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札记（88）

半缘君

康德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父亲是一个马具匠，夫妇俩生了九个孩子，其中五个活了下来。康德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的姐妹们长大后给人当女仆，他的弟弟后来当了牧师，兼做教师和农夫补贴家用。这个贫苦家庭的灵脉，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他的父母信奉虔信派，这是新教中的一个改良派，在德国下层阶级中很有影响力。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被送进虔信派办的一所学校，在那里待了八年。这所学校的全部课程专为净化道德而设置，不教知识，他的教师说:“我宁愿拯救一个人的灵魂，而不愿造就一百个学者。”这个教师何尝想到，他的学生中有一人后来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学者，而且拯救了无数人的灵魂。

康德十六岁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在那里学习了将近七年。因为贫困，他不得不经常中断学业。在上大学期间，他一直给同班同学当家教，靠这份收入维持生活和交学费。二十三岁，没有拿到学位，他就离开了学校，辗转在哥尼斯堡附近的农村，先后在三个人家当家庭教师，持续了大约七年之久。

康德三十岁回到哥尼斯堡大学，次年提交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得到了博士学位。再进行一次教师资格的论文答辩，他获得了编外讲师的职位，可以公开讲课，但学校不负担薪金，其收入由学生提供，十分微薄。此时康德三十一岁，他延续了四十一年之久的教书匠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他是一个勤奋的教师，每周的课时最少有十六小时，最多达二十八小时。他同时教多门课程，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地理、自然法、动力学、矿物学等等。之所以如此勤奋，当然和生计有关，可以稍微增加一点收入。与此同时，他还勤奋地写作，发表了不少著作。他讲的课很受学生欢迎，而他三十九岁时发表的《论美感和崇高感》十分畅销，无论作为教师，还是作为哲学家，他都已经颇有名气了。可是，他太老实，不会公关那一套，在学校里混得并不好，是一个长期评不上职称的倒霉蛋。有一阵他似乎灰心了，争取到了哥尼斯堡王家图书馆副馆长的职位，暂时中断了在大学教书，不过时间不久。

康德当编外讲师长达十五年。在这期间，他不断向当局递交申请，诉说自己的学术专长、经济拮据状况，最后是那一把年纪。他曾两次申请正式的讲师职位，但都未能如愿。学校拟授予他诗歌讲师的职位，负责为学术界庆典和公共节日撰写诗歌，在他看来近于侮辱，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四十六岁时，终于得到任命，被聘为逻辑和形而上学编内正教授。这个大哲学家历尽艰难，总算解决了职称问题。全世界无论中外，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教授。教授多得数不清，而能够写出传世之作的有几人?可见职称是一个多么无聊的东西。

不管怎样，现在康德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不用再讲许多杂课，一周授课九小时，科目与他的研究紧密结合，一般是上学期讲逻辑学和自然地理，下学期讲形而上学和人类学。他在教授的位置上又工作了二十二年，七十二岁时做了最后一次正式讲座，自己感到讲不动了，此后即退休。

读康德的艰涩的哲学著作，你很可能以为，他讲课一定也枯燥难懂，其实大不然。当时的许多报道表明，他是一个言谈高手，无论私下交谈，还是公开讲演，都轻松而风趣，非常吸引人。他讲的课极受欢迎，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根据他的自述，他讲课注意两点。第一，让有中等接受能力的学生听得懂。他说:“我不是为天才讲课，他们自己会闯出一条路来。我也不是为傻瓜讲课，不值得在他们身上白花气力。我是为那些水平中等并且想得到提高的人讲课的。”第二，他强调，他不是教哲学，而是引导人们进行哲学的思考。

康德身材瘦小，只有1.57米，讲课时，讲桌遮挡住了他的身躯，学生只能看见他的头颅和宽阔的前额。桌上摊开他写有札记的纸张，或者他用作教材的别人的教科书，例如迈耶尔的《逻辑学》、鲍姆加登的《形而上学》等，上面也写满了他的札记和批语。他会引用一些关键的材料，并且穿插一些机智的妙语和风趣的笑话来解释某些难懂的段落。教科书常常也是争论的对象，讲课成了紧张的对话。他在听众面前进行自己的思想探索，仿佛他本人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逐渐地完善先前确立的解释，最后才得出明确的结论。

关于康德讲课的深刻、生动和有趣，他的学生多有记述，我只引用其中一位的证词。赫尔德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比康德小二十岁，年轻时入学哥尼斯堡大学，听了康德的全部课程。每门课他都认真做笔记，课后又认真整理，这些笔记都保存下来了。他在晚年时对康德哲学持否定态度，但即使此时，他仍充满感情地回忆年轻时听康德讲课的感受:“我常常怀着感激而兴奋的心情，回忆起我年轻时同一位大哲的相处，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老师。他那犹如为思想而生的宽阔前额永驻着开朗欢快的神情，思如泉涌的动人语言从他的唇际溢出。诙谐、警句和即兴的幽默信手拈来，而在人们哄堂大笑时他则能保持严肃，他的讲课同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