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芷畦竹枝词第七十九首

宁静如许

攻城个个扎红巾，

计家舍家计太新。

一个无知韩侂胄，

枉将首级送金人。

~周芷畦～

注：计家舍韩德泉起事名红巾，攻城不克，被戮。详《嘉善县志》。

血色红巾在咸丰年间的嘉善城头猎猎招展时，计家舍的韩德泉或许未曾想过，他的名字会和七百年前南宋的权臣韩侂胄一同，被诗人周芷畦的竹枝词钉在历史的叹息墙上。攻城者个个头裹红巾，那是元末红巾军星火的余烬，也是彼时席卷江南的太平天国风暴投下的一抹赤色剪影。他们从水网密布的陶庄计家舍聚拢而来，怀揣着改天换地的灼热与草莽的勇悍，将刀锋指向了嘉善古老的城墙。诗人周芷畦冷眼旁观，只以“计家舍家计太新”七字判语，便道尽了这场仓促起事的宿命——那看似新奇的攻城谋略，终究是纸面沙盘上的幻影，在森严壁垒与无情的铁蹄下，碎得如同柳溪河畔秋日的霜露。

攻城未克，血染尘埃。韩德泉的头颅被高高悬挂在城门示众，像一颗沉重的砝码，压在了咸丰末年动荡的天平上。诗人笔锋陡转，一声“一个无知韩侂胄”，如寒鸦惊飞，瞬间划破时空的幕布。南宋开禧年间，那位同样姓韩的权相，力主挥师北伐金国，何尝不是意气风发？然轻启战端，准备不足，终致符离惨败，山河飘摇。更可悲的是，他最终身死政敌之手，头颅竟被割下送往敌国金人，以求屈辱的和议。七百年烟云流转，韩侂胄的“无知”与韩德泉的“计太新”，在周芷畦的诗行里竟成了悲剧的双生子。两颗头颅，一献金人铁蹄，一悬清廷城门，“枉将首级送金人”的结句，浸透了诗人无尽的悲悯与彻骨的冰凉——这“枉”字，是生命无谓抛洒的痛惜，是志士热血空付东流的愤懑，更是对历史轮回中那份鲁莽与轻率的沉痛质问。

嘉善县志对此事的记载，不过是“咸丰年间匪乱，旋平”的寥寥数语，冰冷而模糊。而周芷畦，这位自号“汾南渔侠”的柳溪歌者，却以竹枝为笔，蘸着乡土的墨与历史的血，为后世补全了县志吝啬的留白。他记下了“红巾”这鲜明的标识，那抹刺目的红是底层怒火的具象；他点出了“计家舍”这具体的策源之地，让韩德泉不再是一个县志中匿名的“匪首”，而是一个有名有姓、有乡有土的抗争者；他更用“计太新”的犀利洞察，揭示了失败背后那无法回避的草率与稚嫩。诗人的笔，不仅记录事件，更刻录民心。那“枉将”二字里，藏着柳溪河畔百姓的复杂心绪：对反抗压迫勇气的隐隐敬畏，对官府镇压暴行的深深恐惧，以及对因“无知”而招致毁灭性结局的无奈叹息。

周芷畦并非冷漠的看客。他笔下的柳溪竹枝词，充满了对胥吏催粮、民生凋敝的深切同情，他深知那一片片扎起的红巾背后，是“稻花香里说凶年”的绝境悲鸣。然而，目睹过太平军铁蹄下江南的疮痍，身为传统士人的他，对缺乏组织、轻率盲动的暴力抗争，又怀有本能的忧虑与否定。韩侂胄的典故，正是他借古鉴今的警世钟鸣。他并非嘲笑韩德泉的勇气，而是痛心于那未能审时度势、未能积蓄力量的“无知”，痛心于鲜活的生命化作了城楼上警示后来者的冰冷符号。这竹枝词，是挽歌，也是史鉴，是南社文人“补志乘之不详，存俚俗之轶闻”的自觉担当。

如今，陶庄镇计家舍的旧事早已湮没于寻常巷陌，唯有周芷畦的诗句，如同柳溪河上不散的烟雨，低回婉转。那染血的红巾，那悬首的城门，那远在临安被送往金营的头颅……七百年的回响与咸丰年间的血光，在“一个无知韩侂胄，枉将首级送金人”的叹息中交织碰撞。这枚由诗句锻打而成的青铜铆钉，穿透层层叠叠的历史帷幕，将一段被正史轻忽的草民抗争，牢牢钉在了时间的脊梁之上，让后人触摸到那份灼热的勇毅与冰冷的教训。历史或许没有给韩德泉重来的机会，但诗人的笔，却让每一次诵读都成为对智慧与慎重的无声叩问——在柳溪的水声里，那首竹枝词仍在低语：莫轻言“计新”，须知“首级”重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