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父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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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56年，作为领导干部的配偶，组织上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规定，对母亲的工作问题做出两种安排供选择：一是去省农林学校读中专，那意味着母亲可以继续深造，开拓更广阔的天地；二是安排在县花纱布公司，工作安稳，且能照顾家庭。彼时，母亲的心里满是纠结，她何尝不想去读书，去提升自己呢？可考虑到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再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最终，母亲还是选择了到花纱布公司上班。

1957年，一场精简人员的风波席卷而来，县花纱布公司也未能幸免，一大批前一年招来的初中生都被精简了。原本母亲并不在精简人员的名单之列，可当时组织上号召领导干部家属要带头下放农村，父亲身为一名时刻以大局为重、秉持着以身作则原则的干部，思索再三后，只好让母亲报名下放老家农村务农。

母亲虽有不舍，可也理解父亲的难处，收拾好行囊，便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回到了老家农村。那农村的生活自是不比县城里舒坦，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母亲每日要操持着农田里的农活，还要照顾年幼的我们，日子过得辛苦又操劳。

时间来到了1964年，随着经济形势和相关政策的变化，县委一把手栗恩仲书记考虑到我们家的实际情况，经过多方的协调与努力，母亲的工作问题终于得以恢复。这个消息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无疑是灰暗日子里的一道曙光，母亲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她又可以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上，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了。

由于1957年那次精简工作人员的原因，领导干部带头将家属的户口迁回农村，再加上母亲也被精简回了农村，所以我们姐妹弟兄的户口全都变成了农村户口，一直放在外婆家。1965年，按照当时的有关政策，我们姐弟几个终于有了进城的户口指标，父母满心欢喜地商量着，等在城里租到房子就去迁户口。可那个时候，想要租到合适的房子哪有那么容易呀，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了1965年底，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户口办理的事宜也被迫暂停了下来。

谁能想到，这场运动闹腾了整整十年，期间城里的知青都要动员上山下乡，而我们姐弟四人的户口始终没能解决。这户口问题，就像一座沉甸甸的大山，压在我们身上，给成年后的我们在上学、就业等方方面面都造成了诸多的困扰，影响到了我们一生的前程。每每看到我们因为户口问题而发愁，父母的脸上便满是愧疚与无奈，这也成了他们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的心病，成了笼罩在我们这个家庭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

　　岁月悠悠，父母的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那些过往的故事，就如同一首悠长的歌，有欢快的音符，也有悲伤的曲调，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家独一无二的历史，也承载着父母那深沉而又伟大的爱，永远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不会被磨灭。

1962年1月11日，父亲作为全省最年轻的县长，怀揣着激动与期待，踏上了前往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路途。在会场上，父亲认真聆听着每一位领导的讲话，他时而奋笔疾书，记录下重要的观点和指示；时而陷入沉思，思考着如何将这些精神带回地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会议期间，父亲有幸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领导人亲切地与父亲握手，询问当地的情况时，父亲紧张而又兴奋地回答着，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展现出了对工作的熟悉和对未来的信心。领导人微笑着点头，对父亲的工作表示肯定，并鼓励他继续努力。

从北京回来后，父亲更加充满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他的文化功底和文笔在工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撰写的工作报告和政策宣传材料，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干部和群众的喜爱。他的口才也在各种会议和活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讲话总是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鼓舞大家的士气。作为全省最年轻的县长，能力突出，省委领导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1965年4月份，据说父亲在抗洪抢险中的杰出表现受到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同志的赞许，父亲迎来了他仕途上的又一个重要时刻，父亲凭借着自身出众的能力以及在工作上的卓越表现，他被委任为县委副书记。这无疑是对父亲多年来兢兢业业工作的一种认可，全家人都为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期盼着父亲能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任命宣布的那一天，父亲深知，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也是他肩负的更大责任。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父亲依然保持着扎实肯干的工作态度，他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需求和困难，积极协调各方面的资源，为解决问题而努力。他清正廉洁的作风也更加严格，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对群众谦恭亲和的态度也没有改变，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街头巷尾，他总是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他们的心声，关心他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