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陈敬旭

大柱写事

　　我小时候贪玩调皮捣蛋，所以在小学和中学期间成绩一般。离校后师生关系都还不错。迄今为止我已经写了对小学老师和大学老师的回忆，唯独没有写过中学老师，一直想写个回忆弥补心中的愧疚，很明显中学阶段的成长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不管是学业还是性格，习惯，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是在上海市少云中学读的初中，班主任老师叫陈敬旭，教我们语文。他比我们大了10岁，也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我在校唯一亮点就是乒乓球打得不错，参加了学校乒乓球队，后来又进入上海宝山少年乒乓球队，做过几何课代表，语文也算不错，陈老师还让我在全班朗读我的作文。

进校第一照，陈老师右一 我左下一

那是60年代初期，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我大哥做了个手术，要输血住院，我又做了阑尾切割手术，欠下长海医院两百多元，每个月从父亲工资里扣除十元钱。母亲是家庭主妇，我们六个子女全都在校就读，也是我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陈敬旭来家访时，已经看出我䇹迫的家境，同意我的学费减半，只要每学期交六块钱。

父亲工资每月48.8元，自然每月捉襟见肘，就这六块钱还要问邻居借来先用。我每天去学校就是蒸些米饭带几根萝卜干。同学都看在眼里，反映给陈老师，第二学期开始我的学费都是全免，直到我中学毕业。

我从小喜欢语文，陈老师的教学很有一套，他要求我们早上早点到学校，连续十天早上七点以前到校的学生，可获得小奖品，一本练习簿。早到学校就是为了读书，背语文，练英语，他要求学生背诵的几篇名著章节和文言文，至今使我受用匪浅。

学校乒乓球队每周三次在礼堂里的球台上训练，运动之后食欲旺盛，肚子饿的咕咕叫，同学透露校园里养了三只鸡，鸡窝就在礼堂边上的墙那边，我过去用手一摸，竟然有只刚下的鸡蛋，余温尚在，我悄悄拿起鸡蛋塞进书包，回家路上用大头针在鸡蛋扎了个孔用嘴巴吸着吃了。此后，路过鸡窝我都会顺手摸蛋，有了就拿走。 拿了几回，校工开始警惕，经常在墙边溜达，不给我下手的机会，只得作罢。

此事不知如何被陈老师知晓，引起另一事件的发生，

从初二开始我们班级搬到了新教学楼四楼。

我们班一位大眼睛，高个子坐在最后一排的女生李全妹向老师报告说他铅笔盒里少了一支钢笔，那天中午我正好在这个位置坐过，自然而然就成为嫌疑人，班里开会，陈老师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旁敲侧击暗指是我拿了钢笔。其实是否真的拿了人家的东西，自己自然非常清楚，有些东西可以拿，有些东西是不能拿的，同学的个人物品我是绝对不会拿的，尽管我贫困，买不起。陈老师找我谈话，让我把钢笔拿出来。我很不以为意，和他发生了争执，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缝。记得暑假我在球场踢球，在草坪上还捡到一只崭新的钢笔，我当场交给了正在上体育课的老师，为此我还在作文里写过这件事。我感觉我受到冤枉和伤害，说不清，道不明，我家里订有上海支部生活杂志，我就实名给编辑部写了这件事，希望能还我清白。

几天后学校教导主任找我谈话，支部生活编辑部把信转到学校党支部，领导让我放下包袱，好好学习，不要再为丢失钢笔的事烦恼。

不久学校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抓反动学术“权威”，陈老师不幸被打入少云中学“三家村”黑帮分子，大字报满墙挂着，不明真相的学生对他口诛笔伐。陈老师教了我们三年，有缺点不假，但说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我可以肯定是张冠李戴了。我从来没有写过反对他的大字报，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批判他。陈老师那段时间有些垂头丧气，说话没了底气，倒背双手专注看学校的大字报，尤其是本班同学写出的大字报和批判文章都看的很仔细。

1966年的6月4号学校在操场召开辩论大会，在会上学生和老师情绪非常对立，泾渭分明的两派争论，很多学生表示要打倒陈敬旭和傅铁华老师，尤其是倪银标为首的一批学生。

我脑子一热冲上发言台，说老师是同志，是我们的战友，必须要团结一致。我的讲话获得了台下所有老师的热烈鼓掌，但是却被自己的同学认为是叛徒，把我从辩论台上轰了下去。当我走下台的时候也有一些同学赶来和我握手，支持我的立场。此后学校里学生分成两派不断争斗，我干脆 回家当起了“逍遥派”。

毕业前 陈老师在前排中间 我后排中间

我们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一直到六八年十月份，除了少数同学到黑龙江外，其余全部在上海郊区农村落户。

当时陈敬旭老师已经被解放，正好担任学生分配小组的成员，他主动的找到我说剩余同学全部分配在宝山县境内的五个公社，其中三个是在本县大陆，两个在长兴和横沙岛，长兴岛上有个渔业大队，在船上捕鱼，吃商品粮，只有三个名额，问我要不要去，我欣然应诺，便去了上海宝山长兴公社海星渔业大队插队落户。

1972年初我在上海长兴岛渔业大队插队落户，大队来了两名干部模样的人，先找到大队书记和队长，原来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两个编辑，准备编写一本关于解放前上海渔民生活和斗争的书籍。

李书记带他们来找我，因为我是公社广播站的土记者，大队希望我能牵头组织，调查访问，撰写这本书。

此后我被安排脱产专门去访问老渔民，收集素材，开始写作。

这本书有11万字，里面叙述了十个故事，反映了解放前部分上海渔民的生活，1975年一月正式出版，书名“愤怒的渔村”。正是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使我在公社里小有名气，才得以1973年被选拔上了大学。从68年插队落户到73年离开，正好五年时间，我是大队里第一个被“上调”读了大学。

此后陈老师牵头成立了六六届班级同学群，中学同学和老师的沟通方便多了，我和陈老师来往更加频繁，我们有共同爱好，他喜欢运动，平时经常约朋友聚会跳舞，我也喜欢跳舞。当陈老师得知我要去阿根廷工作特地叮嘱我一定要学会当地正宗的探戈舞。

我也不辱师命，在阿根廷报名参加探戈舞培训班，学成归国，准备向老师汇报转教时，群里传来陈敬旭老师因病逝世的噩耗，我从心里感到震惊和悲哀。当一个人离开我们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随之消失，陈老师留下许多值得回忆的真情，让我们时常想念。

写于2025年教师节前夕

半个世纪后的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