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载山河铭记：从家谱褶皱里打捞先辈的抗战身影

沧海蓝蝶

八十载山河铭记：从家谱褶皱里打捞先辈的抗战身影

又是一年桂子飘香时，站在2025年的秋风里，遥想80年前那个硝烟散尽的秋日，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八十年，足够让青石板上的马蹄印被风雨磨平，让烽火里的硝烟化作史书里的铅字，却磨不灭家谱上那些带着温度的名字——他们是我的曾祖父、祖父、姑奶奶，是在民族危亡之际，用各自的方式在历史褶皱里刻下“中国人”三个字的普通人。今天，我轻轻展开这本名为《必有达人》的家谱，讲讲我的家族与那场战争的故事，让那些沉睡在时光里的热血与坚守，在80年后的今天依然温热。

一、“丘八”的笔：曾祖父李国钧的“纸上战场”

我的曾祖父李国钧，家谱里记载他“一直在昭通教会负责”。1937年，当卢沟桥的炮声震碎华北的宁静，滇东北小城昭通也被卷入抗日的洪流。那时的曾祖父，除了是教会的“主任牧师”，还是昭通明诚中学的语文教师。他没扛过枪，却拿起了笔。《昭通文史资料》里记载着他“热烈支持”青年教友创办起抗日救亡油印刊物《微声》，并以“丘八”为笔名撰文。“丘八”即“兵”字的拆解。一个牧师，为何要以战士自居？我想，那是因为他见过太多流离失所的同胞，听过太多前线传来的捷报与噩耗。据《云南基督教史》第103页记载：“在滇东北的重镇昭通，教会的活动已与社会的抗日救亡活动融为一体，从另一角度上看，通过积极地参与声援抗日救亡活动，教会的活动开始演变成一种突出的社会力量。”“就连地处荒僻的农村山寨石门坎，教会的活动也不例外。”这段史料，恰是他参与创办的《微声》所映射的“社会化抗战”的缩影。

他在教堂里讲道时呼吁信众：以信仰守护家国”，在课堂上教授学生诵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在《微声》上写撰文，笔下奔涌的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呐喊，他用文字唤醒的是整个昭通城的抗日热情。正如其父李开灿“因少文化，故立志要让子女读书成才”。这份“读书救国”的执念，早在家谱开篇便已埋下了伏笔。后来我才明白，“丘八”的笔名里藏着他的决心：即便不能持枪上战场，也要以笔为刃，在精神的阵地上坚守。

曾祖父的妹妹，我的太姑奶奶李多迦，那时正在昭通城里办女校。她是家族里有名的“叛逆者”：四姊妹都缠脚，只有她倔强地不肯；马帮的伙头说她跨马驮“不吉利”，她偏要来回跨几次，怼得对方哑口无言。她创办的“昭通有美会女学校”，教女孩们识字、编织、刺绣，更教她们“反封建”——史料称这是“昭通女子获得平等受新教育的开始”。她用一生挑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在抗战的年代，女子教育的意义远超课堂。当更多女性走出深闺，她们或成为护士救死扶伤，或成为教师培育人才，或成为工人支援前线——姑婆播下的“觉醒”种子，在抗战的土壤里长成了支撑国家的力量。她曾说：“国家要站起来，女子先要站起来。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战场”？当男人们在前线拼杀，太姑奶奶们在后方撕开封建的枷锁，让更多女性抬起头，看见家国的苦难与希望。

二、蓝天与密林：祖父辈的“生死抉择”

我的太姑爷爷梁发祺，是曾祖父的妹夫，一位精通英文的牧师。1940年左右，一架美国飞虎队飞机在寻甸撞岩，飞行员被农民救出，却因语言不通陷入困境。梁发祺被请去时，没有丝毫犹豫，他用流利的英文沟通，联系政府，将飞行员安全送回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当面致谢时，姑爷爷或许只是腼腆地笑了笑——他一生拒绝从政，却在那一刻，用最朴素的方式为抗战尽了力。

那时的中国乡野，像外祖父这样的民间人士，是连接中外援华力量的“桥”。他在会泽、昭通教英语，学生里或许就有后来投笔从戎的青年；他巡回传教时用祖传草药救济患者，那些被他帮助过的人，或许也在后方默默支援着前线。普通人的善意与勇气，从来都是抗战最坚实的土壤。

战鹰的轨迹同样烙印在另一位家族成员的生命里——我的姑爷爷杨亚峰，他是曾祖父三女李冰兰的丈夫。家谱的墨迹未干，历史已为他写下壮怀激烈的一页：毕业于济南张庄航校，后任杭州笕桥航校教官，这位蓝天骄子将最年轻的岁月献给了长空搏击。抗日战争期间，他驾机转战大半个中国，先后参加上海、太原、武汉、长沙等保卫战。其中以参与轰炸日军坂垣师团和1937年太原空战中击落敌机编队领队座机，自己亦多处受伤，战功尤为卓著。

家谱里最让我心跳加速的，是叔祖父李学冕的故事。他是曾祖父的四子，1922年生，学生时代就和中共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1942年，他考入空军军官学校，1949年3月7日，他驾着飞机从国民党阵营起义，飞向了光明。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之前，他早已把生命与抗战绑在了一起——抗美援朝时，他担任运输任务，头部受伤住院，伤未愈就要求归队，“终获批准”。二等乙级残疾证上的文字，是他青春里最硬的勋章。而更令人骄傲的是，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他驾驶战机掠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检阅的场景：那是起义飞行员的无上荣光，更是他告别旧时代、拥抱新中国的庄严宣誓。

而在滇缅密林里，还有两位祖父辈的身影：太姑奶奶李丽的儿子，我的姑祖父梁绍智与梁绍信两兄弟。1944年，他们还是大学生，听闻国家召唤，毅然报名参加驻印远征军新一军38师通讯队。跟着孙立人将军的部队走进了缅甸。家谱里写，他们“参观过重创日寇的八莫大会战战场”——那是怎样的战场？是“新38师以灵活机动的指挥和英勇顽强的作战风格，仅用不到一半的时间攻占八莫”的铁血，是“数万名中国远征军官兵的忠骸长眠在缅甸深山密林中”的悲壮。祖父们用青春见证了胜利的代价。而更触动我的，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那个选择——当内战阴云密布，他们“从沈阳部队开小差返回学校复学”，一个成了生化教授，一个成了果树育种专家。原来，从战场到课堂，他们从未放下“救国”的初心。

三、家谱之外：那些“没留下材料”的坚守

合上家谱，鼻子发酸。曾祖父的《微声》稿件和日记未能留存，祖父们的远征军日记或许早已遗失，太姑爷爷与陈纳德将军的合影可能从未存在。但这些“空白”里，藏着更动人的真相：他们不是史册里的“大人物”，只是千万个中国家庭的缩影——是牧师，是教师，是学生，是农民，是医生，是母亲，是妻子。

就像曾祖母汪氏，“勤于农耕纺织”，在后方为子女缝补衣裳；像太姑奶奶李多迦，抗战时“常买《新华日报》看”，卖报人以为她是共产党人，她却说“我既爱我的国家，也爱我的朋友”；像李学冕祖父的妻子王玉琴，1949年前参加地下党，协助丈夫驾机起义，同时受党组织委托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的设计师徐舜寿从台湾安全带到北京。后来转业到银行系统，一生“克尽职守”。她们的故事没有浓墨重彩，却让“家国”二字有了温度——原来抗战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彼此搀扶着往前走的勇气。

八十年后的今天，我站在阳光下读这些名字，忽然懂得：家谱不只是血脉的记录，更是精神的族谱。曾祖父的“丘八”之笔，写的是文人的风骨；祖父的战机，载的是青年的赤诚；太姑奶奶的女校，开的是女性的觉醒；姑祖父们的远征军之路，走的是学子的担当。他们或许没留下任何纸页，却把“爱国”二字刻进了基因——刻在祖父李学冕“提前归队投入战斗”的请战书里，刻在姑爷爷杨亚峰“迎着炮火拉起操纵杆”的烫伤疤痕里，刻在祖父梁绍信“用激光育成水蜜桃新品种”的实验室里，刻在太姑奶奶李多迦“免费给乞丐治病”的药箱里。

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节点回望，我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段家族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精神图谱。从滇东北的农田到昆明的街巷，从驼峰航线的云端到东北老航校的跑道，从《微声》的油墨到天安门的战机轰鸣……我们的先辈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同一个答案：何谓家国？是田埂上的一锄一犁，是讲台上的一字一句，是战机上的一升一降，是平凡岁月里始终不灭的热爱与坚守。他们留下的，不只是家族的故事，更是一种精神——是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是平凡处坚守岗位的执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诚。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无需再经历战火，但这份深植于血脉的“家国情怀”，当如薪火，代代相传。他们从未真正离开——他们在我们的血脉里，在我们对和平的珍惜里，在我们“勿忘历史，吾辈自强”的誓言里。

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这，或许就是对先辈们最好的告慰。

（李倩云 于2025年抗战胜利八十周年/9·3阅兵式当日）9月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