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彩六盘——宁夏固原文物精品展（上）

可爱鱼头

宁夏南部的六盘山横亘于河套平原与关中平原之间,它既是关中地区的天然屏障,也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地。 固原地处六盘山麓之间,是古代中原的战略要地,也是古老的丝绸之路重镇。 固原历代沿革表 固原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展现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在此地的深度交融,更印证了中西文化在这座丝路都市的汇聚，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古代的固原地区,东连中原文化,北通草原文化,西接丝绸之路;始终是多元文化互动的枢纽地带,蕴含着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此次展出的三百余件固原精品文物, 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吉光片羽, 却如多棱镜般折射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襟。当我们凝视这些穿越时空的文明信物, 看到的不仅是固原大地上的文化交融，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生动轨迹。 第一单元:铸礼大原西周时期,固原是周王朝的战略要地,史称 "大原"。作为周王朝势力范围所至的西北之地, 中原礼制在此落地生根。孙家庄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鼎、簋等器物, 证实固原深受西周早期政治文化的浸润; 入选 "2017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姚河塬西周遗址, 是西周最西北封国的都邑城址, 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在此地得到充分发展。春秋至秦汉时期, 固原作为西北边防重镇,中原文化在此地不断深化发展,同时融合了以动物纹饰牌、青铜短剑、马具为代表的北方系青铜文化, 使该区域呈现出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面貌。 偏口彩陶壶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050年）高25厘米,口径8厘米, 腹径27厘米, 底径10厘米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材质为泥质红陶，胎质薄而细。偏敞口外卷，圆唇,与口相对的一侧饰有一把手。腹部鼓起, 腹中部两侧饰有对称的桥形耳。彩陶是新石器时期陶器工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体现出先民的审美与智慧。人们运用天然的矿物颜料, 在打磨光滑的陶坯上描绘图案,再入窑烧制,最后在胎体上呈现出赭 (zhé)红、黑、白等多种颜色的美丽图案，形成纹样与器物造型的高度统一,达到装饰美化的效果。 器身饰黑彩,口沿内侧饰有一周黑彩纹和锯齿状纹,颈部饰两周锯齿纹,正面肩、腹部饰两个三角形网纹,左右两侧饰近似圆形的树叶图案，内饰柳叶纹,树叶图案两边有豆荚纹,后肩、腹部饰有葫芦网纹。形体似鸟，以口部表现鸟头部,以圆润的腹部作为鸟腹, 双耳似两翼, 扳耳作为尾部, 勾勒出一展翅欲飞的鸟儿造型。 颈部锯齿纹 葫芦网纹固原地区彩陶文化是与周边地区彩陶文化频繁交流、相互融合的结果。向东追溯固原彩陶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彩陶在器物造型与纹饰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向西,与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彩陶相互借鉴共同构成西北地区丰富的彩陶艺术。 三角网纹 双耳彩陶罐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200年一前1600年）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博物馆藏饰以较为简单的几何纹 礼制固原地区出土的玉琮、铜簋等礼器,说明该地深受中原礼制的影响。古代中国围绕礼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礼仪意义的物质载体, 礼制从宗教、政治到日常生活多个方面形成完整体系, 奠定了华夏礼乐文明的根基。新石器时期玉琮、玉璧与姚河塬西周玉器,共同体现了固原地区玉礼器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新石器时期卜骨残存的钻孔、烧灼痕迹,姚河塬西周遗址出土改制成骨铲的"稼稷" 卜骨, 皆是先民使用甲骨占卜的实证。孙家庄西周墓地出土铜簋是西周青铜礼器的典型器物, 常与鼎搭配使用。西周 "重食",强调饮食在礼制中的仪式化、等级化功能, 青铜食器正是重要的物质载体。 玉琮仰韶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600年一前300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玉琮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200年一前1600年）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博物馆藏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春官.大宗伯》 四璜联壁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200年一前1600年）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博物馆藏 ト骨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200年一前160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稼稷”卜骨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2019年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出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该卜骨由黄牛肩胛骨制成, 原为卜骨, 后改制成为农业生产工具骨铲。背面有三处钻凿,正反面和侧缘有打磨痕迹, 单面刃, 刃部在肩胛骨背面, 较为锋利。多次主持和参与殷墟发掘的学者董作宾曾将殷人处理甲骨的方式总结为存储、埋藏、散佚、废弃四类。其中，"废弃"指对卜用甲骨的再利用，如用作练习刻字，或改制为其他器物。"稼稷" 卜骨应是对占卜后甲骨再利用的一例实证。 在该骨铲的正面左侧, 残存一行竖向刻辞计5字： "曰甶稼稷卜”。此"稷"字甲骨文字形首见, 补充了"稷"字的古文字演变形态。稷或为姚河塬居民的种植作物。 "稼稷"在这行卜辞中字体刻写较大, 似有专意突出"稼稷"二字的意味。 铜簋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1981年宁夏固原县中河乡孙家庄出土高13.5厘米、口径19.7厘米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此铜簋敞口，口沿外卷，鼓腹，圈足。簋作为食器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是用来盛放黍、稷等食物的容器，多与鼎相配使用。西周时期"重食"，与商代盛行的重酒文化不同,周人通过饮食器具的规范化使用，构建起严密的等级标识系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列鼎制度，以奇数数量的鼎与偶数数量的簋相配，规定不同诸侯贵族等级的用器数量,在祭祀、宴飨场合严格执行。西周青铜器以食器为大宗，其数量与组合方式成为使用者身份地位的物化象征,充分体现了周代"藏礼于器"的礼制特点。 腹部两侧饰有半圆形耳，耳上有兽形，其下有珥（ër）。 颈部以云雷纹作底纹，并饰一周带状兽面纹。 足部饰一周带状夔（kuí）龙纹。该铜簋出土于固原地区1981年发现的一处西周成、康时期墓葬一孙家庄西周遗址。该遗址出土鼎簋、兵器、马具等，被认为是周王朝势力越过陇山以西的重要证据, 填补了该地区西周考古的空白，证明西周初年周人的统治势力已经抵达今天的宁夏固原地区,对认识和探索早期周人的活动区域和文化面貌有重要意义。 装饰艺术固原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高等级墓葬区出土诸多精美器物,彰显了西周贵族的装饰艺术。象牙作为稀有资源,多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葬, 姚河塬西周遗址出土象牙制品表明了墓主的贵族身份。象牙梳正反面饰有商周青铜器中典型的兽面纹, 显示出王权正统性。出土动物形玉器线条简洁, 造型生动, 中华传统纹样中的凤鸟纹在出土玉器中亦有体现。该地出土以蚌壳制成的饰件, 与区域内部丰富的水系相关, 极具地域特色。图片为蚌鱼 象牙梳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2017年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出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梳子由象牙雕刻而成，分为梳钮、梳背、梳齿三部分。梳钮装饰雷纹，梳背雕刻兽面纹，眼部原镶嵌绿松石，现已脱落。正反两面纹饰相同。梳齿已残缺。 西周时期, 已建立起涵盖政治、军事、生活的一套完整的礼制体系, 车马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据《周礼》记载, 周代设有专门掌管王室车辆的职官 "巾车", 管理重大事项的车马使用礼仪, 对车辆上的旗帜、装饰以及丧葬用车配置都有明确规定。装配在车、马身上的各种精美车马器,彰显了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此外, 固原地区出土大量中原形制的兵器,亦是中原文化在此地不断发展的体现。 虎首形铜车軎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兽首纹铜车辖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兽面纹铜车轴饰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1981年宁夏固原县中河乡孙家庄出土长20.3厘米, 箍长10.3厘米, 宽径10厘米; 板长10厘米, 宽8.5厘米宁夏固原博物馆藏青铜质, 由一横截面近似卵形的筒形铜管与一梯形平板连接而成，筒身的一周与梯形平板的正面均饰有兽面纹,筒中部有对称的方形穿孔。铜车轴饰是西周时期车子上常见的金属车饰，装在车與和车轮之间的轴上,左右各一件。用来稳定伏兔（古代车上的部件，勾连车箱底板和车轴,用于减震,以其形如蹲伏之兔, 故名）、保护车毂 (gú)，避免泥土沉积在舆、毂之间的轴上，也有美化车身的作用。筒形部分套在从车與底部伸出的车轴上，梯形平板部分则覆盖于内侧的车毂上,板面朝上。西周时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周礼》对于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不同等级贵族用车的形制、装饰都有明确规定。考古出土的兽面纹车轴饰, 墓主多为诸侯、卿大夫。制作精美的车饰不仅是实用配件,更是使用者身份等级的象征。 错银铜车舆饰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博物馆藏 使用示意图 铜衡末饰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铜车轭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铜銮铃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銮铃是饰于西周贵族车衡的轭首上的铜铃, 《大雅.烝民》： "四牡彭彭, 八鸾锵锵。" 铜衡内饰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羊首形铜车辕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车马器是配置在车身与马体上的器物, 不仅用于加固马车、驾驭马匹, 更具有礼仪与装饰性质。 使用示意图 兽面纹铜节约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鸟纹铜当卢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铜马镳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云纹铜当卢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使用示意图 兽首纹铜戈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兵器孙家庄西周墓地出土兽首纹铜戈正、背面皆铸有一侧面兽头,兽耳圆雕, 线条简洁生动。 "晋上容大夫" 铜戈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固原地区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戈, 受到了流行于中原地区的长胡、中胡、三穿戈的影响, 与中原形制一脉相承。“晋上容大夫" 戈题铭中的“晋",应指 "三家分晋" 后的魏国, 反映了周边国家在此地征战或交往的进程, 是中原诸侯势力深入西北的见证。 铜戟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戟是戈、矛的组合体, 作为中原车战的核心长兵器, 是周王朝的军事力量在此地的反映。 塞上风来春秋战国时期, 固原地区以中原文化为底色,融合北方草原艺术风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这一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人们偏爱以动物纹样装饰日常生活中的器物。他们以草原动物形象为题材, 采用金、银、铜等材质创作出造型多样的饰件,其图案生动、做工精细，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水平。固原出土的各类动物纹饰牌、带钩、青铜短剑等器物, 是对北方草原艺术风格的吸收,也体现出多元文化交融创新的特质。此外, 得益于固原当地发达的畜牧业, 各类精美的骨制品层出不穷, 主要有车马器、日用器和装饰品等, 显出固原地区作为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交汇地带的区域特色。 虎噬鹿铜饰牌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博物馆藏 虎噬兽铜饰牌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虎噬羊镀锡铜饰牌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动物纹鎏金铜饰牌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动物噬咬纹金饰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虎噬兽金饰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动物噬咬纹金扣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1981年宁夏固原县头营乡坪乐村出土径3.1厘米、厚1.2厘米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游牧而居的传统，使得草原居民偏爱以动物作为艺术表现题材，运用于服饰和日常用具的装饰。动物搏斗图案是十分常见的一类题材，常见猛虎噬鹿、羊或兽类相互噬咬的形象。这件动物纹金扣饰以立体圆雕的艺术造型,生动展现了二虎二鹿盘曲咬斗的场面,两虎分别噬住两鹿颈部。两鹿双眼圆睁, 后肢搭于虎背之上作挣扎状。其身体部分经过了抽象化的扭曲变形处理, 造型别具巧思。背面有一钮, 可能是作为服装扣饰使用。 子母豹铜扣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1982年宁夏固原县杨郎乡大北山出土长5.3厘米,宽5.3厘米宁夏固原博物馆藏这件扣饰以透雕的手法表现了大小两豹环抱相亲的和谐场景, 大豹背部弓起成弧形, 后肢明显夸张变形, 尾巴卷起, 前后足相叠,前额紧贴小豹的下颌。小豹的腹侧有一凸钮，可能作为衣着扣饰使用。整体造型圆润和谐, 区别于常见的动物相斗题材, 以母子动物相亲的画面表现出草原动物的温情时刻。 鹿形金饰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高8厘米, 宽6厘米宁夏固原博物馆藏这是一件生动的鹿形金饰品。鹿角作树杈状高耸。鹿角根部有一圈联珠纹装饰。长耳后伸, 鹿目圆睁, 伸直脖颈, 作瞭望状。鹿腿蜷曲, 鹿身刻有线条纹饰以及两个圆钮。底部有两个凸起圆钮。应为衣着饰物。草原居民对于各种动物的观察细致入微, 使其在对不同种类动物的表现上, 能够准确地把握区别性特征，在造型上有所突出。这件鹿纹金饰一对硕大的鹿角, 与躯体大小相比明显有所夸张, 是对其树杈状兽角特征的突出强调。 羊形铜饰牌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动物纹鎏金铜饰牌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狮纹铜饰牌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博物馆藏 狼纹银箔车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狼在草原文化中象征勇猛、坚韧和守护，狼纹银箔车饰生动地表现出了狼的凶猛特征, 装饰于战车之上, 或许寄托了威慑敌人祈求胜利的意愿。 对兽形铜杆头饰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象形铜饰羊首形铜杆头饰鹰首形铜杆头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貘首形铜饰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鹿形铜饰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凤鸟纹金饰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凤鸟纹金饰上的凤鸟造型特征与商周青铜器上的凤鸟纹相近, 体现出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人驼纹铜带饰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1987年宁夏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出土长6.3厘米, 宽5.1厘米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博物馆藏在动物纹饰图案中,人物形象的出现并不多见,固原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出土3件人驼纹铜带饰,刻画了难得一见的人骑骆驼题材。骆驼四肢弯曲,作平卧状,昂首,圆眼,长颈,背骑一人,身着长服,下摆宽松,系着腰带，脚踏高腰长靴,右手握驼鬃，左手扶驼后峰，回头目视后方。带饰背后有一弓形钮，当是作为衣着佩饰使用。骆驼是早期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交通工具，人骑骆驼的图案展现了草原部族的商贸往来，表现手法与欧亚草原的斯基泰艺术风格相似，见证了早期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 兽首形骨饰春秋战国(公元前1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器物装饰在固原出土春秋战国时期文物中, 骨器出土量仅次于铜器, 主要有车马器、日用器和装饰品。器物大多经过精雕细琢, 有的还刻花、抛光, 显示出较高的加工工艺。雕刻精细的涡纹、卷云纹和栩栩如生的兽头造型, 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大量骨制品的存在, 与发达的畜牧业紧密联系。固原地区出土带钩、带扣, 既有中原传统风格，又有北方草原文化喜好的动物纹装饰风格。 青铜短剑、鹤嘴斧具有典型的游牧文化特征，既是日常工具,亦可作为武器使用。 三角纹刀形骨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三瓣形骨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骨马镳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骨节约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铜鹤嘴斧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双兽首铜短剑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龙纹铜带钩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博物馆藏鹿纹铜带钩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铜带钩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玛瑙松石费昂斯项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金花饰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镶松石金带饰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高平礼成西汉时期, 中央置安定郡, 郡治高平县, 即今天的固原。自秦汉以来,中原制度在此已成气候,这一时期当地的政治、经济制度乃至社会风俗都与中原地区同步发展。固原出土汉魏时期文物,生动印证了这一历史进程。汉代 "朝那" 铭文铜鼎见证了当地西汉初年的行政建制;"魏率善羌佰长" 铜印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为加强羌人部落管理而颁授的官印;"一刀平五千" 铜市和"货泉" 钱范体现与中原同步更迭的货币制度。此外,固原汉墓出土博山炉、铜镜等生活器物的形制、工艺与关中地区高度一致, 展现出该地区与汉文化核心区的文化共性。 "一刀平五千" 铜币新朝（公元9年-23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王莽新政推出的一种货币，是我国古代唯一用错金工艺制成的钱币，两枚换黄金一斤，试图通过这种不足值的货币掠夺民间的黄金。 "货泉"陶钱范新朝（公元9年-23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魏率善羌佰长"铜印三国魏（公元220年-28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魏率善羌佰长" 铜印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为加强羌人部落管理而颁授的官印。魏晋时期，“归义”对应王侯级别，用金印，“率善”则往往与普通的“邑长”、“佰长”等相搭配，用铜印。北方民族大多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获得的赐印印钮也多采用相关的动物形象，比如匈奴、鲜卑多用驼钮，羌族多用羊钮，胡、氐则兼有驼钮和羊钮。 四神纹博局铜镜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动物纹褐釉陶壶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绿釉陶熊顶灯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蒜头铜扁壶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铜博山炉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彩绘木马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高82.5厘米、长74厘米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木质、通体彩绘，头、颈、躯干、四肢、尾分制后安装组合而成。马作站立姿态，长尾下垂，四肢健硕，浑身强劲有力。其躯干、四肢削刻简练，线条粗放。彩绘分层绘制，先涂白灰打底，再以红黑施彩。马后颈部残留红黑线条彩绘的鬃毛，马身绘制鞍鞯(jiän)、辔(pèi) 头等马具细节，木马形象古拙生动，刀法简洁粗犷，生动传神，散发着汉代雄浑大气的审美追求，也反映出工匠娴熟的技艺与奔放的艺术表达。 马背雕刻鞍饰，马鞍上有彩绘纹饰。 马头及五官削刻细致，颌首，竖耳，双目圆睁，张嘴嘶鸣状，牙齿发达。 固原地处六盘山东麓，是关中平原的西北屏障，也是汉朝对抗匈奴的前沿地带。为巩固边防，朝廷在西北边境设立了大量牧马机构，固原所在的安定郡便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固原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要节点，军队、商队对马匹的需求都很大。《汉书-地理志》载"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固原所在的安定郡隶属凉州，与邻近的北地郡（今甘肃、宁夏一带）皆为核心养马区。 “朝那”铜鼎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1982年宁夏固原县古城公社（今彭阳县古城镇）出土高23厘米、口径17.5厘米、腹深13.2厘米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无盖、素面，方形附耳，鼓腹圆底，三蹄形足，腹中部饰有一道凸棱，凸棱上部阴刻有三段铭文，记载了铸造时间及容量，并提及朝那、乌氏两个地名。三段铭文分别为"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ニ斤四两""今囗ニ斗一升，乌氏""今二斗一升，十ー斤十五两"。 从铭文内容、文字结构来看，三段铭文当是三次所刻。从鼎的形制和铭文字体来看，年代当为西汉初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朝那、乌氏在汉代均为安定郡下属县。这件铜鼎原在朝那县使用，后移至乌氏，反映了固原地区在西汉时期行政区划的变更情况，也为研究秦汉时期的量制及朝那、乌氏两座古城的地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