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师忆二中：一段愧与幸交织的岁月

姚先生

　　时光的长河缓缓流淌，我退休已逾十载。每当静坐窗前，任暮色漫过窗棂回望过往，初为人师的那段岁月，总像一部蒙着薄纱、带着温润质感的老电影，一帧帧在脑海中浮现。心中泛起的涟漪里，既缠着“误人子弟”的愧责，也裹着收获温暖的欣慰。它宛然一幅晕染着时光的生命画卷，以愧疚为素底、以温暖为浓墨，深深镌刻在记忆的扉页上，任岁月流转，始终未曾褪色。

　　1977年9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有幸被分配到鄂城县凡口高中——即如今的鄂州市第二中学。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喜悦与憧憬像春日里沾着晨露的新芽，在心底蓬勃生长。那几日，我常常在夜里辗转难眠，一遍遍在脑海中勾勒自己站在讲台上的模样：或许是握着粉笔从容侃侃而谈，或许是俯身与学生围坐讨论问题。那份对“青年教师”身份的热切期待，像满溢的春潮，几乎要从心底漫出来，染透每一个等待开学的日子。

　　带着这份滚烫的期待踏进校园，红砖黛瓦的教学楼、朗朗的读书声瞬间将我裹住，我很快便接下了高一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原以为会循着预想的轨迹稳步前行，可两年朝夕相处下来，我才真正嚼出了初为人师的复杂滋味——一个班的学生基础扎实、眼神里满是求知的光亮，课堂上一句句踊跃的回应、一次次默契的互动，总能让我心头漾起满满的成就感；可另一个班的学生基础薄弱，不少人自暴自弃，对学习产生倦怠，任凭我课堂上反复讲解，课后加班辅导、教学效果仍不尽如人意。那份沉甸甸的挫败感，像初秋的冷雨，一次次浇灭我心头的热忱，连带着作为教师的自尊，也在日复一日的无力中渐渐蒙尘。

如今回头看，那时的自己对“教师”这份职业，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并倾注热爱，有负于初为人师的那份初心。当年的我，既因经验不足而不太自信，又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莽撞与自负，总觉得凭着课本照本宣科算不上难事，没有在意教学方法。原本鲜活灵动的语文课，被我弄得机械刻板缺乏生气，象朗读课文，标注生字、划分段落、归纳中心思想。本该浸润诗意与温度的文字，被拆解得干巴巴的。

讲《荷塘月色》时，没能将朱自清笔下的月色清辉，与学生们熟悉的家乡藕塘荷风牵起关联，让他们错过了文字与生活相通的亲近意境；讲《记念刘和珍君》时，不敢触碰“青春与担当”的滚烫主题，只在字里行间打转，没能让学生读懂文字背后的热血与风骨。就连作文教学也是敷衍，两周布置一篇，既没有手把手教授写作技巧，也未认真品读学生笔下的个性表达，更没有针对性的点评与鼓励。如今每当这些画面在脑海中出现，“误人子弟”四个字便像块重石压在心头，愧疚则像涨潮的海水，一遍遍漫过记忆的堤岸，久久无法平息。

　　好在鄂州二中藏龙卧虎，师资力量雄厚。副校长吴名顺、王力丁，特级教师夏被民，还有语文老师马远谟、罗文珩，数学老师罗风章、张绪华，地理老师郑本映，物理老师程展鹏，化学老师伍修时，外语老师罗路德等，他们大多毕业于名校，学养深厚、学识渊博，讲课时总能把枯燥的知识点揉进生动有趣的故事里，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那些年二中创下“三年三大步”的高考传奇，便足以证明这份过硬的教育质量——1977年1人上榜，1978年20余人录取，1979年百名学生考上本科。这样耀眼的成绩，就是老师们用扎实的教学功底与无数个勤勉的日夜，一砖一瓦浇铸出来的。

那些前辈们的身影，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语文老师马远谟，常年受支气管炎困扰，声带总是沙哑的，却从没落下过一节课。记得有次他发着高烧，依然揣着写满批注的备课笔记走进教室，讲台上还静静放着刚冲好的退烧药。

他在 讲古诗词《登高》，不急着解析格律，而是先结合安史之乱的动荡背景，逐字逐句拆解诗里的家国愁、百姓苦。讲到动情处，剧烈的咳嗽会打断话语……。那节课，教室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连平时最调皮的学生都坐得笔直，眼里满是动容。

数学老师焉超胜是我高中时的恩师，至今我仍能想起他握着磨得发亮的三角板，在黑板上画图的模样，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撒了层薄薄的霜。下课后，还会在讲台旁回答学生们的提问，十分钟的课间都舍不得歇；有时晚自习，他还主动留在教室，搬张椅子坐在基础差的学生身边，一道题一道题地拆解，常常要等到宿舍熄灯铃响，才拖着疲惫的脚步离开；

还有化学老师伍修时，临近退休仍坚持每天上课，做实验时还守在操作台旁，手把手教学生调试剂、记数据，连滴管倾斜的角度都反复叮嘱，生怕出一点差错。我曾劝他歇着，让年轻教师接手，他却笑着摆手：“得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学校打翻身仗多尽点力”。

可惜的是，当时年少幼稚的我，只看见马老师带病上课的“坚持”，却没读懂他对课堂的敬畏；只看见焉老师加班加点的“忙碌”，却没悟透他对学生的责任；更没领会伍老师“最后一班岗”里，藏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如今再想起，才猛然发觉，自己在初为人师的关键时期，错过了太多能让教学真正“活”起来的宝贵机会，也错过了与前辈们深度学习的最佳时光。

　　在初涉教坛的那些日子里，校园里的点滴温暖其实一直悄悄围绕着我，只是那时的我未懂得珍惜。像段守信老师，他在班级管理上有许多“妙招”，再难管的班级、再调皮的学生，到他手里都能从容收服，可我从未主动讨教过经验；负责政工工作的吕守斌老师，对我格外关照，常常邀请我参加学校的党团活动，我却认为这是教学之外的“额外负担”，一次次不屑一顾；还有收发室的毛老师，每次有我的杂志，总会第一时间送到我手上，可我接过杂志时，总忘了多说一句感谢；食堂的董师傅知道我爱睡懒觉，常常特意为我留着温热的饭菜，那份细致的体贴，我却当成了理所当然……这些温暖瞬间，本是照亮我初入职场的光，可我却因迟钝与疏忽，一次次视而不见。如今回想起来，心里满是对他们的愧疚。

初为人师的那段时光，我总以“文学青年”自居，满脑子都是文艺与绘画的梦想，一门心思想要成为专业画家，教书育人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副业”。有个学期，为了备考美术学院，我甚至瞒着学校去了武汉，整整一个星期没去上课，只匆匆给学校打了个电话请假。可让我意外的是，学校没有批评我，书记汪浩然连半句责备都没有，反而笑着肯定我：“年轻人心里有理想、敢追梦，这是好事，学校也为你高兴。”只是话锋一转，意味深长地说：“打算考美院，时间上得提前准备，不如明年再好好规划。眼下你是老师，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不能耽误学生们的课”。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汪书记的良苦用心——他没有因为我擅离职守，就否定我追逐梦想的热情；也没有因为理解我的追求，就纵容我耽误学生的课程。这一宽一严之间，他既护住了我逐梦的初心，也狠狠点醒了我身为教师的职责。

尽管我在初教岁月里有诸多不足，但幸运的是，学校给予我成长的空间，学生们也报以极大宽容，这份包容让我收获了真挚温暖的师生情谊。那时的学生非常可爱：有的天生是课堂的“活跃因子”，课前会主动帮我擦拭黑板，　　回答问题总带着饱满的热情，鲜活有趣；有的性格沉静却心思细腻，会在作业本里写下“老师今天的课我很喜欢”，或是画一个小巧的笑脸，用稚嫩笔触悄悄传递心意；还有的直率又认真，一旦发现我板书或讲课中的细微疏漏，会立刻举手，带着几分认真地说“老师，这里好像不太对哦”，语气里满是善意，从不让我感到难堪

那段日子，我和学生们的互动不仅在课堂上。课外的活动时间，我也会跟他们在操场跑圈，分享他们对未来的规划，也会在篮球场上，当他们的“临时队友”，分享生龙活虎的青春时段，还会与他们到校办农场做农活，玩成语接龙讲故事等，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细碎温暖，一点点抚平了我因自身不足产生的愧疚，也消散了我在追梦与职责间拉扯的疲惫。

　　岁月匆匆，当年的学生们们早已长大成人，活成了各自领域里“有出息的模样”：有人走上从政之路做到厅局级干部；有人从军报国成长为校级军官，还有人远赴海外深耕学术，成为受人尊敬的圈内专家。

2019年，这批学生聚会，举办毕业38周年庆典，还特意邀请我参加，并精心准备了谢师礼仪与献花环节。他们捧着鲜花走到我面前时，眼里仍是当年的真诚。看着曾经青涩的学生们们如今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我心里满是骄傲与感动——原来即便我初为人师时满是缺憾，也终究在他们心底，留下了哪怕点滴的温暖印记。

　　在鄂州二中初为人师的岁月里，我感念校领导的栽培，是他们为我指明了成长的方向。王力丁副校长推荐我参加武汉师院的函授本科学习，帮我夯实学识基础；吴名顺副校长支持我到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脱产深造，给我机会拓展视野。正是这两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让我在初为人师的历练后，拥有了转向更广阔领域的可能。

八十年代初，我离开教育岗位转向行政工作，虽自嘲是教育战线上的“逃兵”，但与鄂州二中的缘分从未中断，十余年来始终和学校领导、老师们保持着联系。我永远记得，这里是我初为人师的起点，严谨的校风、前辈们精湛的学识与纯粹的教育情怀，不仅为我树立了“教师”职业的崇高形象，更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这段初为人师的“愧”与“幸”所交织的恩谊，早已融入我的人生底色，无法磨灭。

如今 鄂州二中时光流转、校区更迭，其过硬教育质量与良好的美誉度经久不衰，已经成为鄂州教育的亮眼名片，我自豪我骄傲。祝鄂州二中一路长虹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