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下，我的兄弟姐妹

1968

离开部队几十年了，我当部长的时候的一位助理员的孩子要最近要举行结婚典礼，打电话来邀请我参加，看有没有时间，我说有时间，一定按时参加。助理员又打电话来说让我当证婚人到时候上台讲几句；说他和他老婆想来想去，让我当证婚人最合适，说我是恩人。我说，年纪大了讲话不利索了，证婚人就不当了。

“恩人”？不就是同单位同事了两三年嘛，感情有那么浓厚嘛？

哦，可能指的是那件事。

我当后勤部长，大搞营区基本建设，我让那助理员负责联系石块的供应。这助理员的老婆是当地人，一位石块供应商也是当地的，认识他老婆，就联系了他老婆想做这笔业务。为了做成这业务，还送给了这助理员家一对木质沙发，价值一千多块钱。

这业务是让这供应商做了，结账的时候他价格比市场价高出许多，我们这助理员不同意。供应商威胁说，不同意就把沙发的事情说出去。

我们这助理员既不想让部队吃大亏又不想这沙发的事情暴露了，一旦暴露出来，个人前程就全部完蛋了。

这助理员和他老婆就找到了我，直来直说的看该怎么办。

这助理员太相信我了，本来平时无论有什么事就都敢同我直说的。

我听了，想了一会儿。我说，你坚持不让部队吃亏，是对的，但收沙发这事不应该，让你老婆把沙发退给他行了，你也不要害怕不要有压力，假如他告让他找我告，他本来动机就不纯嘛，况且还是熟人之间。

这事除了我们三人知道，从没有漏出风去。所以这助理员也一直没有忘记。

我忘记了而别人一直没有忘记的事情，还有许多。

前年吧，我请老战勤部门的同志们吃饭，师战勤科的一位参谋同另一位参谋说，忘记没有，那年春节我俩值班，年三十晚上高部长把我俩请到他家里一起吃年夜饭？另一个参谋说，那哪会忘记，喝的还是茅台。

其实那茅台也不是我自己买的。

还有一次，军战勤处的一位参谋说，在老处长家里吃饭，印象太深了。

他说，他原来是炮九师的，高处长抽调他到军机关战勤处当参谋，他到军部报到，是高处长亲自带他到招待所安排好住处，处长说他刚来到新的地方，都不熟悉，晚上就在处长家里吃饭。

那顿饭印象太深了，吃的什么菜喝的什么酒记不得了，只记得是第一次喝那么多，晕晕乎乎、迷迷糊糊的回到了招待所，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上班的号音吹响（播放）。

去年，有个战友在朋友圈转发了一位很有名气的作者的一篇文章，我给战友说，你问问作者认识不认识我。战友问了，回话说：咋不认得，恩人。

这个人要说我是“恩人”，我虽然不敢认可，但也不彻底否认，因为当时我是顶着政治上的压力的。

我刚到九八医院当政委。我还没去当政委呢，医院里有件事情性质已经定了：“非法刊物”。

她是一位护士，爱学习爱写作。她把她写的一部分诗用打印机打印了，装订了四十多份，发给了熟悉的战友们。

这些诗的内容我看了。多数是抒情的、写景的，也有几首是描写爱情方面的，绝对是没有政治敏感的，更是绝对没有对政府不满的。

但，有的领导说她“非法”，说她想利用刊物“征婚”。加上她平时工作表现不是特别积极、同事关系也一般，大小会议都会含沙射影她一下。“非法刊物”就成了比较严重的事件。

我觉得，工作归工作，态度归态度，但“非法刊物”这帽子，可是不能随便就给人戴上的，特别是不能给戴在一个非常单纯的女孩子头上。

我根本不觉得她“非法”，她不过就是把自己写的并觉得喜欢的几篇东西打印出来，送给自己的好朋友看了，这不是同有的领导人把大会讲话稿打印一下发给与会人员一个性质嘛，怎么扯上“非法”还扯上“刊物”了？

也可有理有据的说服大家，我当时专门查到了〈红旗〉杂志的一篇关于“非法刊物”的权威解释，其关键词是“大量”和“盈利”。

我把这篇红旗杂志的文章拿到骨干会上去念去解释，我说她既没有大量也没有盈利。政治处的领导当场就给我顶了回来了，说“非法刊物”是军里面卢副主任定的，你想怎么样？

我被卡壳了，我无话可说，我总不能当场说谁定的都得定的有道理吧，我要是说了，万一把话语传给了卢副主任、再添油加醋一番，我还怎么能解释清楚？

其实我心里在想，卢副主任定的，有文件吗？有签字吗？假如是卢副主任也就是随口说说呢，能拿鸡毛当令箭吗？

但是，我没有胆量亲自去找卢副主任求证，假如去了，假如卢副主任反问你同她什么关系，我不自找没趣嘛。

无论如何，自从我去到医院，大小会上再也没有点名过“非法刊物”，我是党委书记我是政委，我不讲，你谁还要讲；我不当回事儿，你谁还再当回事儿。

作为领导，有时候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影响别人终身的，可不能拿部下的政治生命当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