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在弗利尔

禾庐

夏末，来到了以收藏中国艺术品而闻名天下的弗利尔艺术馆。

弗利尔艺术馆以收藏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名字命名。弗利尔当年的在底特律制造火车车厢发家致富，他19世纪80年代开始收藏艺术品，渐入佳境，1899年45岁的他卖掉股份退休，专事艺术品收藏，1907年-1911年他每年访问中国，采购了大量文物和古代绘画，收藏中国文物一万三千多件。弗利尔艺术馆成了美国东方艺术藏品的翘楚。

《佛头像》，河北省峰峰，响堂山北部石窟，南洞。北齐（550–577年），石灰石，残留彩绘与鎏金痕迹。

响堂山石窟的特色，尤其是在文化、艺术上的独创性。是敦煌、云岗、龙门几大石窟都无法比拟的。响堂山石窟北齐精湛的佛教造像艺术，使这个短暂的朝代令人刮目相看，北齐成就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学术界将响堂山的雕塑艺术誉为“北齐造像模式”。

北齐王朝虽仅存在短暂的仅仅二十八年，却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达到了艺术的高峰。鲜卑贵族、武士、官吏和艺匠，汉族或非汉族的佛教僧侣，外族商人，乐伎以及官方使节都活跃于当时的文化、宗教、商业乃至政治舞台。不同文明、文化彼此影响而后交融，创造了崭新的艺术样式

弟子阿难头像（Ananda），河北省峰峰，响堂山北部石窟，南洞，北齐，550–577年，石灰石，残留彩绘痕迹。

北魏孝文帝早期建造了云冈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又建了龙门石窟，由北魏权臣高欢肋持东魏孝静帝将东魏迁都邺城（今邯郸市临漳县），迁都十七年后（公元550年），高欢次子高洋废掉孝静帝，建立北齐，同年开建了响堂山石窟，历时九年。与云冈、龙门的艺术风格截然不同，令人费解，艺术水平意外的高出了一大截。

据考证，响堂山石窟参考的蓝本不是云冈、龙门的“中原风格”，而是石窟造像的起源地古印度，响堂山石窟是“复古”风格，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曾写道：“南北响堂山北齐石窟为当时石窟中受印度影响最重者。” 北齐更讲究西风东渐。

大势至菩萨头像（Mahasthamaprapta），河北省峰峰，响堂山南部石窟，第3–7窟，北齐，550–577年，石灰石，残留彩绘痕迹。

菩萨（Bodhisattva），河北省峰峰响堂山，北响堂石窟北洞，北齐（公元550–577年），石灰石。

《跪姿畏兽》，原位于中国河北省响堂山北洞，畏兽来自石窟的侧壁，是护法魔像的柱座。

南北朝石窟中，出现了一种具有怪兽特征的造像，其特征为兽面獠牙，长着三个手指和两个脚趾，肩上长着似羽翼又似火焰状的东西，上身袒露，下身着犊鼻裤，有长尾，双腿后侧还有两条羽翎尾，经常呈现飞奔或坐姿。按《山海经》“ 亦在畏兽画中 ” ，此怪兽称 “ 畏兽 ” 。

菩萨置于怪兽之上的布局，可见于北响堂石窟的北洞，洞内墙壁上开凿了十六个深龛，形制如同宝塔，每一龛都供奉着一尊神祇，如上图这尊菩萨。宝塔龛由跪伏的有翼怪兽支撑。怪兽以浮雕形式雕刻在洞窟的岩壁上，而独立的菩萨形象则由采自当地采石场的石灰石雕成。

洞窟内的神祇现已不复存在，许多怪兽也被从岩壁上凿去。北洞是响堂山最早且最为宏伟的工程，由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公元550–559年在位）发起修建。

这个设计图展示了在响堂山北洞中，最低处跪伏的有翼怪兽托举着宝塔式龛位，菩萨当时就安置在这样的龛位中。*

《观音菩萨头像》（Guanyin / Avalokiteshvara），河南省，可能为龙门石窟，北魏晚期，约公元520年，石灰石（残留彩绘痕迹）。这尊头像大约与下图的立像同时期制作，因为两者在面容与宝冠的细节上极为相似。虽然这件石雕头像已受损，面容也比下图的砂岩造像更为清瘦，但两者都具有几乎闭合、低垂的双眼，紧抿的双唇，平直简约的发际线，以及饰有花卉元素的精美宝冠。这两尊造像同样代表观音菩萨（Avalokiteshvara），即佛教慈悲的化身，其身份可通过冠中所雕的小佛像，或手中持有的净瓶来辨认。与巩县石窟的立像类似，这件头像很可能也出自六世纪初石窟中壁面上雕刻的“三尊”组合之一。

《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图》，河北，峰峰矿区，南响堂山石窟第2窟（般若洞）是中心塔柱式洞窟，这件六世纪的浮雕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佛国净土图像之一，于1921年从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处购得。*

《诸佛与菩萨集会图》浮雕，北齐，河北省峰峰矿区，南响堂山石窟2窟。浮雕来自塔柱佛龛上方。

一九一三年后，弗利尔购入的中国雕刻的数量明显增加，从卢芹斋手中买来的六件珍贵的大型石刻，均出自响堂山南、北石窟，是北朝晚期中国佛教雕刻中的精妙作品。

《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图》整幅画面分成三个部分，中央部分表现佛陀说法场面。

两侧场景均有佛菩萨，但不是像说法图那样以佛为中心布局。两侧的佛像均为侧面，右侧画面中的佛前有一菩萨合十礼拜，佛出右手摩菩萨顶。

两侧场景中，除了周边菩萨围绕，下方都坐着五位菩萨。整幅浮雕可能表现的是佛经故事。

《胁侍菩萨》，北齐，河北省峰峰矿区，南响堂山石窟2窟。

石棺床台座正立面构件，（Base of a burial couch），河南省，北齐（550–577年），大理石（残留彩绘痕迹）。实际是河南安阳近郊北齐时期古墓出土的石棺床台座的三块构件，当年安阳北部地区属于北齐疆域。

粟特人信仰祆教，忌讳土葬，常采用石棺床作为葬具。其艺术形式融合波斯与中亚文化，石棺床雕刻内容多反映宗教仪式与生活场景，例如粟特乐人演奏场景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

雕刻内容展现了粟特乐人形象。该棺床座雕刻了11组人物场景，包括粟特乐人演奏横笛、贝蠡、排箫、笙及琵琶等乐器，形成了完整的伎乐队，展现了粟特音乐文化的独特风貌。

最初组装时，这件石床（石制的葬礼之榻）由至少九块带有相关浮雕的石板组成（其中三块在此，五块在其他博物馆，还有一块已经失佚）。上方石板伸出的短榫与底座上的凹槽相契合，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承载逝者的安置之床。

底座上装饰着佛教与世俗题材相结合的独特图案。在一排圆形框内，演奏者和舞者身着靴子、紧身裤和束腰短衣，这是粟特人服饰。几位乐师演奏着琵琶，这是一种源自西亚的乐器。正如世界各地的移民一样，粟特人即便身处异地，仍自豪地展现他们的传统。

石棺床台座构件，左侧立面檐板。九位粟特乐手在演奏。

　　乐者自左至右依次为：吹奏横笛和弹拨弓形箜篌。

二位乐者弹奏四弦琵琶、一位手持贝蠡，一位击打细腰鼓。

一位击打细腰鼓，一位击钹（bó），一位双手持排箫。

正立面左侧保护神像。

正立面右侧保护神像。

石棺床台座构件，侧立面檐板。刻有九个连珠纹圆框，共有九位粟特乐手在演奏胡乐。

从左至右依次为：吹横笛、弹奏弓形箜篌。

二位乐者弹奏四弦琵琶、一人击打细腰鼓。

一人击打细腰鼓、一人得道击钹、一人双手持排箫。看似平常的构件，细看却是一部生动东西文化艺术交流史书，传统中原来也有“不传统”的东西，传统是有时间维度的。

双佛像碑刻，河北省曲阳，北齐，公元565年；1516年重修，大理石材质，残存颜料。

这件碑刻展现了佛教信仰的无限性：画面中同时出现了过去佛多宝佛（Prabutaratna）、历史佛释迦牟尼（Shakyamuni）以及未来佛弥勒（Maitreya）。上方背光中并列的多宝佛与释迦佛象征佛法跨越时间的延续性。

下方较大的两位王子装菩萨，可能是未来佛弥勒，双佛同现，正在兜率天静思，等待最终的转世降生人间。这种对弥勒佛的重复表现，是曲阳雕刻的一个独特特征

未来佛弥勒（Maitreya），河北省曲阳，北齐，公元550–577，大理石材质，残存颜料。这尊孤独的菩萨正以其特殊的坐姿，端坐于交错的树下，树形酷似银杏，正在冥想。据佛教记载，这位菩萨在兜率天（Tushita Heaven）等待他自己的最终转世降生于人间。

这尊白色大理石雕像原本有彩绘，出自河北曲阳的大型采石场和雕刻作坊。1953年，曲阳出土了两千多尊大理石雕像，可见当年的生产规模之大。

“毗卢遮那佛（Vairochana）及六道轮回与其他佛教场景”，河南省，北齐，公元550–577年，石灰石。

这尊罕见造型的立佛具有非凡的重要性，其整个表面布满了浅浮雕叙事场景，因为毗卢遮那佛被描述为是一切现象的生成力量。佛像正面以六层区分展示了佛教宇宙的概念图。胸部上方描绘了诸天神的世界，此处释迦牟尼向仍受世俗苦难束缚的天神宣讲佛法。正下方是须弥山，宇宙的中心，呈柱状并缠绕一对龙。山脚下栖居着多臂的巨型阿修罗。沿着佛像向下，可见人类、动物和鬼魂的世界，直至最底层，佛教地狱中的受苦者，位于佛像脚部附近。

毗卢遮那佛法界人中像正面拓片。*

注：毗卢遮那是意思为照耀，是光明遍照的意思，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的《六十华严》又译为卢舍那。天台宗把法身佛也称为毗卢遮那，报身佛称卢舍那（毗卢遮那和卢舍那皆译自Vairocana），释迦牟尼佛为应身佛。

胸前第一层代表天界，有宝树和殿堂，这些殿堂下皆有莲台，双肩各有一飞天。*

第二层是阿修罗道，双龙绕山纠缠，向上拱起云彩朵朵，在双龙两侧各有一手捧日月的四臂阿修罗。*

腰部第三层表示人间世，描绘悉达多太子出游，腹部第四层中央有一马，左右的屋宇中有佛与菩萨说法。第五层则是菩萨和弟子礼拜佛塔，第六层有两座华丽的台阁院落。*

第七层六神王。*

第八层的右侧画饿鬼，而左侧大半和最下的第九层则作地狱。*

从艺术的角度看，线刻的布局紧密、造型准确、刻线讲究，非一般工匠能为，历任近2000年，保存相当完好。

毗卢遮那佛人中像石雕背面线描拓片。画面描绘了许多当时佛教流行的题材，如兜率天宫弥勒菩萨说法图、佛说法图、维摩诘经变等，表达了诸佛和菩萨也都是毗卢遮那佛化现的道理。*

根据佛经《法华经》记载，当年佛陀说法时，会出现整个宇宙的幻相，因此他被称为“宇宙佛”。这尊佛像的僧袍正反两面装饰着释迦牟尼生平事迹与宇宙意象的场景。在袍子的胸前位置，描绘了被认为连接天地的佛教圣山须弥山，山上缠绕着两条蛇（那伽，naga）。下方场景表现了释迦牟尼在成佛前作为太子的生活。袍子下摆之上则刻画了地狱中的酷刑。

弥勒（Maitreya）七尊背屏式佛像，背面是线刻毗卢遮那佛（Vairochana），可能出自陕西省，北周，557–581年，大理石。碑刻主尊交脚弥勒菩萨，头光上方有二佛并座，塔两侧有奉物猕猴，塔上方有九龙浴太子，竟然还有维摩诘经变，内容极其丰富。与弥勒并列的是弟子、菩萨的成对形象，以及一对罕见的“独觉佛”（pratyekabuddha），他们头顶盘发髻。

《弥勒七尊背屏式佛像》背面刻的线描毗卢舍那佛（Vairochana）法界图像。*

佛右手上举，掌心有一放光的圆轮。*

双手线描局部，造型写实准确，铁线描流畅有力。佛左手执袈裟。*

佛身部分为五段。上上段与上中段：在中央山顶上一组宫殿，两外上方各一菩萨合掌胡跪向中央宫殿，两外侧各—大人、若干孩童面向中央围绕，在两侧的大人与官殿之间各有两组平行波状线。项端波状线上有一排九身菩萨合掌胡跪向前方的官殿。佛两肩部波状线上各有一圆轮。*

在中段的中部有大圆轮，内有山川、莲花和鸟类，山川之上盘旋着数条巨龙。大圆轮四角的四组群山是《六十华严》中的“金刚围山”，各有其宝照明世界。两外侧为妙云、众生水鸟、飞天，画面左侧即佛的右腰部莲花上点缀着宝物并罗网弥覆其上，是摩尼宝王作世界海之岸。

下中段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二游戏坐菩萨中有一正面骏马，下层是二菩萨合掌向着佛塔。*

下下段为受鼎刑的众生，其右侧人正攀援火柱。*

维摩诘居士（Vimalakirti），河南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魏晚期（约520年），石灰石。这件浅浮雕原刻在皇家兴建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1930年代被凿下前，位于洞窟入口右侧上方。与维摩诘对话的文殊菩萨，现仍在洞窟入口的另侧壁上。

这尊手执折扇、身体前倾的坐像，是博学的佛教居士维摩诘。据佛教经典《维摩诘经》记，他与文殊菩萨（Manjushri）展开过深奥的佛理辩论。中国佛教艺术常涉及这部经典，因为它倡导包容并尊重居士信众。

《菩萨像》（Bodhisattva），可能为观音（Avalokiteshvara），河南省巩县石窟寺第一窟。北魏晚期，约公元523年，砂岩（残留彩绘痕迹）。这尊砂岩造像原是大型壁龛中一尊坐佛两侧的菩萨之一。1914年之前被移出石窟，并被记录在柏林的一处收藏中。

此像创作于六世纪，身形较为扁平，衣褶呈尖角式排列，相较于后期的等身菩萨雕像，显得刻板而抽象。

《供养人行列图》，河南巩县石窟寺，可能为第一窟，北魏晚期，约公元520年，砂岩（残留彩绘痕迹）。这一局部残片取自一幅更大的浮雕，表现了一支可能包括皇帝精英阶层组成的行列，他们是巩县石窟寺建造的施主。供养人的身份通过人物的体量大小、姿态、衣着以及伞盖、扇子等尊荣象征来体现。对于佛教信徒而言，资助修建宗教建筑是一种积累功德的方式。

巩县石窟位于北魏都城以东约六十多公里处，仅有五个石窟，规模远小于同时期开凿的龙门石窟。虽然两地雕塑在风格上有联系，但由于巩县石窟使用砂岩而非石灰石，造像的表面呈现出更为柔和的质感。

《佛像》，唐代，8世纪早期，大理石（残留彩绘痕迹）。这是一件感性的石雕，佛像身着薄而贴体的衣饰，衣纹层层垂落在莲花座上，衣料甚至在花瓣边缘处被勾住，展现出少见的写实细节。

佛像整体以圆雕手法雕造，饱满的体态体现了初唐（618–755年）雕塑特有的丰腴风格。裸露胸部上的彩绘（现已非原作）增强了造像的感性魅力。弗利尔艺术馆中国展厅中的大多数石雕原本都曾施彩，可在昏暗的石窟或寺庙中显示更强的视觉冲击力。

菩萨像，陕西省，可能为长安（西安），唐代，8世纪早期，石灰石材质，残存颜料与灰泥痕迹。

印度的新艺术风格于七世纪传入中国，雕像仪态与印度女神像“三曲法”的动态颇为相似，这种特点直接影响了隋唐以后的造像，开启了唐代造像“浓艳丰满，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该塑像为圆雕，胸部丰满，向腰部收紧。薄裙系以腰带，垂于双腿之上。这种宽肩、细腰的S造型，具有世界性美感。菩萨微微向前迈步，身体向一侧倾斜，身体的轻微动作与柔和曲线营造出自然的韵律感与尘世美感。

十一面观音（Guanyin，Avalokiteshvara），陕西省长安（今西安），广宅寺，唐代，703年，石灰石。这两尊石雕原本装饰于由武则天（624–705）下令建造的佛塔宜宝台塔。武周时期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的石刻原有七尊观音石像，一九〇六年后全部流失海外。弗利尔艺术馆藏有两尊，一尊完整，一尊半残。

慈悲的菩萨观世音（Avalokiteshvara）有时会以十一面超人形态出现。传说观世音因目睹宇宙间众生的苦难而悲悯至极，头颅因而裂成十一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Amitabha）便将这些碎片重新化为十一颗头，使观世音能够更好地感知众生的需求。

一九〇九年，波士顿古董商、日本人松木文恭准备将一批中国佛道造像交给弗利尔，用以抵偿他累年积欠下的上万美元的债务。其中就有一尊出自西安宝庆寺的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菩萨面相丰圆，身体肌肉感明显，衣饰雕刻得华丽而别致。松木并被拒绝后未放弃，向弗利尔详细地介绍了十一面观音像来源和出处，弗利尔被打动，答应了抵债的交易。

小型棺形舍利盒，可能出自河南省，唐代，8世纪，铜质，镀金。

尽管佛陀说不应供奉舍利，但自佛教早期以来，圣人的遗体部位、骨灰及特殊随身物品一直受到重视。由于舍利与生死密切相关，用来盛放它们的容器多似棺椁，这件器物有内外两层棺盒，龙、凤、虎和盘蛇乌龟四方护兽装饰其表面。造型与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八重舍利室函的外层如出一辙。

弗利尔从Eugene Meyer夫妇手中购买了唐代鎏金铜舍利棺等7件中国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弗利尔美术馆。

通体采用鎏金铜材质，历经千年，依旧金光闪耀。棺身上的纹饰简约流畅，采用了唐代特有的“金银错”工艺。工匠们在铜胎上精心錾刻出仅0.1毫米深的纹路，再嵌入银丝。这些细腻的纹饰，需要放大十倍才能看清。

棺身四角的力士，肌肉线条刚劲有力，他们的姿态充满动感，仿佛正竭尽全力托举着棺椁。

菩萨观世音（Avalokiteshvara），河北曲阳，北魏，公元453年。火焰形背光下的浮雕式莲花执持菩萨观音立像，青铜鎏金，磨损严重。四足方座上刻有32字铭文。

铭文：“大魏兴安二年岁在癸巳，涿鹿下曲阳清信女赵陆媛为亡祖父母敬造观世音像。”

方座右侧刻有铭文：“大魏太和…/年/岁/在/癸巳…鹿”（文字残缺，部分不可释）。*

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hvara），北魏，公元520年。观世音菩萨立像，置于四足方座之上，青铜鎏金，磨损处呈现黑色与红棕色铜锈，细节以浅浮雕与线刻表现，带有铭文：

“神龟三年三月一日（公元520年4月6日），佛弟子韩吉，本县外亡父见孝内亲造观世音像一躯（意为：佛弟子韩吉，本县人，为其已亡父亲出于对至亲的孝思，敬造观世音像一躯）”。

立像观音菩萨（Avalokiteśvara）。分为四段。足部有裂痕。青铜鎏金，磨损处显现黑色、绿色与红棕色铜锈，或为陕西，隋代，公元581–618年。*

《手持杨柳枝与净瓶的观音菩萨像》，青铜鎏金，或为陕西，隋代，公元581–618年。

正面直立，左手举杨柳枝，右手下垂持净瓶。面部五官简洁，眉眼等细节以细线刻画，低垂的头加重了菩萨的沉思神情。宝冠对称，前后及两侧均有垂饰，较长的饰穗从后部垂落至肩部。胸前佩戴项链与坠饰，以圆珠、圆形饰片及下缘叶形圆盘配垂饰点缀，彰显菩萨的神圣与王者气度。衣缘起伏翻卷，露出双足。背部衣纹以平面和细线表现。*

立姿观音菩萨像（Avalokiteśvara），初唐，公元700–750年。青铜鎏金，可拆卸背光，局部有绿铜锈及灰色土质结壳，带铭文：“……造弥勒像”。*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带来了西域的艺术，无论是写实和造型，还是构思与气场，让世人眼界大开。中西文化融合，有历史。

注：* 为网络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