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 我的教育人生（之七十一） 我与清北中科大的一点缘，及一份期待

老顽童

我只上过一所大学，却有幸走进过许多所大学。国内高校中，安徽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情谊自不必说；中国科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下简称“清北中科大”）则是我到访次数最多的地方——在安徽工作时，常去中科大；到深圳，尤其退休后，几乎每年都会走进清华园，甚至我调动到深圳工作，也与芜湖一中一段和清华相关的事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起步的几所航空学院（北航、南航、西北航空学院）、国内老牌交通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方交大、西南交大及台湾省的交大），我都曾走访；国外高校也见过不少，1985年刚任芜湖一中校长时，便随安徽省教育考察团访问日本，走进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到深圳后，出国机会更多，视野也随之拓宽。

在见过的所有国内外高校里，清北中科大的印象最深刻，这份深刻不止于校园风貌，更源于我与芜湖一中七十年的教育羁绊——这段生涯从1953年我入学成为学生开始，贯穿了此后的执教与管理时光。

我第一次听闻“清华大学”，是1950年。那时我八岁，懵懂间听大哥说，邻居家的徐大哥（他的一中校友）报考清华落榜后，不愿去其他学校，坚持重考。几年后我又听说，他接连两次都未如愿。虽当时不懂“考学”的重量，但“清华大学是好大学、很难考”的念头，就此深深印在我心里。

无独有偶，1954年，一位姓赵的同学考取清华大学暖气通风专业，他嫌专业不好，未去报到。我大哥说，当时在学校同学中还引起议论。

芜湖一中1952年从赭山迁至张家山后，便进入发展快车道，1955年全校高三毕业生100%考上大学，这段成绩被永久写入校史。我正是1953年学校搬迁后入学的学生，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我重理轻文，尤其喜欢数学。那时我知道北京大学有位华罗庚教授，在数学领域成果斐然、享誉中外，便把“上北大、做华罗庚的学生”当成了奋斗目标。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举行成立暨开学典礼，首任校长由郭沫若兼任，建校初期就汇聚了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顶尖科学家，其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所专为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设立的高校，瞬间吸引了我。恰好我1959届的同班同学何心虔考上了中科大，那年我因加入运动队没参加高考，却始终不渝：为了追随华罗庚，我决定报考已搬到合肥的中科大。

回顾起当时的情况，我至今深感遗憾。

那是在1958年，全国首届运动会在北京举办，我所在的安徽省航模队十人中只有五人参赛，我遗憾落选。但省体委仍给我们未参赛的人发了经费，让我们去北京看比赛。到了北京，除了看开幕式，我特意借了辆自行车，去中科大看望何心虔同学。听他滔滔不绝地讲“华罗庚教授一堂课，让他们翻了十几张讲义”时，我彻底“醉”了，更坚定了次年报考中科大的想法。

1959年，中科大迁至合肥。那时校园里响彻“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但学生们私下里仍以去外地上学为荣，可我为了成为华罗庚的学生，毅然把合肥的中科大，填在了十八个志愿的首位。

凭当年的成绩，我考上中科大本无悬念，最终却被第十八志愿的安徽师范大学录取。后来才知道，那年省里为了自身发展，把大部分成绩好的学生留在省内，计划培养一批本地建设的接班人——命运与我开了个玩笑，却也让我与安徽的教育事业结下了缘。

在我们那个年代，清北中科大分配到各省的名额本就不多，高考分数也不是唯一的录取条件。所以，学生考上清北中科大，学校固然高兴，但校际间从不会在“录取人数”上攀比。

还得回过头来说说那时的事。1953年，我考入芜湖一中读初中。父亲是学校的体育老师，还时而兼任班主任（这在如今的重点中学已少见），我们一家也住在校内。1953年到1968年的十五年间，我熟悉父亲的学生、兄弟姐妹的同学，对他们毕业后的去向也比较关心。1955年，周远（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金华（后成为北方交大的校长）考取了清华大学，他俩所在班的班主任就是我父亲，知道后，我们全家都高兴了好一阵子。特别有趣的是，从那时开始，我父亲成为北京校友的"联络员"；那时我还发现一中学生的“择校偏好”——不少人宁愿去南京、上海读书，也不愿忍受北京冬天的干燥寒冷，因此有些人错失了上清北的机会。后来中科大迁至合肥，它便成了一中优等生的首选。

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翻出1987年版的芜湖一中校史，上面记载了1979年至1986年八年里，高考文理科前三名的分数与录取院校。统计后发现，理科前三名的29名学生中，11人考入中科大，仅2人去了清华；文科前三名的26名学生里，2人进了北大，另有2人赴京，其余19人全选择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南方城市的高校。

那时的高考从不公榜，也不公布“高考状元”——并非不愿，而是不能。当时常有高分学生未被录取、或没能进入心仪院校的情况，公布排名只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省教育厅会通报全省高考情况，但排名靠前的学校从不会沾沾自喜、大肆宣传。在大家看来，重点中学录取率高、有人考上清北中科大，是“理所当然”；各项指标在本地领先，也是“正常现象”。即便城市间有成绩对比，也不会过度解读——城市规模变化、政策倾斜、学校扩容搬迁、高校自身发展，都会影响成绩，为一个数字争来争去，实在不值。

那时信息不对称，社会也没有如今这般“卷”，校际间很少攀比，反倒少了许多浮躁。芜湖一中还有个有趣的传统：学校会组建运动队，每天训练备战运动会，运动成绩在全市稳居第一，在全省乃至全国也赫赫有名。获奖运动员是同学们的崇拜对象，他们的名字我至今记得；校史陈列室里，那个年代的毕业生记录中，除了有成就的校友不多的照片，便是运动员与领导的不少合影。

那时的大学从不对运动员降分录取，清北也不例外。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优秀的运动员，基本上都能考上不错的大学，但是否有人进这两所大学，并没有引起同学们的关注。其实，当时芜湖一中的学生并不“执着”于清北——我小时遇到的“非清华不上”，考上清北不上的情况再也没出现过；即便有人考上清北，也不会引发特别关注与宣传。

比如芜湖一中1954届的卢强、1956届的钟家庆、1965届的顾秉林，他们当年考上清北时，在学校几乎没引起什么反响。钟家庆被学校重视，是在“文革”后期——他与杨乐、张广厚三位数学家的名字登上报纸后，学校才为他立了铜像；卢强成为清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才真正进入校史视野，两人的名字还被写进学校的赋与铭中，留传后世。

顾秉林的故事更令人感慨。他随家人支持马钢建设从内蒙来到安徽马鞍山，转入芜湖一中时基础并不好，但学习格外刻苦，常去数学老师朱宝钰家请教，成绩进步飞快。高考填志愿时，他不敢报考清华，是时任教导主任的管德明（后来任市教育党委书记、局长）鼓励他尝试，最终才成功被录取。顾秉林在学校时并不出名，直到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才被写入芜湖一中校史。他始终感念母校，一中有事总会热心帮助，前年一中原校址张家山面临去留关键时，他虽在云南出差，仍特意与我们几个校友相约回校共商事宜。

其实，清北中科大之外的大学，同样能培养国家需要的英才；不少没考上大学的人，凭借自身努力，也能成为栋梁之材——这一点，被无数事实印证。比如震惊世界的AI成果Deepseek的创造者梁文峰，中学就读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学校，大学也只是浙江大学，却取得了顶尖成就。

我身边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2003年新增的科学院院士曹晋滨，1981年从芜湖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89年毕业于一中的罗振宇，考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如今每年举办的“时间的朋友”讲座，吸引了国内外千百万人观看；经济学家项立刚的道路更特殊，1979年从一中毕业后只考上安徽商校，当了六年会计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为国内知名专家。

这种情况在深圳也屡见不鲜。仅举两例:

马化腾的深圳中学同学告诉我，仅仅上过深圳大学的他，大约从1999年起步，迅速成为影响世界的信息化专家，至今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乐此不彼地使用的腾迅正是出自于这位深圳本土培养出来的专家之手；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是1991年我们滨河中学的毕业生邓博弘。曾有报道说，“尘埃落地，深圳市点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导演邓博弘作为中国唯一代表，赢得“2009全球动画大师”称号。"这位世界著名动画大师的邓博弘，毕业于名不见真传的滨河中学，而且高中毕业时，没有考上大学。

1976年，我从芜湖市三中调到市重点十二中当数学老师，一上任就被委以重任——教毕业班。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过了十二年才真正踏上讲台，之后接连带了四届毕业班：除了1978届是从高一带起的两年制班级，其余三届都是从别人手中接手的毕业班。那时年轻，有使不完的劲，也确实干出了些成绩。

其中最难忘的，是一件与北大相关的事。1979年高考，我带的班里有个学生，以数学满分100分（全省仅7人）的成绩被北大数学系录取——这在十二中历史上是第一次，作为他的数学老师，我既骄傲又欣慰。可谁也没想到，一年后他竟因四门课不及格被北大勒令退学。回来后我们才知道，他虽然数学好，却一直对文科感兴趣，到了大学后控制不住自己，常逃课在宿舍看中外小说，前后读了一百多部。

这位学生退学后，不好意思回学校，我们反倒主动去看望他，鼓励他重新高考。第一次他考上上海一所名校，却被拒收；又过了一年，他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后来还在该校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在股市领域做出了不错的成绩。

这件事在当时的芜湖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人说学生自身有责任，也有人对大学的培养模式提出质疑。他的父亲还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出版后引发了更多人对“教育”的思考。

也正是在那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一中的学生，十二中的老师”。有人问我对这句话的看法，我如实回答：普通学校里从不缺好老师，但与省重点相比，生源差距大——学生能出成绩，老师要付出更多辛苦；而且省重点中学常能获得政策倾斜，出成绩本就是“顺理成章”。就像1985年恢复保送制度后，只有省重点有资格推荐学生，芜湖一中当年就有29名学生被保送，占高三毕业生总数的1/6，黄娟娟同学还凭全国作文竞赛一等奖保送清华，而市重点学校，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但普通学校从不含糊，总能交出令人惊喜的答卷。1984年我刚调到芜湖一中时，十二中就有2名学生考上北大，而一中只有1人——我清楚地知道，十二中的同事们为这两个名额，付出了多少心血。

其实，国家对重点中学的定位一直很清晰：改革开放初期，要求重点中学“出经验、出人才”，从未强调“要多考上清北科大”。这份“清醒”，在今天看来更显珍贵。

1991年我调入深圳，之后在三所普通中学当过校长。那时，我们这样的学校，与清北中科大基本“无缘”，但也有几次例外，且都与我任职的学校有关：

1991年3月8日，我到滨河中学（现已改名为岁湖高级中学）上任，当年学校有个初三女学生，以全市初升高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深圳实验学校，后来成功考上清华大学；1998年8月，我调入笋岗中学（现校名已变更为罗湖实验学校），刚上任就收到见面礼——学校有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这在罗湖区属学校中是首例。后来了解到，这个学生户口不在深圳，是笋岗中学破格接收的，在前任领导和老师的精心培养下，才实现了“清华梦”。

更令人骄傲的，是深圳市教育学会与民办耀华实验学校合作负责深圳华杯赛期间，耀华培养的学生曹原：2010年初三毕业后，以669分的成绩考入中科大少年班，经中科大培养又赴美国攻读博士后，25岁就登上了世界石墨烯研究的顶峰；2021年清华大学首次开展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耀华另一名学生程大拙，初三毕业就成功入选——全国仅两名初中生入选，广东省只有他一人。

在深圳，我已没有能亲手把学生送进清北科大，却因曾担任芜湖一中校长，与这三所学校的联系更紧密了。特别是在退休后的十几年里，我在深圳市教育学会工作，几乎每年都会去北京。那时顾秉林院士正在清华当校长，我与北京的芜湖一中校友相聚，总喜欢把地点选在清华园——在熟悉的校园里聊母校、聊教育，成了我退休生活里的一大乐事。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才培养的周期大大缩短，曹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清华园时，我还听说了芜湖一中校友陆新征的故事：他1996年从一中毕业考入清华，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如今，已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还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腾讯“科学探索奖”等重要奖项，学术上取得的成绩闻名中外；2006年考入清华的印奇，在人脸识别领域的研究也早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青年学者，多次受到国家级表彰，他离开中学芜湖一中母校不到20年啊。

在深圳工作时，我与中科大也有过一段密切的交集。1996年9月，在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支持下，仅用六个半月建成的深圳理工学校正式开学。这所新型学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广泛关注，市教育局副局长彭坚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求我们在2000年将学校建成国家级职业学校，还让我作为深圳市唯一的中学校长，参加教育部组织的考察团赴西欧考察。

为了不辜负这份期望，我和同事们想了很多办法，其中就包括与中科大合作办学。我们向中科大提出想法后，对方很快回复，同意让我们与学校的一个系建立合作关系，不仅草签了协议，还承诺我们出资30万元，在中科大建“深圳理工学校实验室”——他们看中的，是深圳的区位优势，希望借此在深圳建立“桥头堡”，向东南亚拓展。

可惜的是，就在合同正式签约前，我被调离了深圳理工学校，去了笋岗中学；两年后，这所学校改名为罗湖外国语学校，我与中科大的合作也随之终止——现在想来仍觉遗憾，若当时合作能成，中科大在20世纪末就能走进深圳了。

今年，深圳建市已满45年。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与成就，令世界惊叹；教育领域的大踏步前进，也同样引人注目。尤其是家长们最关心的大学录取情况，更是屡创新高——在清北科大的录取上，深圳中学一马当先，跻身全省乃至全国前列，每一个深圳人都为之振奋。

在为深圳教育的成绩欢呼时，我更想提出一份期待：我们不应只关注“清北科大录取了多少人”，更应关心“这些走进大学的学生，未来能否真正成才”——能否成为像中科大毕业的曹原、清华毕业的印奇那样的领域精英，能否成为像马化腾、罗振宇那样在各自赛道发光的人才，能否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毕竟，录取通知书只是人生的一张“入场券”，而“成才”，才是教育真正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