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和丈夫在祁连山下意外重逢——西路军魂之七十八

大江东去

女红军与丈夫在祁连山下意外重逢，夫妻在西北终老一生 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改称西路军，向甘肃西北纵深挺进。负责掩护医疗队转移的妇女独立团二营五连在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周，便就遭遇了马家军的突袭。女战士们第一次直面骑兵的冲锋，虽有恐惧，但还是趴在沙丘后，用老旧的步枪一次次击退敌人。 1937年初，西路军在高台、倪家营子等地与马家军展开殊死搏斗。高台战役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全军伤亡惨重。倪家营子的拉锯战持续了四十余天，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啃着冻硬的青稞面，用刺刀、石头与敌人厮杀。五连指导员吴兰英的丈夫郑宗贤是红五军军医，那段时间，两人几乎见不到面。郑宗贤在临时救护所里没日没夜地抢救伤员，吴兰英则带领女战士们运送物资、掩埋牺牲的战友，偶尔在夜色中擦肩而过，也只能匆匆说一句“保重”，便又投入各自的战斗。 2月下旬，西路军被迫向梨园口转移，妇女团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梨园口位于祁连山北麓，两侧是陡峭的山崖，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一旦被马家军封锁，后果不堪设想。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在战前动员时，声音因激动而沙哑：“姐妹们，主力能不能安全转移，就看我们的了！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能让敌人过去！”吴兰英站在队伍前列，看着身旁的女战士们。有的才十六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有的刚经历过亲人牺牲的悲痛，眼睛红肿着却依旧挺直了腰板。为了混淆敌军视线，不少女战士拿出剪刀，毫不犹豫地剪去了留了多年的长发，参差不齐的短发下，是一张张写满决绝的脸。 战斗打响的那一刻，梨园口的山谷里回荡着枪声与喊杀声。吴兰英带领五连战士们守在左侧山崖下，子弹打完了，就举起石头砸向冲上来的敌人；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与敌人肉搏。她亲眼看到身边的小战士被马刀砍中，却依旧死死抱住敌人的腿，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马家军的骑兵一次次冲锋，女战士们的阵地却像钉子一样钉在原地，为主力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然而，兵力的差距终究难以弥补，当夕阳染红山谷时，妇女团的伤亡已超过半数，政委吴富莲为了不被俘虏，毅然吞服鸦片牺牲，政治部主任华全双在突围时被炮弹炸伤，从山崖上坠落，侥幸被路过的牧民救走。 吴兰英所在的连队也被打散了。混乱中，她与营部秘书王子清、马夫老吴挤在一起，沿着山崖的缝隙向祁连山深处逃去。身后的追兵仍在嘶吼，他们不敢回头，只能在夜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直到再也听不到马蹄声，才瘫倒在雪地里大口喘气。此时的祁连山，早已被寒冬覆盖，积雪没到膝盖，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三人的军装早已被鲜血和尘土染透，破烂的布条挂在身上，连鞋子都磨穿了底，双脚冻得失去了知觉。 接下来的日子，是生与死的极限考验。他们昼伏夜出，白天躲在山洞里不敢露面，夜晚就借着月光摸索前进，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就在雪地里寻找冻硬的野果或草根。有一次，王子清因为体力不支晕倒在雪地里，吴兰英和老吴轮流背着他走，用自己仅存的一点干粮，几块烤焦的青稞饼喂给他吃。吴兰英常常在夜里醒来，看着身边熟睡的战友，想起牺牲的同志和不知生死的丈夫，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又怕惊动同伴，只能悄悄擦掉。 大约半个月后，三人在祁连山深处的一片松林里遇到了一位姓王的老汉。老汉穿着破旧的羊皮袄，手里拿着一根拐杖，看到他们凄楚的模样，没有丝毫畏惧，反而递过来一袋炒面。“你们是红军吧？”老汉的声音沙哑却温和，“马家军在山下搜得紧，你们跟我来，我给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跟着老汉走了大约两个小时，他们来到一处隐蔽的淘金洞前，洞口被枯枝和积雪掩盖，若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走进洞里，吴兰英突然愣住了。昏暗的光线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靠在石壁上，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正是她的丈夫郑宗贤！ 原来，郑宗贤在高台战役中为了抢救一名伤员，被马家军的子弹击中了左腿，部队转移时无法携带伤员，只能将他托付给当地的老乡。王老汉恰好遇到了护送郑宗贤的战士，便将他接到淘金洞里，每天送来食物和草药。夫妻二人在如此绝境中重逢，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郑宗贤伸出手，紧紧握住吴兰英的手，两人的眼泪都止不住地往下流。王子清和老吴大出子看着这一幕，也红了眼眶。在这样的乱世里，能活着已是万幸，重逢更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奇迹。 然而，平静的日子只过了三天。这天清晨，王老汉匆匆跑回洞里，脸色凝重地说：“马家军搜上来了，离这里只有几里地，你们快分开躲！”为了不连累老汉，四人迅速做了决定：王子清和吴大出子往祁连山更深处走，郑宗贤带着吴兰英藏到附近的一处废弃矿洞里，王老汉则留在原地，用扫帚抹去他们的脚印，然后往相反的方向跑，引开追兵。吴兰英扶着郑宗贤，一瘸一拐地钻进废弃矿洞。洞很深，里面黑漆漆的，弥漫着泥土和矿石的味道。他们躲在洞的最深处，能清晰地听到洞外传来的马蹄声和马家军的吆喝声。吴兰英紧紧捂住嘴，生怕自己发出一点声音，郑宗贤则将她护在身后，手紧紧握着腰间的匕首，那是他唯一的武器。马蹄声越来越近，似乎就在洞口徘徊，两人的心跳快得像要冲出胸膛，直到夜色降临，外面的声音才渐渐消失，他们才敢松一口气。 从矿洞出来后，郑宗贤看着妻子，眉头紧锁：“你的四川口音太明显了，万一遇到马家军或当地人盘问，肯定会暴露。”吴兰英也明白其中的危险，她沉默了片刻，坚定地说：“我装成哑巴，以后不说话就是了。”这个决定，意味着她要将自己的声音封存，用沉默应对未知的旅途。此后的日子里，他们一路向东，白天靠乞讨和帮工维持生计，晚上就睡在破庙里或农户的柴房里。有人问起吴兰英为什么不说话，郑宗贤就解释说她小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嗓子坏了，再也不能说话。即便遇到好心的农户递来热饭热菜，吴兰英也只能用手势比划着致谢，将所有的委屈、恐惧与对革命的渴望，都深深埋在心底。 有一次，他们在甘肃武威附近的一个村庄帮工，地主家的管家见吴兰英长得清秀，又不说话，便起了歹心，想要把她拉走做丫鬟。郑宗贤立刻挡在妻子身前，与管家争执起来，被管家打得鼻青脸肿。吴兰英看着丈夫受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只是捡起地上的石头，狠狠地砸向管家的脚，才逼退了对方。那天晚上，郑宗贤看着妻子红肿的眼睛，心疼地说：“委屈你了。” 1938年初，历经千辛万苦，两人抵达了甘肃景泰县寺滩乡。这里地处偏远，马家军的势力相对薄弱，郑宗贤凭借着在红军中学到的医术，成了当地的游医，为村民们看病抓药，吴兰英则以“哑女”的身份，帮着丈夫打理家务，有时还去田里帮农户干活。村民们都很喜欢这个勤劳能干的“哑女”，虽然她不能说话，但总是笑眯眯的，谁家有困难，她都会主动帮忙。 寺滩乡有个恶霸叫张老财，为人凶狠狡诈，听说郑宗贤医术好，便常常找借口敲诈勒索，还多次怀疑吴兰英的身份。有一次，张老财在酒桌上故意刁难，当着全村人的面抓住吴兰英的胳膊，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红军的探子？”吴兰英咬紧牙关，任凭张老财怎么殴打、盘问，始终没有开口。郑宗贤想要上前阻拦，却被张老财的手下按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受苦。直到张老财打累了，觉得她确实是个哑巴，才放过她。从那以后，村里人都坚信吴兰英是天生的哑巴，再也没有人怀疑过她的身份。 这一沉默，就是十三年。十三年里，吴兰英看着村里的孩子出生、长大，看着庄稼一茬又一茬地收割，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她会在每年的2月下旬，悄悄来到村外的山坡上，朝着梨园口的方向眺望，那里埋葬着她的战友，也埋葬着她的青春。她会在夜里偷偷教郑宗贤唱红军的歌谣，两人在昏暗的油灯下，一个轻声唱，一个用手势跟着比划，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红军队伍里的日子。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捷报频传。10月初的一天，寺滩乡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声音：“乡亲们，景泰县解放了！人民解放军来了！”正在田里割麦子的吴兰英听到这句话，手里的镰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猛地直起身，朝着乡政府的方向跑去，头发被风吹得凌乱，脸上满是泪水。郑宗贤紧随其后，他知道，妻子等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在乡政府里，工作人员正在登记群众信息。吴兰英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脊背，用清晰而响亮的四川口音说道：“同志，我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二营五连指导员，我叫吴兰英，党龄十四年。”这句话像一颗惊雷，在乡政府里炸开了锅。工作人员们都愣住了，他们看着眼前这位穿着粗布衣裳、双手布满老茧的农妇，实在无法将她与当年浴血奋战的红军指导员联系在一起。郑宗贤站在一旁，激动得热泪盈眶，十三年的沉默，终于在这一刻被打破。 吴兰英的真实身份很快传遍了寺滩乡，村民们纷纷来到她家里，想要听听她的故事。当大家知道她为了躲避马家军的搜捕，装了十三年哑巴，还曾在梨园口与敌人血战到底时，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曾经刁难她的张老财，也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后来在土改中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吴兰英和郑宗贤终于不用再隐姓埋名，他们将那顶珍藏了十三年的红军军帽拿出来，展示给村民们看，帽檐上的血迹和补丁，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吴兰英和郑宗贤在景泰县定居下来。郑宗贤继续当游医，为乡亲们治病，吴兰英则积极参与村里的工作，向年轻人们讲述西路军的故事，传承革命精神。他们还与失散多年的战友取得了联系。团长王泉媛被俘后，在马家军的监狱里受尽折磨，后来趁机逃脱，辗转回到江西老家务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被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救出后，前往北京工作，安度晚年。每当收到战友的来信，吴兰英都会反复读好几遍，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与姐妹们并肩作战的日子。 198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再现西路军妇女团的英勇事迹。剧组邀请王泉媛、华全双等幸存的女战士重返梨园口，吴兰英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前往，但她托人给剧组带去了那顶红军军帽，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妇女团的故事。王泉媛站在梨园口的战友墓碑前，看着漫山遍野的松柏，含泪说道：“姐妹们，我们来看你们了。党没有忘记你们，人民没有忘记你们。”这句话，道出了所有西路军幸存者的共同心声。 1995年，郑宗贤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拉着吴兰英的手，嘱咐道：“我们的红军证件和那顶军帽，一定要捐给纪念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吴兰英含泪点头，按照丈夫的遗愿，将珍藏多年的党证、红军证件和军帽，全部捐赠给了景泰县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这些物品后来成为研究西路军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