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石沟灯下读毛选的岁月

张思齐

　　1968年末至1973年末，我在四川省南川县南平公社盖石大队第四生产队（今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天马村四组）当知识青年。那里的小地名叫做盖石沟。我的知青生涯，时间跨越了六个年头，时段整整五年。在这五年里，我不仅熟悉了全部的农活，掌握了一个 “全侉子” 庄稼汉的本领，诸如开山放炮、烧石灰、小煤窑挖煤、砍排花 （煤井支撑木）、砍竹片 （造纸原料）、种烟叶、制作叶子菸等副业技术，还比较好地掌握了英语，养成了阅读英语原著的能力，积累了大约一万多个英语单词。这是有方法测算的。

　　四川省南川中学校，这是我的初中母校。这是老校门。

学英语父亲是好榜样。

在漫长的知青生涯中，我沉静下心来刻苦学习英语，并且乐在其中，这与我从小看见父亲读英语书有关。

我们的老家是位于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的头渡镇。起先，父亲在那里上小学。因为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过河有危险，所以后来我的祖母让他改念设在家中的私塾，而街坊邻居的孩子们免费与他一起学习。九岁时，他被送到南川县城皂角井，在廖升庵先生那里上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去巴县中学上初中。巴中，这是四川省有名的中学。父亲十七岁初中毕业。之后，由于家乡的南平公学 （Nan Ping Academy，即后来的四川省南川第一中学校，简称南一中）缺少教师教音乐，父亲遂应聘在那里当音乐教师，一共两年。之后，父亲还是想读书，他进了当时位于重庆土桥的清华中学，读高中。清华中学的校长傅任敢（1905 —— 1982），我国著名教育家，《大教学论》的翻译者。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的才俊纷纷涌往陪都。在清华的高中生里有许多南洋华侨，也有不少韩国人。傅任敢依照学生的程度，将英语课分为甲乙丙三个班授课。甲班学生多为南洋华侨，乙班学生多来自大城市，其他学生编入丙班。父亲来自山乡，上英语课的时候，只能坐在丙班的教室里。甲班的同学能够畅读英文版的《自由西报》。几十年后，父亲谈到这一点时，羡慕之情还溢于言表呢。

父亲常常说，多一门外语，多一双眼睛。

　　父亲的照片，它原本贴在南川市政协委员会的工作证上。

　　傅任敢先生的译著之一。这是早些时候师范生的必读书之一。

　　傅任敢先生的译著《大教学论》内封面。

初中时背英文老三篇。

1956年起，父亲在南川中学任教，教语文，直至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选为专职的政协副主席。我初中时就看到父亲学习英语。他朗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属于美式发音，比较圆润。他又抄录这篇文章，他的英文字迹，娟秀流畅。他还买有一些英文书籍，其中有《把一切献给党》，此书的英文版作《工人阶级的儿子》。我完整地阅读的第一本英文书就是它。我还和父亲交流过阅读体会。我说英文版的行文似乎优美不少。父亲告诉我，英文只能那样来表达，否则就不像英语了。也许，这和画画的情形相似吧：茅屋入画，美过高楼大厦。可惜，这些书都在文革中被抄家了，不知所终。

1964年，省里组织民主人士到全国各地参观社会主义建设。父亲回来时给我买了三本薄薄的书，装帧素洁，它们是英汉对照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三篇，它们都是32开，英语部分有详细的注释。我初中时把它们强行背得了。开头的时候，差不多每一行都是生词呢。越读越有味，愚公移山，其英文表现是：一个愚笨的老人怎样移动了山 ？我觉得，这比老师上课时讲的 “愚公是人的名字” 有趣味多啦！

　　知青时通读毛选四卷。

我们下乡的时候，县知青办赠送每名知青的礼物中有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封面均为白色，中间有一颗红五星。这四本书系有一根红绸带。

我是在1968年末下乡的。 下乡的头半年，我住在大队贫协主任余大爷匀出来的一间偏房里。门口垒了一个土灶，旁边有一个火塘，内里头有一张床。我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下午收工回家，我生活做饭。那时候村民们都烧柴。我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灶孔，凭借火光，尝试读过几页《毛选》。不过，阅读的效果不好，火光毕竟不是灯光，不够明亮。而且，火光还忽暗忽明，闪烁不定。边做饭，边读书，这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浪漫罢了。稍微不注意，就会把饭煮糊了。后来，我干脆不用灶，直接在火塘的上方吊一个铁罐，既可以煮饭，又可以烤火。当然，这是不可能读书的了。

好在半年后，我的知青屋修建好了。那栋房子有两大间，旁边还修建了一个猪圈，也兼作厕所，我自己用三合泥在门前打了一块小地坝。我们盖石大队第一批知青有二十多人，他们大都安置在第一、二、三生产队，那里是平坝，生活条件好些，劳动强度小些。至于我所在的第四生产队，一半平坝，一半是山，那里自始至终都只有我一名知青。第五生产队是大山，那里倒是有知青两名。一个叫余明德，为人仗义。一个叫郭大宝，人很机灵。他们实际上是小学毕业生，年龄到了十六岁，也就下了乡，当知青了。他们是南平镇街上的人。他们每周六都回家，周一甚至周二、三，才来生产队里，虚晃一枪，应个卯，因此深山老林对他们无所谓。

盖石大队的各个生产队很分散，所以大家并不走动窜门。这在客观上为我专心读书创造了条件。那时候，提倡通读《毛选》。我们受到的教育说，《毛选》是宝书，《毛选》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于是，我萌生了通读《毛选》的愿望。我沉静下心来，聚精会神地通读了《毛选》四卷。所有的注释，我都不放过，我都仔细地阅读了。尤其是，当我阅读了《论持久战》之后，我对毛泽东思想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对毛主席产生了极大的敬意。那是150章的雄文！

我们下乡当知青时

获赠的毛选四卷本

朗读英文毛著甲种本。

我的三舅在重庆市中区大田湾小学工作。三舅是川黔一带的叫法，意思是三姨妈。姨爹姓冉，他在重庆教师进修学院任教。解放初期，百废待兴，谁只要工作好，就能够往大地方走，就能够往上级机关部门升。冉姨爹解放前毕业于贵阳大学化学系。那时候的贵大是名牌大学。他们夫妇，从贵州正安县步行至重庆。冉姨爹挑着两只大箩筐，一只箩筐里坐着个小男孩。那是他们的两个儿子。三舅背着背篓，她跟着走。背篓里面是一家人的衣物。

我母亲是贵州正安县人。她在家里是长女。她有个习惯 —— 在外地上学期间总是带着她的弟弟妹妹。四川比贵州发达，她在四川省南川县的协和小学读书时，她的弟弟妹妹就在租住的屋里玩耍。她上协和女中了，她的弟弟妹妹就上小学。以此类推。她后来去重庆上学，还是带着她的弟弟妹妹。三舅，其实是母亲的远房堂妹。由于三舅的父亲去世早，我母亲也把她带着，一直到她学业有成，参加工作。

我当知识青年一年后，母亲就去世了。1969年夏，我给三舅写了一封信，希望她为我买一本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三舅很快回了信，寄给我两本英文书。一本是《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一本是《五彩路》，那也是我想要的。同时寄来的还有一本缎面精装的 “红岩” 笔记本。那是三舅当先进工作者的奖品。在商店里，它要卖6块钱呢！我好喜欢！

在下乡当知识青年的岁月里，我彻底地阅读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许多许多遍。我分三步走：一是批出生词，二是默读理解，三是大声朗读。其中，《矛盾论》《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名篇，我朗读了至少五十多遍。这让我终生受益。

　　订阅了两种英文杂志。

1970年五月初盖石沟通了电灯。在盖石沟的灯光下专心致志地读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盖石沟的生产队领导是素质好的干部。

胡志祥，生产队会计，解放初期初级小学校毕业，他是唱着歌《农业纲要四十条》长大的一代人，他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抱负。他上工的时候，老是唱：

合作化的农村，

一片新面貌哎。

社会主义的根子，

扎得牢又牢！

农业纲要四十条，

哎嗨哎嗨呦……

胡在祥，退伍军人，他眼界开阔，干劲十足，点子很多，工作方法好，尤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矛盾。

那年头粮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人均只有一分自留地，这是上级的规定。各家都把自留地尽可能地用来种粮食。吃菜怎么办？好办！生产队成立多种经营小组，集体种菜蔬，隔三岔五，分一次蔬菜。大宗蔬菜，诸如萝卜、白菜、青菜、南瓜、四季豆、豇豆…… 基本上都分。集体种叶子菸，分土菸给男子，只算很少一点儿钱，年终分配时再扣款。生产队有纸坊，分草纸给妇女，只算很少一点儿钱，年终分配时再扣款。生产队有石灰窑，各家各户日常用石灰免费。因此，盖石沟家家户户的猪圈厕所都是干干净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盖石沟烧煤的人家户逐渐多起来，煤炭也分，一个月分一次，人均一次300斤。

胡永楼，铁匠出身，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家在我们生产队。他不左，默认生产队里许多的做法。

盖石沟的劳动值也在逐年增加。

1968年，一个劳动日（10个工分折合一个劳动日）0.46元。

1969年，一个劳动日0.48元。

1970年，一个劳动日0.50元。

1971年，一个劳动日0.52元。

1972年，一个劳动日0.54元。

1973年10月30号，我考上中专离开了盖石沟。那时生产队还没有做年终分配，于是姑且按照1972年的工分值为我做了结算。我满心欢喜。

这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事业。这是那些年的真实写照。

我每年能够干300个劳动日，能有收入150多元！这是好大的一笔钱啊。须知，供销社营业员月薪为14.5元。须知，刚参加工作的小学教师月薪为28.5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从1971年起，订了两种英文刊物，一是《中国建设》，一是《中国文学》。这两种英文刊物惠我良多。

　　英文版毛著受用终生。

我后来当了中学英语教师。国家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后来，我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攻读近现代英美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后来， 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博士学位，然而英语用得极多。复旦大学的各个专业都与国际深入接轨，它们都不是土不啦叽的学科。后来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都是国家公派。1993年5月，我的人事档案进入武汉大学。1994年元月14日，我来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武汉大学对教师要求高。在武汉大学工作，样样都难，惟有出国，一点不难，因为要考，每年名额，都用不完。你曾经下过深刻功夫的事情，在关键时刻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人生际遇，大约如此。

我从英文受益极多。可以说，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关头，比如找工作、升职称、出国留学、走向领导岗位，都是英文助了我一臂之力。

我的英文底子是在盖石沟灯下读毛著的时候，像打夯那样，一杵一杵打下的。

英文版毛著，我受用终生。

史料附录：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在当知青的五年里，这本书我朗读过五十多遍。

　　这是英文版《矛盾论》的开头两页，我当时遇到的生词好多啊。其他每页差不多都这样，把生词找出来，细细地批注好，再默读几遍，理顺语法，看懂文意，最后才朗读。

　　这是英文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的封底。该书的英文版只有甲种本，没有乙种本。

　　我把这本书仔细包好，又用钢笔写上书名。这是因为，此书我现在还经常在使用。我做翻译的时候，往往翻检此书，用来核对行文中的英文句型。

　　这是哈佛大学的邀请函。剑桥大学的往来信件已经在乔迁新居的时候弄丢了。算了！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回国后的部分成果。此书出版于2013年，那时候，严格地说，我已经退休三年了。这是因为，2010年武汉大学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突然宣布正高六十周岁一律退休，院士七十周岁一律退休。不过，按照原计划录取的研究生还是继续带。我在2021年还招了几名博士生（含两名美国人），于是我尽义务，实际上课至2017年7月15日。

这是该书的英文内封面，它表明了将此浩瀚的著作翻译成英文的是我本人。此书是我独立完成的。当我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符的时候，刚好是子夜零点，也可以说是凌晨零点，那一刻我刚好年满六十周岁。据说，我半夜出生于金佛山的头渡镇。

　　这是该书的版权页。当然，国家支付了我较高的稿费。

我把三卷本英译包好，又用毛笔写上书名，因为此书我自己也经常使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是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准确地说，我攻博的单位叫做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为了简单起见，一般也说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

（图片均为实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