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杨述祖教授：一位病理学前辈的治学风范与师者仁心

吴人亮

图1 .杨述祖（1903.5-1983.12)病理学家。

回溯大学时光，我刚在医学领域摸索门径时，就听闻母校病理学教研室有位“泰斗”——我国著名病理学家、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病理学奠基人之一杨述祖教授。那时便知，他不只是学科开拓者，还是新中国首批国家高教一级教授，这样的履历在学界是标杆，也让我打心底里敬佩。

图2.杨述祖藏书，一本1951年的大众医学，发表杨老写的“在中国比较常见肿瘤-肝癌”其中还有杨述祖教授再次读后亲自修改的笔迹。

图3.杨述祖教授主持中南同济医学院病理学馆并与同事们合影留念（武汉1953年）。左起：杨述祖、朱水志、金明珠、赵叔言、陈学诗、沈琼、陈其五、祝庆蕃、吴旻、武忠弼、李志尚。

图3. 杨老主持的武汉医学院病理解剖学教研组与同事合影（ 1956年10月26日）后排：左起陈其五、金明珠、彭杰青、武忠弼、杨述祖、陈学诗、毕可容、邓仲端；前排朱水志、左湘琳、王惠芳、陈口华、吴明明、车东媛、祝庆藩。

杨老1963年10月在成都参加第二届全国病理学术会，并发表了“急性血吸虫病的病理变化”论文，此成果对当时血吸虫病的病理机制研究和临床诊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回母校工作，被分到病理解剖学教研室。当时教研室由杨述祖教授主持，能近距离接触这位泰斗，如今想起那段相处的日子，哪怕过了几十年，细节仍清晰得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图5. 杨老与武汉医学院首届病理高师班学员结业合彭留念1980年。前排右二为武忠弼教授、右三为杨述祖教授

刚入职时，教研室正忙着编《外科病理学》下册。这部书的上册1978年出版后，凭着系统的理论、详实的临床案例，很快成了国内病理学权威教材，下册编写自然成了科室当年的头等大事。彭杰青老师负责统筹，我则做了不少书稿抄写、整理的活儿。能参与这部经典著作的编撰，为学科出份力，我一直觉得特别荣幸，也实实在在懂了什么是“学术传承”。

图6. 扬老在注精会神的编写国内首部大型《外科病理学》参孝书 1981

在我印象里，杨老年近八十，精力却好得惊人，工作劲头让我们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他作息特别规律，甚至有点“严苛”：每天上午八点半到岗，十二点半才走；下午三点再来，六点半才下班。这样的时间，特意避开师生上下课的高峰，就为了不受干扰，专心做研究。到了晚上八点到十点半，办公楼都静下来了，他还会回科室，要么趴在桌上读文献，要么对着显微镜仔细看切片，一门心思扑在病理学上，好像不知道累。更难得的是，他总想着带后辈，常组织年轻老师一起阅片、讨论疑难病例，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为我们的成长花了好多心血。

杨老的办公室里，总收到全国各地医院寄来的复查或会诊切片，这些大多是别的医院难确诊的“硬骨头”。我至今记得一个病例：有人送来一份切片，之前在好几家医院会诊，结果都不一样，患者的治疗方案也定不下来。面对这样的难题，杨老一点都不怠慢，坐在显微镜前，一张一张仔细看切片细节，反复琢磨病变特点，还查了好多国内外文献，对比相似病例的诊断依据，就为了每个判断都准。最后，他凭着扎实的功底给出了明确诊断，患者也因此得到及时治疗，顺利康复。事后，杨老特意叮嘱我们年轻人：“活检报告关系着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每个细胞、每处病变都不能漏，得抱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半点马虎都不行。”

要知道，那时候医学技术远不如现在，没有免疫组化、分子检测这些先进手段，诊断全靠HE常规染色、几种特殊染色，再加上医生的阅片经验和鉴别能力。也正因如此，杨老对疑难病例格外上心——碰到特别难的，他会详细记下病例特点、诊断思路，亲手画病变示意图，还附上参考文献出处，整理成完整的病例分析笔记，方便我们后来学习。时间长了，这些笔记成了教研室宝贵的学术遗产，也成了我们后辈的“活教材”。为了查清一个学术问题、定一个疑难诊断，杨老常常忘了时间，有时会工作到晚上七八点；甚至有好几次，他半夜想起病例的细节，立马起床回办公室查资料、完善诊断报告，直到凌晨才休息。就算到了八九十岁，他还坚持去病房，亲自问患者病情、看临床表现，就为了诊断能更贴合临床，这样的敬业精神，现在想起来还让我特别敬佩。

不过，这位对工作极严的老教授，私下里却有不为人知的温柔。我偶然发现，他办公桌最下层抽屉的边上，贴着一张小纸片，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着科室每个人的生日。每当有年轻老师过生日，他总会提前记着，当天特意把人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包装精致的巧克力递过去，再拉着人坐下聊几句——有时问工作进展，有时叮嘱我们注意身体，有时还会讲自己年轻时求学的事。那一块小小的巧克力，或许不值多少钱，却装着杨老像父亲一样的关怀，让我们这些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心里暖暖的，也更激励我们以他为榜样，好好努力。
 

当然，杨老对我们要求也挺严。要是看见有人在走廊里闲聊浪费时间，他会主动走过去，语气温和却态度坚定地劝大家：“时间宝贵，多回办公室看看书、学学外语，专业能力才能提高。”他还常“突击考查”——随便叫个年轻老师去他办公室，让分析某张切片的病变特点，或者讲某个病理机制，一旦发现我们理解错了、学得不扎实，就当面指出来，毫不含糊地批评纠正。正是这份“严”和“慈”掺在一起，让我们对他又敬又亲，也在他的督促和关心下，很快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病理医生。
 

1983年初，《外科病理学》下册书稿终于完成，杨老带着我和任老师一起去湖北人民出版社交稿。跟出版社领导沟通时，他详细讲了书稿的编写思路、内容特色，话里满是对这部书的期待；出版社也特别认可书稿，热情接待了我们，还承诺年底前肯定出版发行。听到这话，杨老特别开心，我们仨离开出版社，去了附近一家餐馆，他当场掏出钱包，请我们吃了顿“庆功饭”。那种一起为学术努力后收获的满足感，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还有件事，让我更懂杨老的清正廉洁。有一次，协和医院有紧急情况要快速会诊，专门请杨老过去，徐增绶老师陪着一起去。会诊顺利结束后，协和医院的同事准备了饭菜，还安排了车想送杨老回家。可杨老悄悄拉着徐老师，婉拒了好意，带着他一起走路回去。路上，他对徐老师说：“会诊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本来就该做，饭不能吃，车也不能坐，不能给人家添麻烦。”这份不图名不图利、守原则的态度，深深影响了在场的每个人，也成了我后来工作中一直遵守的准则。

图7. 杨老（前排左七）参加武汉医学院领导和教授们合影 1983年夏前排左起：管汉屏 周裕德 周冠军 朱文思 陈任 林竟成 杨述祖 唐哲 张泽生 裘法祖 梁之彦 李赋京 杜公振 吕富华 杨晟 沈尚德后排左起：赵华月 叶怀英 陈夏丰 熊旭林 高浴 过晋源 郭俊渊 邵丙扬 王心禾 王辨明 陈远岫 江明性 邓瑞麟 夏穗生 叶世铎 金士翺 赵修竹 蔡桂茹 颜小琼

图8. 大型《外科病理学》上下册出版1978年 /1983年

1996年12月杨述祖主编的《外科病理学》获卫生部一等奖

可常年高强度工作，还是拖垮了杨老的身体。1983年六月，他刚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回学校，就马上给教研室所有人做了场三个多小时的专题讲座，内容扎实、见解深刻，可讲座结束后，我们都看出他脸色发白、没精神。即便这样，他还接着工作，直到九月中旬，指导的研究生顺利答辩，他才同意住院治疗。可检查结果像晴天霹雳——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还伴有广泛转移，这个消息让整个教研室都陷入了悲痛。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轮流去病房看杨老，可他每次见到我们，第一句话都是催我们回去：“我这儿有医生护士照顾，你们不用常来，赶紧回科室好好学、好好工作，别耽误正事。”有一次，我跟他说自己分到房子了，他听了特别高兴，笑着说：“好啊，等我出院了，一定去你新家看看，跟你聊聊工作。”可谁都没料到，这个简单的约定，最后还是没能实现。
 

983年12月5日，杨述祖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不办告别仪式，一切从简，遗体捐献供病理研究——就算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在为毕生热爱的病理学事业做贡献。那天，全科室的人都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默默哀悼他，邓仲端教授和彭杰青教授亲手完成并为他整理遗体，做最后的告别。
 

教研室主任邓仲端教授在杨老临终前写的杨述祖生平简介

为了纪念杨老，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杨老病中二三事》，发表在1984年1月26日的《武汉医学院报》上。现在再读三十多年前写的文字，字里行间全是对他的怀念，更有他留下的精神力量在鼓舞我——他的严谨治学、无私奉献，他的师者仁心、清正廉洁，早就成了我前行路上的灯塔。

图9. 作者纪念杨老的忆文 发表在武汉医学院报 1984.1.28

杨述祖教授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一直都在。他用一辈子诠释了“医者”和“学者”的真正意义，也给我们后辈树立了永远的榜样。这份记忆和力量，会永远记在我们心里，指引我们在医学路上一直走下去。
 
吴人亮 同济病理写于2025.8.19. 中国医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