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树下的黎明

大漠

　　老李的五十岁，像工厂车间里那台运转了二十年的机床，满是按部就班的磨损。作为市郊区大型工厂的工程师，“老黄牛”的名号是图纸堆和加班夜熬出来的——深夜办公室的白炽灯下，他伏案画零件图，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比家里的钟表走得更勤。回到那座二层土木小院，他是妻子阿梅沉默的靠背，是儿子小俊眼里“能修好一切”的父亲，更是双亲拐杖旁，那个不敢说累的顶梁柱。

院子是父母年轻时盖的，墙皮泛着旧报纸般的黄，每一道裂纹都藏着岁月的重量。楼梯踩上去“吱呀”响，尤其在深夜，像老人压抑的叹息。老李不是没提过拆旧建新，话刚出口，父亲就把旱烟袋往石桌上一磕：“住了几十年，墙根都跟咱亲了，漏风漏雨的，修修补补就行了。你那工资，多少不存点，以后花钱地方多了，别瞎折腾。”老李望着父亲鬓角又添的白霜，把“您也该住得舒服些”咽了回去——他懂，父亲不是恋旧，是舍不得花他的钱。

每月八千多的工资，像细水管里的水，刚够漫过家用的盆。供小俊上学、家里的日常生活开支，年底存折上的数字总像冬天的河面，薄薄一层。建新房最低要四十万，是压在老李心口的山，妻子阿梅总揉着他发酸的肩膀劝：“日子慢慢来，别逼自己太紧。”可每当看到父亲佝偻着背，连提水桶都要歇两歇，那座山就又沉了几分——他怕，怕自己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入秋的风带着凉意，父亲的咳嗽也跟着来了。起初是夜里偶尔咳几声，后来竟能把枕头咳湿，母亲偷偷拉着老李的手，声音发颤：“你爸痰里有血丝，死活不让我跟你说。”老李当下就要找车送父亲去市里的医院，父亲却急得直摆手，枯瘦的手抓住他的胳膊：“就是伤风！诊所拿点药就好。你请假扣的工资，够小俊十天的生活费了！”老李拗不过，托人买了进口的止咳药，可父亲硬是让退回去，自己买了便宜的止咳片，还跟母亲念叨：“效果都一样，别让儿子花冤枉钱。”

冬天来得快，院子里的梧桐叶落得精光。父亲依旧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竹扫帚在他手里晃得厉害，扫不了几下就要扶着腰喘气。那件灰色棉衣穿了十几年，袖口磨得发亮，内衬破了就自己用粗线缝，阿梅去年给他买的羽绒服，被他叠得方方正正放在衣柜最上面，说“旧衣服穿着暖和”。吃饭时，他总把碗里的肉夹给小俊，自己扒拉着剩菜，笑着说“爷爷牙口不好，嚼不动”。小俊搂着他的脖子撒娇：“爷爷不吃，我也不吃。”父亲这才肯夹一小块，慢慢嚼着，眼里的笑意像化开的糖。老李坐在旁边，心里又酸又涩——他想尽孝，可父亲总用“固执”把他挡在门外。

年底的那场雪，下得又急又大。父亲咳得连气都喘不上，嘴唇泛着青紫色，连床都坐不起来。老李再也顾不上父亲的反对，一把将他抱上车，阿梅抱着父亲的衣物跟在后面，车轮碾过积雪的声音，像敲在心上的鼓。市医院的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肺癌晚期，并发脑梗。

住院的二十几天，老李几乎没合过眼。直到那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到办公室，声音低沉：“肺功能已经衰竭，只能靠插管维持呼吸，治好的可能性很小，他的日子不多了。”这句话像重锤，砸得老李一阵眩晕。他靠在重症监护室的墙上，连日来的压抑突然爆发，号啕大哭的声音混着走廊里的脚步声，让路过的病人家属都红了眼，有人递来纸巾，有人轻轻拍他的背——同是世间苦，最懂离别痛。

父亲从重症室出来时，已经不能说话了。老李抱着他躺在担架上，救护车往家开的路上，他凑在父亲耳边，一遍遍地说：“爸，我们回家了，回咱那个小院。”父亲苍白的脸上，两行眼泪慢慢滑下来，滴在老李的手背上，烫得他心发疼。他赶紧背过身，怕父亲看到自己止不住的眼泪。

那年腊月二十二下午六时八分，窗外的雨淅淅沥沥，落在窗棂上，像谁在轻轻哭。父亲躺在床上，握着母亲的手，慢慢停止了呼吸。他走得很安详，像累极了的人终于睡熟，带着对这个家一辈子的眷恋，结束了他离乡创业、勤俭持家的一生。

葬礼后，老李像被抽走了魂。上班时对着图纸，眼睛盯着线条，脑子里却全是父亲咳血的样子，手指好几次按错计算器；同事跟他说话，他要反应半天才能勉强应一声。晚上回到老屋，他不敢进父亲生前住的房间，就坐在父亲常坐的藤椅上发呆，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落了满裤腿也没察觉。阿梅端来热粥，放在他手边：“吃点吧，你要是垮了，我和小俊、妈，该怎么办？”他只是摇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夜里的失眠成了常态。父亲弓着腰扫院子的背影、说“别乱花钱”时皱起的眉头、退药时固执的眼神，一遍遍在他脑子里转。“如果当初我硬拉他去医院”“如果我少加些班，多陪他检查”“如果我早点发现他咳血不是小毛病”，无数个“如果”像带刺的藤，缠着他的心脏，每想一次，就扎得他心口发紧，连呼吸都带着疼。偶尔睡着，也会被父亲咳血的噩梦惊醒，一身冷汗，然后睁着眼睛到天亮。

小俊看出了爸爸的不对劲。以前放学后总往外跑的孩子，现在会陪着老李坐在院子里，用手拍他的后背：“爸爸，爷爷说过，要我们好好过日子，你别难过了。”有天，小俊翻出爷爷给他做的木头手枪，递到老李手里：“爷爷说这枪能打跑坏人，也能打跑爸爸的不开心。”老李摸着枪身上光滑的木纹，想起父亲坐在院子里刨木头的样子——阳光落在父亲的白发上，木屑在风里飘，父亲还笑着说“给小俊做把最厉害的枪”。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滴在冰凉的木头上。

母亲也总拉着老李说话，翻出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你爸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你，总跟邻居说‘我儿子是工程师，有出息’。他不是怪你，是怕给你添麻烦。”阿梅则默默扛起了家里的事，每天给母亲做饭，陪小俊写作业，还把父亲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换上新的床单：“爸要是看着家里乱，该不放心了。”

这样的日子熬了三个多月。某个周末，老李整理父亲的遗物，在抽屉最里面，发现了一张折叠的纸条。上面是父亲歪歪扭扭却一笔一画写的字：“儿子，房子你尽管盖，别心疼钱。爸爸存了笔养老钱，在我枕头里，留给你。我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就是你。好好待阿梅和小俊。”落款时间，那年入秋——正是父亲开始咳血的时候。

老李颤抖着拆开父亲的枕头，里面藏着几本皱巴巴的存折，还有一大沓用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的现金。存折上的数字，是父亲每月退休金一点点累加的，最近一笔是当年五月存的两千元——那是父亲过八十岁生日，小俊用零花钱买了蛋糕，亲戚们给的红包，父亲一分没舍得花，全存了起来。

他捧着那些钱，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原来父亲早就安排好了一切，他不是固执，是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家撑到最后。压抑了几个月的愧疚、自责、思念，全都顺着眼泪涌了出来。哭了不知多久，他慢慢站起身，走进父亲的房间——母亲把父亲的旧物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桌上摆着父亲的遗像，香碗里的香还冒着袅袅青烟。那一刻，他心里的刺好像松了些：父亲从未怪过他，只是用沉默的爱，护了他一辈子。

后来，老李开始跟着阿梅一起给母亲做饭，陪小俊讨论功课，周末会带着一家人去父亲的坟前。他坐在坟前，絮絮叨叨地说：“爸，小俊这次考了全班第三，阿梅把家里照顾得很好，妈最近也能多吃一碗饭了。老屋我没推，找人加固了墙体，刷了新漆，就像您说的，住着有感情。”风吹过坟前的草，沙沙作响，像父亲在轻轻回应。

回去的路上，夕阳把田埂染成暖黄色。小俊拉着老李的手，阿梅走在旁边，手里提着给母亲买的软糕。老李忽然明白，父亲留下的不只是存折里的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爱——这份爱从不是要他活在自责里，而是要他带着家人，好好走下去。

他在院子里栽了一棵银杏树，是父亲最喜欢的树种。每天下班，他会先绕到院子里给树浇水，阿梅有时会陪着他，说些家里的琐事；小俊总在树旁问：“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上看着我们呢？”老李会摸着儿子的头，说：“是，爷爷在看着我们，看着银杏树一天天长高，看着我们过上好日子。”

他不再整夜失眠，饭也吃得香了，上班时又变回了那个认真的工程师，只是脸上多了些温和。看着银杏树枝丫慢慢抽新芽，看着阿梅忙碌的身影，看着小俊欢快的笑脸，老李知道，心里的黑夜正在慢慢散去。父亲的爱，还有家人的陪伴，就是照亮黑暗的光，带着他，走向了往后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