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养猪的往事

河水涟涟（问天）

母亲养猪的往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裹在政治动荡与经济困窘里喘不过气。基础设施是裸露的黄土路，集体经济薄得像张纸，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的日子攥在“红薯汤、红薯馍”里，政府发放的救济粮是寒冬里唯一的暖意。谁要是敢偷偷搞点副业，比如用龙须草打捆草绳换点零钱，或是蒸筐白馍蹲在公路边卖，一旦被发现，不仅东西全被收缴，还要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揪着游街批斗。年轻人纷纷盼着参军、争“工农兵” 大学生名额，想靠“吃卡片粮”走出农村；而多数农民，只能守着猪牛羊鸡鸭鹅这些“合法”营生，给家里添点零碎收入。

我家那时属于“一头沉”，—— 父亲在张村供销社上班，这条件在生产队里已让一些人“羡慕嫉妒恨”了，可工资低得可怜，家里没壮劳力挣工分，兄弟几个要张嘴吃饭，还得赡养爷爷奶奶，常常是“上月借的钱，下月刚发工资就得还”的光景。

　　母亲是回族，按教规和习俗，猪是“不洁净”的动物，连碰都该避讳，可她偏偏选了养猪。因为养羊要天天上地放养或割草，她忙不过来，养猪虽违心，却能省点功夫，效益也稍高一些。

每年春节刚过，母亲就拿着积攒许久的钱，去集市上挑一头三四十斤的“架子猪”。自从养了猪，家里的剩饭、剩菜就有了下家。但这远远不够，平时需要购买很多麸子等主食。红薯下来时，每天晚上都要煮一大锅红薯包谷糁稀饭，人吃完后，剩下的大半锅全倒进猪食槽里。猪在圈里闷久了，母亲会把它赶到院子里撒欢，可这畜生总趁人不注意，用鼻子拱开院门跑出去祸害庄稼和蔬菜，好几次被人撵回来。为了防牲畜破坏，隔墙看菜园的老汉在菜园里放置了“胡子弹”—— 用火药和简易机关做的饵雷，裹在菜叶里，牲畜一咬就炸。有天下午，猪又偷跑出去，没十几分钟，菜园里传出“咚”的一声闷响，紧接着就见它满嘴流血、舌头拖着地，疯了似的冲回院子里乱撞。猪嘴被炸得血肉模糊，根本没法再饲养，母亲只好联系屠户，把还没长到两百斤的猪杀了卖肉。

还有一年更糟，猪长到一百多斤时突然病了，不吃不喝，耳朵耷拉着。母亲请来兽医，治疗了好几天，猪还是没精神。眼看猪快不行了，她咬咬牙，没等猪断气就请屠户杀了。换作现在，病猪肯定要深埋处理，可那时哪舍得？她特意请教行家，说病猪只要放干污血，煮得透透的，还能吃。于是，就请屠户把猪肉做成卤肉，全低价卖给了供销社的饭店。后来每谈起此事，她都后悔：“当时光顾着少赔点钱，万一吃坏了人可咋办？”

　　猪圈更是个让人头疼的地方，夏天一进院就能闻到臭味，墙角、猪窝里藏满了圪蚤。喂猪后常把圪蚤带到房间里，夜里咬的大家都睡不着觉，就拿农药喷洒消灭，可只要猪还在，圪蚤就断不了根。倒是有件事能让我忘了跳蚤的烦恼—— 猪身上的虱子又大又肥，我常拿着小木棍，蹲在猪圈里给猪抓痒，猪舒服得眯着眼、甩着尾，偶尔还会用脑袋蹭蹭我的脚，那几分钟，成了童年里难得的轻松时光。

由于家里养猪，违反了教规，受到了张村和穰东舅家的嫌弃，以至于多年来不常到林扒走动，偶尔有人来，也只在院里坐坐，连口水都不敢喝，更不说留下吃饭了。此时此刻，母亲虽嘴上不说，可心里总感到十分歉疚。

大概养了五六年，母亲终于决定不再养猪了。没多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分了地，父亲也调回林扒供销社工作，有时能帮着种地，粮食也足够吃了，母亲就在家门口的小学旁边摆个地摊，卖儿童食品。1984 年，我从唐河县种兔场买了一对长毛兔，母亲把兔笼搭在院子角落里，每天弄草、喂料，没几个月，兔子就繁殖出了十几只，卖兔毛成了家里一笔不小的收入。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家里在公路边盖起了两层小楼，老房子主动交给了村里的小学。母亲也告别了养殖业，开始在街上卖衣服、种子和烟叶等杂货。每天背着大包小包，乘车到附近的集镇赶集，冬天冻得手裂，夏天晒得脱皮，却从没叫过苦。

现在，随着养殖技术的提高和劳动成本的增加，农民散户养猪很少了，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养殖已成为主流。但当年母亲耕作之余，违心养猪的场景仍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母亲偶尔还会提起那些往事，她总说：“教规里也讲，要是人活不下去了，有些规矩也能变通。”其实我知道，她是在给自己宽心。那个年代，没有谁家的日子好过，母亲冒着违逆教规的压力养猪，不过是想让我们能多吃一口饭、少受一些罪。如今日子好了，可我永远记得，是母亲用她的委屈和辛劳，撑起了我们兄弟几个的童年，更应感谢时代的变革，让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姚河予于2025年9月7日零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