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上的张爱玲元素

无为之人

愚园路，我十分熟悉，1972年我就走过。那次从中山公园看《收租院》展览后，我沿着愚园路步行回家。1974年我还跑过这里。某天清早，我从北京西路新昌路口出发，到中山公园跑了一个来回，其中就包含了几乎全部的愚园路。2022年我Citywalk过。房产经纪人杨姑姑带队，我们跟着他分两次走完了愚园路，其中就有张爱玲父亲、后母和弟弟的陋室。90年代之前，我老师傅腾龙也住在愚园路镇宁路附近，这也是我常来愚园路的一个原因。

张爱玲对愚园路也是情有独钟。小说《色戒》的结尾处，王佳芝坐上了黄包车，对车夫说：“愚园路”。而李安拍电影时，把它改成了“福开森路”，颇有老克勒味道，但已不太符合原著的意思了。毕竟愚园路作为越界筑路地段较之纯租界更具隐秘性。

愚园路在兆丰公园（中山公园）处汇入白利南路（今长宁路），这一段白利南路亦可看做愚园路的延伸线。以此为起点，由西向东，可将愚园路上与张爱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元素一一道来。

圣玛利亚女校

圣玛利亚女校在长宁路上，和愚园路近在咫尺，现在是来福士。它还保留了钟楼、教堂和部分教学实验楼，这些曾是张爱玲的目光所及，她曾步履轻盈地穿梭其间，成为她奇特人生的起步。

圣玛利亚女校思孙堂旧址

圣玛利亚女校是教会贵族学校，最初在现华政的东风楼处，曾与圣约翰隔墙而邻，也难免影响“授受不亲”的规矩。卜舫济校长希望圣玛利亚另择地方，后终于有机会迁至现址，而原址经扩建成为圣约翰西门堂，即现在东风楼，为圣约翰附中所用。解放后，圣玛利亚女校与地处江苏路的中西女校合并，成立市三女中至今。原址建立起纺织专科学校，直至土地开发。

1979年7月本文作者在原圣约翰西门堂（东风楼）留影。大门东侧建筑为最早圣玛利亚女校校舍

圣玛利亚女校是张爱玲最完整的求学经历。之前的黄氏小学从六年级起读。之后的香港大学因日本入侵而辍学，圣约翰也只读了两月。在圣玛利亚，她并不是一个有自我约束的好学生，甚至有些慵懒，内务杂乱，作业迟交或是忘交。但她的写作天资帮了她，也遇到了慧眼识珠的国文老师汪宏声抬爱，才得以崭露头角。校刊《风藻》等曾数度登载她的散文乃至小说等习作，成为她日后叱咤文坛的练手。张爱玲也称之为她“最喜爱的先生”。

新老钟楼比较。新钟楼加了一层（网络照片）

某君在《张爱玲的赠言和预言》文中，有这样一段讲述：“我的姑妈顾淑琪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中学，和张爱玲是同班同学，从初一到高三长达六年之久”。“据我父亲说，在姑妈的眼里，中学时代的张爱玲是一个孤僻内向的人，长得又瘦又高，常穿着一件很大却不合身的衣袍。她平时和同学不怎么交流，喜欢独来独往，学习好像也不怎么用功，甚至都看不出有才女的风采，因此并不引人注目，但学习成绩却每次名列前茅。姑妈一直保留着圣玛利亚中学当时的校刊《风藻》，里面就有很多张爱玲画的插图和文字”。

爬满藤蔓的钟楼

张爱玲自己也有类似矛盾的评价。1939年上海《西风》杂志刊出正在香港大学一年级的张爱玲写的《我的天才梦》征文，写了她在圣玛利亚时期的一些状况和自我评判。一方面她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另一方面，她又认为“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张爱玲说她母亲曾给她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但“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纺专”时期的校园（网络照片）

地块开发时圣玛利亚遗存。思孙堂只剩下骨架（网络照片）

然而，一切的一切，通过天缘地合，最终却成就了张爱玲的天才梦。然而更多时候，“好学生”倒是无法达到张爱玲那样出类拔萃的成就。由此可见，尊重一个人的个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其长处，是何等重要！

江苏路陋舍

从愚园路上的畅园进入，经过一番曲径通幽，在一条弯弯通道的尽头，可见一个院落，内有一栋已显破败的两层小楼，据说最初是虞洽卿的房产，也做过私人医院，后来陆续搬进住家。楼下西侧一间14平米房间就是张家除张爱玲之外两代人最后的归宿。1953年、1986年、1997年，张爱玲父亲张志沂、后母孙用䉒、弟弟张子静先后在这里辞世。虽然张爱玲与其父和后母在麦根路别墅决裂后，不可能来过此地，但这里作为张佩纶、李菊藕一支的张家血亲的主要终结处，仍受到许多“张迷”的朝拜。

江苏路陋舍。张家住在绿色窗户的房内（网络照片）

后妈、继母，上海话中统称“蛮娘”，一般是贬义。现实中的孙用䉒并不是张爱玲笔下描述的那样凶神恶煞。作家沈轶伦采访过从小住在这里的画家黄石：“弄堂里的孩子都叫张爱玲的继母‘姑姑’。姑姑风度高雅、面容端庄，皮肤白皙。黄石记事时，张爱玲的父亲已经过世，姑姑孤身一人，住在一间西南向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她很喜欢弄堂里的乖小孩，经常把大家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还冲芝麻糊。但即便只是给弄堂里的小孩吃芝麻糊，姑姑所用的调羹碗盏也显得精美异常”。“长大后，黄石在弄堂里碰到姑姑，她已经半盲，五官走位，用一点余光看人。她叫了黄石小名。‘你认不得姑姑了’，她说。‘认得认得，姑姑你好吗？’‘好不了了，好不了了’。姑姑讲的是标准的北京话，夹带几个上海话的音”。

黄石油画。路的尽头就是“江苏路陋舍”大门（网络图片）

张爱玲本人也写过褒扬孙用蕃的文章《后母的心》，孙无意中看到后竟很感动，经常在亲友面前夸赞张爱玲。张志沂也随声附和，希望她们保持良好关系。所以，这不像张爱玲自己后来说的那样，只是一份练笔的习作。即便是导致张爱玲与其父亲、孙用䉒的这场麦根路“大吵”，也是因张爱玲在淞沪抗战市面混乱的大背景下，“不告而别”和其生母黄逸梵在伟达饭店呆了两周，而孙为张的“失踪”光火所致，这也是“为人母”的人之常情。我觉得，假如孙是张的生母，也许就一点事都没了。所以，张对孙日渐加深的成见基本上是后母与继女关系的翻版，张终究是个女子。孙用䉒晚年也悟道：“后母，怎么做，都是错的”。

晚年孙用䉒（网络照片）

孙用䉒毕竟是大户人家女子，其好友也不可能是乌合之众，这些好友中就有陆小曼，张爱玲却将两人贬为“吞云驾雾的芙蓉仙子”。

张志沂去世后，张子静在川沙黄楼中学教英语，户口也在那里，江苏路陋室实际上是孙用䉒独居。孙在世时曾想将此屋换成大一点的，和她自己的弟弟同住相互有个照应，并将户主归于其弟弟名下，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对此孙也没有再坚持。张子静退休后，落户这里，为孙养老送终，也为自己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1980年代，张子静联系上张爱玲，曾去信希望她做些经济上的资助，但被拒。没有张子静去信底稿，却有张爱玲来信原件。张爱玲对弟是这样说的：“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还说：“其实我也勉强够用”。而张爱玲去世时，还有近300万美元的积蓄，由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作遗产继承人。

晚年张子静（网络照片）

有一段时间，受到误传张爱玲孤独去世消息的触动，张子静也白天黑夜房门洞开，邻居进进出出都会探一下头。

沈轶伦的采访中也说到了黄石对张子静的回忆，她是这样描述的：“这间小房间容纳的第三个人，是张爱玲的弟弟。他在郊区中学里教英文，退休后回到父亲和继母家。姑姑死后他一个人住在这里，穿一件灰棉袄，窗玻璃用纸都糊上了。弄堂里的人对他的印象，是他从未结过婚，似乎也不曾谈过恋爱，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张迷’会特意寻来这里，遇到张爱玲的弟弟会给他一些钱。最后，他也在这里辞世。”

“汉奸弄”

愚园路749弄，住过吴四宝、周佛海、李士群等人，人称“汉奸弄”。但这个名号并不公允，这里还住过民盟创始人黄炎培、“文汇”老报人孙宝礼、徐铸成、沪上基督教领袖余日章等名人。

李士群旧宅门前——《色·戒》取景地

像这样阴森幽长的里弄，也没有张爱玲的朋友和她想要见的人，她应该是没有来过，但这里却与她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

从吴四宝旧宅看周佛海旧居

比如，张爱玲小说《色·戒》由李安导演拍电影时，就在弄内取过景。李士群、周佛海的住宅，都成了《色·戒》中让人过目难忘的场景，比之搭景其环境气氛不知要真上多少倍。

《色•戒》镜头和取景地对比（网络照片）

又如汉奸吴四宝在这里的住所暴毙，多年后其妻佘爱珍寻到日本嫁给了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佘爱珍大胡兰成5岁，与胡结婚时已54岁，甚至都过了半老徐娘的岁数。她不像张爱玲那样“智商为零”将自己“卑微到尘埃里”做“倒贴户头”，而且佘也没有这个资本，但她有张爱玲不具备的狠手，用对付吴四宝的手段对付胡兰成，卡住经济咽喉，不动声色将胡收拾得服服帖帖，倒也相安到老。

（网络照片）

这样的联系，也不可谓无中生有吧！

田庄

愚园路田庄曾住过著名编辑、作家周瘦鹃。1943年春，张爱玲专门找到这里拜访周，送上她的新作《沉香屑·第一炉香》，由周在《紫罗兰》杂志上连载，从此张爱玲名扬天下。这是对张爱玲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地方。

田庄与农邨的大门。右侧红砖房为田庄

田庄，在文元坊深处。从爱丁顿公寓至近镇宁路的文元坊路途已不短，再达“田庄”还要步行十多分钟。张爱玲身着旗袍、脚蹬高跟，叫了人力车或是出租抵达比较合理。不过张当时还没开始“卖文”，后者可能性不大。

为了推介张爱玲，周瘦鹃专门写了《写在〈紫罗兰〉前头》，连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同刊在1943年5月的《紫罗兰》复刊第二期上，其中详细记叙了周张见面的诸多细节：

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我正懒洋洋地困在紫罗兰庵里，不想出门，眼望着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袅起的一缕青烟在出神。我的小女儿瑛忽然急匆匆地赶上楼来，拿一个挺大的信封递给我，说有一位张女士来访问。我拆开信一瞧，原来是黄园主人岳渊老人（注：张爱玲母亲娘家的远房亲戚，有《花经》一书行世）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

我忙不迭的赶下楼去，却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来向我鞠躬，我答过了礼，招呼她坐下。接谈之后，才知道这位张女士生在北平，长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学读书，再过一年就可毕业，却不料战事发生，就辗转回到上海，和她的姑母住在一座西式的公寓中，从事于卖文生活，而且卖的还是西文，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至于中文的作品，除了以前给《西风》杂志写过一篇《天才梦》后，没有动过笔，最近却做了两个中篇小说，演述两件香港的故事，要我给她看行不行，说着，就把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捧了给我，我一看标题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就这么一看，我已觉得它很别致，很有意味了。当下我就请她把这稿本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随又和她谈起《紫罗兰》复活的事，她听了很兴奋，据说她的母亲和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读者，她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我的哀情小说，落过不少眼泪，曾写信劝我不要再写，可惜这一回事，我已记不得了。

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注：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的了。一星期后，张女士来问我读后的意见，我把这些话向她一说，她表示心悦神服，因为她正是S.Maugham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也是她所喜读的。我问她愿不愿将《沉香屑》发表在《紫罗兰》里？她一口应允，我便约定在《紫罗兰》创刊号（指1943年第1期）出版之后，拿了样本去瞧她，她称谢而去。当晚她又赶来，热忱地预约我们夫妇俩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紫罗兰》出版的那天，凤君（注：周瘦鹃夫人）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我便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到那公寓去，乘了电梯直上六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室里，见过了她的姑母，又指着两张照片中一位丰容盛鬋的太太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她的母亲，一向住在新加坡，前年十二月八日以后，杳无消息，最近有人传言，说已到印度去了。这一个茶会，并无别客，只有她们姑侄俩和我一人，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俱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与碟箸也都是十分精美的。我们三人谈了许多文艺和园艺上的话，张女士又拿出一份在《二十世纪》杂志中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生活与服装》来送给我，所有妇女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我约略一读，就觉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不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情调的作品……

从这篇短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张见面的不少细节，也可根据史实做部分勘误，毕竟当时周张只是初交，周对张不可能了解很多：

晚年周瘦鹃，专注于盆景艺术（网络照片）

1、“黄园主人岳渊老人”。岳渊，黄姓，黄园主人，周瘦鹃好友，但非“张爱玲母亲娘家的远房亲戚”，而是张的生母黄逸梵得知黄老社交甚广，认识不少作家编辑，以观花展之名与同样姓黄的岳渊先生“攀亲”，并引荐女儿张爱玲。就这样，张爱玲凭着黄老先生的“荐书”进入了周宅。黄园最初在真如，被日军占据后迁入租界，就是现在康平路的第五十四中学和高安路小学的地方。梅兰芳蓄须明志时，也在这里住过一阵。

昔日黄园，今日五十四中学（网络照片）

2、“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这应当就是张爱玲当日的装束，以后有关周张会的文章都会引用此。

3、“这位张女士生在北平，长在上海”。这是不对的。应当是，她生在上海，长在天津，8岁时又回到了上海。

4、“紫罗兰庵”。应当是周瘦鹃的书斋名，而且“我忙不迭的赶下楼去”的叙述看，书斋是在二楼，甚至可以推测整个三层楼宅都是周家的。

周瘦鹃旧宅——周张第一次会见处（网络照片）

5、“据说她的母亲和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读者，她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我的哀情小说，落过不少眼泪，曾写信劝我不要再写，可惜这一回事，我已记不得了。”这应该是张爱玲无中生有的煽情之词，意在拉近与周的关系。

6、“一星期后，张女士来问我读后的意见”“当晚她又赶来，热忱地预约我们夫妇俩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加上首次登门拜访，张爱玲至少到过周家三次。

7、“我便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到那公寓去，乘了电梯直上六楼”。这也表明，此时张家在爱丁顿公寓的房间已从51室搬至65室。

8、“这就是她的母亲，一向住在新加坡，前年十二月八日以后，杳无消息，最近有人传言，说已到印度去了”。显然这时黄逸梵已经不在国内，而且1940年就已出去，而她出去时张爱玲正在香港读书。那她托付黄岳渊的事是怎样和张爱玲衔接的，没有明确的记载。或通过书信，或由姑姑张茂渊做媒介，似只有这两种可能。

不管怎样，田庄的周张会是张爱玲成为名作家的决定性一步。

过不多久的一个夏日，张爱玲的身影又出现在《万象》杂志总编柯灵面前。此时柯灵刚被杂志聘用，先前已读过《紫罗兰》上的“两炉香”，正寻思着如何向张爱玲约稿，没想张不请自来，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不久，张爱玲的新作《心经》就在《万象》刊出，以后的作品再也没在周瘦鹃的《紫罗兰》上出现过。什么原因？众说纷纭，不好猜测。

福州路世界里遗址。黄圈处为原弄口

80年代时，柯灵写了《遥寄张爱玲》，详述了与张爱玲认识的经过。与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比较，有两段情节颇为相似：

一是对张爱玲装束的记叙。与周瘦鹃文所叙“鹅黄缎半臂”类似，柯灵描述张爱玲是“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看来，男性对女性的穿着打扮都是一如既往地关注，而且会过目不忘。更不容易的是，柯灵是在历经四十年风雨后还能如此清晰地记得张爱玲当时形象的。

二是对张爱玲文稿外包装的描述。周瘦鹃如是说：张爱玲“说着，就把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捧了给我”。而柯灵的说辞也很相似：张爱玲“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两人都说张爱玲是将稿件用纸包裹着的。而且有些文章还说纸包是装在一个布袋里的。但就用纸包裹稿件这一情节来看，已颇具女性特点。从事写作的女性，大都是“第三性”，但张不是，到死她还不忘口红、描眉等。

蓝圈为世界里弄口。红圈中央书局和《万象》社址（已不存）

柯灵的《万象》杂志由中央书局主办，而中央书局隐居福州路近昼锦里（今山西南路）的世界里。这样，又多了一个张爱玲足迹的到达点，而且她还走出了惯常的西区，走到靠近黄浦江的东区来了。

柯灵和周瘦鹃一样，都是张爱玲的贵人，不管后来张爱玲本人是如何认为的。

爱丁顿公寓

上篇《张爱玲的南京西路》是从南京西路的角度讲到爱丁顿公寓的。而本篇再讲爱丁顿公寓，是因为它处于愚园路的桥头堡，愚园路就是从这里出发向西延伸的。更重要的是，爱丁顿公寓正处于历史上的愚园废弃后的地块东侧，而愚园是愚园路的泉源。

愚园路、常德路、南京西路、胶州路包围地块为愚园遗址。红框为爱丁顿公寓（网络照片）

上篇主要讲了爱丁顿公寓前的电车。本篇前面也讲了周瘦鹃在“《紫罗兰》出版的那天”，“便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到那公寓去，乘了电梯直上六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室里”，还说到他和张爱玲及其姑姑的茶会，“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俱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与碟箸也都是十分精美的”，可见当时这个破落的封建家族，已与传统断裂，而变得十分西化了。

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楼顶（网络照片）

1943年张爱玲的《公寓生活记趣》，对爱丁顿公寓做了多方面的记叙。现在正是夏日，雷暴常会不期而遇。散文中的相关描写使我印象深刻。

“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绞干，换上，污水折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霉迹子”。

“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

曾听有人讲“上只角”的房屋特征——钢窗、煤卫、打蜡地板、拉毛外墙，再好一点还有热水汀。爱丁顿公寓当然是“上只角”了，甚至它还有外面不多的热水汀，但在“上只角”特征排第一的钢窗，其密封差的特点往往在雨季迎风时给人们带来了诸多麻烦。张爱玲对此描写十分生动，说明其有切身的体验。当然，现在流行塑钢窗，至少在安装后的一定时间内可以确保其密封无忧。

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网络照片）

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爱丁顿公寓也一度更换窗户为塑钢窗。据说近几年为了还原历史风貌，又换回钢窗了。当然，如果没有窗户四周的嵌条加持，密封性还是难以保证。看来，文物保护与现代的生活质量也是会产生矛盾的。

讲完了愚园路的张爱玲元素，张爱玲在沪上的可知足迹就剩下不多了。美丽园、熊佛西楼、开纳公寓、明月新邨，甚至还有解放剧场，以后有机会再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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