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匾”与“招安状”

杨柳岸边

“进士匾”与“招安状”

晚清时期，应山县余家店（今广水市余店镇）街上曾发生一桩奇闻。马善之先生在自家门前高悬“进士及第”牌匾。当天清晨，市集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马氏族人凑“份子钱”贺喜，马先生大摆宴席，引来街坊驻足围观。有知情好事者涌入李东泉家中，将其早先已得却未悬挂的“进士及第”匾额抬出，挂在门前。李东泉阻拦无果，只得任由众人胡闹凑兴。马老先生见状，顿觉面上无光，待宾客散尽后，立即将自家匾额撤下，收进屋内。何以如此？只因马老先生心虚：此匾乃是纳捐所得，来路不正，见光失色。

晚清纳捐之风盛行，朝廷将其视为正规升迁途径，亦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富人只需出资，便可获得官府颁发的各类匾额，如“书香门第”“进士及第”之类，用来装点门面，以糊弄外行人。时人崇尚虚名，攀附风雅，竞相效仿，却鲜少深究其真正含义。须知科举殿试一甲前三名方称“进士及第”；世代读书之家才可谓“书香门第”；而贞节牌坊，必须由朝廷核实立坊，载入史册。然而民间多不讲究，或为逝者追赠虚衔，或私立牌坊以扬家声，甚至捐买学衔、自抬身价。

李东泉为何有匾不挂？原来，他那块匾虽由县令赠予，未花分文，却同样名不正、言不顺。他深知科场规制、匾额礼法，因此从不张扬，也未曾悬挂。然在乡人看来，以他的品德、学识与能力，完全配得上“进士及第”之誉。然而，他一生竟未赴科考。究其根源，一是家道贫寒，早年无力供他持续攻读；二是他志不在功名，甘愿蜗居乡里，落个清闲自在。后来虽偶起入仕之念，无奈年事已高、家境依旧拮据，时逢局势动荡、科举渐废，终未成行。于是便专心教书育人，四季不辍，反而觉得正合己意。

据《李氏宗谱》记载：李学翰，号东泉，生于晚清。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才华超群，早年便成为府县廪生。因其学识出众被选为拔贡，历任县教谕、州学正等职，一生在魏家店教书育人。其门下学子多有成就，遍布于应山及周边官府，尤以在应山南乡、随县东南乡一带名望极高。

李东泉天性淳厚，衣着朴素，勤学不辍，待人谦和。然幼年左目失明，以致视力不佳。一日，行于马坪港（今广水市马坪镇）官道，恰遇县令轿驾。衙役鸣锣开道，呼喝行人避让，唯李东泉因低头沉思，悠然慢步，浑然不觉，竟被差役一把扭住，拽至轿前意欲责罚。县令掀帘一看，见是昔日恩师，急忙下轿，整衣叩拜，执礼甚恭。李东泉却未以师自居，依旧谦虚回礼。路人为之震惊，此事不胫而走，遂传为佳话。

自此，县令对李东泉愈加敬重，凡遇重大纠纷、难决之事，常亲至其家中请教。先生不论寒暑，皆耐心相待，剖析事理。县令每受点拨，辄恍然大悟，自称“受益如沐甘霖”。李东泉虽未居官，却以学问德望，隐然成为地方一言九鼎之士。

李氏族人为李东泉聘定马坪一周姓望族之女为妻。迎亲当日，鼓乐齐鸣，李姓数十人前往接亲，不料周家竟嫌贫悔婚，致使花轿空返。李氏宗亲愤恨不已，欲邀众多族人前去“出铺”（方言，意为讨回公道）。李东泉却劝止众人，独赴马坪，与周家于茶馆理论，并请来数名士绅作证。周家起初不予理睬，反欲告官。众士绅直言：“岂不知东翁门生遍布官府，尔等有几多银两、几成把握打赢官司？莫要自取其辱！”周家理亏，最终服软，允由李姓出资，请马坪头面人物送女完婚。夫妇二人婚后却相敬如宾，携手终老。

后来，李东泉在余家店街上有房产十间、田地数十亩，乡间另有地租收入，家道日渐殷实。他先前育有一子名有芬，不幸六岁夭折；次子有森，字昌林，生于清末。李东泉生前，于长岭骑龙岗方家榨置办荒田一垄，作为日后安葬之所。李东泉逝后，李昌林谨遵父愿，俭朴治丧，欲将其葬于该地。

不料此事触怒方家榨名儒方虎城。此人素以热衷诉讼闻名，横行乡里，动辄告官，乡下无人敢惹。因李东泉墓葬之事未经其手，后事亦未向其商请，便借故发难，以“欺孤占田、破坏风水”为由，将年仅十四岁的李昌林告至应山县衙。升堂当日，方虎城早早候于南街，一见李昌林便扭其入公堂。县令一见是李昌林，当即停审，下堂迎前口称“世弟”，请坐其旁，而方虎城则仍跪于堂下。李昌林呈上地契、付款凭证，又传方家遗孀到堂对质。遗孀详述前因，确认系自愿交易，钱地两清、契印俱在。真相既白，县令当庭怒斥方虎城诬告，革其功名，并声明此后县衙不再收其诉状。方虎城颜面尽失，出衙后仰天叹道：“方某替人诉讼半生，竟败于李家孺子！”一路呕血数口，归家后郁郁而终。

李昌林成年后，子承父业，为人宽厚仁德，乐善好施，常周济贫苦乡邻。家中设有木器作坊，特备棺木若干，凡周边孤老去世，皆施以棺木及钱物，助其妥善安葬。他为人谨慎而侠义，处事周全细致，待人接物恪守礼数，因此深得乡邻敬重与官府信任。

民国九年（1920年），应山县衙委任李昌林为余家店团总。凡地方有事，他必尽心竭力，多措并举予以办理；遇乡邻争斗或矛盾纠纷，则秉公处置，不偏不倚。偶有乡邻为争颜面，赌气提出非分要求，李昌林从不以权势压人，经常自掏腰包，拿钱弥补争执缺口，并设宴劝和，使双方冰释前嫌、握手言和。诸多棘手之事，皆被他化解于乡里，避免事态扩大。因其待人宽厚、处事公正，深得乡民敬重，威望日益卓著，四方百姓无不真心拥戴。

天子岗大脚山有几户李姓人家，常受外姓欺压。某日，李家山上树木被马姓大户盗伐，李家惧怕，不敢报官。余家店及当地族人愤怒，聚集一处，抄起家伙欲与之拼杀。正当群情激愤之际，有人提议应向李昌林求助，听其主张。李昌林得知后，当即劝阻众人，并以团总名义张贴告示，申明官府缉拿盗贼之举措，以及惩处之决心。告示一出，当夜马某便悄悄归还所伐树木，一地纠纷遂告平息，天子岗一带从此安宁。

民国十七年（1928年），军阀混战，匪患猖獗，地方不宁。余家店王家冲有灾民六百余人聚众为匪，劫掠乡里，其后窜扰至京山宋河、平坝等地。其中有李自奇等数十名李姓族人，在本地犯案后屡脱官府缉捕，自知难以立足，遂投奔京山匪伙，并渐成头目。其后分得钱财，便托人带信回乡，让族人前往取用。

然李氏宗规第八条明文规定：“为匪者宜除。”族长有权清理门户，以维护李姓全族声誉。李自奇之叔李有贵心系亲族，不忍见其沦落，遂找李昌林商议。为挽救这群误入歧途族人，李昌林慨然应允，决定与之同往。

为给他们改过之机，并为余家店地方增添治安之力，李昌林遂向县衙申请招安该股匪众，领得空白委任状若干。获准后，便与李有贵同赴京山。众匪正处于朝不保夕、有家难归之境，闻可招安，皆欣然接受。经一番劝导，匪众交出赃物赃款，以待官府收编。

事毕，李昌林与李有贵心情畅快，策马返家。行至应城桃园处，人渴马乏，便下马购桃解渴，稍作歇息。不料李有贵付钱时，不慎将匪众所缴、藏于鞍内的银元与金银器皿散落于地。桃园店主见钱财众多、来路可疑，又见二人装扮口音似京山匪徒，疑为赃物，于是鸣锣聚众，将二人捉拿。百姓恨匪入骨，群情激愤之下竟将二人杀害。后搜其身，见官印文书，方知误杀官员，悔之已晚。

京山匪众久候招安消息不至，探知二人死于桃园，希望彻底破灭，愤而大肆报复，连续屠杀周边村庄十余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继而占山为王，重操旧业。百姓上报省府，省府派重兵围剿。匪众本为乌合之众，一击即溃，多数被歼，余者逃窜——或溺亡河中，或摔死山崖，生还者寥寥无几。至此，京山匪患大致平定。

而李昌林、李有贵二人尸首无人收殓，下落成谜。后人只知他们因“招伕”（收编土匪）而死于京山，成为一时奇闻。知其缘由者，无不扼腕叹息——二人侠肝义胆，实有将帅栋梁之材。

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氏族人李敦云路遇金盘寨（今余店镇金盘村）杨家店一老者，系当年从桃园泅水逃生之人，谈及往事，方才揭晓这段尘封秘辛。

李东泉与李昌林父子一生恪守仁厚，历经风波而志节不移，堪称李氏家风典范。其事虽微，其德乃光。今记轶事，既为传承家脉，亦为启迪当代：以德为镜，可正言行；以风为碑，能立门庭。愿家风永续，德泽流芳；盼子孙景行，薪火长明。

讲述人：

李自省（1942—2023），古城村古城畈人。

整理人：

杨德平（笔名杨柳岸边），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广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随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