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永远仰慕的伟大女性一一杨开慧烈士

文曲星

2025-09-06 上初中时学过由毛岸青、邵华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中描述：“乡亲们至今都把我们深爱的妈妈叫做霞姑。妈妈的一生正像霞光那样绚丽多彩”……。岸青还记得：“妈妈在油灯下抄写着爸爸的文稿，为了国家的革命事业。妈妈不怕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奔走在湘江两岸，传送着秘密文件，宣传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从没见过妈妈有过惊慌，也从未见过妈妈有过疲惫” ……。“我们亲爱的妈妈，用霞光般的生命投向黑暗！利用生命最后最宝贵的时刻，首先通知同志们转移，处理了党的文件，给自己留下的是监狱、酷刑。为了革命胜利，她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保卫父亲的安全，毅然抛下了三个孩儿，从容地走出浏阳门外”……。这篇抒情散文，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作者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及其他革命先烈的无限怀念和崇敬的感情。毛氏家族为中国革命牺牲六位英烈的先进事迹深深映入我的脑海。从此，“杨开慧”等毛家六位英烈的名字也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间。 杨开慧，女，汉族，字云锦，乳名霞、霞姑，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无产阶级战士、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于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清泰都乡板仓（现开慧镇开慧村）一进步知识分子家庭。她是中国近代伦理学家、教育家杨昌济女儿、毛泽东妻子。 　　在父母的关怀下，开慧从小读书上进，为乡民喜爱。课余时间她也随母亲干些农活杂事，在衡粹实业女校学过编织、缝纫、绣花。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留学回国后，1912年应聘执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杨开慧也随母亲来到长沙，住“板仓杨寓”，先后在长沙稻田女师附小读书和由父亲教导自学。在父亲的培养下，杨开慧对诗词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对于新文化、新事物更加爱好。正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以及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人，常来“板仓杨寓”聆听杨昌济老师的教诲。杨昌济对毛、蔡等学生很赞赏。而他们的学识品行，也使杨开慧十分钦佩。她最爱听他们和父亲的谈话，并从中受到不少启迪和教益。因此，她在家这几年的自学，比一般在学校的中学生的进步要大得多。 杨开慧还有一位好友，就是她的还未过门的嫂子李一纯，当时在周南女校读书，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和李一纯结婚后，她不仅有了一位朝夕相处的好嫂子，还有了相互唱和的好诗友。有时她和哥哥杨开智争论问题，还可得到嫂子的“声援”。 1918年夏，杨昌济先生受聘去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一家都到了北京，住在北京地安门豆腐池胡同９号。她和嫂子在家陪侍生病的父亲，并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自学。这年８月，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经常到杨家来。这一期间，杨开慧和毛泽东的接触就较多了，也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和讨论问题，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了。这时的杨开慧，年纪不过１８岁，虽举止温雅，但性格坚强，喜欢沉思。她有抱负，有追求，总想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要“尽我的心，尽我的力”，“寻出一个信仰来”。她遇事从不随便附和，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不自由毋宁死”，“不完全则宁无”，已成为她的人生哲学。所有这些，都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印象。加之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也十分器重，认为是“海内奇才，前程远大”，这更有助于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相互理解。１９１９年４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友谊，成为知己，并逐渐发展成爱情。 杨昌济先生于１９２０年初病逝北京，杨开慧一家便扶柩南下，回到板仓。安葬父亲以后，杨开慧和嫂嫂李一纯来到长沙。经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介绍，杨开慧到长沙福湘女中选修班读书，而李一纯则去周南女校附小教课。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杨开慧入学的时候，校长就盯着她的短发，说她“男不男，女不女”，是个“过激派”。她只付之一笑。她对学校规定学生必读《圣经》，做礼拜，不感兴趣。更令学校当局头痛的是，杨开慧鼓动同学上街游行，参加全省“驱张”的群众斗争。当学校拦阻同学外出游行，锁上大门，理化教员施庄克还打了学生时，杨开慧怒不可遏，与蒋英等同学冲上前去，高喊“不许打人！滚出去！”吓得施庄克抱头避走。然后，她与同学一起冲出校门，涌上街头。在杨开慧等进步学生的冲击下，这所学校已不再是一潭死水了。礼堂里，同学对新思想的讨论，压倒了基督赞美诗的哼唱；校刊上，杨开慧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等文章，成了师生们谈论的重要内容。在校外，杨开慧还参加了通俗教育馆、文化书社的一些活动，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为妇女运动奔忙。有一天，她来到周南女校，听到一片哭声，一问，才知道是做童养媳的女学生袁舜英，因不堪丈夫的虐待，投塘自尽，留下一封极为悲痛的绝命书。杨开慧带着大家去找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她带领大家马上行动，到大街上宣传，在校刊上揭露真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使这一事件很快轰动长沙全城，激起社会的公愤。 杨开慧在福湘同学中赢得了信任，大家都很尊重她，称她为“开慧姐”。1921年夏，为了打破男女不同校的清规戒律，她和周南女校的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没累、徐潜、蒋玮（丁玲）等女同学，报考岳云中学。学校当局看到她们的成绩特别优异，便新设一间女生宿舍，破例招收了这几位“开放女禁”的急先锋。这件事，在当时的长沙城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杨开慧恋着毛泽东，但不轻易向毛泽东表示这种感情。她一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决不妄去希求”。毛泽东也深深爱着杨开慧，并经常在信里明确表示这种爱慕之情。特别在写的一首《虞美人》的词中，毛泽东更是一往情深，情感跃然纸上。 对于这一期间的美好回忆，杨开慧后来有过如下的叙述：“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头，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表达了真挚的感情和对革命事业坚强的信心。 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仍在岳云中学读书，直到１９２１年初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三个多月，算是正式有一个“家”。结婚时，没有花轿、嫁妆，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简陋的教师宿舍，这个“家”是一幢两进三开间的小小木板平房，周围都是菜园。它是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设置的。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并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公开的职业是湖南师范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主事。杨开慧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家”担任机要和联络工作。 杨开慧在湘区委员会工作期间，为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她动员母亲拿出父亲逝世时亲友送的奠仪、募捐款给毛泽东做党的活动经费；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星期同乐会和自修大学的学习；选阅剪辑每天的报纸刊物，给毛泽东提供资料；接待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帮助毛泽东抄写文稿。她还担负外出的联络任务，经常往来于文化书社、船山学社、青年图书馆、望麓园织布厂等秘密联络点之间。到了晚间，她还要为前来清水塘秘密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为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准备夜餐、烘笼。她随身携带的一只首饰箱，成了她保藏重要文件的“保险柜”，睡觉时便塞在枕头底下。她还经常坐在堂屋门边，以便随时可以看到大门外的动静。正是由于她的保卫工作做得周密、细致，才使湘区委机关设在清水塘这一期间，没有出过什么事。 杨开慧的第一个孩子毛岸英，是在1922年10月24日出生。这时，长沙正处在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毛泽东日夜奔走在外，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而她因为长年劳累，临盆难产，也不愿意让毛泽东受到家务的拖累，她把困难独自担当起来。因此，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起来，用他们的话说，是“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到了我的心……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然而生活毕竟是复杂的，人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杨开慧在清水塘几年的时间里，湘区委的许多工作要她做，不到半岁的孩子岸英要她照顾，到了1923年她又怀上第二个小孩，压在她身上的工作、生活负担是很重的。特别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４月，党中央又调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当时临别之际，自然更引起她的伤感，凄然相向，思绪万千。而毛泽东把对她的挚爱深情，写进了《贺新郎》这一首词中：“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杨开慧回到板仓，1923年11月4日生下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不久，她又回到长沙工作。1924年的端午节前，她和妈妈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上海。在以后的三年间，她辗转于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和战斗。在上海，他们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一栋简陋的石库门房子里。这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工作十分繁忙。杨开慧除照料孩子外，仍然帮助毛泽东做些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的工作。她有时还要到小沙渡的纱厂工人夜校去讲课，并慢慢地学讲上海话。 　　1925年春节刚过，杨开慧随毛泽东一起回到韶山，在韶山住了好几个月。这一期间，她同毛泽东访贫问苦，动员农民上夜校读书，并协助毛泽东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郭家亭、如意亭等处办了十多所农民夜校。杨开慧每天都要到夜校去讲课，并编写些如“农民苦，农民苦，打下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土里仓里光”等通俗的歌谣教农民念唱，很受农民欢迎。在这年秋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杨开慧同母亲带着孩子在广州住了近一年的时间，于1926年底回到长沙。1927年2月，她又随从毛泽东前往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她在这里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毛岸龙。这时，毛泽东正忙着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的事，隔了三天才去医院看望她，一走进病房就说：“真对不起！”她却风趣地回答说：“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按党中央指示，要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嘱咐保姆孙嫂带着岸英先回板仓，而她却带岸青、岸龙随毛泽东一道来到长沙。当毛泽东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后，就星夜送她回到板仓，第二天清早便匆匆离开，到湘赣边境领导秋收暴动去了。从此，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板仓，在这个地处长沙、平江、湘阴三县交界的地方，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坚持斗争三年多。除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外，杨开慧还注意阅读报刊，了解时事动向，有时还动手写些文章。她在看了《京报》副刊上袁枚功写的一篇题为《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后，仍借用这个题目，只是在后面加了一个大问号，然后驳斥道：“要男女平等，必须先承认女子是一个‘人’，因为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现在的办法，已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那么，分明说女子是附属于男子的，所以出嫁了就是男子的人了，无须于父母的财产了。”她呼吁：“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来！我们来！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吧！”她在看到1929年3月7日湖南《民国日报》报道“朱德妻萧奎联（伍若兰同志化名）被杀后挂头示众”的消息和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十分愤慨，立即写了《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一文，对反动派的罪行予以抨击。 在板仓这几年的岁月里，杨开慧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靠毛泽民从上海寄钱接济。她在给李一纯的信中说，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孙嫂不要我的工钱”。她还用包过东西并揉得很皱的纸片写信给李淑一，要李淑一给买些纸笔和读物寄给她。 　　杨开慧时刻惦念着毛泽东。由于音讯隔绝，使她十分惆怅。1928年10月，她写了一首题为《偶感》的五言长诗，以寄托自己思念之情，诗中有这样的语句：“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诗中提到的“足疾”，是指毛泽东送她回板仓时引发的脚病。她在一年以后，犹念及此事，足见她萦怀之劳，真是情真意挚，刻骨铭心。诗中还提及自己的亲友李一纯等人，“沪有一纯姊，思伊展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但这些亲友也是远隔千里，不能相见，所以，她在诗的最后写道：“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她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朝夕相处，共同战斗！ 　　1930年7月间，红三军团攻下长沙。但不久红三军团撤离后，湖南当局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派赴各县的“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到处抓人和杀人。仅板仓附近的清泰乡一带，就有400多名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杨开慧更是清泰乡下五区“铲共义勇队”队长范庆熙要搜捕的重要对象。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有的同志劝她赶快离开，设法到井冈山去，她没有同意，而是设法让其他的同志们隐蔽转移，而自己则做好应变的准备。她将一些党的文件和材料，密封在一个兰花瓷坛里，埋在菜土底下；将一些没有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壁墙内。当地群众多方掩护她，使来抓她的敌人前后两次都扑了空。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杨开慧刚从外面回来，就被装扮成贩罐的密探侦悉。这天半夜，范庆熙带着“铲共义勇队”冲进板仓下屋。敌人把她的老屋搜个遍，没有捞到半点东西。天刚蒙蒙亮，敌人就把杨开慧和保姆孙嫂、孩子岸英一起押走。当时有两个农民推来两辆土车子，坚持要她和孙嫂坐车子，把她们送去长沙，而不让敌兵押着她们步行。 杨开慧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长沙。敌人为之高兴，亲友为之焦急，党组织四处设法营救。 杨开慧在被捕的十多天时间里，被敌人转移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关进设在司禁湾的长沙陆军监狱署。她在“清乡”司令部的五次提审中，经受了皮鞭抽、木棍打、竹签扎、杠子压等酷刑。她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回答敌人的审问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最后敌人把她“请”进客厅，还有新闻记者在场，由执法处长李琼转达何键的意思，只要在报上登个声明，跟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马上可以获得自由。杨开慧严辞拒绝。敌人又以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的情况来“打动”她，并要她好好想一想。她只是淡淡一笑而已。其实，这样的事她早已想过了。自从她回到板仓后，面对严峻的现实，早已做了牺牲的准备。 杨开慧在狱中坚定地表示：“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她嘱咐亲友：“我死后，请不要做俗人之举。”临刑前一天晚上，她含泪亲吻儿子小岸英。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毅然诀别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被押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9岁。 她以热情和悲壮的故事，诠释了对丈夫、亲人和祖国的深爱。杨开慧成为忠诚的革命党员，永远是毛泽东的骄傲——板仓红霞。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全国刚刚解放，他就先后派毛岸英、毛岸青回到板仓祭扫烈士之墓。1957年他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并向章士钊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这是作为对杨开慧烈士的永恒纪念！ 　　纵观杨开慧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璀璨夺目，像她的名字“霞”光般绚丽多彩。无论是倡导妇女解放，还是甘愿抛头洒血的大无畏气概，都体现了她心怀天下、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杨开慧不仅是毛泽的妻子，更是一位伟大革命烈士。她是在“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女性。她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的一生为爱和信仰而生，是信仰的力量激励着她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上坚贞不渝、义无反顾，勇敢战斗，奋勇前行，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有力帮手。她和毛泽东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堪称千古一绝。面对敌人，她坚贞不屈，舍生取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她用生命守护了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尊严，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憾天动地，惊风雨泣鬼神，永垂青史，万古流芳。她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骄杨”。 毛泽东与杨开慧是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爱情伴侣和革命战友。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用一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深情表达了对杨开慧的挚爱，高度概括了杨开慧为革命牺牲的伟大意义。 杨开慧，一位伟大的女性，时代的楷模，堪称中国人民心中的国母。她用短暂的29岁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她用顽强的生命充满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牺牲精神以及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憧憬。她的光辉人生，永远闪烁着灿烂的霞光，照耀着千秋万代，对当今新时代青年价值观的培育和养成、教育和鼓舞，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2009年9月1日，杨开慧烈士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杨开慧烈士，伟大的女性，英雄的母亲，你是中国千千万万女性的杰出代表和骄傲，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仰慕的伟大国母！ 我们永远怀念您！ 　　1923年12月，毛泽东为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开慧写的《贺新郎•别友》 毛泽东、杨开慧卧室 毛氏三兄弟（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