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日军据点

席中胜

1943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日军为巩固占领区，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在赵城的杨堡九龙山、永乐、侯村、耿峪、金沟子、二十里铺、苑川、柴村堡、韩家庄、明姜、磨头、连城镇等二十多个村庄大规模修筑碉堡、设立据点，一步步挤压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空间。

秋后，敌人发动了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直接扑向赵城抗日领导机关所在地的石门峪、兴旺峪、井子峪一带。日军尤其选中了石门峪——这个位于霍山脚下、连接太岳区沁源根据地的咽喉要地，企图通过修筑据点，切断抗日军民之间的联系，扼杀抵抗力量。

围困石门峪日军据点的战斗发生在1943年10月。日军于10月3日进驻石门峪，频繁展开扫荡。该据点如同一颗钉子，直接插入游击根据地“三道峪”（即石门峪、兴旺峪、井子峪）核心区域，严重威胁我抗日武装的立足点。石门峪地处抗日根据地边缘，日军每次进出扫荡均必经此地，因此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冲。

形势危急，赵城抗日政府暂迁安泽县红泥坯。但退缩不是办法，地委下达指示：趁敌人立足未稳，集中武装、发动群众，围困石门峪，粉碎日军阴谋！

县委迅速响应。县委书记吴辰、县长杨泽生等领导决定成立围困总指挥部，由晋量子任总指挥，二区副书记卫继瑞任副总指挥。以区分队为骨干，抽调各村民兵一百二十人，组成基干连，民兵英雄“老套筒”韩金虎担任连长。他们还组建了侦查、爆破、通讯三个特殊班，全部直属指挥部指挥。

总指挥部设在石门峪以东三四里的一处山坳里。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根据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原则，定下几条铁令：

一是动员附近村庄群众转移，实行“空室清野”，让敌人进村找不到人、搜不到粮； 二是破坏水源，把井绳辘轳全部拆藏，让日军没水喝、修工事没水用； 三是炸毁道路，切断鬼子运输线； 四是广泛开展地雷战、爆破战，叫敌人日夜胆战； 五是利用“两面村长”，摸清敌情，配合武装打击。

在围困石门峪日军据点的斗争中，最艰难、也最关键的一仗，就是切断敌人的水源。石门峪村东边山谷中，藏着一口天然山泉。这泉眼口宽水涌，清澈见底，不用井绳、不费力气，弯下腰就能打上水来。日军占住这里，就如鱼得水，而我们想要困死他们，就必须先拿下这眼泉。

起初，我们决定往泉里灌粪。挑选了二十个年轻力壮的民兵小伙子，每人挑一对粪桶，深夜从五里外的鞍儿峪出发，摸黑赶到兴旺峪挑粪，再悄无声息地潜回石门峪泉边。卫继瑞和卫锦武亲自带队，区分队持枪在四面山头警戒。一桶桶污物泼进泉水，臭气四溢。谁想到，天一亮，日军就逼着抓来的群众淘泉洗池。不过半天，泉水再度清澈见底。一连几回，都是如此。

后来，村里老人说出秘密：泉底有几个暗涌的泉眼，光倒粪不行，得先用棉絮塞住眼，再灌污物，才能彻底毁掉水源。我们恍然大悟。指挥部当机立断：开展“杀狗运动”。一来，清除村中野狗，便于夜间行动不被发觉；二来，将狗血、内脏混入大粪，灌进泉眼，还泼洒在附近道路上。数九寒天，一夜北风，这些血粪混合物冻成铁板似的冰痂，日军就算刺刀逼着民夫来清，也铲不动、掏不净。

而我们民兵，正好借机吃上狗肉，补充体力。这一招，终于奏效。日军再也喝不到一滴干净水，最后只能从几十里外的赵城强拉民夫往这边送水。每一桶水，都是他们用巨大代价换来的。

老套筒韩金虎

与此同时，民兵的袭扰战术也越来越密、越来越狠。大白天，日军刚要开工修碉堡，山头上就冷不防飞来了子弹——只听枪响不见人，一枪响完，又一个鬼子应声倒地。他们惊慌四窜，根本无法施工。到了夜晚，我们的榆木炮开始“发言”，“轰——轰——”几声闷响，炸得心惊肉跳。爆破组借机潜入，在村口、路口、道旁埋下地雷石雷。敌人昼夜不宁，寸步难行。

民兵连长韩金虎，绰号“老套筒”，是个神枪手。他平时话语不多，但枪法极准，从不轻易开枪，一开枪就必有敌倒。县委书记吴辰曾亲眼见他冷枪杀敌：只听“啪”一声脆响，老套筒收枪低语：“打住了。”不过片刻，石门峪那头就传来日军的嚎叫和抬尸的动静。后来吴辰感慨：“他打鬼子，就像打天上的鸽子，稳、准、狠。”并编写了《歌唱老套筒》的歌曲，在抗日根据地一带传唱。

在两个月的围困中，军民还先后在圣王、邱家窑、董家庄等地截击日军运输队，彻底切断了敌人的物资补给。最终，日军熬不住没水没粮、日夜不停的打击，只得狼狈撤离石门峪。

这场胜利，靠的是群众的智慧、民兵的勇敢、以及八路军的坚定指挥。它不仅保住了赵城抗日根据地，更极大地鼓舞了军民信心，为接下来的反攻埋下了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