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

书生

　　本来想把这篇加到川渝黔游记中，由于篇幅较长，只好单独发表了。希望大家指正，使用网图一并感谢。

遵义会议 是指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重要扩大会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开始时间 1935年1月15日

结束时间 1935年1月17日

会议地点 贵州遵义

出席成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

1、会议背景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会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0—1974年），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

伍修权（1908年—1997年），担任翻译工作。

3、局势背景

战略转移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2]。

进军遵义

黎平会议后，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3次重要会议：通道、黎平、猴场会议

　　图｜通道转兵纪念馆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这时，国民党军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危急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改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通道会议是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史称通道转兵。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

通道会议的内容和意义

通道会议的内容包括对红军是否按既定路线向北行进与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讨论。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形势，主张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去，以摆脱湘西之敌，争取主动，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休整，恢复体力，提高士气。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红军，开辟了红军通向黎平、遵义的正确通道，确认了毛泽东正确的转兵意见，变更了三人指挥团的最高指挥权。

　　图｜黎平会议纪念馆

1934年12月18日，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向贵州转兵的正确意见，改变了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内容包括：

战略方针的决定：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了在湘西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改为向贵州北部进军。

组织调整：会议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军事指挥的调整：会议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

黎平会议的意义

战略转折：会议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长征出发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赢得了主动。

思想统一：会议否定了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采纳了正确主张，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团结队伍的作用。

奠定基础：会议为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

培养领导核心：会议结束了毛泽东在中央受排的地位，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支持和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为遵义会议确立他的领导核心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猴场会议纪念馆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在贵州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2、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贵州瓮安猴场会议，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猴场会议意义

一、确立正确的军事战略方向

在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坚持的红军行动方向的正确主张得到了体现。会议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并强调“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须在政治局会上报告”，这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地位，为红军后续的行动指明了方向。这一决策对于红军摆脱困境、实现战略转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猴场会议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会议指出，“一切重大问题，由委员会决定”，这体现了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结合。通过集体讨论和决策，可以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这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推动遵义会议的召开

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会议作出的决定，特别是关于红军行动方向和军事指挥问题的决策，为遵义会议解决党和红军面临的严重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猴场会议还强调了党内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性，为遵义会议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创造了良好氛围。没有猴场会议的铺垫和准备，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将难以想象。

四、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启示意义

猴场会议在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更是共产党在危难时刻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勇于探索革命道路的光辉典范。会议所体现出的坚定信念、团结协作、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对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猴场会议不仅确立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方向，加强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它所体现出的精神品质和启示意义对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晚至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凌晨，中央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周恩来后来说：“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前夜”就是指猴场会议。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在湘桂黔交界处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１９日１８时，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署《关于军委执行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部署红军的行动。“野战军大致于２３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今台江）、革东地域”，并要求２、６军团和四方面军钳制湘黔川之敌。

２０日，红军从黎平出发，经过南加堡、革东、施秉，于３１日至乌江南岸。红军转兵贵州的战略行动即将完成，其实不然。由于种种原因，黎平会议解决了红军战略方向问题，但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组织保证。李德等“左”倾错误领导人对放弃进军湘西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情愿。对于这一点，周恩来后来回忆道：“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在红军到了乌江后，李德等人的这种不满，仍面临着是渡乌江进入黔北地区，彻底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还是由乌江岸边掉头，沿红６军团西征故道，经余庆、石阡北上黔东北，再转入湘西的最后抉择。遵义会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李德等人在“红军到了乌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及消灭土匪的任务”。李德等人仍坚持不要渡过乌江、向湘西与２、６军团会合。李德还是“三人团”的人物，把持着中革军委。乌江边上发生的争论，威胁着转兵贵州这一战略行动的完成，也威胁着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设想的实现，结果便促使了猴场会议的召开。

１２月３１日，红军进至乌江南岸。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住在猴场西北１公里的宋家湾“一颗印”四合院。这是一座典型的南方特色四合院，建于１９１２年。四周用青砖砌成墙，高７米，内有正厅５间，厢房、下厅齐全，石嵌天井，墙左侧有碉堡、马房，正厅后面有花园，桶墙右侧竹林掩映，后山古木参天，是猴场难得一见的大宅院。

进驻猴场后，准备过了新年强渡乌江，挺进黔北。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图东进，与２、６军团会合。在军情紧急的形势下，为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要求下，当晚，中央在宋家湾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从当晚开到次日凌晨，成为一次“跨年”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提出要红军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随后与２、６军团会合。毛泽东指出，“不能走回头路”，毛泽东重申应尊重黎平会议的决议，红军应该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李富春、陈云发言，他们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李德暴跳起来吼道，必须回头东进湘西，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更改。毛泽东反问：共产国际与我们失去了这么久的联系，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役的失利就是打的“糊涂仗”。国军在通湘西的路上布下了“口袋阵”，红军怎么能去钻呢？近１０个小时的会议，就是这样激烈进行着。随着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心余力绌，默然无语，李德理屈词穷。最终否定了博古、李德回头东进与２、６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部队（如薛岳的第２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澈（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然后向川南发展，是最中心的任务”。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会议迟迟不散，致使他（毛泽东）的警卫员发愁他们准备的年夜饭要耽误了”。索尔兹伯里接着写道：“会议结束了，外面阴沉的天空又纷纷扬扬地落下了雪花，警卫员在送毛回住处的路上，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着他们准备怎样吃年夜饭的打算。听着听着，毛泽东高嗓门地对他们说，今晚不能大吃大喝，必须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毛泽东说话时已是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凌晨。

会议针对李德无视军委集体领导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指挥权，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为随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

会议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２、６军团和四方面军的联系，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这无疑使红军内部的团结力、凝聚力得到增强，为

以后全国红军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猴场会议坚决执行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延续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完成了红军转兵贵州的战略转折，使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设想得以实现。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又部署和组织了突破乌江天险的行动，并指挥中央向黔北进军。

从２日开始，红军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开进乌江以北。至此，在通道会议开始酝酿、由黎平会议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战略行动，才算最终完成。猴场会议的召开，对红军转兵贵州、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行动，起了关键作用。到这时，红军才暂时摆脱了数倍敌军的围追堵截，在黔北获得休整时间。黎平会议关于召开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设想，才可能在遵义实现。为庆祝新年，朱德命令：每人元旦菜金两角，以资慰劳。会后，红军向有天险之称的乌江挺进。至６日，红军渡过乌江，把国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７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猴场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继续，也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准备。这次会议，不仅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得到确认，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得到肯定，为遵义会议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实现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改组，奠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基础，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恢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扫清了障碍。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党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靠经验，不教条，是我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