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教师节

新上海人

当我们还沉浸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的喜悦与震撼之中时，即将迎来第41个教师节。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回想起在知青岁月中，曾担任过农村民办教师的那段经历。

那还是1977年，作为知识青年，我已经在原珲春县凉水公社庆荣大队下乡两年了。一天早上正要出工时，大队党总支书记来集体户找到了我，他说：“咱们大队小学校汉族班的老师出了意外，现在学生们没有老师上课，你能不能去担任这个班的代课老师？”由于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听到这话，心里一阵忐忑。接着书记又补充道：“这是个复式班，不足30个学生中一半是二班级，一半是五年级。”我愣住了，复式班？一堂课要讲两个年级的课？这课怎么上啊？

老书记看出了我的顾虑，鼓励我说：“听带队干部说，你在学校学习不错，教小学生应该没问题，去试试吧！”于是，我带着大队党组织的重托，带着孩子和家长们的殷切希望，也带着重重顾虑，勉强接受了学校的聘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了庆荣小学汉族复式班的讲台，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

复式班，就是把两个年级的学生编在一个班，由一位老师在同一节课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不同内容的教学。这种教学形式我们在城里从未听说过，但在当时教育资源匮乏、生源稀少的农村十分常见。

我按照校长介绍的授课方式，每堂课先讲二年级的课，安排五年级的学生自习。把二年级的课讲完，就安排他们写作业，然后再讲五年级的课。几堂课下来，听课的校长和老师竟对我的授课内容十分满意，使我对接下来的教学工作有了十足的信心。

说实话，对于一个七十年代毕业的高中生来说，教小学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以及五年级的语文，并没有太大难度，但五年级的数学却让我感到头疼。什么求速度、求比例、求浓度，好比一个个弯弯绕，我只会做题，不会讲解。由于学校只有一个汉族班，而汉族老师也只有我一个，想找人讨论都很困难。幸运的是，校长和五年级朝鲜族班的老师知道了我的困惑后，主动为我解疑释惑，帮我制定教学方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克服了五年级数学教学的难关。

在农村当老师，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还有很多教学之外的事情要亲力亲为。比如冬天教室没有暖气，需要生炉子取暖，但学校没钱买烧柴，只能动员学生从家里带柴火来。二年级小个子同学拿烧柴费劲，为了减轻家长负担，我便亲自上门取柴送到学校。我怕学生点炉子时发生危险，每天都早早到校，把炉子点着，让孩子们一进教室就能感受到温暖。此外，学校木耳厂需要采摘木耳时，我们还会带着五年级的学生到几里地外的山沟里摘木耳。记得有一次我被一条隐藏在木耳杆下面的蛇吓的魂飞魄散，体育老师飞奔过来，抓住了那条被我吓得一动不动的蛇，还挂在树上烧烤着吃，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了一下烤蛇肉的味道。

尽管每天既要上课又要管理班级，像个孩子王一样的忙碌着，但每当听到孩子们一声声甜甜地叫着“老师”时，心里总会涌上一股暖流，感觉再苦再累心也甜。

农村孩子很朴实，他们经常会在课余时间围着我问一些他们觉得很新鲜、却让我有些心酸的问题。比如“城里的学校有复式班吗？他们上学也要带烧柴吗？”“北京离我们有多远，坐什么车能到北京？”“老师你到农村来不想家吗？”等等。记得有一次一位年龄偏大的女同学悄悄对我说：“老师你和农村人就是不一样，一看就是城里人。”我听到这些恭维话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由于生活环境所限，有的根本没走出过农村，很想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另外就是他们越喜欢我，越害怕我离开他们，因为孩子们知道，我毕竟是知青，早晚会离开他们，会返城回到父母身边。

1979年的初春，我告别了学校，接父亲的班成为了一名铁路正式职工。离开时，孩子们还在放寒假，我没有把我要离开的消息告诉他们，因为我能想象得到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我不愿看到他们依依不舍的眼神。

教师节不仅是对人民教师辛勤工作的认可，也是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的体现。每当回想起在知青岁月中，我还有一段当民办教师的经历，心中总会有一种自豪感。作为曾经的民办教师，我提前祝全国1900万教师们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