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记之文天祥陵园

天人和

离开赣州，前往文天祥陵园。

先走南韶高速、泉南高速至泰和东收费站，然后是447省道奔富田镇文天祥故里，近30公里，县乡道居多，有的路段狭窄曲折，甚至有穿村小道。

不过，道路多穿行于农田间，油菜花已然黄灿，风和日丽，一片春机。

　　此段路程过大半，即来到文天祥故里。之前看到是文山村，现在却是富田村，遂停车查看一番。

　　文氏宗祠。

文摘:

“村中有一座文丞相祠，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这是全国最早得到朝廷“敕令”而建的祭祠，历史上历经三建三毁。2014年1月，青原区以祠馆结合的形式对其进行修复，文丞相祠才终于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据文氏族人介绍，村内还珍藏着文天祥的手书真迹、遗像、诏敕、手迹石碑和血衣战袍等孤品，由5个辈分最高的长者共同保管，从不轻易示人。只有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才会神秘而庄重地供于祠堂内让族人瞻仰和凭吊。”

　　街道墙上是文天祥事迹介绍。

自文天祥蒙难后，其家族宗亲后裔就逃散四方，故里几无遗址及近亲后裔。但是，作为故里，是别处无可替代的。

明朝以前，文氏家族后裔都隐姓埋名，很少人知道他们是文天祥的遗族，直到明代初年，他们才公开身份。到了清代嘉庆年间才开宗祀。

数百年间，文氏后人开枝散叶，足迹遍及今香港新界新田、泰坑村，深圳的松岗街道报美、岭下、山门、山尾村，福永街道上头田、潭头村，福田街道岗厦村，东莞长安镇涌头村，海南琼州万宁市等地，繁衍成文氏望族。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江西庐陵（今吉安）人。

自幼，即在严父文仪、母亲曾氏以及良师督责教诲下，深受家规祖训“忠贞爱国、坦荡正气”影响，熟读经书，修身养性，形成“漳善瘅恶”的品格。

　　元代 钱选绘《信国公遗像图》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试第一名；1256年入吉州白鹭洲书院，同年中选吉州贡士，与父亲文仪和弟弟文璧，三人于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正月达到临安，参加考试。二月初一礼部放榜，文天祥、文璧得进士。五月初八，兄弟俩一起前往集英殿参加殿试对策。

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的思想为出发点，写下万余字的《御试策》，把理宗皇帝提出的八项事物概括为四个方面，阐述与思想之深刻，深得宋理宗赏识，亲自将原排名第七而擢拔为状元，大赞“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此后，文天祥改名“天祥” ，以“宋瑞”为字。

后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三年。

之后，前往临安补授承事郎官职、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等，一度掌理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因直言斥责宦官董宋臣，讥讽权相贾似道而遭到贬斥，数度沉浮，在三十七岁时自请致仕。

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蒙古国改号“元”，次年起加紧对南宋朝廷的进攻；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逼近临安，时知赣州的文天祥接太皇太后谢道清《哀痛诏》及给他的诏书，命令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文天祥“捧诏涕泣”，遂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勤王，抵达临安后，被任命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不过，这些地方多已沦陷，官职有名无实。

在援救常州时，因内部失和而退守余杭。德佑二年(1276年)二月，宋夏贵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降元，元军进逼临安城，不久，元军至临安城下，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太皇太后谢道清或痛斥逃臣或呼吁勤王亦收效甚微。

唯有文天祥独撑危局，谢太后拒绝文天祥迁入闽广以图复国的建议一心求和，元军丞相伯颜拒绝和谈，只要求南宋投降。

1276年二月，伯颜率领大军攻陷南宋首都临安，《宋史·瀛国公纪》记载：“（德祐二年）二月丁酉，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使降。”

元朝使者进入临安府，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和百司印符、告敕、罢除官府和侍卫军; 其间，文天祥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营谈判，在皋亭山他劝伯颜存赵氏社稷，与之争论，面对伯颜的威胁，他视死如归地表示 “宋状元宰相，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为！” 旋被拘压北上，后脱险经高邮嵇庄到泰县塘湾，由南通南归，坚持抗元。

德佑二年（1276年），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即宋朝二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文天祥等会合，进封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同年6月14日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共立益王赵昰（宋端宗）于福州，改元景炎，宋端宗以弟弟赵昺为卫王、张世杰为大将、陈宜中为丞相、文天祥为枢密使，聚兵抗元，欲保闽、广，以图兴复。

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福州沦陷，宋端宗率部臣直奔泉州，却被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拒绝借船。张世杰率军抢走停泊在法石一带的蒲家海舶400多艘。

此事彻底激怒了蒲寿庚，为了出口恶气，他命令杀光定居在泉州的南宋宗室3000余人（也有史料记载为数万人）并密报元军陆秀夫等人的行踪。

宋端宗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赵昰，海上流亡路上溺水惊疾而世，年仅九岁。同年4月，年仅五岁的赵昺在碙洲即皇帝位，改元祥兴，后世称为宋少帝。

文天祥则率军转战赣粤，1277年在雩都（今江西南部）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十县、吉州四县。不久，元军主力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到庐陵、汀州，损失惨重，妻儿也被元军掳走。

1278年，文天祥率军退往潮阳县。八月南宋朝廷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同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部不敌败走，撤退至海丰五坡岭午饭时，遭到张弘范部将王惟义在突袭而兵溃，文天祥吞食冰片自杀昏迷，旋被俘。

网图文摘。

广东海丰县城北郊的五坡岭上设有一座“方饭亭”，为纪念文天祥而建。

上刻文天祥像，上题刻文天祥的《衣带铭》，亭柱刻有明代潮州籍状元林大钦所书对联：“热血腔中只有宋；孤忠岭外更何人！”

　　元将张弘范以礼相待，要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遂写下《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范读之，感其仁义，遂将手稿收藏，不再逼迫文天祥。

随后，张弘范组织崖山灭宋之战，文天祥时拘帅船，目睹惨状，痛彻心扉，亦欲跳海履忠，因看守甚紧而不逞，其记载如下：“崖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时日夕谋蹈海，而防范不可出矣！”，后作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悼念。

张弘范曾作诗记录此战：

“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

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

1279年三月，文天祥被押解到广州，元军摆宴庆功，同时劝降文天祥。

张弘范再劝文天祥说:宋朝已亡，丞相忠孝之事已毕，即杀身成仁，谁又能把这一事迹宣付国史？丞相如能改事我朝，大元相位，非丞相还能有谁？

文天祥愤慨直言:国亡不能救，为臣子者死有余罪，怎还敢苟且偷生！

副帅庞钞儿赤，遂呵斥文天祥，文天祥拍案对骂，宴会不欢而散。

之后，张弘范上书元世祖，忽必烈表示理解“谁家无忠臣？”，意图收服文天祥。张弘范遵照忽必烈的旨意，于四月二十二日，派都镇抚石嵩率一队人马押送文天祥前往大都，文天祥路上绝食八日，不死。

　　我曾于2019年春节期间，前往广州一游。其间，专门去新会崖山之战遗址瞻拜。

这是景区门口的宋代舰船大锚。

　　这是在崖山高处俯瞰当年海战区域。

崖山之战形势图。

史志记载，景炎三年（公元1277年）四月赵昰去世，众臣立赵昺为宋主，以陆秀夫为左丞相进行辅佐。五月改元祥兴，并升碙州（今广东江门新会会城镇）为翔龙县。

随着元军进逼，陆秀夫、张世杰认为碙州已不安全，便把行朝转移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南），并升广州为翔龙府。张世杰在岛上修建行宫、军营储蓄力量，以抵抗元兵。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初，元将张弘范率部进击崖山。

此时蒙元军队约有大小战五四百艘左右，兵士十余万；而宋军民约有二十万，战船千余艘，但多民船。

战前，宋军有人提议先控制海湾出口西侧退路，张世杰借防逃兵扰乱军心予否，并下令焚烧行宫等，迫使全体军民登船，又令用绳索将千多艘宋船“连环”在海湾内，将赵昺的“龙舟”置于中央。

元军初用小舟载茅草和脂膏，乘风纵火冲向宋船，但宋船皆涂泥，并以长木御敌。元军火攻未果，遂转以围困，先用水师封锁海湾，断绝宋军汲水和砍柴的道路。

宋军十余日，饮海水致士兵呕泄，战力锐减。张世杰为了摆脱不利，决定先消灭元军水师。他命令解索两百艘战舰，配六万兵士，由刘义和方兴日统帅，进攻元军海湾封锁线。双方在珠江入海口的海湾外围激战数日，宋军损失惨重，未打破元军的封锁。

二月一日，张世杰部将陈宝投降元军。二日晚，宋军都统张达夜袭元军失败。六日，张弘范四分其军，三面围宋 ，张弘范自领一军以奏乐作为总攻的讯号。正午时分，元军佯装奏乐，宋军中计，放松警惕。元水师发动攻势，用布遮蔽预先建成并埋下伏兵的船楼，向宋船驶进。两船接近，元军鸣金撤布突袭，顷刻间宋师溃败，元军攻到宋军中央。

此时张世杰见大势已去，抽调精兵，派遣小舟至赵昺处，准备逃走。陆秀夫怕赵昺被人所卖，或被元军俘辱，不肯登上张世杰的船。

海潮退去之时，张世杰和苏刘义、都统张达、尚书苏景瞻等带领三十余只船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末帝赵昺所乘龙舟成为元军主要目标，难以摆脱，陆秀夫遂对赵昺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言毕，背负八岁末帝赵昺跳海自杀，看见这一幕的赵氏皇亲、遗臣、宫女以及残余官兵等见此情形，跪拜后投海殉国，其状惨烈！《宋史》记载：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南宋也随之灭亡。

元将张弘范命人在崖山岩壁上雕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元史·张弘范列传》记载“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后来明代儒士陈献章在同石上刻下“勒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崖山海战后，张世杰欲再奉杨太后之名寻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再次举兵复国，但杨太后在听闻宋帝昺的死讯后亦赴海自杀，张世杰将其葬在海边。不久张世杰在大风雨下溺死于平章山下（约今海陵岛一带）。

明成化年间，御史徐瑁对勒功石深恶痛绝，命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字，但因争议未成。解放后不久，原石被航道部门炸毁。1964年，由田汉题字于新石碑上，新碑文为“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

此次战役之后，赵宋皇朝覆灭，蒙元最终统一整个中国。中国第一次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

南宋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部分史学家认为这场海战标志着古典意义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故有了“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

　　崖山遗址公园里书法墙上的毛主席草书——正气歌。

　　崖山海战，南宋覆亡，元朝统一中国地区，导致中国精英阶层的大量损失，成为华夏文明的断层，故有“华夏陆沉”之哀！

不过，尽管元朝由非汉族统治，但在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元朝将西藏纳入了中国版图，蒙古帝国也是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帝国，作为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元朝仍在中国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网图---北京府学胡同文天祥祠。

在元大都，文天祥初被软禁在会同馆，“供张甚盛”，文天祥“不宿处 坐达旦”，元帝意欲软化招降文天祥。先让原南宋右相留梦炎来劝降，被文天祥痛骂“状元宰相半生成，首鼠两端负圣明”；元帝又让旧主宋末帝赵㬎来劝，文天祥以国重君轻，“北而拜号，乞回圣驾”；元平章政事阿合马、元丞相孛罗亲自出马，威逼利诱，文天祥誓死不降。

利诱不成，元军给文天祥戴木枷转入土牢（现在的文天祥祠所在），冬寒夏热，兼有水涝床铺，垃圾腐尸侧绕，文天祥以诗文明志排解，成就千古之《正气歌》，其序对土牢恶浊皆有详述。

之后突然解除消息封锁，意图以亲情打动，让她女儿柳娘写信，得知妻子与两个女儿也在这里为奴。他在给妹妹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由于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被刺死后，忽必烈询问群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渠能？”大臣们直接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元至元十九年（1282 年）十二月初八，元世祖忽必烈召唤文天祥到宫殿。文天祥见了皇帝只拱手作揖而不跪拜，皇帝侍臣强迫他，他坚定站立抗辩道：“宋无不道之君，无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权臣误国，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将、叛臣，入其国都，毁其宗社。天祥相宋于再造之时，宋亡矣，天祥当速死，不当久生。 ”

忽必烈劝谕他说，宋已亡三年，如汉族父母逝，子需丁忧三年，你已是尽忠了，“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文天祥回应：“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忽必烈又说：“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文天祥则表示：“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之后，南宋降臣王积翁、谢昌元等曾联名请求让文天祥去当道士，但被留梦炎反对“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义士抗元，吾辈将置于何地？”

最终，元帝同意赐死文天祥，又甚为惋惜：“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

十二月九日（公历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往柴市刑场，临刑前，他写下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暗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随后，他对吏卒说：“吾事毕矣。”

还向旁人确认南北，然后他面南三拜，从容就义。

旋即，有使者赶来传令停止行刑，但文天祥已经遇害——“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

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收尸时，在其衣带中发现绝笔:

“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宋史·卷418》

值得一提的是张千载，字弘毅，号一鹗，是文天祥的同学兼好友，两人情谊深厚。文天祥被俘后，路过吉安，张千载拜见，说丞相北上我当随行。遂变卖家产陪同文天祥北上。跟随他到大都后，遂在囚所附近租住，三年间一直供送一日三餐，给予文天祥极大的精神和物质支持，文天祥的诗稿就是由张千载冒险带出囚所的。

文天祥英勇就义后，富田谱载： “夫人欧阳氏与十义士收殡于都城小南门外，后张弘毅奉柩归里，葬于八十一都鹜湖大坑虎形”。

由于文天祥就义后的记载多有讹传，据湖北文氏宗亲总会顾问文佳明，多方考证，得出如下结论:

“1283年元月9日，天祥公在北京柴市就义，第二天朝廷让欧阳夫人出东宫为天祥公收尸，欧阳氏与江南十义士暂时将天祥公遗体安葬在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旁，为他日归骨便路。

一年后（1283年底或为1284年初），璧公（文璧）经朝廷同意，携升公（文升）至北京，升公与天祥公的好友张弘毅等一同奉柩回吉。

1284年，升公按天祥公遗愿，请天祥公好友邓光荐撰写墓志铭（天祥公曾写信璧公：“邓光荐真知吾心者，吾铭当以属之。”见《吉安府志》卷三十四《人物志》）。

1284年10月，天祥公遗骨安葬于江西八十一都鹜湖大坑（今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骛湖大坑之原）。”

以上应是比较准确的考据。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按察副史刘崧主持将当年文天祥被囚禁的土牢旧址扩大改建成文丞相祠。

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朝廷把祭祀文天祥列入祀典，每年春秋两次，由顺天府官员主持祭祀仪式，同时重修了祠庙。

明朝末年，李自成攻破京城时，兵部尚书李邦华深受文天祥影响，他没有出逃，在文天祥祠堂里过了一夜，次日内城失守，李邦华对着信国公的木主作三揖说：“邦华死于国难，请跟随先生到墓下去吧！”并写下绝命诗：“堂堂丈夫兮圣贤为徒，忠孝大节兮誓死靡渝，临危授命兮吾无愧吾。”遂投缳殉国。其弟李邦美时守赣州，城陷大骂清军而死。一门两忠烈，可歌可泣！

明末状元刘理顺，也是在殿试时被皇帝亲擢为第一名。在李自成破京城时，他也效仿文天祥，提笔写下“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然后北面而拜，上吊身亡。其妻万氏、妾李氏及其子刘孝廉加上婢仆十八人，阖门缢死。

文天祥宁死不屈，为国献身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近代史的诸多先烈，以文天祥为榜样，前赴后继，赴汤蹈火，为国捐躯，永载史册！

　　文天祥祠国保碑。

文天祥死后，宋人震惊于叛臣留梦炎的背叛和卑鄙，人人唾之。

留梦炎曾在南宋官至右相之尊，但在元军逼近临安之际，弃官而逃，朝廷两次召他，他躲在衢州不出。德祐二年元兵攻至衡州，留梦炎以南宋故相身份向元人投降。后在元朝任吏部尚书、翰林承旨，官至丞相。

元世宗对阳奉阴违的留梦炎并不满意，曾指责赵孟頫袒护留梦炎，直到赵孟頫赋诗示忠：“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 元世宗才不究既往。

《宋史》和《元史》对作为朝廷重臣的留梦炎，都没有他的传记，《元史》则有评论“梦炎之降，非迫于势，乃贪生嗜权所致”，民间则将其比做遗臭万年的秦桧。清代乾隆皇帝编纂《贰臣传》时，将留梦炎列入 “首恶”，批注：“状元宰相，变节投降，虽有才学，实为士林之耻。”

明代朱元璋下诏 “留氏子孙不得参加科举”，他家乡人将他的故居改建成 “狗彘堂”，每逢忌日便投掷砖石。

明清两个朝代，对叛臣有严律制裁，如对留梦炎的后代子孙，明令禁止其参加科举做官，但凡两浙子弟参加科举前，都要写下保证书，表明自己不是留梦炎子孙。因此，他的后世子孙纷纷隐姓埋名，耻为留梦炎后代。

而那个叛通元军，扑杀泉州宋朝宗嗣的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

明朝建立后，太祖开始清算元代叛臣，蒲寿庚在宋末的恶行，自然不会放过。其人虽死，仍命泉州知府将其掘坟鞭尸，全部蒲氏男子流放充军，女性则为娼作奴。

这是叛臣逆徒在地狱也想不到其叛逆行径，会给子孙遗下如此巨祸。

　　不得不提的文天祥胞弟——文璧

（1238.3.3-1298.11.21），名天球，字宋珍，号文溪，南宋末期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少聪慧博学。

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与兄文天祥同登进士。宋理宗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担任新昌知县，后官至惠州知府。祥兴二年（1279年）在南宋灭亡的背景下，文璧为解救惠州百姓免遭杀戮，献城归附。

入元后，任临江路总管、广东宣慰使司事等职位。元朝统一后第三年（1282年），加赠通议大夫，秘书卿，上轻骑都尉。元成宗大德二年卒，追赠雁门郡侯，谥号文惠。

文璧降元后，有人写诗讽刺：“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清朝皇帝乾隆也曾写诗批判说：“子不知终弟受职，应难地下见其兄。”

降元后，文璧曾到元大都狱中劝降文天祥，文天祥自然不会接受。他在狱中有诗记《闻季万至》：“去年别我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感慨历史大潮中的身不由己。

文天祥临死前，曾给自己三弟写过一封信：“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勉励三弟隐而不仕。文天祥认为，他作为长子，尽忠而死；文璧入仕元朝，以护家族宗祀，根因是“孝”；而三弟应选择“隐”。

　　而文天祥的嗣子文升（文璧之子，因担心文天祥死后绝嗣，遂将三子文升过继给文天祥），更是有着一段传奇。

至元十七年（1280年）五月，文璧与其妹文懿孙来探视哥哥，文天祥剪发于弟妹，以示永诀。为防文天祥绝嗣，文璧决定将三子文升过继给哥哥——当时以为文天祥的三个儿子环生、道生、佛生皆亡；文天祥也把“潭庐西坑之地”做自己的墓地进行交代，最后文璧还把哥哥的部分诗文带了出来。

后来，文天祥在狱中，给嗣子文升写信做临终交代—《批付男升子》：“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汝性质闿爽，志气不暴，必能以学问世吾家。吾为汝父，丌得面日训汝诲汝，汝于“六经”，其专治《春秋》，观圣人笔削褒贬、轻重内外，而得其说，以为立身行己之本。识圣人之志，则能继吾志矣。……吾虽死万里之外，岂顷刻而忘南向哉！吾一念已注于汝，死有神明，厥惟汝歆。仁人之事亲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

在文天祥死后，文升选择在墓旁隐居守孝，并潜心修学。

后来，元朝为顾及文天祥在汉民中威望，强请文升入朝，授奉训大夫、集贤院直学士。他不喜趋炎附势，多次辞官未准，后受命代祭淮济、中南及南海诸地时，途经乳源大桥地界，假称途中逝世，从而摆脱了元朝的官场束缚，后隐居改名文克承，是粤北、湘南文氏基祖。

文升的同僚，元明善，是元代散文六家之一，为文升写的《集贤直学士文君神道碑》，其中介绍文升为文天祥守墓及历经五年，寻回嗣母——“公(文天祥)丧归，君庐墓侧，毁瘠几不起。信公家破，失夫人欧阳氏。后有传其犹在北方者，君泫誓曰：‘父骨既复于土，母生而不得养，我则非子!迹交海内，犹将求之，况有征，敢惮远行?行不母得，吾必不归!’凡五年得之。”既归二年，欧阳夫人卒，丧之合礼。可见文升孝心赤诚。

墓志也介绍了文升的简历，元仁宗朝时，经举荐，文升参与解译《尚书》，经文皇帝御览。官至集贤直学士、奉训大夫。皇庆二年(1313)，代祀淮济二水、中南二岳及南海，六月至江西，以疾卒，年四十六。

估计，元明善也不会知道真情吧。

文升巧妙的假死，使得文氏家族得以在元朝的统治下继续繁衍，也体现了他对家族的责任感和对元朝统治的不妥协态度。

他的后代在深圳岗厦一带定居，延续了文氏家族的血脉，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网图——深圳宝安凤凰古村文氏宗祠。

文应麟生于1307年（元大德十一年），卒于1378年（元昭宗八年），是文天祥胞弟文璧的长孙。南宋灭亡后，为逃避元军斩杀，其堂伯爷文天瑞和父亲文隆子带着他四处潜藏。后来，文天瑞辗转去了琼州万宁（再娶王氏生四子），文应麟对祖父文璧投降之举介怀，“耻之”；不久便随曾任平阳县尹的父亲，携起东、起南二子遁匿新安县松岗鹤仔园，立脚归隐。不久又转避居于大茅山脚的岭下村，购田置业。

他一直景仰伯爷文天祥之爱国气节，不耻祖父文璧的变节屈降，更不服元朝外族的血腥统治。他经常聚集志同道合义士，暗中练武，以图为伯父复仇，反元复宋。

他乐善好施，建望烟楼，赈济穷人，颇有名望，后因梦而筑凤凰岩古庙，香火日盛，岭下村改称凤凰村。

后人为纪念文应麟，在望烟台旧址建了一座“望烟楼”，名为“烟楼晚望”，迄今已成为省级非遗项目。

文氏后人谨遵“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别异男女、敦尚族谊、各勤本业、崇俭戒奢、屏黜异端、亲近正人、勿事争讼、早完国赋”的家规家训，传承文天祥忠贞不渝、为官清廉、危难救国、勇于担当、舍生取义精神。

　　离开富田村，行驶约六公里，即来到文天祥纪念广场，这里处于山岭高处，环境幽静，静谧无人。

　　停车后，步行前往，经过三牌坊。

其一， 牌坊按宋代卷帘式风格设计，高12.5米，高9.5米。

“正气浩然”，沙孟海所书。

其二为明代风格冲天式，高11.77，宽11.18，义坊为明代王补所书。

第三座忠烈坊，高12.84米，宽12.36米，是明代江西巡抚韩雍奏请朝廷谥文天祥为“忠烈”而敕建，明朝书法家王补手书。

　　纪念广场占地200余亩。

文天祥塑像，底座高1.236米，身高6.6米，寓意文天祥出生日期1236年6月6日。

文天祥塑像正气凛然，文官武相、不怒自威。

　　正气歌照壁。

　　网图——纪念广场俯瞰，两侧为丹心山、文曲山。

陵园占地39公顷，由服务区、纪念区、陵墓区三个部分组成。

　　广场斜对面，即是墓园牌坊。

文天祥墓，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富田镇（今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鹜湖大坑虎形山。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文天祥的墓葬。

墓园有牌坊、石拱桥、台阶、平台、神道、拜谒台等，神道长47米，寓文47岁为国捐躯之意。

台阶自下而上为12级、8级、3级，以示文于1283年殉难。

　　国保碑。

　　翁仲肃立，事死如事生。

神道两侧石俑、石马、石彪、石羊，默守千古忠魂。

　　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文天祥的嗣子文升将柩葬于富田鹭湖虎形山（即今址）。

文升选择在墓旁隐居守孝，1298年终于将嗣母迎回故里，时人皆赞“孝悌无双”。

　　明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宗下诏重修文天祥墓。

明正德七年（1512年），文天祥墓被盗。

明正德八年（1513年），经禀明府县，重修文天祥墓。

清雍正九年（1731年），清世宗下诏重修文天祥墓。

1980年，文天祥墓墓室下陷，内出墓志一方。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拨款重修文天祥墓。

　　墓高2.6米，扇形直径5米，墓门高2.1米，宽3.4米，红色条石砌成。墓碑高1.4米，宽0.55米。

　　网图网文

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虎形山，两座小山如虎足伸伏于前，虎头高高昂起，坟墓建在虎的鼻尖，墓冢周围松柏常青。

AI文摘

明代正德年间：明正德七年（1512 年），文天祥墓被盗，次年经禀明府县后进行了重修。

知青时期：据记载，“下放知青”误以为墓里有大量金银财宝，在墓尾钻洞盗墓。当时博物馆肖馆长钻进去勘查，发现里面只有一些打碎的坛坛罐罐。

2021 年：国家文物局通报 2021 年度文物行政执法和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提及江西吉安文天祥墓被盗案并进行重点督办。

资料未明确提及文天祥墓被盗后是否追回文物。其墓曾在明代正德年间、知青时期、2021年等有被盗情况，但均无关于被盗文物追回的相关确切信息。

我痛恨这种盗窃破坏民族英雄墓冢的不耻行为，诅咒他们死后下地狱！

　　文天祥陵园全景。

　　不得不说的一段往事——投降宋恭帝的悲惨结局。

据史料记载，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兵至临安，宋恭帝赵㬎退位降元，五月初二，在上都朝见元世祖忽必烈，降封开府仪同三司、瀛国公 。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中书省奏请皇帝将瀛国公迁居到上都，得到元世祖批准。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被元世祖忽必烈遣送吐蕃学习藏文、佛经，18岁时赵显赴西藏萨迦寺出家，法号和尊。他翻译了汉传佛教著作《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论》为藏文。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在吐蕃被赐死，终年五十三岁。

宋遥尊为孝恭懿圣皇帝，无庙号（一说庙号恭宗）。历史上称之为“少帝”、“幼帝”、“德祐皇帝”。

如此，赵宋皇朝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事由: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汪元量被元世祖放还南方，临行前向赵㬎辞行，赵㬎在燕京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赠别。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诗意含蓄无限凄戚意思，隐喻对南宋王朝的思念之情，遂成为元英宗斩草除根的借口。

　　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红衣西域僧图》，是元代赵孟頫所作。

蒙古强盛从成吉思汗开始，其对中原文化应该也是推崇的，故奉全真教为国教，后来忽必烈虽奉喇嘛教为正教，但依然捧赞玄教，其目的---加强与汉文化的联系以及与江南文人的往来交流。

赵孟頫为蒙元所用，也是吸纳汉文化，笼络汉人文士之目的。

赵孟頫作为艺术大家，书画诗印四绝，其书法自不用说，而绘画也是一流的。在元大都时，他的绘画完成后，元仁宗都会专门观赏。

而红衣西僧图这个传世佛画精品，本来应该是为蒙元帝师胆巴喇嘛（就是他著名的胆巴碑的同一人）所绘。而十七年后，赵孟頫又特意补跋，跋文闪烁其词，解释为借唐人“卢楞伽”法像，但红衣西僧像却与唐代阎立本吐蕃人像神似，由此引出来一段文案，一直到明清时，画作争议不断。

其中，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赵孟頫所绘红衣西僧，其实就是隐喻南宋末代恭帝赵显。

1279年2月，年仅五岁的宋恭帝被抱着向兵临城下的元军投降，之后被忽必烈封为瀛国公。

1289年，瀛国公被元世祖忽必烈送往西藏萨迦寺出家，称合尊法师，后升为木波讲师，成为萨迦大寺总持。其一心向佛，凭才智成为藏史上造诣颇深的经学家和翻译家。

赵孟頫作为亡宋皇族遗嗣（宋太祖第十一世孙），对亡国辱族的不甘，又面对蒙元宫廷高压，只能顶着贰臣的帽子，不得不趋和的无奈，一直以宗室仕元而蒙羞。所以，他闲余只好借书画等来排遣心中的郁闷。适逢帝师胆巴去世，作画借悼念萨迦派帝师胆巴之名，隐喻正在萨迦大寺做总持的故宋恭帝，以寄托内心的哀婉情思，之后又奉元仁宗敕命撰写了著名的《胆巴碑》。

赵孟頫作画后十七年后复见此画，物是人非，故恭帝依然远隔万里，赵孟頫依然无法放下沉重的负罪感，又担忧被窥破内心，不得不以讳莫如深的补跋，来制造烟幕。

但他晚年写的《自警》:“齒豁头白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惭。唯有笔砚情犹在，留于人间作笑谈”，表达了对一生的回顾与感慨，包括对人生的反思"一生事事总堪惭"和对艺术的坚守"唯馀笔砚情犹在"，或者说以瑜掩瑕。

却不知他死后一年，他一直牵挂的故恭帝赵显，却因一首“反诗”而被赐死于河西。

历史就是这么作弄人。

文天祥有首诗《扬子江》，是他谈判被拘后逃离镇江的经历和忠贞报国的心路历程：“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这首诗也是他临终向南而拜，从容就义的最好应证！

因为习书之故，恭书《正气歌》是必修课。

我写此文时，查阅诸多资料，时常感佩于文信国公的忠贞大义，匆有七绝草诗《赞文信国公》，以记此行。

国重君轻违谕旨，

楚囚授首志难移。

北庭恶稔绝人道，

正朔江南浩气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