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中条8‖亲历血战话旧事，历史回声震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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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盐保中心开展盐湖水系调研

第六十四天——走进垣曲古渡口

壹点资讯 2021-12-07 06:22

12月6日，市盐保中心水系调研组一行赴垣曲，对黄河垣曲段古渡进行调研，中心副主任关妍、办公室主任吕国玉、市水务局宋孝斌等相关人员参加。

调研组一行就垣曲古城渡口的名称、历史背景、文化脉络以及在河东盐运中曾经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等情况进行实地了解。

黄河垣曲段起于夏县的瓮口村，止于蒲掌乡的马蹄窝，全长近百公里。自上而下渡口有五福涧渡、鹰嘴庙渡、河堤渡、青石崖渡、关家渡、八里滩渡(西滩)、利民渡(寨里)、济民渡(东滩)、清河渡、芮村渡。

垣曲县自古就是河东地区黄河北岸陆路通向河南、河北和山东的东大门，也是潞盐外运外销的主要通道之一。宋代解州池盐通往“东路”-开封等地的交通运输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线路是从解州沿着姚暹渠，入涑水，于蒲坂处再入黄河，“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汴”，以“至京师”(《宋会要·食货》)。另一条线路，则是溯涑水之上源，经含口，穿横岭而至垣曲古城后，往南运至黄河岸边的济民渡，在这里卸车装船后再改由黄河水路至孟州河阳，辗转运到京城。

解州池盐经含口至济民渡外运路线图

济民渡对岸是河南南村又称利津渡，可由阳壶古道经下关、关底和西山底至新安县至洛阳，也可以经仰韶大峡谷至渑池直通荆楚。而济民渡则是解州盐池陆路运输和黄河漕运水路的交汇枢纽和锁钥之地。从含口(中条山北边的绛县冷口)至垣曲陆路可经太行八陉之一的轵关陉古道向东直达济源；向北经沇西河过古负夏城同善镇至西哄哄可达阳城至上党地区；向南过黄河至利津渡可经阳壶古道至洛阳，经渑池仰韶大峡谷至渑池可南到荆楚。

解池的解盐运输，西至蒲津渡和风陵渡可达关中陇右，从虞坂古道经过巅嶺到平陆茅津渡也可过河或顺河而下，但是虞坂古道和三门峡的砥柱山山路崎岖而水路激流险滩有十九滩鬼门关。故而经过垣曲济民渡转运则是最佳路线。

因此济民渡是叫响晋豫两岸的最有名和最重要的古渡之一。黄河在垣曲段的几个渡口水流平稳，河道宽阔，顺风顺水，有利于摆渡和向下游畅通无阻的漕运。是具有其他通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外，垣曲古代在清乾隆时期之前，是著名的产铜之都和铸钱之都，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立国安邦之重镇，非其他之地可以比拟。中条山战役时日寇把垣曲作为主要的关键目标，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驻守中条山地区和垣曲也足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它地处晋豫要冲、轵关古道和黄河漕运交汇处，是黄河中游的三大古渡(茅津、利津、孟津)之一。《垣曲县志》记载：“县城(指老县城即今老古城)南至黄河济民渡五里，渡在县南东滩村。其南岸系渑池洋湖和利津渡，乃晋豫冀鲁荆楚之通津也。

运到这里的潞盐，在黄河从渤海口以船西行可以到达的最西端的一个水陆码头就是济民渡。济民渡所在地就是垣曲古城东滩村，唐宋时代漕运鼎盛时期，济民渡空前繁荣，每年都有大量粮食、食盐和茶叶等物资经此运至洛阳和长安等地。河上船来舟往络绎不绝，几十艘可载两万斤潞盐的大帆船停靠在码头上，气象颇为恢宏。东滩村里开满客栈、商号、饭店，十分繁华。

　　宋代垣曲店下样

1958年在垣曲东滩村出土的“垣曲店下样”，是在实行“盐钞法”的过程中，为了防止运输过程中发生偷盗、短少分量等纰漏，而由有关的地方官吏以私人身份和众人共同商议设立的标准衡器。它的发现，为宋代“钞盐制”提供了实物例证，也是垣曲盐运史上珍贵的历史记录，见证了垣曲古渡辉煌的盐运历史。

漕运繁盛时，为了确保河道上漕运大船的安全，提高漕运效率，人们在黄河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开凿有供纤夫攀行的栈道，还在南北两岸突出的山嘴上，修筑了10余座“堆台”，两个堆台之间，可以相互眺望，是专门用来导航的标志。如今，河对岸南村黄河上下游的峭壁间，还存留着各个历史时期开凿的累计数千米的崖间栈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民渡仍然一如既往地繁荣着，是黄河上不可或缺的漕运通道。

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

1998年，国家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黄河小浪底库开始蓄水，济民渡与垣曲古城一起被淹没。但新的古城码头和西滩古渡以及东寨码头则是集客货运输和休闲娱乐于一体，黄河小浪底水库的水上乐园更加让人们在这里戏水游览，居于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节假日渡口地区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游园娱乐与水上乐园和集市摊贩组成了现代人们休闲娱乐的山水如画的湿地公园旅游休闲乐园。

世纪曙猿之乡——人类从这里走来

古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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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岭黄河小浪底大桥和

垣渑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条长1456米，桥面宽7.8米的黄河大桥纵贯豫晋南北，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大动脉；2021年，全长1757米、宽33米、双向六车道的混凝土钢构、连接晋豫两省的重要省际高速公路垣渑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与之并行建成并通车运行。

调研组认为，垣曲黄河古渡口是黄河文化、盐运文化的缩影，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推动下，要加强对古渡文化历史的调查，注重黄河文脉、盐运文化的赓续传承和文化创新，深入挖掘县域内“古渡”历史文化资源，要找准黄河文化与河东盐运文化的精准“切入点”，切实规划好、保护好、利用好垣曲黄河古渡丰富的文化历史，把文化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韩 睿 王海燕 薛吉信）

垣曲在中条山抗战中的历史地位

凡人老翁 >《《自传》参考资料》

王云洲 2025.09.04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太原、临汾相继陷落，中国军队退守中条山。从1938年2月开始，日军十多次进攻垣曲，并四次占领垣曲县城(今古城，下同)，但都被中国军队迅速击退。日军只要南下中条，渡过黄河，既可挥兵西进，占西安，进四川，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也可打通中原，使日军高度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从而配合整个中国战场，完成其快速灭亡中国之目的。所以，中条山的战局十分重要。应该说，此间的一系列战斗，中国军队战绩显著，将三万多日军牢牢牵制在中条山地区达三年多之久，对全国的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奇迹，其中的西阳河(今属垣曲)战役当时被称为第二个小平型关战役。

不料，日、苏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中立协定”，日军解除了对苏联的后顾之忧，迅速从华北、华中、东北抽调兵力，配属三百余架飞机和炮兵、装甲兵、化学兵、伞兵等特种部队，于5月7日发动了中条山战役(也称“晋南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惨败而告终。

有些同志将中条山抗战与中条山战役混为一谈。中条山战役不是中条山抗战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次战役。战役之前，中条山地区已有过三年多的抗战历史，战役之后，即使日军占领了整个中条山地区，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也仍未停止，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都在进行着英勇的抗日斗争。据此，整个中条山抗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中条山战役之前、之中、之后。只谈中条山战役而不谈包括战役前后的中条山抗战是不对的，同时，无视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中条山抗战中的作用更是错误的。中条山抗战同样是全民族的抗战，并在垣曲得到了集中体现和有力证明，因为垣曲是中条山抗战、也是中条山战役的主战场。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垣曲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所辖三个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辟了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三个根据地，并建立了延安通往三个根据地的交通线，时称“兵站线”。其中延安与晋东南129师及武乡八路军总部的连接线路，是延安—西安—潼关—渑池，北渡黄河到垣曲再到晋东南。这条线上，最大的兵站就建在垣曲黄河北岸的关家村，即关家十八兵站，共有工作人员450余人，为一个团级单位，直属八路军总部后勤兵站部领导。下设渑池，垣曲同善北垛，阳城次滩、坪头，晋城东沟，高平米山、宰李及壶关等兵站。这条通道极其重要，“是延安与八路军总部直接联系的纽带，亦是大后方通往前方的咽喉。前方抗日军队包括八路军129师的枪支弹药供应，粮秣和服装运送，都是由河南渑池渡河，经过垣曲，再转到阳城、晋城等地”(姚景强：《伯父姚一廷与卫立煌将军在抗战期间的几件往事》)。

垣曲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1938年3月6日、24日，两次发出电报，要求在垣曲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电文略)。

在这条交通线上，从1938年到1940年之间，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和康克清、卓琳、齐心以及新华社著名记者陆诒等人，都往返经过垣曲，还曾频繁到莘庄与卫立煌会晤，共商抗日大计，留下许多佳话。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形势恶化，中共中条地委为了寻求军事保护，由平陆龙潭沟迁到关家十八兵站，后又迁到相邻的赵家岭村。再后，关家十八兵站和北垛十八兵站也被迫撤离。

二、战区划分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垣曲主战场的地位

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将中条山防区由原来的第二战区划归第一战区，第一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兼第二战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前敌指挥部由洛阳前移到垣曲，驻扎于距垣曲县城仅五华里的莘庄村。中条山抗日前线的后勤供应相应地改由河南通过黄河渡口运送。

与垣曲隔河相望的河南省渑池县在陇海铁路大动脉之上，从渑池开通了两条军事公路，一是渑白公路，即渑池至平陆县南沟对岸白浪渡口，距垣曲五福涧上游十几公里。这条公路使用时间不长，承担主要运输任务的是南韩公路，即从南村渡口到渑池县城再到宜阳县韩城东关，这条公路的修建、养护十分艰难，特别是大量的物资运送，当地军民做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

南村渡口的对岸下游几里处就是垣曲县城。当年，作家吴伯箫目睹两岸码头的景象后写道：“渡船呢，它载着千钩万钧重量，昼夜穿梭，载回来的，又送过去的，是浮桥，又像一道咽喉，它吞吐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子弹、人马粮秣。晋东南26县的抗日根据地借它的滋养才能一天天扩大，一天天坚强”。

　　中国军队在中条山陈兵十几万人，而这条运输线无疑就是生命线，也必然是日军首先要夺取的重点。所以，1938年2月、7月、9月及次年6月，日军曾四次占领垣曲县城，皆被很快击退。中条山战役爆发后，垣曲县城同样是日军全力抢占的首要目标。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引用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日军“直取垣曲及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各要点(渡口)，先截断中国军之增援及补给，然后分区域进行扫荡歼灭之”。(张国英：《抗日战争中最悲惨的晋南会战》)。

三、中条山抗战中的垣曲驻军及中条山战役

从1938年到中条山战役爆发前，驻守垣曲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莘庄，下辖高桂滋的第17军军部驻长直柴家古垛，李默庵的第14军军部驻同善，刘茂恩的第15军军部驻涧溪，陈铁的第10军驻寨里。另外还有赵世龄的第43军、毕梅轩的游击六纵队，公秉藩的第34师，高增级的独立第5旅等多个部队，总数达10多万之众。大兵云集，前所未有，也是当时中条山地区所少见的。一时间，垣曲这个本来寂寂无名的山区小县，在中条山前线与中国最高统帅部之间的往来电报中，成为被高度关注的热点焦点。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日军抽调的兵力集结于阳城、绛县、闻喜一带，对垣曲形成包围之势，企图彻底消灭以垣曲为中心的中条山国民党守军，摧毁八路军大后方与晋东南根据地的交通总枢纽。

中国军队在中条山布防的是第14、第5两个集团军约20万人。两个集团军的防地，以东(镇)垣(曲)公路为界，公路以北为第14集团军，从沁水、浮山到晋城、阳城、绛县、桑池再到垣曲横岭关、同善镇层层布防；第5集团军从防守东垣公路以南，从夏县温峪、嘉桑到芮城、平陆、夏县黄河北岸一线再到垣曲横岭关至南山和闻喜上、下横榆到垣曲朱家庄。从中可以看出，这也是以垣曲为中心的防御态势。战役打响，日军分兵快速占领垣曲县城，然后向东与济源西犯日军会合，向西到五福涧与南山空降部队会合，并迅速完成对中国军队的外、内侧包围，双重合围后，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5月25日，战役结束，中国军队惨遭失败，牺牲4.2万人，被俘5.5万人。第3军军长唐淮源自戕于垣曲附近汤王山，其12师师长战死于垣曲毛家(二人皆追认为革命烈士)。日军伤亡9900人。

　　中条山战役中，垣曲的山山岭岭、村村庄庄皆为战场，战后到处堆尸如山，血染山河。中国军队和老百姓争相在垣曲五福涧渡口渡河，被日军打死或淹死的不计其数，黄河漂尸三日。垣曲与夏县、平陆、闻喜交界处的五福涧一带，横尸遍野，至今仍有累累白骨。

四、中条山战役后的垣曲抗战

中条山战役后，日军控制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占领垣曲的是227联队，指挥部驻王茅村。

1941年8月1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电报，指示：“中条山十县既只有敌伪而全无友军，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很对的。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多派一点。”8月底，八路军太岳军区南进支队南下，开辟晋豫新区，57团1个连先行到达垣曲，1942年3月，57团挺进垣曲。从此，垣曲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太岳南进支队的军事支持下1942年9月24日垣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望仙栗沟成立。1943年2月在垣曲、闻喜、夏县三县交界处的垣曲毛家南山村成立垣南县抗日政府，3月，成立垣南县委。

中条山战役后，垣曲全县70余个行政村，60余个村被日军占领，北部山区几个村也处于游击拉锯状态。据此形势，中共条东地委于1941年底决定在垣曲成立两个县委，一个是根据地县委(望仙)，书记王铭三；一个是敌占区(地下)县委，书记高一清(驻上圢坂)。

与此同时，垣曲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到日军投降前，全县先后组建了17支抗日武装，与日伪军展开大小战斗数百次，参战数万人次，消灭和俘虏日伪军数千名，缴获各种武器不计其数。垣曲地方抗日武装共为主力部队输送和补充兵员3000余人。

此外，垣曲的民兵组织也发展到7个野战连近千人，他们或独立开展战斗，或配合支援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政权犹如旗帜和号角，召唤垣曲人民同仇敌忾，誓死不当亡国奴，上演了一幕幕雄壮的历史话剧，书写了垣曲老区人民光辉的历史。

特别不能忘记的是，中共敌占区(地下)县委，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敌斗争的大智大勇，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把敌占区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来，并建立两面政权，瓦解日伪武装，将武装力量拉到抗日根据地，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五、垣曲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

中条山抗战开始，垣曲境内有八路军的三个兵站，而国民党军队兵站更多，运往前线的各种物资，许多都要依靠垣曲当地群众。彭德怀副总司令一次路过垣曲时，时任中共垣曲县委书记王唐文的父亲王玉书反映说，垣曲有“三多”：军队多、兵站多、负担多。群众差务浩繁，人力畜力极度疲惫，而报酬很低，但为了抗日，保家卫国，垣曲群众甘愿牺牲。彭总体恤民力民苦，将规定的运粮每担120斤减为60斤，同时与友军交涉，群众出差补贴由每日3毛增加到8毛。

中条山战役之后，日军占领垣曲长达4年零3个月，垣曲百姓一日三惊，朝不保夕，饱受亡国奴之苦。日军在垣曲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惨案，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惨重(详细数字略)。老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有的举家流落到河南、陕西等地，有的整村空无一人，良田荒芜，庭院走兔。

另外，早在1936年，垣曲县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牺盟会运动，1937年8月正式成立了山西牺盟会垣曲分会和三个区72个行政村的牺盟组织，至“晋西事变”前，会员已达5800多人。他们改造旧政权，举办干部训练班，动员3000余名进步青年外出参军或到抗大学习，为后来的中条山抗战起到了重要的准备作用。

垣曲是光荣的革命老区，老区精神是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

王云洲，垣曲人。1993年版《垣曲县志》主编，曾任垣曲县政协副主席等职(编辑·昰旻)。

皋落埝堆玉皇庙和皋落夜景

千年古镇皋落

来源：运城长安网 | 责任编辑：鲁高

发布时间： 2019-01-10 15:19

　　在中条山腹地，距垣曲县城十里的东南方向，有一个曾经繁华的千年古镇，像一颗熠熠闪烁的明珠，彪炳着古老垣曲的历史沧桑；抗战时期，这里是全县最早建立“抗日政权”的革命老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因矿业发展还差点以它名字建市。它就是千年古镇皇都皋落。

　　历史源远流长

　　“皋落”这一地名的由来，要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舜。垣曲是舜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在舜帝治国时期，他身前掌管刑律的“士”叫皋陶。皋陶是当时东夷氏族的首领，他们的后裔，以皋为姓，以居为落，这就是后来的皋落氏族部落。其居住生活之地即是被后人以“皋落”这一地名相称的地方

　　到了春秋时期，杂居黄河流域的各氏族部落经过渗透和融合，皋落氏族部落也衍化为赤狄别种，因在晋国之东，称为东山皋落赤狄氏，但其生活之地却一直以“皋落”相称延续下来。及至晋国称霸，吞并赤狄皋落部族所建立的方国，并由此打通太行山八陉之一的轵关陉古道而东向用兵的通道，沿路建立重镇，皋落因而被称为：“东山重镇”，这一别称一直沿用至明清时代。春秋时期皋落设有“邮公馆”，明代设“皋落驿”；新中国成立前，皋落城堡旧址的西门楼上仍还留有镌刻“东山重镇”、“周召分陕”八个大字的匾额，昭示着这方土地古老的历史。

　　皋落自春秋始被晋国称之为“东山重镇”，有其历史原因，更因其地理位置的因素。春秋时期晋侯称霸，不断与东方诸侯各国进行军事、外交、会盟等活动，从曲沃(晋国都城)经东山(中条山)过皋落，走壶邱(垣曲古城)，沿河(黄河)穿郫邵(邵源)、王屋而达阳樊(济源)，成为东向的一条重要通道。而这一通道首先遇到的最重要的关隘便是横岭关和皋落。它扼崇山峻岭和轵关古道之咽喉，向为兵戎重地，地势险要，无怪被晋侯称作“重地”。之后，这条通道就成为晋豫商旅东西交通和南来北往的大道，而且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

　　在这条道上，皋落沿着亳清河向动南距离垣曲古城六十余里，北去山外则要跋涉六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出去。这样，皋落就成为南北商旅驻足的一大站口，不管是骑马的、坐轿的、赶骡子的、推车的、肩挑的、人背的，大都要在此歇脚、打尖，或者住宿、吃饭，这也就造就了皋落这一千年古镇，经久不衰，生意兴隆，烟火越来越盛，成为古代垣曲西半县最为繁华的经济商贸重地。

　　曾经强盛的方国

　　皋落镇位于中条山腹地的南麓，距大山隘口不过十数里。从大山深处发源的亳清河水从身前蜿蜒流过，身后是缓缓而起的黄土丘陵高坡。皋落依河傍岭，东西座落，处于鹤鸣九皋和昊天厚土之间，历经沧桑世事之变。

　　古代皋落，作为一个方国，有城池、军队，有关卡、防线，其都城就在今天的皋落街一带，包括西街、娄家窑、刘家沟、前窑等自然村落。过去，人们把刘家沟北边的高地叫“后城”，把西街靠西的沟叫“城壕”，西有亳清河峡口，东有安子岭，南北有亳清河沿岸台地高埠拱卫，东西跨度三五里，实则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隘口城池，可见古代皋落方国确曾强盛一时。

数千年来，世事变迁，朝代更替，皋落古镇历经劫难，但其作为垣曲西半县交通商贸重地的地位始终不变。20多年前，据皋落当地资深学究、文化达人梁国干老先生回忆，上世纪抗战爆发前，皋落街共有店面七十余家，计有：粮行7家、杂货店18家、饭铺旅店11家、药铺3家、医院1家、骡马店4家、钉掌铺2家、皮匠铺2家、染坊3家、古董铺2家、钱庄1家、理发店4家、镶牙馆1家、裁缝铺1家、肉案1家，还有卤肉铺、烧鸡铺、馍铺、豆腐铺等，凡日常生活所需所用，一应俱全。至于坐地摊贩，流动小商，更是无以计数。由此可以想见，昔日皋落古镇那拥挤狭窄的老街深巷，其繁荣升平之景象。

抗日烽火燎原

皋落古镇传写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似乎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后人只能从口传耳闻之中略知一二。

　 抗战时期，日寇五犯垣曲，从横岭关西来之敌，首先要占领的就是皋落，皋落的安子岭和贾家山也是扼受皋落的战略要地，因而皋落这方百姓也深陷水深火热之中。“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退出中条山，日本人占据中条山地区之后在皋落岭上构筑炮楼，驻扎一个排的兵力，日夜监视着皋落街，鬼子的汉奸侦缉队整天在皋落街上逡巡，凶神恶煞，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然而，皋落人民并不屈服，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抗日的武装和游击队，抵抗日本鬼子。从鬼子眼皮底下走出来的皋落娄家窑人王铭三，就是抗日东山游击队的政委和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王林、姚湘蛾、马万程等有识之士也先后投笔从戎，加入共产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优秀人才和领导干部。

　　同时走出来的还有皋落西街的崔峒和刘家沟的刘忠富。崔峒曾任解县我党的县委书记，后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牺牲，年仅23岁。刘忠富是当时皋落二区武委会主任，在五福涧惨案中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在皋落这块土地上，还有最早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革命元老关中廷，惨遭敌人杀害而至死英勇不屈的太岳军区四分区参谋长张梦龙，出生入死、锄奸反霸、令日顽兵匪胆战心惊的孤胆英雄臧宪光，以及众多普普通通、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游击队员和民兵战士，他们都是皋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皋落人民的骄傲，也是皋落古镇的英雄。

　　差点建成城市

　 上世纪50年代，中条山铜矿在清乾隆时期封闭之后，新中国再度进行勘探开发，距铜矿不远的皋落迎来更大发展的历史机遇。1959年，为适应铜矿开发的需要，中央规划把垣曲县政府迁到皋落和刘张地区，建立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城市就拟名为“皋落市”。这对皋落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遗憾的是，因为之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一时处于严重困难阶段，许多建设不得不暂缓下马，这样，县政府是迁上来了，而建设皋落市的计划却搁浅了。

　　而今，原来的荒草遍地乱石嶙峋的河滩变成了中条山下璀璨夺目、现代气派的新县城，其发展速度迅猛而疾速，数千年来的“东山重镇”皋落不免显得有点冷落了。这也难怪，毕竟两地距离太近，相隔不过十里，而新城又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皋落只是下辖的一个乡镇，它原先处于西半县重心的位置，自然就只能礼让县府新城了。

　　尽管如此，皋落的发展仍是有目共睹，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前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皋落的变化与日俱新，从东窑到西窑，以皋落街区为中心，在东西长约五六里路的河套地带，先后新建和扩建了柴火庄新村、垣曲舜皇酒厂、沐风食品有限公司、煜耀农村开发公司、核桃产业协会、医院、银行、电力公司、派出所等等，东面岭上有鼎诺蔬菜合作社大棚基地和香菇厂，西南边塬上有低碳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和国泰公司分厂。处处楼房高低错落，绿树花草相映成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衬托着皋落老街仅有的一隅古旧民居，真是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了。编自《运城晚报》 作者：王端阳

允岭村即沇岭村，旧称谢村(xia cun)

◎垣曲谢村车国光的抗日故事

车国光是山西省垣曲县谢村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亲历了中条山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事迹与“陕军跳黄河”的悲壮历史紧密相连。以下是关于他的抗日故事及相关背景的梳理：

一、中条山战役与“陕军跳黄河”的见证者

亲历“六·六战役”

车国光作为译电员，亲历了1939年中条山保卫战中最惨烈的“六·六战役”。此战中，日军以3万兵力发动9路包抄，陕军(杨虎城旧部第十七路军改编的第四集团军)以落后装备死守阵地，牺牲8000余人。战役中，部分陕军官兵因弹尽粮绝、不愿被俘，集体跳入黄河殉国。车国光通过电文掌握了这一惨烈事件的内情，成为关键历史见证人。

首次披露陕军跳黄河壮举

1986年，车国光在《垣曲文史资料》中首次记载：“一七七师被日军压迫至黄河沿岸，经白刃战后，大部分官兵跳入黄河，殉职者计一千五百余人。”他预言这段历史“过几十年可能会震动世人”，并委托好友王华兴整理口述资料《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赵寿山将军》传记。

二、车国光的抗战经历与战后命运

战时译电工作

车国光在第三十八军期间，因译电技术娴熟受重用。1943年转投胡宗南部任译电员，曾参与1945年第一战区受降工作，负责处理日军投降电文及郑州受降仪式筹备。

战后坎坷人生

国民党撤退时，车国光留在大陆，因“胡宗南部队旧案”被遣返老家务农。“文革”期间因曾救过共产党员而未受严重迫害，但长期沉默。改革开放后平反，任垣曲县政协委员，撰写过共产党在38军地下工作的文章，但对“跳黄河”往事始终谨慎。

三、历史意义与后续影响

还原被遮蔽的壮烈

车国光与王华兴的记录填补了官方史料的空白。据西北大学教授张恒考证，“六·六战役”中跳黄河的陕军实际达3000人，多为西安学生兵，他们未及训练便赤手空拳迎敌，宁死不降。这一事件后被文学著作《立马中条》及纪念碑(2011年建于芮城)所铭记。

民间记忆的唤醒

车国光的口述推动了陕西、山西两地民众对中条山抗战的追忆。上世纪90年代起，幸存者后代通过他的记录寻亲，逐渐拼凑出“黄河漂尸三日”、“学生兵高呼‘中国必胜’跳崖”等细节。

四、车国光与垣曲的抗战背景

垣曲作为中条山核心战场，既是陕军跳黄河的发生地之一，也是八路军兵站枢纽(如关家十八兵站)。车国光的个人经历与地方抗战史交织，反映了国共合作背景下普通军人的忠诚与牺牲。

车国光的故事不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更揭示了历史书写中曾被忽视的集体悲壮。他的预言已成现实——三千壮士跳黄河的壮举，如今已成为抗战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页。

○谢村车国光的具体事迹有哪些？

谢村车国光是山西省垣曲县人，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的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亲历了中条山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因批露“陕军跳黄河”的悲壮往事而成为关键历史见证人。以下是其具体事迹的详细梳理：

一、亲历中条山战役，见证“陕军跳黄河”壮举

“六·六战役”的惨烈记录

车国光在1939年中条山保卫战的“六·六战役”中担任译电员，掌握了大量前线电文信息。此战中，日军以3万兵力包围陕军(杨虎城旧部)，177师等部队弹尽粮绝，约1500名官兵(多为西安学生兵)在芮城县陌南镇跳入黄河殉国。车国光在电文中首次记录了这一事件，并描述士兵“经白刃战后跳入黄河”，强调其宁死不降的壮烈。

历史真相的首位披露者

1986年，车国光在《垣曲文史资料》中首次公开记载跳黄河事件，指出殉国官兵达1500余人。他预言这段历史“过几十年可能会震动世人”，并委托好友王华兴整理口述资料《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赵寿山将军》传记，成为后世研究的关键史料。

二、战时译电与战后坎坷人生

抗战期间的机要工作

车国光因译电技术娴熟受重用，曾参与处理日军投降电文及郑州受降仪式筹备。1943年转入胡宗南部，但仍与陕军保持联系。

政治运动中的沉默与平反

国民党撤退时，车国光留在大陆，因“胡宗南部队旧案”被遣返老家务农。“文革”期间因曾救过共产党员而未受严重迫害，但长期闭口不提往事。改革开放后平反，任垣曲县政协委员，撰写过共产党在38军地下工作的文章。

三、推动历史记忆的民间努力

与王华兴的合作

车国光晚年向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口述历史，强调跳黄河的学生兵“赤手空拳，未学会打枪”，揭露了被掩盖的细节。王华兴据此整理成文，并协助寻亲者追溯牺牲者后代。

影响后世研究与纪念

西北大学教授张恒通过车国光的记录，实地走访黄河沿岸村庄，确认跳黄河人数达3000人，并推动2011年在芮城县建立“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

四、历史意义与评价

车国光的贡献在于：

填补官方史料空白：他的记录纠正了“八百壮士”的文学演绎，还原了三千陕军殉国的真实规模。

唤醒民族记忆：通过民间口述与文史资料，使“陕军跳黄河”与“狼牙山五壮士”等壮举并列，成为抗战悲壮象征。

个人命运的缩影：其经历折射了抗战老兵在政治运动中的沉默与平反后的历史责任感。

补充：垣曲县的抗战背景

车国光所在的垣曲县是中条山核心战场，当地军民曾与八路军18兵站合作转运物资，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如1941年中条山战役)也在此留下深刻伤痕。车国光的故事既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也与地方抗战史紧密交织。

○谢村车国光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什么？

车国光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作为译电员参与中条山保卫战

车国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亲历了中条山保卫战中最惨烈的“六六血战”。他通过译电工作掌握了大量战场信息，并在后方为部队的通信联络和指挥决策提供了关键支持。

2. 首次披露“陕军跳黄河”的壮烈史实

车国光是首位向外界披露陕西军人在“六六血战”中宁死不降、集体跳黄河的见证者。

1986年他在《垣曲文史资料》中记载了177师约1500名官兵在黄河沿岸跳崖殉国的史实，并强调这些士兵多为西安来的学生兵，因被日军包围且缺乏武器而选择跳河。这一记载打破了长期的历史沉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原始依据。

3. 推动抗战历史的抢救与传播

车国光与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合作整理口述历史并撰写《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赵寿山将军》等书籍。他预言这段历史“将来会震动世人”，并希望后人铭记这些民族英雄。西北大学教授张恒后续的田野调查(如统计跳黄河人数达3000人)正是基于车国光的早期记录。

4. 战后译电工作的延续

抗战胜利后，车国光转入胡宗南部担任译电组组长，参与第一战区受降工作，包括处理日军投降电文及协调受降部署。尽管这一时期他的角色更多服务于国民党军队，但其专业能力仍为战后接收工作提供了支持。

总结

车国光的贡献不仅在于战时译电工作的技术性支持，更在于他勇敢揭露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为“陕军跳黄河”这一悲壮事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言。他的记录成为后世研究中条山抗战的重要史料，填补了官方叙事的空白。

○谢村车国光的具体战斗事迹有哪些？

根据搜索结果，谢村车国光(山西省垣曲县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战斗事迹主要围绕其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的经历展开，尤其以见证并记录“中条山战役”中的“陕军跳黄河”的悲壮事件为核心贡献。以下是其具体事迹的梳理：

一、亲历中条山战役，记录“陕军跳黄河”壮举

“六六血战”的译电与见证

车国光作为第三十八军机要参谋亲历了1939年中条山战役中最惨烈的“六六血战”。他通过译电工作掌握了前线战况，首次记录了陕军(杨虎城旧部)177师约1500名官兵在芮城县陌南镇被日军包围后宁死不降、集体跳入黄河殉国的史实。他特别指出，这些士兵多为西安学生兵，因缺乏武器和战斗经验，最终选择跳河殉国。

历史真相的首位披露者

1986年，车国光在《垣曲文史资料》中首次公开记载了这一事件，并预言“这段历史将来会震动世人”。他委托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整理口述资料《中条山血战》，成为后世研究的关键史料。西北大学教授张恒后续的田野调查(统计跳黄河人数达3000人)正是基于车国光的早期记录。

二、战时机要工作的战略价值

保障战役通信与决策

车国光在第三十八军负责译电工作，直接参与中条山保卫战的通信联络，为指挥官提供关键情报支持。其译电内容涉及日军动态、部队部署等，对战役指挥起到重要作用。

战后受降工作的参与

抗战胜利后，车国光转入胡宗南部担任译电组组长，参与第一战区受降工作，包括处理日军投降电文及协调郑州受降仪式筹备。

三、推动历史记忆的民间努力

与王华兴的合作

车国光晚年向王华兴详细口述了中条山战役细节，强调跳黄河的学生兵“赤手空拳，未学会打枪”的悲壮背景。王华兴据此整理成文，并协助寻访牺牲者后代。

影响后世纪念与研究

车国光的记录促使2011年在芮城县建立“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并推动“三千壮士跳黄河”成为与“狼牙山五壮士”并列的抗战象征。

四、历史评价与意义

车国光的贡献不仅在于战时技术性支持，更在于他打破沉默，揭露被遮蔽的集体牺牲。其记录填补了官方史料的空白，纠正了“八百壮士”等文学演绎，还原了三千陕军殉国的真实规模。

补充说明

搜索结果中未提及车国光直接参与前线战斗的细节(如冲锋、指挥作战等)，其事迹更多体现为“历史见证者”与“记忆守护者”的角色。若需进一步了解其个人生平或第三十八军的具体作战，可参考地方文史资料或军事档案。

○谢村车国光的战斗经历对其影响是什么？

谢村车国光的战斗经历对其个人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后政治身份的转变与人生坎坷

战后身份困境

车国光在抗战胜利后加入胡宗南部队，但国民党撤退时未随行，成为“俘虏”。经思想改造后，他被分配到铁路工作，但上世纪50年代“清查干部”时，因“胡宗南部队旧案”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务农，度过了数十年的农民生活。

“文革”期间的相对平安

由于车国光曾在胡宗南部队担任译电员时救过共产党员，他在“文革”期间未受到过多迫害，但对过往历史闭口不谈，形成了长期的心理压抑。

二、历史见证者的责任感与晚年觉醒

打破沉默，记录历史

1980年代，车国光结识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首次向其透露“六·六战役”中陕军跳黄河的壮烈史实。1986年，他将这段回忆写入《垣曲文史资料》，成为首位公开记载此事件的亲历者。

推动历史真相传播

车国光委托王华兴整理口述资料《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赵寿山将军》传记。他预言这段历史“将来会震动世人”，并希望牺牲战士的后代能寻亲。这一努力促使后世学者（如西北大学张恒）进一步研究，最终推动2011年“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的建立。

三、心理创伤与民族记忆的承载

战争惨烈的长期阴影

作为译电员，车国光亲历“六·六战役”的惨状，目睹电文中描述的“1500余名官兵跳黄河殉国”的细节。这种集体牺牲的悲壮成为他“不能释怀的秘密”，晚年仍反复提及。

从沉默到释然的精神历程

车国光晚年被平反并担任垣曲县政协委员，受邀撰写共产党在38军地下工作的文章，但内心始终背负着跳黄河事件的记忆。直到与王华兴合作披露历史后他才部分释然，认为“形势变了，后人会记住这些英雄”。

四、对地方抗战史研究的推动

车国光的记录填补了官方史料的空白，纠正了“八百壮士跳黄河”的文学演绎，还原了三千陕军殉国的真实规模。他的口述成为研究中条山战役的关键史料，影响了《立马中条》等纪实文学的创作。

总结

车国光的战斗经历使其从一名普通译电员转变为历史真相的守护者。战后政治运动的冲击与晚年的觉醒，凸显了抗战老兵在时代变迁中的复杂命运。他通过记录“跳黄河”事件，不仅完成了个人精神的救赎，更让一段被遮蔽的民族记忆重见天日。

○谢村车国光的战斗经历对现代战争有何启示？

谢村车国光的战斗经历虽然主要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译电工作和历史见证，但其经历对现代战争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报战与信息战的核心价值

译电工作的战略意义

车国光作为机要参谋和译电员，在中条山战役中通过精准的译电工作，为指挥官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现代战争中，信息战已成为决定性因素，车国光的经历凸显了情报分析、密码破译和通信保障的重要性。

战场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决策

车国光处理的电文涉及日军动态和部队部署，其效率直接影响战役指挥。现代战争中，数字化指挥系统(如C4ISR)同样依赖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车国光的经验启示我们：信息流的畅通是战场胜利的基础。

二、历史记忆与战争伦理的传承

揭露被遮蔽的牺牲

车国光晚年打破沉默，记录“陕军跳黄河”的壮举，填补了官方史料的空白。现代战争中，历史真相的保存与传播仍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士兵牺牲的尊重与纪念，这直接影响军队士气和民族凝聚力。

战争伦理的反思

车国光记录的跳黄河事件展现了军人宁死不降的尊严，这与现代战争中的《日内瓦公约》精神相呼应——即使面对绝境，军人仍应保持荣誉感，而非盲目牺牲。

三、技术与人文的平衡

技术崇拜的警示

车国光的经历提醒我们，战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更是人的意志与智慧的对抗。现代军事理论中关于“技术至上”与“人的主动性”的争论(如戴高乐与高等军事学院的分歧)表明，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忽视战术灵活性和士兵的能动性。

译电员的不可替代性

尽管现代战争已进入AI译码时代，但车国光的精准判断和责任感表明，人的经验与直觉在情报分析中仍不可替代，尤其是在复杂战场环境下。

四、军民协作与历史教育

民间记忆的军事价值

车国光与王华兴的合作，通过口述历史推动了对中条山战役的研究。现代战争中，军民协作的历史记录(如战地记者、退伍军人口述)能为军事决策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历史教育的战场应用

车国光的记录成为后世研究的关键史料，启示现代军队应重视战史教育，从历史中提炼战术经验，如伏击战、心理战等。

总结

车国光的战斗经历虽发生于传统战争时代，但其对情报战、历史记忆、人本主义军事观的贡献，对现代战争仍具启示意义：

信息战：强化情报分析与通信保障能力。

战争伦理：尊重历史真相与军人荣誉。

技术与人本：平衡高科技与士兵的战术主动性。

军民协作：重视民间记忆与战史教育。

这些启示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也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教育具有深远影响。

1939：“八百冷娃跳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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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八百冷娃跳黄河”

作者：王自军

来源：《同舟共进》2018年第03期

冷娃是陕西方言，指的是不怕后果的无畏少年。八百冷娃跳黄河在陕西民间有所流传，也出现在相关文学作品中，它指的是抗战时期，800名陕西子弟在晋南的中条山与日军交战，形势不利，不愿当俘虏，跳入黄河，最后壮烈牺牲的事迹。

然而，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不可能出现过这悲壮的一幕。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妇孺皆知，如果真有八百冷娃跳黄河，为什么不为人知？还有，800名冷娃既然能够跳入黄河，自蹈死地，为什么不选择拼命一击？如果拼命一击，兴许还会带来一线生机？

笔者出生在陕西关中，小时候听过陕西军人在山西战场上抗击日军的往事，也耳闻了“八百冷娃跳黄河”的故事。工作后，先后十余次来往当年的山西战场，翻阅资料，采访当事人，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事件是真是假，笔者曾进行了详细采访和求证。

“八百冷娃跳黄河”发生在1939年的“六六血战”中。西安事变后，原属于杨虎城部队的西北军，先改编为第17路军，后又改编为第31军团，然后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司令为孙蔚如，下辖38军和96军，奉命开赴与陕西仅隔着一条黄河的山西中条山西部，抵御日寇。38军军长为赵寿山，96军军长为李兴中，这两个军的编制都只有一个师和一个旅。

1939年5月，与中条山中的中国军队交战多次的日军，因为都没有占到便宜，决心集中兵力作致命一击。日军兵力有第20师团等，总计3万余人，还有38架飞机。日军进攻分为九路，西起芮城县陌南镇，东到平陆张店。守卫在这里的是第四集团军的12个团，总兵力两万人，和日军比起来，装备低劣。而且，由于经年作战，这两万人中，有一半是尚未来得及训练的新兵和青年学生，他们刚刚从陕西后方来到中条山前线。

日军的部署是，先消灭实力较弱的96军，然后回头攻打38军。

1939年6月2日，日军开始进攻。6月6日是战况最激烈的一天。这一天，日军一万余人，有山炮30多门，坦克20多辆，进攻96军177师所在的阵地芮城县陌南镇，战况极为惨烈，177师的武器仅有步枪和少量的轻重机枪。在前哨阵地上，177师529旅1060团第2营与日军激战，全营仅剩60人，营长连长排长全部阵亡。

当日午后，日军攻占陌南镇，177师因为伤亡惨重，向风陵渡突围，日军衔尾追赶。

177师撤出了陌南镇后，增援的38军赶到了，攻占了兵力薄弱的陌南镇。防守在陌南镇的日军，向追击的日军报告了陌南镇失守的消息。追击177师的日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消灭177师。

177师被日军逼到黄河岸边的方家村、许家坡、老庄一带，看到前面是波浪汹涌的黄河，后面是步步逼近的日军。面对绝境，177师决定杀一个回马枪，绝地求生，师长陈硕儒把全师40挺轻机枪集中在一起，对着追来的日军扫射，后面的大队人马紧紧跟随。177师硬是从追赶的日军中，杀出一条血路，向北突围。

这支部队的大部分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是新兵团和531团的一部分官兵却被日军截击了。日军对已经冲出包围圈的177师大部队追赶不及，掉过头来，围剿这些没有冲出包围圈的官兵。双方血战一小时后，这些官兵无法抵挡日军的攻势，只能向黄河岸边退却。他们被逼到了黄河岸边的断崖上，不愿投降，纵身跳入黄河。

战后统计，在黄河岸边的许八坡、老庄、方家村、沙窝、大小沟南等地，宁死不降，跳入黄河的177师战士有1500多人。

最早向外界披露“八百冷娃跳黄河”的，是原38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车国光。

车国光是山西省垣曲县谢村(今沇岭)人，改革开放后任垣曲县政协委员。1986年5月份的《垣曲文史资料》中，刊登了车国光的一篇回忆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记载，当年从芮城县陌南镇跳入黄河的中国士兵有1500多人，这些士兵都是第96军117师的。

垣曲县还有一位政协委员，名叫王华兴，当时担任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清楚地记得，车国光告诉他，从陌南镇跳入黄河的，大多数是从西安来的进步学生，他们不属于部队的编制，而是部队力量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属于177师的二线部队，当177师伤亡过大后，他们就补充进来。当时，这些娃娃兵还没有学会打枪，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六六血战，是他们第一次上战场，被日军分割包围，他们无法突围，被逼迫跳入黄河。笔者有一名同事叫张琦，西安人，她的伯父当年是西安的学生，应征入伍，就在六六血战中，跳入黄河牺牲。

黄河从西向东流淌，先流过山西的芮城县，然后流过平陆县，再流过垣曲县。六六血战的这一年，王华兴九岁，他家就在黄河岸边。他说，当时，尸体在河面上漂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是比较集中的时间段。三天过后，还有尸体从上游漂下来。

当时看到黄河漂满尸体的，还有当年15岁的赵长贵。赵长贵家在垣曲县古城镇赵家岭，六六血战前夕，赵长贵赶着牛来到黄河岸边半山腰的洞穴里躲避。

他站在洞穴口，能够看到脚下的黄河流过。那天，赵长贵突然看到黄河上漂来了尸体，出于好奇，他就开始数，数到300多具的时候，天黑了。第二天天亮，他又开始数，这一天又数到了300多具。日军离开后，赵长贵回到村庄，听同村人讲，这些死尸都是抗日官兵，他们在上游被日军包围后，跳入了黄河里。

垣曲县沇岭(原名谢村，大多数姓车)的车素梅也记得，六六血战的时候，当时只有8岁的她，被父母带着逃到一河之隔(西阳河，济源在垣曲东面)的河南省济源县十八沟躲避战火。六六血战后，她回到黄河北岸的家乡时(沇西河流域)，当时黄河水位下降了，她看到岸边的泥地上密密麻麻都是死尸，铺了几十里长，少数穿着衣服，大部分没有穿衣服，他们身上的军装被浪花卷走了。

打捞尸体的老兵和跳黄河幸存的老兵

“六六血战”的时候，胥继武任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特务连连长，负责保卫司令部的安全。他说“六六血战”的时候，特务连在山头上架着机枪，密切注视着公路上的情况。日军炮击过后，天空就升起一朵朵土黄色的蘑菇云。他还看到阳光下有无数跳跃的鳞片，那是双方展开了白刃战，阳光照耀在大刀片和刺刀上的闪光。

“六六血战”后，特务连负责打捞死尸。打捞的地点在“三门峡”。三门峡是平陆县三门镇附近的黄河上的一个地名，它就是指黄河流经的“神门、鬼门、人门”处的砥柱山，这里就是一处大漩涡，不是现在的三门峡市。这个名叫“三门峡”的地方在黄河北岸，而现在的三门峡市在黄河南岸。胥继武说，当时飘在三门峡的死尸一大片一大片，非常多，有男的，也有少数女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穿衣服。战士们将这些尸体打捞上来后，就地掩埋。当时，仅仅他们掩埋的尸体就有上千具。笔者采访胥继武的时候，胥继武说：“当时跳入黄河的，都有上千人，怎么会说只有800人呢？”

当年跳入黄河的，不仅仅有177师的战士，还有第四集团军其余部队的官兵。跳河地点也不仅仅是陌南镇，还有黄河岸边其余的地方。

李采勤是38军46旅的士兵，“六六血战”的时候，李采勤所在的营守卫太阳渡。太阳渡也是平陆县的一个黄河渡口。太阳渡的前面是一个叫上梁村的村庄，守卫上梁村的也是一个营。日军进攻上梁村，那营战士尽管坚决抵抗，但因为武器不如日军，阵地被占领。接着，日军开始进攻太阳渡。在太阳渡，李采勤所在的这个营也进行了坚决抵抗。到了夜晚，弹尽援绝，他们只好后退，来到了黄河岸边。面对日军密集的枪弹，有人提出跳黄河。于是，这一营残存的战士，就跳入了黄河里。

李采勤抱着一根檩条，向黄河南岸划去。当时，和他一起抱着同一根檩条的，还有一名副官。漂到河中央，一个浪头打来，副官被卷走了。刚开始跳进黄河的有很多人，但是靠近黄河南岸的时候，李采勤身边没有多少人，大部分都被黄河冲走了。本以为登上黄河南岸就会带来生机，然而，当时黄河南岸部署了中央军，中央军接到的命令是，不许一兵一卒过河。所以，中央军看到河水中的人，立即用机枪扫射。李采勤无奈，又赶紧向黄河北岸划去。

李采勤在黄河中划了一夜，天亮登上黄河北岸。河面上没有一个人，黄河北岸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日军已经在夜晚撤退了。李采勤走进平陆县城，县城里有很多死尸，依然不见一个活人。后来，李采勤找到了一个名叫屈怀瀛的中国军人，还有另外一名中国军人，三个人找不到队伍，就来到陕西省泾阳县屈怀瀛的家中。几年后，屈怀瀛去世了，李采勤不愿再待在陕西泾阳，就回到山西永济的家中。笔者采访的时候，他还能清楚地讲述当年跳黄河的情景。

当年跳黄河时有一名战士从悬崖上跳下来，没有落入河水中，而是落在岸边的荒草丛中摔伤了，他被当地村民救起。这名战士叫陈志清，救人者叫杨继周。

当时，陈志清跳下去，摔得满脸是血。他担心追赶的日军搜索，就用荒草盖在自己身上，想等待日军离开后，再爬起身来逃生。不知道过了多久，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大沟南村的农夫杨继周来到黄河岸边割草，发现了受伤的陈志清。他扶着陈志清坐起来，脱掉他身上的军装，放在水面上漂走，然后把自己的衣服穿在陈志清的身上。杨继周只剩下的一条大裤衩，他对陈志清说：“你赶快走，别进村子，村子里都是鬼子”。两人分开后，陈志清沿着黄河岸边行走，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又成了一名军人。杨继周穿着大裤衩躲在草丛中，直到夜晚才回到村庄。

抗战胜利后，陈志清回到陕西西安的家中，他一直没有忘记救命恩人杨继周。想去看他，又担心会给他带来灾祸。后来，陈志清在弥留之际，才把这段往事告诉了儿子陈忠岳。陈忠岳想去山西看望父亲当年的救命恩人，但一直没有成行。2006年，十七路軍研究会成立，陈忠岳听说后就把父亲的这段离奇经历告诉了研究会的相关人员。

当年，杨继周救助了陈志清后，也不敢把这段经历告诉别人。晚年时，他告诉女儿杨春生，自己当年在黄河岸边救助过一个叫陈志清的陕西抗战士兵，不知道他这些年生活怎么样。

2008年，十七路军研究会一行人，开着面包车，从西安来到中条山，祭奠当年奋战在这里的抗日英烈，面包车上写着“十七路军”的字样。面包车经过芮城县陌南镇大沟南村时，杨春生看到了面包车上的字，就拿着几个苹果，要送给面包车上的人。这一行人大惑不解，杨春生说：“我也是咱十七路军的人”。然后，杨春生就讲起了当年父亲杨继周救助陈志清的过程。面包车上的人大为震惊，此前他们听说过陈忠岳讲述父亲陈志清遇救的经过。就这样，相隔千里的两个家庭，在时隔70年后，又取得了联系。

笔者通过走访大量见证人后发现，“八百冷娃跳黄河”这段史实不但存在，而且不愿投降、跳入黄河中的中国官兵，远超800人。800人，只是十多年前一本纪实文学的书籍中出现的数字。

　　　那么，当年跳入黄河中的，到底有多少人？

上文只是写到了96军177师在“六六血战”中的经历。事实上，这次战役是第四集团军与日军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第四集团军的各支部队都与日军激烈交锋，都有被日军逼入黄河中的官兵。第四集团军共包括两个师，两个旅。96军177师被逼到黄河岸边，绝境求生。另外的96军47旅，38军17师和46旅，也陷入困境。

1939年6月6日这一天，47旅与日军激战一日，伤亡惨重，因为战局不利，不得不向黄河岸边撤退，这也是当时唯一能够撤退的地方。行至黄河岸边的何家滩，清点人数，全旅仅剩400余人，旅长王镇华负重伤，参谋长、团长、副团长都牺牲。副旅长张英三命令部队化整为零，进行隐蔽。后来，这400余人，有的从日军进攻的缝隙中，潜入敌后；有的得到周围村庄的掩护，化装为农民，躲过了日军的搜查；还有的走投无路，跳入黄河。“六六血战”结束后，47旅才归队。

38军17师在战役刚一开始，就前来增援96军177师，赶到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陌南镇，大队日军追击177师，少数留守陌南镇。17师击败留守日军，重新夺回陌南镇。日军追赶177师不及，就回头准备歼灭17师。17师看到敌众我寡，就放弃陌南镇，向北突围。日军衔尾追赶，双方短兵相接，17师大部分突围成功，小部分被逼到黄河岸边，跳河身亡。

38军46旅旅长叫孔从洲，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了这场战役，他写道：“因为南河北山，纵深极短，没有回旋余地，致使我96军军部和所属之177师、47旅，以及我旅部队，被敌人压缩包围。该地域地势低凹，面对高山深沟，背靠黄河，东西两面的高原，均已被敌人占领，形势犹如一口大锅，敌占锅沿，我在锅底，空间狭小，队伍拥挤，敌飞机和炮兵对我部队日夜轰炸，我军伤亡极大”。46旅的突围方向，也只能选择北面。旅长孔从洲使用疑兵之计，派出三路人马，大张旗鼓地进攻中条山北边的夏县，调动日军兵力，46旅的大部队得以跳出包围圈。

至此，第四集团军的4支部队都跳出了日军包围圈，除了47旅分散外，其余的三支部队都建制保全。1939年6月9日，这三支部队展开了大反攻。

这次反攻完全超出了日军的预料。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逃出生天的中国军队，居然实施反击。首先打响反击战的是17师，17师和日军在古王、计王血战竟日，日军也调集了大量兵力与17师交战。而96军的177师趁机收容了5000余人，攻占了芮城县和陌南镇。6月16日，38军和96军会师，同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派来的47军也赶到了，中国军队展开反击，日军败逃出中条山，双方又回复到了战前态势。“六六血战”后，卫立煌称赞38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在中国军队坚守中条山的那几年里，有多少中国军人不愿投降，跳入黄河中？西北大学教授张恒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抢救十七路军的历史，他曾沿着黄河岸边，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调查，据他估算，第四集团军的军人中，先后跳入黄河的有3000人左右。

跳黄河的具体人数有多少，至今依然存疑，但是“八百冷娃跳黄河”这个事件，却是不争的事实。

800陕西娃娃兵跳黄河，

17岁的他们是日军战报里最可怕的中国兵！

人生剧场 2025-5-4 10:18

1939年6月6日，黄河崖顶的风卷起破碎的军旗，17岁的李二狗攥着半块发霉的锅盔，用柴刀刻下“娘，儿不归”——这是八百陕西少年留给世界的最后字迹。

他们纵身跃下的瞬间，黄河水吞没了少年的呐喊，却将“宁死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刻进民族的脊梁。

被历史遮蔽的少年番号

1939年的陕西，田间地头贴满“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征兵告示。16岁的张铁牛瞒着病重的母亲，用锅灰抹黑稚气的脸混入新兵团；17岁的王栓柱揣着未婚妻绣的鸳鸯帕，在潼关渡口与同乡少年共饮一碗西凤酒。他们隶属于杨虎城旧部缩编的第四集团军177师新兵团，这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队伍，被老乡戏称为“冷娃军”——冷，是关中方言里“倔强果敢”的代名词。

蒋介石对这支曾参与西安事变的部队心存忌惮，不仅克扣粮饷，还将他们派往日军火力最猛的中条山西线。一天，日军第20师团以三倍兵力突袭茅津渡，新兵团奉命死守许八坡。开战前夜，炊事班长老周摸黑烙完最后一锅锅盔：“娃们多吃点，黄泉路上不挨饿”。这句话成了少年们最后的晚餐。

悬崖上的三小时，牙齿与刺刀的较量

6月6日凌晨，日军坦克碾碎前沿工事。新兵们握着老套筒步枪的手不住颤抖。

这些三个月前还在放牛割麦的少年，多数人连枪栓都拉不熟练。当弹药耗尽，教官李长贵抽出关山腰刀：“冷娃们，拼不过刺刀就用牙咬！”

18岁的赵小满被刺穿腹部，仍死死咬住日军喉管；双目失明的杨喜娃抱着炸药包滚入敌群，轰鸣声中与五名日军同归于尽。

正午时分，仅存的800余人退至马家崖。180米高的峭壁下，黄河浊浪如怒龙翻涌。

日军翻译官用生硬的中文喊话：“学生兵投降，皇军给糖吃！”回答他的是一阵秦腔嘶吼。

旗手郑大勇将军旗绑在背上。那面被37个弹孔洞穿的旗帜，浸透二百同伴的鲜血，此刻在悬崖猎猎如炬。

最后一声秦腔，黄河作证的集体告别

“爹，娘！儿子尽忠了！”八百少年齐刷刷面朝西跪拜，人群里突然炸开“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少年们吼出关中儿郎最熟悉的《金沙滩》。

17岁的李二狗，掏出鸳鸯帕系在酸枣枝上满含深情的说：“姐，下辈子再娶你！”在队伍最前方，郑大勇将旗杆深深插入岩缝，转身张开双臂纵身跃下。

八百个身影没有一人退缩，他们如离弦之箭扑向黄河，空中飘散着锅盔碎屑和染血的家书。

对岸放羊老汉王有福目睹全程：“河面先是泛起八百朵水花，接着浮起密密麻麻的灰布衫，那些衣裳鼓着气，像八百只不肯沉底的魂”。

三日后，孙蔚如将军在滩涂捡到半面军旗，发现内衬歪歪扭扭缝着“平安”二字，针脚里还缠着几根白发。

被争议掩埋的真相

跳河人数究竟是800还是1500？《垣曲文史资料》记载殉国者达1500余人，包含工兵营等友军。

亲历者车国光回忆录披露：“最后突围的531团伤兵，为不拖累战友集体自沉”。这些细节被浓缩成“八百壮士”的符号，却在战后遭质疑：

1. 番号之谜：新兵团未列入正式编制，阵亡名单多为“李狗剩”、“王石头”等俚俗之名，给考证增加难度；

2. 政治迷雾：蒋介石嫡系部队作壁上观，导致战况恶化，这段历史在国民党官方档案中被刻意淡化；

3. 文学重构：作家徐剑铭在《立马中条》中融合多支部队事迹，艺术加工引发“夸大”争议，但幸存老兵杨振海证实：“跳河的娃娃比八百只多不少！”

悬崖上的年轮，从血战到丰碑

跳河事件成为战役转折点。

孙蔚如夜袭日军指挥部，用缴获的武士刀写下“血债血偿”；七日后，陕军发起反攻，日军运城追悼会上1700个骨灰罐印证惨败。

此役后，第四集团军血战三日收复失地，阵亡名录却永远空缺着800个名字：他们大多没来得及登记造册。

中条山防线坚守至1941年，为西安保全三年安宁。

2015年，最后一位目击者王有福在崖顶种下800棵柏树：“每棵树都是个娃娃，风吹过沙沙响，就像他们在唱秦腔”。

如今，“冷娃跳黄河”的故事被改编成华阴老腔，粗犷的唱词混着黄河涛声，年复一年叩击着悬崖。

这些少年用最滚烫的鲜血，在民族最寒冷的黑夜写下灼热的宣言。他们不是史书上的将军，却是中华基因里最硬的骨刺。

当我们在西安街头听见苍凉的秦腔，在黄河岸边触摸温热的崖石，请记住：1939年的夏天，有一群少年永远活在了17岁。

（本文通过亲历者口述、地方史料交叉印证，战役数据综合《垣曲文史资料》与日军战报）

中条山保卫战：西北军抗击日寇壮烈殉国

来源：之间网 2016-07-13 14:21:25

公元1939年，夏天麦子黄时，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滩上，残阳如血，黄河声咽，热风猎猎。800个陕西冷娃与日军肉搏之后，走投无路，不愿受辱，宁愿赴死，朝西北方向的老家拜了三拜，纷纷跳入眼前泥汤似的黄河水，一位旗手用旗杆刺穿一名日军，将其压入黄河底，同归于尽，西北军旗帜在水面上猎猎招展……

这是张君祥等陕西本土作家首版于2004年的纪实文学《立马中条》中的描写。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该书序言中着重引述了这一壮烈图景。“陕西八百壮士跳黄河”这段“历史”，首次以带有文学色彩的演绎始为更多人所知。

“陕西冷娃跳黄河”是否确有其事？那么到底是800人还是多少人跳了黄河？他们是一起跳入还是以怎样的形式？这样一段往事为何被淹没多年？

译电员的秘密

“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1980年代的一天，山西垣曲县谢村人车国光对朋友王华兴说。

车国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第四集团军前身是参与过“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带领的西北军陕军17路军。军中的战士绝大多数为陕西人。

1939年至1941年，三万陕军驻守山西中条山、黄河沿岸抵制日军。陕军跳黄河，就发生在中条山保卫战中。

作为一名译电员，车国光曾在后方亲历中条山保卫战最惨烈的“六·六战役”，掌握了不少电文信息。陕西兵娃“跳黄河”的惨烈往事最令他不能释怀。

山西与陕西以黄河为界，而黄河东岸，则有一座山脉叫中条山。1937年，日军在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带着国民政府前往重庆。阻隔日军西进陕西、攻占重庆的正是黄河与中条山这两道天然屏障。

1938年7月，蒋介石调集第四集团军东渡黄河，赴山西南部中条山、黄河沿岸狙击日军。日本媒体刊登漫画称，蒋介石此举一石二鸟，一是让这支“杂牌军”守黄河，二来也是消耗这支自己一直有心结的部队。

1939年至1941年，陕军在中条山抗战三年多，武器落后，后援匮乏，损失惨重，但一直死守阵地，被卫立煌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却很少受到当时的蒋介石政府的嘉奖，也极少登上当年的报端。

“六·六战役”是“中条山抗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日军出动3万人部队，发动9路分割包抄，飞机大炮轰炸，来势汹汹，目的是夺取黄河军事要塞茅津渡，以便渡河。经过13天激战，最终，陕军两万多人以牺牲8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

“跳黄河”就发生在战斗过程中、未能突围或被逼上绝路的官兵中。

1939年正是抗战战略防御阶段最艰苦的时候，为鼓舞士气，“胜利”被“放大”，而惨烈的牺牲代价则被有意地“忽略”了。壮烈的陕军跳黄河，在当时就被有意识地“忽视”了。

抗战胜利后，车国光加入胡宗南部队。国民党撤退时，他没有跟去台湾，成为“俘虏”，后经思想改造，到铁路上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清查干部”，车国光参加过“胡宗南”部队“旧案”被翻出，他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当了几十年农民。“文革”期间，因他曾在胡宗南部队当译电员时救过共产党员，才未受到太多迫害，但对“过去”的历史从此闭口不提(机要员严守秘密的职业操守使然)。

“文革”结束后，车国光被平反，成为垣曲县政协委员。他曾亲历过抗战，又有文化，因而受邀撰写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在38军的地下工作的文章。但他心里一直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上世纪八十年代，车国光认识了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两个人渐渐变成知己。车国光对王华兴讲起“六·六战役”和陕军“跳黄河”的事。

王华兴家就住在黄河边，“六·六战役”的时候，他八九岁，也听过大人们说“黄河上漂尸体漂了三天三夜”的事，只当一个可怕的传说，如今听车国光一讲，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黄河。

震惊之余，王华兴鼓励车国光：“你应该把自己知道的写下来啊，写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是好事啊，是打日本”。

1986年5月，车国光首次将自己的这段回忆记载在《垣曲文史资料第二期》上：“本日(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时许，进攻九十六军敌之主力将我一七七师压迫于方家村、许八坡、老庄黄河沿岸，经白刃战两小时，因众寡悬殊，损失惨重。该师除一部分由陈师长率领向敌后突围外，大部分经过肉搏以后跳入黄河，壮烈殉职官兵计一千五百余人”。

这段文字很短，且仅作为内部资料刊登，看到人很少。但车国光仍然看到了希望，他对王华兴说：“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

根据车国光口述，王华兴又整理写出一万字的《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陕西省户县出版的人物传记《赵寿山将军》。

“我一直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被西安的人知道。我相信那一千多跳黄河战士的后代，他们将来一定会来找自己的亲人的”。王华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民间的追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逐渐从多年政治运动中缓过劲来。黄河以西的陕西，不少家庭开始寻亲。寻亲者的父亲、叔叔、兄弟都是参加国民革命军队伍抗战队伍后一去不回的。

西安灞桥区是原第四集团军军长孙蔚如的老家，这里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当年村里很多年轻娃跟着孙将军的部队到山西中条山打仗去了。

和孙蔚如“沾亲带故”的张君祥家就有9位亲人参军，回来了7个。听老人们一说，他才知道，山西有个“中条山”，很多陕西娃就死在那里。

在寻访老人的过程中，张君祥首次听说：中条山抗战时曾有很多士兵在战斗中跳黄河，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个。2004年，他和另外两位陕西本土作家徐剑铭、郭义民共同出版纪实文学《立马中条》，首度全面披露“中条山抗战”细节，由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作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西北大学老师张恒开始给自己妻子的外爷杨世伍寻找当年牺牲的“档案”和证明(证明其确系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因为当时有风声说，原第四集团军38军的战士因后来起义，可以作为革命烈士对待。他的岳母急切希望能摘掉戴了许多年的“国民党军官家属”帽子。

在给张恒的“牺牲证明”里，杨世伍一位当年的老战友在材料最后提到，在那场惨烈的“六·六战役”中，自己曾经和战友“扑入黄河，免遭被捕受辱”。张恒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事?”

在张恒看来，那么多陕西兵娃，不论是为求生还是不愿被俘，以血肉之躯跳入黄河并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都是值得被记住的民族英雄，不啻于“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这样耳熟能详的先烈事迹，他们同样应该被后人记住。

在一位老兵那里，张恒听说，他在一本名为《赵寿山将军》的书中看到过关于“跳黄河”的详细描述，作者是王华兴。张恒很高兴，在论坛里发帖寻找王华兴，竟然被王华兴侄女看到了。

那时候车国光已去世，但王华兴已掌握了很多资料：那一仗日本人准备得很充分，火力很强，我们的部队都被打散了，弹尽粮绝。陌南镇跳黄河的，大多数都是从西安来的‘学生兵’，他们是96军177师的候补力量。这些学生兵思想进步，但还没上过前线，甚至还没学会打枪，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就被日军分割包围，赤手空拳，走投无路，不愿被俘，于是跳了黄河……

车国光和王华兴的文字证明和口述历史，让张恒更加确信，“跳黄河”确有其事。1998年开始到2010年，张恒带领学生历时四个年头，跑遍山西黄河边当年战场所在的村庄，寻访了上百位还在世的老人，希望能还原那段跳黄河的历史。

黄河边的记忆

翻开山西地图能看到，黄河在中条山之南，自西向东流淌，而中条山南麓的县城，自西向东为芮城、平陆、垣曲。“跳黄河”就发生在芮城和平陆之间的黄河滩、断崖边。张恒沿河走过，发现这一代还有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甚至“老兵”记得当年的事。70年前的抗战记忆还没有被彻底遗忘。

黄河上游芮城县陌南镇坑南村，退休教师张铁铮讲了父亲张道生的故事。

张道生曾是一位老战士，早年毕业于西北陆军学校，抗战时期曾任第四集团军96军177师话剧团团长、辎重连连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回乡务农，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策划人，历次“社会主义运动”，如“大跃进”时代，“文革”时期，大型标语，墙壁宣传画都有他的“大作”。

但父亲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每年清明节，张铁铮常见父亲在村头“码头崖”边对着黄河烧纸钱，问他为啥在这儿烧纸，他什么也不说。父亲一生不好喝酒，每当喝酒时就把酒洒在地上说，我不喝让我那些兄弟们喝吧。

1988年张道生去世之前才对张铁铮说：“有朝一日国共再度合作时，也重视了这段抗日历史，我可能就不在世了。但你们和后人不能忘了这里有很多抗日跳崖的烈士，他们都是从这一带跳下去的，都是二十左右和十六七的陕西娃…”

“六·六战役”时张道生正在洛阳集训，回来后听说兄弟兵在自己的家乡跳了黄河，许多士兵身上没有枪伤，完全是处于绝境下跳得河，河水都有一缕被染成红色……

芮城县大沟南村村民吕庆荣小时候和家人在黄河边的窑洞里“躲日本”，见过几十个跳进黄河的抗日士兵。有的用腿上的缠子沿着崖边伸出的树绑着往下溜，中途却被赶来的日军打死。还有人抱着夏收的麦捆跳下崖……跳河的时候大骂日本人，还有人大喊“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平陆县东张峪村村民李克明听老人说，一个军官骑着马带着夫人和孩子渡河，马走到黄河中间时，一家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只有一匹空马浮到了对岸……

老兵胥继武曾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连连长，当年在老三门峡一带保卫司令部。老三门峡人称“神门、鬼门、人门”，是个大漩涡，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已被淹没。上游漂下来的尸体到三门峡时，在漩涡里打转停了下来。尸体早已发涨，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冲掉，面目不辨。胥继武带领连队一百多战士，流着眼泪打捞尸体，足有上千具……

随着“见证人”的增多，张恒渐渐勾画出当年“跳黄河”的详细状况：

1939年6月6日午后，芮城县的老庄村南窑、许家坡、方家村一带大约有一千人跳黄河。主要为96军177师的后勤人员、学兵队。

1939年6月6日午后，陌南镇的马家庄、沙窝渡、曲里的黄河滩和绝崖上，大约有500人扑入黄河或跳下悬崖。主要为96军177师工兵营部分官兵等。

1939年6月7日下午，在平陆县张峪村、沙口村、窑头村一带，大约有一千多人的96军177师和38军47旅被围官兵，在黄河滩上手拉手走入黄河，试图渡河逃生，大多数人被黄河波涛吞没。

1939年6月7日黄昏，平陆县老县城一带和太阳渡有500余名38军46旅官兵被日军包围，苦于没有船只，找来桌椅、箱柜、木料、木椽等丢入河水后再跳入黄河，但因黄河浪大流急，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没。余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赶而来的日军机枪枪杀。所幸天色渐黑，极少数人因此侥幸生还。

两座纪念碑

李采勤就是一位“跳黄河”生还者。

李采勤曾是38军46旅战士，“六·六战役”时随部队在平陆太阳渡(黄河古渡和地名)驻守。当天日军飞机大炮轰炸，46旅只有“汉阳造”。部队和日军一直打到天黑，弹尽援绝，只好一步步退到黄河边。机枪声“哒哒”响着，向黄河逼近。没有人愿意投降，人们想办法跳河。

“我不会水，和军需处一个副官找了根檩条扔到黄河里后就扑到河里了。跳黄河时基本上已经天黑了。我身边四周扑黄河的人很多，但是到了黄河里都看不见了，一个是让水冲走了，一个是天也黑了看不清了，还有的是浪太大把人冲远了。我跳的地方离太阳渡不远，那地方水很深，浪也大……”

李采勤和那名副官抱着檩条，向黄河对岸划过去。划到水中央时，对岸的枪声响了，黄河南岸驻扎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督战”，也可能是害怕日本军过去，向黄河里开枪。李采勤只好和副官掉头往回游，四周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只有哗哗的水声和枪声。所幸天黑障眼，北岸的日军也撤离了，两人才捡了条命。

李采勤后来回到家乡，在山西永济市西姚温村务农，活到今天。他耳朵不好，跟他说话要在耳边喊。记性也不好了，讲起当年的事容易“串台”。直到前年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还应该是个“英雄”。

几年来，张恒见过四五位跳黄河老战士，全都八九十岁了。想起当年的部队，他们会突然呜呜地哭出来，他们想不到，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有人来问自己曾经打仗的事。

张恒走访过程中也遇到过至今仍然十分“警惕”的老人。

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三门镇的李茂群89岁了，听到张恒来问：“您过去当兵打过日本？”

他问：“你们是哪里的？问这些干啥？我都向组织交待过了嘛”。

李茂群是被政治运动搞怕了。“文革”的时候他被村里当“国民党反动军官”揪起来当众批斗。

跟张恒聊过一次后，老人又好几次托儿子给张恒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再到山西来。

不久，老人就去世了。

“我们不该忘记这段历史，不该让我们的民族英雄这么心寒啊”。最近几年，张恒和其他“十七路军”后人们改“单打独斗”为“集体行动”，定期自发组团到山西走访祭奠。

一次张恒误将一张纪念活动现场照片从QQ上发给西北大学老校长之女、美籍华人胡余锦明。她知道了陕军“跳黄河”历史后，深为感动，决定捐出40万，在山西修建纪念碑。

2010年，“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在山西芮城县圣天湖畔落成。

2011年清明节，纪念碑正式揭碑。六十多位台湾同胞和居美侨胞专程赶来。他们在烈士公祭和揭碑现场泣不成声。陕西、山西当地、河南的一些群众得知信息，也自发参加了这次活动。一万多人参加这次公祭。

其实，早在1940年，西安市莲湖公园就曾经立过一座纪念中条山抗战壮举的碑。现在，已没了踪迹。

本文部分参考《黄河魂》(张恒著)、《立马中条》(徐剑铭、郭义民、张君祥著)、《十万男儿血—中条山保卫战》(李幺傻著)，特此感谢。

中条山三千勇士跳黄河 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往事

2016年03月18日 16:21:51 来源： 央视网



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在入海之前，母亲河在晋陕豫三省交界的山西中条山下转过了最后一个大湾，从此一路东去，奔腾入海。近代以来，横亘在大河北岸的这座大山，划开中原与西北，默默守卫着黄河，守卫着中原，守卫着潼关以西八百里秦川。

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太多的名山大川，而七十年前那场事关民族独立、国家存亡的抗日战争，让原本寂寂无名的中条山一战“功”成。

从1939年至1941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寇13次围攻被他们称为“盲肠”的中条山，抗战正面战场上最为悲惨的中条山会战同样发生在这里。尤其在1939年中条山保卫战“六六战役”中，一支由“陕西冷娃”组成的部队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且战且退，因不堪被俘受辱，数千名士兵最终跳进母亲河壮烈殉国，尸体漂满大河河面三日不去……

“我死中条，国活神州”。70多年后，一位在“六六战役”中跳河后幸存的老兵，在他去世前一年时回忆说，老天留他一个人活下来，就是为了记录那段历史。

立马中条：一段悲壮却失真的文学描述

这段悲壮的跳河历史为大多数人所知源于一本叫《立马中条》的纪实文学。这本2004年出版的书中描述：“八百名‘秦军’，面朝陕西，跪天，再跪爹娘，唱着秦腔宁死不降，跳进滚滚黄河……”著名作家陈忠实为《立马中条》作序，此后，这段悲壮的描述开始出现在一些网络论坛，甚至被一些新闻报道所引述。

但即便如此，它依然“敌不过”写进小学课本里的“狼牙山五壮士”和“八女投江”的事迹。“六六战役”跳河殉国的事迹，所知者除了少数幸存的老兵、专家学者、部分烈士后裔之外，传播范围有限，完整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也并不多。

西北大学历史学者张恒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中条山保卫战，并持续至今。他曾花费四年多时间走访老兵和黄河沿岸村民，查阅大量历史档案，被誉为中条山抗战研究陕西第一人。

张恒认为，相对于“六六战役”整个13天的过程，跳黄河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且属于战役失利环节，侥幸生存人员太少，致使战事无详细记录，加之战役最终取胜，跳黄河事件被有意无意冲淡，各种原因夹杂在一起，使得这样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片段被无情搁置，近乎断档。

同时，对于早期几乎唯一描写这段历史的《立马中条》一书，部分学者也认为其对历史细节的处理不严肃，甚至失真。

“我们现在受《立马中条》影响太大，那是个文学作品”张恒说：“跳黄河不是像发令枪一样，它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通过各种方式跳进去、泅渡、走入黄河、跳崖等等……唱着秦腔跳黄河这都是艺术创作，艺术是艺术，而历史必须实事求是。”

魏有奇，中华诗词学会、陕西省作协会员，曾经是一位军人，上过战场，“青年时就崇尚英雄，特别是抵御外寇的英雄”。他从2012年开始走访看望200多个抗战老兵，今年2月份出版《中国抗日老兵颂》一书。

对《立马中条》的部分细节描写，魏有奇也说“吼着秦腔跳黄河”是一种文学形容，有夸张成分。

《立马中条》作者之一张君祥是一位西安农民作家，从1986年他开始搜集资料，在20多年里采访了400多名曾参加中条山抗战的老兵。2012年他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曾坦承该书“在数字和场面上作了艺术化的处理”。

那么，这段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死中条：战争亲历者口述悲壮一幕

也正是在张恒、魏有奇、张君祥等一批学者的研究走访中，一些当年亲历战事的抗战老兵和当地百姓口述历史，才让这一历史事件终于逐渐清晰和丰富起来。

王振英，陕西乾县人，16岁时从西安孤儿院报名参军，训练了两个半月后，赶赴战场参加了“六六战役”。七十多年后，老人对寻访老兵的魏有奇说起自己的逃生经历。当时作为一名学生兵，老人一直战斗到弹尽粮绝，在茅津渡跳入黄河，被大水冲了一华里后幸运地被一颗大石挡住，喝着泥水慢慢缓过神来，最后艰难爬上黄河西岸，奇迹般幸存。2014年老人离世，享年93岁。“他们团1000多人，有战亡的、有伤残的，其他的无奈都跳了黄河，他自己说，老天爷留他一个人让他活下来，就是为了见证这段历史。”魏有奇说。

芮城县陌南镇坑南村，退休教师张铁铮的父亲曾任96军177师话剧团团长、辎重连连长等职。每年清明节，张铁铮都见父亲在村头“码头崖”边对着黄河烧纸钱。直到1988年父亲去世之前才说：“你们不能忘了，这里有很多抗日跳崖的烈士，他们都是从这一带跳下去的，都是二十左右和十六七的陕西娃。”

平陆县西张峪村村民毛立山19岁那年，曾亲眼看到抗日官兵跳下黄河。“我都看见了，日本人连追带打，追得很急，我们革命队伍上很多人想着黄河水看着不大，就一串串拉着手扑向黄河，还有骑着马想过河的，马到河中间身子一侧，人就掉到河里了。还有学生队（实为爱国学生组成的学兵队）一伙（一起）跳了沟，跳了河，都死在南边的沟里、河滩、黄河里了……”

2009年8月，时年83岁的垣曲县赵家岭村村民赵长贵向张恒回忆说，“六六战役”打响后自己躲在黄河岸边的一处石洞里，曾亲眼看到黄河上飘下来很多尸体。三天时间里，老人看到的足足有三百多个。老人当时还很纳闷，后来才知道是上游抗日兵被日本人包围后跳了黄河。

同一年，垣曲县安窝移民村78岁的赵孝堂也回忆说：“当时我们住在黄河边的石坎下，有一个漩涡，三天里漩到这里的尸体一层层的。”

浴血中条：数千名官兵不愿被俘受辱跳河殉国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惨烈的战争局面？七十六年前的六月六日这一天，中条山黄河北岸，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38年，国民政府调派由杨虎城旧部（时第38军、96军）31军团驻防中条山。此后和川军47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1939年至1941年三年间，这支部队在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陕籍将领的统领下，参加了13次战役中的11次，一直死守中条山，被战区司令卫立煌称为“中条山铁柱子”。

“六六战役”也称“六六事变”，是中条山保卫战期间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日军3万人分9路将第四集团军两万余人分割包围于平陆、芮城中条山山岳和黄河沿岸一带，经过13天激战，第四集团军守住了阵地，战役以惨胜告终。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逼上绝路的陕军官兵选择渡河求生，或直接跳河、跳崖殉国，上演了抗战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

综合《黄河魂》中的走访实录：6月6日至7日两天里，第四集团军96军177师后勤人员，学兵队，工兵营、少数96军530旅和1057团约500名官兵、38军46旅、47旅和部分溃退部队分别在芮城县老庄村南窑南岸、陌南镇的马家庄，沙窝渡，曲里的黄河滩和绝崖上、平陆老县城，太阳渡，张峪村，沙口村，窑头村一带跳河、跳崖。

一些官兵苦于没有船只，就找来桌椅、箱柜、木料等丢入河水后再跳入黄河，还有的士兵骑着马、拉着马的尾巴进入黄河……还有一些士兵为求生抱着当地百姓的麦垛子跳下土崖，但生还者寥寥，有摔伤的士兵选择继续向前爬向黄河。

只有极少数官兵在这两天里侥幸渡河或藏匿生还。

2015年5月，张恒在接受央视网记者采访时更新了此役中抗战官兵的死亡数字。“要比800人多得多，3000人只少不多，应该在5000人以内，我作为一个学者不能胡说，结论需要有出处。”张恒介绍，他查看了国民政府和日伪政权的档案，他的学生在日本还查到梅津美治郎（日本在密苏里舰受降时的代表之一）给“六六战役”日军的一份感谢状，信中提及中国军队此役“死亡4500人，溺亡不计其数”。

原38军机要室秘书兼译电员车国光的一份口述材料显示，“六六战役”时，38军和96军共两万余人，装备落后，拥有各种炮仅12门，而日本人有三万强敌，各种野炮50门、30辆战车、10余架轰炸机。陕军驻防中条山南麓，背靠黄河，地势渐南渐低，属于背水结阵，而日本人自北而来，势如高屋建瓴。这种情况下，部署在黄河南岸的胡宗南部队却接到蒋介石“严密防守，勿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许38军、96军后撤南渡”的命令，最后陕军弹尽援绝被分割包围……这些都是造成“六六战役”陕军败退跳河的直接原因。

中条苍苍：大河东去历史终被铭记

长河落日村舍空，荒野漫风草木腥。风凄凄兮月色冷，声惨惨兮野魂鸣。壮士去兮不复返，赴国难兮做鬼雄……这是魏有奇在自己新近出版的《中国抗日老兵颂》里对悲壮的中条山记忆的缅怀诗文。

在抗日战争中，这场最终惨胜的战役及整个中条山保卫战有着其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它阻止了日本南下西进，保卫了大西北，保卫了陇海线，保卫黄河，保卫中原，保卫了革命圣地延安，为后续抗战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是陕军为中国抗战奠定了一些后续基础。”张恒说，“陇海线当时负责抗战物资的运输，另外得中原者得天下，失去这两样，中国就完了。它不像武汉会战，打完还有回旋的余地。当时去重庆就秦岭一条路，陕西丢了的话，秦岭大门就打开了；等到四川无险可守，重庆就可能丢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可能成为流亡政府……”

车国光也在前述材料里称，此战让日本人在中条山黄河北岸吃掉96军和38军、占领茅津渡、强渡黄河、截断陇海线，从而进犯西北的企图落空，这支让蒋介石五味杂陈的陕军部队（西安事变中杨虎城的嫡系部队），不但打赢了战役，而且也拯救了自己。（198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部下发的《关于确定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中，明确说明：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时间过去七十六年。2015年清明前夕，民革陕西委员会、部分老兵后裔及志愿者从西安出发，辗转千里来到中条山一带祭拜先烈，央视网记者随行。近三十年来，每逢清明晋陕两地都会有人自发来到中条山祭祀。

3月28日正午，芮城县圣天湖景区，阳光打在七十六年前先烈们用鲜血浸染过的土崖上，耀眼明亮，数里外的黄河静静流淌，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下，祭祀团一行点香燃蜡后肃立静默，17路军后裔、72岁的窦培信代表祭祀团开口只说了句：“38军、96军的烈士们，今天后人们来看你们……”便情难自禁，泣不成声。

大河不言，一去不返。然而七十六年前，数千名“陕西冷娃”们的纵身一跳，终被他们的后人、被自己的同胞、被历史所铭记。

中条苍苍，黄河汤汤，丰碑魏巍，慰我国殇。（王甲铸）

注：文章部分内容参考张恒《黄河魂》、魏有奇《中国抗战老兵颂》

中条山上的十七路军炮兵

沉入历史河底的人

中国周刊 2015年12月28日 17:12

公元1939年夏天麦子黄时，陕西与山西交界处黄河滩上，残阳如血，黄河声咽，热风猎猎。800个陕西冷娃与日军肉搏之后，走投无路，不愿受辱，宁愿赴死，朝西北方向的老家拜了三拜，纷纷跳入眼前泥汤似的黄河水，一位旗手用旗杆刺穿一名日军，将其压入黄河底，同归于尽，西北军旗帜在水面上猎猎招展……

这是张君祥等陕西本土作家首版于2004年的纪实文学《立马中条》中的描写。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该书序言中着重引述了这一壮烈图景。“陕西八百壮士跳黄河”这段“历史”，首次以带有文学色彩的演绎始为更多人所知。

“陕西冷娃跳黄河”是否确有其事？到底是800人还是多少人跳了黄河？他们是一起跳入还是以怎样的形式？这样一段往事为何被淹没多年？

177师臂章



译电员的秘密

“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1980年代的一天，山西垣曲县谢村(今古城沇岭村)人车国光对朋友王华兴说。

车国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第四集团军前身是参与过“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带领的陕军17路军。军中的战士绝大多数为陕西人。

1939年至1941年，三万陕军驻守山西中条山、黄河沿岸抵制日军。陕军跳黄河，就发生在中条山保卫战中。

作为一名译电员，车国光曾在后方亲历中条山保卫战最惨烈的“六·六战役”，掌握了不少电文信息。陕西兵娃“跳黄河”的惨烈往事最令他不能释怀。

山西与陕西以黄河为界，而黄河东岸，则有一座山脉叫中条山。1937年，日军在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带着国民政府前往重庆。阻隔日军西进陕西、攻占重庆的正是黄河与中条山这两道天然屏障。

1938年7月，蒋介石调集第四集团军东渡黄河，赴山西南部中条山、黄河沿岸狙击日军。日本媒体刊登漫画称，蒋介石此举一石二鸟，一是让这支“杂牌军”守黄河，二来也是消耗这支自己一直有心结的部队。

1939年至1941年，陕军在中条山抗战三年多，武器落后，后援匮乏，损失惨重，但一直死守阵地，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子”，却很少受到当时政府的嘉奖，也极少登上当年的报端。

“六·六战役”是“中条山抗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日军出动3万人部队，发动9路分割包抄，飞机大炮轰炸，来势汹汹，目的是夺取黄河军事要塞茅津渡，以便渡河。经过13天激战，最终，陕军两万多人以牺牲8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

“跳黄河”就发生在战斗过程中、未能突围或被逼上绝路的官兵中。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鼓舞士气，“胜利”被“放大”，而惨烈的牺牲代价则被有意地“忽略”了。壮烈的陕军跳黄河，在当时就被有意识地“忽视”了。

抗战胜利后，车国光加入胡宗南部队。国民党撤退时，他没有跟去台湾，成为“俘虏”，后经思想改造，到铁路上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清查干部”，而车国光参加过“胡宗南”部队的“旧案”被翻出，他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当了几十年农民。“文革”期间因他曾在胡宗南部队当译电员时救过共产党员，才未受到太多迫害，但对“过去”的历史从此闭口不提。

“文革”结束后，车国光被平反，成为垣曲县政协委员。他曾亲历过抗战，又有文化，因而受邀撰写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在38军的地下工作的文章。

但他心里一直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上世纪八十年代，车国光认识了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两个人渐渐变成知己。车国光对王华兴讲起“六·六战役”和陕军“跳黄河”的事。

王华兴家就住在黄河边，“六·六战役”的时候，他八九岁，也听过大人们说“黄河上漂尸体漂了三天三夜”的事，只当一个可怕的传说，如今听车国光一讲，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黄河。

震惊之余，王华兴鼓励车国光：你应该把自己知道的写下来啊，写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是好事啊，是打日本。

1986年5月，车国光首次将自己的这段回忆记载在《垣曲文史资料第二期》上：本日(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时许，进攻九十六军敌之主力将我一七七师压迫于方家村、许八坡、老庄黄河沿岸，经白刃战两小时，因众寡悬殊，损失惨重。该师除一部分由陈师长率领向敌后突围外，大部分经过肉搏以后跳入黄河，壮烈殉职官兵计一千五百余人。

这段文字很短，且仅作为内部资料刊登，看到人很少。但车国光仍然看到了希望，他对王华兴说：“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

根据车国光口述，王华兴又整理写出一万字的《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陕西省户县出版的人物传记《赵寿山将军》。

“我一直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被西安的人知道。我相信那一千多跳黄河的战士的后代，他们将来一定会来找自己的亲人的”，王华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1940年4月，侵华日军向山西省中条山

第四集团军发动了新一轮大扫荡。

此役后称为“望原会战”。图 Fotoe 片山 摄

民间的追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逐渐从多年政治运动中缓过劲来。黄河以西的陕西，不少家庭开始寻亲。寻亲者的父亲、叔叔、兄弟都是参加国民革命军队伍抗战队伍后一去不回的。

西安灞桥区是原第四集团军军长孙蔚如的老家，这里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当年村里很多年轻娃跟着孙将军的部队到山西中条山打仗去了。

和孙蔚如“沾亲带故”的张君祥家就有9位亲人参军，回来了7个。听老人们一说，他才知道，山西有个“中条山”，很多陕西娃就死在那里。

在寻访老人的过程中，张君祥首次听说：中条山抗战时曾有很多士兵在战斗中跳黄河，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个。2004年，他和另外两位陕西本土作家徐剑铭、郭义民共同出版纪实文学《立马中条》，首度全面披露“中条山抗战”细节，由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作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西北大学老师张恒开始给自己妻子的外爷杨世伍寻找当年牺牲的“档案”和证明(证明其确系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因为当时有风声说，原第四集团军38军的战士因后来起义，可以作为革命烈士对待。他的岳母急切希望能摘掉戴了许多年的“国民党军官家属”帽子。

在给张恒的“牺牲证明”里，一位杨世伍当年的老战友在材料最后提到，在那场惨烈的“六·六战役”中，自己曾经和战友“扑入黄河，免遭被捕受辱”。张恒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事？”

在张恒看来，那么多陕西兵娃，不论是为求生还是不愿被俘，以血肉之躯跳入黄河并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都是值得被记住的民族英雄，不啻于“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这样耳熟能详的先烈事迹，他们同样应该被后人记住。

在一位老兵那里，张恒听说，他在一本名为《赵寿山将军》的书中看到过关于“跳黄河”的详细描述，作者是王华兴。张恒很高兴，在论坛里发帖寻找王华兴，竟然被王华兴侄女看到了。

那时候车国光已去世，但王华兴已掌握了很多资料：那一仗日本人准备得很充分，火力很强，我们的部队都被打散了，弹尽粮绝。陌南镇跳黄河的，大多数都是从西安来的‘学生兵’，他们是96军177师的候补力量。这些学生兵思想进步，但还没上过前线，甚至还没学会打枪，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就被日军分割包围，赤手空拳，走投无路，不愿被俘，于是跳了黄河……

车国光和王华兴的文字证明和口述历史让张恒更加确信，“跳黄河”确有其事。1998年开始到2010年，张恒带领学生历时四个年头，跑遍山西黄河边当年战场所在的村庄，寻访了上百位还在世的老人，希望能还原那段跳黄河的历史。

三门峡人门、鬼门、神门原始照片

陕军跳入黄河后的遗体，曾聚在此处

此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黄河边的记忆

翻开山西地图能看到，黄河在中条山之南，自西向东流淌，而中条山南麓的县城，自西向东为芮城、平陆、垣曲。“跳黄河”就发生在芮城和平陆之间的黄河滩、断崖边。张恒沿河走过，发现这一代还有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甚至“老兵”记得当年的事。70年前的抗战记忆还没有被彻底遗忘。

黄河上游芮城县陌南镇坑南村，退休教师张铁铮讲了父亲张道生的故事。

张道生曾是一位老战士，早年毕业于西北陆军学校，抗战时期曾任第四集团军96军177师话剧团团长、辎重连连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回乡务农，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策划人，历次“社会主义运动”如“大跃进”时代，“文革”时期，大型标语，墙壁宣传画都有他的“大作”。

但父亲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每年清明节，张铁铮常见父亲在村头“码头崖”边对着黄河烧纸钱，问他为啥在这儿烧纸，他什么也不说。父亲一生不好喝酒，每当喝酒时就把酒洒在地上说，我不喝让我那些兄弟们喝吧。

1988年张道生去世之前才对张铁铮说：“有朝一日国共再度合作时，也重视了这段抗日历史，我可能就不在世了。但你们和后人不能忘了这里有很多抗日跳崖的烈士，他们都是从这一带跳下去的，都是二十左右和十六七的陕西娃…”

“六·六战役”时张道生正在洛阳集训，回来后听说兄弟兵在自己的家乡跳了黄河，许多士兵身上没有枪伤，完全是处于绝境下跳得河，河水都有一缕被染成红色……

芮城县大沟南村村民吕庆荣小时候和家人在黄河边的窑洞里“躲日本”，见过几十个跳进黄河的抗日士兵。有的用腿上的缠子(绑腿)沿着崖边伸出的树绑着往下溜，中途却被赶来的日军打死。还有人抱着夏收的麦捆跳下崖……跳河的时候大骂日本人，还有人大喊“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平陆县东张峪村村民李克明听老人说，一个军官骑着马带着夫人和孩子渡河，马走到黄河中间时，一家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只有一匹空马浮到了对岸……

老兵胥继武曾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连连长，当年在老三门峡一带保卫司令部。老三门峡人称“神门、鬼门、人门”，是个大漩涡，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已被淹没。上游漂下来的尸体到三门峡时，在漩涡里打转停了下来。尸体早已发涨，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冲掉，面目不辨。胥继武带领连队一百多战士，流着眼泪打捞尸体，足有上千具……

随着“见证人”的增多，张恒渐渐勾画出了当年“跳黄河”的详细状况：

1939年6月6日午后，芮城县的老庄村南窑、许家坡(许八坡)、方家村一带大约有一千人跳黄河。主要为96军177师的后勤人员、学兵队。

1939年6月6日午后，陌南镇的马家庄、沙窝渡、曲里的黄河滩和绝崖上，大约有500人扑入黄河或跳下悬崖。主要为96军177师工兵营部分官兵等。

1939年6月7日下午，在平陆县张峪村、沙口村、窑头村一带，大约有一千多人的96军177师和38军47旅被围官兵，在黄河滩上手拉手走入黄河，试图渡河逃生，大多数人被黄河波涛吞没。

1939年6月7日黄昏，平陆县老县城一带和太阳渡有500余名38军46旅官兵被日军包围，苦于没有船只，找来桌椅、箱柜、木料、木椽等丢入河水后再跳入黄河，但因黄河浪大流急，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没。余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赶而来的日军机枪扫射枪杀。所幸天色渐黑，极少数人因此侥幸生还。

位于山西芮城的

“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

此碑由西北大学老校长之女，

美籍华人胡余锦明捐资所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两座纪念碑

李采勤就是一位“跳黄河”生还者。

李采勤曾是38军46旅战士，“六·六战役”时随部队在平陆太阳渡(黄河古渡和地名)驻守。当天日军飞机大炮轰炸，46旅只有“汉阳造”。部队和日军一直打到天黑，弹尽援绝，只好一步步退到黄河边。机枪声“哒哒”响着，向黄河逼近。没有人愿意投降，人们想办法跳河。

“我不会水，和军需处一个副官找了根檩条扔到黄河里后就扑到河里了。跳黄河时基本上已经天黑了。我身边四周扑黄河的人很多，但是到了黄河里都看不见了，一个是让水冲走了，一个是天也黑了看不清了，还有的是浪太大把人冲远了。我跳的地方离太阳渡不远，那地方水很深，浪也大……”

李采勤和那名副官抱着檩条，向黄河对岸划过去。划到水中央时，对岸的枪声响了，黄河南岸驻扎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督战”，也可能是害怕日本军过去，向黄河里开枪。李采勤只好和副官掉头往回游，四周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只有哗哗的水声和枪声。所幸天黑障眼，北岸的日军也撤离了，两人才捡了条命。

李采勤后来回到家乡，在山西永济市西姚温村务农，活到今天。他耳朵不好，跟他说话要在耳边喊。记性也不好了，讲起当年的事容易“串台”。直到前年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还应该是个“英雄”。

几年来，张恒见过四五位跳黄河老战士，全都八九十岁了。想起当年的部队，他们会突然呜呜地哭出来，他们想不到，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有人来问自己曾经打仗的事。

张恒走访过程中也遇到过至今仍然十分“警惕”的老人。

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三门镇的李茂群89岁了，听到张恒来问“您过去当兵打过日本？”

他问：“你们是哪里的？问这些干啥？我都向组织交待过了嘛”。

李茂群是被政治运动搞怕了。“文革”的时候，他被村里当“国民党反动军官”揪起来当众批斗。

跟张恒聊过一次后，老人又好几次托儿子给张恒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再到山西来。

不久，老人就去世了。

“我们不该忘记这段历史，不该让我们的民族英雄这么心寒啊”。最近几年，张恒和其他“十七路军”后人们改“单打独斗”为“集体行动”，定期自发组团到山西走访祭奠。

一次张恒误将一张纪念活动现场照片从QQ上发给西北大学老校长之女、美籍华人胡余锦明。她知道了陕军“跳黄河”历史后，深为感动，决定捐出40万，在山西修建纪念碑。

2010年，“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在山西芮城县圣天湖畔落成。

2011年清明节，纪念碑正式揭碑。六十多位台湾同胞和居美侨胞专程赶来。他们在烈士公祭和揭碑现场泣不成声。陕西、山西当地、河南的一些群众得知信息，也自发参加了这次活动。一万多人参加这次公祭。

其实，早在1940年，西安市莲湖公园就曾经立过一座纪念中条山抗战壮举的碑。现在，已没了踪迹。

（本文部分参考《黄河魂》(张恒著)、《立马中条》(徐剑铭、郭义民、张君祥著)、《十万男儿血—中条山保卫战》(李幺傻著)，特此感谢）

中条山抗日陕军集体跳黄河？

西北大学教授实地走访：真有三千人！

阿龙聊军事 2023-05-17 21:30

·湖北·优质军事领域创作者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不是远征军松山战役，而是1939年中条山“六六血战”。

抗日战争中，最悲壮的，不是远征军穿越野人山，而是中条山3000壮士跳黄河。

1939年六月六日，惨烈的六六血战终于结束了。

陕军三十八军的医务兵魏志鹏历尽磨难，死里逃生。当他听说一七七师就在十七师的附近后，就决定了去找一七七师。这次，他把那两个药袋子留给了十七师。

魏志鹏沿着黄河岸边，走向一七七师的方向。他看到大战过后，黄河岸边浮满了死尸，那都是跳黄河的战士。魏志鹏看着这些战士，跪在地上，号啕大哭。

很多年过去了，魏志鹏说起这一段，依然泣不成声。

黄河里有多少死尸？没有人数过，也数不清。但是，当地的老百姓说，最少也有1500具。

这些年来，西北大学教授张恒沿着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调查走访，统计六六血战时期跳入黄河的陕西军人数，最后得出结论：当年不愿投降，跳入黄河的有3000人。

　　张恒说，他采访到的每一个见证了当年历史的老人，说起跳黄河这段往事，都泣不成声。

陕西军在中条山抗战中跳黄河的往事，一直不为外界知道。

最早向外界披露这件事情的，是当年的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车国光。

车国光是山西省垣曲县谢村人，改革开放后是垣曲县政协委员，每逢政协开会的时候，车国光就给另一名政协委员王华兴谈起当年在中条山中打鬼子的事情，

王华兴还是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抗战老兵，渐行渐远！

车国光当年向王华兴谈起陕西军跳黄河的时候，很激动，他说：“这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情可能会震动世人的”。

车国光让王华兴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盼望着多年后这段被淹没被忽视的历史能够重见天日。王华兴也想到，以后可能会有人找他了解这段历史。

王华兴写好了车国光的口述史以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2009年7月，张恒来到垣曲县，找到已经退休了的王华兴。这一年，王华兴已经79岁，而车国光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抗战老兵不死，只是渐行渐远！

王华光一见到张恒，就激动地说：“没想到我们两个人的希望和我的预料，今天，在我晚年的时候看到了”。

车国光第一次向外界披露陕西军跳黄河的历史，是在1986年5月，他的回忆文章收入了当月印刷的《垣曲文史资料》。

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记载，当年从芮城县陌南镇跳入黄河的有1500人，这些士兵都是一七七师的。

后来，张恒走访了平陆县的茅津渡、太阳渡、沙口等地，了解到当年独立四十六旅和独立四十七旅在这里跳入黄河的也有1500人。

临死不降的陕军学生兵

所以，六六血战的那几天，陕西军跳入黄河的共计有3000人。

事实上，当年的六六血战，战线沿着黄河岸边铺开了几十里，战争也进行了好多天，宁愿跳入黄河，也不愿投降日军的壮士，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跳入了黄河。

车国光当年告诉王华兴说，在陌南镇跳入黄河的，大多数都是从西安来的进步学生，他们不属于部队的编制，而是部队力量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属于一七七师的二线部队，当一七七师伤亡过大后，他们就补充进来。

他们还不会打仗，甚至还没有学会打枪，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就被日本人分割包围了。他们赤手空拳，无法突围，就被逼跳入了黄河里。

穷凶极恶步步紧逼的日寇

车国光预言说，当有一天，这段历史被披露后，一定会震惊世人。

与此相类似的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我们耳熟能详，妇孺皆知，而3000壮士跳黄河，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更应该引起世人的关注。

八年抗战中，还有比3000壮士宁死不降勇跳黄河更悲壮的事件吗？

没有了。

六六血战的时候，王华兴才九岁，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国民党士兵跳黄河的事情。

巍巍黄河

王华兴家就在黄河岸边，他看到黄河上尸体漂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是比较集中的时间段，而在此前此后，还有尸体不断地从上游水域漂了下来。

而能够亲眼看到上游尸体漂浮下来的，还有当年15岁的赵长贵。

赵长贵家在垣曲县古城镇赵家岭，六六血战前夕，因为听说日本人要打过来，赵长贵就赶着牛来到黄河岸边半山腰的洞穴里躲避。

他站在洞穴里，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脚下的黄河。

三秦猛士，陕军威武！

翻开山西地图就能看到，黄河在中条山之南，自西向东流淌，而中条山南麓的县城，自西向东为芮城、平陆、垣曲。

所以，生活在垣曲县黄河岸边的王华兴和赵长贵，都能够看到黄河上游漂浮而来的死尸。

结语

中条山六六血战中陕军学生兵跳悬崖和后来广为流传的陕西八百冷娃跳黄河，都从多个角度再现了陕西军人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他们都是华夏民族的抗倭英雄，值得人们世世代代去铭记，去怀念！

第一战区受降见闻

原创 Mein Kampf 河朔知事

2025年09月04日 10:53 河南

车国光曾是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的译电员。1943年，他因故离开该军前往西安，经第三十八军参谋长李正舆介绍，到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处担任译电员。以下内容结合其本人回忆文章及相关史料整理而成。

由于第三十八军内中共地下党员较多，起初胡宗南对车国光心存怀疑。军统局派人到河南荥阳县苏寨村第十八军军部驻地调查后，确认车国光与中共地下党员无任何关联，胡宗南这才打消疑虑。车国光译电技术娴熟且有一定文化基础，再加上一些进步人士从中斡旋，特别是李正舆的夫人成春兰(中共地下党员，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托其友陈佐武(时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将教育处长)说情，胡宗南最终决定起用他。

1945年1月，胡宗南出任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同年7月正式任命)，随即任命车国光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来电组组长。

日本投降，电令纷至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彼时，长官部机要室内一片繁忙景象，无线电收发报机昼夜不停，各种电报如雪片般往来。

就在此时，蒋介石发来一份密电，内容为：“即到。各战区司令长官：密极机密。对日战争即将结束，尔后各战区除遵照陆军总司令规定接受敌人投降之事宜外，各战区今后兵力部署如次：主力集中于交通要道；三、四、七、九战区部队即向广州、长沙、九江、南昌、杭州、南京、上海一带推进；六战区部队向武汉附近推进；五战区除一部推进郑州附近外，主力集中于桐柏山、伏牛山地区，对新四军李先念部采取监视围剿；第十一战区孙连仲应率所属准备由平汉线北上；第十二战区傅作义应率主力推进绥东及察哈尔一带；第八战区部队除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部队外，其余部队均归还第一战区建制；第一战区胡宗南即率主力准备由军渡、碛口、潼关渡河，维护同蒲路控制华北，并准备接受平、津、保定、石家庄之敌人”。同日，胡宗南又接到何应钦的电文：“限即到。西安。胡长官：密。日本已向我无条件投降，希该战区即派部队推进该战区所属地区日本司令部所在地，准备接受。各战区接受日本战区的境内日军。已令日军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遵照本部所颁发备忘录，切实遵照执行，受降日期必须先报本部备查，以便派员参加，接受后造册具报。在日本武装未解除之前，各战区必须严加防范”。

战区部署，遇阎阻碍

胡宗南接到这两份电报后，立即与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范汉杰、副参谋长李昆岗、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等人开会研究，做出以下决定：一是由李昆岗率必要人员立即前往洛阳，设立前进指挥所；二是令张耀明第二三十八军、马法五第四十军等部迅速向洛阳推进，扫除一切障碍；三是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三个军准备东渡黄河，经山西向北平、天津推进。

民国以来，山西一直是阎锡山的地盘。尽管阎锡山历任都督、督军、省长、省主席等多种头衔，抗战爆发后又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等职，但他始终是山西地方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也对他无可奈何。因此，胡宗南当时最大的顾虑就是阎锡山是否会同意李文的部队过境。为了探听阎锡山的口风，胡宗南令其秘书长赵龙文拟了一份电报稿，内容为：“太原。阎长官百川伯：密。侄奉委座电令，以三个军开赴平、津一带接受，途经贵区同蒲路，请予协助为祷。侄胡宗南叩。未(8月)筱(17日)寅。秘”。阎锡山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蒋介石、胡宗南的诡计，一旦胡的大军进入山西，必不肯轻易离去，自己的地位将岌岌可危，于是复电拒绝：“西安。胡长官：密。未筱寅秘电敬悉。查山西遭日寇蹂躏，连年战祸不息，民不聊生。为体念三晋人民疾苦，所陈碍难从命，尚希鉴谅。阎锡山。未巧(18)寅。秘”。

阎锡山的态度正如胡宗南所料，胡宗南随即亲自用红蓝铅笔写了一份电稿，内容为：“太原。阎长官：职已令李文总司令率部分别由潼关、柳林、军渡和碛口渡河，望多方给予便利协助”。阎锡山复电措辞更为严厉：“西安。胡长官：来电敬悉。真要取道同蒲压境，为三晋前途，为黎民幸福，锡山只有领导三晋父老焦土保卫，与贵军火并而已。望三思”。胡宗南见无法说服阎锡山，只得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回电称：“既然阎长官不同意，听之任之，改为空运可也”。据车国光所知，胡宗南曾准备以罗历戎第三军、李正先第十六军、谢辅三第二十七军、李世龙第三十六军和严明第九十军等部空运平津地区，但蒋介石因恐西北方面兵力空虚而未同意，最终分别将侯镜如第九十二军、牟廷芳第九十四军分别从武汉和上海空运至北平、天津。

洛阳受阻，转战郑州

8月下旬，车国光随李昆岗乘同一辆汽车到达洛阳。经与驻洛日军头目——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广接洽，得知驻豫日军最高指挥官(即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的总部驻郑州，日军的军用物资也集中在郑州，而洛阳只有一个师团司令部，其人员和物资正在向郑州运输。按照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部署，郑州属第五战区的受降区，受降主官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同时，鹰森孝也表示，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郑州应归第五战区刘峙部队接受。李昆岗通过无线电话向胡宗南报告了上述情况。胡宗南一听在洛阳接受不了多少军用物资，非常着急，当即命令李昆岗向郑州推进，并设立前进指挥所，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军亦火速东进郑州。胡宗南向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内容为：“校长蒋：密。生已率主力进驻洛阳，然河南日军物资集中于郑州。据日军司令鹰森孝称已奉何敬公命令向五战区投降等语，如此生就不能接受物资来充实战备。生已令部队向郑州推进，请校长思施格外，令河南日军全部归生所接受。为党国前途，请校长将郑州附近全部归生所接受，祈速示。生胡宗南叩。未号(20日)”。蒋介石接电后，可能是出于与其坐视何应钦的亲信刘峙独吞利益，不如让自己的心腹爱将得以充实的考虑，于是回电复示胡宗南：“未号亲电悉。希速率部进驻郑州、开封和新乡一带，接受日军投降。已令五战区部队集中于许昌一带待命”。

　　胡宗南奉命后喜出望外，马上命令第三十八军一部进驻郑州，主力推进开封；第四十军经郑州北进新乡。9月上旬，前进指挥所到达郑州，与郑县县政府同驻一条街。车国光被任命为译电组组长。因其楷书较为工整，经常到指挥所办公室缮写胡宗南给蒋介石的签呈，故与指挥所主任李昆岗来往较多，从而了解到不少内幕情况。这时，第五战区部队已推进到郑州以南、新郑以北一带，与第一战区部队发生冲突。就在双方骑虎难下之际，何应钦出面协调。此次行动显然是奉蒋介石之命，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抗战八年胡宗南长期屯兵陕西，胜利后这位“西北王”却来中原地区抢夺果实，还企图染指平、津，可谓权势滔天，其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超过了陈诚，难怪马法五、鲁崇义以及伪军庞炳勋、孙殿英等都愿意效命于胡宗南麾下。

受降仪式，后续纷争

9月22日上午，第一战区受降仪式在郑州中华圣公会礼堂举行。受降主官胡宗南和裴昌会、范汉杰、李昆岗、刘茂恩、马法五、王仲廉、李兴中等高级将领，以及美军代表包瑞德上校等出席了受降仪式。日军投降代表鹰森孝在投降命令领证上签名盖章。由于郑州地区日军人员、物资较多，接受工作从10月初即开始，至11月底才告结束。洛阳、开封、新乡的接受工作10月中旬开始，下旬结束。

蒋介石原计划让胡宗南部去北平、天津地区受降，但该两地属孙连仲第十一战区的受降区，若硬派胡部前去，势必在国民党内部造成更大矛盾，并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因此，蒋介石命令马法五第四十军、鲁崇义第三十军、唐永良第三十二军和高树勋新编第八军等部，从新乡一带分两路向北推进。蒋介石明知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此时已控制了从河南淇县到河北高邑的平汉路沿线地区，却偏要派这几个杂牌军去，当时不少人私下议论，认为这是蒋介石一箭双雕的把戏：既可用这些杂牌军充当内战先锋以试探共产党军队的虚实，又可借此剪除异己。此举引发了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10月下旬，马法五、鲁崇义、高树勋等部刚走到磁县、邯郸之间的马头镇一带，即陷入了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重围之中，遂展开激战。此时胡宗南的部队云集郑州附近，未派一兵一卒前往增援。后来听说马法五向胡宗南告急的电报中有“高军长态度昏暗，战局已无法挽回”等语。马法五又急电蒋介石求援，蒋才命驻石家庄的第十六军和驻安阳的第三十二军各一个师南北对进，前往增援，均遭到顽强阻击后退回原地。至11月初，此次战役以伤亡3000余人、被俘1.7万余人(其中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军官)和高树勋军、河北民军乔明礼部一万人起义而告结束。胡宗南部虽未能受降于平、津，却以马法五之被俘坐收渔利，其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当上了石家庄地区的受降官(李率总部及第十六军去北平后，由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继任)。第三十军、第三十二军和第四十军等部均归属胡宗南部序列或归其指挥。

“我家乡的抗战故事”⑤ | 中条山的红：

家乡的抗战记忆里，藏着永不熄灭的火种

原创 山河记忆

太原理工大学2025年09月01日 19:49 山西

山河记忆里的家乡抗战

中条山的红

家乡的抗战记忆里，藏着永不熄灭的火种

“我家乡的抗战故事”⑤

我的家乡垣曲，静卧于山西省南端，地处晋豫两省交界的咽喉之地，依偎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腹地。“垣曲”二字，承载着三千年岁月的重量——自商周建制起，它便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历经王朝更迭、时光流转，始终是一方烟火繁盛的重要聚落。而在近代中国的烽火岁月里，这座小城与中条山紧紧相拥，成为抗日战争中一道至关重要的屏障。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浸润过中华儿女的热血，每一道山梁，都镌刻着守护家国的壮举，那些刻骨铭心的抗战记忆，也随着山间的风，代代相传。

在历史的长河中，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是中华民族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忆里的家乡，总绕不开那座沉默的中条山——它像一位沧桑的长者，守护着晋南的土地。小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们讲起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抗战故事，那是一段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热血沸腾又痛心疾首的历史，它见证了中华儿女的英勇无畏与不屈抗争。

　　今年学院组织的“红途青春，绿动垣曲”社会实践活动，让我们得以怀揣敬畏之心，走进中条山抗战纪念馆。馆内静静陈列的每一件文物——锈迹斑斑的步枪、布满弹孔的军帽、泛黄的战地家书，还有墙上定格的每一段史料、每一幅影像，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时光的闸门。随着讲解员的讲述，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愈发清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华大地处处烽火，中条山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它横亘黄河北岸，与晋东的太行山、太岳山，晋西的吕梁山遥相呼应，宛如一道天然的钢铁屏障，牢牢守护着中原腹地；同时，它又是华北与西北连通的咽喉要道，掌控着平汉、同蒲铁路的命脉，战略意义举足轻重。1941年5月，日军蓄谋已久，向中条山发起大规模进攻，一场震惊全国的“中条山战役”就此打响。

　　日军来势汹汹，兵分三路，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中条山展开合围。东线战场上，日军以第35师团为主力，联合多支部队，沿道清路西段直扑济源、孟县。我军第9军将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在阵地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拼杀。子弹打光了，就举起刺刀冲锋；战友倒下了，就接过他的枪继续战斗。可日军的炮火如暴雨般密集，我军防线终究难以抵挡，被迫放弃济、孟两地。随后，将士们在封门口以北重新布阵阻击，但日军兵力悬殊，防线再度被突破。主力部队无奈南渡黄河，却遭遇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滔滔黄河水，吞没了无数尚未上岸的英魂。

西线的战斗同样惨烈到令人心碎。日军第37师团等部队，向闻喜、夏县东南的张店镇发起猛攻。我军第80师、第27师的将士们，面对日军的先进武器，毫无惧色，在崎岖的山路上、简陋的战壕里，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老一辈人曾说，那时山上的枪声、炮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震得山体都在颤抖。可日军的进攻一波紧接一波，我军伤亡不断加剧。第80军陷入绝境：师长王竣、参谋长陈文杞壮烈牺牲，副师长梁汝贤宁死不降，投河殉国；军长孔令恂被迫放弃指挥部渡河，失去指挥的部队陷入混乱，伤亡惨重，山河为之呜咽。

北线的战斗，更是一场意志与残酷的较量。日军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三万余人，从横岭关方向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我军相互支援，在山间展开拉锯战。穷凶极恶的日军竟使用了毒气弹，我军将士没有防毒面具，许多人被毒气熏得双眼失明、喉咙灼痛，却依然强撑着身体，手握钢枪坚持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日军占领垣曲后，将中条山守军分割成东西两段，将士们只能各自为战，中条山战役最终落下帷幕。

　　从战术层面看，中条山战役我们未能取得胜利，但它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军将士在绝境中顽强抵抗，极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乱了他们的作战部署，迟滞了日军西进的步伐，为全国抗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淬炼出了中华儿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战精神——无论是前线浴血的将士，还是后方送粮、救伤员的百姓，都为了守护祖国、保卫家乡，甘愿奉献一切。这种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直面困难、奋勇前行的力量源泉。

如今，再次踏上中条山的土地，战争留下的遗迹依然清晰：斑驳的战壕、留存的弹孔、纪念碑上的名字，都在静静诉说着当年的悲壮。中条山抗战的故事，是家乡垣曲的荣光，更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篇章。它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传承抗战精神，不是为了追忆苦难，而是为了扛起时代的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向前。

作者|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 吕金燕 肖红利

排版|李靖哲

责编|王志福 樊依青

初审|郎宇

复审|郭亮

终审|赵国俊

史光荣【致敬英雄】

垣曲籍抗美援朝英雄之车敏瞧

黄河原创文学

原创文学、精美图片、人物故事等。

作者简介

史光荣 ，男，1965年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毕业于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现在垣曲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发表多篇经济论文并获奖，喜好文学，笔耕不辍，在《运城日报》、《黄河晨报》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篇。

车敏瞧将军 作战中的车敏瞧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英烈，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垣曲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整理了18位垣曲籍抗美援朝英雄人物事迹，今日起在垣曲县广播电视台《虞风文化传媒》平台与微信公众号《黄河原创文学》共同推出，敬请关注。

15军政治部主任车敏瞧

车敏瞧，垣曲县古城镇沇岭村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3月入朝作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和朝鲜东岸反登陆防御。

1951年1月，正在川西地区率部剿匪的车敏瞧被任命为15军政治部主任，准备赴朝参战，为做好参战官兵的思想工作，到任后他迅速开展了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主要内容的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反复向广大干部战士宣传参战的道理，坚定了参战的决心，军政治部及时颁布了“开展反右倾斗争，巩固部队，提高斗志，保障胜利出国”的政治工作指示，在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思想、查斗志活动，同时对消极对抗、临阵逃脱、怕死自伤等立场不坚定分子进行严肃处理和公审，为顺利进行出国参战夺取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出国前夕，军党委向全军发出“坚决打响出国作战第一枪”的号召，军政治部也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将士“英勇奋斗，不畏惧，不叫苦，战胜一切困难，人人争立国际功，为祖国争光，为党中央毛主席争光”，召开各级各类动员会、宣誓会，军政治部还主办了《战场报》和《参考消息》，组建了文工团，各师政治部也相继办了小报，对鼓舞士气、交流经验和指挥战斗都起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车敏瞧主任是军队思想工作和党务工作的行家里手，他紧密配合军党委和军首长的作战意图，战斗打到哪里，思想工作和党务工作就跟到哪里，紧扣战役重点，总结作战经验，及时战评，表彰英雄，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

第五次战役前，15军政治部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和军首长号召，专门下达了“普遍开展打飞机”的指示，向全军发出“争取打飞机光荣立功”的号召，打一架飞机立一次战功，在作战第一阶段，85团高射机枪手高荣成打下第一架飞机生俘美军飞行员后，军政治部及时号召全军学习高荣成，开展群众性的对空作战，掀起了打飞机运动，仅第一阶段就击落敌机29架，歼敌850人，使全军在第五次战役的50多天里，击落敌机83架，歼敌9447人，战役结束后，他及时组织战评总结，评功授奖，共评出第一批功臣1109名，其中特等功臣6名，分期分批组织英雄模范代表，回国参加国庆观礼等活动。

第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形成敌我对峙局面，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挖坑道“筑城”作业，他适时发出“修坑道多流汗，战斗打响少流血”口号，把枯燥的土工作业同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联系起来，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坑道内的文娱活动，唱歌、下棋、看书读报，把政治部的《战场报》发到前沿每个战斗小组，这期间，美军常以团以下兵力向15军阵地进攻，均被击退。

10月12日，87团3营反击391高地时，为缩短冲锋距离，减少接敌战斗中伤亡，必须提前潜伏到敌人阵地前，在漫长的17个小时潜伏中，敌人炮火打伤了15名指战员，500余人的潜伏队伍纹丝不动，9连战士邱少云被敌人燃烧弹火星溅落在左腿上，烧着了棉衣、头发和皮肉，他身旁就是水沟，只要往里一滚，就可以把火扑灭，可他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严守纪律，咬紧牙关，以坚强的毅力忍着剧痛，一动不动，直至牺牲。他牺牲后，军政治部及时整理上报英雄材料，志愿军司令部给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上甘岭战役中，军政治部组织机关干部下连队，帮助前线与后勤做好思想鼓动与战勤工作，为了保存连队的种子，他把基层干部分为三个梯队，一套在前沿阵地打仗，一套保存在师团机关，一套在军里面集训，随时可以补充，在上甘岭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中，黄继光忍着7处重伤的剧痛，用胸膛挡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壮烈牺牲。车敏瞧闻讯后，立即令人整理资料，迅速在《战场报》上刊登了《五圣山上的普通一兵》，黄继光的名字立即传遍了上甘岭的大大小小坑道，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军政治工作特别强调树立“必须夺回并守住阵地”决心，在部队中广泛宣传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事迹，激发全军严守纪律和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涌现出了大量的英雄先进人物，仅中央军委授勋的黄继光式英雄就有50多名，在反复的争夺战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孤胆英雄，许多阵地上打得只剩下一个人时，他们临危不惧，英勇奋战，守住了阵地。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他们及时进行政治工作总结，评功授奖，为亲属报功，并在上甘岭驻地召开了20多个直接参战的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代表参加的调查研究会，专门收集上甘岭战役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编写出了10多万字的《上甘岭战役政治工作总结》和《反击391高地战时政治工作总结》等资料。

在车敏瞧主任带领下，15军的政治工作形式多样，卓有成效，使15军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旺盛的士气和坚强的战斗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同样在15军政治部作政治干部工作的还有我县古城镇的车志英，时任15军随营学校政委、干部部副部长，这位原任15军44师131团政委的他，先后参加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战功累累，在朝期间，把一茬又一茬的基层干部培养成战神。

在《激战上甘岭》电视专题片中，车敏瞧将军说道：“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抵御了武器装备大大超出我军的美韩军极其猛烈的进攻，在山头阵地被炮火削去两米的情况下，仍然岿然不动。我军之所以能够这样，除了军事指挥得当、后勤保障有力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我军具有高昂的士气、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这种士气和精神，不是旦夕之间所能培育出来的，它渊源于我军长期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车敏瞧入朝参战期间，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担任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政委、党委书记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后担任吉林医科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车敏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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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光荣·文史||抗日战争时期的

垣曲关家“十八兵站”

原创 黄河原创文学 2018年09月28日 15:04

作者简介：

史光荣 ，男，1965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毕业于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现在垣曲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发表多篇经济论文并获奖，喜好文学，笔耕不辍，在《运城日报》、《黄河晨报》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篇。

抗日战争时期的垣曲关家“十八兵站”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打通驻扎在太行、太岳山区的八路军总部通向延安的交通线，保证总部及129师在抗日前线所必需的粮秣、枪械、弹药、服装、医药等物资装备的供应，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决定在垣曲县黄河北岸的关家村设立第二办事处(当时已在西安设有办事处，后又在洛阳设立第三办事处)，因抗日时八路军列十八集团军，因而当地人称之为“十八兵站”。

一、“十八兵站”的筹建

垣曲地处黄河北岸、中条山腹地，是联结太岳、太行及中原地带的战略枢纽，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战区卫立煌长官部就长期在垣曲莘庄驻扎，关家村紧靠黄河渡口，过了黄河就是抗日后方的前哨渑池县，通过陇海铁路，到洛阳、西安都很便利。

朱德总司令对筹建垣曲兵站及联络线极为重视，1938年2月下旬，总部后勤部就拟从武乡经平顺、陵川、阳城、垣曲，西过黄河的千里交通线上设立18个兵站。3月30日，朱总司令就与彭德怀、左权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友军对打通后方联络线至为迫切，在东南两路军会议上，就后方联络方法商定：由沁源经灵石到永和渡河，由115师护送；沿太岳山脉打通垣曲与陇海路相接，由国民党第14军负责；不得已时经陕北到晋绕五台过正太路南下。

同日，又与彭德怀、左权致电周恩来、叶剑英等，告以：此次军事会议上，对东、南两路军(第14、第47、第17、第3等军，朱怀冰、武士敏、赵寿山各师、杨觉天旅及八路军各部)后方联络方法业已商定：

(一)由沁源经赵城、灵石段，到汾西、隰县、永和，在川口上下游渡河。上列各军、师前送资材均屯积清涧、川口及黄河东岸，渡河后由115师护送，通过同蒲路再由同蒲路东侧部队接运。

(二)沿太岳山脉打通垣曲上下游与陇海路衔接，目前由14军负责。

(三)不得已时拟经陕北到晋北，绕五台再过正太路南下。

根据八路军总部通盘计划和后勤部的统筹安排，很快就打通了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的三条兵站线：

一是北线从陕西的绥德、米脂、吴堡到山西的柳林、离石，主要连接晋西北的八路军第120师；

二是东线从陕西延川的延水关过黄河到山西的永和、大宁等地，主要连接八路军第115师及晋察冀军区部队；

三是重要的南线，从延安南下到西安东去，过潼关到河南渑池，然后过黄河到垣曲、阳城、晋城、高平至晋东南各地，主要连接八路军总部及129师。

三条兵站线中，南线是极其重要的一条，一是跨越山区最长，兵站较为隐蔽，也最为安全；二是护送总部到延安的高级领导最多；三是与国民党合作最多，最便于八路军公开活动。

垣曲关家兵站旧址

设在垣曲关家村的“十八兵站”，是延安与八路军总部联系的重要纽带，它的筹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兵站是1938年7月建成的，但在同年4月就开始负责从垣曲转运物资，兵站建成后，直接归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兵站部领导，下设政治处、押运股、行政管理股、监护队、运输队、军医股、警卫排等机构，配有专用电台和机要人员，其机构为正团级编制，有400多名成员。

机构设在关家村一个四合院内，人多房少，居住拥挤，多数同志都睡地铺，办事处运转后，还分别在河南渑池县的城东关、垣曲同善镇的北垛村、阳城县的次滩河、坪头、莲花山、西哄哄、晋城市的东沟、周村、高平市的宰李(第六分站)、陵川的禹居及壶关等地设立了多个兵站，均为营级编制，隶属于垣曲关家“十八兵站”管理。

由于条件所限，大多居住在庙宇及借住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家里，如垣曲同善北垛“十八兵站”就借住在垣曲县委书记王唐文家里，他的父亲王玉书也是开明绅士，在家里两次拜见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反映老百姓支差挑的东西过重，达120斤，朱总司令向卫立煌建议后改为60斤，他还向彭德怀副司令反映垣曲支差人数达上万人，支差费用太低，每天只有3毛钱，入不敷出，彭向卫立煌反映后，涨到8毛钱。

根据兵站大小，有的有100多人，如高平的宰李兵站就有150余人，有的仅有几十个人，在边远地带还设有分站或派出所，人数更少点，主要是收集情报，保护党和八路军的人员安全通行，传递文件和信件，是延安大后方通往华北抗日前线的一条极其重要的通道。

“十二月事变”后，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反共高潮，很多分站及派出机构被袭击，关家兵站据理坚持到1940年7月，由于形势险恶，兵站连同条东地委及各县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共计千余人撤回到太岳根据地，结束了“十八兵站”工作。

1990年，由于黄河小浪底水库蓄水，关家村整体淹没，关家“十八兵站”已沉入水底，昔日的小村现已全部搬迁到县城附近，以打工为主要生活来源。

原八路军十八兵站关家村旧貌

二、“十八兵站”的作用和意义

根据八路军总部后勤部的要求，设在垣曲关家村的第二办事处，也称关家“十八兵站”，主要任务有四个方面：

一是组织和雇佣大量民工，及时转运由大后方供应前方将士的枪支、弹药、给养、服装、药品以及一些军工生产所用机器等物资。

垣曲兵站组建后，究竟转运了多少物资和作战给养，很难有准确的数字，但仅朱总司令等总部领导急催的重要物资批次就有很多，最早的一批物资应是1938年4月，部队急需换单衣了，但还没有着落，4月14日，朱总司令与彭德怀、左权致电周恩来、叶剑英等：请即催领衣服，并以3万套速自垣曲送来前方，以2万套由延安送120师转五台区。如果每个人发两套，需要20万套。

4月23日，与彭德怀、左权致电林伯渠、叶季壮：经垣曲送晋东之弹药、西药等，应迅速办理，并派得力人护送与交涉船只，何时送出立即告。此间拟派一个团到垣曲接收，约六天行程可达。

6月4日，与彭德怀致电卫立煌：汇往钧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七月份经费638583元5角，已令军需处处长叶季壮亲到垣曲钧部领取以便送往115师、120师及聂荣臻所部，供六七两月之经费。

1939年3月14日，朱总司令还与左权致电林伯渠、伍云甫等，告以：济源已失，估计敌有先占垣曲，断我后方交通可能。请即向国民党军联勤总部预支四月、五月、六月经费，应送前方的，统交杨立三带来。15日，又与左权致电林伯渠、伍云甫，请他们设法在西安收买一批硝酸、硫酸、水银、氯酸钾等化学物品，交杨立三带来。

4月7日，又与左权、杨立三致电伍云甫并告毛泽东等，告以：晋东南出产硫磺、硝煤，望即与陈康白商量是否能开三酸厂或硫酸、硝酸厂，工具能否找到。如能开，请调陈康白来负责。如我们有把握开硫酸厂生产时，则西安之德国硫酸可不买；如不能开厂，则请代买5吨，速送垣曲。同日，又与左权致电林伯渠、伍云甫：刻晋东南情况紧急，敌已开始进攻。四月份应送前方经费全部计331000元及预借30万元和三、四月份运输费4万元，望于19日送到垣曲兵站。80万发六五弹及迫击炮弹2000发、手枪弹2万发、炸药等，均请速赶运渑池转垣曲。

5月29日，与彭德怀、左权致电林伯渠、伍云甫：请立即买好一丈车床及八尺龙门刨床，并用汽车运送垣曲河边兵站。

6月24日，与彭德怀致电伍云甫等，告以：垣曲已被敌切断，一时不易恢复，我大量机器、资料留西安不送，误事极大。此项东西仍应立即设法前送，此间已令唐天际派兵一大队进至王屋镇以南地区接运。希即将机器、资材等运往新安，选适当路线和渡口北运，并派得力人主持，万勿再误。

从这些电文里，我们已能看到当时战事的紧张和垣曲兵站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垣曲仅有6万余人，但驻扎有国民党军几万人，每天都有近万人服务于战勤工作，人扛马驮，非常辛苦。

　　关家渡口摆渡站护送中央领导人和大量干部

二是护送由延安到晋东南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到延安去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

朱德总司令于1938年8月12日至15日、12月21日至22日、1940年5月7日曾3次路过垣曲，夜宿北垛和关家十八兵站两宿，然后到垣曲莘庄、河南洛阳与卫立煌会晤，达成了许多抗日共识。

彭德怀副司令先后3次往返于延安时经过垣曲，第一次是1938年8月29日由垣曲渡河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1月中旬返回时又路过垣曲；第二次是1939年1月初经垣曲去西安，1月17日经垣曲返回八路军总部；第三次是1939年11月6日，从华北前线回延安时路过垣曲，经过洛阳时专门向卫立煌谈了减轻垣曲老百姓支差和扩军的负担，12月中旬从延安返回时又路过垣曲。

刘少奇同志于1938年7月由河南渑池渡黄河到垣曲，到莘庄面晤了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然后由14军军长陈铁护送到阳城。

1939年春天和1939年9月1日至2日，邓小平两次路过垣曲。

至于其他高级领导干部和地方干部、青年学生，经过垣曲关家十八兵站和北垛兵站护送到华北抗日前线的则更多，真正起到了大通道的作用。

三是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加强与友军的联系，互相配合，坚持抗日，共同对敌，同时也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支援前线。

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的长官部设在垣曲辛庄村长达一年多时间，与十八集团军设在关家村的“十八兵站”相距只有三里多路，兵站领导经常过去沟通联系，换发路条，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动员一切抗日力量，一致对外，共同对敌。办事处领导姚一廷就亲自到卫的长官部，面见卫立煌，利用在安徽待过的经历，和卫立煌攀老乡，加强认识和相互了解，最后卫答应尽快拨付一批军需物资并感慨地说道：“抗日，抗日，赤手空拳抗什么日！在我卫立煌的地盘里，谁抗日，我就把子弹发给谁”。为了完成物资转运工作，兵站领导也非常重视与各国民党县党部的统战工作，经常与他们联系，宣传抗日主张，使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极大配合。

四是掩护地下党组织和工作人员，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动员有志青年参加抗日队伍。

朱总司令第一次到垣曲时，就与兵站领导和县委领导说道：“垣曲是个山区，南临黄河，北依太行，战略地位很重要，毛主席指示要在垣曲开展游击战争，你们要在黄河渡口附近和山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以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兵站建立后，在掩护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发展秘密党员，即使后来兵站撤销，党的活动也坚持了下来，同时还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军入伍，走上了抗日前线，仅垣曲县就先后为野战部队送兵1000余人，还有垣曲独立营、垣南支队、各区干队等也先后编为正规部队。

垣曲关家的“十八兵站”，虽然只存续了两年多时间，但为我党我军往太行、太岳八路军总部和抗日前线运送了大批军需物资，护送了大批干部和进步学生，宣传了抗日主张，为开辟和巩固太岳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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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光荣·散文||红色渡口记事

原创 黄河原创文学 2023年04月23日 08:25 山西

黄河文学 原创频道

　　史光荣，运城市作协会员，热衷于红色文化传承，有多篇作品在省市刊物发表。

黄河自夏县瓮口流入垣曲县境，依次经五福涧、安窝、河堤、关家、西滩、寨里、东滩、东寨、芮村、窑头至马湾流入河南省济源市境，是晋豫两省天然的分界线。自古以来，黄河垣曲段各渡口就作为兵防要塞和经济枢纽，既是联接华北与中原腹地的交通要道，又是拱守洛阳长安等古都安全的重要屏障，历朝历代都建有兵防要塞拥重兵把守，保障各黄河渡口的畅通和安全。

一

黄河流经垣曲的第一个古渡是五福涧渡口，对应的村落自然是五福涧村。五福涧村名的由来有多种传说，历史上曾叫过五股涧，传说是由五股泉水在这里汇集形成的村落，也叫过五户涧，传说最早是由五户居民在这里居住而形成的村落，还叫过五虎涧，传说是由一家弟兄五人打死过老虎而得名的，但我更倾向于五户涧的称谓，因为这种叫法更符合北方人见人见事、直接了当的命名习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四曾有记载：“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修治河滩，事见《五户祠铭》”。《水经·河水注》：“五户，滩名也。有神祠，通谓之五户将军，亦不知所以也”。这就是说从北魏直到宋朝，这里就叫“五户涧”，到了清嘉靖年间，县志上开始称之谓五虎涧，光绪以后呢又称之谓五福涧。当然这个名字集福、禄、寿、康、宁之寓意，比五股、五户、五虎要吉祥如意多了。直叫到现在，即使五福涧村因修建小浪底水库而移民搬迁至华峰原上，依然保留了五福涧村的村名。不过这次在村镇行政区划调整时五福涧新村与同在河沿上移民搬迁到此的原河堤村合并成了现在新的河堤村，原五福涧村变成了河堤村的五福涧片区。

五福涧原址，沿黄河两岸不仅是黄河漕运中最重要、最艰险的一段，更是战略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上可谓是远近有名，朝廷有声。建武十一年(35年)朝廷便遣石匠千人在此疏通漕运，汉唐时期又遣石匠千人在此修建栈道，明清时期更是在此“置千总，以防矿徒”，崇祯年间，更是置千总防河、打冰，扼守要道。据五福涧黄河漕运遗址原石崖摩刻记载 ：“崇祯七年，垣曲县正堂段(知县段自宏)防河至此；蒲营都司高防河至此”。“崇祯八年，垣曲县正堂段督口夫打冰至此；分守潞泽参将和督家丁打冰至此”。“崇祯九年，分守山西潞泽参将和打冰至此；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金打冰至此；垣曲县正堂段，打冰至此；捕厅李打冰至此”。“崇祯十年，分守山西潞泽参将薛防河至此；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金防河至此；垣曲县正堂段防河至此；捕厅李打冰至此”，可见当时驻守河防、护卫河防的远不是单纯的地方政府所为，而是汇集了政府、民间、部队的各种力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五福涧渡口更是驻守在夏县、闻喜、垣曲交界地区第五集团军的后勤补给线，所有吃的用的均从五福涧渡口转运，但中条山会战时，国民党守军恰恰是忽略了渡口这里的重要性，守护力量薄弱，使五福涧渡口附近的山区成为日军绞杀中条山守军的血腥屠场。

1941年5月7日，日军发动中条山会战，在距五福涧仅5公里的兑山提前投下伞降兵；战役开始后，日军飞机对五福涧渡口进行了狂轰滥炸，9日便占领了渡口，沿五福涧渡口到垣曲县城(古城)、沿济源到横水公路把参战的18万国民党军进行了双层切割和包围，而由于当时通讯设施落后，第五集团军还命令第3军第7师、第12师等不惜一切代价向五福涧突围，准备在五福涧附近渡河南撤，因此垣曲、夏县、闻喜交界地区成了绞杀场，突围到这里的部队不断遭到成倍日军的疯狂围攻，使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12师师长寸性奇等8名抗战将领血洒疆场。

1946年5月，匪徒刘汉三率残部百余人，偷渡黄河，潜入五福涧一带，连续袭击驻守河防的民兵，惨绝人寰地将俘获的民兵用铁丝分别穿手掌穿肩胛捆作一串串，推入波涛滚涌的黄河，造成36人死亡的“五福涧惨案”，震惊了整个太岳地区，激起了全县人民极大愤慨。

黄河北岸关家渡口与河南班村、段村、陵上

相对应，可以通过仰韶大峡谷至渑池陇海线

二

关家渡口自然位于关家村，关家村立村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因关姓人居多而得名。搬迁以前，关家村位于老县城(古城)南面五公里的一个自然形成的大湾中，风平浪静，河宽水稳，历来皆为兵家必争之地，历朝历代都设有兵营，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军区还在这里驻扎一个通信班，守卫维护国防通信线路。武汉军区的舟桥部队不时在这里的东滩济民渡、寨里、西滩古渡和关家渡口一带架设车舟渡河浮桥进行渡河演练。

要说关家村最具出名的往事，还是1938年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在这里设立的八路军第二办事处，又称关家十八兵站，关家渡口又称红色渡口，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多次途经这里，往返于延安和八路军总部。

1938年2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就拟从武乡经平顺、陵川、阳城、垣曲，过黄河到渑池的千里交通线上设立多个兵站，打通后勤补给要道。3月30日，朱总司令就与彭德怀、左权致电中共中央：友军对打通后方联络线至为迫切，在东南两路军会议上，就后方联络方法商定：由沁源经灵石到永和渡河，由115师护送；沿太岳山脉打通垣曲与陇海路相接，由国民党第14军负责；不得已时经陕北到晋绕五台过正太路南下。

根据八路军总部通盘计划和后勤部的统筹安排，很快就打通了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的三条兵站线：

一是北线，从陕西的绥德、米脂、吴堡到山西的柳林、离石，主要连接晋西北八路军第120师；

二是东线，从陕西延川的延水关过黄河到山西的永和、大宁等地，主要连接八路军第115师及晋察冀军区部队；

三是最重要的南线，从延安南下到西安东去，过潼关到河南渑池，然后过黄河到垣曲、阳城、晋城、高平至晋东南各地，主要连接八路军总部及129师。

三条兵站线中，南线是极其重要的一条，一是跨越山区最长，兵站较为隐蔽，也最为安全；二是护送总部到延安的高级领导最多；三是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洛阳较近，双方接触较为便利。朱德总司令多次到垣曲、洛阳，与卫立煌等深入交谈，达成多项战防合作，便于八路军公开活动。

设在垣曲关家村的十八兵站，是延安与八路军总部联系的重要纽带，它的筹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兵站是1938年7月建成的，但在同年4月就开始负责从垣曲转运物资，兵站建成后，直接归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兵站部领导，下设政治处、押运股、行政管理股、监护队、运输队、军医股、警卫排等机构，配有专用电台和机要人员。其机构为正团级编制，有400多名成员，分散在各个兵站。办事处机构设在关家村关林汉、关丰圣、关胜利的三座四合院内，关丰圣院中主要管枪支修配，电台设在关林汉院南楼上，其它房子住着主任、政委和警卫排战士，人多房少，居住拥挤，多数同志都睡地铺。

办事处的领导先后有姚一廷、曾仁文等，领导从渑池到山西壶关的8个兵站。办事处运转后，分别在河南渑池县城的东关、垣曲同善镇的北垛村、阳城县的次滩河、坪头、莲花山、西哄哄、晋城市的东沟、周村、高平市的宰李(第六分站)、陵川的禹居及壶关等地设立了多个兵站转运点，均为营连级编制，隶属于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和垣曲关家十八兵站统一管理，由于条件所限，大多兵站居住在庙宇及借住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家里。

办事处主要承担八路军方面的军用物资转运任务，兵站同志经常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军民携手用人挑马驮、小船运输等方式，把筹集到的各种军用物资经古城、同善、三里腰、穿窟窿、西哄哄等，运至晋东南抗战前线，在关家村，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动员了起来，儿童站岗，妇女缝衣做鞋，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男人们踊跃当兵，百姓们涌跃支前，常年奔波在崇山峻岭之中，沿途小小村落，到处呈现一派轰轰烈烈的抗日景象。

“十二月事变”后，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反共高潮，很多分站及派出机构屡遭袭击，关家兵站一直坚持到1940年6月，由于形势险恶，兵站连同条东地委及各县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共计1000余人，从关家兵站出发，绕道济源灵山撤回到太岳抗日根据地，结束了关家十八兵站工作。

1997年，由于兴建黄河小浪底水库，关家村处在库区迴水淹没区，垣曲境内的黄河、亳清河、沇西河、西阳河板涧河与五福涧河口等沿河各个村庄都将整体淹没，关家红色渡口及十八兵站所遗存的院落全部沉入水底，昔日的小村现已搬迁到县城南端坡地村附近，村民以打工增收为主要经济来源，但红色渡口精神代代相传。

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区的东塬黄河渡口

三

马蹄窝渡口是黄河流出山西的最后一站，也是山西海拔高程的最低点，与马湾、窑头、芮村、安河等渡口，共处垣曲东原地区，1947年前原属王屋县二区，是连接太岳抗日根据地和中原腹地的水上枢纽。

◎根据《垣曲县志》记载，垣曲古代的疆域东部一直到今河南邵原一带，古称裨邵距垣曲县城古城东九十里，而王屋山为垣曲北山，垣曲之名以王屋山其状如垣，又处黄河河水之曲，故名垣曲，后来不知何时垣曲东部划出王屋县，又将王屋划给归德府，后属济源市，虽划王屋一县归属济源归德府，而垣邑去地三分之二也云云，故而1947年划王屋二区归垣曲即东塬之窑头、蒲掌、英言三乡，实则本属垣邑故地，也是殷商蒲姑和奄都之地也。——山人注。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下后，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9纵、8纵一部及38军8万余人组成陈谢兵团，南渡黄河，经略中原。

7月30日，太岳四专署专门成立了支前指挥部，并在邵原建立了总兵站，由原王屋县县长刘任道任支前民兵司令员兼总兵站站长，当时已决定撤销王屋县，王屋二区已划给垣曲并正在履行并区移交手续，为配合战事，太岳四分区决定支援大军南渡黄河工作还由原王屋县领导，济源、垣曲两县配合，这是王屋县撤建之前最后一件可载入史册的大事。

8月初，太岳四专署支前指挥部给各渡口下达了造船任务，东原地区要在芮村、马湾渡口附近造10艘新船并修复5艘旧船，时间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当时东原地区正在由王屋二区划归垣曲一区，两个县通力合作保证造船任务的落实，抽出副区长王振恒专门负责造船工作，抽调7名区政府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并把任务分别下达到东原地区的各个行政村，窑头、马湾、芮村三个行政村负责承担造船用的大树和船夫，西阳、阳山、北阳、南蒲、韩家河、无恨、英言、白鹅、赵寨、赵家坟、河底河、落凹等村承担造船民工、铁匠、木匠和废铁搜集任务。

为了保障工期，10艘船分10个工地展开，同时开工，每个工地都有200多人昼夜奋战，每个场地都配有木工组、铁匠炉、运输队，吃的住的用的全部由各村承担，听说废铁搜集困难时，垣曲县主动派人送到工地，到8月20日时，10艘新船如期完成，5艘旧船也如期修复，为了把大木船送到黄河渡口，21日晚，战伤未愈的副区长王振恒带领老船工单兴堂、程维元、区村干部莫西春、卫书成、王明胜、安峰、任金五及100多名造船壮士，跳入西阳河水中，用肩扛，用木头撬，费了一整夜功夫，硬是把船撬到渡口水中，等待渡河命令。

8月22日夜12时，陈谢兵团总前委下达强渡黄河命令，芮村、马蹄窝渡口主要护送四纵十一旅左路军渡河任务，马湾等主要护送四纵十二旅右路军渡河任务。拂晓前，各渡口船工在部队掩护下开始启航，来自东原地区的马蹄窝、马湾、窑头、芮村、安河、龙潭沟、东寨的105名艄公和船工，分头上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夜以继日，乘风破浪，昼夜搏击，用3天时间护送上万部队及装备南渡黄河，直插豫西战场。

同时，为保证渡河部队的物资供应，还在马湾、马蹄窝、芮村等渡口分别建立了兵站和招待所、转运站，有3000多人参加支前，磨面碾米，砍柴送草，解决部队吃饭问题，并积极抢修道路，栽电线杆，架设电话线，支援大军南下，涌现出了赵根生、闫登陆等20名渡河骨干船工和单兴堂、卢小东、程维元3名渡河船工模范。

如今，马蹄窝、马湾、窑头、芮村等渡口已被小浪底水库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下，渡口边的村庄已分别移民到英言、华峰、古城等乡镇，但这段红色历史历久弥新，永远刻在他们后人的记忆当中，无论搬迁多远，他们的根，他们的魂，仍留在黄河岸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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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光荣·散文|| 抗战中诞生的垣南县

原创 史光荣 2020年05月24日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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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光荣 ，男，1965年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毕业于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现在垣曲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发表多篇经济论文并获奖，喜好文学，笔耕不辍，在《运城日报》、《黄河晨报》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篇。

抗战中诞生的垣南县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群众，减少地下组织间的横行联系和联络，更好地应对敌人的渗透和破坏，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相继拆分出了一些新的县委机构，有的县还分设出地下县委和根据地县委，仅垣曲周边就有王屋县、垣南县、稷麓县、绛南县等抗日政府机构，有的县在抗日结束后就撤并回归原建置，有的县在全国解放后才完成撤并归建，垣南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和发展，完成历史使命后撤并归建的。

一、 垣南县诞生的背景

1941年5月8日，中条山战役第2天，日军就侵占了垣曲，不久便在王茅尧汗建立了联队司令部、伪县政府、区公所、村维持会等。国民党统治的县政府及区村一级政权也悉数被摧垮，县长侯中和带少数随从在圢坂、西沟等敌占区隐蔽活动，不断向人民催收“六十斤”粮饷，成了只吃饷不抗日的流亡政府。这时，中条山战役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也占山为王，结伙成匪，敲诈勒索，特别是盘踞在垣曲、闻喜交界处的贾真一匪部、盘踞在垣曲解峪南山一带的刘汉三匪部，横征暴敛，屠杀百姓，垣曲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太岳支队组建南下支队，准备建立中条山抗日根据地，1941年12月底由马子谦、符先辉带领57团一个连到垣曲县，向中共垣曲地下县委传达晋豫区党委关于开辟中条山地区的指示，为迎接部队到来进行准备。

1942年3月，八路军南下支队57团在团长黎锡福、政委曹普率领下挺进垣曲，以望仙村木耳河、不落泉、贾家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向南开辟中条山地区。

1942年8月15日，垣曲县抗日县政府在望仙村栗沟成立，张培民任县长，12月县农会成立，李挺锋任农会主任。

为了更好地开辟条西地区，使太岳革命根据地与中条山区联成一片，1942年9、10月间，上级委派原河东特委委员关中廷在垣曲朱家庄创建垣南办事处，并成立一个警卫班，有11名战士，10支步枪。1942年冬季，晋豫区与太岳区合并为新的太岳区，1943年2月，区党委根据抗日战争在相持阶段发展的需要，在垣南办事处的基础上，决定在垣曲、闻喜、夏县交界地区成立垣南县抗日政府，3月份成立中共垣南县委，垣南县归属条西地委(秘密)管辖，1943年10月，成立五分区、五专署，1944年8月建立太岳五地委，垣南县归属于太岳五地委管辖，1945年春，为纪念革命烈士嘉康杰，垣南县改称为康杰县，1945年10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五分区改称为三分区，康杰县又属三分区管辖，年底撤销，所属各区、村回归各县原建置。

二、垣南县的行政区划及机构设立

垣南县政府主要是在垣南办事处基础上建立的，同时成立中共垣南县委，县委和县政府常驻朱家庄的南山村窑坡、古垛、核桃爬等地，也曾驻扎过闻喜石门乡的上下横榆一带，行政区划主要辖垣曲的前后青廉、西交斜、柴家古垛、南庄、河东、河西(朱家)、毛家、南蔡、槐南白、官店、丁村、新兴、乐尧等25个行政村，基本包括了垣曲在绛(绛县)垣(垣曲)公路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夏县的温峪、架桑、东西交口、曹家庄、大寺坪等21个行政村，闻喜县的上下横榆、白家滩、刘庄冶、石门等5个行政村，还有平陆上坪村等，是中条山腹地几个县交界的广大山区，隐蔽条件较好，是太岳区党委通向运城各县区的地下交通要道。

首任县委书记是张希文(又名张经君，夏县兴南庄人)，原任稷麓县委书记，任职时间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第二任县委书记是范振中，任职时间是从1944年6月到9月，第三任书记吴辰(洪洞人)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12月。

首任县长是关中廷，后任分别是杨敏(沁源县人)、赵仁甫(洪洞县人)，各任职一年左右，县武委会主任李建南、农会主任张玉堂、经济贸易局长梁之儒、公安局长马炎。

垣南县初设两个区，1945年增设为3个区。垣曲原划入各村属二区。一区区委书记杨登波，区长赵子玉，二区区委书记贾克泌，区长刘宝书，后为郝毅(阳城人)、李翰辰，三区区委书记胥增全。区委下设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区政府设财粮助理员、民政助理员、公安助理员等，并设区农会、区中队等机构。

三、垣南县在抗战中的作用

垣南县的建置时间虽然仅有两年零十个月，但县委、县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在开辟条西根据地中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情报传递、人员渗透、策反瓦解独立支队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健全了各级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掀起了一次次抗日高潮，有力地促进了中条山区的抗战工作，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局部贡献。

一是迅速整顿和建立了各级地下党组织

垣南县所属区村，大部分为山区，建党条件较好，有的村支部建立较早，如官店、丁村、南蔡、槐南白、朱家、毛家等村在牺盟会时期就建立了党支部，本身家在垣南县槐南白的关中廷县长更是1930年4月由嘉康杰亲自介绍入党的老党员，但由于“十二月事变”影响及敌人破坏等，许多支部停止了活动，许多党员失去了联系，垣南县委建立后，首先对这些支部和党员进行整顿和恢复。如槐南白村党支部原有党员22人，分路东、路西两个支部，1942年、1943年两年内，陆续调出党员16人，其余6名党员编入一个支部，由张承礼任支部书记。官店村党支部书记马曰骥牺牲后，由冯文锦任书记。

南蔡村党支部书记刘怀书牺牲后，由刘宗汉任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誓死保护党的秘密，为加强党员的革命气节教育，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县委书记吴辰亲自在胡家峪对各村书记、党小组长进行了为期七天的集中训练和教育，主要是革命气节教育，通过整顿学习，全体党员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传递情报、抗日锄奸、坚壁清野、发展武装等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有些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整顿恢复党组织的基础上，又着手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创建了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如：在朱家南山发展了3名新党员，即耿中兰、郭光华、郭光林，建立了一个党小组，接着在上下横榆、石门、后青村建立了党小组，发展新党员郭占文、张福牛、董振良等，有效地提高了党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堡垒作用。

二是迅速扩大地方武装，主动骚扰和出击敌人

抓政权首先要抓武装。垣南县抗日政府组建后，立即着手组建垣南县自卫大队，在原警卫班的基础上，扩建为警卫排，排长安金铭，副排长陈新，下设三个班，班长分别是张全才、王保宽、杨金川，不久太岳五分区司令部又下拨了部分枪支弹药还有一挺机枪等装备，并陆续派来大队副队长李梦喜、大队长张振清、指导员卢梁栋、参谋长李元等，垣南县自卫大队遂正式成立，到1943年夏季，部队就发展到了80多人。到第二年时武装力量发展到上百人，活动范围扩大到夏县的奇峰、马村、唐回、温峪、架桑、曹家庄，闻喜的上下横榆、白家川、后川，垣曲的丁村、南蔡、前后青廉、西交斜、乐尧、复兴、南庄、朱家等村。

县大队、区中队在保卫根据地、保卫人民政权的同时，还主动出击，消灭敌人小股力量，配合五分区康支队、四大队、八大队袭击日伪军，破坏日伪军的通讯设施，寻机歼灭敌人，在战斗中历练，在战斗中成长，较短时间内得到了发展和壮大，1945年10月，接三分区司令部命令，调往平陆茅津渡固守河防，1946年前半年编入56团。

三是建立情报联络站，加强情报和除奸工作

在情报工作中，垣南县重点抓了两条，一是建立情报联系制度，二是加强除奸反特工作。为了做好情报工作，县委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村党支部、村公所要及时与县委、县政府联系，做到有情必报；二是县自卫大队、各区中队要及时侦察敌人的活动；三是打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的地下同志要及时报告敌人动向。

垣南县的情报线重点针对独立支队和贾真一的中条山野战军，有太岳四分区司令部派驻的情报站站长张梦龙负责，1944年张梦龙牺牲后，情报工作主要由太岳五分区城防部负责，独立支队方面，太岳五分区司令部派站长赵子玉在朱家庄、郑家岭建立联络站，工作人员有李文、刘秋娃、任火生等，在乐尧椿树圪塔、板涧河建立板椿分站，工作人员有刘廷瑞、常林日等，主要是搞好独立支队的策反工作。贾真一方面，打入贾匪2团3营内的地下党员有刘宝善建立的情报站，有闻喜曲家沟的李向远、毛家湾的张士杰、毛家店头的张星焕、担山石的赵恩普、南蔡的刘好书等负责情报传递，主要是掌握贾匪部队的动向。

在加强收取敌人情报工作的同时，县委要求各区委、各村党支部查清敌人在抗日根据地秘密设立的坐地谍报人员，在准确掌握第一手资料后，县委在1944年10月的某天晚上，组织县自卫大队、区中队和有关村党支部统一行动，抓获了暗藏在根据地的敌人谍报人员李登龙、张庆祥、胡小森、张丙引等人，经过审讯，就地处决，同年11月某天晚上，垣南县大队战士从南山古垛出发到皋落西园岭上阻击敌人，王振明、李来喜等3人到南坡庄抓获顽匪刘应忠时，抓获贾真一坐地情报员刘惠有，当场处死。连续多次出其不意的行动，狠狠打击了敌人的猖狂、嚣张的气焰。驻扎在皋落的日伪军及公路两侧的匪徒轻易不敢出动进攻抗日根据地了。

四是打通地下交通线，接送党政领导干部

垣南县经常担负护送党政干部重任，护送路线有多条，但主要是从南山古垛根据地出发，天黑动身，经朱家庄、槐树庄、老屋沟、槐南白、丁村、坡底、埝堆、民兴村的贾家山、望仙等，与垣曲县抗日政府交接，有时还要过木耳河、舜王坪，越过东西川直接护送到太岳区驻地，返回时再将太岳区的文件、报纸等带回闻喜陈家庄的五分区司令部，是连接太岳区与五分区的重要通道。

1942年6月，在垣南县成立之前，从太岳区抽调15名军事干部准备到条西开辟游击战争，由军分区一个排武装护送到垣曲、闻喜交界处的朱家庄，由垣曲交通员负责带路护送到曲家沟，再由夏县康支队派人接送，到达曲家沟后，由于接送的地下交通员没有到，恐怕是情况发生变化，宁烈等7名同志因口音怕出问题，遂原路返回，华玉峰等8名当地同志，主要是夏县、闻喜当地人，也熟悉路，只身前往康支队所在地，被贾真一匪部的谍报人员发现送了密信，在夏县马家庄遭贾匪抓获，押送到闻喜茅沟贾真一司令部审讯处死，所以打通这条地下交通线路非常重要，垣南县成立后，多次完成护送任务，在护送途中，也曾两次遭遇枪战，所幸护送的干部再没有遭到损失。

　　五是积极搞好匪部策反工作

垣南县当时地处王茅尧汗、皋落的日寇伪军、南山乐尧的独立支队、石门后交的贾真一匪部的包围之中。县委、县政府在抓武装斗争的同时，十分注重斗争策略，积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对独立支队采取中立、团结和争取，通过原任三分区参谋赵子玉、刘廷瑞等同志的努力工作，1945年5月5日，支队长杨鸿水(共产党员)率独立支队一、二大队300余人携带枪支，开至朱家郑家岭宣布起义，后编为太岳军分区第三分区垣南支队。对贾真一匪部采取即打又拉、防止叛入日军的策略，多次提供贾匪出动的情报，屡屡给予重创，后终因顽固不化，处处与人民作对，直到1945年才根据情报把贾匪在皋落炸死，所部被全部歼灭。

六是恢复发展集市贸易，活跃市场，更好地巩固抗日根据地

垣南县抗日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根据地的集市贸易工作，1944年夏季，就在朱家庄南窑建立了盐店和饭铺，是年秋，在郑家岭、店头等地建立了贸易市场，开展售盐、售粮、售布等贸易，设立了专职交易员，还有牲口交易等，市场交易非常活跃。

垣南县还专门成立有经济贸易局，解决战时急需品和村民生产、生活用品的购置和供应，他们利用征收的大烟土和米壳等，到敌占区出售换成金票(日币)，再用金票在敌占区买回布匹、日用品以及急需的药品等，再运回根据地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有金元券、中央票和冀钞，根据地市场上只流通我根据地发行的冀钞票，为了扩大冀钞票的影响力，当时，一元冀钞可购置食盐十斤，一元金元券和中央票，可购食盐八九斤，每斗麦子可换盐二三十年，货源充足，有效保障了供给，不但平抑了市场，也为地方政权建设开辟了税源，积攒了税收。

七十五年过去了，当年的垣南县政府在南山窑坡的四合院，被日军焚烧后，只留下3间土坯瓦房还在风雨中飘摇，房墙已向外倾斜，两根木杆顶着，泥皮上隐隐约约还有六七十年代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其他房子也已几经翻修，几易其主了，看着曾经风起云涌的红色政权中心，颓落到如此地步，心痛的同时，唯有牢记那段革命历史，那段峥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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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光荣·散文|| 抗战时期从垣曲走出的人民军队

原创 黄河原创文学 2019年09月29日 11:06

作者简介：　

史光荣 ，男，1965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毕业于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现在垣曲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发表多篇经济论文并获奖，喜好文学，笔耕不辍，在《运城日报》、《黄河晨报》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篇。

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垣曲县委就十分重视人民武装的建立与发展。当时只有4万余人的垣曲小县，穷乡僻壤，交通闭塞，文化也比较落后，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就先后建立和发展了20余支地方武装，保家卫国，奋勇杀敌，先后有3000余人历经县大队、区干队等地方武装斗争锤炼，先后被整编为正规化的人民军队，有整团、整营、整连改编的，也有分散零星参军的，初步统计，从垣曲走出接受整编的地方武装，有据可查的就有10多支，主要整编到太岳军区所属野战部队中，然后散枝扩叶，把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撒向全国各地，仅1985年统计，在全国各地工作的垣曲籍老干部，仅县团级以上的就有670余人，在本县工作享受县团级以上待遇的100余人，这些老干部大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历练，按照部队改编的时间顺序，主要脉搏是：

一、“晋西事变"前，垣曲县抗日游击队、垣曲县自卫大队、晋豫游击大队等共有700余人先后整编到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

1、八路军垣曲县抗日游击队

1938年2月28日，日军第一次侵占垣曲。中共垣曲县委根据斗争需要，首先抓抗日武装建设，1938年3月，侵垣日军被击退后，县委书记王唐文用牺盟会的名义，在同善镇成立了垣曲县第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八路军垣曲抗日游击队，由负伤留在垣曲的八路军115师班长罗德安(四川人)同志任队长，很快发展到80多人，40余支枪，主要是同善镇附近的群众，这支部队军纪严明，善于打仗，到7月份日军再次侵犯垣曲时，就直接参加了与日军的战斗。

1938年4月28日，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队在王屋县邵原镇黄楝树村成立，唐天际任司令员，晋豫特委要求各县为游击队扩兵，输送武装力量。6月上旬，垣曲县委动员200多名青年参加“抗大”(后转入晋豫边随营干部学校)和游击队，分别编入晋豫边司令部和游击队。

7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垣曲黄河渡口北沿的关家村设立第十八集团军第二办事处，人称十八兵站，属团级单位，编制450人，下设渑池、垣曲、阳城、高平、壶关等10多个营级兵站，负责从西安、洛阳等后方为八路军抗日前线转运物资、护送领导等工作，晋豫边游击队派一大队2中队到垣曲兵站担任警戒工作，队长黄明玉、政治指导员杨廷标。

同年9月，八路军总部与晋冀豫省委在潞城县故县镇召开整编游击队会议，县级抗日游击队统一改称为大队，地级抗日游击队统一改称为支队，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队遂改名为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唐支队)辖7个大队2000多人。

1939年3月，八路军垣曲县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80余人、40余支枪，由队长罗德安、吉光仁(夏县人)带领参加游击支队，编为一大队二连。

2、垣曲县自卫大队

1938年3月，侵垣日军被击退后，县委用牺盟会的名义，通过阎县政府成立了垣曲县自卫大队，大队部设在老县城内的文庙，共有120多人，大队长陈受生，地下共产党员吕汉文任大队教导员(后任二区区长，1939年11月病逝)，地下党员刘杰任指导员，队伍发展很快，到6月时已发展到300余人、100余支枪。

同年秋天改编时有100余人暗地投奔了我晋豫边区司令部，有200余人被编入我党掌握的阎锡山平陆政卫队第3支队第1大队，政卫3支队是由平陆、夏县、芮城、垣曲等县的抗日自卫队联合组建的，曾在闻喜、夏县等地参加对日作战。

1939年6月，山西新军第213旅成立，政卫3支队改编为山西新军213旅59团，垣曲的1大队改为1营，“十二月事变”后，213旅进入八路军序列，1940年5月与决死第1纵队第26团合编为决死第1纵队第59团，1945年11月，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第24旅第71团，1949年5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第55师第164团，后调归青海省军区，改称为青海省军区独立步兵团。

3、晋豫游击大队

1939年4月，在晋豫边区党委指示下，牺盟会又在朱家庄王家岭建立了八路军游击队一一晋豫游击大队，战士都是二区党委通过牺盟会在各村动员参加的，由刘宝善任队长，关中廷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李翰宸，当时的干部有张星照(先后担任垣曲县抗日自卫队队长、晋豫边游击队队长、中条地委总务处长、十八兵站副官处长，后在后勤部工作)、张星炳、臧宪光、刘宝书等，到8月底已发展到近百人，58支枪，3个中队，后大部分人与枪编入晋豫边区司令部，只留下30余人、20余支枪改编为垣曲县县中队，刘宝善任队长。

从垣曲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晋豫游击大队编入到晋豫边区司令部的干部和战士，经过整训，陆续分到晋豫边游击支队各大队。张星炳，被分到晋豫边游击支队7大队，历任晋豫边游击支队第7大队勤务员、八路军总部警卫员，后任晋冀鲁豫第一纵队机要科副股长、股长、邓小平政委机要员、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等职。

1940年2月6日，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在高平地区将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和115师344旅688团，合编为第二纵队新编第一旅，后归129师建制，晋豫边游击支队为129师新编第一旅第2团，随后参加百团大战，转战太行。

古城硖口村的弟敏学就是通过十八集团军北垛兵站，参加晋豫抗日游击支队，后被编入129师新编第一旅，历任特务连侦察班长、排长、旅司侦察参谋，牺牲于潞城。与弟敏学同村的申景选，1939年10月参加晋豫抗日游击大队，后被编入129师新一旅2团3连任副指导员，1944年牺牲在河南林县对日作战中，华峰乡杜村的王嵩龙在垣曲三区经文中柳介绍到晋豫边随营学校学习，分配到晋豫边区司令部作侦察工作，后任晋豫边游击队连长，在“晋西事变"中被敌杀害。

1943年4月28日，在晋豫边游击支队成立5周年纪念日时，新一旅开始整编，撤销了旅机构，将两个团扩编成三个团，这时，晋豫边游击支队的成员分成了4支，一支是原2团机关和连队，由大团编成小团，继承了原支队的沿革，垣曲县抗日游击队原编入1大队2连，就在这个团里；还有一支是新组建的3团，虽然是由旅直和原1、2团抽人组建的，但实际上是由原2团1营模范3连和调给1团的原2团2营6连、7连及晋豫边老战士为主，也有我们垣曲人成份；另一支是原2团2营与1团2营对调后留下来的连队，再一支是唐天际司令员带了一部分干部返回阳城、晋城、沁阳一带组建太岳4分区。

1943年5月，2团改隶太行4分区，1946年1月，2团编为太行4分区第43团，1947年8月15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成立，43团改编为9纵26旅76团，1949年2月28日，全国解放军统一整编，76团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4师130团，参加渡江战役，被陈赓兵团授予“渡江杀敌第一功”奖旗，1951年3月，赴朝参战，归国后改为空降兵建制。

3团的3、6、7三个连都是晋豫支队成立时的连队，新建的第4连和机枪连成员也多数是1938年入伍的老兵，1944年9月6日，太行军区以3团、35团和部分地方干部组成豫西抗日第一旅，1945年1月，原3团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师1旅2团，1948年2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3纵队37旅110团，1949年3月，统一改编为61军181师542团，1951年归60军建制，参加了抗美援朝。

二、东山抗日游击大队整编到太岳军区第3军分区57团

垣曲东山抗日游击大队前身是垣曲县人民武装自卫队。1941年5月上旬，张梦龙同志受地下县委指示，在南蔡村召开秘密会议，研究成立人民武装。二区区委委员关林径、贾克泌、县委地下联络站臧宪光等同志参会，决定成立垣曲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由臧宪光任队长，地下党员梁珍任指导员，到同年11月份发展到40余人、20余支枪。

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太岳军区决定在垣曲东山一带建立东山抗日游击大队，军区派徐治歧同志任大队长，刘永平任副大队长，关中廷任政治委员，下属3个中队、1个工作队。1中队队长任达，70人、40支枪、2挺机枪。任达原籍陕西，曾任乡宁县人民自卫队队长、政治保卫队第二支队第5大队大队长、213旅58团第2营营长。后58团整合到57团，先后任参谋、连长等职，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2中队队长庞晋荣，50人、35支枪。3中队队长史鸿儒，30余人、25支枪。工作队队长臧宪光，50人，30支枪，并有手枪数支，到1942年12月中旬发展到200余人。

1942年5月，东山抗日游击队3中队配合工作队在回村包剿贾真一匪部的横皋队，中队长史鸿儒牺牲。

同年秋，日军集重兵向同善镇马家苇园休整的东山抗日游击队1中队进行合围，中队长任达为掩护徐治歧等身负重伤，光荣牺牲。

年末，东山游击队奉57团命令到翼城县兜垛学习整训，整训后于1943年2月全部整编到太岳军区第3军分区57团，开赴垣曲，连指导员庞晋荣被日军抓捕，在王茅牺牲。

东山抗日游击大队从组建到整编，虽然只有11个月时间，但先后参加大小战斗22次，消灭日伪顽匪近300人，缴获步枪63支，轻机枪2挺，手枪5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500余枚，有18位战士献出宝贵的生命。

1945年10月，57团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13旅38团，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13旅38团，1949年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38师113团，该团是决死第1纵队的老部队，也是太岳南进支队的主力团，战斗力强，长期活跃在垣曲、绛县、阳城等中条山区，1989年撤销番号及建制，38师改为武警机动师，113团改编到8740部队所属的8743部队。

三、由垣南县自卫大队、垣南支队改编的太岳军区第3军分区56团3营。

1943年冬天，条西开辟后，垣南县委在朱家庄南山地区建立了垣南县自卫大队，李梦喜任大队长，县委书记范振忠兼任教导员，李元任参谋，雍良栋任指导员。垣南自卫大队下设两个排，1排长陈新，2排长安晋明，共120人，80余支步枪，两挺机枪，一个掷弹筒。

1944年6月，经过赵子玉、梁文卓等策反，由打入国民党独立支队任大队长的杨鸿水等同志率领300余人在南山地区郑家岭宣布起义，带回枪械300余支，编为太岳军区第3军分区垣南支队，杨鸿水任支队长。

1945年春，垣南县自卫大队、垣南县支队合编到太岳三军分区56团，团长北沙，政治委员吴成德，是由夏县康俊仁抗日游击队、太岳军区第5军分区基干团和垣南支队等组成的，垣南支队编为56团3营，营长杨鸿水，平陆人，在垣曲皋落侦察地形时被敌发现，中弹牺牲，该营副营长文英才，长直古垛人，原任太岳军区三分区垣南支队副支队长，在执行任务时被刘汉三匪部杀害。

在平陆作战时，56团曾在庙底村，歼灭蒋军一个主力团248团，1947年8月1日，升格为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第24旅第71团，1949年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60军第180师539团，1950年2月，师直及539团兼眉山军分区，归60军兼川西军区指挥，后参加抗美援朝，我县参加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很多都在这个团。

如谭家村的杨小来，1945年参加垣南支队，后改编为60军180师539团，任连指导员，在抗美援朝中牺牲，一等功臣。

而我县英言、蒲掌、窑头3个乡，原属王屋县管辖，大部分参加王屋县地方武装，后来被整编到180师540团，如窑头乡马湾任家庄村的任振华，任团副教导员，在负责断后战斗中，为掩护战士突围，他引爆自己身上的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

张城垣，时任180师政治宣教干事、《战士生活报》编辑，曾写下180师很多鲜为人知的战史。

吴成德，新绛人，180师政治部主任，是志愿军中被俘的最高职务领导，180师也是被俘人员最多的部队，在战俘营里他们历经磨难，回国后又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彻底平反。1964年11月，180师番号撤销，539团扩编为江苏省军区独立1师。

四、由垣曲县独立营改编的太岳军区独立第三团

垣曲县独立营的前身是垣曲县大队，垣曲县大队的班底是二区区干队。

1942年3月，二区区委组织委员贾克泌遵照县委书记王铭三同志的指示，正式建立二区区干队。县委将原阎顽县政府保安第一大队起义人员张应科及其战士20多人编为二区区干队，队长由二区区长常育麟(李青)兼任，副队长张应科，指导员关耀。同年7月，张应科又从阎保安队拉过来30余人、16支枪，编入区干队，壮大了区干队力量，张应科任队长。

同年8月，垣曲县抗日支队成立，支队长罗保昌。11月，支队与三区区干队等在麻姑山与日军作战，三区区干队指导员李树元牺牲。1942年12月，垣曲县抗日支队奉晋豫联合办事处命令改为“垣曲县抗日自卫大队”，简称“县大队”，近百人，主要是从二区区干队中抽调60人、步枪30支，编为县大队第1连，张应科任连长，关耀任指导员，2连连长臧宪光，指导员贾克泌，县大队政委由县委书记王铭三兼任，大队长由县长张培民兼任，副大队长黄仁禄。

1943年3月，阎顽县保安第二支队第5大队50余人起义，编入县大队，同年8月，为适应武装斗争需要，垣曲县大队改编为“垣曲县独立营”，营长由县长张培民兼任，副营长肖升禄，教导员张贻春，下属两个连，1连连长张应科，副连长杜泽啸，指导员关耀，2连连长臧宪光，指导员贾克泌。

1945年7月，打入长直石头疙瘩日伪警备队内的地下党员石贵德同志拉出来一个中队，40余人、30余支枪，编为第3连，石贵德任连长，王文任指导员，同年8月，马宽心率驻鸡龙山伪保安队14人反正，参加独立营。

独立营组建后，先后战斗上百次，多次组织小股武装打击日寇，配合夏秋季屯粮，驻守河防，并配合太岳军区72团在西南山区打击贾真一匪部，两次参加解放垣曲城战斗。

1945年12月，垣曲独立营升格为团，改编为“太岳军区独立第三团”，辖一、三、五、七、九5个步兵连和1个警通连，团长肖升禄，政委张贻春，全团1300多人，步枪700余支，机枪12挺，重机枪4挺。

1947年元月，独3团奉命出征，运动战中的第一战是攻打灵石县城，从灵石返回后，又参加攻打运城盐池、平陆南原伏击战等战斗，同年3月，在济源休整建立了一、三营建制，同年7月在邵原休整又建立了二营，同年8月，随陈赓兵团从长泉过黄河，配合主力兵团攻打洛阳。

1947年9月，洛阳战役结束后，垣曲独立3团改编为“河南省军区洛阳军分区独8团”，对外称“五十团”，活动于宜阳、卢氏、嵩县、陕州、灵宝、渑池、新安等地，配合野战军一个军在豫西等地全面剿匪，先后消灭洛宁一带的土匪冯克勤部、陕州一带的土匪秦福生部、灵宝一带的大土匪李子奎部。1948年在河南陕州战斗中，时任营长、历山镇观坡村的王元良光荣牺牲。

1950年，全国性解放战争结束后，洛阳军分区独8团(对外称50团)一分为三，1营南下广西，2营调济南保卫机场，3营及团部主干调河南省军区。独立三团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参考书目：

垣曲独立三团战史片段

垣曲独立三团大事记

东山抗日游击队 马力勇

牺盟会在垣曲 梁国干

抗日战争时期垣曲人民武装发展概况 贾克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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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漕运纤夫栈道

陕州历史上的黄河漕运

三门峡古村 2022-06-11 23:00:01

陕州历史上的黄河漕运

(一) 序

三门峡地处黄河中游。三门峡段的黄河航道，自陕西省潼关入灵宝到渑池县与新安县的交界处西窝村出境，全长283公里。

历史上三门峡辖区的水路运输，含漕运、航运和渡运。漕运，本意为水路运输，后专指成历代政府征收的粮食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主要为水运，间或有部分陆运)。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前，今三门峡地区的黄河水上交通运输便利。从秦、汉到北宋，水路交通繁荣，唐代为鼎盛时期。北宋建都汴京(今开封)，元代建都北京，陕州水路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金、元时期，三门峡上下游不通漕运。至明代，又开通三门峡水运航道。清末民初，陕州地区有了公路、铁路，漕运逐渐终止。

民国初期漕运改为航运(即船舶在一定航道上的客货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公路、铁路因战争损坏，三门峡段的水运又兴盛一时。1950年之前黄河三门峡段的航道尚通。

1956年之后，随着三门峡大坝建设，三门峡段黄河运输主要靠渡口南北运输，简称渡运。

1960年，黄河三门峡大坝建成，长途运输仅在大坝以上河段进行。1980年底，全市黄河沿岸有渡口26个，船88艘。其中较大的渡口有：陕津渡，即太阳渡(也称上河头渡、西门渡)，1960年8月，陕津渡被黄河三门峡库区所淹。会兴渡口(对面为茅津渡)。灵宝老城渡口，也叫曲内渡、西河渡。渑池南村渡口、白浪渡口、阳壶渡口。

1840年之前，黄河上下航运即漕运用的船叫“漕船”。“漕船”起源于古代，先秦时航运用木船，叫“舫”，也叫“漕舫”。秦汉以后有了漕运制度，“漕舫”改名为“漕船”。清朝末年，漕运制度废弃，“漕船”改名为“木帆船”。唐代，刘晏专门根据三门峡黄河航运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上门填阙”。宋代，漕船体型优美，结构合理，航速快。明代，黄河上有“黄河满篷艄船”。明代宋应星《天公开物·舟车》记载：大者可载3000石，小者500石。明代航行黄河中的还有“黄河奏船”(摆子船)，大者载重数千钧(一钧约15公斤)。1970年，会兴渡口有了机动驳船。

1914年陇海铁路通到陕县七里村。1915年临时通车到观音堂。1927年，通到灵宝。1931年通车到阌底镇火车站。1935年(民国24年)，陇海铁路会兴车站、会兴渡口与山西省运城专区成立联运公司，实行公、铁、水路联运。1949年，陇海铁路洛阳到潼关段复修。1956年12月，横跨晋豫两省的三大路大坝钢桥动工兴建，1958年建成通车，三门峡历史上第一座横跨豫晋两省南北的大桥诞生。

1985年4月，济南军区工程兵部队在渑池县黄河白浪渡口处架设了中国跨度最大的索道桥，跨径439米，11月竣工，白浪渡口功能弱化。

1993年12月30日，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通车，会兴古渡功能减弱。

黄河漕运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宋起江南地区成为漕运的主要源地，黄河漕运在与江南地区漕运的较量中处于劣势。那么，黄河渡运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黄河水上运输在与现代陆路交通运输的较量中处于劣势。20世纪20年代，陇海铁路通至西安，由于比水运方便省费由豫省上行之货尽驱于铁路，黄河晋豫峡谷船只明显减少。20世纪30年代，同蒲铁路贯通山西南北，由内蒙古黄河上游而来的货物以及本省黄河沿途的货物，一部分由水路改走铁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公路交通的迅速发展，山西河南一些黄河渡口为公路桥梁所代替。

(二)陕州历史上黄河漕运的历史

黄河大规模航运，在春秋时已有明确记载。《春秋左传·僖公十三年》云：这年(公元前647年)冬季，晋国连年遭灾，“使乞籴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到秦汉之际，黄河航运规模更加扩大，漕运业已形成。故《汉书·萧何传》云：“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史记·萧相国世家》也有同样记载。

汉置河运

因有黄河漕运，西汉定都长安，漕运规模日益扩大。为保证漕运畅通，官方组织人工开始开凿三门峡。三门峡是黄河漕运最险要难行之处，修治此处，一方面需开通河道，便于船筏通过；另一方面也需修凿栈道，便于纤夫挽船。可以说，黄河栈道的始修始建时间当不晚于西汉。

据《太公六韬》该书云：周武王伐殷时，“以四一十艘船济于河”。船只是由渭河入于黄河，顺流东下，经今山西河南间河段，直达商都附近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也许是受此影响或诱导，黄河漕运于战国时期就已雏形。

《竹书纪年》载：“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秦王来见于蒲坂关(今永济市西，隔河与临晋关相对)。四月，越王使师隅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其运送航道当是循鸿沟入黄河，溯晋、豫间黄河而上，达于蒲坂关。

《十七史商榷·诸仓》中说：“秦都关中，故于敖置仓，以为溯河入渭之地”。说明从秦统一全国后，关东地区的粮食就已开始不断地溯黄河西运关中，把战国末在河南荥阳附近敖山上已建的敖仓，扩展为黄河漕运的转运仓。

秦朝漕运，除满足都城的粮食供应外，也为当时转漕给军，供给边疆驻扎军队所需粮秣。据史书记载，秦为维护统一，稳固其统治，很重视边防的加强，为了防止匈奴侵略，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使蒙恬兵而攻胡”，在河套以南地区置三十四县，因河为塞，遣兵远戍，徙民实边，“发天下丁勇以守此河”(今内蒙古境内的河套地区)。然而，这一带地多沮泽而咸卤，不生五谷，其军粮的供给，主要从关东运输，有的远取于滨海的黄(今山东的黄县)、睡(今山东的睡县)和琅邪(今山东临沂胶南县琅邪台西北)等富庶的产粮地区，“使天下飞刍软粟”溯黄河西运而“转输北河”。说明当时在河南北部溯黄河西上的漕运转运线已经形成。

黄河漕运历史悠久，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古代黄河漕运主要担负由华北、江南向西部的关中运送粮食货物的作用，以支持建都关中的朝廷和西部战事，其数量随着历代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不断变化。

纵观黄河漕运历史，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黄河航运功能发生在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一魏国为称霸中原，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后，本着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的，从改善交通状况入手，前后两次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黄河下游开挖了沟通河、淮的鸿沟水系。

隋唐时期，黄河漕运又一次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在统一的短暂的几十年中，河中下游先后完成了广通渠、通济渠和永济渠等大型人工运河，形成了以西安、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南至余杭，北抵涿郡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水系长达5000余里的水运交通网，及至唐代，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在杨坚晚年，全国已呈现出“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局面。隋炀帝时，则结合漕运兴建了大量的粮仓，如洛阳附近的含嘉仓、回洛仓等。新中国成立后，在已发掘探明这一时期的粮仓中，大的可储粮10000多石，小的也可储粮数千石。有一个窖内尚存留有50万斤已炭化了的谷子。

在唐代通过黄河、汴渠从关东和江淮地区运往京都的粮食每年多达数百万石。天宝二年(743年)一年内运抵关中的粮食达400万石，创造了唐代运输的最高纪录。可以想象隋唐时期黄河漕运的繁荣景象。由于受黄河河道及其泥沙和洪涝灾害的影响，黄河漕运有着非常大的局限性。统治者在不断兴修新的渠道的同时，为改善漕运状况.维持漕运畅通，还不得不经常对黄河陕州段河道、渠道加以整治和疏浚，并加强管理。

唐代之前，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古陕州，陆路有西京锁钥的崤函古道；水路则有“水旱码头”、“舟车所会”之称的黄河漕运。

远在禹王治水时，就开辟了三门峡上下游兼备的河边走廊。秦、汉、隋、唐各代定都关中，当时陆路运输工具落后，运费昂贵，唐代曾有“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那时粮饷运输主要靠漕运，即从黄河转入渭河，西至京都。当年，黄河漕运与江山社稷息息相关。

秦时，秦始皇用漕运将在关东征收的部分贡赋从黄河转入渭河，再运至咸阳。

汉高祖时，漕转关东粟，年数十万石。汉武帝时，年漕运关东粟400万斛，供给京师，后又增至600万石。

东汉末年，中原混战，漕运不通。

隋朝建立后，漕运关东租谷至长安。开皇三年(583年)，修建粮仓，隋文帝下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募置运米丁”。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达京师，并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发出号召：谁能从洛阳运米40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今三门峡市)者，免其征戎。开皇四年，采用陆运至陕州，再从黄河转入渭河，达长安。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4月3日)，郿县令侯懿、河北县尉古城师和侯宗三人，押运600石的船只通过三门，揭开了唐代在三门峡开通漕运的序幕。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玄宗李隆基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隋代分段转运的基础上实行了“转段法”。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漕运山东粟700万石至京师(为鼎盛期)。安史之乱平定后，转运使刘晏训练漕丁、漕夫，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分段漕运方式，“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使洛阳至陕州间运费大减，三年漕运七百万石，节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

北宋早期，陕州段漕运，开始转运陕西的粟菽至汴京，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规定：黄河岁运粟50万石，豆30万石。

金、元以后，迁都北京，陕州漕运减少，地位下降。

明代陕州水运又重新开通。洪武七年(1374年)春，明朝为防御蒙古族人南下，开始转运粮饷至陕西、宁夏、河州一带。

辛亥革命后，改黄河漕运为航运，客货兼并。

解放战争中，支前运输军队，粮食、被服、武器弹药。

1949年，公路、铁路被战争破坏，航运药材、棉花、粮食、石膏、山货、日杂、百货、煤、油等物资。

1950年，公路、铁路逐渐恢复，航运降为次要地位。

1956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航运中断，渡运复兴。

三门砥柱图

(三)历代陕州黄河漕运的苦难

漕运中船工的命运很苦，他们中有艄公、门匠和纤夫。三门峡黄河栈道两岸流传的民谣“古无门匠墓，皆溺死也”，便是船工命运的写照。金代诗人周昂《题砥柱图》中也有“鬼门幽险深百篙，人门逼窄逾两牢。舟人叫渡口流血，性命咫尺轻鸿毛”的描述。

“春刮骨头秋剥肉，烈日当头背流油。身背纤绳手扒沙，千里滩河步步愁”，正是黄河纤夫生活的真实写照。

黄河纤夫所走的纤夫栈道

唐人李繁之的《邺侯家传》叙述：“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更不复见。上三门篙工，谓之门匠，悉平陆人为之，执一标指麾，以风水之声，人语不相闻”。(航道领航，门匠篙工以标篙手势及不同颜色旗语等指挥过往船只，因黄河涛水风大浪急，呼喊之声不可悉闻)。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五三》记载：“岁漕经砥柱，覆者几半”。

　　《太平广记》记载：唐神龙六年(公元705年)到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将作大匠杨务廉开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雇夫未与价值。苟牵绳一断，栈道一绝，则扑杀数十人……”。

唐代诗人，陕州司马王建《水夫谣》曰：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

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

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

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

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

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可以说，在古代，在南宋之前，三门险滩及三门六峰是朝廷和陕州黄河两岸人们苦难的象征。

《隋书·食货志》记载：“由于关中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文帝为节俭漕供，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弊者，随令补用，皆不改，外享燕之事，所令不过一肉而已”。

唐武德五年(622年)，西都秘藏之极其珍贵的书画与图书，司农少卿宋遵旨载之以船，溯河西上，送往京师，行至三门，遭到漂没。

公元682年，关中地区因漕运不畅，长安城中仓廪枯竭。唐德宗李适闻知韩洸己运米3万斛至陕州，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7年)，“凡三岁，漕运七百万石。创唐代黄河漕运最高记录”。至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四百万石。安史之乱后，漕粮因税源萎缩，降为每岁一百万石。

唐天宝十年(751年)，陕州城边的运米船失火，一次就烧毁运船251艘，商船100艘，死亡人数600余人。

《史记·河渠书》记载：“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水经注·河水》记载：“自砥柱以下，五户(滩)以上，其间百二十里”的黄河峡谷“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环波怒溢，合十有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舟害船，自古所患”。

即说三门峡谷的鬼门岛、神门岛、人门岛、张公岛，砥柱山和梳妆台，古志上称之为“三门六峰”。在黄河漕运史上，在三门和砥柱间有“百二十里间十九滩”之称。

三门峡地形彩绘图

(四)历代在陕州的凿石开河与黄河漕运疏通

秦、汉定都关中，黄河航道运往关中朝廷的物资，三门峡河道是必经之处。而三门峡河床狭窄，中间有两大岩岛，有三股急流，形似三座大门。鬼门险恶，神门湍急，人门和缓。船只多从人门通过，但人门水下暗礁交错，河中巨石屹立，漩涡重重，行船困难，事故常发，历代王朝曾耗费巨资整治。

公元前206年，刘邦继皇帝位，初建都于洛阳，“因秦之故，资其膏腴之地”，后改长安。后因人口、机构膨胀及奢侈，供给不足，不得不采取张良“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之建议，从崤山之东输粮关中。至武帝时，经黄河漕运的粮食已达“岁百万余石”。

《汉书·沟洫志》载：汉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丞相杨焉提出“从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镌广之”的建议。开凿后碎石落于水中，无法清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遂无果而终。

西汉时期，朝廷机构扩大，官吏增多，所需口粮增大，汉武帝开始修凿陕州地区上下游航道。

魏景初二年(238年)，明帝曹叡命谏议大夫寇慈率工匠5000人，在陕州一带修栈道，平河阻。

晋秦始三年(267年)，司马炎命赵国、乐世率数千人整治三门险滩，疏通河道。“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水经注·河水》)。整修再次失败。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急需接济，次年“诏凿砥柱”。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砥柱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对陕州险段修凿栈道。其中人门栈道，南端起至梳妆台附近，向北经人门全岛，断断续续延长625米，栈道宽0.2~2米，凿成弧形，高2.5米左右。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京师雨水过多，朝廷为解运粮之危，裴耀卿在三门以东置集津仓，在三门以西置盐仓，陕州西南置太原仓(又名常平仓)。东西两仓之间开凿十八里陆路，漕运粮至三门东即入至集津仓，再通过十八里陆路至三门西进盐仓，以避开三门之险，再以漕船运往京师。

唐中叶，为逆转粮食缺乏困境，朝廷与百官多次巡幸东都洛阳，以解决京都粮食缺乏问题。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月，唐玄宗以长安令韦坚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负责漕运。陕尉崔成普偏袒半臂，立于船头，领唱《弘农得宝歌》。

黄河在陕州境内，河道窄，落差大，水流急，为解决漕船负重逆行问题，历代王朝便在黄河两边岩石上开凿了栈道。

栈道，又称“复道”、“阁道”，以供船夫在上面拉纤上溯。

1955年到1957年，文物部门在黄河三门峡人门至下游渑池县与新安县“八里胡同”处；199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小浪底库区的平陆、夏县、垣曲黄河北岸先后发现了625米和5000余米的黄河古栈道遗迹。其古栈道有“牛鼻子”壁孔75个，方形壁孔304个，底孔孔眼380个。

清人贾汉复《栈道歌》“积薪一炬石为坼，锤凿既加如腐削”诗就是讲“烧石沃醢开石法”开凿栈道的做法。

唐朝时，朝廷就设有水运使、陆运使、转运使、常代使管理漕运。

　　黄河北岸垣曲县五福涧栈道崖壁上的东汉建武十一年题记：“建武十一年……时遣石匠□□石师千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陕州栈道修凿记录。

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三门峡漕运遗迹》一书中讲：距黄河以北平陆的龙岩村，相传即是秦时的“运粮城”。

从摩崖题记“自备钱修”、“喜舍资财”、“经营数载”等内容判断，北宋末年后，民间商贾参与修治栈道的事例不断。

从金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完颜安贤“奉峡州元帅完颜崇进差充三门北岸副提控防”的摩岩石刻看，金元时黄河漕运也有其功能。

从明朝的崖刻看，那时的漕运功能主要是防御蒙古入侵。

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和宣统三年的修路题刻看，清朝时期民间依然在利用黄河航运。

自古以来三门峡河段槽窄、滩陡、水流急，是制约黄河航运的首要河段。因此，在河道整治上，主要是对黄河三门峡险段的治理。随着西安至潼关广通渠的建成开通，为进一步提高黄河漕运能力，隋唐对该河段进行了整治。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戊子诏凿砥柱”。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接受褚朗的建议“发卒六千人”，“开砥柱三门凿山架险”试图只在三门陆运，三门上下全通水运。过了一段时间，大将杨物廉又在陕州三门凿山、烧山，岩侧施栈道牵船。所雇拉船民夫“皆令系二抓于胸背，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尽管采用这样残酷的方法，通漕仍然十分困难。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为使漕船避开三门峡之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颠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人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开元年间，在人门北边的岩石中开出了一条长280米，宽6～8米，深5～10米的人工河道，史称“开元新河”，又名娘娘河，又叫新门。开元新河是为避三门险恶水势以通漕船而人工开凿出的一条专用水道，河身南北向，很直，仅北端与人门相汇的出口处稍向西曲转，两岸均为凿开未经修饰的峭壁。这条运河开通后漕船即主要由此通过三门天险。至此三门峡险段的航运条件才有所改善。

《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惠帝时“漕转山东(崤山之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岁百余万石”。后来，抗击匈奴，经略西域，漕粮猛增，“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采乃足”。元封(公元前110-105年)年间，桑弘羊推行均输制度，“山东漕岁溢六百万石”。隋代开凿大运河，宇文恺又通潼关至长安的广通渠，漕运线大大延长，豫晋峡谷漕运更为繁忙。

北宋时期，为了抵御西夏进攻，北宋王朝又重修河道，恢复黄河漕运。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开始维修三门栈道。《宋会要辑稿》“方域”第十载：“(建隆)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诏重疏凿三门”。为保证黄河运路的畅通，宋太祖专门成立三门白波发运司。《宋会要辑稿》“职官”第二十四载：“三门白波发运司有摧捉、装纲各二人，以京朝官三班充河阴至陕州、自京至汴口，摧纲各一人，并以三班以上充”。这种情况至宋仁宗时有了之变。宋仁宗时元昊称帝，建西夏国。宋夏间在关西爆发了激战，陕西军备骤增，这样一来，陕西之粟、菽非但不能转漕汴京，陕西军需反而需关东支援。

《文献通考》卷二十五载：“后(仁宗庆历时)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藏三十万石，而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钱，劳费其广。嘉祐四年，诏罢所运菽……自是岁漕三河而已”。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元昊卒，子谅祚立。至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谅诈卒，宋夏间无大的战事，故在英宗时(公元1064年-1067年，年号治平)，黄河漕运又有所恢复。《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三“漕运”载：“(治平二年)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一百万”。

50年代，三门峡下游杜家庄栈道上所发现的“治平三年开凿栈道题记”，就是黄河漕运有所恢复的证明。宋代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战争也多在东部，尤其清末陇海铁路的修建通车，豫晋峡谷虽然逐步卸去了沉重的黄河漕运负担，但东西部的物资互补、文化交流仍然不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门峡黄河大坝修建之后，豫晋峡谷黄河漕运才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尽管漕运成本极为高昂，但由于黄河漕运水道乃是关乎国家存亡的一条重要生命线，因此在汉武帝、汉宣帝之时仍多次组织民力修缮河道，沿途筑仓。东汉以后，除继续沿用原有漕运河道外，又开辟了一些新航线。刘秀定都洛阳后，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派王梁、张纯主持开凿阳渠，引洛水为漕，以得其利。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治理汴渠、黄河。据《后汉书·王景传》载：“当时发卒四十万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从而保证了漕运的畅通。

古代导航设施以阏流堆台为航标，堆的位置都在突向河道的山嘴处，两堆之间通视良好，堆下距河面约30米。原建筑可能是方形，经过长时期的风雨剥蚀，如今近平圆柱状。总高约10米，下部直径约6米，顶部直径3米左右。当地人认为这些堆台是烽火台，实际是黄河河谷中罕有的古代导航设施“航标”遗迹，它为研究古代黄河航运提供了实体资料。据中国水利史研究专家姚汉源教授考证认为，这是古代黄河漕运导航设施的遗迹，其修筑时间约在唐代。在阏流河谷航行何等艰险，这就是古人修建堆台导航的因由。

(五)黄河漕运对陕州的影响

在唐宋之前，黄河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陕州黄河漕运有着咽喉之称，在古“丝绸之路”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西汉时期，陕州的黄河段就有“水行满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的场面。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孝文帝自关中返回洛阳时，“车驾东旋，泛渭入河”，亲自考察水道。曾用漕运来运输晋秦租粟及解盐东抵洛阳。

《通典·食货志》载：唐时“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说明当时的陕州是名副其实的漕粮转输中心。魏晋时期，都城虽在洛阳，但“以舟载兵入渭”的同时，也用漕运救济灾民。

黄河漕运，也让陕州的商业一度繁荣。《魏书·食货志》载：北魏弘农郡“商贸往来，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唐朝时，陕州城“黄河帆樯如林，仓储货物如山，店铺鳞次栉比，客商往来如织”。

根据《旧唐书·玄宗下》的记载推测，天宝年间，停留在陕州城边的漕运人员、船工、军丁、纤夫、搬运粮米的民工、治水浚河人员、为漕运服务者应在万人以上。

《通典·食货志》记载：“(唐开元十三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黄河漕运枢纽的陕州，一度商贾云集，商旅不绝，茶肆酒楼繁荣。

《宋会要辑稿》：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陕州商税额度居全省第二位，陕州城内就有20余处集市。

漕运的兴盛，不仅给陕州带来了繁华，也让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纷纷到陕州游览，多少名人大家在这块宝地留下文章诗篇。

（尚柏仁 牛占亚 朱家昊）

参考资料：

[1]《北史》卷十《隋本纪上》

[2]《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

[3]《朝野佥载》卷三

[4]《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三》

[5]《三门峡市交通志》1991年人民交通出版社

[6]上官西才编著《历史名城三门峡》200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7]刘书芳编著《三门峡通史》202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8]李久昌等著《陕州文化》202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9]文中插图部分来自《平陆县志》、清绘《九省河流图》、康熙版《黄河全图》、清《黄河舆图》、台湾故宫博物馆藏《陕州附近黄河图》。

黄河彩绘图

五福涧河



山西省垣曲县有个五福涧村，紧靠黄河边，这儿也有一条五福涧河。五福涧村是垣曲县与夏县交界的一个沿黄村，而这条五福涧河则是垣曲境内流入黄河的5条支河之一。在此有一座小桥，桥的这边是垣曲，那边就是夏县了。

20多年前，五福涧村因移民搬迁至华峰乡，而这条五福涧河仍不断流入黄河库区之中。

据悉，五福涧河发源于夏县的蛤蟆沟，经温峪、嘉桑和垣曲县的安头、俊家窑、山头、五福涧流向黄河，全长35公里。

著名的五福涧渡口就在五福涧河入黄处。

五福涧鹰嘴崖

【柳岸】鹰嘴庙的传说(故事)

作者：梦中楼兰 2025-03-30 21:01:02

传说在很久以前啊，垣曲县的五福涧村子里住着一个名叫韩二娃的人。韩二娃的父亲去世的早，他从小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贫苦的生活。他们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他们家里只有几片贫瘠的坡地，这些地里的庄稼总是收成不好，几乎打不到足够的粮食来维持母子俩的生计。为了养家糊口，韩二娃只能去给财主家放羊，以此来换取一些粮食，养家糊口。

　　韩二娃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却非常聪明，每当他看到其他人家富丽堂皇的住宅，以及花天酒地、奢侈无度的生活时，他的心中便会涌起一股酸楚的感觉。虽然他嘴上从不说什么，但内心深处却在默默地渴望，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过上像财主家那样富足阔绰的生活。

　 有一日，二娃登上山坡去放羊，他将羊群驱赶到草木繁茂之地后，便悠然自得地躺在一片茂密的草丛中休息。他随手将手垫在头下，作为临时的枕头，目光投向天空中飘浮的白云，二娃思绪缥缈，遐想连翩。不久，二娃便沉沉入睡，发出轻微的鼾声。

　　 正当二娃沉睡在梦中时，一阵清风微微拂过，两位路过的仙人驾着两片祥云降临在他的头顶上空。

　 其中一位仙人说道：“你看，这放羊娃躺睡的地方，可是一片风水宝地啊。如果有人将祖坟选址到这个地方，那他的后代子孙可是能够世代为官的哈！”

　 另一位仙人也笑眯眯附和道：“确是如此呀，不过，如是能将此地再向左挪上一两尺，那么能够占据这个墓穴的人，一定能孕育出一位显赫的官员啊！”

　　另一位仙人又说：“遗憾的是，这世界上的风水师大多都是学识浅薄，只会骗取人们的钱财，却不能识得真正的风水宝地哈”。

　 另一位仙人也说：“凡人总归是凡人，他怎么能和仙人作比较呢？天机不可泄露！”

　　说完，二位仙人相对一笑，飘飘然而去。

　　在那个山坡上，二仙的对话本来是没有人知道的秘密。但命运的巧合，却让二娃在梦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二娃是个聪明有心计的年轻人，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仔细记下了二位神仙所说的那个地点，并标记好了位置。第二天清晨，二娃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上山放羊。

　 但他这次带上了一把铁锨和一把镢头。因为他心中早有了计划，准备一边放羊，一边在山坡上偷偷挖掘墓穴。

　 一天又一天，经过几天的努力后，墓穴终于挖好了。

　 二娃站在墓穴旁，心中不禁矛盾起来。他心想，自己唯一的亲人只有母亲，只有将自己的母亲安葬在这里，才能让自己交上好运，实现做官的梦想。他的母亲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依然结实硬朗，健康状况良好。这让二娃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我的母亲什么时候才能寿终正寝呢？”

　　 二娃心中暗思，“这真是远水不解近渴啊”。他左思右想，心中渐渐萌生了一个恶毒的计划。

　 这个念头一产生，就像一棵毒草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二娃怎么撵也撵不去，怎么抹也抹不去。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不幸的家庭又遇到了逆子的背叛。

　 又是一天的早晨，二娃照常在山坡上放羊，到了快中午时候，他假装慌忙跑回家中，气喘吁吁地告诉母亲说：“今天放羊时，我不小心让一只羊掉进了一个深坑里，我一个人怎么也拉不上来，需要母亲去帮忙把它拉出来”。

　 母亲一听到东家的一只羊掉进了坑里，马上就紧张起来，于是焦急地对二娃说：“我们得赶紧去呀，可不能耽搁时间，羊要是死在坑里，可就糟了，没法向东家交代呀！”

　 母亲跟随着儿子慌忙奔向山坡。

　 到达坑边时，母亲问二娃：“咦？这是谁家的新墓，建在这山坡上？”

　 二娃回答说：“不清楚是谁家的，但羊确实掉进里面了”。

　　母亲说：“让我看看墓坑有多深，羊在哪里？”

　 当母亲伸出上身向墓坑里探望时，二娃在她身后，突然用力一把将他母亲推入坑中，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锹迅速填土将母亲活活掩埋。

　 埋葬了母亲之后，二娃心情大爽，他站在山坡上高声歌唱来：

头顶白云山，

脚踏翠湖转。

手拿金石块，

　　韩家不出大贤宦，

地陷长江干。

　　二娃这时正完全沉浸在为母亲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的喜悦中。他唱着欢快的歌谣，跳着欢快的舞蹈，他尽情地在这无人的山坡发泄着他内心的激动，想到二仙的话，他此时感到美好前景正在向他招手。

　 就在这个时候，两位神秘的神仙恰好又路过此地，他俩亲眼目睹了二娃的所作所为。又看到二娃如此欢蹦乱跳，心中不禁感慨万分，二仙同时叹息道：“人心难测呀，这个逆子残害母亲真是天理难容！”于是，两位神仙相视一眼，用眼神彼此交流了各自的想法，他们决定同时对这块风水宝地施加神力。

　　他们走到二娃母亲的坟墓前，轻轻地吹了一口仙气。瞬时间，一座高大壮观的庙宇拔地而起。只见庙宇的建筑美轮美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接着，神仙们又走到二娃面前，再次吹了一口仙气。瞬间，二娃的身体发生了异常变化，他变成了一只钩嘴鹰，僵立在庙门前。

　 从此以后，变成钩嘴鹰的二娃就永远在这里守护着母亲的庙宇。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段离奇的故事，就将这座庙宇命名为鹰嘴庙。历经岁月千百年的洗礼，风雨的侵蚀以及战火的摧残，尽管庙宇原型已不存在，但至今仍然可以看见一些残垣断壁和废墟瓦砾。

　　每当人们踏足在这片废墟时，总会想起那个关于二娃及其母亲的传说故事。二娃的贪婪与不孝所造成的恶果，不断地提醒着后人，做人应以诚信为本，孝顺为先。

【编者按】《鹰嘴庙的传说》是一篇关于地名的民间传说。传说在很久以前，垣曲县的五福涧村子里，有个叫韩二娃的人。他父亲去世的早，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贫苦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韩二娃只能去给财主家放羊，以此来换取一些粮食，养家糊口。一日，二娃在放牛中躺在一片草丛昏昏入睡，梦中，他梦见两位仙人对话，一位说，他躺的地方是一片风水宝地，如果有人将祖坟选址到这个地方，那他的后代子孙可是能够世代为官；另一位说，如是能将此地再向左挪上一两尺，那么能够占据这个墓穴的人，一定能孕育出一位显赫的官员；二娃醒来仔细琢磨，觉得这是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他记下来两位神仙说的地点，第二天带着掘墓的工具挖好了一座坟墓，看着挖好的坟墓，他又萌生一个恶毒的计划，他把母亲用计骗到山上坟墓边，趁着母亲不注意，用力把母亲推进坑中，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锹迅速填土将母亲活活掩埋。但他的恶行已被两位神仙看到，他们施加神力，先是变出一座庙宇，又把二娃变成了一只钩嘴鹰，僵立在庙门前。从此，变成钩嘴鹰的二娃就永远在这里守护着母亲的庙宇。这座庙宇也被人们称为鹰嘴庙。后来经过时代变迁，渐渐变成了一废墟。但关于它的传说确实带流传下来，故事告诫人们：人在做，天在看，自行不义必自毙！故事富有传奇色彩，给人警示，很有教育意义！欣赏，问候作者！【编辑：刘柳琴】

五福涧鹰嘴崖鹰嘴庙

垣曲县五福涧石刻 东汉“建武”年题记

(张庆捷 摄)

李小强丨五福涧的前世今生

老山羊札记 2022年11月20日 18:18

垣曲县三晋文化研究会 山西

2021年4月，在垣曲县博物馆里看到保护文物的措施：存放着凿取下来当地的摩崖石刻石块。揣摩摩崖题刻，五福涧附近有几处，对五福涧这个地名有了印象，索性探索五福涧的沿革。

据《垣曲县志》：垣曲县，“垣”指王屋山，山形如垣；“曲”指河曲，县当黄河九曲之一。县因“周围皆山，中垣如曲”而得名。全县的地势北高南低，山环水绕。最高处为舜王坪海拔2321米，最低处为西阳河口，海拔167米(全省最低点)。

黄河自夏县瓮口流入垣曲县境，经五福涧、安窝、河堤、关家、西滩、寨里、东滩、东寨、芮村、窑头至马湾流入河南省济源市境，是晋豫两省的天然界线。

垣曲县内主要河流有亳清河、沇西河、板涧河、西阳河、五福涧河等，都是由北而南注入黄河。五福涧河，也是南北走向，长63公里，最后流入黄河，该河的汇入黄河处的滩头是黄河19处险滩19处之一五虎滩，后来叫五福滩，也是黄河的一个渡口。

我拍摄的垣曲县博物馆的摩崖石之一，是五福涧村西不远的一处题记，题记中有一句：“崇祯九年 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余 打冰至此”、“垣曲县正堂段 打冰至此”、“捕厅李 打冰至此”。明代垣曲隶属平阳府。在五福涧村东三里多地的地方，有一处明代回龙宫寺庙遗址，现在尚存有明代万历二十五年立的残碑《创建回龙宫记》碑，碑文言：“垣之西南距四十里曰五虎涧……石碑署名：平阳卫防守五福涧镇抚朱綋”。这些都说明：有明一朝，这里的名称是“五虎涧”。

那么在此之前这里的名称是什么呢？

查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四：“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修治河滩，事见《五户祠铭》”。《水经.河水注》：“五户，滩名也。有神祠，通谓之五户将军，亦不知所以也”。

三门峡，古称三门山或砥柱山。它地处豫西峡谷。黄河过潼关，东流113公里，即到此地。三门峡谷，两岸夹水，壁立千仞，怪石嶙峋，地势险要，河心有两座石岛把河水分成三股，分别称“人门”、“鬼门”、“神门”，故曰“三门峡”。砥柱正对三门，河水夺门而出，直冲砥柱，然后分流包柱而过，故曰“中流砥柱”。这就是著称天下的三门天险。三门峡砥柱往东一百二十里就是五户涧。宋《太平寰宇记》载“垣县；五户祠，在县西十七里” 。垣曲县的故治在今古城镇附近。以上说明从北魏直到宋朝，这里叫“五户涧”。

当地有个传说：这里最早叫五股涧，是因为有五股泉眼而得名的。我以为此说可信！此取名说最为淳朴，直白，形象，准确。这里最初因为地貌而被人称为“五股”，嗣后，大约也因为太直白了，文人们可能雅称为“五户涧”了。也可能当时确实有五户人家居住在这渡口旁，操持摆渡生意，于是人们就俗称“五户涧”，逐渐流传了下来。

那么什么时候又改称“五虎涧”？为什么叫“五虎涧”呢？

县志载：“五虎涧，在垣曲县南六十五公里的五福涧村”。县志又载：“……原名五虎涧，兄弟五人打死一只猛虎，取名永志”。传说：“古时候，蚁山上经常有猛虎出现，不是伤人就是伤畜，弄得人心惶惶，白天不敢行路，夜间不敢出门。有一天，来了一家猎户，一个老汉带着五个儿子，到此制服老虎。一家安顿下来，老汉看家，五个儿子上山，刀枪弓弩，携带齐全，经过跟踪、设陷、引诱、发弩、格斗，把老虎杀死了”。当地人夸：“这兄弟五人，个个都是小老虎，五个小老虎打死一只大老虎。于是就把村名定为五虎”。涧名遂叫“五虎涧”，滩名因之称谓“五虎滩”。这是正面形象的传说。

还有个传说，是反面的故事：“古时候，这里有一家庭夫妇生了五子，这五兄弟个个虎背熊腰，性格暴烈，在此村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他们一手遮天，危害乡邻，百姓敢怒不敢言。他们以为这块地盘就是他们兄弟的”，于是把地名改为“五虎涧”。

我过去曾为单位收藏过一幅猎虎的老照片，大约是1932年虞乡县猎户打死一只老虎后的虎尸卧姿摆拍。虞乡县就在现在的山西永济县境内，属中条山脉。那里1932年还有大老虎，那么同为中条山脉的垣曲县，在宋元明清朝代里出现几只老虎，也是正常现象了。因此，我认为大约在某年，中条山上生存着几只老虎，经常到这里的涧水饮水，甚至伤到人了，才被众人改口称作“五虎涧”。当然，后来老虎被人除掉了，加之，后来这里出了如同饿虎一般的恶人，大家才传说了正反五兄弟的故事。

明万历版《山西通志》记载；“县西南三十里，清水河在县西南五十里 ，五虎涧在县西南五十里 ”。又载：“明嘉靖时置千总于此，以防矿徒”。嘉庆《清一统志》载，“绛州；五虎涧，在垣曲县西南五十里”。说明直到清朝嘉道年间，这里还叫“五虎涧”。

当地有关于改名“五福滩”的传说：过了若干朝代，有人提出“五虎”不是一个吉祥的名字，由是人们按照古书《书·洪范》上说的；“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改为“五福涧”了。

什么时候改成“五福涧”了呢？

县志载：“清光绪五年(1879)，垣曲有济民渡(东滩)、东寨渡、利民渡(寨里)、省村渡、西滩渡、关家渡、五福涧渡、鹰嘴渡、马蹄窝渡”。清末民初，仅存济民、东滩、西滩、东寨和马蹄窝5个渡口。日军侵垣后，船只、渡口皆被其炸毁。

是不是说明光绪年间这里已经改称“五福涧”呢？

还有个传说：“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太行山到延安开会，途经此地，朱总了解了地名由来，对五个恶霸兄弟进行惩戒，又看地势处在黄河岸边，与河为邻，水为龙，蛟龙与恶虎相斗，天地不和与民不安，犯了大忌”。于是根据朱德的提议，改地名为“五福”，取意“国泰民安，五福临门之意”。至此，“五福涧”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我看此说像是后来附会的！首先，五个恶兄弟到抗战时才被惩处，作恶时间也忒长了点吧？其次，朱老总看地形、风水的理论犹如风水先生一般；再者，抗战时期中条山大战之际，这里集结了国军二十万人之多，将军级就有十几位，没有一位将领提出改名之说，独独朱总闲的关心民事？果真是朱老总改的名字，当地有关文献还不得记载并大肆传颂？所以，朱总取名说是后编取的，完全不足信。

总之，“五福涧”这片地域(河、涧、滩、渡口)很古老，历史很悠久。股、户、虎、福读音相近，五股、五户、五虎，后取“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五福”，“家膺五福”之意，演变称之谓“五福”，而称之河，称之涧，称之滩，称之村。

2001年建成的小浪底水库位于县境的南部。原以为五福涧村已经被小浪底水库淹没，不存在了。翻看地图，发现“五福涧”赫赫然就印在那里。现在，当年的五福涧、五福滩和五福涧村真的已经被淹没在小浪底水库里，而五福村民搬迁到王茅镇和华峰乡之间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村落，沿用原来的村名，人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垣曲县五福涧石刻 东汉“建武”年题记

(张庆捷 摄)

垣曲县五福涧石刻 东汉“建武”年题记

(张庆捷 摄)

五福涧地理位置

李小强

作者简介：

李小强，网名：老山羊。初二辍学。后为化肥厂工人。嗣后参军当兵于坦克部队。复员后一直在事业单位工作，直至退休。

垣曲县三晋文化研究会

稿件校对：徐海龙

图文编辑：姚普俊

稿件编审：王云洲

图文审核：张 飞

李小强丨垣曲摩崖石刻和黄河漕渡（一）

老山羊札记 2022年11月09日 16:14 山西

垣曲县三晋文化研究会

摩崖石和黄河漕渡（一）

那天徘徊在小小的院子里，等待参观垣曲县博物馆，看到院里屋檐下立有两块摩崖石刻，不明就里，随手拍了下来。这些天翻阅在垣曲县拍摄的照片，认真地琢磨了这几通摩崖石刻，原来是有关垣曲县黄河漕渡、栈道和河防的摩崖石刻，很有意思，很有故事！

感谢小明提供的“建武年”摩崖照片，尤其要感谢节减提供的其他照片和检索到的更多资料，勾起我的回忆，增长了我的知识。

现将一些感觉分几天发出。

黄河漕运

黄河漕运是古代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重要经济命脉，它的兴衰也是古代社会经济情况的反映，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考虑，无论定都长安或定都洛阳、开封，都得利用漕运保证东西部地区粮食、物质的交流。汉代时期是调动粮食到首都洛阳。到了隋朝，人口增加，隋炀帝虽然依靠黄河漕运供应，但显不足，不得已而开发大运河，虽遭世人诟病，但的确是解决长安地区百官及民众生机存亡的措施之一。唐代都城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最繁华的城市，人口众多，需求膨胀，关中粮食不能自给。比如，唐初岁漕二十万石，递增到中唐，就需岁漕二百多万石。政府不得不加紧调运中原的粮食入关，漕运对稳定京师、救灾备荒、巩固统治等，更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唐代凿修栈道，疏通碛滩，提高漕运效率，官方的力度更大。

元明清定都北京后，经济命脉转移到大运河，南北方向交通成了经济的热线，东西方向的汉唐漕运经济流通动脉退居次要地位，成为了民间商业和地方经济活动的通道。

古代既然要利用黄河进行运输，就得考虑河流船只的顺水漂移、逆水行舟的上下行驶的动力、效率，就得考虑船只的载重量，逆流回溯、躲避险滩、掠过三门险境等困难问题。古人在实践中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疏通三门峡、辟山路、修栈道、拉纤助力、分段转输、开新河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围绕改善黄河漕渡条件、提高漕运效率进行的。

1998年，我正在撰写窑洞沿革史。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山西省考古所张庆捷们考察黄河漕运栈道的文章，好生羡慕他们能亲力亲为地实践自己所想。从那时起，对黄河漕渡和栈道有了些印象，但是具体详细的数据是记不住的。

根据目前已知的黄河古栈道遗迹的地理位置、道路宽度、配套设施及时断时续等情况综合分析，黄河栈道的用途不象陕西汉中褒斜等栈道那样能够行走车马，提高陆运效益；这里只是为了方便纤夫挽船，提高黄河航运效率而陆续凿修而成的船夫栈道。究其原因，在黄河，漕运有着比陆运运输量大、时间短、耗费少等优点，所以被历代统治者和资本拥有者重视，社会对漕运的需求，自然带动了历代对栈道的改进。而其如凿新河等措施，自然就被淘汰了。

简单地说，当年的黄河漕运段，是河南的孟津、洛阳，过山西的垣曲、夏县、平陆、芮城、永济，再接陕西的河流这一段。当然啦，现如今，这段黄河已经被大跃进的热潮、小浪底和三门峡水库的建设等种种运动和项目衍变的面目全非了。

垣曲县处于三门峡至孟津的河段的中间。黄河垣曲段起于夏县的瓮口村，止于蒲掌乡的马蹄窝，全长近百公里。到同治年间有东寨渡、芮村渡、毛田渡(以上原来属济源）、八里滩渡、板涧口渡、五福涧渡、鹰嘴庙渡、安窝村渡等渡口。截止到解放前，自上而下渡口有五福涧渡、鹰嘴庙渡、河堤渡、青石崖渡、关家渡、八里滩渡(西滩)、利民渡(寨里)、济民渡(东滩)、清河渡、芮村渡十个渡口。自古以来这些都是兵家相争和物资交流之地。

虽然北宋以后国都搬迁，这段黄河的漕运性质有所变化，昔日渡口、河道千帆竞发，码头车水马龙的繁华逐渐不复再现。但是作为民间商用漕运和南北渡口的战略要地，这里是河防的重要地段，任务功能不减反而增加了

古时黄河经常泛滥成灾，历朝都设置机关防御水患，称为“河防”。明代迁都北京后，中央对黄河、运河河工管理行使职权。永乐九年(1411 年)遣尚书治河，自后间遣侍郎、都御史。成化七年(1471年)，设置管理河道职官，称“总理河道”，简称“总河”。随后，漕运、河道两者管理职能分开，形成了漕运、河道两个总督体系。漕运顾名思义，河道简单地说，就是特指黄河的防护工作，保护河堤、防止水灾。河防工程是百年大计，明代潘季驯制定的黄河修守事宜就有筑堤、塞决、护堤等技术规定；又有汛期防守，四防(风防、雨防、昼防、夜防)；二守(官守、民守)；守堤立法和岁修工料的行政规定等。防汛还包括防凌，到清朝后期，官方颁布的垣曲防汛地段是葛伯寨、东滩渡、瞽塚汛、王茅镇、皋落镇、凤山镇。

再有就是黄河的军事防卫。历代政府都委派官员在此安营屯兵，要防汛、防冰凌、防自然灾害；明清以后，还得防农民起义、流寇作乱等或欲从这里渡河北上南下。

简单几个例子：金贞祐五年(1217年)宣差纪伯瑞镇守葛伯寨。金元光二年(1223)高伦迁保葛伯寨。

明代垣曲隶平阳府，明末天下大乱，河南饥民流寇常通过黄河窜扰到山西，知县段自宏在垣曲河段建造了二十七座守护报警台，用免除徭役的方法招乡民，设立团练，以保护垣曲河段的安全。

清代，政府将垣曲渡口列为兵防要关。从顺治二年(1638)开始，平垣营右司把总一员驻守垣曲县，并逐年增加兵防力量。同治元年改隶东滩营，外委一员署在安民坊，五个渡口兵各三，全县防汛兵十七，城兵十二。到了清中后期，为了镇压捻军，防止捻军渡河北上，在垣曲东滩、安窝、五福涧、芮村各渡口常年驻兵人数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一般闲暇时节，大家分工管理，各司其责；如果又闹流寇匪乱，又得防汛护堤忙乱起来，大约就得什么都干了。据说，兵务吃紧之时，正规军达两千人之多，并借调湖南兵士来此防守。地方政府也设置乡团，清同治四年(1865)乡团人数达6820名。当时全县户数8000多户，人口不足3万人，差不多全民皆兵了，同时，仅东滩渡口驻兵的窝铺就多达86间之多。

作者简介

李小强，网名：老山羊。初二辍学。后为化肥厂工人。嗣后参军当兵于坦克部队。复员后一直在事业单位工作，直至退休。

摩崖石刻

摩崖石和黄河漕渡(二)

在这段黄河的沿岸，历代刻有不少摩崖石刻，有题记、有记录，一部分与凿修栈道有关；一部分关乎漕运；一部分为河防记录；还有一小部分就是到此游的无关题记了。不少题记是有年号的，是东汉、唐、宋、元、明、清历代重视黄河交通、漕运与河防的证明，对黄河栈道的开凿，漕运的发展，河防的部署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惜岁月久远，风雨无情，截止到1955年考察的时候，已经有85%以上的题刻漫漶损勒，残缺不全，字迹不清了。现在更兼小浪底、三门峡水库及各种建设的淹没侵蚀毁损，所存者日稀，所幸当年文物工作者抢救性地记录了一批，嗣后又凿下部分题记摩崖石存放于当地博物馆保存，使我们现在能够得以管中窥豹，推想当年历史的风云画面。

我们拍摄的照片上几块摩崖石，恰好是这段黄河的历史见证。黄河古栈道的始建时间不见史籍记载，根据黄河摩崖题记年代排比，最早的是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内容为：“建武十一年口月口日官造口遣匠师专治口口(积临水)水口”、“时遣石匠口(赤)□(知)石师千人”。刻于垣曲县五福涧村西的栈道石壁上。——“口”代表看不清楚的字，( )内字样代表极度近似或可能的字。整条题记说明了几点：

1. 东汉建武十一年肯定不会是最早开凿栈道的年份，因为没有以前一定的基础，就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修葺；

2. 汉代官家很重视漕运，由官方专门组织、派遣匠人凿修；

3. 修缮工程量很大，所需工匠的数量众多，也反映了朝廷的决心和工程的急迫。

我们拍摄博物馆的另一款“唐贞观”题记摩崖，内容为：“大唐贞观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前岐州郿县令侯懿，陕州河北县尉古成师，三门府折冲都尉裴武将军，(扶)阳县开国男侯宗等奉适,(敕)之此导河(之)碛，(从)河阳口口(我认为此二字疑似“转籴”)试上三门 ”。这块题记的文字是我努力仔细辨认的结果。它原刻在安窝乡五福涧村西栈道侧壁上。

经检索，在历代黄河漕运的近百条题记中，与此相仿佛的还有三块，分别是：

1. “大唐贞观十六年二月十日前岐州郿县令侯懿，陕州河北县尉古成师，三门府折冲都尉北(裴)武将军，(林)阳县开国男侯宗等奉适(此)导河(之)碛(从)河阳(武)□(燧)”。据说这块题记也刻在五福涧村附近的栈道侧壁上。

◎此处应该是指从河阳武遂即垣曲东塬附近的秦伐武遂城至此。——山人注。

2. “大唐贞观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前岐州郿县令侯懿，陕州河北县尉古城师，三门府御都尉裴武将军，扶阳县开国男候宗口奉口口口口导河碛，从河阳口口，上三门”。这块题记也是刻在五福涧村附近的栈道侧壁上的。

3. “大唐贞观十六年四月三日，岐山郿县令侯懿，河北县尉古城师，前三门府折冲都尉(有一处于此为‘杜伟’二字)候宗等奉敕造船两艘，各六百石，试上三门，记之耳”，这款题记镌刻在人门附近的栈道侧壁上。

唐代侯懿等人二月奉敕，在五福涧附近整修栈道，清理河滩，疏通航道；三月继续奉敕，疏通河道并试着航行运输；四月又奉敕，到三门峡，造大船，试通航。由于是奉旨行事，所以踌躇满志，一路吃肉喝酒，得意洋洋；大约工作难度不甚太大，因此意满志得，沿途题词刻字，大肆张扬。

至于为什么有两块“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三月”非常相近的题记，我想，大约是有关人员的识别角度以及所见资料的完整性引起的，见图三。我十分怀疑这块三月的题记与博物馆的三月题记那块是同一款，只是有关人员没有亲眼看到这款题记，直接从半截照片上读取而已。但这些无碍反映唐代政府重视黄河漕运，并付诸具体行动的的大势。

明代的故事

查阅资料时，运城李百勤的文章中提到，垣曲五福涧村附近有块明代的碣石，铭文是：

“去思

河底村冯秀才记

崇祯七年正堂段爷

蒲营都司高爷仝防河至此

八年正堂段爷

潞泽营参将和爷仝防河至此

九年正堂段爷

分口潞泽营参将和爷仝领兵夫打桥至此

十年段爷

口口潞泽营参将薛爷

口厅李爷仝防河至此

十一年蒲营千总朱爷防河至此

功口山西潞安道新兵营实授厂卫口口黄邑眷口口洪口

岁时戊寅甲子岁月口口口口口”。

在博物馆拍摄的那块摩崖石，我辨识的题刻内容为：

“崇祯七年

垣曲县正堂段 防河至此

蒲营都司高 防河至此

崇祯八年

垣曲县正堂段 督口夫口口

分守潞泽参将和 督口工口口

崇祯九年

分守山西潞泽参将和 打冰（缺）

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金（缺）

垣曲县正堂段 打冰（缺）

关（？）厅李 打冰（缺）

崇祯十年

分守山西潞泽参将薛 （缺）

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缺）

垣曲县正堂段 防（缺）

（缺）”。

明朝末年，流民造反，到了崇祯五年以后，形势严重，天下更乱，蜂拥而起的农民反叛，使得垣曲一带河防任务繁重。“戊寅”年是崇祯十一年，“匪”乱稍平，冯秀才可能是当地的乡绅，时过境迁，几年间协防感触良多，他记下了往事概要。博物馆现藏的那块摩崖石，所刻的地点也在五福涧村西，内容相仿佛，可惜的是采集没有凿取完整，致使不能卒读，但是二者内容非常相似。

细读“博物馆石”，从称谓、行文、格式等方面感觉到：此处题词的镌刻者是位“体制里的人”。首先，他对别人称呼只带职官，不带“爷”字，仿佛见惯了官场风云、人员沉浮；行文中，潞泽营的“营”字有时也省略了；而李秀才不同，规规矩矩地镌刻了全称，并且都尊称“爷”。其次，从格式上看，博物馆石居然有官称退格镌刻表示卑微的写法，如崇祯九年，“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金”退了一格，这种格式是地道的官场惯例；再有，他对官职的排列尊卑先后自有讲究，谙熟官场的排位；而李秀才是当地人，只认垣曲正堂段爷，始终把他排在第一位。再次，博物馆石比“李秀才碣石”多了位“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金”——金千总，莫非李秀才因为金千总只是当地团练的头目，而没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未列其名于石？如此，辛苦地镌刻博物馆石的人是否就是“金千总”或是他指派的呢？否则，如此相似的内容何必再次记录呢？我操份闲心：很担心崇祯十一年“闯乱”暂时平息后，李秀才如何与金千总相处生存。

不管他们当年关系怎样，镌刻在五福涧村附近的摩崖石刻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当时的历史场面。通过题刻内容可知：当年(崇祯时)“五福涧”叫做“五虎涧”，是以后才改称“五福涧”的。它们记录了明末几年内这段河防的责任人。明末大乱，这段黄河的渡口是重要通道，当地的主官以及协防的兵将重点设防把守。由于时值“多事之秋”，防守官兵除了防起义军、防乱匪，还得防河，其中一项内容是防冰凌防汛。此地渡口大约平时有便桥，冰凌大时就得打掉便桥以通冰凌，否则，冰凌堆积再形成冰桥，方便乱民过河。据载，崇祯七年(1634)、八年(1635)冬季，河南的流寇趁黄河结冰之际想过河北上，被垣曲知县段自宏(垣曲县正堂段)率众团练扼守要道，均没有得逞。冰凌也可能堆积，冲毁堤坝，浸泡良田，所以有时还得打掉冰凌以防汛。现在我们有时还派遣轰炸飞机投掷炸弹消除黄河冰凌隐患呢，可见古人的任务艰巨。

总之，单是这几块摩崖石就反映了这么许多事由，如果更多地收集，更深入地研究，那肯定会有更多的有趣发现。

李小强丨垣曲摩崖石刻和黄河漕渡（三）

黄河摩崖题记再辨识

翻看从庆捷那里借到的书籍《黄河漕运遗址》，在“垣曲县五福涧黄河古栈道遗址”一文中居然看到了我曾经在垣曲县博物馆拍摄的一块摩崖题记石的原拓照片，甚喜。

1997年省考古所和运城地区文化局联合考察黄河漕运遗址，在有关文章中留下了这幅照片及其他线索。考察队的重点不在于此题刻内容，亦不仅关乎一处摩崖，所以辨识略显匆忙，错字衍字时有。

嗣后，为了避免小浪底水库蓄水淹没，尽可能地保护遗址，当地在水库建设过程中，将若干有价值的摩崖题记凿取下来存放于博物馆。当时的工具不外乎铁锤钢钎、尖钻铁錾，凿取过程中不免对摩崖有所损漏，造成题记非原貌存放和面对观众。

我与庆捷、老姚、小明于2021年6月自驾游，游到垣曲县博物馆参观时，看到院里存放有几块凿取下的摩崖石刻，遂拍了几张照片回来，通过辨认，写出了小文“摩崖石和黄河漕渡”以作纪念。现在看来，对这处摩崖题记还是有误识之处，虽无大碍，但毕竟是不完善的。

现在可好，几处资料比照校对，可以基本得出正确结果。我正好有闲，尽量比校辨识一番，以自娱并饕大家。

五福涧这处题记，刻记在黄河漕运栈道外下垂的岩壁上，上距古栈道路面约1.28米，下距河滩地面0.6米。

（图一）

当年考察队识读全文为；

“崇祯七年，垣曲县正堂段口防河至此；蒲营都司高口防河至此；崇祯八年，垣曲县正堂段口口口夫口冰至此；口潭参将口督家丁口冰至此；崇祯九年，口口口潭参将和口打冰至此；防戍五虎涧门下千总余口打冰至此；崇祯十年，口口口口潭参将薛口防河至此；口口口口村门下千总余口防河至此；垣曲县正堂段口防河至此；口口厅李口防河至此来口防河至此”。

2021年6月，我在垣曲县博物馆拍摄的那块摩崖石。

(图二)

回来经过辨识，题刻内容为：

“崇祯七年

垣曲县正堂段 防河至此

蒲营都司高 防河至此

崇祯八年

垣曲县正堂段 督口夫口口

分守潞泽参将和 督口工口口

崇祯九年

分守山西潞泽参将和 打冰（缺）

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金（缺）

垣曲县正堂段 打冰（缺）

关（？）厅李 打冰（缺）

崇祯十年

分守山西潞泽参将薛 （缺）

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缺）

垣曲县正堂段 防（缺）

（下缺）”

——“口”代表看不清楚的字，（）内字样代表极度近似或可能的字。

现在比校后，识别的全文应为：

“崇祯七年

垣曲县正堂段 防河至此

蒲营都司高 防河至此

崇祯八年

垣曲县正堂段 督口夫打冰至此

分守潞泽参将和 督家丁打冰至此

崇祯九年

分守山西潞泽参将和 打冰至此

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余 打冰至此

垣曲县正堂段 打冰至此

捕厅李 打冰至此

崇祯十年

分守山西潞泽参将薛 防河至此

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余 防河至此

垣曲县正堂段 防河至此

捕厅李 防河至此

口口口口 防河至此”

博物馆那块题记文中(下缺)的部分是凿取时损漏所致；文中的“泽(潭)”之辨，“潭”显系考察队匆忙中误读；文中的“金(余)”之辨，“金”是我识读有误，确应为“余”。文中崇祯九年的职官名称我读为“防守”，而考察队识别为“防戍”；巧的是，黄河考察队在有关文章中提到当地发现的一块残碑，并附有照片。

(图三)

为我们比对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参照碑文上所附刻职官名称，此处应为“防守”。其他官职亦有参考此碑的附刻。

前些时候查阅资料时，看到运城李百勤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垣曲安窝村附近有块明代的碣石，他识读的题记是：

“去思

河底村冯秀才记

崇祯七年正堂段爷

蒲营都司高爷仝防河至此

八年正堂段爷

潞泽营参将和爷仝防河至此

九年正堂段爷

分口潞泽营参将和爷仝领兵夫打桥至此

十年段爷

口口潞泽营参将薛爷

捕厅李爷仝防河至此

十一年蒲营千总朱爷防河至此

功口山西潞安道新兵营实授厂卫口口黄邑眷口口洪口

岁时戊寅甲子岁月口口口口口”。

（图四）

黄河边上的颓庙残碑的碑文可以提供相关信息。

据残碑所刻附的文字，我们可以断定：文中第八行应为“分守（口）潞泽营参将和爷仝领兵夫打桥至此”；第十行应为“分守（口口）潞泽营参将薛爷”；文中倒数第二行应为 “功升（口）山西潞安道新兵营实授厂卫山东（口口）黄邑眷口口洪口”。

比对后的全文如下：

“去思

河底村冯秀才记

崇祯七年正堂段爷

蒲营都司高爷仝防河至此

八年正堂段爷

潞泽营参将和爷仝防河至此

九年正堂段爷

分守潞泽营参将和爷仝领兵夫打桥至此

十年段爷

分守潞泽营参将薛爷

捕厅李爷仝防河至此

十一年蒲营千总米爷防河至此

功升山西潞安道新兵营实授厂卫山东黄邑眷口口洪口

岁时戊寅甲子岁月口口口口口”。

通过摩崖石刻题记的识读，可以更好地穿越历史，还原当时的状况，弥补充实史实，了解当时的职官，洞察百姓生活，纠正厘定史料的疏漏。

黄河摩崖石刻

浴血中条山夏县篇(十)

赵剑2025年06月13日 08:03

原创 夏都文脉工作室 山西

群魔乱舞

在日伪血腥的统治时期，中条山地区群魔乱舞，豺狼逞威，土匪猖狂，社会沉渣泛起，坏人得势，好人遭殃。

首先是日本培植的一些汉奸走狗，为虎作伥，烧杀淫掠，比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夏县的祁家河、泗交一带，主要是张同文的“民安队”；在县北埝掌一带主要是贾真一的“中条山野战军”，老百姓称之为“贾部”；在夏县县南一带主要是解保盛的“八支队”。

其中最坏的是夏县祁家河据点的伪军大队长张同文及其一群爪牙。张同文，平陆县上堡村西河头人，1933年被河南土匪绑票，损伤左手，人送外号“一只锤”。1941年5月，日军攻占中条山后，与日军勾结，沦为日本汉奸。

先是在平陆上堡村日军据点内作苦力头(给日军支差的领头)，后向日军索要几条枪拉起自卫团，自任团长，为日军征粮拉夫，搜集情报，无恶不作。1942年春，张同文当平陆上前窑村“维持会”会长，伪自卫队扩展到100多人，改为“民安队”。1944年，张被日军调任夏县祁家河“维持会”会会长，他派部下蒋金合(平陆太寨村地主)等人，将祁家河“民安队”队长王文华杀掉，又被日军任命为祁家河“民安队”队长。

将其所属“民安队”进一步扩充为大队，下辖4个中队、1个特务队和1个驮骡队，连同杂务人员在内共计800人。张同文野心勃勃，梦想当夏县伪县长，并在日军支持下，多次向豫西抗日根据地渑池进犯，妄图将其势力扩展到渑池。

张同文凶暴残忍，奸诈狡猾。他在前窑村任伪维持会长时，设立杀人场，抓到人作活靶子打，用刺刀捅，用火烧，用水泡，活埋，以至挖眼睛，割鼻子，剖膛挖心等等。人被杀死后，掷在村前一个大沟中，任狗咬狼撕，日久天长，沟中尸体腐烂，臭气熏天，白骨堆成垛。

前窑村整日凄惨呼叫声，不绝于耳，过往行人绕道而行，视之为人间地狱，魔鬼巢穴。久之，人们称张为“杀人阎王”或“索命判官”。提起此人，人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平日，张同文带领“民安队”到各村横行霸道，奸淫掳掠，为虎作伥。日军要修公路，他就带“民安队”挨家驱赶老百姓去为日军支差。许多人在修路中饿死、冻死、摔死，被用雷管炸死，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平陆曹河村的刘三礼在黑虎庙岭修路时，因忍受不了折磨逃跑。被张同文抓住，捆住手脚，放在炸药上，炸得粉身碎骨，血肉横飞。

张同文还残杀了许多抗日战士和共产党员。1943年秋，张同文派其“民安队”将曹川地区首任党支部书记王文英杀死。1944年初，张同文杀害的祁家河“民安队”队长王文华，是隐蔽在伪军中的一名抗日爱国分子，他与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有联系。同年，张同文还杀害原“第一战区抗日游击挺进第3支队”(国民党组织)的队长郝广宽，还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谍报队”负责人祁金兰。

郝广宽是平陆县崖头村人，先被张同文诱捕，押解到运城日军师团司令部，将其审讯后放回。张同文恐郝日后东山再起，于己不利，将其抓住，绑在梯子上剖腹挖心。祁金兰是夏县祁家河乡交泉人，是运城最早的共产党之一，他领导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谍报队”失败后，到祁家河泰山庙高小教书，1944年夏天的一个夜间，张同派文刘平带“民安队”，将其杀死在交泉村村东的柴沟河。

张同文“民安队”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也多是一伙地痞、流氓和丧失人性的坏家伙。他们多是靠杀人而升官的，当上官后继续杀人，以图回报张同文和求得继续升官。

文刘平就是其中一个，他是张同文部下的一个小队长，祁家河庙坪人。1944年，祁家河据点日伪军到曹家庄一带“扫荡”，血洗樊家沟，就有文刘平参加。日军指挥官特别赏识文刘平，奖给他一把日本指挥刀，一匹大洋马，并升他为“民安队”小队长。这条忘祖灭宗的疯狗，一下子忘乎所以起来。他对人就说，“只要给官给钱，皇军叫我杀亲爹，我都干”。此话传到他爹耳朵里，吓得他爹不敢在家里住，躲到山上去了。

文刘平驻扎在东北庄的炮楼上，炮楼东南十来里有个兑山村。村里有个张平喜，他的女人胡翠英，温柔善良，颇有几分姿色，被张同文“民安队”小队长文治业看中，要抢胡做他哥哥的老婆。文治业给文刘平打了招呼，文就把张平喜抓到炮楼上做饭。一天吃完早饭，文刘平笑着对张平喜说，“我把你杀了吧！”张知道这个魔王杀人，就是在说说笑笑中干的，吓得他战战兢兢地说，“文队长怎么给我开这个玩笑呢？”文刘平马上翻脸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你快去提水”。文刘平用张提的水洗了刀，即把张拉到炮楼外杀掉了。

胡翠英丈夫被杀后，文治业立即带了许多伪军来到兑山村抢亲，胡被迫离家时，哭得死去活来。祁家河解放后，此事被编成《新三上轿》，在各村公演，用以揭露日伪罪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1945年6月3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祁家河解放。文刘平被俘后，在曹家庄开公审大会时，被愤怒的群众用乱棍打成肉酱。张同文被俘后，被押往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的路上逃跑。之后，他逃到陕西一带继续对当地老百姓作恶。陕西解放后，他又跑到四川雅安县改名换姓隐藏起来。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随解放军南下，在雅安担任区书记的龚连东(平陆曹川人)认出，抓获押解回平陆，经平陆人民政府批准，群众大会公审，执行枪决，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在埝掌、马家庙一带的“贾部”，也给中条山老百姓带来深深的伤害。

贾真一，别名润藻，山西省清徐县人，参加的是高桂滋的17军，中条山战役中负伤，留在垣曲养伤。伤好后，收罗散兵游勇，拉起队伍。随后，通过第17军高桂滋，得到“第一战区司令部第六挺进纵队第17支队”的番号。1941年10月5日，在垣曲县金古垛村举行成立大会，贾任队长。下辖2个大队，1个特务中队，3个特务工作队，约300人。1942年春，贾部扩充到3000人，改番号为“26纵队”，下辖3个大队，活动范围为垣曲、闻喜、绛县和夏县的埝掌和马家庙一带。

贾真一及其所部在中条山，与日伪勾结，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共产党及所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

　　1942年4月13日，康俊仁抗日游击队住在李家坪一带。贾真一“中条山野战军”集中1300余人进攻李家坪，企图围歼康支队。康支队领导康俊仁、赵启才、崔晓涛得到情报后，决定采用“金蝉脱壳”的战术，杀一个回马枪。

赵启才命小队长王景和，带领十八、九名战士化装成日军，到山根一带放火打枪，制造假象，稳住贾真一部队。同时，大部队撤离李家坪，向山上的吉家岭突进，趁敌不备，形成反包围。

当夜，康俊仁带领一个中队携两挺机枪，上吉家岭，从正面进攻贾部司令部。赵启才带领一个中队，携两挺机枪，进樊家岔解决贾部特务队，然后向敌司令部挺进。又组织民兵10人一组，配一支步枪，埋伏在郭家坪到大岭根的各个山头，等吉家岭枪声一响，各山头都打枪呐喊。

次日8点，康支队各路人马安全进入阵地，康俊仁上了吉家岭，看到贾真一部队，全部集中在祁家坪开大会。康俊仁下达战斗令，机枪、步枪一起向下猛射，敌兵被打死几十个，乱作一团。

赵启才中队听到枪声，也迅速向祁家坪包抄过来，截断了敌人后路。这时各山头一起打枪呐喊，冲了下来。贾真一部乱成一锅粥，从郭家沟杜梨树一带狼狈逃窜。此次战斗共歼灭、生俘敌300余人，缴获大炮2门，机枪6挺，步枪100多支。

1942年6月，中共晋豫区党委派遣20多个军事干部，在第17团护送下赴闻喜、夏县开展工作。其中梁英瑞、薛忠民，华玉峰等8名干部。在途经马家庙一带时，被贾部牛得腾部抓住，施以严刑拷打，最后予以全部杀害。垣曲民兵、干部及其家属经常被贾部抓去挖眼、断肢或处死。

1945年5月，太岳军区集中2000多人，向贾部进行攻击，15日夜，第25团在垣曲皋落的西窑，炸死了贾真一，贾死后，张国栋代理司令。在22日，张率部队从皋落到蔡村，钻进孙定国司令的口袋阵，被全部消灭。6月5日，康支队又将夏县埝掌的贾部两个团包围歼灭，至此，盘踞在中条山影响极坏的贾部被清除。

　　夏县解保盛“八支队”，也与日军勾结，专跟共产党作对，是一支残害人民的反动队伍。解保盛，夏县瑶峰镇解村人，19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本村念过两年小学，当过两年的长工。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委派王正儒在夏县建立游击队。这时张鸿博、杨德山、解保盛、李乐天等人相继报名参加。经过努力，组织扩建了第五、第八、第九、十支队。任命解保盛为“第二战区抗日游击第8支队”，简称“八支队”的支队队长，李乐天为参谋长。

1940年，解保盛的参谋长李乐天投降日军，而解保盛继续与李保持联系，至此解背叛了抗日。这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8支队刚开始是好部队，后来变坏了”。解命部下四处抢劫民财送给李乐天，贿赂日伪，从中捞取好处。1941年，李乐天从夏县日军手中弄出30支步枪，1挺机枪送给解保盛。解的实力得到第一次扩充，达100余人。1942年，李乐天调往运城，又给解弄了一批武器。解第二次扩充实力，四处抓兵，收容国民党散兵70余人，伪军投来200余人，关培成从河南带来30余人，连同原有的人马，共计达到1200余人。

这时候解保盛狂妄自称，“阎锡山老大，我老二。”肆无忌惮的勾结日伪，对付和攻打我抗日游击队，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所到之处，抢劫民财，奸淫妇女，残害百姓，无恶不作，杀无辜百姓，其中，夏县禹王镇西秦村赵有喜一家六口被杀害，夏县尉郭乡中卫村李忠忠全家9口被杀绝。被当地老百姓骂为“土匪”。

1945年5月24日，太岳部队第25团，54团和康支队对解保盛的老巢，夏县禹王镇的师冯、西秦，水头镇的小晁、兴南庄，发起进攻。解保盛率部向同蒲路西的曹张、水头窜去，其经营多年的巢穴被捣毁。从此，解保盛只敢在日军碉堡附近活动。

日寇投降后，解保盛狂妄自大，企图坐夏县“土皇帝”。当胡宗南大举进攻晋南解放区时，他误认为消灭共产党的时机已到，穷凶恶极，自愿打先锋，率部进入胡张乡的中晋村，妄图伺机进攻我峨眉山根据地。太岳军区决定，由56团1营将其歼灭。农历腊月11日，张鸿博营长率领1营战士，于当晚向中晋村守敌发起进攻。经一晚激战解保盛8支队几乎全部消灭。击毙、俘虏200余人，解保盛仅带30多名残兵，从涑水河槽逃窜。

中晋之战后，李乐天看到解保盛已无指望，便抛弃了他。失去李乐天这个靠山，解犹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他与参谋长关培成商议，将武器埋藏在夏县墙下村的一座砖墓内，解利用关培成在阎锡山身边一个同学关系，谋得一个营长之职，驻扎在解州一带，苟且偷生。

不料众叛亲离，关培成密告他私藏武器，图谋造反。国民党运城专员命关培成带人，从墙下村砖墓内提回武器，拿到证据。借开会之名，招解保盛、方发祥、乔金元三人回运城。在城门口，国民党宪兵以进城搜身为由，蜂拥而上，将他们五花大绑，拉去刑场，枪决于运城郊外。

参考资料：

[1] 杨圣清编著的《魏巍中条》

[2] 杨圣清编著的《苦痛的记忆—中条山难民口述历史实录》

[3] 曹小藩编著的《国家记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抗战纪实》

[4] 谭善洋编著的《中条山最后十日记》

[5] 杨一凡编著的《中条山战役夏县战场巡礼(1-14)》

[6] 寸锰编著的《国家记忆》

缅怀革命英烈，坚守初心使命

发布时间：2019-11-11 09:00:55

为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进一步激励全体党员干警继承革命先烈遗志，铭记历史重任，发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11月6日上午，在县委政法委的组织下，垣曲法院党组班子成员、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等50余人前往解峪乡五福涧惨案烈士陵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缅怀革命先烈 ，追忆英雄事迹。

烈士陵园庄严肃穆，在五福涧惨案烈士纪念碑前，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致敬默哀，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五福涧惨案殉难烈士的光荣事迹，追忆革命先烈们为了国家的安宁、人民的幸福，舍生取义奉献一切的崇高品德，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仰怀念和继承遗志、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司法事业的坚定信念。法院入党积极分子狄若男同志代表全体干警作了表态发言。

历史不容忘记，英雄更不能忘记，我们今天尽享和平之美好，应该铭记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今天幸福的先烈们。这次革命传统教育非常有意义，既感悟了历史沧桑，又体味了革命情怀，大大增强了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和荣誉感，今后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忠心向党、矢志不渝的政治品格，传承这种伟大的精神，弘扬这种不朽的民族魂魄，以革命烈士们为榜样，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精彩篇章。

责任编辑：张天琦

◎五福涧惨案

 中条山，横亘在黄河和涑水河、沁河之间，全长160公里，号称晋南屏障。它东跨王屋山，西瞰晋南平原、北连太行山脉，南隔黄河天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前曾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基地，抗战胜利后归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所辖。这一带的匪患比较复杂。

　 1941年5月7日，日军纠集4个师团和4个独立旅团，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当时驻守在中条山腹地的国民党20万大局惨败，所以垣县、夏县一带到处是散兵游勇。

国民党第17军军长高桂滋，在逃过黄河以后，他为了扩充实力，指示他的部下以“保卫家乡”为名，纠集四五百人成立了“中条山游击司令部护垣支队”，重新打人中条山。后改为国民党独立支队，刘仰宸为支队长，下辖4个大队。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失去控制，基本上成了土匪队伍。1944年，第三大队大队长刘汉三，杀了刘仰宸、当上了支队长。他们自成系统，打家劫舍，为害一方。鬼子没见打多少，但是祸害老百姓却真的有一套。

中条山地区，地势险要，国民党和八路军势力交错分割，刘汉三利用这种复杂的局面，往来流窜袭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刘汉三趁机纠集汉奸、伪军和逃亡地主、地痞流氓扩充势力。还不到一年，这股土匪就已近2000人。

刘汉三是山西垣曲县人，此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十恶不赦，人称“七寸蛇”。他的手下，大多对八路军有刻骨仇恨，因此十分顽固凶残。仅仅在1946年6月这一个月中，就在垣曲境内制造了三起惨案！

原土坪惨案：6月16日拂晓，刘汉三率土匪200多人，袭击了原土坪村和驻村的垣曲县黄河河防委员会，杀村干部和前来检查工作的县、区干部4人，河防委员会4人。

皋落惨案：6月下旬，刘汉三带土匪30多人，袭击垣曲县皋落镇2区区政府，把农会干部、群众7人用刺刀挑死。区长杨锋负伤被俘，土匪将其残忍杀害。

五福涧慘案：五福涧村位于黄河北岸。垣曲县2区的民兵在该村担负监视南岸国民党军队的任务。6月27日夜，刘汉三带了土匪数百人，偷袭守河民兵，把被俘的57名民兵，全部推入黄河淹死。

刘汉三这帮匪徒杀人如麻，恶贯满盈，当地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垣曲县县大队与匪徒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先后作战数十次，终因兵力悬殊，加上黄河南岸蒋匪军的支持，没能剿灭这股土匪。

匪首刘汉三，几番清剿却侥幸逃脱

潜逃数年后被擒时，伪装成小贩

肥羊爱吃草 2021-02-06 18:23:01

1954年夏季的一天，山西省垣曲县的几个农民到西安办事。办完事后，几人在街上闲逛，当走到莲湖区的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时，发现了一个摆摊的小贩很眼熟。小贩正向顾客卖他的东西，生意还挺红火。

其中有个农民忽然说道:“咦，这个人好像刘汉三啊，你们看是不是?”

另外几个农民听他说话，都不约而同的把头转了过去，悄悄的围上前去辩认，发现果然是刘汉三!

这几个农民很高兴，留下了两个人在小巷口监视，另外两个人火速到公安机关报告。西安市公安局立即出动，抓住了这个小贩，经过审讯，这个小贩就是逃亡了近5年的山西中条山匪首刘汉三！

西安市公安局，马上通知了垣曲县公安局。垣曲县派人将刘汉三押回垣曲。当地群众知道抓住了刘汉三，真是大快人心!这个刘汉三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是如何占据中条山称王称霸的呢？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中条山，横亘在黄河和涑水河、沁河之间，全长160公里，号称晋南屏障。它东跨王屋山，西瞰晋南平原、北连太行山脉，南隔黄河天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前曾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基地，抗战胜利后归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所辖。这一带的匪患比较复杂。

　 1941年5月7日，日军纠集4个师团和4个独立旅团，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当时驻守在中条山腹地的国民党20万大局惨败，所以垣县、夏县一带到处是散兵游勇。

国民党第17军军长高桂滋，在逃过黄河以后，他为了扩充实力，指示他的部下以“保卫家乡”为名，纠集四五百人成立了“中条山游击司令部护垣支队”，重新打人中条山。后改为国民党独立支队，刘仰宸为支队长，下辖4个大队。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失去控制，基本上成了土匪队伍。1944年，第三大队大队长刘汉三，杀了刘仰宸、当上了支队长。他们自成系统，打家劫舍，为害一方。鬼子没见打多少，但是祸害老百姓却真的有一套。

中条山地区，地势险要，国民党和八路军势力交错分割，刘汉三利用这种复杂的局面，往来流窜袭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刘汉三趁机纠集汉奸、伪军和逃亡地主、地痞流氓扩充势力。还不到一年，这股土匪就已近2000人。

刘汉三是山西垣曲县人，此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十恶不赦，人称“七寸蛇”。他的手下，大多对八路军有刻骨仇恨，因此十分顽固凶残。仅仅在1946年6月这一个月中，就在垣曲境内制造了三起惨案！

原土坪惨案：6月16日拂晓，刘汉三率土匪200多人，袭击了原土坪村和驻村的垣曲县黄河河防委员会，杀村干部和前来检查工作的县、区干部4人，河防委员会4人。

皋落惨案：6月下旬，刘汉三带土匪30多人，袭击垣曲县皋落镇2区区政府，把农会干部、群众7人用刺刀挑死。区长杨锋负伤被俘，土匪将其残忍杀害。

五福涧慘案：五福涧村位于黄河北岸。垣曲县2区的民兵在该村担负监视南岸国民党军队的任务。6月27日夜，刘汉三带了土匪数百人，偷袭守河民兵，把被俘的57名民兵，全部推入黄河淹死。

刘汉三这帮匪徒杀人如麻，恶贯满盈，当地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垣曲县县大队与匪徒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先后作战数十次，终因兵力悬殊，加上黄河南岸蒋匪军的支持，没能剿灭这股土匪。

1946年6月下旬，太岳军区决定抽调太岳军分区独立第3团、分区特务连，会同垣曲独立营、阳城和晋城民兵团，共约3000多人，组成联合剿匪部队，由太岳军分区司令员郭庆祥统一指挥，清剿刘汉三顽匪。

1946年6月底，郭庆祥带领第4军分区特务连从济源出发，日夜兼程向西挺进，来到垣曲小赵村一带，与其他剿匪部队会合。

7月3日，各部队负责人在小赵村召开会议，经过研究讨论，决定立即开展全面军事行动，如能消灭更好，消灭不了，也要把刘匪压缩至板涧河以南地区。还商定了在进剿的同时，还要把被破坏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恢复起来。

第二天ー大早，大部队开始沿着亳清河一字展开，朝西南方向推进，对每一座山梁、每一条沟岔进行搜索。在20天中，与土匪作战30余次，歼敌俘匪200多人，捣毁匪巢4处，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其余土匪纷纷窜过板涧河，向黄河沿岸据点逃窜。剿匪部队乘胜追击，推进到板涧河流域。部队发动了群众，召开大会控诉土匪罪状，大力宣传剿匪战绩，同时还瓦解土匪，发动土匪家属、亲友，通过捎信，到匪巢探访，向匪徒宣传宽大政策，劝其改恶从善，弃暗投明。就这样，截止到7月底，先后有800余土匪携带枪支弹药向各级人民政府自首，这样一来，大大孤立和削弱了匪土的势力。

剿匪部队还协助地方政府先后在20个村建立了民主政府，帮助各村建立了民兵小队、分队，并配发了武器弹药。在当地形成了“一处有匪情，八方来支援”的局面。

　　刘汉三和国民党保持着联系。所以在清剿中，他率残匪逃过了板涧河，龟缩在国民党军的黄河沿河据点里，依仗着黄河南岸国民党河防部队的火力支援负隅顽抗。剿匪部队几次南进，每接近河岸10多里时，就遭到了对岸国民党炮火袭击，使剿匪部队不能放开手脚剿匪。因而，垣曲县剿匪部队和顽匪的斗争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10月底，太岳军区认为，剿匪部队已完成了预定任务，给土匪以沉重打击，但是想要彻底剿灭刘汉三匪部，尚待时机，于是就命令垣曲独立营就地监视匪情，主力随之撤出。

1947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已进人第二年。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中原之后，8月，太岳兵团在晋南强渡黄河，横扫豫西。国民党的黄河防线被彻底粉碎。失去黄河南岸蒋军的支援，刘汉三龟缩在黄河以北、板涧河以南的狭窄地带，孤立无援，成了瓮中之鳖。10月，太岳军区决定抽调第四军分区特务连、济源独立营、垣曲独立营和阳城、晋城、夏县民兵团，垣曲各区干队，共2000多人组成了联合剿匪部队，由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张耀负责指挥，这次要彻底根除中条山匪患。为了防止土匪南逃、西窜，指挥部决定部队分为南、北两路，迂回包围，围歼敌人。剿匪行动即刻展开，各部队按照部署分头行动。

垣曲独立营营长褚立让，负责的是南路，他带领着部队于21日早晨，从驻地赵家岭出发，沿黄河北岸的柴和庄(柴火庄)、河堤、原头坪、安窝，向五福涧围剿，切断土匪南逃之路。

北路的张耀副司令员，也率领着部队在同一天的上午出发，向晁家坡、解峪镇，槐坪、松树坡进剿。第3军分区夏县民兵团，则负责防守垣曲、夏县交界的退山(兑山)口，堵住土匪西逃的唯一退路。

10月23日晨，南路前卫垣曲独立营第1连，在穿插到黄河岸边的河堤镇北时，发现西北柴和庄一带有土匪。连长翟洪林、指导员王文灿立即命令部队跑步前进，抢占河堤渡口，同时向营长褚立让报告。褚立让立即命令第2连抢占柴和庄南山头，阻击土匪南逃，并令第3连迅速向西挺进，务于中午袭占安窝渡口。

第2连在连长阎保成和指导员师维垣的带领下，抢先于土匪之前占领了南山头，于此此时，大约百名土匪，也冲出了庄门，边打边沿着小路扑过来。阎保成沉稳的指挥部队说道：“放近点再打，越近越好！”

土匪们嚎叫着扑了过来，离战士们越来越近，50米、30米，20米。

“打！”随着连长阎保成的一声令下，战士们机枪，步枪一起开火，前面的十余个土匪应声倒下，其余的匪徒转头向北逃去，战士们立即乘胜追击，土匪大败。此次战斗共击毙、俘虏土匪50多人，下午阎保成连占领了陡坡场渡口。

第3连在连长孔繁瑞和指导员王富宝的带领下西进，在原头坪受到了土匪的阻击。连长命令第1排向南抢占安窝渡口，第2，3排向原头坪冲锋，部队士气高昂地冲了过去，土匪接一接火，就溃不成军，急匆匆的向北逃窜，进了深山。

　　10月24日，3个连把占领的渡口交给民兵把守，又向西前进，先后占领了扬上、高崖和五福涧，切断了刘汉三匪部南逃的全部渡口。

北线主力是济源独立营，于26日先后击退了小股土匪，攻占了晁家坡、解峪镇、槐坪、松树坡。夏县民兵也把住了退山(兑山)口。

经过几天来的战斗，完成了围歼刘汉三顽匪的作战部署。此时的刘汉三顽匪还有约近千人，分成了四个大队，1大队长王国栋、2大队长刘苏耀、3大队长赵八，4大队长郭景淳。他们仍活动十分频繁。针对当前的情况，剿匪指挥部决定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对人心涣散的土匪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瓦解他们，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少数顽匪。

刘汉三匪部有一个叫鲁中吾的土匪，是个小知识分子，他是解峪村人，被胁迫当了土匪。此人因为有点文化，所以还当过刘汉三的文书。

这个人比较正直，在土匪中朋友很多，算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指挥部派人做通了他家属的工作，并让他的家属把他叫了回来。

鲁中吾刚回来时，顾虑重重，也不敢来自首登记。后来村长上门亲自做工作，劝说自首登记。鲁中吾感动地说:“我是罪人，政府这样宽大，我今后一定遵守法令，好好生产”。后来在他的带动下，该村先后有30多名匪徒携枪投降。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1月底，垣曲县先后有600余名土匪脱离土匪队伍，向人民政府自首。

剿匪部队在展开强大宣传攻势的同时，再次向冥顽不灵的顽匪展开了军事清剿。刘汉三的把兄弟、第三大队长赵八，为人奸诈多变，作恶多端，是个死心塌地的顽匪。赵八的妻子、父亲、舅舅都先后上山找过他，他根本不听，带着土匪队伍躲进深山负隅顽抗。

12月10日侦查员报告，赵八要在龙王庙过夜。指挥部立即派特务连夜袭击龙王庙。特务连在深夜1点到达了庙外，机智地解决了正在打盹的土匪哨兵，然后突然冲进庙里，机枪、步枪一起对准睡觉的土匪，高喝:“不许动!”

土匪们纷纷睁眼观看，只见几十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们，吓得一个个慌忙举起了双手。这次突袭，一举抓获了赵八及30余名土匪。赵八血债累累，群众恨之入骨。为平民愤，体现“首恶者必办”的政策，剿匪部队协同垣曲县政府在解峪镇村召开了公审大会。会场上，群情激愤，人们高喊口号，声讨土匪，会后，将赵八就地枪决。比举大振民心。

　　12月13日晚，在南线剿匪的垣曲独立营正在吃饭，忽然得到情报，刘汉三匪部1大队长王国栋夜宿官沟。得知消息的指战员们，马上放下饭碗，全副武装紧急集合直奔官沟。

夜晚10时左右，经过急行军到达官沟的部队来不及休息，就马上从官沟村的东、两、北三面发起了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土匪1个排，王国栋被当场止毙，战斗仅仅用了半小时。官沟歼灭战后，南线残匪西逃。

12月25日晚，刘汉三部匪2大队长刘苏耀带着残匪向西逃窜之时，刚到春(椿树)岭村住下，就被得到消息的剿匪部队包围了，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冲入村中，与匪徒展开巷战，匪徒不支，逃出村外，走投无路只得跳进了黄河。当时的河水很大，土匪不是被岸上的战士们开枪打死，就是被滚滚河水淹死，刘苏耀也在渡河时被淹死。

刘汉三毕竟是老奸巨猾，他想着东面是老解放区，不能去，而北面又被我剿匪主力部队封锁了渡口，不敢去，于是他就选择了向西逃窜。12月23日，惶惶不可终日的刘汉三带着残匪向西逃窜，仓皇之中他们跑到了南坡村。

匪徒们连日逃跑，又累又怕，要求进村休息一会儿。刘汉三无奈，只得让土匪往村里走。碰巧，副司令员张耀正带着警卫班要上山看地形，这时哨兵急忙来报告：“土匪上山来了!”

张耀立即命令：“警卫班立即抢占山头！”然后回头对司号员说：“吹号通知部队!”

大个子警卫班长王帮勤听到副司令员的命令，迅速带领全班爬上了山顶，这时土匪也发现了解放军部队。刘汉三知道一旦让解放军抢占了制高点，就彻底完蛋了，他声嘶力竭地命令土匪抢占制高点。

土匪们在一个头目的带领下，跑来想抢占制高点。警卫班的战士们看到土匪已经扑来，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卧倒，王帮勤大喝一声：“打！”

随着他的命令，十几支长短枪同时开火，几个匪徒当场毙命，剩下的土匪扭头就往山下跑。

就在这个时候，特务连听到通知的号声，马上集合跑步赶来，正看到逃跑的土匪，于是就高喊杀声冲了过来。土匪们一看前后都是解放军，吓得纷纷举手投降。刘汉三匪部第4大队长郭景谆顽抗，当场被击毙。

刘汉三见势不好，趁着战场混乱的机会跑掉了。他带着几个匪徒当晚越过了退山(兑山)口，绕道夏县，从祁家河过黄河南逃。罪恶累累的刘汉三逃过黄河后，与当地的土匪会合，继续为非作歹。

1948年底，全国解放前夕，豫西地委和军分区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并对渑池、陕县，灵宝一带的土匪进行了清剿，经过几次战斗，土匪全部被打垮，但是狡猾的刘汉三依然漏网，畏罪潜逃。

　　刘汉三罪恶深重，必须捉拿归案！从1950年直至1954年，公安机关多次向全国发出捉拿匪首刘汉三的通缉令，但是均没有抓到。谁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做过的终归要还的，几个闲逛的农民，竟然意外的发现了这个漏网的匪首！于是就发生了我们文章开头的一幕。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刘汉三，终于得到了他应得下场，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儿子15岁参军，母亲苦等71年，

106岁等到儿子后，当晚笑着离世

程浩说历史

军事领域优质创作者

专注历史，分享历史上有趣的典故

据《礼记·曲礼》中记载：“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国君，就应当要为保卫社稷而死，而身为大夫，就应当要舍命率领着民众们去保卫自己的国家，士人也应当要为法制所规定的卫国责任而死。

像这样为坚决抵抗敌人，哪怕国家而死也绝不投降的行为，是一种具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气节的殉国方式。

而在我国的近代，当外国入侵者出现时，我国就曾出现过无数这样的英雄！在那个时期，有些人为了保护国家而出去参军，而那些留在家里的父母，则是一直翘首期盼着自己的孩子，能够早日平安归家来。

而这篇文章所要讲述的人物，就曾在15岁的时候瞒着母亲跑去参军，他的名字叫做谢春生。而要说起谢春生参军的经历，就应该从他为何要参军开始说起。

一、侵略者罪不可赦，谢春生的父亲死于屠刀之下

在1937年的时候，抗战全面爆发，而当时的谢春生的家园则是被恶毒的日本侵略者摧毁了，当百姓们一个个的惨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时，有无数的难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逃离了生存已久的家园，而年幼的谢春生也在父母的裹挟下，侥幸的从日本侵略者的追杀中逃脱。

然而，虽说捡回了一条命，但是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即便是在父母的保护下，谢春生也依旧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并且在流亡的途中，让年幼的谢春生见到了太多的苦难，多少无辜百姓惨死，让他心生恐惧。

而在周围的人们都一一倒下之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也指向了这可怜的一家，当时谢春生的父亲为了保护家人挺身而出，但无奈双拳难敌四手，最终没能从屠刀下逃脱。

父亲的去世，让这个本就非常困难的家庭顿时失去了顶梁柱，为了尽快的逃离战区，谢春生的母亲顾不及悲痛，以最快的速度带着他与妹妹两人继续逃亡。

由于日军行为太过惨无人道，因此当时的中国人抗日情绪高涨，许多的有志男儿挺身而出，选择了参军为抗战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而因为父亲的离世感到非常愤怒的谢春生，也向母亲表达了想要参军杀敌的心。然而，随着父亲去世，家中便只剩下谢春生这一男丁，而战场又岂是儿戏，危险随时都会降临，在战争面前生命是多么的脆弱他们深有体会，在丈夫刚离世的情况下，谢春生的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参军。

然而，即便母亲百般劝阻，但是复仇的种子早已经在谢春生的心里生根发芽了，倔强的他一心想为父亲报仇雪恨！

二、15岁瞒母参军，战场上英勇杀敌屡屡立功

在谢春生仅15岁的时候，某天夜里传开了整齐而沉重的脚步声，谢春生偷偷从窗的缝隙看到了国军军队的身影。

在平日里，谢春生听闻国军是打日本人的军队，于是他便偷偷的收拾了几件衣服，在熟睡的母亲身旁磕了三个头之后，便毅然决然的跑到军队中参军。年纪轻轻的他，却已经做好了杀敌报国，为父雪恨的决心！

当隔天早上谢春生的母亲醒来之后，却发现已经不见谢春生的踪影，再联系前阵子国军经过的消息以及家中几件衣服消失之后，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踏上了征途。

在终于如愿进入了军队之后，谢春生下定决心要保护好家园，而在这样的决心的驱使下，在军队的历练中，让谢春生拥有了一身扎实的军事本领，并且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谢春生总是冲在前头，因此而在军中屡立战功，最终一步步升迁到了营长的位置。

在经过了八年的战争之后，日本侵略者终于被赶出来华夏大地，当时的谢春生与许多的军人都以为，战争结束后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然而，接踵而来的内战却让他们始料未及，稀里糊涂的又投入了战争之中。

但是的国军高层发动了内战，而谢春生等人作为军人自然也被裹挟其中。等到1949年的时候，国军部队连连败退，在命令之下，谢春生无奈的跟随一众国军撤到了台湾。这样一来，谢春生不仅没有能够如愿与母亲团聚，甚至还得隔岸相望，相距更远了。

去到台湾之后，由于两岸的关系极其的敏感，因此谢春生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回家。于是，谢春生只能在部队的安排下，在台湾拥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并且还有了自己的家庭。然而，即便在台湾拥有温馨的生活，但是谢春生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乐，因此他心中仍牵挂着家中的母亲。

　　谢春生在经过了多年的卖命征战之后，原本以为能够在击败了侵略者之后，得以荣归故里，回到母亲身边以尽多年来未能尽到的孝道，好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然而，当年的分别，却不料迟迟看不到重聚之日，这让渐渐年老的谢春生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害怕自己终此一生也无法再见母亲。

在台湾的日子日复一日，孩子们都已经渐渐长大了，而谢春生也花白了头发，母亲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渐渐变得模糊，但却无法使他忘却，即便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是步入晚年的谢春生却仍迫切的希望能够再见母亲！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谢春生终于等到了日夜期盼的机会。

三、86岁如愿以偿重归故里，106岁的母亲等待71年终圆梦

在2008年的12月15日，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海峡两岸终于正式实现了“三通”，当时已经86岁高龄的谢春生也终于迎来了重归故里的机会，在得到这一喜人的消息之时，谢春生不顾高龄坚持回乡，离家整整七十一年的游子，如今终于能够归家了！

从15岁离家到86岁回家，中间隔了整整71年的时间，当时已经年迈的谢春生也并不确定自己的母亲是否依旧健在，但是他还是决定回去家乡，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他也决不放弃。

而谢春生的事迹也感动了媒体，最终在人们的帮助下，白发苍苍的谢春生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家人，而最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已经106岁高龄的母亲仍旧健在，她一直在等着儿子的归来！

在得到母亲还依旧健在的消息之后，已经86岁的谢春生忍不住流下了泪水，母子时隔七十一年相见相拥而泣，此等骨肉亲情，着实是感人肺腑，令在场的人们感伤流泪。

而在母子重聚的当天夜里，老太太便阖然长逝，或许老太太一直以来都是在等待儿子归来吧，而如今谢春生平安回家，她也能够安心离开了。

母子团圆实在感人，在有生之年他们母子得以见到彼此的最后一面，这恐怕也是上天的恩赐吧！

小结

作为一个原本在战场上名不经传的小人物，谢春生却因为与母亲之间的感人故事而为人所知，而他的经历也让我们惊讶的发现，原来在一个小人物的身上，却也能够体现出那个时代里无数人的命运！

在战乱的年代，多少人被迫背井离乡，多少人必须去面对家破人亡的惨状，在谢春生等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太多家庭的伤痛。

而谢春生的母亲也告诉了人们，母爱是伟大且无私的！在长达七十一年的时间里，了无音讯的谢春生是死是活无人知晓，但是作为母亲的她所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苦苦的等待着孩子的归来。在这段时间里，不知这位母亲的内心曾经历过何等的折磨。

好在命运眷顾了苦命人，让这对母子最终得以相见，而他们之间的这段感人的母子之情，也实在是令人为之动容。

参考资料：《礼记·曲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