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青春悸动

春露清风

1977年夏末，苏南乡村的稻秧尖上还挂着晨露，晶莹得像姑娘没擦干的泪，悬在叶梢，映着细碎的晨光。我紧攥刚拿到的高中毕业证，走在村头的田埂上。风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拂过衣襟，而前方的未来却如同晨雾般朦胧，看不真切，也摸不着轮廓。

忽然，生产队的大喇叭响了，老队长掺杂电流的嗓音传来：“队里新买了台红色插秧机！要选个年轻人去公社培训，想报名的赶紧到队部！”我拔腿就向队部跑，一进门，队长重重一拍我肩膀：“就定你了！高中生，脑筋活，肯定学得来！”我捏着那张还有油墨香的那份红色培训通知，手微微地颤抖。那时我并不知晓，这抹红色将闯入我的青春，成为一生难忘的悸动。

第一次在打谷场上见到那台插秧机，我几乎忘了呼吸。它像一头威风凛凛的钢铁巨兽，通体鲜红，在阳光下灼灼发亮，十分气派。驾驶座高高在上，操纵杆泛着冷冽的银光。最奇妙的是机身尾部的那排插秧针，整齐藏在护罩里，像时刻准备扎入泥土、唤醒生命的精灵。乡亲们围在旁边，这儿摸摸那儿瞧瞧，一片“啧啧”称奇。我望着那一片红，忽然觉得，我的青春或许也能像这机器一样，冲破以往的模样，绽放出不同的光芒。

在公社培训的那半个月，我把每一个操作步骤牢牢记在心里。哪个杆管前进，哪个控制深浅，分秧针偏几毫米就会插歪，我反反复复琢磨到深夜。结业回村，我开着红色插秧机在打谷场上缓缓绕圈，发动机“突突”作响，像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乡亲们的掌声随风远远飘开。人群末尾，父亲站在老槐树下。他是位中学数学老师，手中紧握那个磨亮了的红色铁皮盒，脸上笑出了皱纹。

他上前拍拍我的肩：“好小子，成‘技术手’了！但高考复习不能放松，晚上我来给你补数学。”我望着父亲铁皮盒上那圈被岁月磨淡的红边，又看向插秧机崭新明亮的红色，突然觉得，这两种红，都是我向前奔跑的底气。

春播开始，天还没亮我就下田。蛙声穿透晨雾，露水打湿裤脚，凉意渗进袜子；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香，反而让人安心。水田如镜，倒映微亮的天光，偶尔一尾小鱼跳出水，漾开粼粼金光。

我熟练地操作插秧机，红色机体劈开水面，分秧针“唰唰”地落泥，一排排秧苗立得笔直，像等待检阅的小兵。辛苦也是真辛苦：长时间坐着，腰酸背痛，如坠巨石；太阳升高，后背被烤得发烫，汗水腌得眼睛发涩；傍晚蚊虫成群，胳膊腿上是数不清的红包，痒得钻心。直到她来做我的补秧手，这份苦里才悄悄渗进一丝甜。

她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粉红衬衫，戴顶旧草帽，帽檐压得低，却掩不住脸上的笑意。那笑容，像是田埂上开得最漂亮的野花，明亮照人。补秧时她手又快又准，尽管十指沾泥，动作却比别人都利落。我们默契得像共生的秧苗：她轻轻一拍我肩，我就知道该开向田埂；递秧时，她的手指偶尔掠过我的手背，凉如晨露，让我的心猛地一跳，秧捆都差点没拿稳。

最晒的时候，她会从田头篮子里拿出井水浸过的毛巾，轻声说：“擦一擦，别中暑了。”毛巾覆在脸上，凉意渗进皮肤，燥热顿时消了大半。中午来不及回家，她就分我一半油纸包的米饼或蒸山芋，不知怎的，吃起来格外甜，像裹了蜜。歇午时，我们坐在树荫下，她讲小时候摸鱼的趣事：有一次滑进水沟，还死死攥着捉到的小鲫鱼，非要先把鱼递上岸，自己才肯爬起来。我笑得直流泪，她也笑，草帽下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儿。我跟她说我想考农机专业，将来改进插秧机，让大伙少受点累。她眼睛一亮，用力点头：“你肯定行！初中时你成绩就最棒，比谁都强。”风吹稻秧沙沙作响，她的衬衫偶尔擦过我的袖子，我悄悄看她，连蝉鸣都变得格外动听。

心动就像田里的秧苗，不知什么时候就悄悄探了头。开车时，我总忍不住回头看她补秧的样子，阳光透过草帽缝隙洒在她脸上，睫毛投下淡淡的影；她递毛巾时，总会多停两秒，眼神碰上了又急忙避开，耳朵红得像熟透的樱桃。插秧机的“突突”声响里，藏满了我们未曾说出口的话。春播接“双抢”，我们在田里洒下青春的汗，也悄悄种下了喜欢的种子。父亲看在眼里，没说什么，只是给我补课时换了一支新红笔，笔记批注写得更密，连复杂公式旁都细心标上了重点。

可高考的路，比田埂难走得多。1977年冬，首场高考开考，考场的窗户上结着厚厚冰花，我握笔的手冻得发僵。对着作文题，满脑是插秧机的“突突”声、田埂上的笑，却迟迟写不出像样的句子。成绩公布，我比录取线高了八分，却因照顾“老三届”的政策而落榜。我把成绩单揉成团，闭门哭了一整天，饭也没吃。父亲没骂我，只默默把红色铁皮盒放在桌上。盒里是一本崭新的《数学公式手册》，扉页上有他常用的红笔字：“再试一次，我相信你。”那天傍晚，我听见窗台有动静，抬头只瞥见她的身影一闪。窗台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封面画了台小小的红色插秧机，旁边是她清秀的字迹：“别放弃，明年再来。”

1978年，第二次高考，数学题更难，最后两题耗了半小时仍没解出。成绩出来，差三分半。我蹲在田里修理出了故障的插秧机，扳手“哐当”掉进泥中，心里又酸又涩。她递来凉井水，手里捏着张红色糖纸，声音柔软：“给你留的水果糖，甜一下。你爸跟我说了，这次只是运气不好，下次一定能成。”我接过糖，把糖纸捏皱了，却舍不得吃。第三年，我转考文科，仍以几分之差落榜。1980年初冬，征兵消息传进村里。我看着桌上堆叠的课本，想起三次失败，终于对父亲开口：“我去当兵吧，部队也能考学。”父亲蹲在门槛上接连续抽了几根烟，最后只说：“照顾好自己，书本别丢。”

离乡那日清晨，飘着细雨，天未亮透。父亲送我到村口老槐树下，把红色铁皮盒、磨旧的数学课本和她的笔记本塞进我包里，嘱咐道：“书本别丢，这抹红也别丢。”我回头，看见她站在红色插秧机旁，粉红衣服在风中轻扬。她没有走近，只远远挥手，像要把什么珍重的东西寄在风里。军营生活再苦，我也把那些带红色的物件带在身边。《数学公式手册》压在枕下，夜岗时就着路灯翻几页；红色铁皮盒收在床头，想家时摸一摸，仿佛还能触到父亲的温度。1983年8月，我考上军校，终于圆了“上学梦”。

拿到通知书后，我请假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奔向田埂。插秧机已换新机型，更先进、更高效，却再无当年那抹令我心动的红。去她家，邻居说她早已远嫁，在县城开了家农机配件店。原来她也一直记得我当年的话，竟走着和我梦想相似的路。我站在那棵歪脖子树下，摸着兜里的红色铁皮盒，忽然明白：所有那些红色的印记——插秧机的红、铁皮盒的红、她衬衫的红，都是我青春中最鲜活的心跳，藏着一往无前的希望，和未曾说出口的喜欢。

如今我已退休，书柜最显眼处，仍旧摆着那本《数学公式手册》和画着红色插秧机的笔记本。小外孙翻看着，仰脸问：“这些红色的东西，都是您的宝贝吗？”

我轻抚他的头，缓缓讲起1977年的红色插秧机，那个穿粉红衣衫、总为我递毛巾的姑娘，父亲的红色铁皮盒和写满笔记的本子。原来“红色的青春悸动”，从来不止一种红。它是旧时光照进生活的一束光，是岁月深处，永远炽热的回忆。

注：图片源于网络，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