，几乎是文盲，工作清闲得很，每天上班就是捧着一杯茶，从早喝到晚。

老夫妻俩一个说山东话，一个说宁波话，本就难以流畅交流，偏偏老山东的耳朵当年被炮弹震聋了，听力差得很。为了让丈夫听见，宁波阿姨的嗓门就愈发响亮，久而久之，竟成了大院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这位叫王静的女同学，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小时候长得很一般，头发常年乱糟糟的，像个鸡窝；身上的衣服裤子，都是上面五个姐姐穿旧的，洗得发白，还总不合身。老山东一心想要个儿子，结果连生了六个女儿，最后实在没了力气，才断了念想。宁波阿姨没有工作，全靠老山东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虽不至于饿肚子，却也处处捉襟见肘。当年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的工资待遇还没企业好，老山东退休后可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可惜他没等到那一天。

或许是家里孩子多没人顾得上，这位女同学性子像极了山东人，粗犷又野性，说话做事大大咧咧，一点也不像个小姑娘。一到冬天，她的鼻孔里总塞满黄浓鼻涕，说话时声音闷闷的，像鼻子被木夹子夹住了似的，含糊不清。更让她难堪的是，她每天晚上都会尿床，那个年代，粮食紧张，王静家每晚都是一个包子加一大碗稀粥，王静每次睡梦中寻找厕所，然后就尿在床上了。

每天清晨，宁波阿姨都会把湿漉漉的床垫抱到院子里晒，嘴里一边拍打床垫，一边喋喋不休地埋怨：“你个死丫头！又尿床！丢死人了！”邻居们听见了，就凑在一起偷偷笑，“撒屎泡”这个绰号，就是她母亲这样一天天叫响的，最后全大院、甚至班里的同学都这么叫她，没人再记得她的本名。

　　那时的大院，最难忘的还有那股挥之不去的煤烟味。每到做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搬出煤球炉，院子里顿时浓烟滚滚，黑色的烟柱直冲天空，呛得人直咳嗽。住在楼上的住户，只能赶紧紧闭门窗，可即便如此，还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煤烟味。

我们居委的女治保主任和户籍警，是一对“老搭档”。他们深知这“鱼龙混杂、藏龙卧虎”的大院暗潮涌动，其实居民间就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他俩却总能透过现象很本质，上纲上线的分析判断，他俩就三天两头去大院巡视，并委任一个卖葱姜的老头，让他密切关注大院里那个老教授，和一对从日本归国的华侨夫妇。令人没想到的是运动大面积开展时，这个卖葱姜的老头第一个被查出了问题，他在抗战胜利后脱下伪军军服，从长春逃到上海，隐藏在大院里，还拿到了上海户口簿。一个委以重任的线人却是汉奸，治保主任和户籍警脸上挂不住了。那老头连批斗认罪都免了，直接吃了牢饭。

后来，政治运动的风越吹越烈，治保主任和户籍警很快就忘记了那个卖葱姜的老特务带来的不快。他俩更忙了，他们走街串巷，翻查档案资料，还主动跑到居民工作的单位去走访——尤其是那些他们觉得“有问题”的居民。俩人跑得脚不沾地，一番辛勤的深入调查后，几乎摸清了院里每家每户的政治面貌。

　　在那个锣鼓喧天、口号震天的年代，“政治面貌”这四个字，像一个恐怖的紧箍咒，硬生生套在了那些“政治身份有问题”的居民头上。被划分成“黑五类”的家庭，一夜之间就成了过街老鼠，出门时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连孩子在学校都会被孤立，整日惶惶不可终日。

而那些贫雇农、工人成份的居民，则成了令人羡慕的“红色革命家庭”。他们走路时的姿态都变了，抬头挺胸，志高气扬，浑身透着一股“翻身农奴做主人”的傲慢，仿佛连空气都比别人的新鲜。

　　这条历经百年沧桑的老街，本就见证了无数风雨，此刻又一次陷入了不平静，被卷入了那场波涛汹涌的政治运动。许多被划入“黑五类”的家庭，无奈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即将卷入这场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中。

风雨飘摇的“问题”家庭，欲哭无泪的男女老少，鸡犬不宁的艰难日子——这一切，都在我们这条小街上，缓缓拉开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幕。

　　城厢大院，曾经承载了我整个童年与少年记忆的天地，青砖灰瓦间弥漫着岁月的烟火气。时光回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大院里的孩子们总爱聚在一起嬉笑打闹，而王静却是人群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存在，像一株默默无闻的小草，安静地生长在角落。

小学六年级时，她依旧是那副不起眼的邋遢模样，与周围活泼鲜亮的同学格格不入。寒冬腊月，凛冽的北风呼啸着穿过城厢老街，王静身上那件花布棉袄格外扎眼。那是她几个姐姐轮流穿破的旧衣，布料早已失去原本的色泽，边角处磨损起球，袖口和领口也泛着油光。更让人揪心的是，棉袄里面没有厚实的毛衣御寒，只有一件颜色被反复清洗得发白的卫生衣。这种类似运动衫的衣物，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十分流行，价格低廉，却是穷人家孩子冬日里无奈的选择——这种廉价的卫生衣，也陪伴我好几年。它薄薄一层，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没有外套的加持，破旧的棉袄根本无法御寒。每当寒风袭来，王静都会下意识地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一缩，双手紧紧揣在棉袄兜里，身子不住地瑟瑟发抖，仿佛下一秒就要被冻僵。整个冬天，她的鼻子似乎永远处于“忙碌”状态，鼻涕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流，只能时不时地吸一下，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那声音里满是窘迫与无助。可即便如此，她从未抱怨过一句，只是安静地坐在教室的角落里，认真听着老师讲课，仿佛外界的一切喧嚣都与她无关。

小学六年，我们虽在同一个教室里朝夕相处，却像是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从未有过一句交流。她总是沉默寡言，低着头，仿佛害怕与人对视；而我，也只是偶尔在不经意间，瞥见她那单薄的身影和略显落寞的神情，心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却终究没有主动上前搭话。

时光匆匆，转眼小学毕业，我们踏入了中学的校门。命运似乎开了个玩笑，我们被分在了不同的班级，彼此的距离愈发遥远。中学的校园更大，人也更多，我们在走廊上偶尔遇见，也只是匆匆一瞥，便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连点头示意都显得格外奢侈。在中学的那段日子，读书无用论已覆水难收，我班的男生一大半都参与了百货店偷窃行为，我是校文艺合唱队，经常参加区里、市里的演出活动。因此也躲过了班里团伙作案又被追查的严重后果。

72年下半年，毕业生分配工作，班里的同学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路口：有人幸运地进了工厂，端起了“铁饭碗”；有人前往崇明农场，还有人背着行囊，远赴外地农村插队落户，在广阔天地艰难度日。而我，被分配到了闵行的一家工厂上班，未来的方向在那时看来，依旧像笼罩着一层迷雾，模糊不清。

　　日子在平淡的工作与生活中缓缓流淌，我渐渐褪去了少年的青涩，也很少再想起城厢大院里那些遥远的人和事。直到某天周末的傍晚，我闲来无事，决定去大院找发小叙叙旧。刚走进熟悉的弄堂巷口，迎面便走来一个身影。那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一袭素雅的连衣裙勾勒出姣好的曲线，乌黑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肩头，肌肤白皙，眉眼精致，宛如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人。

她看到我，先是微微一怔，随即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意，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的阳光，温暖而明媚。她朝我款款走来，那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眼神中带着几分熟悉与亲切。“怎么，老同学，不认识我了？”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像涓涓细流流淌过心间。

我愣在原地，仔细端详着眼前的女子，脑海中飞速搜索着相关的记忆。那张脸既陌生又熟悉，尤其是那双眼睛，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片刻之后，一个尘封已久的名字突然浮现在脑海。“你是……哦，王静？”我试探着开口，语气中满是难以置信。

话音刚落，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整个人都被震撼到了。眼前的王静，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邋遢的“丑小鸭”，她就像一朵出水芙蓉，褪去了往日的青涩与窘迫，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美得让人移不开眼。我彻底被这巨大的变化惊艳到了，一时之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王静笑着点了点头，轻声说起了她这些年的经历。中学毕业后，她和许多同学一样，被分配到了崇明农场。在农场的日子里，她辛勤劳作，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可天有不测风云，前段时间，她突然患上了乙肝，不得不暂停工作，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如今病情好转，才刚刚回到家里休息。

我们站在弄堂口，随意地聊着天。回想起在学校的时光，那时的我们形同陌路，从未说过一句话。谁能想到，曾经那个不起眼的“丑小鸭”，如今会蜕变成这般亭亭玉立的大美女。我还沉浸在这巨大的反差带来的恍惚之中，王静看了看天色，笑着说：“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家了，以后有空再聊。”说完，她朝我挥了挥手，转身缓缓走进了大院深处，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心中满是感慨——时光真是一位神奇的魔术师，总能在不经意间，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与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