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徐增绶老师

吴人亮

金秋九月，教师节的风捎来对师者的惦念，也让我格外想念徐增绶老师。今天，我带着自己写下的这篇文章而来，字句间全是与她相处几十年的点点滴滴回忆，在这个属于她的节日，发表这些文字，便是我对徐老师最真挚的追思与致敬。

徐增绶老师（1935-202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读大学时，徐增绶老师带我们班的病理各论实习课。那时我二十出头，徐老师比我大近八岁，还不到三十，是武汉医学院1957届毕业生。她是从广东考来的姑娘，讲普通话时偶尔带着点广东口音，尾音轻轻上扬，像含着一缕暖意。作为学校里的美女老师之一，她优雅、知性、大方。虽留校任教没几年，却已是我们心里最可信赖的人——上实习课时，她会俯身指导我们看切片，教我们用红蓝铅笔把镜下的病理图像绘成图，还将实习要点归纳总结写在黑板上，有时配上图解说明，让那些枯燥的知识点在我心里扎了根。同学们都喜欢她！

我们大班的唐浩章同学也是广东人，家在武汉城里，日子过得拮据。他母亲在巷口摆小摊挣的钱，刚够娘仨糊口。徐老师带他们小班实习课，小唐是病理课代表，画画在徐老师班上是最好的，学习成绩又好，徐老师蛮喜欢他。得知他的家庭情况后，徐老师时有经济支持和帮助。有次她知道小唐要参加横渡长江，特地拿外汇券买了一袋进口巧克力送给她，并说吃了增加能量，横渡长江有力气。小唐毕业时说：“徐老师给的钱，送的巧克力，让我心里暖暖的，也让我知道，难的时候总有人肯伸手。”工作后，他几次寄钱给徐老师，徐老师都一一拒绝了；只有委托我转交时，实在推不掉才勉强收下。后来小唐从香港回母校看望徐老师，经我联系，徐老师还邀请了她的同学——同济医院心内科陆再英教授，一起在学校附近的酒店见了面，吃了顿热热闹闹的师生团圆饭。

在我们大班，文艺部长叶尔明与徐老师之间，更有着一段如同姐妹般的师生情谊。在叶尔明的记忆里，徐老师的模样总让她倍感亲切，仿佛早已相识——不仅因她容貌漂亮，更因那份课堂外的温和。徐老师常笑着说“很喜欢你”，这份偏爱，与她教学时的严谨认真，一同刻进了叶尔明的青春里。巧的是，徐老师与叶尔明的大姐同岁，课堂上是细致授课的严师，课下倒更像位贴心的姐姐。知晓叶尔明偏爱音乐，这份共同的爱好成了她们之间的纽带，空闲时总爱凑在一起唱唱歌，歌声里藏着最纯粹的默契。

学生毕业三十年后与徐老师合个影1997.4.25. 武汉同济医科大学

每年暑假，她们还会相约同乘火车返乡。徐老师的家在香港，叶尔明的家在广州，那段共赴归途的火车旅程，成了每年最期待的时光——窗外的风景倒退，车厢里的笑声不散，那些轻松畅谈的时刻，如今想起来仍满是温暖。1968年大学毕业告别时，徐老师将她心爱的吉他递到叶尔明手中，眼中满是期许：“等我们再见面，一定要听你为我弹一首歌。”她们握着彼此的手，在这句约定里互道祝福，那把吉他，也成了徐老师留给她最珍贵的念想。后来得知徐老师身体欠佳，叶尔明专程从深圳赶往武汉探望，正是我帮忙联络，才让这对师生再次相见。徐老师拉着她的手不肯松开，执意留她在家吃饭，饭桌上聊起从前的课堂、火车上的趣事，仿佛那些年的时光从未走远。

1980年代初，我调回母校病理解剖学教研室。那天刚过元旦，武汉的冬天寒风刮得紧，老教学楼的窗户缝里钻着风，进了教研室，一摸桌子，冰凉。徐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前整理切片，脖子上围着条围巾。见我推门进来，她抬起头，熟悉的口音里透着惊喜：“吴人亮？真是你啊。”我心里一热——快二十年了，她居然还记得我。她接着说：“你当年实习时的病理组织图绘得好，字也写得工整，印象最深。”看见我冻伤的双手，她起身给我倒了杯热水，杯子在我手里焐出点热气，暖乎乎的：“刚回来？路上冷吧？”那天上午，阳光透过结着薄霜的窗户，在旧办公桌上投下淡淡的光。她头发里已有了几根白丝，可那份温和又认真的样子，和我记忆里年轻时的她，几乎没差。

病理学教研室老师与研究先合影1980年代同济医大基础医学院二号教学楼

曾记得有次开学第一节课，是徐老师讲授的“病理学绪论”。我轻轻走进教室，坐在最后一排。同学们渐渐静下来，她用清脆洪亮的声音开讲：“Pathology，欢迎同学们学习病理学。教材第一页第一句话——‘疾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病理学是你们进医大后，第一次接触到与‘疾病’有关的基础学科，是研究疾病（不是正常人体）的基础学科。今天，我们只讲三个问题：What, Why, How。”她写在黑板上，边讲边用英文标注，也就是“什么是病理学”“为什么要学病理学”“如何学好病理学”。同学们进大学学医一年半了，还没接触过与疾病有关的知识，大家被徐老师的开场白深深吸引，全神贯注地听她以病毒性肝炎为例，一一述说……

我常去听她的大课。那时的课堂没有幻灯、电视，更别说PPT了，全靠墙上挂的大幅病理挂图。徐老师讲课不用讲稿，手里捏着粉笔边讲边写，板书条理分明。她用彩色粉笔描绘病理形态变化，比如血栓形成过程，在黑板上勾勒其血管内的动态变化，生动又直观；有时捏着教鞭站在挂图前，带点她特有的口音在阶梯教室里轻轻荡开：“看！这是什么病理形态特征？”她常举临床典型病例，与病理变化密切联系，加深同学们的印象。上大课那会儿，冬天的教室没暖气，学生们裹着棉袄坐得笔直；夏天只有头顶挂着的大电扇，可没人肯走神——徐老师划重点时，大家的眼睛跟着教鞭转，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连她口音里那点特别的尾音，都跟着知识点一起刻进了脑子里。

1984年，我跟着徐老师去同济医院学临床外检。医院有暖气，冬天里暖烘烘的，一点不冷。徐老师教我取材时，指尖稳稳捏着标本刀：“大标本要取边缘、中心、肿瘤与正常组织交界这三处，少一处都不行。”她要求严格，胃肠标本必须多固定一天：“固定好了，组织形态才清晰，肉眼描述要细——黏膜有没有出血点，皱襞是完整还是断裂，都得写具体。”

那时我们有个规矩：白天在取材室取材、登记，晚上我回教研室看片——把当天及第二天要查的片子都看完，标上我的初步判断。我对着台灯下的显微镜眯眼认真阅片，徐老师则在家中备课，第二天一早到科室，第一件事就是复查我看过的片。她坐在对面，拿起片子对着光看，有时会说：“这个是腺鳞癌，你看这里的细胞形态和组织结构特点，再仔细看看？”她的口音轻轻的，我凑过去，果然发现了之前没注意的细节。有时她也点头：“这个判断对了，再看看旁边的病灶，两种不同类型上皮结构。看片先从低倍镜全方位扫一遍，再上中高倍镜放大仔细观察，不能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地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们中间的标本盒上，福尔马林的气味里，满是笔尖划过记录纸的沙沙声。

学徐老师带我去学临床外检与进修生合影留念 1984年同济医院病理科

徐老师和我去临沂外检与进修生合影留念199 7年同济医院病理科

临床病理科常来不少进修生，大房间里沿墙摆着桌子，他们围坐一圈。谁在报告里写错了术语，徐老师就拿着报告走过去，指着错处讲解如何鉴别良恶性及交界性肿瘤，再在报告上一笔一划地改：“改过来，下次就记住了。”后来我带进修生，也学着她的样子，大家抢着看片，进修生们说：“吴老师和徐老师一样，连个词都较真。”我知道，这是她教我的——病理这行，差一点都不行。

那会儿科室里只有两三位医生，一年要处理六千多个病例。没有免疫组化，更谈不上分子检测，参考书也没几本，HE常规切片全靠眼睛看、脑子记。碰到典型病例，徐老师会把片子留着，召集我们和进修生：“这个胃腺癌的印戒细胞，胞质里的黏液把核挤到一边，你们记清楚这个样子。”夏天教研室闷热，风扇吹着热风，她却依旧耐心：“再看这个，虽然也是腺癌，但细胞排列不一样，这是筛状结构中部分呈实体性腺癌，预后也不同。”有时遇到疑难病例，她还联系相关临床医生开讨论会，临床医生讲完病情、手术中的发现，再拿着放射科的片子一一对照，结合镜下病灶，诊断就更精准了。她的口音里满是认真：“病理和临床得对着看，才能把事做扎实可靠。”

我与徐老师一起在医院参加过三次外检，每次都有收获，长期相处中也越发亲近。每次结束前，我们都会把桌子围成一圈，聊聊天、唱唱歌——徐老师是校教师合唱团的，歌唱得格外好听；再一起动手弄点吃的，热热闹闹吃一顿。

徐老师带我病陧会诊 病理教研室会诊室1080年代末

在病理学教研室实验室与徐老师，赵时宇合影1990年代初

1980年代末，我开始与徐老师一起参加病理会诊，具体次数已记不清了，却总能学到不少知识。每个肿瘤的诊断，她都从基础理论出发，追踪其组织来源、发生发展过程，为肿瘤分类、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了清晰思路。不久后徐老师从副教授评上教授，性子没变——教研室分任务，大课小课她都上，热爱教育事业、关爱学生是她永远不变的信念。病理会诊或发出的报告，她都要认真核对：“这个得逐字对，不能出岔子。”参加快速病理诊断任务时，她更是小心谨慎，又快又精准。那些年我常去她家坐坐、聊聊天，有时带几本我订的、她也喜欢的《大众电影》《电影故事》《人民文学》等杂志，她接过就翻，笑着说：“忙完看这个，脑子能松松。”有时她留我吃饭，亲手做几盘广东菜给我尝尝。她爱人康老师是武汉大学教数理哲学的专家，学问高深，却也喜欢与我聊天。退休前，她把几本备课笔记递给我：“这里有病理总论几个章节的内容，都是我讲课的要点，你拿去也许有用。”我翻开，每页都工工整整、图文并茂，重点之处还用红笔标出。

徐老师退休时送给我的珍贵的病理学备课笔记

1996年徐老师作为答辨委员特邀参加武忠弼教授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左起武忠弼 徐增绶 黄光照 裘法祖 邢寿富 阮幼𣲙教授。博士生）

今年我八十二了，徐老师若在，该九十岁了。她退休后被科室返聘，又干了近十年，参与科内病理会诊及快速诊断工作。突然有天她发生脑梗，经住院抢救和手术后，病情有所控制，后续又经反复康复治疗才慢慢好转，却再也不能上班了。前几年听说她身体又不好，我们想去看她，她总在电话里用沙哑的口音说：“别来，你们年纪也大了，别折腾。”我们便只能偶尔打打电话聊聊天。2020年疫情封控时，我被困在小区，心里总惦记着她。2021年4月5日，同事发来消息，说徐老师走了。那天我翻出她送的备课笔记，想起她在会诊时反复对我说的“病理诊断，唯细唯实”八个字，眼眶一下就湿了——她教我的哪里是学问，更是做这行的本分，也是做人的实在。

徐老师与教研室同仁骑自行车环城游1990年代

现在我偶尔去科室，年轻人在那儿看片、讨论，热闹得很。有时他们问：“吴老师，当年学病理最难的是什么？”我就想起徐老师送小唐的巧克力，想起叶尔明珍藏的那把吉他，想起重回母校那个寒冷上午她给我倒的热水，想起她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的样子。其实最难的不是学问，是像她那样，一辈子把“实在”二字刻在心里，把学生放在心上，让每一段师生情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念想。

吴人亮 同济病理 2025.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