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国“发言稿”【鸣鸣的下午茶】

张文“紫蝶”

《人性一步步丧失以后，兽性有多可怕？》

【鸣鸣的下午茶】

2025.8.30下午

发言人：黄建国

日本侵华老兵曾根一夫在晚年写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记》一书中有一个细节：老兵就把中国人绑在柱子上，当活靶子让新兵用刺刀扎，以练新兵杀人的“胆子”。扎不死的时候，受害者叫得撕心裂肺，新兵吓得脸发白，但不继续刺不行，不然会被排挤。曾根说他自己也这么干过，从害怕到麻木，就这么一步步成了没有人性而只有兽性的杀手。

百人斩竞赛是南京大屠杀中最具象征性的暴行之一，也是当人性丧失以后、兽性触目惊心的暴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这两个日本军官，从无锡开始，约定谁先杀够100个中国人就算赢，还把这场暴行当成“功绩”，让日本媒体《东京日日新闻》跟着报道。报纸上配着他俩举刀的照片，标题写着“百人斩竞争!向井少尉斩89人，野田毅少尉斩78人”。

1971年8月，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座“监狱”。他从75名志愿者中精心挑选了24名身心健康的男大学生，随机分为两组：12名“看守”和12名“犯人”。“看守”们穿上了统一的制服，佩戴反光墨镜，手持警棍。而“犯人”们则被剥夺了姓名，只有编号，穿着简陋的囚服，脚踝还被锁上了沉重的链条。实验在进行了仅仅六天后就被迫停止，因为“看守”的惩罚变得越来越疯狂，“犯人”们的身心健康也岌岌可危。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果向我们展示了环境对一个人行为的巨大影响。实验中，正常的大学生被赋予了虚构的身份和角色，以及具有权力和控制力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迅速改变，变得极具攻击性和残忍性。

制服、编号、墨镜——这些看似简单的道具，实际上消解了个人身份。当人们隐藏在角色面具后面时，个人责任感会大大降低。“反正不是我做的，是‘看守’这个角色做的。”这种心理让人更容易突破道德底线。津巴多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路西法效应”理论：路西法原本是天堂中最美丽的天使长，却因为环境和诱惑而堕落成了撒旦。

服从权威、服从命令、按照组织原则行动、按照职业操守行事，将组织成员从由于自己的行到所导致的道德自责中解脱出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将这种道德忧虑归结为上司的命令，堂而皇之的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只是做了一个军人应该做的事情，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 一书中写道：“发明了流动的、后来变得固定的毒气室；而后者——是纳粹分子来得及发明的最完美的东西——使杀手的角色缩减为从屋顶的孔隙往里倒入满待‘消毒化学剂’的‘卫生官’的角色，并且不让他到建筑物的里面去参观。”“大多数官僚成员所做的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他们只要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

奥斯维辛不是普通的集中营，而是一个灭绝营。它是纳粹德国实施“最终解决方案”、进行工业化大规模屠杀的核心象征。奥斯维辛运用了现代的官僚体系、科学技术（如齐克隆B毒气）、工业流程（如高效处理尸体）和管理方法，来实现一个极其原始和残忍的目标——种族灭绝。它证明现代化工具并不必然带来文明和道德的进步，反而可能使暴行更高效、更“去人性化”。它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一般的残酷，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行政管理的、目标驱动的“绝对恶”。

汉娜·阿伦特是一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她亲身经历了纳粹的迫害并流亡美国。她对极权主义和恶的本质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平庸的恶”是阿伦特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概念，源自她为《纽约客》报道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审判后写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她观察到，艾希曼并非她想象中的那种满脸狂热、穷凶极恶的魔鬼。相反，他看起来是一个平庸、无聊、甚至有些滑稽的官僚。他的最大特点不是“邪恶”，而是 “无思”（thoughtlessness） 和“缺乏想象力”。阿伦特指出，艾希曼的罪恶在于他拒绝思考，只是机械地服从命令、忠于职守，渴望升迁，却完全不去思考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他关心的不是“善恶”，而是“上级的指令”和“任务的完成效率”。这种不假思索的服从，是现代官僚体系中大规模罪恶得以实现的关键心理机制。

“平庸的恶”绝不意味着恶本身是平庸的或可以原谅的。它指的是作恶者动机和性格的平庸——他们作恶并非出于深刻的邪恶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一种可怕的、肤浅的“不思考”。正是这种平庸，使得大屠杀成为可能。“平庸的罪”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 系统里的“螺丝钉”：只关心自己的任务（调度火车、管理物资），而不将这些任务与最终的屠杀联系起来。他们的“美德”是效率、服从和忠诚，但这些“美德”在一个罪恶的体系中成为了帮凶。

2. 沉默的旁观者：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为了自保、或因为冷漠、或认为“与我无关”而选择沉默和纵容，为暴行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3. 被意识形态裹挟的普通人：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简化为煽动性的口号（如“犹太人是祸根”、日本军国主义宣扬“大东亚共荣圈”），许多普通人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简单化的解释，放弃了独立判断的责任，成为了集体狂热的一部分。

防止此类悲剧的重演，不仅仅是要警惕明显的“恶魔”，更是要时刻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道德判断的勇气，拒绝成为“庸众”的一员。

如果现代技术与恶俗的导向和空洞的人性化合在一起,以工业化规模倍增,那是怎样的场景与后果?参与现代大屠杀中的人已经很少有面对被屠杀者的机会，所以，他们在此过程中不会有源于恻隐之心的艰难道德选择。飞行员把炸弹投到指定的区域，不会想到可能会误杀平民而产生道德上的自责，反而会因自己出色的完成任务产生军人的自豪感。现代战争中无人机的广泛运用，人们坐在房间里像玩游戏一样操纵无人机和投送炸弹，死者对他们来说只是游戏中的一个个角色，或者仅仅是枯燥的数据。空间的隔离和新型的屠杀武器稀释了屠杀者的道德两难困惑，劳动分工模糊了行动和结果的因果关联。每个人都是这个庞大的官僚链条中的一环，“这种实践和精神上与最终产品的距离，意味着官僚体系等级中的大多数公务员可能会在没有了解其指令的结果的情况下发出指令。”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却运用种种手段，不断淡化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扮演“受害者”，还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只要法西斯的土壤还存在，个体就依然存在被“去人性”化、成为法西斯的帮凶的可能，应引起高度警惕。

作者个人简介：黄建国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玻璃墙外的春天》（诗集）、《枕边情诗》（诗集）、《古今中外朦胧诗鉴赏辞典》（合编）、《新闻备忘录》（文集）等。诗歌、散文、小说、文学批评等作品散见于《诗刊》《解放军文艺》《当代小说评论》等杂志。诗歌作品被收入《初心、红旗与新征程》（《诗刊》社编）、《2018江苏新诗年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们走过40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的父亲母亲》（中国文史出版社）等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