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岁月留痕：记参战老兵李留全的曲折人生

小兵中原

　　时光如梭，岁月忽晚。2026年，我将迎来七十岁生日，正式踏入古稀之年。近来，弟弟妹妹、旧日好友总念叨：“把咱们这代人的日子写写吧，留个念想。”可真要落笔，却总觉无从下手——我的人生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更无惊天动地的壮举，不过是在时代浪潮里，做了个跟着走、认真活的普通人。

细想这一辈子，轨迹其实简单：幼时背着书包上学堂，少年在田埂上接过锄头种地，青年穿上军装扛枪卫国，后来又着制服成了公务员。可就是这“简单”的一生，偏偏跨越两个世纪，撞进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我记得农村食堂的大蒸笼冒着热气，却填不饱三年自然灾害时饿空的肚子；记得十年“文革”的风雨席卷而来，日子过得颠沛又茫然；记得中越边境的炮火声里，我穿着军装握紧钢枪，心里只有“守住身后的家”；也记得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饭桌上的菜多了，兜里的钱鼓了，小康生活就这么实实在在地来了。

这一路，从庄稼汉到军人，再到公务员，身份换了又换，不变的是肩上的担子：种地时要守好一亩三分地，当兵时要扛好保家卫国的责，做公务员时要对得起群众的信任。如今坐在暖阳里回想，那些苦日子不是负担，是教我懂得“珍惜”的老师；那些不同的身份也不是标签，是让我学会“担当”的课堂。

写下这些碎碎念，不为炫耀，只为给儿孙们留个“脚印”：今天的好日子，是从“吃不饱”“扛枪守”里一步步走出来的；人这一辈子，不管是学生、工人还是家长，都得清楚自己的身份，扛好自己的责任。

若他们能从这些文字里品出“日子要好好过，责任要稳稳扛”的道理，长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便知足；即便只是当作爷爷的“老故事”听着乐，那也挺好。

　　第一章:童年记忆里的爱与暖

一、降生与初心

1956年农历二月十一，洛宁县城西北十几公里外的芦家原，李家的一孔窑洞里，“我”的一声啼哭划破了贫寒岁月的沉寂。那时的家，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代人挤在两孔破窑洞里，日子过得像浸了凉水的粗布，凉得透骨。可“我”的到来，却成了全家最盛大的福音：爷爷激动得抹泪，奶奶急着点香拜祭，嘴里念叨着“上天开恩赐我男孙”，全家人的笑声把饥饿、贫穷和所有愁苦都冲得一干二净。

曾祖父的两个儿子里，爷爷是长子，二爷早年逃荒山西成了上门女婿，难得回家；爷爷又只有父亲这一个独子，“延续香火”的期盼，像颗种子埋了许多年。“我”的降生，让这份期盼终于结了果——他们给“我”取名“大全”，这两个字里，藏着全家人沉甸甸的珍视。

那时新中国刚走过初创的艰难，农民们还在土里刨食、艰苦奋斗。“我”的童年记忆，是从吃食堂饭开始的：饭锅里仅剩的几粒米渣，永远是家人留给“我”的；他们自己碗里，只有清得能照见人影的稀汤，就着挖来的野菜下咽。“人之初，性本善。人生幼年的心，像一块洁净无瑕的玉，如一张纯白的纸。”幼时那句“不求吃好、只求吃饱”的心愿，不仅像印记刻进了记忆，更成了“我”后来人生里，一直往前奔的最初目标。

　　二、贫穷的老家

1、老家概况

“我”的老家芦家原，如今已更名叫龙凤村，坐落在洛宁县城西北。从王范街往北寨沟上坡走五里路，就能看见这个“人在山下住，地在原上种”的村子——典型的靠天吃饭，天不下雨，地里就长不出庄稼。

它的位置偏得很：北靠着庙山，东边是磨沟，西边挨着落水沟，往南走五里坡才到寨沟，像是被大山半抱着，闭塞得很。没人说得清“芦家原”这名字打哪来，村里现在连一户芦家后人都没有，只剩村西头十几孔塌了顶的破窑洞，村里人都叫它“芦家窑”，算是给这个老名字留了点念想。

人民公社成立后，这里改叫西原大队，分了四个小队：一队在前村，二队在后村，三队在卫家湾，四队在白家（还分白南、白北两处）。“我”家在二队，同宗族的有三个大家庭；村里异姓人里，贺姓最多，听说土改前是当地的大户，还有张、梁、谭三姓，一百多口人挤在村里，日子再难，也都是热热闹闹地凑在一起过。

这里必须提那口井——全村就这一口，三十多丈深，黑黢黢的井绳磨得发亮，村里人喝的水、喂牲口的水，全靠它。现在想起来，那井绳上缠的，都是当年吃水的艰难。

　　2、老家的苦与暖

老家的地，大多挂在坡上，红土里掺着碎石子，攥一把都硌手，贫瘠得养不住庄稼。小麦亩产撑死了不到百斤，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一年也就几十斤口粮；全家的生计，全指着秋天收的玉米和红薯，可要是遇上旱灾，太阳把地晒得裂开口子，这点指望就又悬了。

在挣工分换饭吃的年代，“我”家的粮本上，年年都够不着“平均数”——工分少，分的粮就少，锅碗瓢盆里的稀稠，全看工分本上的数字。偏偏日子紧巴时，孩子还一个接一个地来：1958年二弟出生，之后三弟、四弟、五弟、六弟、七妹、八妹也陆续添进李家。新生命的哭声是真欢喜，可十二口人的吃饭问题，像块大石头，把本就压弯的日子，压得更沉了。

为了多挣几分钱、多分几斤粮，爷爷熬坏了身子，落下一身病根；父亲的腰杆，原本是直挺挺的，可在日复一日的耕地、挑担、割麦里，渐渐弯成了一张弓。就是凭着这股“硬扛”的劲儿，他们硬是把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一个个从饿肚子的日子里拉扯大。如今回头想，那时的苦日子，真像走在没光的黑夜里，深一脚浅一脚，连方向都看不清——至今都忍不住琢磨：当年，我们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可再苦的日子，也有暖人心的光。每年春天，家里的粮缸准是空的，“春荒”像个熬人的坎，总也跨不过去。这时，亲戚邻里就会伸出手：张家婶子匀一升米，李家大爷递一把面，王家嫂子塞几个红薯……那些带着体温的粮食，把“春荒”的冷意一点点驱散。这些伸来的手、递来的暖，“我”记了一辈子。今天写这些，既是念着爷爷累出的病、父亲弯下的腰，更是想对着当年帮过我们的亲人，说声掏心窝子的“谢谢”——谢谢你们，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

　　3、爷爷李振清

在那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瘠岁月里，“我”被家人的爱紧紧裹着；他们与贫困斗、与天地斗，再苦再累也不低头的劲儿，像种子一样落进“我”心里。他们与人为善、踏实干活，再苦不苦孩子、再难也要教孩子明事理的家风，更让“我”早早懂了什么是责任。

爷爷原是西安市竹编厂的工人，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他咬咬牙辞了工，揣着简单的行李回了家。他有门竹编的手艺，方圆几个村的人都找他编筛子、牛笼嘴、竹耙子——这些都是农家人过日子的刚需，可爷爷从不收钱，编完了喝碗水就走，还乐呵呵地说“能帮上忙就好”。他个子不高，身子瘦小，却能挑百斤的担子，肩膀上的茧子厚得像块硬壳。

爷爷最疼“我”，“我”从小就跟他睡，晚上躺在他身边，听他讲老掉牙的故事：有古代的英雄，有村里的旧事，也有做人的道理——“做人要实诚，不能占人便宜”“干活要卖力，吃饭才心安”。他还教“我”滚桶箍、打地转，有时晚上兴致来了，就驮着“我”去王范街的戏院看戏，“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手里攥着他给买的糖，看得入迷，他就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戏散场。

后来“我”去了部队，刚到没多久，就收到了爷爷病故的消息——他是累病的，一辈子为家操劳，没享过一天福。“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这成了“我”心里永远的遗憾。爷爷走的时候，“我”觉得家里的天，好像塌了一块。

　　4、奶奶张氏

奶奶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也是全村为数不多的小脚女人。她常跟“我”说，她是“我”家的童养媳——当年曾祖父行医，救了她的命，她就从小在“我”家长大，成了李家的人。她这一辈子，都在为这个家操劳：洗衣、做饭、照看我们兄弟姐妹，还要喂牛、扫院子，家里的活没有她不沾手的。可以说，弟弟妹妹们，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

“我”上五年级时，要去离家八里远的王范街育红小学读书，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奶奶怕“我”饿肚子，每天半夜就起床生火做饭，给“我”准备中午在学校吃的干粮——其实也没啥好东西，最多的就是“我”爱吃的烤红薯：她把红薯埋在灶台的柴火灰里，烤得外皮焦黑，掰开里面金黄金黄的，甜得流油；有时也烤玉米，啃起来喷香。那些年，“我”每天早上到学校时，天还黑着，早自习时间没到，就趴在课桌上迷一会儿，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五年。

冬天特别冷，北风刮得窗户纸哗哗响，弟弟们冻得直哭，奶奶就把他们塞进宽大的平裤裆里，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小脑袋，用自己的体温给他们取暖——“我”小时候，肯定也这样被奶奶裹过。记忆里的奶奶，很少生病，偶尔有点不舒服，也从不吃药，就用些土方法：比如用姜煮水喝，或者用热毛巾敷额头，没多久就好了。她的一生，平凡得像地里的庄稼，却伟大得撑起了家里的半边天。现在想起来，奶奶的味道，就是烤红薯的甜，是柴火灶的暖。

　　5、父亲李永林

父亲是个典型的庄稼汉，一生正直老实，话不多，只会埋头干活，从不说一句怨言。为了养活我们八个兄弟姐妹，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没人说得清。“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去寨沟拾柴，不小心脚下一滑，摔进了沟底，把脚脖子摔断了。可他舍不得花钱去医院接骨，就找了个懂点正骨的老乡简单揉了揉，硬是忍着疼让骨头自己长好。后来脚是长上了，却落下了走路不利索的毛病，可就算这样，他也从没耽误过地里的农活——该耕地照样耕地，该挑担照样挑担，只是走路时，身子会不自觉地往一边歪，看着让人心疼。

那天看着父亲一瘸一拐地从地里回来，“我”在心里偷偷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快快长大，做个能为父亲分担的男子汉，再也不让他这么累了。

　　6、母亲卫氏

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强女人”，正直、好胜，干啥都不愿落在别人后面。为了多挣工分，男人干的活她干，别人干不了的活她也干。“我”记得有一次，队里的麦子要入库，从麦场到仓库有一千多米远，母亲背着一百多斤重的麦子布袋，下坡时不小心踩在了石子上，一下子滑倒了，把腰闪了。她当时没吭声，爬起来继续背，直到把麦子都运完。可到了晚上，她疼得一夜没睡，躺在床上直哼哼，“我”在旁边听着，眼泪忍不住往下掉。可第二天一早，她又照样下地干活了——她怕少挣一天工分，家里的粮就又少了一口。

因为母亲啥活都能干，她成了队里唯一一个能和男人记一样工分的女人——在那个年代，男人、女人、孩子的工分标准不一样，女人能挣和男人一样的工分，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母亲还不知从什么时候学会了接生，邻村不管谁家生孩子，只要来叫她，她早叫早到，夜叫夜到，有时晚上要跑好几里路。按照风俗，主家每次都会送她几尺布作为答谢，这些布，解决了“我”和弟妹们穿衣的一点困难。说实话，“我”穿新布的次数最多，弟弟们大多穿“我”穿小的衣服，上面补丁摞着补丁；有时“我”和二弟还得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母亲的家教很严，总是教我们要好好学习，和别人和睦相处，不能与人吵闹、打架，做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可“我”偏偏性子急，爱争抢好胜，还护短，因此没少挨她的打——不管对错，只要她觉得“我”做得不对，就会拿起扫帚疙瘩揍“我”。“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姓张的孩子欺负三弟，玩的时候把三弟打哭了，母亲知道后，把责任全怪在“我”身上，说“我”没看好弟弟，狠狠揍了“我”一顿，还拉着“我”和三弟去给人家道歉。“我”当时委屈得哭了好一阵子，觉得自己没做错，可母亲说：“不管咋的，不能让别人说咱李家孩子不懂事。”

现在想起来，母亲的打里，藏着她的疼；她的严里，藏着她的盼。她用自己的“强”，为这个家撑起了一片天；也用她的言传身教，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

　　第二章:岁月砺初心：我的成长与求学路

我的童年，恰逢三年自然灾害与十年动乱。彼时我不过几岁到十几岁，对世事懵懂，却深深记得父母从地里归来时，手中总攥着一把野菜——洗净下锅煮成的清汤，是那时常见的饭食。见此情景，我心里五味杂陈，暗暗下定决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早日为家里扛起重担。

1、求学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知识能改变命运，六岁那年，我被送进全村唯一的小学。学校是一孔曾没收地主家的窑洞，四个年级共用一位老师。一年级的记忆早已模糊，只余下“混过来”的印象；约莫到了二年级，对知识的渴望才真正在心里扎了根。

那时家里穷，从上学起，我便和弟弟们到地里挖药换钱，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未间断——学费、学习用品，全靠这双手一点点挖出来。记得第一次用挖药钱买铅笔时，那份雀跃至今难忘；作业本总正反两面写，为了省钱，常拿木棍在地上练字，后来换成白色粉笔，在泥土地上写满算式与生字。条件虽苦，却半点没浇灭我读书的念头。

最难熬的是五年级到初中毕业那段日子。学校在离家八里的王范街育红小学，十来岁的我，每天天不亮就得摸黑赶路去上早操，晚自习结束后才能回家。途中要走一条羊肠小道，一侧是百丈悬崖，雨天路滑时险象环生，幸得沿途家长们轮流护送，到寨沟附近才放心离去。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动摇过求学的信念。

后来文革爆发，“白卷先生”的论调搅得学校混乱，红卫兵的干扰一度打断了学习。万幸的是，班主张六苗老师始终护着我：她常留我吃午饭，悄悄替我交过学费，还叮嘱我“别参与任何活动，只管自己学”。遇上不懂的难题，她总能耐心解答。如今老师已年逾九旬，每次我去看望，她都会笑着向人自豪地说：“这是我教出来的学生，没辜负我的期望！”这份恩情，我终身难忘。

高中是在县城的洛宁县一高读的，必须住校。每星期一，我要从家里背两兜吃食——红薯、红薯面馍、玉米面馍，在学校就着玉米面汤或小米汤果腹，周三还得再回家取一次。那时我曾几次想退学，都被父母狠狠骂了回去，才咬牙读完了高中，毕业时年仅十七岁。

难忘县城的学友贾全水、程保存：他们常以“用白面馍换红薯”为由帮我，实则是怕我饿肚子；有时还带我回他们家吃饭，夜里挤在小屋里一起讨论难题。后来我当兵第一次探家，专程去拜访他们，看着曾经住过的小屋，回忆起当年的点滴，依旧历历在目。

高中时学校实行“半工半读”，一位英语老师因被贴上“臭老九”的标签，被派去农场放羊改造。我年纪小、个子矮，便和同学邹栓每月抽一星期去帮他。这位老师人很好，总叮嘱我们“放羊时别落下学习”，还常挤羊奶装在茶缸里给我们喝。可惜毕业后便断了联系，至今想来仍觉遗憾。

求学那些年，除了上课，星期天和假期我从没闲过：挖药、割草喂牛、拾麦、拾红薯、拾柴、搂豆叶……啥活都干过。最难忘两件事：一是“鸡蛋换黄瓜”——我和同村的谭栓柱（比我大）到王范街买了一担黄瓜，挑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庙山下换鸡蛋，再把鸡蛋换成钱。一根黄瓜换一个鸡蛋，两不相找。天黑时饿得实在撑不住，找农户煮了二十三个鸡蛋，我竟吃了十一个，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二是“拉脚换煤”——冬天村里人为了烧煤，会先拉竹货到七十多公里外的洛阳东站挣运费，再去宜阳县拉煤回家，一来回至少五天。那年我征得父母同意，跟着村里的伯伯叔叔们一起去。冬天极冷，白天拉车还好，夜里只能靠麦秸垛取暖；饿了就用三块石头支口锅做饭。途中要趟两条没桥的河，回来时三乡河涨水，过河后膝盖以下的裤子都结了冰，我们慌忙拾柴烤衣服，我的鞋子都烤着了，脚却没知觉，还是文叔急忙把火扑灭。到了第二条河，我实在不敢下水，硬是坐在车上让他们拉了过去。别人拉一千斤、八百斤，我只拉了五百斤，心里不是滋味。但可喜的是，那个冬天跑了两趟，挣了不到二十元——够给弟弟们做新衣服了。遗憾的是，第一次去洛阳，为了赶时间，啥都没细看就匆匆回来了。

　　2、三年磨砺，更坚本心

高中毕业后，我本想大干一场帮家里脱困，却事与愿违：考大学的梦碎了，当工人无门，当兵更是没指望。整整三年，绝望几乎压垮了我。这三年里，我参加过长水电站大会战、修过公路、挖过三十亩地的大水池，还和爷爷们一起挖新窑院——十七岁的我，干着成年人的活，吃着难以想象的苦。也正是这段日子，让我认清了世事的残酷与人情的冷暖，却更坚定了初心：一定要走出去，不能困死在老家！

毕业后第一年，国家恢复大学招生，还是保送制，我们大队分到一个名额。按条件我完全够格，有干部悄悄告诉我“名额定了”，全家都暗自高兴，我也做好了入学准备。可公布前一天，名额却被乡里干部的亲戚顶替了——希望越大，失望越痛。第二年，大队干部为巴结领导，把名额给了领导儿子的未婚妻白某，最后她没去，名额也白白浪费了。后来洛阳轴承厂、黄闷煤矿招工，名额全被干部子弟或亲戚占了，当工人的路也断了。

最后我想到了当兵，可前两年连体检的机会都没给我。老话讲“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1976年十月，征兵工作又开始了——这是我年满二十岁的最后一次机会。大队干部起初仍不想让我去，这次我彻底怒了，挨个找班子成员理论：三年来我为村里办黑板报、搞宣传，干活从不惜力，脏活累活抢着干，群众都夸我是好青年；他们曾想让我当大队会计，我拒绝了，就因为这，一次次不给我外出的机会？（要知道，我们大队到我这，就两名高中毕业生！）最后我撂下话：“不让我去体检，我就跟你们拼命！”

多亏了村民兵营长邱振山，他为我据理力争，说“这是合格的民兵排长，该给机会去保家卫国”，还做了不少协调工作。就这样，我和另外两人去乡里体检——结果那两人没通过，几天后我独自去县里体检，身体合格、政审过关、家访满意。天遂人愿，我终于成了村里连续三年“空白”后的第一名解放军战士！

离村那天，我胸戴大红花，小学生敲锣打鼓，全村人带着期盼与不舍送我到村外。我眼含热泪挥手让他们回去，父母反复叮嘱“在部队安心，别想家，做个好兵”，把我送上了开往部队的汽车。这一走，又是三年多没回家。

还要感谢亲戚邻里的帮助——他们给的钱不多，却是血汗钱。我记得当时总共带了不到二十元，最多的是卫家湾表舅卫拴武的父亲给的五元。这份情，我一辈子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