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秘密国际大营救

心画

　　1938年1、2月初，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桂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指导工作，与从广州、武汉等沦陷区撤往桂林的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等商议如何组织进步文化人士继续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分裂倒退诸事。

此间，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后飞抵桂林。12月6日晚，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提出：“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可以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高级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周恩来十分清楚蒋介石的想法，毫不犹豫的一口回绝，随即将蒋介石的企图电告毛泽东。

同日，在陕北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王稼祥等人正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看完周恩来从桂林发来的电报，沉思良久：“看来，老蒋忍耐不住了，一日不消灭共产党，他的心里就不安，我们应该及早通知全党及我军各级军政主官，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要密切关注国民党顽固派的动态，再电令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尽快把广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起来。告诉恩来同志，让他转告蒋先生，要吃掉共产党，没那么容易!”

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在接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璋、林伯渠时再次进行劝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也不安心。蒋还特意对吴玉璋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璋十分明确的回答蒋介石：“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你也会看不起吧?”蒋介石听后十分不悦，对吴玉璋等声称：“他党可以并存，共产党不可以并存，如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不瞑目。”

这一时期，正值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武装对日寇进行艰苦的战斗，国民党顽固派不断的在全国各地制造磨擦，肆无忌惮的逮捕及杀害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时值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不久，中国民主及文化阵营诸多爱国人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汪浪潮。救国会的沈钧儒、张伸府、邹韬奋、胡愈之、史良等22人联名发表《快邮代电》，申讨汪精卫“背党叛国，通敌求和，违反国策，霍乱人心，固革命政党所不能容，亦全国人民所共弃。”《代电》要求：“自兹以后，凡属言论行动表现妥协动摇倾向之分子，均应随时揭发，严加制裁，以击破日寇之诡计，巩固革命之阵营。”

同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发出《声讨汪兆铭通敌叛国》电，认为“汪兆铭今日之公开叛国，实为其过去行动发展之必然结果，”要求政府“通缉汪兆铭，归案严办”。大后方的民主知名人士黄炎培、张澜、梁籁溟、冷御秋、江恒源也发表宣言，痛斥“汪精卫艳电”，但这份措辞激烈的宣言稿送到重庆各报后竟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压不予发表。

针对时局，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号召各地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摩擦的热潮。

在延安各界民众召开声讨汪精卫的大会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讲，强调声讨汪精卫，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并列举事实，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共产党员，在陕甘宁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励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宽制、制止摩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等10项主张。

随后，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发表讨汪救国通电，揭露“敌伪阴谋，在于分裂我内部团结、以求倾覆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并告诸全体民众，我军将领“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惟求全国继续团结，不中敌人奸计，消弥磨擦，反对内战”，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除敌伪，还我河山。在香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的指示，紧急召集中共香港市委及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吴有恒、曾生、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等开会，部署东江地区广泛开展及扩大游击战争、给予日寇更大打击的行动。

曾生、林平等从香港返回东江抗日游击队驻地，经与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研究，确定由曾生和王作尧分别指挥两支部队，主动出击，不断袭击各个据点的日伪军。新编大队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进行了马峦头阻击战、沙井头夜袭战、鸡心石伏击战……在东莞、宝安地区活动的第二大队，大胆深入宝深公路沿线，不断袭击日伪军车辆，割电话线，使日军由南头至深圳的交通联络陷于瘫痪。在日军抽调兵力进攻粤北、东宝地区日军兵力减弱时，第二大队挺进南头外围，袭扰、封锁、断粮，日军只好由海上逃生。王作尧率第二大队第一中队直插蛇口追击，何与成率领第三中队收复南头。

在重庆，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两党统一之事，周恩来回答：两党统一不可能，希望解决各地反共抓人事。蒋介石说：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下级也常不安定，会影响上级，现在汪精卫已出走，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隔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重提国共两党合并之事。周恩来依然回答：此事不可能。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在会上作《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进行反党宣传。强调“对中共是要斗争，不要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因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一教训一保育-溶共一而不是容共，”根据蒋介石这个调子，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重点从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针对时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指示周恩来发动各界“朋友”揭穿将介石的阴谋，痛批落介石的投降政策及反共言行，并告诫全军将士，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展开反击，彻底打击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此时，在民族危难、国共分裂、国民党顽固派不择手段弹压共产党、打击社会各界抗日人士的关键时刻，社会各进步民主党派、文化阵营的进步文化人士对国民党的分裂政策无比愤慨，奋起反击。在重庆以及上海、武汉等沦陷区，所有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痛斥蒋介石的分裂行径。

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发动香港人民以及团结国际友人与英国援华委员会一起，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建了“国际和平医院”，先后又发起了“两万条毛毯运动”和“一碗饭运动”，给新四军和八路军很大的帮助。在她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她和何香凝多次联名呼吁国民党：“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宋庆龄以及大批进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的言论，自然触及蒋介石国民党阵营的利益，面对军统头子戴笠及中统头子徐思曾收集到他跟前的情报资料，蒋介石非常恼火。他分别对戴笠、徐思曾下达密令派人到香港对宋庆龄、何香凝体系进行有效的破坏、弹压，对“保卫中国同盟”的极端分子绝不留情，死掉一些人会让她（指宋庆龄）更老实些，而对国统区及沦陷区那些叫嚷不断、有损党国利益，有损国体的亲共分子及亲共文化人，则要狠狠的教训，抓一批，再杀一批，中国文化同样能够繁荣。有了蒋的授意，戴、徐两个特务头子布置手下在全国各地实施搜捕、暗杀进步民主人士及进步文化人士行动。军统、中统的行动很快被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获悉。是夜，在重庆蒋的总统府客厅里，宋美龄将蒋的左右随从支走，问蒋是否要对她的二姐（宋庆龄）下手?宋美龄说：她不仅是我的二姐，还是先总理的夫人，连她都不放过，国内外的朋友会怎么样看我们?蒋非常恼火地说：她为什么要亲共?她为什么要和我做对?难道我连共产党还不如吗?宋美龄说：我不管那么多，不管她干什么事，我都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我们宋家十多年来不是一直在帮您吗，你看在这个份上，也不应为难她。蒋无奈的仰天长叹：是啊，宋家在帮我，孔家在帮我，陈家也说在帮我，我蒋某人在帮谁?我在帮天下人呀，你二姐，庆龄，要不哄骗一批人反我，我的国家早就安宁无忧了!宋美龄既忧郁又无奈地说：可是共产党和日本人不是二姐请来和你斗的。蒋介石摇头道：雨农和徐思曾那该怎说，你应该懂得，这个招呼我不能打，也打不得。蒋说完，往楼上的寝室缓步走去，边走边低头嗫嚅着：国事、家事、家人、家贼……，宋美龄看着蒋介石的背影，疑惑的跟着念叨：家人，家贼?

在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周恩来召集董必武、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副处长周怡召开紧急会议，他强调：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国民党大规模的反共计划，很快会付诸行动。国民党的军队将会不断地挑衅八路军和新四军及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务机关要对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下毒手。为了保护这些我们共产党的真正朋友，我们要立即采取措施，马上动员、安排他们从国统区及敌占区撤往香港等安全地区，立即电告廖承志及南方工委，粤南省委：一要让朋友转告孙夫人庆龄先生，务必提防国民党特务的伤害：二要香港地下党组织、东江抗日武装力量全力保障这些朋友的安全；三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要做好充分准备，抵抗和反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

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撕破嘴脸，拉开了彻底反共的序幕。

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地。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等脸色凝重，毛泽东分析完时局后，说：“我们应该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隔日，中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重庆，曾家岩“周公馆”。深夜，周恩来极其愤慨的挥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词。第二天清晨，印着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新华日报》出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

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在发往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上签字。电文称：坚决反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行动，强烈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重庆，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胡愈之主持的《国民公论》发表主持正义的言论，大批军警特务马上对两家刊物查封。

中间党派黄炎培主持座谈会，表示对国民党大失所望，批评当局“无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处置，绝对错误。”

在重庆，文化界的集会上，沈钧儒对国民党消除异己的做法深恶痛绝，并愤怒的指出：任何破坏团结的卑劣行为，都是违背人心的梁漱溟、沈钧儒、张澜、褚辅成、黄炎培等14人会商起草并签字上书蒋介石，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两项主张，”认为唯有此“才能解决国共纠纷问题，得到全国政令军令之统一，建议国民参政会组织特种委员会，讨论解决皖南事变问题。”

桂林。陶行知发表讲话，驳斥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同时，国际舆论也纷纷谴责蒋介石发动内战。

　　苏联《真理报》称皖南事变“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惟有削弱中国。”

美国官方对此事件表示遗憾。

英国大使寇尔面见蒋介石，要求停止国共冲突。

除此之外，美国方面的借款谈判和中印通航事也因此而陷于停顿。

面对国内国际舆论，蒋介石感到孤立无助又十分愤怒。在他的总统府办公室，他面对一堆一堆的报刊、电报，点着戴笠的鼻子大发雷霆：戴雨农呀戴雨农，你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养着一群的猪!还有那个徐思曾，更是连猪都不如!娘希匹!还有这帮文化人，这些什么民主人士，共产党到底都给了他们什么好处?

戴笠低着头，连大气也不敢出。半晌，他才低声道：共产党没给他们什么好处，校长你对他们够好了，但共产党会蛊惑赤化人心，像孙夫人她不也被……

“孙夫人又怎么啦?”蒋介石打断戴笠的话，恼火地说：“你的人到香港干什么去了?去赌博还是嫖妓去了?”

戴笠辩解道：“可夫人吩咐我们……”

蒋介石看着戴笠，冷冷地问：我是委座，还是夫人是委座?

戴笠哑口无言。

蒋介石继续教训：中统军统十几二十万人、枪，居然斗不过周恩来和那帮耍笔杆子的!雨农呀，你们千万不可辜负我和党国的重托才好。记住了，从今天起，我不想再听到什么孙夫人、何香凝、邹韬奋这些人的名字。

戴笠领命而退。蒋介石回到客厅，夫人宋美龄正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品着咖啡。她看见蒋介石阴沉着脸，问道：达令，你怎么啦?是不是前方又打败仗了?

蒋介石没好气地：这比打败仗还可气，我灭了一批叛军，你二姐跟着共产党围攻我，美国人、英国人跟着凑热闹，我能高兴得起来吗?宋美龄：我二姐又怎么啦?她只能喊喊口号而已，她孤家寡人的’你总得让她有点精神寄托才好，你是不是又让戴雨农他们下手了?

蒋介石默言。

宋美龄急了，抓起电话就要给戴笠打电话。

蒋介石拦住她，缓缓说道：英国人和美国人那儿，夫人可否替我说服他们，让他们别护着共产党，总有一天，他们明白的。我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党国的大业呀。

宋美龄点点头：对付这些外国人不难，可我二姐那儿……

蒋介石摇摇头：我说我的，你办你的，多少年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国民党顽固派全面弹压和进攻的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畏强敌，不惜流血牺牲，全面与日、顽展开艰苦而坚决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此时，广东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在中共中央及南方

局的正确指导下，也得到发展壮大。

从1941年5月起，盘踞在东莞、惠阳、深圳等地的日、伪军连续向我东江抗日根据地大岭山一带进攻。一天，水乡道窖的伪军头目刘发如纠集200多伪军与杨西乡的反动地主刘玉衡暗中勾结，偷袭杨西乡，我民运队员颜剑虹、陈现两人不幸落入敌手，两人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伪军竟惨无人道地把颜、陈杀害并分尸。第三大队队长曾生及政委林平闻讯，即决定进行反击，经三次战斗，彻底打败了刘发如并镇压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为此，日军将第三大队视为心腹大患。

6月初，驻莞太线的莞城、厚街、太平、桥头日军长濑大队400余人，加上部分伪军，分两路袭击大岭山区中心白花洞，曾生、林平率领第三大队及自卫队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加上当地群众积极配合援助，在两天的战斗中，击毙日寇五、六十人，包括击毙驻莞城日军大队队长长濑，缴获马匹、枪支弹药一批。之后，东江抗日游击队接连经历了阴台山根据地反扫荡、粉碎顽军进攻大岭山根据地等无数战斗。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粤华公司内），

廖承志与连贯、李少石等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邀请到达香港不久及早到香港的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羊枣（杨潮）、张明养、恽逸群等人，商讨办报的具体工作。廖承志建议此报取名为“华商报”，并收集孙中山书写的“华”“商”“报”，三字的墨迹组成报头。邀请香港银行“买办”邓文田担任报纸的法人代表，并给范长江、夏衍、张友渔、廖沫沙等人做了具体分工。华商报的创办，成了中共对外宣传抗战、揭露历史真相和侵华日军暴行，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和消极抗战的一个舞台。

在廖承志的领导与组织下，香港的抗日文化活动异常活跃，《华商报》联合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由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主办的《大众生活》，郁风主办的《耕耘》，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等进步刊物，大量刊载宣传抗战的翔实报道、通讯和文章，它像一把利剑，令日本汉奸和国民党当局又怕又恨。1941年11月下旬，香港总督杨慕琦托澳大利亚籍英国记者贝特兰找到廖承志，希望和中共驻港负责人会晤，商量协同保卫港九问题。在香港大酒店三楼，廖承志、乔冠华、梁上苑和港督代表辅政司、联系人贝特兰进行了会谈。

廖承志表示，东江纵队可以出兵协同保卫港九，但英方必须提供武器弹药。此后，东江纵队的周伯明、林平等人多次与港英政府代表会谈，但英方害怕中国势力进入港九地区，提出由英方派教官训练、监督武器使用，游击队不许进入新畀地区等无理要求，被中共拒绝。后来，英方答应供给东江纵队3000人的武器弹药，每个连配备9挺机枪，但一直不予兑现。

日军为了顺利攻占香港，进攻前进行了一系列的欺骗战术。战前，要求日本人在深圳经营的商店、饭店、游乐场等照常营业，从日本国内派来的慰问团照常进行参观访问，日军营妓依照身着盛装，走至粤港边界英军哨兵眼前游览观光，在日军营区内的儿童日语学校照常上课，还在边界举行运动会等。

这些障眼法只能欺骗普通平民，许多人都预感到战争即将爆发。12月6日晚，各国商船几乎不约而同地悄悄驶离香港。8日清晨，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酒井隆中将下令攻占香港。接着，数十架日军轰炸机群突然对香港启德机场及港九各处战略要地狂轰滥炸，陆军第三十八师团15万人为主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分别从沙头角、深圳、福田三路向香港新界发起进攻。11日，日军西线部队攻占青衣角，早已潜伏在港的日本“第五纵队”趁英军混乱之际，在九龙最南端的半角酒店的楼顶，挂起了日本的太阳旗。日军东线部队10日强渡沙田海，12日一举攻占启德机场，13日进入九龙地区。至此，从城门河谷至葵涌海岸约十一英里英军号称坚不可摧的“垃圾防线”被日军彻底攻陷。14日，日军占领整个九龙半岛，进而对港岛进行了四面合围，日军挟持港督的私人秘书等三名英籍女子为人质劝降，遭港督杨慕琦拒绝后，于18日对香港岛进攻。

日军第三十八师团进攻时，遭遇香港义勇军的顽强抵抗，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大都是英国参加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作战沉着勇敢，战至最后自杀也绝不投降。

25日下午，港督停止抵抗宣布投降。这一天是圣诞节。

在日军对港战争爆发同时，东江纵队大部集结于白石龙村待命。

12月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从延安及重庆给廖承志发报，要求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到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或东江转入大后方。

香港沦陷没几天，转眼就是元旦。日军在高楼顶上悬起斗大的气球，上写“恭贺新年”几个血红大字。柳亚子远远看着气球及在空中飘曳的太阳旗，格外伤心，从此留长须明志，并作诗一首：“一着迟先此局输，远蝤能壮近谋疏。糜躯喋血吾何悔，终见铙歌入伪都。”此时，日军已经封锁交通要道，大肆搜捕抗日分子，限令旅港文化名人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在电影院，日本特务何久田幸助别出心裁在幻灯字幕及报刊上刊登启事，点名要茅盾、邹韬奋、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必须到丰岛酒店（日军司令部）“会面”。

12月9日，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再次急电廖承志，对营救活动作出十分具体的安排。廖承志接电后，即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东江游击队政委林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驻港办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研究对策，会上决定了撤退的东西两条路线：东线走水路，经澳门、中山、台山、湛江等地辗转内地。

西线在九龙市区穿过上海街入青山道，过九华到荃湾，再过大帽山到达元朗十八乡，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到达白石龙游击根据地。

东线由蔡国梁负责，黄冠芳、刘黑仔、江水、肖华奎等带领武工队参加。

西线由黄高阳负责，曾鸿文指挥，林冲、高平生领导的武工队参加。

此外，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同时，南方工委电令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郑群速赴老隆，布置国民党统治区的掩蔽地点及秘密护送工作。

会议结束后，林平抢在日军封锁香港前返回九龙，并通知曾生等人赶到白石龙开会。会上决定：曾生留在白石龙做接待脱险归来人员的准备工作，林平到广九路东惠阳布置交通线上的接待、护送工作，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和部署，王作尧掌握与香港、九龙的联系和保证西路交通线的畅通与安全。同时，在龙华一带集中三个中队、一个独立小队，随时待命。

根据具体部署，东江纵队司令部决定先扫除龙岗、港九一带的障碍，武工队长曾鸿文率领二十多名战士潜入新界、大浦一带，仍以当年“洪门会”头头的身份，瓦解、肃清该地区的土匪及汉奸，经过打、压、拉等工作，大部分土匪同意让出地盘，但大浦一带横行多年的匪首“牛头”与汉奸勾结，拒不让路，扬言要与曾哥“决一高低”，曾鸿文无奈，带领武工队在沙田与“牛头”近六十人、枪的土匪展开激烈战斗，战斗从午时至黄昏，“牛头”只剩下十多人时，由于日本一个中队赶来增援，曾鸿文被迫撤出战斗，而武工队五名队员不幸牺牲。隔日，曾鸿文获悉“牛头”在一酒店大摆“庆功酒”，他率十多名武工队员化妆潜入酒店，将“牛头”一伙彻底歼灭。

在西贡，高健率领的短枪队与盘踞该地的女土匪“蓉姐”进行恶战，“蓉姐”手下共有六十多匪徒，还高价聘请三十多个“黑帮”分子与日军互相勾结，与短枪队周旋数日，并与日军布下陷阱，高健决定将计就计，要求东江纵队调集两支小分队秘密潜入西贡，短枪队从正面钻“陷阱”，两支小分队均携带轻机枪，以绝对的火力优势从两侧突袭，日军见势不妙慌忙逃离战斗，“黑帮”团伙不愿送死，也要撤走，“蓉姐”盛怒之下，开枪击毙几个“黑帮”成员，“黑帮”不服，与“土匪”火拼，高健趁机三面夹攻将其歼灭……，为了迷惑驻扎在龙岗、惠阳一带的国民党顽军，曾生命令游击队主力部队从正面向国民党一八七师攻击，并组成若干小分队不分昼夜向顽军及地方反动民团袭扰。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将如何联络文化人，如何分批撤离等各项工作部署完后，与连贯、乔冠华等化装成“香港大亨”先行撤离，由于时间紧迫，连贯将年龄稍大的一对儿女交给游击队，却让妻子韩雪明及两岁的儿子留下，让她自己想办法离港。

在中共南方局派驻香港负责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的指挥下，营救工作有序地开展。根据分工，香港地下党员潘静安几经周折，在波斯街的一个阁楼上找到了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和徐伯昕。接着又找到柳亚子、柳无垢父女，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经普椿。通过不少关系，好不容易在铜锣湾的灯笼街找到了邹韬奋，当找到茅盾夫妇时，潘静安累得已经快走不动了。幸好，粤南省委又派出香港地下党黄施民、陈文汉前来协助工作。

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在李健行的护送下，渡海顺利到达九龙，然后几人扮成香客，在黄冠芳、江水等武工队员保护下经由牛池湾、观音山到达西贡附近的大环村。时值日暮，廖承志几人在蔡国梁陈达明的短枪队的护送下来到企岭下海湾登上刘培率领的护航队的武装船。凌晨，他们在鲨鱼涌的海滩登陆，从西贡剿匪归来的惠阳短格队队长高健率领战士已在那儿等候多时。

曾生与彭沃率领“虎门队”将廖承志一行接到坪山的石坑村，在一座庙里，廖承志召集张文彬、林平、曾生等人开会，研究如何确保这些文化人营救到游击区后的安全，如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转移到大后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及部署，并将香港沦陷后的情况及营救文化人的计划，马上向中共中央及南方局报告。

　　坪山是文化人向后方撤退的必经之路。当时，坪山圩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周边还驻有伪军一个小队，在龙岗圩驻有国民党军的第八保安团，与日军各据一方，还有几股上百人的土匪沿途打家劫舍，抢夺从香港逃往内地的难民钱财，该地成为日、伪、顽匪争夺的重要地区。根据局势，曾生、林平决定，一方面集中力量监视日伪军及国民党保八团的动静，如果他们敢再走出据点进行侵扰，则集中力量打其一部，使其在短期内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要求各党支部抗日自卫队迅速行动，分别做各村的保长、甲长的工作，软硬兼施，使其就范，对几股土匪，则派武工队分头瓦解，对顽冥不化者则坚决开灭。随即，中共坪山地区的各种力量迅速行动，白天对日、伪军进行伏击、袭扰，晚上则摸到日、伪、顽军的驻地贴标语、散发传单、打冷枪、剪电线。对坪山地区最大的土匪头子，武工队潜入其戒备森严极其隐蔽的驻地，将其正法，并留下纸条，警告其他土匪：如继续与游击队为敌，将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此举对各路土匪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不久，一条从宝安经沙湾、大井、洋和朗、坑梓到茶园，另一条从鲨鱼涌经田心、坑梓到茶园的交通线、情报站及接待站均按计划建立起来，并在每个站点均安排有作战经验的武工队、自卫队警戒及应对紧急情况。

第二天，廖承志等人前往茶园，负责护送的是惠阳大队的郑伟灵小队，郑伟灵令两个班带着机枪担任前卫，一个步枪班居中掩护，大队配属的手枪队分别在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之间。约午夜时分，经过龙岗东北侧黄泥岭的荒山麓时，被一股二十多人的土匪挡住去路，前卫班立即架起两挺机枪，所有队员散开，将枪口对准土匪藏身的方向，手枪队则前后左右保护着廖承志等。朦胧的月光下，只见土匪不停晃动的身影，郑伟灵让队员彭庆走到一个土坎前喊话，告诉土匪过路的是东江游击队，要他们让路。土匪听后说：你们游击队在护送香港回来的共党分子吧，国军说了，抓一个赏一笔钱，如不把人留下，你们休想过去。郑伟灵听后大骂：老子什么都没有，子弹有的是。接着命令开火。打了近一个时辰，郑伟灵担心半夜枪声引起日、顽军注意，命令留下一个班掩护，他带队保护廖承志等绕道前进。当他们到达茶园后，才得悉掩护的后卫班战士半数牺牲，而那伙土匪除头子叶花仔只身逃走外，大部被打死。廖承志得知后十分悲愤，指示惠阳大队要将烈士的家属安抚好。

黄泥岭遭遇战使曾生、林平更加重视沿途的安全问题。他命令武工队全力抓捕土匪头子叶花仔，彻底打掉周边土匪的嚣张气焰，同时又急忙找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商量。据可靠情报，大批文化人士要经东江回内地的消息，国民党当局早已知晓，军统、中统派遣了大批特务潜伏在惠阳、河源和老隆的旅馆、酒店里。

根据南方工委及东纵的指示，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良决定假扮成香港“昌业公司经理”，带领游击队员全副武装港入惠阳建立秘密联络站。

惠阳东湖酒楼是一家依山傍水的处所，酒楼的三楼被国民党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长包，此人不仅爱财，还特好色，但搞女人又怕被人知晓，因他所包的三楼昼夜都有荷枪实弹的哨兵站岗，不久前中统惠阳站的一个小头目刚到惠阳，他不清楚楼上住的是谁，怀疑是共产党冒充国军长官，他带了两个小特务趁哨兵不注意，将哨兵的枪下了，绑起来丢到墙角下，大摇大摆的闯到张光琼的房间里，此时恰好张光琼与一个女人在床上翻云覆雨。三个特务以为抓到大鱼了，将张光琼和那女人赤身裸体押上车就走，到了特务站方知抓错人。张光琼大为发火，回来后调了一个连硬将中统惠阳站砸个稀巴烂，还将那小特务头打成终身残疾。从此，特务、暗探均不敢再踏进东湖酒楼半步。

卢伟良决定就将秘密联络站设在东湖酒店二楼，既然张光琼贪财，就投其所好，游击队从香港运来大批的煤油、棉纱、汽车轮胎，大批进大批出，赚了钱部分分给“张师长”，张光琼自然高兴。还暗示卢伟良：千万别招惹共产党，如果有这种人，在这一两天就打发他们走但万不可在这闹事。

后东特委接到南方工委的指示后，迅速部署，抽调抗日自卫队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加快速度设立紫金、河源、老隆的秘密联络站及接待站。

不日，廖承志到达惠阳，此时惠阳城内已遭受日军多次蹂躏，目睹家乡的残墙断垣，廖承志在西湖的留丹亭悲愤地写下诗句：“破碟楼头来复去，留丹亭畔恣徘徊；悠悠夜月东江水，忍望天南剩劫灰。”

廖承志一行到达老隆后，立即召集东江后东特委开会，听取了后东特委负责人及河源、紫金、和平、连平等县特派员汇报后，再三强调：河源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很好，一定要发动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同时，文化人士到达老隆后，要不惜一切代价，做好他们的隐蔽、疏散及安全工作。他沿途指导、检查工作结束后，指示东纵及香港地下党组织，营救工作全面开始。

大营救计划的香港指挥部设在湾仔道的一幢洋房楼上，楼下贴着一张盖有印章的“日本皇军”通告：“香港攻占前夕，先遣司令官驻足此家。”汉奸、流氓看了不知道这幢楼有什么来头，均不敢进去滋扰。

营救工作的总指挥为刘少文，他是中共南方局派驻香港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1942年1月9日黄昏，第一批偷渡的文化人士开始行动。

在湾仔洛克道的临时集结点，潘静安让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将身上的钢笔、书籍等交给地下交通员，让他们换上广东人习惯穿的“唐装”，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小包袱，扮成难民的模样，在交通员李锦荣的带领下，奔铜锣湾而去。从洛克道到铜锣湾避风塘，全都布满了日军的岗哨。他们选择小街窄巷，傍晚时分穿过铜锣湾的唐街，走到堤岸，地下党与接应的游击队对上暗号后，将他们送上一条大船，已在船上的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看见刚上船的“难友”，大家惊喜交集。

夜幕下，帆船在茫茫的海面上缓缓航行，半夜，茅盾起来解手，由于他眼力不好，没看清通道，差点掉到大海里，幸亏李锦荣眼明手快，一把将他拉住，才幸免掉海里。

夏衍、金仲华等，在潘静安等安排下，也乘船到澳门。

千家驹一家老小，还有他怀着身孕的妻子，与李少石、廖梦醒夫妇、范长江、司徒慧、蔡金生、金山、王莹等坐船前往广州湾。

何香凝与柳亚子年老体弱，只能坐船。撤离，潘静安等将他们从罗便臣道住处转移到铜锣湾避风塘的船上，然后又送到鸭旦街的“潮州会馆”，由交通员用小船将何香凝、经普椿婆媳及柳亚子父女秘密送往长洲岛，在护送何香凝通过日军哨卡时，交通员们非常为难，何香凝什么都可以丢下，好儿箱收藏多年的字画却说什么也不肯丢，交通员最声后只得将几箱字画装棺材里，十几个游击队员头扎白布，身披重孝，读扮成送葬的样子，哭哭啼啼，吹吹打打，经过日军哨卡时，不少日本兵还凑过来看热闹。

到达长洲岛，柳亚子望着千疮百孔的香港，感慨万千，不禁吟诗一首《长洲岛寄内》：“卅载双栖惯，分栖两地愁。遥怜香岛月，今夜落长洲。杜甫无家别，梁鸿去国讴。何当黄歇浦，珍重大头刀。战代宁天意，流亡动旅愁。微闻消息好，铁鸟下蜻洲。烽火连欧陆，风云郁壮讴。昭苏终有日，痛饮月枝头。”

隔日，何、柳一行登上一条货船前往海丰。船上还有近百名难民。如果顺风顺水，两天即能抵达海丰，但船一进大洋就遇上强风暴，难民中的老人、小孩都晕船，个个呕吐不止，均脸如土色。由于风浪，船进不了港也靠不了岸，只能在海上随风浪漂泊。淡水和粮食都没了，开始几天，船上还能听到小孩哭喊口渴或肚子饿的声音，到了第七天，孩子大人已经没力气呻吟了。第八天，终于遇上游击队的巡逻船，船上的人终于得救。

连续几天，一直没有何香凝及柳亚子一行的音信，刘少文放心不下，派潘静安等去长洲岛探明情况。当时长洲岛已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之下，他们只能偷渡过去。临行前，潘静安将还没来得及转移的文化人士名单交给刘少文，郑重地说：“如果三天内我回不来，就可能牺牲了，到时请你把营救名单撕开交给黄施民。”潘静安等到达长洲岛后，得悉何香凝等在东江游击队海上巡逻船的帮助下，安全到达海丰，终于放心。正准备返港，又接到指示，让他在岛上的玛丽医院营救秘鲁籍第三国际代表。在长洲岛的地下党配合下，几经周折，终于从医院的地下下水道将秘鲁朋友救出。

在营救文化人士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指示，东江纵队又调派了熟悉英语又有适当社会关系的干部，在港九大队建立了国际工作小组，由黄作梅担任组长。该组承担着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的任务。从1942年2月起，他们开始实施营救方案并陆续救出不少被俘英军及国际友人。

大批文化名人被营救回游击区后，得到了东江纵队无微不至的照顾。经过休整，他们与东纵战士联欢，给战士们上文化课，邹韬奋为《东江民报》题写报头，茅盾也为《东江民报》副刊“民声”提名。周恩来专门发来电报对他们的安全归来表示慰问和祝贺。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侦察到白石龙是文化队伍的转移站后，打着与游击队“合作”反攻香港的旗号，准备向这里发起进攻。面对这种局势，南方局指示南方工委及东江纵队，迅速将文化人士往河源、老隆一带转移，然后择机向后方根据地撤退。

从惠阳到老隆，中共地下党组织设法从惠阳国民党政府手里弄到几百张难民证，按照证上填的年龄、身份等特点，分别发给被护送的文化名人。邹韬奋的“难民证”上的商人身份是“李尚清”。

交通工具除了利用民船外，还利用了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韶关“侨兴行”的汽车，这个商行在老隆、兴宁、梅县及长沙、桂林都有分号。当时，中统特务组织在惠阳至河源、老隆沿途设有四个检查站，盘查很严。但国民党的一些官僚、要人经常要“侨兴行”帮他们运载家属、走私货物等，同时给了检查的特务不少好处，所以对这家商行的车子一般不怎么检查。

尽管如此，按中央及南方局的指示，后东特委一点也不敢松懈。经过紧张、周密的部署，后东特委安排四个方面行动保障措施：一方面，由紫金县委负责组织坚强有力、有战斗经验的抗日自卫队，实施对中统特务沿途检查站及特务站进行袭扰及破坏；第二方面是由河源县委领导的抗日自卫队挑选水性好的队员，全都配备最好的武器负责东江上游沿途的护航任务，遇上日军或国民党顽军和土匪袭击，牺牲自己，绝不能让一个文化人士受伤害；第三，连平县委领导的抗宁可日自卫队-扮成北撤的文化人士，另一部分扮成武装护送的游击队员，以迷惑顽军及特务；第四是龙川县委领导的自卫队负责文化人士到达老隆后的安置、接待及安全保卫工作。几路人马均在河源周边待命。

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文化人士分批向老隆进发。当人数最多一批文化人士进至河源附近时，东纵得到情报，河源特务站勾结国民党顽军两个连在途中设伏，后东特委立即命令连平县委率抗日自卫队按预定方案行动，自卫队及“文化人士”向连平方向撤退。特务和顽军不知是计，全力跟踪追击，追至九连山，顽军将护送的“游击队员”和“文化人士”包围，双方随即展开激战，经过两天激战，连平抗日自卫队二百多人半数牺牲在九连山上。此时，东纵武工队护送的文化人士顺利穿越河源，安全到达老隆。

经过前后六个多月的紧张战斗，中共东江纵队克服重重困难，从日军铁蹄下先后救出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八百多人，抢救出国际友人及盟军100多人。捷报传至延安，站在枣园里的毛泽东大手一挥，自豪地说：“我东江纵队创造了一个奇迹!告诉恩来，给东江纵队全体将士通电嘉奖!”

重庆宋庆龄住所。周恩来将几百名民主、文化人士被我东江纵队安全营救撤往大后方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激动地说：“共产党人办了任何人都办不到的事，谁要灭共产党，那是天理不容!”

在东江纵队总部，参谋长王作尧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正给曾生、林平、杨康华等人念报：大东亚圣战已胜利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望有识之士共商大计，请匿居港岛的茅盾、邹韬奋、夏衍、范长江、乔冠华先生自本启事发布之日，莅临本所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

“大东亚共荣圈事务所，”曾生、林平、杨康华等听罢，忍俊不禁地放声大笑。

一、日军攻占香港，港九沦陷

发动太平洋战争，夺取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资源，截断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切国际通道，称霸西南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国策。为了对抗英美等国的反对，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法西斯在德国柏林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心乘美、英无力东顾之机，实施南进方针，夺取英美等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配合德、意在欧洲作战，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

香港是世界商业、金融业中心，又是日本经冲绳、台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东地亚地区的中间枢纽，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的南进计划，必然要攫取香港。从11月开始，在我国华南区，港九外围和惠、东、宝地区集结了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和坦克部队共约2万人及第二遣华舰空兵第二十三军飞行队，准备进攻香港。

面临日军进攻的香港，港英当局守军有陆军两个旅、一个炮兵团及海空军共约1万余人。港英当局知道只依靠其兵力是无法抵抗日军进攻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派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转达了港英当局想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会唔，讨论协同保卫香港、九龙问题的意愿。廖承志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即与乔冠华、夏衍一起和代表港督的辅政司负责人以及贝特兰举行了会谈。廖承志表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保卫港九，但英方须负责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并开放民主，成立各民主党派联合办事处，武装港九人民，共同保卫香港。港英当局代表表示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中共代表的要求。由于日本派遣特使到华盛顿游说，表示尊重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并准备签署协定。为此，英方认为香港可保太平。于是，当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周伯明和驻香港英军司令会谈具体协议时，英方却提出许多不合理的条件，如要派军官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监督使用武器，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不能进入九龙新界等。这表明英方缺乏共同抗日、保卫香港诚意。他们的不合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拒绝。

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摧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紧接着日军又袭击了美国、英国、荷兰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菲律宾、东印度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早上，日本侵略军南支派遣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兵、辎重兵共1500余人，以坦克为前导，在航空兵、炮兵的火力支援下，向香港九龙发起了进攻。日军分东西两路越过深圳河，沿着广九铁路南段和青山道向九龙市区推进。与此同时，日军飞机30多架对九龙启德飞机场实施轮番轰炸。驻新界英军依托坚固的碉堡阵地进行防御，但在日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伤亡惨重，很快放弃了在九龙经营多年的“酒徙”防线。13日，英军退守香港岛，九龙失陷。日军炮兵部队在九龙何文田等地进入阵地，架起重炮，日夜向香港英军炮台和阵地轰击，香港同胞的生命财产也遭到重大损失。

17日，日军飞机对香港岛狂轰滥炸。18日夜，日军在香港北角登陆成功，占领了跑马地及浅水湾，英军试图反击，但未能奏效。在日军猛烈进攻下，英军组织兵力进行节节抗击，同时炮击九龙日军炮兵阵地和其他军事目标，位于大角咀、旺角和官涌的油库中弹，烈焰腾空。经过18天的进攻作战，日本侵略军终于在12月25日攻占了香港。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香港陷落，香港居民陷于恐惧、寒冷、饥饿的沉重灾难之中。

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的过程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主动积极采取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在宝安阳台山地区，第五大队重机枪中队，在乌石岩至龙华、布吉的公路线上，袭击向香港开进的日军后续部队，击毙伤日军30余人，缴获战马4匹，军用物资一批。在惠宝边地区，茜坑、马鞍岭坑抗日自卫队，在日军进攻香港前，连续几个晚上袭扰坑梓、坪山、蔡涌的日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世界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美、英对日宣战，国民党政府跟着美、英政府向日宣战。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解放战争”，并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决心“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牵制敌人，实行配合作战。”同日，在《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有着重大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积极牵制和打击日寇，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地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的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因此，提出了“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的方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向一切敌占领区域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实行“敌进我进”。当日军在惠东宝广九铁路两侧集结兵力准备进攻港九时，曾生、王作尧根据正在香港开会的林平的来信，部署一旦日军进攻和占领香港，立即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九龙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游击基地的决定。1940年12月7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接到中央南方局、周恩来急电：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而转移到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今湛江）或东江转入大后方。廖承志指示林平立即通知曾生、王作尧，武工队进入港九地区后，迅速做好抢救和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准备工作。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挺进港九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抢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两项任务是一致的，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的工作部署同时展开，而首先要建立从东江抗日根据地到九龙市区的交通线。从曾、王两部成立之时起，新编大队就开辟了一条从坪山经沙头角和惠宝沿海通往九龙的交通线。当时，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香港党组织的支持下，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在香港设立了后方办事处，由何鼎华、柯平、何启明负责，设有交通联络站、被服厂和药房，部队从香港取得的后勤军需品，都是通过这条交通线运到坪山的。部队东移回来后，重心转到广九铁路以西（简称路西）东宝地区，第五大队又开辟了一条从阳台山区经南头、深圳之间通往九龙的交通线。在王作尧亲自领导下，派出民运干部在深圳河北岸做群众工作，争取统战对象，在上、赤尾、叶屋、皇岗、福田、沙头等地设立交通站、情报站，开辟了几条偷越敌人封锁线的通道。同时又派出民运干部到堂河南岸九龙新界地区的落马洲、新田等地做群众工作，争取了当地群众的支持，从而巩固了这条交通线。此外，第五大队还建立了一条从宝安白石龙越过广九铁路到惠阳坪山地区田心的交通线；中共惠阳县委建立了一条从田心到沙坑、茶园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连接着香港九龙和东江抗日根据地，并通往国民党统治区，为后来接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取到了重要的作用。

12月8日，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港九。9日，第五大队即派曾鸿文带着助手紧蹑日军之后插入新界元朗地区活动；接着，副大队长周伯明率领一支短枪队进入大埔以北、广九铁路两侧，配合曾鸿文展开活动；随后，组成一支武工队，林冲任队长，并派黄高阳去加强领导（周伯明返回大队部）。11日，第三大队派出茜坑、马鞍岭坑抗日自卫队，在刘培、江水率领下进入西贡半岛的赤径、企岭下、深涌湾一带活动。随后，自卫队由江水带领10多人的小分队留下，其人员回到葵涌组成海上护航队，刘培任队长，担负由沙渔涌等地经塔六到深涌湾的海上交通接送任务。同时，曾生从第三大队第一中队抽调20人组成一支小分队，并从惠阳短枪队等单位抽调到刘锦进等10多人组成一支短枪队也进入西贡半岛。3支小分队共50多人组成一支武工队，黄冠芳任队长，在西贡地区及启德飞机场附进活动，一直仲扩到狮子山、慈云山、牛池湾一带活动。不久，派蔡国梁去加强这个武工队的领导。至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进入九龙新界的地区的队伍已近百人，指战员们在这块长期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现在又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的地区，开辟一个新的敌后战场，开展新的斗争。

日军占领港九地区初期，由于兵力不足，忙于巩固市区的统治，新界地区除了重要的铁路、公路交通线上的据点，如沙头角、大埔、元朗、沙田、粉岭等圩镇，驻有野战部队和宪兵防守外，山区乡村无暇顾及，形成真空地带，不少汉奸、土匪、流氓、地痞便趋机而起，各霸一方。其中土匪就有十几股，最大势力的有200多人，配有短枪和步枪，有些还有轻机枪和冲锋枪。这些武装匪徙，有的投靠日军，与汉奸互相勾结，为虎作长，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严重地威胁着港九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将会严重地阻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基地，威胁着抢救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交通线的安全。因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武工队进入新界后，当务之急就是肃清土匪，保护人民，建立安全的交通线。第五大队武工队在元朗，西贡地区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汉奸消灭和赶走了盘踞在大帽山的黄慕容和粉岭的肖天来两股土匪，控制了大帽山，从而打通了由九龙青山道经九华径到荃湾越过大帽山，然后再到元朗十八乡、落马洲，穿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西线。第三大队武工队在西贡地区连续作战，大力清剿股匪。首先消灭在打蚝墩一带抢劫的9人的小股土匪后，接着消灭的股匪有：烂泥坑杨牛仔80余人，西陈乃就20余人，坑口尤鱼湾张明仔40余人，小邓发仔10余人，荔枝窝李观姐40多人。此外，还在西贡到九龙市区消灭零星股匪。从而打通了一条从九龙市区到西贡，然后乘船渡过大鹏湾，在惠宝沿海沙鱼涌、大小梅沙等地登陆的交通线——东线。武工队依靠发动群众，打击汉奸、土匪势力，为民除害，深得港九地区人民群众的拥护，树立了威信。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武工队进入港九地区后，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迅速收集英军遗逃时丢下的武器弹药，计有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冲锋枪数百支，以及大批弹药、作战物资。这批武器装备全部运回大岭山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解决部队的部分装备和补给。与此同时，武工队向广大群众展开抗日宣传，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保卫家乡，在元朗、沙田等地区组织了两支抗日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沙头角区的乌蛟腾村、三亚村、大埔区的罗洞、船湾、九龙坑一带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组织了秘密“游击队之友”小组，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在武工队的带领下，积极参加对日军作战，打击匪特，成为尔后港九大队的基本力量。

二、秘密大营救的详细经过

抗战初期，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地办刊物，写文章，发表宣言，以及从事各种文艺活动，拥护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因此，国民党顽固派视他们为眼中钉，进行种种迫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波及全国。国民党顽固派对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进一步加剧，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已难以立足，在中共中央、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下，1941年1月至5月，他们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安全撤到香港。中共中央、周恩来又及时批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要做好团结这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各方面的困难，大力支持他们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还派张友渔、范长江、夏衍、胡绳等一批党内文化骨干来到香港，协助廖承志工作。1941年5月，廖承志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5人组成，下设文艺、学术、新闻3个小组。在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汇集在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很快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和茅盾、邹韬奋、夏衍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到香港不久，便分别署名发表通电，遣责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妥协、积极反共，派军队围攻解放区的反共罪行。他们还努力促成民主党派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治同盟”，并发表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他们还创办了各种抗日报刊，成立了国际新闻局、通讯社，如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胡仲持任总编辑的《华商报》，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救国会同人办的《救国月刊》，茅盾主编的《笔谈》，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等。他们在这些报刊发表小说和文章，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战，专制独裁的黑暗，呼吁团结、抗战、民主，讴歌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夏衍、于伶、金山等还组织戏剧人士成立《旅港剧人协会》，先后演出暴露国民党腐败丑恶的《雾重庆》，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希特拉的杰作》等话剧，使香港的抗战文化盛极一时。日军占领九龙香港后，30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围在香港。

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爱国抗日主张、进步言论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端仇视，也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忌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在获悉日军即将进攻香港的情报后，非常关心被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安全非常关心。12月7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在急电廖承志要迅速做好应变准备；12月8日，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想方设法保护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离港九到东江游击区；12月9日，南方局、周恩来又急电廖承志，对有关撤离香港的路线作了明确的指示，除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到游击区人员即转入内地，可先到桂林。接着，周恩来又急电询问：在香港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住九龙的朋友已否撤出?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

廖承志在接到南方局周恩来12月7日的急电后，立即布置应变工作。8日，正当日军进攻九龙的上午，廖承志召集了有文化界和新闻界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英军不可能长期坚守，必须立即把住在九龙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转移到香港隐蔽起来，等待一下步布置撤退。

在日军进攻香港前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在香港开会。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林平等出席会议。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也在香港。廖承志、张文彬接到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进行传达，研究部署营救工作。与会干部一致认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把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任务交给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是一项光荣而艰苦的任务，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危险，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完成。由于日军已获悉香港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必将进行大规模搜捕。因此，时间非常紧迫，必须乘日军刚侵占香港，对情况不了解，以及由于粮食燃料供应困难，要疏散大批居民返回内地的最好时机，以最快速度，抢在日军下手之前，进行抢救。为此，会议作了周密的部署：首先，设法与滞留在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帮助他们迅速转移住地，秘密护送到东江抗日根据地，然后护送他们到大后方。香港地区的联系转移工作，由刘少文负责，林平负责布置从九龙撤退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再到惠州，并从惠州到老隆的安全护送工作。廖承志、连贯迅速经东江抗日根据地到老隆和韶关，布置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掩护和交通线。从老隆至韶关由中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后，则由南方工委和粤北省委安排。

12月8日下午，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分批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征求了大家对撤退方案的意见，决定了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联系地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退时的必需经费。

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实行霄禁，分区分段，挨家挨户检查，搜捕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并发布命令，勒令旅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前往“大日本报导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日本文化特务禾文田幸助还在香港一些电影院打出幻灯字幕，点名要蔡楚生、司徙慧敏到半岛酒店“会面”。

在日军严密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情况下，首要的问题是打通香港至九龙的交通线，帮助廖承志、张文彬、连贯等撤离港九，否则整个营救计划将无法实施。林平在九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方办事处布置了营救工作后，派李健行负责打通九龙至香港的交通线。与此同时，廖承志、刘少文也派了廖安祥打通香港至九龙的交通线。在李健行和廖安祥的努力下终于打通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线。

营救工作艰苦复杂。香港陷落后，为了避开日军的搜捕，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一再改变住处，要把营救对象找到就不容易。刘少文和梁广留在香港负责这项工作。他们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潘静安，根据廖承志提供的名单，通过各种关系，把营救对象一找到，并帮助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驻地，摆脱日本特务的跟踪，然后安排他们分批撤退。

九龙方面，在林平领导下，由何鼎会、李健行、何启明等建立了秘密接待站，解决食宿问题，然后按照不同的对象，安排他们前往东江抗日根据地或其他地区，前往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挺进港九地区的武工队负责护送。东线由蔡国梁指挥，黄冠芳、刘黑仔、江水等武工队担任护送；西线由曾鸿文，林冲等武工队担任护送。

林平在九龙布置好接待和护送工作后，于12月下旬回到宝安阳台山区白石龙村召集梁鸿钧、曾生、王作尧和由香港市委调来部队的杨康华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的电报指示，研究并作出了如下决定：梁鸿钧负责部队的军事指挥，调集3个中队和1个独立小队在白石龙周围的龙华一带待命并担任外围警戒；曾生在白石龙主持接待工作；王作尧负责从九龙市区至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警戒和护送的指挥；林平到广九铁路以东（简称路东）坪山地区，布置中共惠阳县委、惠阳前线工委建立秘密接待站和护送等。

根据林平的部署，整个惠阳县委和惠阳前线工委及各个部队都动员起来了。在惠阳前线工委和短枪队队部所在地的田心村，建立一个秘密的中心接待站，由短枪队队长高健负责。这个接待部担负由东线直接护送来的，和由西线护送到宝安再转送来的人士，然后由惠阳短枪队护送到淡水以西的茶园村。第三大队第一中队和惠阳长枪队担任田心的外围警戒。在茶园，惠阳县委建立了一个秘密接待站，负责把惠阳短枪队送来的人士转送惠州。在惠州，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大老板的身份，包了“东湖酒家”的二楼建立了秘密接待站。

1942年元旦，拉开了营救工作的序幕。首先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一行先行，并在沿途检查和布置接待、转送工作。拂晓之前，他们在香港乘上小木艇，在李健行护送下，避开日军的巡逻艇到达九龙。

在九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方办事处，廖承志和林平、何鼎华等仔细研究了从九龙到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路线、警戒和沿途食宿及可能发生的情况。

廖承志等决定走东线。2日晨，黄冠芳到九龙接待站与李健行接上头，护送扮成香客的廖承志等撤出九龙市区，通过启德飞机场附近几个检查岗哨，出了封锁线，到达牛池湾。江水带领短枪队员担任护送任务。他们翻过九龙坳后，走海边小路经北围、打蚝墩、沙角尾、山寮直到大环村。蔡国梁在这里接待了廖承志等人。天黑以后，廖承志等一行在蔡国梁等护送下，来到企岭下海湾，登上了刘培等人护航队的武装船。小船悄悄地升帆出海，避开了日军的海上巡逻队，偷渡大鹏湾。3日凌晨3时到达沙渔涌。然后由刘培等护送到田心交给惠阳短枪队。

为了安全起见，曾生在石桥坑接待了廖承志一行。廖承志等和随后到达的张文彬同曾生一起研究了在白石龙和田心的接待工作，以及下一站的接待和护送工作。决定派连贯到老隆布置后东特委在老隆设立秘密接待站和从老隆至韶关任务；派乔冠华到韶关，会同粤北省委在韶关设立秘密接待站和从韶关转送桂林的任务。

1月9日，紧张的营救工作正式开始。午夜，3艘小木艇载着邹韬奋、茅盾等第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撤离香港偷渡到九龙，来到秘密接待站，踏上了脱险的旅途。11日晨，化装成难民的邹韬奋、茅盾一行20多人，由交通员带领来到青山道口，插入源源不断的难民队伍，向北经九华径到荃湾。到荃湾后为了避开日军的检查岗哨，离开了难民队伍，向北走小路进入大帽山区。林冲带领的武工队在这里警戒掩护。爬过大帽山，穿过峡谷，走进了平坦的元朗十八乡。曾鸿文带领的武工队在这里负责警戒、掩护和接待，住宿一夜。12日，接待站的干部给每人发了一张由“白皮红心”的元朗乡长签署的难民回乡证，然后分批上路，经元朗再插入难民队伍，经落马洲顺利通过日军岗哨渡过深圳河到达赤尾村。从赤尾村往北穿过宝深公路，再过梅林坳，安全到达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

从1月底至2月底是营救工作最紧张的日子，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每批少的10来人，多的20至30人，多数人走西线到宝安，少数爱国民主人士容易暴露身份的，或因年老体弱、不适宜爬山涉水的，则安排他们走东线。何香凝、柳亚子则乘船直接护送到汕尾。此外，还有少数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夏衍、蔡楚生、司徙慧敏、金山、李少石、廖梦醒、金仲华等，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他们偷渡到长洲岛，再经澳门到大后方。

从1月下旬开始，一批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护送下，越过广九铁路，经过田心、茶园秘密接待站，一站一站地转送到国民党统治的惠州市。中共惠阳县委为了安全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通过打入国民党税局的中共党员，用高价为他们购买到证件，还高价买到国民党军队的走私船票，从而护送他们安全地到达老隆。到达老隆后，中共后东特委又通过统战关系利用国民党的走私汽车，安全护送到达韶关市，转到大后方。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指战员在抢救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斗争中，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发扬了高度的负责精神。护送何香凝、柳亚子乘木帆船渡海，船在航行途中，因无风而飘泊在海面多日。船上食水和粮食都已用完了。在此困难的时候，刘培领导的海上护航队，及时送来了淡水和红薯。后来，何香凝感慨之余，写诗一首：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一次，一位战士护送两位文化界知名人士渡海时，途中遇到日军，暂避在一个孤岛上。第二天带来的干粮已经只剩下两条红薯。战士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文化人受饥，把红薯全部都给了文化人。充分表现了人民军队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

三、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脱险抵达东江抗日根据地

被营救脱险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受到林平、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等领导干部和广大游击战士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曾生在白石龙主持接待工作，委派敌后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黄日东建立起临时的接待机构。当时部队和群众的生活极为困难，但仍千方百计地筹办粮食、肉类，保证他们的伙食。部队努力开拓税源，增加税款收入，紧缩开支，千方百计筹集接待经费。中共中央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接待经费的困难十分重视，汇来几十万元，解决了部分经费的困难。部队用奇缺的药品为他们治病，邀请他们参加部队各项政治、文化活动，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部队各项工作的意见。广大指战员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情和尊重，使他们深受感动。特别是他们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官兵一致、军民团结、不怕牺牲、英勇机智、艰苦奋斗，以及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到十分钦佩。

1月14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在白石龙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庆贺邹韬奋、茅盾等脱险归来，向他们慰问，并由林平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关于这次营救工作的指示。文化界的朋友们谈了他们在香港脱险的历程，无不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对他们的营救。邹韬奋说：“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卫护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了。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你们拿枪杆子，我们拿笔杆子，今后一定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他又说：“这次回来，感受很深，特别感到这是作家直接同抗战实践结合，创造革命文学最好的机会”。

接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白石龙村外的沙梨园里，举行了一次盛会，曾生和王作尧介绍了曾、王部的建立、发展的战斗历程，概述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部队东移陆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支持下部队迅速发展起来的情况。会上，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艺术家、名演员的演唱给指战员们留下了美好的深刻印象。

曾生、王作尧等还陪同邹韬奋、茅盾、沈志远、宋之折、戈宝权、胡绳、黎澍等10多位作家、学者，参观了部队的“山寮报社”，观看《新百姓报》的各种印刷品。邹韬奋等对部队简易的油印和刻写技术很感兴趣。赞扬报社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的精神。邹韬奋不断地说：“真不简单，不简单!我们同行，我要向你们学习。”茅盾说：“百闻不如一见，看了你们的‘山寮报社’，我对游击队怎样在敌后开展抗日文化工作，了解得更具体了。我坚信，作家只有深入工农大众才能很好地开展革命文化运动。”邹韬奋还欣然挥笔，写下《东江民报》的报头。茅盾则为《东江民报》副刊《民声》题写刊名。

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到来，对部队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很关心部队的宣传教育、文化和新闻出版工作。邹韬奋不仅为《东江民报》写报头，后来还为该报写了一篇《惠博沧陷的教训》的社论，抨击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错误方针。女作家杨刚以通俗演义的形式，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漫画家丁聪为报纸画漫画，木刻家制作版画，诗人给副刊写诗。许多名家都为部队和训练班讲过课。邹韬奋讲《中国民主政治问题》，茅盾讲文学，胡绳讲哲学，沈志远讲政治经济学，黎澍讲中国革命史，戈宝权讲《苏联的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苏联》。曾任军医处长的陈汝棠和病理学家吴在东教授给医务人员讲解剖学、病理学等。美术界、音乐界、舞蹈界、戏剧界的文化人更是活跃，他们教战士们唱歌、跳舞、绘画，传授漫画创作和演戏的基本知识，推动部队的文化工作。他们的许多活动，使指战员们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鼓舞了斗志。

众多的文化界人士来到白石龙。原来计划一批接一批把他们转送到路东田心村再转往国民党统治的惠州。但是情况起了变化，日军为掠夺物资，又占领惠州、博罗、使大批文化人滞留在白石龙。为了安全起见，曾生亲自布置龙华乡副乡长刘鸣周带领一批共产党和抗日自卫队员，在先后白石龙村后面的丫髻山和阳台山上的蕉窝、深坑以及布吉乡的杨美、雪竹径、水径等村后的树林中搭茅寮，办起了“山寮招待所”，把营救回来的文化界人士分散安置下来。荒僻的山沟里一时歌声飞扬，生机勃勃，气象一新。

邹韬奋是最后一批离开宝安的，他告别时，部队集队欢送他，他激动地说：“我为民主与自由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总是感到力量不够。现在看到你们光亮的枪，看你们亲热的脸庞，我是多么兴奋啊!同志们希望你们紧握手中的枪，这是胜利的保证啊!”

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日军严密控制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追踪下，安全地营救了如此众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全部护送到大后方，这是历史的奇迹，得到了中共中央来电表扬，也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扬。邹韬奋亲笔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茅盾赞扬广东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组织这次营救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正是一场秘密大营救。”

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胜利完成了这次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光荣任务，保护了我国一批文化界精英，它对于进一步密切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患难与共的关系，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的抗日积极性，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以及对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开展爱国民主运动都起到重要作用。

四、被秘密大营救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脱险抵达东江抗日根据地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前后六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中共广东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胜利地从港九地区营救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300余人及其他人士共800余人安全脱险，并护送他们到达大后方。他们其中有：何香凝、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张友渔、黎澍、沈志远、刘清杨、胡仲持、胡风、千家驹、萨空了、廖沫沙、任白戈、宋之的、于毅夫、金仲华、范长江、叶籁士、恽逸群、吴全衡、袁水泊、蔡楚生、司徒慧敏、叶以群、张铁生、韩幽桐、杨刚、吴在东、余伯昕、胡耐秋、特伟、高士其、端木蕻良、杨东荪、王莹、许幸之、胡考、盛家伦、俞颂华、成庆生、叶方、于伶、风子、舒强、葛一虹、沙蒙、羊枣、丁聪、周钢鸣、叶浅予、章抿、戴英浪、金山、张明养、华嘉、梁若尘、赵树泰、李凤、郁风、梁漱溟、孔德祉、沈粹缜、殷国秀、胡蝶等。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抢救脱险的还有邓文田、邓文钊、陈汝棠、李伯球等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宫德贤女士、南京市长马俊超夫人。

以上历史资料可作为申报电视连续剧的可靠真实的史料。电视连续剧名可以定为《秘密大营救》或《香港秘密大营救》。

部分被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简介

（如要征集被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的全部名单，需要在广东省军区档案馆征集）

千家驹

经济家学，1909年生于浙江省武义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财政学会顾问。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开始发表《中国的内债》(1933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出版)、《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广西经济概况》(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等论著。1935年，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1936年，曾为冯玉祥将军讲课。1937年至1940年，任广西大学教授，兼主编《中国农村》月刊和《国民公论》月刊，发表专著《乡村建设批判》一书(1940年，新知书店出版)。不久，被伪府政教育部解聘。时值国民党府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遂流亡香港，与民主进步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出任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编委（编委共七人，邹韬奋、胡绳、茅盾、金仲华、夏衍、沈志远、千家驹）、和香港《大公报》社论撰写人。1941年冬太平洋事变爆发，香港沦陷，遂回广西桂林，卖文为生，兼每周为桂林《大公报》社论一篇。1944年桂林沦陷，与欧阳予倩，莫迺群，张钖昌等去广西黄姚，办《广西日报》昭平版，兼任广西黄姚中学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去香港办《经济通讯社》，任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兼香港达德学院教授。1946年，撰写的《中国经济形势讲话》一书出版。1949年春，应中共中央之邀，从香港间道来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同时，出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任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员兼文教科技委员会副主委。1980年，赴南斯拉夫参加了世界社会主义讨论会。主要著述有《新财政学大纲》(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经济危机》(1953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与胡监美合作，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与姚耐等合作，1961年第1版，1963年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连同各地翻印累计达50万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货币发展史》(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十余部。学术论文七、八十篇，散见于《新建设》、《学术月刊》、《经济研究》、《解放》杂志、《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读书》、《世界经济》等刊物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上。其中，有的文章如《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并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许多单位转载或翻印，1980年于南斯拉夫世界社会主义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问题》，有英、日、塞等译本，刊于南斯拉夫出版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日本出版的《自由》、意大利出版的《经济理论》等杂志上。(《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20页)。

邹韬奋

(1895-1944)，著名记者、政治家、出版家。原名恩润，笔名木旦、因公、落霞、心水、孤峰、秋月、笑世等。生于福州，祖籍江西省余江县。18岁进上海南洋公学（交大学前身）中院，22岁升入南洋公学上院电机工程科。24岁入南洋圣约翰大学文科。由于家境贫寒，学费全靠自给，在课余时间兼做学校图书馆的晚间助理员和校外的家庭教师，并向《申报》副刊《自由谈》和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投稿。1921年大学毕业，在上海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后又兼任上海青年会中学英文教员。1922年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职业与教育》和职业教育从书，兼任中华职业学校和海澜英文专门学校的英文教员。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大力革新，从单谈“职业教育”进而讨论社会问题，受到广大读者欢迎，1932年该刊销数高达十五万五千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记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马列主义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初参加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同年夏出国，周游欧美及苏联，写了许多通讯，后编为《萍踪寄语》一、二、三集。1935年8月返上海，先后在上海、香港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星期刊》，兼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1936年11月22日，以鼓吹救国反日与沈钧儒、史良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被押期间，坚持革命节操，勤奋读书写作，在狱中写了《经历》、《读书偶译》二书和《萍踪忆语》的最后8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被释出狱后从事抗战工作，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进步刊物，主持生活书店，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迫出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香港陷落后，在党的帮助下，辗转赴广东东江游击区，1942年患耳癌，秘密赴上海治病，为避免敌人迫害，一年中用过四个假名，换了五家医院，1944年7月24日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韬奋家属，接受韬奋临终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主要著作有《韬奋漫笔》(1933年，生活书店出版)、《革命文豪高尔基》(1933年，生活书店出版)、《大众集》(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坦白集》(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萍踪忆语》(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经历》(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展望集》(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抗战以来》(1941年，华商报出版部出版)、《患难余生记》(1946年，韬奋出版社出版)、《韬奋文集》(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483-484页)。

张友渔

法学家、政治学家。原名张象鼎，字友彝。笔名忧夷、有仪、悠然、友愚、若愚、香汀等。1899年生于山西省灵石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职。父亲是塾师，5岁至12岁随父在私塾读书。1918年去太原考入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期间，对时事很感兴趣，后被《山西画报》聘为特约记者。“五四”运动期间，山西成立省学生联合会，与侯外庐同为执行委员。

这一时期常给山西的两大报之一的《并州日报》写稿，并一度代理过总编辑。此时还参加了邓初民等人组织的一个学术界的社会主义组织，并成为它的刊物《新觉路》编辑部的成员。在此期间，现山西法政大学教授邓初民来往甚密，邓比张大十几岁，被称为“忘年之交”。1922年师范毕业后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学习时期，常为山西和北京的报纸写稿，并任山西《并州日报》、上海《申报》、武汉《中山日报》的驻京记者。“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为成舍我、张恨水主办的《世界日报》写了揭露段祺瑞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的暴行的报导。来北京不久，参加了国民党。1927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为《国民晚报》，为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工具。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同年冬被捕，翌年春保释出狱，被分配在北方局军委系统工作，并担负做山西阎锡山派的工作，公开身分是山西派天津市政府的科长。通过这一关关系营救了薄一波等一批国民党关押的同志。1930年为避开国民党的追捕，奉命离津去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回北平。一面任《世界日报》主笔，一面在燕京大学、国民学院等院校任教。1932年秋再度被迫离北平去东京。1933年回国，除继续原来的工作外，还担任民国大学新闻系主任。同时在党内负责上层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1934年9月去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并在太原讲学。1935年再度去日本，在上野图书馆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同时用日文写一些有关日本新闻史的著述。回国后在太原工作数月，1936年再到北平，除作党的工作外，公开职业是在中国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并在许德珩、杨秀峰、黄松龄、刘清扬等负责开展华北救国会工作；还成立了新启蒙学会，创办了《时代文化》。“七·七”事变后，调中共山东联络局任书记，并先后到韩复榘、石友三等部做统战工作。1939年去重庆，奉周恩来之命，到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蒋介石，第一副主任是李济深，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和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党派了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去)。张友渔此时还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炳南等人领导救国会的工作，并为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反侵略》、《反攻》等抗日刊物写文章。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决定疏散左派人士去香港，张友渔同夏衍、胡绳、范长江、廖沫沙、韩幽桐等这一时期都在香港工作。除在港成立救国会香港工作委员会外，还办了《华裔晚报》，张友渔任总主笔，主持写社论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出香港回到重庆，在党内任文委秘书长，公开职业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并参加《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工作，日寇投降后曾代理《新华日报》总编辑。1945年9月国共谈判，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协助邓颖超工作，研究民主宪政问题：并参加国民党讨论《五五宪草》的小组会，是中共方面的组员之一（组长李维汉，国民党的组长是孙科)。4月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不久又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长。1947年春撤回延安，在中共中央城工部工作。后调晋冀鲁豫中央局，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1948年华北局成立，任秘书长，天津解放后，任副市长。1949年6月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1980年底中国政治学会成立，被选为会长。主要学术著作有《日本新闻发达史》(1935年，日文)、《中国宪政论》、《法与宪法》、《民主与宪政》(1943年，生活书店出版)、《日苏关系二十年》、《日本国力再估计》（国光出版社出版）、《建立战后新日本》、《如何实现民主宪政》(1945年-1946年，重庆出版)、《法学基本知识讲话》(196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79年同王叔文共同修订后再版）等。主要学术论文有《对研究方法的一些意见》(1962年《政法研究》第3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立法原则》(1980年《东岳论丛》第1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法学杂志》第1期)等。(《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449-450页)。

黎澍

近代史研究家。1912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现任《历史研究》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中俄关系研究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1937年，“七·七”事变前肆业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在校时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39年任湖南观察日报总编辑。1940年至 1941年先后在桂林和香港任国新通讯社经理。1943年至1945年9月任成都华西晚报主笔。1946年任上海文萃周刊主编。1947 年至 1948 年先后任香港新华社通讯社总编辑和华商报编辑。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新闻总署研究室主任。1950年至195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任秘书室主任、报纸处处长、出版处处长、党史资料室主任等职。1955年至1960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期间，1957年曾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东德、苏联、蒙古。1961年后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75年《历史研究》杂志复刊，仍任主编，兼任近史研究所副所长。1977 年访问罗马尼亚。1978年访问日本。同年任中俄关系研究会顾问。198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同年年初任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4月，为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大会选举为会长。5月，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选举为常务理事。长期以来，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历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1966年前主要研究项目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毛泽东思想。近几年来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的封建主义、近代中国文化史等。著作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1948年初版，1945年修订再版，1961年三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集，1963年初版，1980年重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主要论文有：《“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肃清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评》(《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等。（《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829-830页)。

廖沫沙

思想评论家。原名廖家权，笔名埜（野）容、林默、繁星、文益谦等。1907年生，湖南长沙县人。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小时就读长沙第一师范附小，继入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北伐战争期间，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担任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干事，同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27年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上海，入田汉主办的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1928年，去武汉任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该报停刊后重返上海。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工作。“一·二八”抗战后，调往一个区做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任《远东日报》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调往党的地下机关工作。在这两年中，用埜容、林默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和《新语林》、《太白》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杂文。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先后在长沙编辑《抗战日报》，去武汉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到湖南沅陵恢复《抗战日报》，以及去桂林参加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去香港创办《华商报》，任编辑主任，不久复返桂林。在此前后，为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写过多篇历史故事。1942年冬到重庆，接受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任党的《新华日报》编辑主任，直至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总编和主笔，同时担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委员。1949年6月到北京，先后任中国新闻协会理事、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长、统成部部长等职务。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解放后十多年中，为《新观察》、《前线》、《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经常写作杂文，《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唐弢、孟超等开辟了《长短录》专栏，《前线》杂志也为他和邓拓、吴晗三人开辟过《三家村札记》专栏。他的杂文有为而发，切中时弊，论古证今，活泼生动，深受读者欢迎。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分阴集》。主要著作有《鹿马传》(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近两年出版的著作有《三家村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等。（《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814-815页)。

金仲华

(1907-1968)，新闻学家，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和社会活动家。笔名孟如。生于浙江省桐乡。青年时期思想进步，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致力于新文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初为《妇女杂志》和《中学生》的主编和撰稿人。1934年9月，在上海发起创刊国际时事问题的杂志《世界知识》。曾协助邹韬奋编辑《大公生活》和《生活日报》，并创办《永生》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主张抗日救亡，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并向海外侨胞、国际友好团体和个人筹募捐助财物，支援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至1941年在香港主编《世界知识》，并担任香港《星岛日报》主编近三年，参与进步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的领导工作，传播进步舆论。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与指导下，在著名的军事评论家羊枣同志等协助下，在国际宣传方面突出宣传反法西斯，国内宣传方面坚持党的团结、进步、抗战的方针，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当时的《星岛日报》独树一帜，受到港澳与海外读者的欢迎。抗日战争结束后，曾在重庆和上海工作，揭露蒋介石积极反共的面目，宣传我党主张和我军战绩，获得中外进步人士的好评。解放以来，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建设》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文汇报》社社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一生写了很多国际方面的文章，坚持进步立场，文笔鲜明生动，并多次参加了各种国际新闻会议。主要著作有《妇女问题》(1932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12月再版)、《国际新闻读法》(1933年，生活书店出版)、《妇女儿童保护问题》(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际政治参考地图》(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一九三八年的世界》(1938年，战时出版社出版)、《一九四四年的世界》(1945年1月中外出版社出版）、《第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参考地图》（与朱育莲合编；1947年上海《世界知识》出版）。主要论文有《我国海外华侨的厄运》(1933年6月15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对日外交之迷》(1933年10月《中学生》，38期)、《国际政治的趋势》(1934年1月15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日俄战争之可能性》(1934年3月15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三号)、《南太平洋的形势和国际关系》(1934年10月1日《世界知识》)、《日本备战与南洋委任统治群岛》(1935年4月15日《申报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最近的东亚情况与世界形势》(1935年8月15日《申报月刊》第四卷第八号)、《新加坡和香港》(1936年1月5日《中学生》65期)、《苏德战争论》(1936年12月16日《世界知识》)、《国际同盟与中国外交》(1937年4月15日《世界政治》1卷1期)、《十年后——从雅尔塔会议到巴黎协定》(1955年4月，《世界知识》)、《六月里的两个日子》(1955年12月，《世界知识》)、《为什么美国政府要迫害鲍惠尔》(1956年11月，《世界知识》)、《回忆几内亚之行》(1960年9月14日《文汇报》)。译作有《西班牙的新军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38年，生活书店出版)。(《中国社会页）。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

范长江

(1909-1970)，新闻学家、著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原名范希天。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赵家坝村。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就学。1927年初，入吴玉章主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目睹军阀暴行，决心投身革命，前往当时革命中心武汉加入20军的学生营，后编入贺龙为军长的20军第三师教导团，曾参加南昌起义。以后，学生营在湖州被打散，流落于广东、福建、江西、安徽一带。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选学乡村行政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发表演说，怒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年底秘密潜逃北平。次年秋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此后投入抗日救国运动，组织大学生慰问团，慰劳抗日军队。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益世报》写稿。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到西南、西北地区考察旅行，西达敦煌，北至包头，经川、陕、青、甘、内蒙等地，全程四千余里，历时10个月。曾写旅行游记，陆续在《大公报》发表。游记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及陕北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北地区的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这些游记以后汇集为报告文学集《中国的西北角》出版(1936年至1937年12月天津大公报连出9版，1980年4月新华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次旅行结束后，回天津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1936年采访当时内蒙战场，考察了“西安事变”，并到达延安。毛泽东与他作了长时间谈话。随即写出《陕北之行》通讯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主张。后汇集成书，题名《塞上行》(1937年7月至11月大公报馆连出六版，1980年9月新华出版社重新出版)。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奔赴抗日前线，采写了多篇战地通讯，后同孟秋江等写的作品收进报告文学集《西线风云》。1938年3月，与徐迈进、陈同生、恽选群等同志在汉口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下称“青记”），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成为团结抗日的进步青年记者的中心。1938年10月，因反对当时《大公报》主持人张季鸾、胡政之为蒋介石投降政策效劳的政治立场，公开宣布脱离《大公报》。1939年初，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与胡愈之、孟秋江等创办“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在桂林建立总社。同年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组织进步新闻记者同国民党展开复杂激烈的斗争，培养了许多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并编写大量稿件，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1941年底到苏北解放区，历任新四军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等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从苏北到南京，参加了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该团对外发言人之一。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社负责人。跟随毛主席、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及时向全国人民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1949年全国解放后，历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对于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56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和全国科协副主席，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科协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492-493页）。

叶以群

(1911-1966)文艺理论家。原籍安徽歙县。青年时期曾到日本留学，因在东京参加反日运动，担任《北斗》、《青年文艺》等杂志的主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左联的组织部长，从事新文艺理论工作和文艺界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到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文抗协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月刊编委。以后，又去重庆编辑文艺刊物《文艺阵地》、《文哨》。1946年4月到上海创办新群出版社，出版文艺丛书。1947年秋，护送郭沫若与茅盾同志到香港，在港期间主持文艺通讯社，开展对海外华侨文艺社团和报刊的文艺通讯和联络工作。全国解放后，从香港返上海，任华东和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及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以后又调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同时兼任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1964年《上海文学》停刊，改任《收获》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基础知识》(1943年，重庆生活书店出版)、《文艺阅读与写作》(1943年，学习生活社出版)、《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创作漫谈》(论文集，194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等共8部。主要译著有《给初学写作者及其他》（高尔基著）、《新文学教程》（维诺格拉多夫著）、《苏联文学讲话》和《高尔基谈儿童文学》等。(《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139页）。

梁漱溟

(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曾经自称自己是：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未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乡村工作。24岁，他便以对佛学的深刻领悟誉满京华，以中学学历执教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作为学以致用的儒学大师，他积极投身救国运动，是统一建国促进会的创始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代表民盟协调国共和谈，为和平奔走呼吁，被国际友人誉为“中国的圣雄甘地”。他的铮铮铁骨、坦荡人格更让世人铭记，因对“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运动”的凛然反驳，他被历史学家誉为“否定‘文革’第一人”。(《百年中国与十大文化名人》一书），潘中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2002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299页。

夏衍

1900年生，浙江杭州人，原名沈乃熙，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杰出的革命文艺家。他从1934年开始创作剧本，1936年创作的《赛金花》是他的第一部多幕剧，这是一部“讽喻史剧”，作者的用意是以史喻今，因而被国民党禁演。1936年，还发表了《秋瑾传》。1937年创作了《上海屋檐下》，它通过一座弄堂房子里的五户人家在一天中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这个剧本显示出作者现实主义创作逐步成熟。1942年创作的《法西斯细菌》，是作者的一部现代主义力作，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更加成熟。它通过细菌学家俞实夫从不问政治到“再出发”的曲折的觉醒过程，严肃批评了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至上主义，揭露了法西斯主义与人类一切进步事物为敌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解放后，他写了揭露官僚主义危害的《考验》。他在电影文学改编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尤其是解放以后，他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都获得了成功。(《教师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325-326页）。

茅盾

(1896-1981)又名沈雁冰，浙江桐乡人，是“五四”以来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53年选为中国文学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的第一部作品是1927年秋至1928年春写成的，描写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1923年前后，他先后创作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等，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面临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的各个阶层的生活和斗争，塑造了诸如吴荪甫、林先生、老通宝等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象。1941年他写成著名长篇小说《腐蚀》，之后创作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他善于将错综繁杂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作品宏伟完整的结构中，也善于通过社会生活某个角落的展示，用较短的篇幅显示时代精神的某些方面的主要面貌。(《教师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320页）。

何香凝

原名何谏，又名何瑞谏，1878年生，广东南海人，生于香港。何香凝是廖仲恺夫人。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2004大事记上、下册新华日报社编，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

胡绳

1958年选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副主席；1975年6月15日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提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室的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熊复、于光远和邓力群；1982年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88年3月24日—4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选举为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2004大事记上、下册新华日报编，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

整理编写/心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