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点儿事（长篇小说连载）之十二

天中诗词文苑

那年、那月、那点儿事（12）

是那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深处，我那帆布包里静静躺着的，名义上是一张招工表格（其实名不符实），其实是我转正后所要办理的各种手续。它轻如薄纸，却压得人胸口发紧，那是我当时攥在手心、藏进心口的全部希望，是穷途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在那个靠“指标”说话的年代，这张纸比黄金更金贵。多少人托关系、找门路，把嘴唇磨破、把鞋底跑穿，眼里烧着志在必得的火；又有多少人，揣着满心的热望拼到最后，只落得一场空，连表格的边都摸不到，干满七年零几个月，还是得卷着铺盖离开，把青春和力气都留在黑黢黢的井下，什么都带不走。

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计划经济的惯性像一层厚茧，裹着煤矿这个庞大又笨重的体系。我们这些矿工，尤其是临时工，就夹在体制的缝隙里。说“苟延残喘”或许重了些，可每天抬头不见天日，低头是随时可能塌下来的煤层，连“安稳活下来”都要赌上运气，又何尝不是在夹缝里求生存？
矿上看着人多，十几个区队，每个队两百来号人，可真正下井挖煤的，十有八九是从乡下、从偏远地方招来的临时工。名字换了一茬又一茬，从“轮换工”到“协议工”，称呼变了，活计没变——还是钻进千米深的井下，用铁锹挖、用肩膀扛，把黑煤从地心刨出来。我算是个例外，托了点零星的关系，可到头来，还是没跳出采煤队的圈子，照样在井下摸爬滚打，一身煤屑洗了又沾，洗不掉的是底层人的宿命。
　　
我们这群站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早就习惯了苦。井下的风是凉的，煤尘能呛得人肺疼，顶板掉渣时的声响能把人魂吓飞，安全隐患像藏在暗处的狼，随时可能扑上来。可这些都不是最熬人的——最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是“八年之痛”。那是悬在头顶的刀，明晃晃地告诉你：干满八年就能转正，就能成“正式工”，可企业偏不，总在七年半的时候，把你干干净净地辞退。
　　
国家明明有规定，临时工干满八年，企业得签长期合同，这是给劳动者的保障。可矿上有矿上的难处，那么多临时工，真要都转正，企业扛不住。于是“七年半辞退”就成了心照不宣的规矩，规矩背后，是我们这些人的命——离开矿，我们能去哪？在井下待久了，眼里只有煤层，跟社会早脱了节；干的活是出力气的，没半点技术，到了外面，连份糊口的营生都难找。那种无助，像井下的黑暗，裹着你，喘不过气。 好在那个年代，也有敢为我们说话的人。矿务局的丁百元，全国劳模，还是人大代表，是我们这群矿工眼里的“青天”。那年他去开全国人大会议，没藏着掖着，当着所有人的面说：“煤矿上百分之八十的一线工人都是临时工，干不到八年就被辞退，他们的苦，没人看见啊！”
　　
也多亏了丁百元，经他一遍遍奔走、协调，全国那么多矿务局，偏偏我们这儿得了特例——每年有百分之五的临时工转正指标。可这百分之五，哪是那么好拿的？从矿务局到区队，再到采煤队，每一层都藏着利益的博弈。有人托关系抢名额，有人靠送礼挤位置，等这指标真正落到采煤队，能剩下百分之三四，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这一点点的机会，哪里是“希望”？分明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我们这些想转正的临时工，看着那几个少得可怜的名额，既盼着、又怕着——盼着自己能成为幸运儿，又怕这机会被人截胡，怕自己再一次被命运踩在脚下。那背后的勾心斗角、人情冷暖，比井下的煤尘更脏，比顶板的石头更沉，压得我们这些想活下去的人，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