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恩师王素兰（修订稿）

乐七天

王素兰老师（照片由王老师的长子刘新国提供）

怀念我的恩师王素兰

乐七天

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

有人把老师比喻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觉得好老师更像人生路上的一座灯塔。

一个人在启蒙阶段，有三个人最为重要、也最令人难忘：即父亲、母亲和老师。能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生中莫大的幸运。

1962年9月，我进入小学读书。求学期间，遇到过许多老师，但最让我铭记于心的，是我的小学班主任——王素兰老师。

那是1964年秋末的一个下午，我正跪在家中西屋的板柜上翻找东西，忽然听到院子里的鸡在扑腾鸣叫，似乎有陌生人走了进来。我提高声音问道：“谁呀？”外屋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呀──”我以为是走错门的，便没好气地喊了一句：“出去！”

“出去？”来人不但没退却，反而理直气壮地走了进来。我定睛一看，天啊，不是别人，竟然是我的班主任——王素兰老师！

面对王老师锐利而明亮的眼神，我一时羞愧得说不出话来，慌忙从柜子上跳了下来，连声道歉，请老师在炕上就坐，又要去给她倒水。

王老师并没有坐。这是她第一次来我家，她用敏锐的目光静静地环顾四周，没有多言，温和地唤我随她去学校一趟。

我跟着她走出了家门，朝学校方向走去。

那时的王老师22岁，路上，她轻轻地把右手搭在我的肩上，让我感到无比温暖。我们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老师为什么事要带我到校去？

我的小学十分简陋，是60年代初为解决陶瓷职工子弟入学，由一座旧庙改建而成的。正中一排是东西方向两间正房大教室，正房前后各有两间东西厢房，南面的两间厢房和北面的东厢房作为教室，北面的西厢房作为老师的办公室。

王老师把我带到略显昏暗的办公室，拉开灯绳，坐在她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32开的蓝色硬皮日记本，郑重地递给我说：“送你这个本子，以后放学写完作业，可以试着记点日记。”她耐心告诉我记日记的好处，该怎么写、写些什么，并鼓励我说：“你学习上进，爱思考问题，通过自身努力，也一定能记好日记！”她一边说，一边用旧报纸包好。我专注地听她讲述，恭恭敬敬接过那个让我铭记一生的日记本，默默地离开了学校。

回到家中，我把王老师来家和带我到学校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父母做了汇报。父母听后也非常感动，叮嘱我不要辜负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记好日记，为她争气。

后来有一次我去商店，看到同样的本子标价六角四分。现在看这点钱毫不起眼，但在那个我连学费都靠减免的年代，已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啦。更何况，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日记本，更是一位刚刚走上教育岗位的年轻老师对我的鼓励与期待，也是一段纯洁师生情的见证。

我没有辜负老师的心意，从那天起，每天回家做完作业后便认真写日记。当时的文字或许稚嫩粗糙，但那确是我练笔写作的起点。

一段时间后，我按王老师的要求，将日记带回学校给她看。她翻阅后露出欣慰的笑容，连连说：“记得很好，就这样坚持下去！能不能再放开一点，不只写所见所闻，也写写心中所想？”

就在这个期末宣布放寒假那天上午，老师公布了期末考试成绩，我因为数学考了92分而掉了眼泪。我的这个情绪变化被王老师看得清清楚楚。放学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将一摞用报纸包好的书递给我，嘱咐我在寒假期间读完，并写几篇读后感。

记得那天飘起了小雪，我把老师送的书揣在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里面有《在烈火中永生》《松树的风格》《红旗飘飘》，还有三本《红色少年》。

整个寒假，我一边做作业一边读这些书，有所感悟便写在日记里。江姐、少共国际师、陕北游击队、松树的风格……一个个难忘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以及松树的品格，深植于我幼小的心灵。

开学后，我把书和日记都交给了王老师。她简单翻了翻，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让我把日记本留在她那里，过两天再取。

后来，我从别的班同学那听说，王老师将我的日记本拿给与她同时分配来的朱老师看了，朱老师又在她所任课们的班上进行了宣传。

……

1970年10月，我所在的中学接到通知，部队要从我们学校征集几个在文体方面有特长的兵，并挑选十几同学做好准备。最后指定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到市人武部招待所接受挑选。两位负责征兵的人刘占华和李爱国（后来得知的名字）给我当面出题限定时间交卷，结果还算满意。其实，我觉得我带去的由我负责编辑、印刷的校报也引起了他们的重视。过了几天，接兵部队的首长辛长孝副师长光临我校工宣队派出单位——五瓷厂武装部，单独召见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面试后，决定提前征集我俩入伍。

王老师得知消息非常高兴，托人带话叫我去她任教的小学找她。见面时，她将一叠精心搜集的报纸资料送给我，作为写作参考。

参军离家之前，我将那本蓝色日记和读过的书捆好，藏在院子放杂物的柳条筐里。

11月23日到部队后，我始终没有停止写日记。王老师来信不仅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还特意问我是否仍在坚持记日记？鼓励我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写好自己的人生日记。

我牢记老师的嘱托，不管多忙、无论身处何地和条件多么艰苦，日记几乎一日都未间断。因为我心中有一股无形的动力——那就是恩师殷切的期望。

30多年的军旅生涯，3次探家时专程看望王老师的经历，都被记录在这些日记中。我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师是1976年1月29日。

那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下午天色阴沉，我约了同学郝春顺一起去西缸窑后店子小北街11号看望王老师。

她家住的是单间平房，屋内铺的用的摆得满满当当。因为学校正放寒假，王老师的两个儿子在炕上围着被垛玩耍。见到我们进去，王老师格外高兴，招呼我们坐在炕上，她却穿着一件红色毛坎肩站在地上，好在屋里生了炉子，并不太冷。

王老师问了我这半年在军校（原北京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笔者注）的学习情况。当听我说到部队院校也要开展教育界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她忽然有些激动，双手叉着腰，语气愤慨地说：“辩吧，辩到最后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还要学校做什么？还要教育做什么？你们自己回想回想，你们在学校到底都学到了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们国家的前途可就够光明的了！”看着她激动的神情，听着她铿锵的话语，我仿佛也清醒了许多。

离开王老师家，我一路回味着她今天的态度。原来，教育界并非人人都拥护这场大辩论。

谁能想到，就在这次见面的6个月之后，一场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夺走了敬爱的王老师和她小儿子的生命，也把我珍藏在棚子里的那本蓝色日记本永远埋在了废墟中。我至今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将它带在身边呢？

王老师走了，走得那么突然，才34岁啊。不，王老师没有走，她始终活在我的心中。我经常在梦中与王老师相见，她依旧那么和蔼、慈祥、稳重、坚毅。

每次梦见王老师，我都会把梦中的情景记在日记里。记得2019年夏天的一场梦中，王老师赠予我一个新的名字，在三张卡片左上角分别写下“兰”“新”“天”三个稍大的字，又在每个大字下面写了几行小字注解。我曾在一家摄影网站上启用过“兰新天”这个名字。今天，我又用它作了公众号的名字。

现在，我已写下70多本日记。每当我翻阅这些日记时，总会想起当年王老师送我的那本蓝色硬皮日记本，也总会想起我永远难忘的王素兰老师。

2025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