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中条6‖中流砥柱承大业，逆流而上逞英豪

飞天6711

　　美丽诱人的中条山红叶

中条山，一座伟大的山，也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他位于山西省南部晋豫大峡谷的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和王屋山，西接华山和吕梁山，南有黄河与河南豫西山脉的崤函之固的函谷关与关中平原的东部雄关潼关相连接，北有河东大地的解州盐池与太岳山脉相呼应，素为古代冀州大地的涿鹿中原之京畿地区，黄帝与蚩尤阪泉之战和炎黄涿鹿之战就发生在中条山北面的解州盐池附近。

据《解州志》记载，解州古称涿鹿，虞坂古道巅嶺之北的大阪处有泉古称阪泉，解州盐池南岸和中条山之间的东部有蚩尤村和蚩尤城，解州盐池之名就是源之于黄帝与蚩尤阪泉之战后，蚩尤被擒，肢解于此，蚩尤血流入盐池故称解池。而中条山西端的黄河大拐弯处的风陵渡，据说就是黄帝风师也就是凤凰部族的领袖凤后死后葬于此而名。风陵渡古称凤陵渡，又称风铃渡，伊尹伐夏，帅师升自陑的地方就是这里。黄帝遇风师于海隅之地即解州盐池的西南角，得力牧于海滨之地也是这里的解州盐池附近的海滨。

而《竹书纪年》记载，“(舜帝)四十九年，居鸣条，(舜帝)五十年陟，卒于鸣条苍梧山，遂葬焉，今海州”。也就是说舜帝即位五十年陟，死在解州盐池北边的鸣条岗苍梧山，即今运城北相舜帝陵，于是舜帝就葬在这里(不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里面说的舜帝南巡途中死于苍梧之野，葬零陵)，而今海州即解州古称海州。也就是说黄帝与蚩尤阪泉之战的时候这里叫西海，故称海州。

而简狄娘家的有娀氏之墟，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所以说商汤居亳伐夏，会诸侯于景亳之地就是现在的中条山中段的汤王山，古称景山。也就是《山海经》记载的“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即闻喜石门乡的汤王山。而《水经注》里面记载涑水有景水与沙渠水会即指汤王山也就是景山的水流与沙渠水汇合。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伐豕韦，就是汤王山北边的闻喜县。闻喜县城驻地名桐乡镇，这里就是舜帝时期董父豢龙之地，有董池陂。帝尧陶唐氏后裔刘累在夏后氏帝孔甲时豢龙于此，也就是说刘累豢龙之地的豕韦国就是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伐豕韦的豕韦国。

汤王山北边有葛寨，有后宫乡酒务头遗址，这里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出土文物，这里就是伊尹放太甲于桐的桐宫之地，也是河亶甲自嚣迁相之相城。《竹书纪年》记载“河亶甲自嚣迁相，灭邳，征班方，姺人来宾”。闻喜汤王山北边的酒务头遗址可能就是河亶甲自嚣迁相之相都。

而《竹书纪年》载“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伐豕韦，豕韦既灭，遂征顾。次年商师取顾，遂伐昆吾及夏。战于鸣条，大雷雨，夏师败绩。桀奔三鬷，商师伐三鬷，战于郕，获桀于焦门”。这里的鸣条，即帝舜卒于鸣条的鸣条岗的东端，也就是现在的闻喜与夏县之间的鸣条岗。夏桀最后与商汤会战于鸣条，史称鸣条之战。

鸣条之战的发生地在山西运城河东大地，而不是网络上所说的河南山东之类的鸣条。夏桀灭亡之地的夏都安邑在夏县禹王城，战国时期的魏初都安邑即在夏都安邑禹王城的外围扩建城池。今夏县禹王城有夏台和青台之地，《平阳府志》记载的夏县禹王城青台即商汤囚桀之地，而“商侯履来宾，桀囚之于夏台”之地也就是夏县禹王城的夏台。

桀奔三鬷的三鬷、郕、焦门，就是在中条山南边平陆与河南三门峡焦城之间。传闻在垣曲和夏县及平陆交界处有成王寨，疑似即古代的郕。平陆的鄍城，即夏朝时期的商侯冥治河之所居。商侯冥治河也就是大禹治水的砥柱中流的三门峡之神门、鬼门、人门之地。大禹治水凿通河津龙门，通砥柱，至孟门即河南洛阳附近的孟津，孟津即周武王伐纣会诸侯于孟津(会盟)，观兵于孟津即此。

河津龙门，古称皮氏和耿城，夏朝时期，殷侯之子王亥宾有昜，有昜之君放而杀之。殷侯微也就是上甲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昜，杀其君棉臣。后来殷灭皮氏。春秋晋国将耿城封于赵氏，战国时期的赵国初居耿城，后封于洪洞赵城。

在夏后氏孔甲时，刘累豢龙，一龙死，刘累醍而进之，孔甲喜，又讨之，刘累惧，奔鲁阳，其后为范氏。帝孔甲陟，殷侯复归商丘。而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居亳，也就是商汤居亳在帝癸即夏桀十五年，此年也就是商汤元年。

商汤居亳之地在垣曲亳清河流域的上下亳城之地。而《孟子》云“自契至汤乃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与葛为邻”，史记里面的殷本纪记载的有“自契至汤乃八迁，从先王居”，而不提“汤始居亳，与葛为邻”。在垣曲亳清河和黄河北岸之间的寨坪，有葛寨居于寨坪西南端，即葛伯寨，而平陆有葛赵镇，汤王山北边有闻喜葛寨。垣曲寨坪葛伯寨和平路葛赵葛即闻喜汤王山北边的葛寨，此三地可确定古葛国的大概边界也。商汤居亳，孟子说商汤伐夏自葛始。因为葛伯仇饷，商汤伐葛，垣曲寨坪葛伯寨与商汤居亳之地的上下亳城之间，也就是下亳城村东的小赵童子坪。传说葛伯打猎追逐猎物至此又饿又渴，抢夺童子给爹爹送饭的汤食，童子不依，咒骂葛伯，葛伯遂失手杀死童子之地即此。这与葛伯孔武有力，不喜耕作，独喜猎获的传说相符，后世以葛伯仇饷故事演绎此事，然而在《竹书纪年》夏桀条目之下记载的汤有九征之事中，却没有商汤伐葛的记载。大概是商汤居亳为侯爵，葛伯杀童子因咎而被商汤所杀，不入史家之目也。

而商汤征温，征洛，遂征荆，荆降。这才让夏桀觉得商汤以专征之权讨伐诸侯，威胁到了夏都安邑的安危。故而在商侯履来宾时，囚之于夏台。伊尹贿夏，商侯履归亳。而费伯昌出奔商，太史终古奔商，昭示了商汤声名鹊起，而夏桀刚愎自用，天下大势和民心所向已经改变。而夏桀杀关龙逢，更是错上加错，人心尽失。其筑顷宫，饰瑶台之事则是在禹王城东边的今夏县县城东边的巫咸山修筑宫室，今夏县瑶峰镇瑶峰塔即其旧址也。

巫咸山在中条山北边的台地边缘，运城解州盐池蚩尤村东边有汤里村。此处应该是先商时期的居地或者殷商后裔以商汤之故居此而名也。那么在史书典籍里面记载的最早是帝喾高辛氏居亳。而帝喾高辛氏居亳，是在“(颛顼)七十八年，帝陟。术器作乱，辛侯平之”。术器是共工氏之子，神话故事传说中的共工与祝融大战，头触不周山而死。天地顷，河水东南流。而简狄有娀氏之墟在不周山北，共工氏故国在弘农郡治所附近，春秋晋国的南曲沃城也在此。

夏时有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的记载，河伯冯夷之地在弘农郡和冯翊郡之间，而洛伯用之地在伊洛之间，殷侯微借河伯师伐有昜即山西洪洞的古杨国之地。《竹书纪年》记载，祖乙自相迁耿，祖乙居耿城庇。耿城在今河津，即古时殷灭皮氏之地，祖乙居耿，耿城圮，遂城庇。故而殷商庇都也应该是在河津。此处，与永济简狄有娀氏之墟隔汾河而望也。南庚自庇迁奄，盘庚自奄迁北蒙曰殷，遂城殷。盘庚东迁殷即自奄迁殷也。

周成王时，周召分陕，三叔监殷而判，三叔监殷的地方是纣王的朝歌，即今河南淇县，而西伯姬昌被囚于羑里即此。朝歌周边被分为邶、鄘、卫三地也，朝歌以北为邶，朝歌以南为鄘，朝歌以东为卫地。三叔之乱时，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与徐夷叛，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夏，灭奄，迁奄君于蒲姑，周成王践奄伐徐夷，迁殷遗民于洛的三亳坂尹，营成周。次年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灭唐，迁唐于杜。

唐即帝尧陶唐氏初封之地翼城唐城也。而杜陵在西安南边，杜预注曰“杜有亳亭”，后人据此附会商汤居亳之地的“西方说”，而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则是堂而皇之说“偃师尸乡西亳，汤所都也”，把《周书·立政》里面记载的洛邑三亳说成是商汤居亳之地，皇甫谧又云“偃师西亳，谷熟之亳为南亳，北蒙之亳为景亳”，其谬空前绝后，无人可比也。

然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说“偃师尸乡西亳，汤所都也”，其中又云“襄陵，有班亭”，那么河亶居相甲征班方，班方就是襄汾陶寺遗址，那么河亶甲征班方是从何处相城征讨班方的？而郭沫若说河南郑州商城似乎就是嚣都之地，那么《竹书纪年》记载的“仲丁自亳迁嚣，居河上，征蓝夷，邳人姺人叛”，而垣曲寨坪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更合乎嚣都之地也。而垣曲商城遗址发现的“城门磔牲”遗迹就是“邳人姺人叛”的考古证据，也就是垣曲商城遗址是嚣都之地的铁证也(有居河上，河水咆哮之嚣和“邳人、姺人叛”的佐证)。

商汤居亳之地的上下亳城在帝喾高辛氏居亳故都的喾亳之西故曰西亳，垣曲商城遗址在南边故曰南亳，而闻喜汤王山就是景亳之地为北亳。此三亳者皆以帝喾高辛氏居亳故都喾亳之地为中心也。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可能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喾亳。据《周髀算经》记载，夏至日日影一尺六寸之地为大地之中，北一千里夏至日日影一尺七寸，南边一千里日影一尺五寸。故而得到日影一寸对应南北距离千里的计算依据，这个数据是进行大地测量和日距测量的量纲。

而垣曲东关遗址的夏至日日影一尺六寸，而陶寺遗址观象台的夏至日日影一尺六寸九分(接近一尺七寸)，而洛阳的夏至日日影一尺五寸。据此可知，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就是古代确定的大地之中。而陶寺遗址以垣曲古城东关遗址为祖源之地。

而后世汉唐之际以洛阳嵩山日影一尺五寸为大地之中，《春秋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这成为后世志书里面的星野区分的圭臬，然而此记载正好说明了阏伯所迁商丘之地和实沈所居大夏之地(太原，主参星)都不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

而垣曲则是居于太行山八陉之一的轵关陉古道，东可至商丘之地，北可达侯马至太原。商丘之地与嵩山和洛阳在同一纬度，夏至日正午时分的日影长度大约一致，而后世以太原为晋阳，实则是与帝尧陶唐氏初封之地和周成王封弟唐叔虞于桐(唐、翼、绛)皆西周时期及春秋晋国故都之地。《竹书纪年》里面记载的晋伐曲沃至桐即相，也印证了河亶甲自嚣迁相之地即闻喜汤王山北边的后宫乡酒务头遗址。

而《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商迁都史故意隐去了祖乙居耿城庇，而曰祖乙自相迁邢，后面也没有了南庚自庇迁奄和盘庚自奄迁殷，而模糊不清的说盘庚之时已居河北，盘庚迁河南，商汤旧都(没有明示商汤居亳)，后又迁殷。故而山人曰“史记非史《殷本纪》也”。

那么除了历史上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故意歪曲事实说“偃师尸乡西亳，汤所都也”是为了报复“河亶甲自嚣迁相，征班方”的千年灭国之仇外，难道说汉武大帝给予司马迁以腐刑，并不是说什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而是因为“河亶甲自嚣迁相，灭邳，征班方，姺人来宾？”毕竟河亶甲灭邳，就是对刘累豕韦国的二次灭国(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征豕韦，豕韦既灭，遂征顾)，邳人迁居徐州下邳，汉高祖刘邦就是以刘累为刘姓始祖，此事在《史记·汉高祖本纪》有记载。刘姓始祖有人说是尧帝之子丹朱或者其他十子(尧王访贤之后有九男迎舜)，可见后世治史之人再也没有了“董狐直笔”的骨气了，为了迎合当时的当权者，甚至是把古人名字改了名曰避讳，古代帝挚少昊青阳氏，而帝喾高辛氏之子也是帝挚即位九年，让位于尧。

孙子辈承袭先祖之名以为荣焉，何来先辈要改名避后世子孙之讳呢？把夏后启改名夏后开，姮娥改名嫦娥都是此类反祖之操作也。徒添争议而让后人无可适从，甚至是把祖源之地和先祖历史改的面目全非，颠倒黑白，以流充源也。后世子孙祭祀活动重新建立寺庙宗祠无可厚非，但是非要以后世之地充先祖之源则是真真正正的欺师灭祖也。班固皇甫谧之类大行其道，后世《康熙字典》不加辨析就收录其中，谬之甚也。自周至汉唐，为了粉饰自己天子之命的合乎正统，随意篡改历史真相，而术士之辈更是乐于此哉，可悲可怜可叹乎？！

中条山战役局势图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以此审视震惊中外的“中条山战役”的失败之速，日寇侵华以中条山战役名为“中原之战”，而蒋大总统不识中条山之居于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祖源之地和轵关陉古道和黄河漕运水路交汇之地的垣曲为关联东西南北的交通咽喉和锁钥之地，临阵换将，并为了私利而调走有“中条山铁柱子”，热衷于搞内讧，制造摩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除了本身的中日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硬实力的差异几乎是存在代差的降维打击之外，蒋大总统的神操作岂不是寒了众将士的心，其败之速也真是颠覆了古今中外的观感，苦了十几万军人和劳苦大众陷于无妄之灾，只能在日寇的禽兽一样的报复之下爆发出来生命的本性，众将士或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置生死于度外，慷慨激昂赴死，如唐淮源上将和寸性奇将军，王俊师长和其他赴死将领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那些被敌机野蛮轰炸和毒气戕害的无辜群众，以及被逼进黄河激流仍被机枪扫射和炮弹轰击，弹尽粮绝投河而死的人何尝不是慷慨悲壮？

我自小在垣曲亳清河和黄河北岸的岸边丘陵坡地长大，不是舜乡汤都之人不谙水性或者不懂的吃鱼，而是小时候听说那些黄河之中死尸漂流几天几夜，爷爷辈给国民党和八路军支前或被日本人抓差拉夫，有亲戚的亲人客死大同异乡，骇人听闻的万人坑和野狗撕扯死尸的惨状，听闻戏剧《卷席筒》的小苍娃吓唬嫂子荒野寻尸的恶作剧，小时候即便是有老年的亲戚正常死亡也是害怕靠近。那些来来往往的匆忙身影，那些浴血奋战的中华儿郎，哪一个不是血肉之躯？哪一个不是爹娘的心肝宝贝啊？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八十周年，那些远去了的战火硝烟，早已经成为悠远的往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些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和考古发现一样，那是古人留给我们后人的警示与不屈不饶的精神力量。几十年军旅生活，今天人们的眼光早已不是什么小米加步枪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武器装备在这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9.3大阅兵”之中，我军的现代化装备已经是成体系的更新换代，高科技武器装备亮相犹如科幻片一样把理想照进了现实。国产大杀器和撒手锏武器层出不穷，更高、更强、更快、更智能的无人化陆、海、空、天、电新装备也闪亮登场。我们早已不是单一化的陆军或者是陆海空三军，而是更专业、更高端、更先进的新式武器与部队组成更加多元化的体系化对抗模式时代。不再是打赢局部高科技战争的基本要求而是更加高维与碾压式的整体威慑能力的极大增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在路上，美丽的中国梦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远景规划，而是实实在在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了。

晋城党史上的两个“晋豫特委”

靳宏伟 2020-12-24 来源：晋城党史网

翻阅晋城党史，有两个“晋豫特委”：一个是设在陵川平城镇三皇阁的中共晋豫特委；一个是设在阳城横河镇下寺坪的中共晋豫特委。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需从1937年说起。

一、设在陵川平城镇三皇阁的中共晋豫特委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10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统一领导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河北、河南、山西接壤地区党的工作。1938年1月上旬，中共长治特委在长治城内莲花池成立，任命裴孟飞为书记。

1938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动用5个师团的兵力，分4路发动了旨在侵占山西南部的“河北勘定作战”。13日，敌一○八师团的苫米地旅团由邯郸沿邯长公路经东阳关向长治西进。18日，东阳关失守，19日，潞城失守，20日，长治失守。就在东阳关失守前一天的17日，中共长治特委机关随同八路军一二九师赵涂支队(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治处主任赵基梅为司令员、以八路军沁县工作团长涂锡道为政治委员组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简称赵涂支队、赵支队)，迁至陵川平城镇三皇阁，共同领导晋东南各县党的工作和抗日对敌斗争。

1938年3月，鉴于长治失守后晋东南被白晋路分隔为东西两块的情况，考虑到河南省委已撤到黄河南岸，中共冀豫晋省委指示，将长治特委改为晋豫特委，将豫北11县划给晋豫特委领导。

《太行山抗日斗争大事年表》记载：“本月，晋豫特委成立”。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太南特委关于太南特委工作历史的总检讨》里说“特委最初是三个人，但在东阳关失守后的三个月只一个人，直到5月初特委才又充实为三个人。区域上也是经过几次变化，由晋东南11县缩小为6县，到5月初才形成现在包括豫北、晋东南17县范围”。

设在陵川平城镇三皇阁的中共晋豫特委，原所辖晋东南11县为：长治、潞城、高平、陵川、晋城、壶关、平顺、屯留、长子、阳城、沁水。

东阳关失守后的晋东南6县为：长治、潞城、平顺、高平、陵川、壶关。

豫北11县为：俢武、博爱、武陟、新乡、辉县、获嘉、汲县、林县、汤阴、淇县、安阳。

据《太行山抗日斗争大事年表》记载，中共冀豫晋省委于5月份实行大特委制度，作出了新的区划：“辽县以北，加武乡，为晋冀特委。由原来的晋中、冀晋两特委，辽县直属县和晋东特委的一半合组而成。冀豫边区，加山西的黎城、襄垣和辽县的东部，仍称冀豫特委。晋豫特委改为晋东南特委，包括黎城、潞城至长治公路以东和豫北一部分而成。……组建太岳特委，包括屯留、长子、沁县、沁源、介休等县”。

长治特委的沿革从裴孟飞的简历也可看出：裴孟飞，1937年10月至12月任中共山西省晋中特委书记。1938年1月至2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长治特委书记。2月至3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晋豫特委书记。3月至9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晋东南特委书记。同年9月至1939年4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太南特委书记。1939年4月至1940年1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太南地委书记。1939年被选为七大代表。

二、设在阳城横河镇下寺坪的中共晋豫特委

《朱瑞传》说：“1937年12月30日向山西晋城转移”，“1938年2月间，晋城失守，朱瑞带着联络处和干训班一百多人向阳城转移”。

1938年3月3日，朱瑞给北方局和中央发电：

“胡、杨并告洛、毛：(一)27、28两日，晋城、阳城相继失守，我随阳城县政府日夜辗转迁移，故联络中断……(三)我决以此为中心开展晋豫边工作……”。

毛泽东于3月6日复电：“3日电悉，部署甚妥……”，同意了朱瑞的建议。

根据毛泽东复电，1938年3月中旬，朱瑞代表中共北方局在阳城县横河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直鲁豫边省工委、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成立中共晋豫特委。特委书记聂真，组织部长为薛迅，宣传部长为李哲人，军事部长为敖纪民(高锦明)，特委委员为贾寄尘(嘉康杰)、温建平、方升普、阎子祥。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部联络处副主任唐天际以中共冀豫晋省委代表身份参加特委。晋豫特委下属有：阳城、晋城、沁水、翼城、曲沃、绛县、夏县、平陆、芮城、虞乡、垣曲、运城、安邑、闻喜、济源、沁阳、孟县等17个县。1939年1月，中共晋豫特委改称晋豫地委。十二月事变后，迁驻太南区平顺县寺头村，属中共晋冀豫区委领导。

三、形成两个“晋豫特委”的原因

这个原因还要从朱瑞说起。朱瑞是我党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具有领袖的魅力、远见的卓识、非凡的气概、横溢的才华和开疆拓土的魄力。朱瑞从太原到保定，从保定到邯郸，从邯郸到新乡，从新乡到焦作，从焦作到晋城，从晋城到阳城，一路走来，一路建党，一路建军，一路创办学校，不过五个月时间，先后组建了直南特委、豫北特委、中共直鲁豫边省工委、和晋豫特委。创建了一八一师游击队、道清路抗日游击队、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朱瑞传》说：(1937年)“9月21日，朱瑞出席了在成成中学召开的联席会议，……会后，朱瑞受周恩来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去做统战工作”。化名关良，“还专门配备了一部电台，一个译电员，一个报务员和两个特务员”。

“朱瑞于九月底，前往战区政训处(设在保定)，被程潜委任为上校主任秘书”。“不久，就委任朱瑞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处长”。

“十月中旬…，从河北磁县到河南新乡…，同时决定不再隐姓埋名，公开自己的身份”。

“1937年12月底，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进逼下，开始向黄河南岸撤退。当时程潜和张轸都劝朱瑞同他们一块过黄河。他以处理训练班善后为名，留在原地工作”。

在新乡期间，朱瑞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0月，将中共豫北工委改为豫北特委，张萃中任书记，组织部长为聂真，宣传部长为王卓如，青妇部长为薛迅。11月，朱瑞在河南焦作成立了中共直鲁豫边省工委。中共豫北特委改属中共直鲁豫边省工委所辖。

《朱瑞传》说：“朱瑞预感到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必然会渡河南撤，……黄河南、北党的组织联系就很困难，为了便于工作，他要豫北特委书记张萃中持他的亲笔信，到开封向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转达他的意见，将豫北特委归他直接领导。省委接受了他的意见”。可以说，豫北党的工作是朱瑞一手开辟的。

1938年2月28日，阳城失守以后，朱瑞带着阳城县政府人员迁移至位于晋豫交界处的下寺坪村。由于有电台，联系方便，3月3日直接电请北方局和毛主席，要求“组织晋豫边军政委员会，由我负责，豫北特委、晋东南中心县委书记、县长李敏之及唐天际参加，执行秘密领导”。3月6日，毛泽东电复同意。

由于这个请示是直接电请北方局和毛主席的，中共冀豫晋省委开始并不知晓，在1938年3月，决定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所以将长治特委更名为晋豫特委。过后不久，冀豫晋省委就发现了在阳城还有一个晋豫特委，10月，便采用大特委制度，将设在陵川的晋豫特委更名为晋东南特委。但很快又发现晋东南特委之名与所管地盘不符，遂之将晋东南特委改为太南特委。保留了设在阳城的晋豫特委”。《太行山抗日斗争大事年表》记载：“晋豫特委，即唐天际(晋豫边区游击司令员)那一区”。所以形成了晋城党史上两个晋豫特委的现象。（责任编辑：崔利民）

山西闻喜革命先躯

通讯员那同生 2022-3-23 10:32

闻喜革命先躯——崔斗臣

(那同生 仇家文 王静澜)

崔斗臣，1892年3月9日出生于陈家庄一个贫寒家庭，1910年考入运城省立第二中学，受梁启超的《中国魂》、谭嗣同的《仁学》等书籍影响，很快接受了民族主义革命的新思想。

1914年省立二中毕业后，应聘到解县模范小学任教。1920年回到闻喜，因受新文化运动启发，决计再留闻喜任教，与旧势力进行斗争，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宣传推行新思想、新文化、并指导进步学生组织革命活动。

1923年受嘉康杰之邀，到堆云洞平民中学任教，培养了一批革命英才。1924年任东镇三高校长，倡导学生用白话作文、写诗，阅读新杂志，开展平民教育。1927年参加了以共产党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北伐军，不久又到南京图书馆工作。

1930年后，他先后在运城省立二师、二女师及私立菁华中学任教，并在菁华中学担任过校长，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教育上的卓越表现深受人民崇敬，与嘉康杰、张吉辰三人被誉为“晋南三辰”，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是共产党员，1934年2月将他逮捕，押至太原监狱，家中风闻他被枪杀，特设灵祭。幸喜得共产党地下组织及友人支应遴等多方营救，两个月后得以释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1938年8月任浮山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

1939年3月担任山西第五专员公署教育科长。

1943年9月由裴丽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10月党校毕业后，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次年9月担任太岳行署教育处处长。1949年太原解放后担任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兼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省文史馆馆长。1952年冬，他陪同班禅赴五台山不幸坠马身残，但仍带病工作，1960年1月27日因病治疗无效，与世长辞，享年69岁。崔斗臣一生著书颇丰，是河东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是河东无产阶级教育家的先驱，又是三晋著名的文物专家和文物鉴定家。

崔斗臣的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大儿崔青被日寇杀害，二儿子在乡务农，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优良品德。

台联捷故居



发动农民闹革命 隐蔽战线显身手

垣曲县委首任书记台联捷

来源：发布者：时间：2023-07-05

台联捷(1907-？)，垣曲县谭家乡硖口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垣曲县委第一任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南安阳下柏树村进行党的地下活动时，因叛徒告密被捕遇害。

1925年，台联捷从高小毕业，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蓬勃发展，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非常活跃。台联捷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926年经杨景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台联捷受党的指示，在校内积极活动。寒暑假期间，利用回家机会，向人们讲述革命形势，传播马列主义。1926年寒假，他利用村民冬闲时机，在本村油房窑举办读书会，组织青年人打算盘，教大家识字，辅导学习文化；向中老年人讲革命故事，介绍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叶挺北伐打胜仗及湖南农民闹革命的故事；宣传将来社会要往哪里走，如何平分土地，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的美好前景。这些宣传如此新奇，前来听讲的人日益增多。台联捷便把原来夜晚闲谈的场合，改成了农民讲习所。通过宣讲，不少青年人提高了思想觉悟，文景颜、台中奎等人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使在家中，台联捷也不断劝说父亲和一些亲戚，要他们破除迷信，不要置买土地，不要放账剥削穷人，要自食其力，人人平等。

当时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台联捷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公开活动。他不断到附近的圢坂村汤圣庙第四高小，以及城关(今古城)、同善、西原上丰城的一些学校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书报，学习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的著名文章。一次，台联捷在村龙王庙柏树下放上桌子，亲自执笔，公开进行了一次农民协会会员登记，登记的有七八十人，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这些会员中，有不少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台联捷因在省立一中闹学潮被除名。他毫不气馁，坚持革命。受党组织指派，他和垣曲寨里村的王心清、城关杨国瑞三人，前往武汉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到武汉后，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形势恶化，讲习所辍业。党组织要他们回到原籍，建立组织、发展武装，发动农民群众闹革命。

台联捷和王心清从武汉返垣后，酝酿建立垣曲县委组织，并组织党员学习了由武汉带回的《百花书信》，他们一致认识到：只有建立党组织，发展武装，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才能取得胜利。1927年秋，中共垣曲县委成立，台联捷任书记，王心清、杨国瑞、文乐天为委员，申景达任交通员。他们提出口号：“建立垣曲苏维埃”。县委成立后，台联捷及时与省委取得联系，按照党的指示，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基层建立了党的组织。

1928年春，省委派往晋南巡视工作的郭巨才在闻喜县被捕叛变，各县联络员的名单被敌查获，垣曲县委组织暴露。伪县政府大肆出动军警和保安队，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几次抓捕台联捷，都被他机智地躲过。敌人抓不到台联捷，就抄了他的家，使他全家人无法生存。

接着，县委委员文乐天被捕入狱，交通员申景达、任希书、谭鸿禧、王士特等人也先后被捕。在充斥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台联捷被迫离开垣曲，先在河南省济源县保安队隐蔽，后又化名石泽民，投考豫北国民革命军十三路军政干部学校，被编入一大队一中队学习。结业后，他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他到河南省安阳市下柏村进行党的地下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后被杀害于河北邯郸一带。

英雄槐的全图

姚普俊丨【古树新鉴】

垣曲县古城镇硖口村之英雄槐

原创 姚普俊

黄河原创文学 2016年05月16日 15:40

古老的证明

国家网信办备案：运城网信备案L00031号

【命名释疑】

对“古树新鉴”一词的道白

【前言】近日，受垣曲绿化委的委托，对垣曲境内生存的一级古树进行实地考察，探究古树的既有树龄，观测古树的生长态势，记录古树的周围环境，挖掘古树的有关传闻和记载，补录未曾登记在册的珍稀古树。所访古树全部进行逐个拍摄，获取有关古树的一切信息，以备用取之需。

　　鉴于垣曲绿化委以前曾经对垣曲境内的珍稀古树登记造册已臻完美，此次的考察行为属于完善和补录，因此，我将此次探究活动定名为“古树新鉴”。

【古树新鉴】

垣曲县古城镇硖口村之英雄槐

树名：国槐

树龄：800年

级别：一级古树

所在地：垣曲县古城镇硖口村

树高：7米

树围：3.9米

主杆：6米

树冠范围：南北走向12米，东西走向10米

录入情况：已经收录

编号： 1035 号

目前状况：

　　硖口村的英雄槐位于硖口村的村北位置，距离中共垣曲县委第一任书记台联捷的旧居仅几丈之遥。树龄为800年，树围3.9米。英雄槐的主杆因为年代久远，槐树中心的木质结构已经枯烂，所剩无几，仅余槐树皮存活。树根部位只可查看一半的结构，杂草丛生。槐树树身向东南方向倾倒，侧伏在砂石缓坡上，树心内部翻出，若瀑布状。倒伏后的槐树平躺缓坡后持续生长，纸条翠绿，再次表明槐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鉴于剩余枝条存在沤烂迹象，建议重新设立支撑点，增加通风面积，实施必要的维护，使这棵千年古槐永葆青春。

【垣曲人家夏季版】

垣曲县古城镇硖口村之英雄槐

姚普俊 垣曲人家

传说故事

据村民描述，英雄槐的树龄高达千年，相传为一高僧所种植。虽然经历千百年的风雨侵蚀，但是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所有前来观看的人们，内心都被深深的折服。

英雄槐的历史，与当地先辈们的革命历程极其相似。本村的台联捷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时代奉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在垣曲成立中共垣曲县委，就任垣曲县第一任书记，掀开了垣曲的大革命浪潮，抒写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高尚情操。

英雄槐就在台联捷的房子背后，仅仅几步之遥。台联捷和台联芳同小伙伴们大小就在大槐树下玩耍，钻树洞、捉迷藏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台联捷，字子健，又名台月三、石泽民。他的少年就在这棵槐树下度过，在槐树下读书，在槐树下成长。民国十四年，台联捷考上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但是在寒暑假期，台联捷利用村民的坐夜习惯，在槐树下组织期读书会，教年轻人学知识、猜谜语、讲故事，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与老年人谈古道今，讲述社会发展方向。从本地贫富悬殊说到平分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宣传将来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的平等社会和美好未来。可以说，槐树下，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

民国十六年的秋天，以台联捷为首，在城关共产党员文同庆执教的岳王庙小学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共垣曲县委员会，台联捷任书记，王如水、杨国瑞、王同庆为委员，申景达任交通委员，他们提出了“建立垣曲苏维埃”的口号，并与山西省委取得联系。

民国十七年中共山西省委派来晋南巡视工作的郭巨才在闻喜被捕叛变，垣曲党组织暴露。台联捷连夜把党员名单收拾好，用油纸包上交给台联芳，指示他把党员名单埋在槐树下的碾盘地下，并嘱咐等将来形势转好的时候取出来交给党组织。

随后，台联捷就在槐树下与台联芳告别。顺着槐树下的小路，前往河南济源，化名石泽民继续党的地下活动。

于是，台联芳就把这份名单埋在槐树下的碾盘地下，并时时在槐树底下留心查看，以防党员名单被发现。在那样的时代，槐树就成了革命火种的保护伞。

化名隐藏的台联捷到河南安阳下柏村活动，被叛徒发现并告密，遭到日军的逮捕，在酷刑下的台联捷毫不屈服，日军多次劝降无效后将台联捷杀害于河北省邯郸市附近。

严峻的时刻过去了，新的党组织建立了，台联芳又回到槐树下，从石碾下取出了当初埋下的党员名单交给组织，心里有无限感慨。正是因为台联捷的宁死不屈，这份名单才得以保持，何其珍贵！

革命者不怕牺牲，才能建立崭新的中国。不惧风雨的大槐树见证了垣曲革命火种的诞生和发展，也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时至今日，这棵大槐树依然卓立，绿叶频发。硖口村的人们，亲切地叫它为英雄槐。

英雄槐的主杆部分

英雄槐的主杆已经扭曲倒伏，但是仍然在春天吐出绿叶。

英雄槐的不远处就是中共垣曲县委第一任书记台联捷的旧居

文字：姚普俊

编辑：姚普俊

图片：姚普俊

作者简介

姚普俊，男，1967年生，垣曲古城人。笔名“我欲挣缚去”、“梅神弄清雪”等，喜好广泛，尤其文学创作以及摄影。垣曲县作家协会员，垣曲县摄影家协会会员。活跃于网络，曾经担任人民网人民聊吧管理员、百讯网文学版主、百度垣曲人家吧主、百度魅力垣曲吧吧主、垣曲论坛版主。在中国作家网、中国散文网、中国文学网、百度贴吧、垣曲文学期刊《舜乡》刊登部分文学作品，其中，作品《麦香》、《缠绵的秋雨》、《一叶秋落》、《清蒸月亮》、《秋游紫云寺》、《远行的桂花树》、《北方的梅》、《复活的亳清河》等获得管理员推荐。在人民网图说中国、山西图片网、新浪网博客、百度贴吧有一定数量摄影作品发布。目前，致力于微信公众号垣曲人家工作室的编辑工作，从事魅力垣曲的网络宣传和推广。

垣曲

　　1926年，共产党员台联捷返乡期间，讲革命故事，传播马列主义。1927年，中共垣曲县委成立。1933年，垣曲籍学生裴丽生等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创办《垣民之友》，传播进步思想，发行达2000余份，并在垣曲成立了垣民之友分社。抗日战争爆发后，垣曲既是华北抗战通往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的交通要道，又是中日晋南交战的主战场。1938年3月，组建了八路军垣曲县游击队、县武装自卫大队、晋豫边游击大队等抗日武装组织，先后进行了葫芦沟粮库保卫战、拔掉日伪据点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垣曲是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逐鹿中原的前沿阵地。先后组建了垣曲县武委会和19支地方人民武装，进行了峪子阻击战等战斗。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组成支前大队，支援临汾战役，抽调干部支援河南、福建等新解放区建设。垣曲县现存相关遗址共计34处。(文字资料来源于省委党史研究院杨子晋)

芮城

　　1925年，杨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返乡期间进行革命活动，是芮城播种无产阶级革命火种的共产党人之一，也是南京雨花台72烈士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曾两次过风陵渡口，北上太原动员阎锡山抗日。这里曾先后创办发展了太安高小、古仁高小、抗日建国中学等6所学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人才。建立了中庄、胡村沟、太平庄等19处地下联络站和堡垒户，发展壮大了景兴支队等5支抗日武装力量。解(县)虞(乡)永(济)中共党组织和牺盟会先后驻扎芮城，并组建了中共芮、永、解、虞联合县委。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芮城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芮城人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1947年，组织了600余人的民工战地服务队，参加解放陕县、运城战役和解放大西北的战争。1949年，召集船工，储备粮草，支援解放军南下西进渡河。芮城县现存相关遗址共计31处。

裴丽生同志

垣曲革命家裴丽生：

用一生诠释什么是共产党员

运城新闻网 2021-3-29 12:03

记者 郭 华

3月22日，聚焦学习宣传伟大抗疫精神，集中展示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纪实片《榜样5》在央视一套播出，这让记者不禁想起了无数革命先烈、英模人物对社会发展的榜样作用。

作为从我市垣曲县走出的革命家，裴丽生是比较早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践者；他从事革命的资历特别深，在发展解放区经济、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组织协调中国科学院系统“两弹一星”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不求闻达、埋头苦干贯穿他的一生。

裴丽生是革命的榜样，是优良传统的人格化身、红色基因的鲜活体现。追寻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会激发每个人内心的红色种子。

裴丽生清华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艰苦卓绝的伟大一生

裴丽生1906年出生于垣曲县峪子村，1924年考入太原进山中学。1927年7月由垣曲人席竹虚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当局通缉,他与组织失去联系，1933年由宋劭文介绍，他再次入党。

1933年5月，裴丽生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经友人介绍，任北平和平门里中华中学公民课教员。其间他发起组织“垣曲之友社”，创办进步刊物《垣民之友》和《在马列主义旗帜下》。1935年5月，因《垣民之友》一案被阎锡山派人追捕被迫离开北平，返回运城任暑期培训班教员，这时他又创办了《学生周刊》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1936年11月，裴丽生参加牺盟会总部工作，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37年11月，被派往牺盟会洪赵中心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任六专署河东办事处主任兼牺盟会河东办事处主任。1940年1月，河东办事处军队缩编为一个团并调到沁源成立路西办事处，裴丽生任办事处主任。1948年5月，任太行行署主任尚未赴任又被调往晋中前线，任晋中战役后勤司令员。

1949年3月，解放太原战斗尚未结束，华北人民政府将晋中行署与太原市合并，裴丽生为新成立的太原市人民政府市长；8月，山西省委、省政府成立，裴丽生成为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4月，当选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5年2月，当选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1956年4月，裴丽生奉调中国科学院工作，先任秘书长后任副院长、院党组副书记。他直接领导地球物理所二部“581组”，负责国际尖端科学研究工作。

1977年11月，裴丽生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主持科协工作。后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国家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0年3月15日，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一副主席。1983年离休。

1990年7月，裴丽生担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2000年3月，裴丽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

在北京创办《垣民之友》

1933年7月，为了配合革命，由裴丽生发起，联络垣曲籍在北平(北京)各大学读书的王心清、姚藩南、李仰邺等，于同年八九月份间组织成立了“垣民之友社”。随后，利用寒假回乡的机会，裴丽生在家乡广泛宣传革命形势，传播进步思想。

《垣民之友》主要是办给垣曲青年知识分子看的，基本读者是小学教员和各阶层文化人。其中有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时事评介”、有抨击社会不合理制度的“读者论坛”、有反映国内外大事的“要闻之简报”等10个专栏。整个刊物，立足垣曲，通过丰富的内容和活泼的形式，为青年知识分子寻找出路。刊物一问世，就与社会发生共鸣，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垣民之友》影响不断扩大，先是在垣曲县内成立了“垣民之友”分社。接着，太原、绥远、崞县(今原平)等地也都和“垣民之友社”发生联系，《垣民之友》发行量很快由创刊时的400份增加到2000余份。其中在垣曲发行400份，小学教员几乎人手一册。

1934年12月，山西省府某大员来垣曲视察，县长周其昌大摆宴席接待。《垣民之友》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为题予以揭露。

这一类文章，首先使北平当局十分不快，并引起警觉。于是派人暗中监视了王心清、姚藩南居住的第二公寓(《垣民之友》发行处)。

次年4月，山西省政府视察员王明义来垣曲视察，在城关第一高级小学发现了《垣民之友》，并通过小学教员赵文清得知了发行人员名单，遂与垣曲县长周其昌谋划，于5月10日、11日抓捕了在垣曲负责《垣民之友》发行的姚士龙(终生从教)、姚舜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阎树璜等4人。并妄图以此为线索，追查出共产党组织。

《垣民之友》的影响也引起了阎锡山的特别注意。在垣曲大肆逮捕革命志士的同时，阎锡山还派出宪警到北平，将普攀龙、弟安仁、姚书奎等逮捕，并押解到太原，投放监狱。

当时，没有被逮捕的裴丽生由北平暂避西安，后化名陶俊怡，和一同出走的姚理平又一道返回运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张晋媛则远走绥远，王心清、姚藩南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在县内的文敏生、王荷荣(王健)等则隐蔽河南。至此，“垣民之友社”被迫解体，《垣民之友》也随之停刊。

《垣民之友》从1934年1月10日创刊到1935年5月停刊，历时1年零4个月，共出了17期(有些是数期合刊)。虽然它被国民党和阎锡山政府所扼杀，但它所产生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却不可低估。它不仅使众多读者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批革命志士和党的领导骨干。

为了帮助彷徨迷茫的热血青年选择正确的人生目标，裴丽生在办好《垣民之友》的同时，于1934年1月同牛佩琮等共产党人组建读书会。

1935年1月，由裴丽生和关梦觉、王心清秘密刻板印刷的300册《在马列主义旗帜下》高质量印出，王心清还按裴丽生的要求分发到倾向共产党的热血青年手中，其中20余册则寄回垣曲。

这个刊物的第一期，重点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国内外时事知识。国内时事消息的来源是《大公报》。当时《大公报》有个栏目，专门从反面报道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以后的动向，裴丽生等人据此向读者提供苏区和红军的消息，还刊登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

1935年4月，《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出到第三期时，王心清的刻印处遭到当局搜查，所幸王心清有所准备，及时烧掉蜡纸和文稿，妥善藏匿印刷品，并迅速撤离，才没有遭受损失。之后一两天后，裴丽生即接到中共北平市委的通知，告知裴的活动已引起当局注意，不要再公开活动，他只好等待组织分配，准备做组织内部工作。

几乎同时，负责和裴丽生联系的关梦觉也被当局逮捕。

　　1992年，裴丽生在为垣曲革命老区题词时，写下了“光荣的垣曲”这一评语。

积极投身军事斗争

1937年11月，裴丽生被派往牺盟洪赵中心区工作，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任中心区党组宣传部部长。1938年2月以后，日军占了临汾和铁道沿线，蒋阎的县政权头头纷纷携眷溃逃，中心区便顺应需要，由牺盟会的干部担任了各县县长。

牺盟会的干部们为发展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也壮大了抗日军队。后来，这些人大都被编入八路军。

日寇打通同蒲线后，临汾一带沿汾河的5个县被分割为河东河西两个部分。党的晋西特委为了加强河东五县的抗日工作，成立六专署河东办事处，裴丽生被派去当办事处主任，同时兼任牺盟会的河东办事处主任。办事处成立后，他们在各县建立了县委，主抓政权建设。

1939年7月以后，山西初步形成晋绥和晋东南两个大的抗日根据地。阎锡山对此感到震惊，便开始进行反共准备。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动用晋绥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盟会。

因局势恶化，1940年1月，牺盟会河东办事处的军队缩编为一个团，调到沁源，成立路西办事处(白晋铁路以西)，裴丽生任办事处主任。

裴丽生领导的路西办事处着重抓了两件事：一件是保障人民权利，严禁乱打乱杀；另一件是实行合理负担，禁止乱摊乱派。为此，第五专署颁布了《保障人民权利条例》，开展民主村选，发展纺织业，使党政军和民众各方面都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1940年后，蒋介石断绝了八路军的供给，粮食发生困难，裴丽生坚决执行了党组织开展征粮工作的决定，依法果断惩治了少数抗粮干部，使军队和干部的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1940年11月，日军对解放区蚕食，裴丽生领导群众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维持斗争，使根据地的元气逐步得以恢复。在这段时间内，根据地的文化工作也有所开展，成立了太岳中学，裴丽生亲任首任校长。各县还成立了文化交通站，逐步形成了全太岳区的文化交通网。

1941年后，原有的第三专署从太行移到太岳，取代了路西办事处，薄一波任专员，裴丽生任副专员。

1941年5月，日寇纠集10万兵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驻守在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20万军队溃败到黄河以南，太岳根据地坚持抗日，持续发展壮大，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两倍。

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地区，裴丽生任太岳行署副主任。

太岳行署刚成立，日寇就开始了第二次大扫荡。9月份，日军扫荡岳南地区。太岳区党政领导历尽千辛万苦，才突出重围。

1941年年底，正值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路过太岳。裴丽生和其他行署领导一起，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给群众以实际利益，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年底，裴丽生和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率队护送刘少奇过了封锁线，去往延安。

在敌后根据地，裴丽生等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一是搞好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政权，团结开明士绅，团结中农，保障人权，杀人须经区党委一级政府批准；二是财经统一，合理负担，不许随便层层加码和向群众乱摊乱派；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互助组，召开劳模会，奖励劳动模范；四是创办报纸，出版书刊以及层层培训干部等。1943年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斗争。

1945年1月，在太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裴丽生就解放区的生产建设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实行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政策，又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太岳区得以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这一期间，裴丽生还曾召开行署教育座谈会。在会上，他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太岳区的情况，阐述了发展教育的方针。

抗战胜利后，裴丽生参加了1947年解放运城战役，作为太岳行署副主任，他亲赴前线指导安排工作。1948年，在解放临汾战役中，裴丽生任临汾前线后勤司令员。

1948年5月，裴丽生被任命为太行行署主任，但尚未赴任，即被徐向前元帅调往晋中前线，任晋中战役后勤司令员。此后，他又参加了太原战役，任联勤司令员。

山西的几次战役，裴丽生运筹帷幄，调度数百万群众服务部队供应，有力地保障了战役胜利。

　　裴丽生在北京创办的《垣民之友》，传播革命思想，当时影响很大。

三晋大业的开创者

裴丽生是山西省新生人民政权的奠基者和三晋建设大业的开创者。

1949年，他任太原市市长时，实现有序接管，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十分重视民主建政和各界协商合作。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3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成绩很好”。

裴丽生在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长的6年任期内，进行了两次时间较长、范围较大的调查。

第一次是1951年暑期，他带领工作组对太原西山矿务局、山西水泥厂、山西化学厂等一批厂矿企业进行管理模式的调查。这次调查，使他对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种模式心里有数，也为他自己和山西干部从熟悉农村、农业到熟悉城市、工业这个战略性转变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是1952年春天，他带领干部到山西最贫困和比较贫困的兴县、忻州、汾阳三个专区12个县，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调查。这次调查后，他提出了应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实行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加以治理，以及晋西北农村应从广种薄收转移到少种多收等重大建议。此建议得到时任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全力支持和常委们的一致赞同，陶鲁笳同志向毛泽东汇报后，又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为“两弹一星”作出贡献

裴丽生在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时，具体分工管理国防科研单位和国防科研任务，还兼任科学院与二机部、科学院与五院两个协作小组的领导成员，是我国“两弹一星”战略任务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他与钱三强带领工作组，到沈阳、长春、哈尔滨、长沙、上海、西安等地，分别安排了铀矿地质、开采选冶、核燃料化学等方面的研制任务，并为二机部承担了核爆炸试验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所需仪器设备的研制，受到二机部和国防科委的称赞。

在导弹研制工作上，裴丽生分管的国防科研，为五院承担了95项研制任务，226个课题，涉及东风、红旗等8个型号的导弹，其中包括用于测量导弹飞行参数、记录飞行姿态的大型电影经纬仪，还进行了反导弹武器光炮的研制和超低空地空导弹的研制。他在这些工作中，从主持策划、样机鉴定到靶场测试都抓住不放，或为提供条件，或为撑腰壮胆，或为组织协作。郭沫若到研制现场参观后挥毫题词：“甚感此地有大庆之风”。

科学院抓总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并负责卫星本体研制。从1961年4月起，裴丽生主持星际航行系列座谈会，每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然后大家各抒己见，达成共识。其中，前两次分别由钱学森、赵九章主讲。这个座谈会持续3年，共举行12次，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设想与建议，为后来的卫星上天提供了技术储备。

裴丽生还组织力量，编写“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并组成领导机构与设计机构，主持召开了由政府、军队、科研10多个部门120多人参加历时42天的落实协作任务会。会后，他还亲自深入科研第一线，具体组织落实。

裴丽生还是我国生物、地学研究工作的组织指导者。他主张并促成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改为海洋研究所。他组织800多人的治沙科研队，向西北沙区进发，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他支持大规模的祁连山冰川考察，后又成立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研究所，这一系列举措，为中国科学院开展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采访中，垣曲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心海说，裴老是从垣曲走出的有影响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是运城人的骄傲，也是山西的骄傲！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领导我省进行经济建设，后来国家需要他搞科研，他义无反顾地参与到“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去。裴老的一生，是共产党员追求真理、呕心沥血、低调务实的精神体现。裴老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

(照片由垣曲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李心海丨裴丽生创办进步刊物

《垣民之友》和《在马列主义旗帜下》

原创 垣曲人家编辑部

黄河原创文学 2023年09月16日 11:37 山西

裴丽生，1906年生，曾用名陶君怡，垣曲县峪子村人。1924年考入太原进山中学。进山中学在当时的太原教学质量比较高，思想也比较活跃。在这里裴丽生广泛阅读了《新青年》、《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和鲁迅、郭沫若的作品，接触了“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思想，对自己幼年时期接受的压抑个性的封建教育、旧式家庭和婚姻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反感。

1927年四五月间，裴丽生经本班同学席竹虚(即席尚廉，垣曲城关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左派，出席了由席竹虚、杨国华、武兢天等组织的左倾青年小组会议。7月，经席竹虚(后叛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裴丽生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1933年5月，裴丽生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经友人介绍，在北平和平门里的中华中学担任公民课教员。为了向县内传播进步革命思想，裴丽生发起联络垣曲籍在北平各大学读书的王心清(共产党员)、姚藩南(共产党员)、李仰邺、弟安仁、普攀龙、张晋媛(女)、姚书奎、李济生和在北平准备应考的王维明(后投靠国民党)等，于1933年8、9月间组织成立了“垣民之友社”。随后，利用寒假回乡的机会，在家乡广泛宣传革命形势，传播进步思想。同时，进行联络募捐，为《垣民之友》的创刊和发行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1934 年元旦的晚上，裴丽生和在北平祖家街工学院第二宿舍居住的王心清、姚藩南 3 人开会，研究决定了《垣民之友》出版发行的具体事宜。次日，又分头征求了垣曲籍其他学友的意见。之后，便分头工作，于1934年元月10日出版了《垣民之友》第一期，即刻发回垣曲，与垣曲民众(主要是知识青年)见面了。

现存于垣曲县档案馆的纪念《垣民之友》创刊一周年特大号，设计考究，印刷精美，封面右侧木刻的“垣民之友”4 个大字赫然醒目；漆黑的天空有几颗亮晶晶的星星，黑暗笼罩下的大地上是破土而出的青草；封面的左半面，上半部分是“补在卷首”百字(每期字数多少不等)左右的警言格语，下半部分是“要目”。在整个封面上还套红印着“追赶新时代，创造新垣曲”两行大字。封面设计新颖别致，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垣民之友》主要面向垣曲青年知识分子，基本读者是小学教员和社会各阶层文化人。为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开辟了很多专栏，其中有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时事评介”，有抨击社会不合理制度的“读者论坛”，有反映国内外大事的“要闻简报”，有写给故乡小学生的“小朋友园地”，有介绍进步书籍的“书籍介绍”，有宣传革命派人物的“名人小传”，有来自家乡的“垣民消息”，有开阔人们视野的“科学小常识”，有反映在外垣曲籍青年与故乡亲友的“两地信”等10余个专栏。

《垣民之友》的编辑工作，除裴丽生负总责外，其他人的分工大致为：王心清，时为中国大学学生，因裴丽生当时不仅负责北平的“社联”工作，每周还要在北平中华中学讲课，事务繁多。因此，由王心清协助裴丽生抓《垣民之友》编辑部的全面工作；姚藩南，中共党员，中国大学学生。主要负责《垣民之友》的组织联络工作；弟安仁，北平大学工学院学生，为《垣民之友》编写工业知识的文章；普攀龙，北平朝阳大学学生，主要撰写法律常识方面的稿子；张晋媛(女)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学生，主要撰写文艺方面的稿子；李济生，中法大学学生，主要撰写教育方面的稿子；李仰邺，中国大学留日学生，时在日本，主要撰写国际方面的稿子。县内写给《垣民之友》的稿子由小学教员姚舜基负责寄给《垣民之友》编辑部。另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姚书奎等人。

纵观刊物，立足垣曲，通过丰富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形式，为垣曲青年知识分子寻找出路。一经问世，就与社会发生共鸣，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随着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先是在垣曲县内成立了垣民之友分社，专门负责《垣民之友》的发行和为其组织稿件。还通过郑维秀(郑迪生)等人在古城创办的益智书社发行。接着太原、绥远、崞县(今原平)等地都争相订阅《垣民之友》，其发行份数很快由创刊时的400余份发展到2000余份。在垣曲，多数小学教员和很多进步青年都有订阅。不少进步青年，不仅为《垣民之友》撰写文章，还予以捐款支持。在北平的一些外籍友人和旅居海外的华侨，也慷慨解囊相助。

为了帮助彷徨迷茫的热血青年选择正确的人生目标，裴丽生在办好《垣民之友》的同时，于 1934年10月，同牛佩琮(山西定襄人，共产党员，时任清华大学“社联”书记)等共产党人组建“读书会”，对象是在京大学生，虽说不分籍贯，但山西人较多，垣曲在京大学生几乎全部参加。同年12月，裴丽生和关梦觉(满族，吉林人，时任北平《外交月报》编辑)商量，编辑出版秘密刊物《在马列主义旗帜下》，王心清得知消息后主动自费购买回油印机、钢板、蜡纸、油墨、白纸等。1935年1月，由裴丽生和关梦觉编辑、王心清秘密刻板印刷的300册《在马列主义旗帜下》高质量印出，并由王心清按裴丽生的要求分发到倾向共产党的热血青年手中，其中20余份寄回给垣曲的共产党员。

这个刊物的第一期，重点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国内外时事知识。国内时事消息的来源是《大公报》。《大公报》有个栏目，专门从反面报道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以后的动向，裴丽生等人据此向读者提供苏区和红军的消息，还刊登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

《垣民之友》和《在马列主义旗帜下》两个进步刊物，在土地革命时期对垣曲产生过重大影响。《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先后只出了三期，所以只在一部分人中产生过影响。而《垣民之友》针对性强，符合垣曲社会实际，具有很大的鼓动性，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垣民之友》时间长一点，但也只办了一年零四个月。

《垣民之友》刚出版发行时，很注意隐蔽保护自己，尽量灰色含蓄。因此，当时的国民党垣曲县政府县长周其昌还捐过5块大洋。但10余期后，一方面是根据各方面读者要求，一方面也由于编辑们都是一些进步的热血青年，因此语气越来越尖锐，立场越来越明显地宣扬共产党的主张。比如在说到国际问题时，垣曲籍学生姚藩南、文敏生等人的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使《垣民之友》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发行份数越来越多，发行地域越来越广。但另一方面，也使国民党当局越来越不满，明显地感到这似乎是一份由共产党所操纵的刊物，因而视为眼中钉并欲扼杀。

1935年4月，《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出到第三期时，王心清的刻印处遭到当局搜查，所幸王心清有所准备，及时烧掉蜡纸和文稿，妥善藏匿印刷品，并迅速撤离，才没有遭受损失。之后一两天，裴丽生即接到中共北平市委的通知，裴的活动已引起当局注意，不能再公开活动，等待组织分配做内部工作。几乎同时，负责和裴丽生联系的关梦觉也被当局逮捕。

早在1934年12月，山西省政府一大员到垣曲视察，县长周其昌大摆宴席，盛情接待。之后，《垣民之友》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为题予以揭露鞭挞。文章刊出后，首先引起北平当局警觉，疑为共产党的刊物，于是派人暗中监视了王心清、姚藩南居住的《垣民之友》发行处第二公寓。次年4月山西省政府视察员王明义来垣曲视察，在城内第一高级小学发现了《垣民之友》，并通过小学教员赵文清得知推销发行人员名单，遂与县长周其昌谋划，于5月10日开始逮捕小学教师。当天正值城关四月初八传统古庙会，赶会民众人山人海。听到当局捕人，古庙会顿时一片混乱。周其昌因怕生乱，命令停止逮捕。当天只抓了在垣曲负责《垣民之友》发行工作的姚士龙、姚舜基(共产党员)、阎树横等4人， 并声言“嫌犯已全部抓住”，以稳定人心。文敏生等人及时逃走，但更多的人被蒙骗，第二天又被抓44 人(多系小学教师)。周其昌亲自坐堂审讯，企图以此为线索，追查出共产党在垣曲的组织。在审讯的同时，县政府在县城各主要路口贴出告示，宣称“无论什么人，都不得阅读和私藏共产党书刊”。一高小校长倪倞(国民党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咆哮如雷：“今后谁也不能阅读《垣民之友》和共产党的书籍！”当场有学生问“鲁迅的书能不能看？” 倪倞愤怒地说：“鲁迅是大共产党!”

在省城太原，阎锡山更为注意。几乎在垣曲大肆逮捕进步知识青年的同时，他立即派出宪警到北平将普攀龙、弟安仁、姚书奎等逮捕，押回太原，投放监狱。后来，经过时任山西省政府榷运局局长的垣曲人安侨乙周旋担保，普攀龙等3人于同年8月间获释出狱，县内在押人员也同时获释。未被捕的裴丽生，由北平暂避西安，不久又化名陶俊怡，和一同出走的姚理平一道返回运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张晋媛则远走绥远，王心清、姚藩南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在县内的文敏生(时名文维瑾)，王荷荣(王健)等到河南隐蔽。至此，垣民之友社被迫解体，《垣民之友》被迫停刊。

《垣民之友》从1934年元月10日在北平创刊发行，到1935年5月被查封停刊，历时1年零4个月，共出了17期(有的是两期合刊)。虽被国民党和阎锡山当局扼杀，但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政治影响，使众多读者受到了革命教育，更造就了一批革命志士和党的领导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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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丽生

作者简介：

李心海，中共垣曲县委党史研究室垣曲县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裴丽生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裴丽生

简介者2024-11-28 18:09

裴丽生(1906-2000)，山西省垣曲县人，享年94岁。

早年曾就读于垣曲县第一高级小学和太原进山中学。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失去组织联系。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2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北平中华中学教员(其间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平《世界日报》国际版编辑，天津《中国新报》副刊编辑，山西太原成城中学教员，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总会委员，“牺盟会”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会长阎锡山)，“牺盟会”洪赵中心区党组宣传部部长、河东办事处主任、路西(白晋路以西)办事处主任，山西省第三专署副专员(专员薄一波)，太岳行署副主任(主任牛佩琮)。

裴丽生纪念丛书

抗战胜利后，相继任太岳行署副主任(主任牛佩琮)，晋冀鲁豫野战军临汾战役前线后勤司令员，太行行署主任，华北军区晋中战役指挥部后勤司令员、太原战役指挥部联勤司令员，中共太原市委常委(书记赖若愚)、太原市市长、太原市军管会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程子华)，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书记程子华)。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代主席、主席(1952-1955)兼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山西省第一届政协主席(1953)、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山西省省长(1955-1956)，中国科学院党组和党委副书记(1956-1967.书记张劲夫)兼秘书长。

1960年至1967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郭沫若)。

“文革”开始后停止工作，下放劳动。

1980年起，相继任中国科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席周培源)、党组书记，国家科委党组成员、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科技组组长。

夫人马宝珍，生卒籍贯不详。

裴丽生手迹

裴丽生、马宝珍夫妇

裴丽生文集



王雪山丨裴丽生遇险记

原创 同根文滙 2025年07月29日 14:39 山西

裴丽生遇险记

王雪山

1938年中秋的一个下午，时任山西省第六行政区河东办事处主任的裴丽生，要到河西好义村去执行一个紧急任务。刚走到瓦窑头河滩一带，迎面碰上一队日伪军正在巡逻。只见一个伪军大声喊道：“太君，中国兵的干活！”这队日伪军立即向前开了几枪，大声喊道：“站住，别跑！”裴丽生正当年富力强，撒腿往南就跑……

此时，正在汾河岸边割草的王开村的韩奎元，听见枪声立即站了起来观察，只见一位身着当地老百姓服装的青年照直跑了过来。“老乡，我不会耍水，请救救我过河吧，日本人追我！我是干这个的”，一边用手打了个“八”字手势。韩奎元一看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人，是个“八路”，二话没说，背起裴丽生跳入滚滚的汾水之中……

这时，正值仲秋季节，汾河里正是涨潮季节，水位很高。这个韩奎元一米七八的个头，身体结实健壮，年纪有二十六七，正当年时。生在汾河边，长在汾水旁，从小是在水里泡着长大的。捉鳖抓鱼，捕虾捉鱼，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只听见岸边一片伊里哇啦的喊叫声和噼噼啪啪的打枪声。这时，韩奎元浑身是劲，背着一个陌生的八路，淹没在白茫茫的汾水之中。

汹涌的汾水拍打着两岸，不停地打着旋涡，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隆轰隆的响声。韩奎元背着裴丽生如鱼得水，一手紧抓住裴丽生的后腰，一手划着水，真是“四两拨千斤”，刚过河心，敌人追到了岸边，密集的子弹向滚滚的汾水之中打着，韩奎元背着这位素不相识的八路斜向石止西岸游去……

风，越刮越猛，枪声，越来越远。只听见汹涌的汾水拍打着洪浪，两人漂在了石止西岸的河滩上，眼望着夕阳西下的红光，两个年纪相仿的青壮年互相对视了一下，脸上露出了愉快的微笑。

“兄弟，感谢你的救命之恩，身上没有带钱，把我这支派克金笔给你做个纪念吧，等革命成功到东山石门峪来找我，我认你这个兄弟！我叫裴丽生”。说罢，深深地向韩奎元鞠了三个躬。韩奎元急忙扶起裴丽生大声道：“你就是好义村八路军随营学校的裴丽生校长，早闻大名，才见其人。我是一名刚入党的共产党员，王开村的抗日村长韩奎元”。

裴丽生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紧紧地握着韩奎元粗大的双手，大叫：“同志！”裴丽生猛地伸开双臂，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这正是：

汾河流水浪涛涛，卷起硕天大风暴。

敢洒热血为革命，留得青史逞英豪。

抗战烽火中的洪洞石门峪

2016-08-23 10:11:52 来源：临汾新闻网

　　临汾新闻网讯 核心提示：

　　8月15日是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71周年纪念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探寻平阳儿女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8月18日，记者走进了那段烽火岁月被人们称为“小延安”的洪洞石门峪村。村里几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一听说是了解抗日时期的事情，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儿时父辈们给他们讲述的往事。65岁的村党支部委员引领记者参观了抗日纪念石碑、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第六公署河东办事处旧址。

　　裴丽生在石门峪村住了六年

　　几位花甲老人说起裴丽生显得特别高兴。“裴丽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山西省第一位省长”裴丽生的夫人叫马宝珍，两人经常不在一块，她的公开身份是教员”给裴丽生及机关做饭的是石门峪村的王水友，不过他早已过世。”

　　石门峪村紧靠霍山，地势险要，从隋唐时期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南北两山夹着一条路，往东可与驻扎在安泽一带的中共太岳区党委，第一、第二地委等党政军领导机关联系。由此可见，石门峪村是当年太岳区在赵城和日寇作战的前沿阵地。

　　1938年3月8日，共产党领导的第六专署汾河东办事处在汾西暖泉(现吕梁交口县)成立，裴丽生任主任。管辖北起灵石县南到临汾的五个县(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的抗日斗争。

3月10日，裴丽生率领第六专署汾河东办事处全体人员转移到洪洞兴唐寺(原赵城)，3月下旬又迁到石门峪村。这里成了北起灵石、南至临汾的热血青年向往之地。

　　1938年随着临汾沦陷，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汇聚在这里。这里走出了著名的段龙章、徐生芳、景仙州等抗日英雄。有许多抗日将士将一腔热血洒在了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

　　从那时起，北起洪洞兴唐寺南到广胜寺的五六十华里的村庄中，石门峪村自然而然地成了抗日指挥中心，村东五六里地的喝石庵玄帝行宫是办事处的后方和预备指挥所。

　　裴丽生在石门峪坚持敌后斗争六年。1939年4月3日，领导抗日军民粉碎了洪洞、赵城两地日寇合围石门峪的妄想，让日军尝到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铁拳，丢盔弃甲，狼狈逃窜。4月5日，裴丽生在石门峪村主持召开了祝捷大会，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5月初，日寇又集结霍州、赵城、安泽等地数百名日伪军，在炮兵的掩护下，分三路突袭石门峪根据地，企图消灭抗日领导机关。

　　“裴丽生的情报来得非常快，日本人从赵城刚出发，他就知道了，这些都是父辈茶余饭后讲的故事。”花甲老人王双俊在喝石庵玄帝行宫遗址说，日军的炮弹未能准确命中山尖，站在山顶上的八路军战士将山下日军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

　　指挥部将决死二纵队设伏于该村的南山顶，等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集中火力射击，双方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后，日伪军丢下多具尸体和大批武器弹药落荒而逃。

　　石门峪惨案

　　无巧不成书。从喝石庵玄帝行宫遗址回石门峪的路上，花甲老人王双俊介绍：村里的抗日纪念碑碑文有大哥王双定的字迹，大哥还写过一篇‘战斗在黎明前的石门峪’。”

　　听到“王双定”三个字，记者心里一楞，难道是上初中时的班主任?“他的左手是不是有伤残?”王双俊给予肯定答复。

　　王双定生于1937年，今年79岁，在临钢退休。从石门峪村回到临汾的第二天，记者专程拜访了老师王双定。

　　“1942年是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说的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抗日最艰难的时期，日军数次扫荡不成，而抗日军民经常破袭南同蒲铁路，侵略者恼羞成怒。”王双定介绍，这些都是抗战胜利后听战斗英雄和大人们所讲。

　　当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初二)，日伪军集中了5000兵力，分四路合围石门峪。由于根据地军民提前实行了坚壁清野、分散隐蔽，敌人的合围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鬼子便在村子里大肆放火，烧毁村中龙王庙和大部分民房，还将喝石庵玄帝行宫付之一炬。村子里火光冲天，烧了好几天。

　　鬼子盘据在村子不走，并在村子周围的山沟密林搜索。民兵队长张海生摸到村子里侦察敌情和村民受害情况，不幸被俘。鬼子严刑拷打让其说出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的住所，他坚决不吐实情。气急败坏的鬼子将他棍棒毒打之后，带到村堡子后面杀害。

　　90岁的河南洛阳市人大离休干部张广祥(抗日战争时期任赵城抗日政府干事)回忆，张海生的父亲张如堂是第六专署 的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枪械、弹药、军鞋、棉花等物资。鬼子从汉奸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942年农历八月初五，突袭了张如堂在村外南圪瘩的窑洞。鬼子抓住张如堂，要他交出军用物资，但张如堂拒绝回答，鬼子竟惨忍地将他一家七口枪杀并焚烧。令人发指的是，鬼子惨无人道地将张海生7岁儿子“吉顶门儿”赵城语音)的肚子用刺刀挑开，把肠子抽出来挂在树上。“一家三代人全部被杀”，这一次，日寇在石门峪杀害13口人，还把被俘的民兵张文海带到霍州杀害。

　　“在抗日战争期间，石门峪被日寇杀害的党员、干部、民兵和男女老少群众三十多人，烧毁窑洞和房屋一百五十多孔(间)，抢走大量物资和牲畜二十多头。”

　　让日本鬼子滚出石门峪

　　“鬼子扫荡后又在村子里建起了据点和碉堡，老百姓有家不能回，爷爷和父亲、二弟和我一家五口人住在被鬼子烧毁的喝石庵玄帝行宫最东边的一孔窑洞里，地上铺着一层麦秸，再放上一张席子，没有门窗的窑洞，晚上特别的瘆人，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日本鬼子投降。那时，我弟弟双俊还没有出生。”王双定说。

　　1943年冬，鬼子修建据点，目的是切断当地抗日机关与太岳区抗日领导机关的联系，打击抗日力量。对此，当地抗日政府与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久，抗日赵城县政府成立了围困石门峪据点指挥部。县委委员晋量子为总指挥，中共二分区区委会副书记卫继瑞为副总指挥。以二分区区分队为骨干，以石门峪、吴儿峪、兴旺峪等七八个村的120多人组成抗日队伍。指挥员由著名抗日战斗英雄韩金虎担任，石门峪村村长王德生担任副指导员，指挥部就设在喝石庵玄帝行宫。

　　“空室清野”让日本鬼子找不到人和物资。抗日队伍在石门峪通往赵城的公路，时常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利用有利地形设伏，袭击鬼子和伪军;埋地雷、打游击，将鬼子困在了据点里。仅神枪手韩金虎一人就击毙日寇13人，他成了太岳区的抗日英雄。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迫使日寇放弃石门峪据点，广大村民才回到自己被毁的家园。

　　解放后裴丽生回石门峪

　　“解放后，裴丽生两次回石门峪看望乡亲们。”年近耄耋的王双定说。

　　1952年，裴丽生回到石门峪与乡亲座谈，他号召群众要建设新中国，鼓励青年人好好学习，成为建设祖国的人才。裴丽生的讲话感染了王双定，他大胆地拿着笔记本让裴丽生题字，可惜的是，文革期间这个笔记本不慎遗失。

　　王双定、卫国辉、郭英珍当时上初中，他们没辜负裴丽生的期望，学有所成。王双定考上了山西大学，读的是自己最喜欢的文学专业。郭英珍学的是医学，在山大二院当大夫，现已退休。而不幸的是卫国辉学校毕业分配到伏牛村当老师，因急性脑膜炎英年早逝。说到此，王双定双眼浸出了泪花。

　　在抗日的烽火岁月，该村的王水友曾经是汾东办事处的炊事员，他与裴丽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裴丽生两次重返石门峪，都亲自上门看望他，石门峪村人至今都还记得这些事儿。

　　记者 王隰斌

【晋绥风云人物】--裴丽生

原创 山丹丹 红色晋绥网 2018年11月15日 19:43

裴丽生(1906-2000)，1906年生，山西省垣曲县人。1929年考取北平清华大学经济系。

1932年参加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大学毕业。曾任北平《世界日报》国际栏和天津《中国新报》副刊编辑。1936年回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总会宣传部部长。

1937年10月调任牺盟洪赵中心区宣传委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随营学校二分校教育长，决死2纵队随营学校代校长。1938年春临汾失陷，山西第六行政区组成以裴丽生为主任的河东办事处，领导霍县、灵石、洪洞、赵城、临汾等县部分地区的政权工作，以适应日军侵同蒲路沿线后将该行政区分割为河东、河西的局面。

按照中共山西省委武装部、洪赵特委和牺盟洪赵中心之决定，由他代表第六区行政专署、牺盟洪赵中心区和决死2纵队，在隰县东垣上留村宣布将隰县人民武装自卫队(2个大队700余人)改编为决死2纵队游击4支队及其任命名单。后任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副专员，晋察鲁豫边区太岳行署副主任、中共党组书记，太行行署主任。

晋绥革命根据地名人(138)

——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副专员裴丽生

晋绥往事2021-5-7 06:59

裴丽生，1906年10月31日生于山西垣曲县谭家乡峪子村，7岁入本村私塾，13岁入县城第一高小，18岁考进太原进山中学。进山中学在当时的太原是教学质量比较高的，思想也比较活跃。裴丽生在学校里读了许多新书，受新思潮的影响，渴望进步。

1927年2月，在北伐高潮中他参加了国民党，7月参加了共产党。

1929年裴丽生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当年秋天，来到了古都北平。三十年代初，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国难日深，民情愤懑，北平的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革命文化活动很活跃。

1932年12月，裴丽生参加了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

1933年2月以后，进步活动受到破坏，北平活跃的政治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裴丽生受社联党组委派，负责燕京大学的工作，曾在燕京大学学生宿舍，介绍国内政治形势，与同学们一块探讨救亡主张，还讲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1933年4月，北平社联党组重新接纳裴丽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裴丽生从清华大学毕业。

1937年11月，裴丽生被派往牺盟洪赵中心区工作，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任中心区党组宣传部长。当时决死二纵队、六专署和牺盟洪赵中心区都驻在赵城河西好义村，他们形成了党政军一体化的体制。

1938年2月以后日军占了临汾和铁道沿线，蒋闫县政权的头头纷纷携眷溃逃，中心区便顺应需要，由牺盟会的干部担任了县长，他们都为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抗日军队也有了很大发展，后来他们大都被编成了八路军。日寇打通同蒲线，临汾等五县均被分割为河东河西两个部分。党的晋西特委为了加强河东五县的抗日工作，成立六专署河东办事处，裴丽生被派去当办事处主任，同时兼任牺盟会的河东办事处主任。在办事处成立后，他们在各县建立了县委，抓了政权建设，并注意发展基层政权。

1939年7月以后，晋绥和晋东南初步形成两个大的抗日根据地。闫锡山对此感到震惊，便开始进行反共准备，1940年12月发动了政变。但河东办事处地处晋西和晋东南之间，基本上是独立作战，未受损失，并且由于坚持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有较大发展。

1940年1月，形势恶化。河东办事处的军队缩编为一个团，调到沁源，成立路西办事处（白晋路以西），裴丽生任办事处主任。路西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工作转变。北方局突出提出了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裴丽生领导的路西办事处着重抓了两件事，一件是保障人民权利，严禁乱打乱杀，另一件是实行合理负担，禁止乱摊乱派。为此第五专署颁布了《保障人民权利条例》和合理负担办法，并开展民主村选，发展纺织业，开展合作社运动，同时统制贸易，巩固货币，执行了紧急税制等，党政军民各方面都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1940年后，蒋介石断绝了八路军的供给，粮食发生困难，裴丽生坚决执行了党组织开展征粮工作的决定，果断地依法惩治了少数抗粮干部，使军队和干部的粮食得到了保证。

1940年11月，日军向解放区实行蚕食，裴丽生领导群众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维持的斗争，还减免了群众的负担，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根据地的元气逐步得以恢复。在这段时间内，根据地的文化工作也有所开展，成立了太岳中学，裴丽生亲任首任校长，各县还成立了文化交通站，逐步形成了全太岳区的文化交通网。

1941年后，原有的第三专署从太行移到太岳，取代了路西办事处，薄一波任专员，裴丽生任副专员。9个月后，三专署改为太岳行署，牛佩琮为主任，裴丽生为副主任。

1941年5月，日寇纠集10万兵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驻守在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20万军队狼狈溃败到黄河以南，太岳根据地比原来扩大了两倍。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地区，裴丽生任太岳行署副主任。行署刚成立，日寇开始了第二次大扫荡。9月份，日军扫荡岳南地区。太岳区党政领导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才突出重围。

1941年年底，正值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路过该地。裴丽生和行署领导一起，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给群众以实际利益，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少奇同志还给他们讲了如何集中兵力作战，把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术上的优势，如何对国民党采取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如何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团结中农，以及如何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等。这次启发教育，使同志们大开眼界，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年底，由裴丽生和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封锁线，回了延安。

在敌后根据地，裴丽生等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一、搞好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政权，团结开明士绅，团结中农，保障人权，杀人须经区党委一级政府批准；二、财经统一，合理负担，不许随便层层加码，向群众乱摊乱派；三、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互助组，召开劳模会，奖励劳动模范；四、创办报纸，出版书刊以及层层培训干部等。1943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斗争。

1945年1月，在太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裴丽生就解放区的生产建设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实行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才使太岳人民有可能拿出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前线，迎接大反攻的到来。他还曾在行署的教育座谈会上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太岳区的情况，阐述了发展教育的方针。

抗战胜利后，裴丽生在1947年解放运城战役中，作为太岳行署副主任亲赴前线指导工作。在1948年解放临汾战役中，裴丽生任临汾前线后勤司令员。

1948年5月，裴丽生被任命为太行行署主任，但尚未赴任，即被徐向前同志调往晋中前线，任晋中战役后勤司令员。此后又参加了太原战役，任联勤司令员。

1949年3月22日，解放太原战斗尚未结束，华北人民政府将山西省的晋中行署与太原市合并，成立太原市人民政府，裴丽生任市长。同时他还是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

1949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同时成立。裴丽生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委常委。

1950年3月，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选举裴丽生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1950年9月，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程子华奉调晋京，裴丽生曾代理省人民政府主席。

临汾战役中，晋南支前民工把弹药送上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在临汾、晋中、太原战役中，他分别担任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在攻克临汾战役中75天内共动员民工、民兵、车辆折工500余万。其中随军常备担架民工1.5万人、常备民兵3000余人、各种运输大车7.7万多辆，动员了援助材料38.2余万件、粮食1222万余公斤、草料517万余公斤、柴炭850万余公斤。民工民兵伤亡中毒共713人，除受伤中毒者立即送医院救治外，对152名牺牲者指令各县分别抚恤追悼，牲畜死伤384头均评价赔偿。

太原战役中，后方人民把大批木料

运往前线，支援我军作战



太原战役期间他作为后勤指挥部第一负责人精心组织指挥晋中、晋绥、太行、太岳、北岳、冀中等解放区圆满完成了巨大而复杂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任务。共计动员直接支前人数为40.5万人，畜力4.9万余头，运送弹药4000吨，供给粮食20万吨，收治伤员3万余人，供应高峰时吃粮人数67.2万人。各个战役的胜利，都是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

解放初期，裴丽生(右2)与程子华(右3)

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将晋中行署与太原市合并成立太原市人民政府，任命裴丽生为市长，且兼任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共山西省委常委。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太原市市长，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代主席，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省政协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省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国家科委党组成员、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等职。他是中共八大和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年3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资料来源：《晋绥风云人物》

革命前辈裴丽生回忆：太原战役的支前工作

太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2024-3-12 17:08

裴丽生(1906-2000)，垣曲县峪子村人。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太原市人民政府市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委常委、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代理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省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政协科技组组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太原战役期间，我在太原战役联勤指挥部工作，担任联勤指挥部司令员，参加了解放太原的伟大斗争。现将这段难忘的岁月回顾如下：

太原战役，是在全国转入战略反攻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展开的。当时国内的基本形势是：中国革命将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形势。

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后，华北第十八兵团进驻榆次潇河以南修整，就着手准备太原战役。当时，晋中战役后勤司令部驻榆次以东北合流村，一面总结经验，一面准备太原战役。

7月28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太原战役前敌委员会，徐向前任前委书记。接着，根据前委决定将晋中战役后勤司令部改为太原战役后方指挥部，由前委委员裴丽生任司令员，田杰三任参谋长，宋冠英任副参谋长。

8月4日，前委在榆次相立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批准的太原战役作战方针，部署攻打太原的准备工作，并于10日发出《关于攻取太原准备工作的指示》。

8月15日，晋中行署成立，牛荫冠为行署主任，史怀壁为副主任，罗贵波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8月下旬，根据前委决定，组成太原战役联勤指挥部，又称联勤司令部。负责指挥太行、太岳、晋中、晋察冀、冀鲁豫有关支援太原战役的后勤工作。决定由前委委员裴丽生任司令员，十八兵团后勤部长严俊任副司令员，牛荫冠任政委，田杰三任参谋长，宋冠英任副参谋长，胡亦仁为政治部主任。

太原战役联勤指挥部(以下简称联勤)下设称参谋处、秘书处、政治处、供应处、民力处。各处下设有关科、室、库、站。还下设一、二、三、四办事处，并负责指挥同蒲(太原到灵石)和正太铁路线的修复及支前运输工作。

8月26日“联勤”在榆次北合流村召开有太行、太岳、晋中、晋察冀各行署有关专区支前指挥部。支前工作团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会议。部署安排太原战役后勤工作。会议由裴丽生主持，议定了以下问题：

一、太原战役作战方案，中央军委已经批准，前委按两个阶段已作具体部署，我们要动员群众支前，保证最后彻底结束国民党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动统治。

二、在一个月内先组织运送门板30万块，檩条30万根，麻袋30万条，粮食供应每天暂按40万斤计算，部队暂按一万人计算，直接参战民兵1万人，民工3万人，担架4万副，每副3人。

三、迅速动员群众修复铁路，恢复运输，做好兵团在晋中战役中俘虏的两名火车司机的工作，派杨鹤翔、马健，负责晋中区段南同蒲铁路分局工作，由杨鹤翔总负责。

四、民兵负责看管粮食仓库、物资防止敌军抢窃。

五、按部队前后方作战需要，每师配备民兵一个营或一个连，担任必要的作战和看管俘虏、运送弹药。

六、所需攻坚、抢修器材，可先折除村公有旧房，砍伐铁路沿线木材，不足部分动员群众拆除门板，并按负担政策合理作价，适当赔偿。

七、执行宗教政策，保护寺院和文物古迹。

会上，胡亦仁讲了强调做好民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田杰三宣布了各地区运送粮食，器材的地点，数量和民兵、民工的分配报到时间、地点。

6月20日，晋中行署召开三个分区支前指挥部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联勤”会议精神和布置任务完成指标。限期以村为单位集中待调， 强调偏远县区将分配的攻坚器材提前集中，决定南面集中于榆次附近，北面集中于榆林坪，东黄水一带。要求在10月15日前完成一半。

8月下旬，平定县组织一支拥有456头毛驴的运输大队，副县长张国元任大队长，王梦周任政委。从寿阳城往平头镇运送粮食、器材。孟家井打下后又把粮食运到孟家井粮站。在运送途中遇敌机扫射，打死毛驴两头，打伤民工5人。忻县分区支前指挥部司令员程子圣亲赴民工大队慰问，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8月29日，交城县报到：组织支前队伍27000人，其中，民兵500人，担架队1700人，毛驴运输队500头。按军事建制编制，具体规定有五不，一、不怕生活艰苦；二、不怕工作艰苦；三、不怕流血牺牲；四、不开小差；五、轻伤不下火线。

交城县支前队伍，先后组织两批；第一批从1948年7月到1949年1月；第二批从1949年1月到4月太原解放。

10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对外办公，“联勤”经费开支由原来太岳区负责改为由华北人民政府负责拨款报销。

10月5日太原战役第一阶段正式开始，为保证前线需要，“联勤”给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调集1.6万人。10月5日我军进入牛驼塞、淖马等军事要地后，广大民工不怕牺牲同部队同吃同住同战斗，为部队抢修山路，运送器材、弹药。计运各种弹药44.7万发，炸药70万斤，手榴弹50万颗。由于山路崎岖，行走不便，特别是在攻占牛驼寨中敌人反扑八九次之多，仅七纵守牛驼寨一个营每日需手榴弹两万余颗，一个纵队日需炮弹、枪弹30万斤，这些都由民兵，民工人背肩挑直接送到前沿阵地。由于战斗激烈，需加强工事，所需器材数量最多，特别是运送大檩大梁，由于山路崎岖，甚至无路，人少抬不动，人多用不上，有的在半山腰连人带器材滚下山去。但群众为了解放太原克服了各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他们把弹药、伤员、粮食和器材，从转运站再搬运到前线和前沿阵地，日平均里程为五六十里山路。

此间，忻县、定襄和五台县动员民工3万余人参加支前。寿阳、阳曲，榆次、介休、平遥、太谷、文水，交城，汾阳 孝义、清徐、徐沟等县大人、小孩、妇女都参加支前运输工作。

10月10日，因病在后方休息的徐向前返抵太原前线，并向太原前委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赋予太原前线部队的作战任务。

此间，牛驼寨，淖马、小窑头、山头等东山四大要塞正在激烈地争夺着，特别是牛驼寨据点工事坚固，大部分是地碉，钢筋水泥结构，大炮用不上，小炮炸不开，而敌守备部队又有300余名日本兵拼死顽抗，战斗十分激烈。

10月11日，在反复激烈争夺制高点的东山战斗中，特别是在风格梁和生驼塞的争夺中，由于地形对我军不利，山高坡陡，路窄，伤员运不下，器材运不上去。“联勤”得知此情后，参谋长田杰三立即带领十余名工作人员，星夜绕行40余里奔赴东山前线，与部队、民工、民兵采取开山辟路，修通了5条车路和多条人路，提高了运输效率，保证了作战需要。战地缺乏柴烧，田杰三同民工就地开采煤炭，在以身作则的鼓舞下，民工的干劲倍增，民工的口号是：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多送炮弹，多消灭敌人，早送上去，早打下太原。

11月16日，为配合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部突围，中央军委命令太原前线部队对敌实行“围困瓦解”方针，暂时不攻取太原。

1949年4月5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总攻太原作战计划，彭德怀副总司令受中央委托，代理指挥太原前线战事。在他指导下，会议制定了“先打外围，后取城垣”的作战方针，总攻时间定为4月15日。后因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奉军委命令暂缓攻击，后因蒋介石破坏和谈，阎军不肯投降，乃于4月20日开始扫清外围战斗。在外围作战中歼灭守敌十多个师，控制了卧虎山和双塔寺阵地，兵临太原城下。

4月24日黎明5时半，我军全线1300门大炮从四面八方同时向太原城垣发起猛攻，7时登城。部队高举红旗，迎着朝阳登上城头，展开激战，并向纵深发展，经过4个半小时激战，于10时许，全部结束战斗，统治山西人民38年的阎锡山反动政权被推翻了。逮捕活捉了战犯孙楚、王靖国和岩田、戴炳南。

太原战役弹药消耗补充达400万公斤，有203名民兵和民工牺牲，746人负伤。太岳、太行、晋中、察哈尔、冀南、冀中、山东、豫北和陕甘宁解放区共支援粮食16453万斤。其中：小米1亿斤、麦子1953万斤、草料3500万斤、柴草7600万斤、木柴5300万斤、木炭45万斤、煤炭3200万斤、食油108万斤、食盐129万斤、肉类19200斤、蔬菜310万斤。

当时，阳曲县地处太原北大门，是解放太原的最前沿“大后方”，贯通南北的公路、铁路线穿越县境，成为太原城物资供应和兵员集散的重要交通枢纽。为了支援解放太原战役，阳曲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华国锋任总政委，县长张天槐任总指挥的支前后勤指挥部和前线指挥部，把支援解放太原战役作为全县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组织人力、财力、物力、畜力投入到支前一线。

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

这是解放太原时，阳曲县支前群众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谣。这首满含深情的支前歌，是当年阳曲人民踊跃支前的真实写照，展现出了一幅宏伟壮观的人民战争画卷，见证了党和人民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发展历程，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和伟大的精神财富。

太原战役期间的后勤指挥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和党的前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太行、太岳、晋中、晋绥、晋察、冀鲁豫各战略区大力支援下，随着战役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主动地多方面地进行了动员和组织。在战役进行中根据运城、临汾、晋中战役的支前经验和问题，适时地发出了指示、命令和通知，并适时召开了重要的工作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后勤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团结和指挥了各有关战略区在太原前线参成支前的千军万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枪林弹雨的征途中，无私无畏地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保证了战役的需要和战役的胜利。

中央军委贺电

三大兵团会攻太原

群众支前

解放军救助群众

俘虏阎伪军官

解放军攻入太原绥靖公署

新闻报道

牛驼寨庙碉

五一广场《力量》雕塑

裴丽生



◎裴丽生

裴丽生(1906年10月31日-2000年3月18日)，男，山西垣曲县古城镇峪子村人。1929年，裴丽生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曾担任太原市人民政府市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委常委、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代理省人民政府主席、山西省省人民政府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省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政协科技组组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等职。

基本信息

中文名：裴丽生

别名：原名毓华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06年10月31日

逝世日期：2000年3月18日

1. 人物生平

1906年10月31日，生于山西垣曲县古城镇峪子村，7岁入本村私塾，13岁入县城第一高小，18岁考进太原进山中学。进山中学在当时的太原是教学质量比较高的，思想也比较活跃。裴丽生在学校里读了许多新书，受新思潮的影响，渴望进步。

1927年2月，在北伐高潮中，他参加了国民党，7月参加了共产党。

1929年裴丽生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当年秋天，来到了古都北平。三十年代初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国难日深，民情愤懑，北平的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革命文化活动很活跃。

1932年12月，裴丽生参加了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

1933年2月以后，进步活动受到破坏，北平活跃的政治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裴丽生受社联党组委派，负责燕京大学的工作，曾在燕京大学学生宿舍，介绍国内政治形势，与同学们一块探讨救亡主张，还讲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1933年4月，北平社联党组重新接纳裴丽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裴丽生从清华大学毕业。

1949年3月22日，解放太原战斗尚未结束，华北人民政府将山西省的晋中行署与太原市合并，成立太原市人民政府，裴丽生任市长。同时他还是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

1949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同时成立。裴丽生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委常委。

1950年3月，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选举裴丽生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1950年9月，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程子华奉调晋京，裴丽生曾代理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2年4月，山西省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裴丽生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同时当选为山西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从1953年3月起，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5年2月，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裴丽生当选为省长。

1956年4月，裴丽生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行政职务是秘书长，至1960年升任副院长。

1977年11月，裴丽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协副主席，主持中国科协的工作，以后又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党组成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国家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83年，77岁的裴丽生在多次请求后被批准离休。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接替裴丽生的工作。

1986年6月17日，中国科协召开了二届四次全委会会议，裴丽生就科协二届全委会为即将召开的中国科协三大所提供的工作报告的起草和中国科协章程的修改作了说明。这是他在中国科协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总结发言。在当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新当选的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们一致选举为中国科协荣誉委员。退居二线后，他依然对中国科协的事业非常关心。中国科协办的中国农业函授大学和中国科技报研究会聘他担任名誉校长和名誉理事长职务。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予以支持。

1990年7月，又被伍修权、陆定一同志推荐，并经120多位老同志同意，担任了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1992年12月辞去会长职务，留任老区促进会顾问及中国老区专著编委会主任。当时他已经86岁，但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继续在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和老区建设事业发挥余热。

李岚清送别裴丽生同志

1992年12月辞去会长职务，留任老区促进会顾问及中国老区专著编委会主任。

2000年3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2. 个人生活

学校教员

裴丽生从清华大学毕业，经友人介绍，在北平和平门里的中华中学当公民课教员。当时公民课的教材，用的是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理论基础》，但他利用讲堂宣传的是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很愿意听他讲课。教学之余，由他自己出资，编印了两期社联刊物《社会科学》，还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报纸编辑

1934年1月，裴丽生到北平《世界日报》任国际版编辑。他经常注意选发苏联塔斯社的消息，并加一些政治倾向鲜明的标题。为时不久，《世界日报》受国民党胁迫改变了政治倾向，裴丽生便离开了报社。5月，由于党组织受到破坏，他的党组织关系又中断了。

裴丽生到天津《中国新报》当副刊编辑。他曾利用这块阵地宣传抗日。由于副刊进步倾向非常突出，裴丽生便被老板辞退了。10月，裴丽生回到北平，与关梦觉、王心清一起编印一种秘密刊物《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介绍国内时事、世界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向人民群众提供苏区的消息，还刊登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

1935年2月，由于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裴丽生转入隐蔽工作。同年5月，又因裴丽生原在山西参与主办革命刊物《垣民之友》一案而被阎锡山派人追捕，他被迫离开了北平。

抗日救亡

1935年5月30日，裴丽生从北平到达运城。在韩玉琦、王祯二人主办的暑期训练班当历史、地理教员。训练班结束后，裴丽生任菁华中学的语文教员。他讲语文，采取开放式的办法，学生可以自己命题，自由发挥。这些学生后来大部参加了革命。裴丽生还经常在菁华中学的周会上介绍左翼书刊，宣传抗日救亡。他还办了《学生周刊》，宣传新思潮，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此外，裴丽生经常到与菁华中学隔壁的女二中讲课，介绍国际和国内斗争形势，并宣传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等主张，还向她们推荐新书。一时间女二中也活跃起来了。后来，有许多女同学投身革命。除这两学校外，他也曾在运城二师讲历史课，灌输爱国主义思想。1935年12月9日，运城学生响应北平、太原学生的号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菁华中学是带头学校。这些活动又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于是，他在张吉辰的安排下，到闻喜县暂避。

戏剧宣传

1936年2月，红军东渡抗日，山西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闫锡山摆出了抗日的姿态，为此，他要依靠进步势力。9月，裴丽生从宋劭文处得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准备于“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他便率一些进步学生到了太原。他接替宋劭文在成成中学作一名教员，教历史课。此时经中共北方局指示，薄一波及其他几位同志回到山西，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1月，由闫锡山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牺盟总会会议，确定了十三名委员，有薄一波为核心成员。裴丽生也成为牺盟总会委员。闫锡山同意了薄一波公开发展牺盟会的主张，牺盟会在山西得到了大发展。牺盟总会设立宣传部，裴丽生初任副部长，旋任部长。他主编了《牺盟救国周刊》，还组织了抗日戏剧宣传运动，把太原市戏剧曲艺界都组织起来唱抗日戏，说抗日书。还派出宣传队到绥远劳军，到晋东南农村演出。

劳累病倒

艺人们觉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情绪特别高涨。而裴丽生本人却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病，1937年9月以后到临汾职业学校其弟安仁处疗养。

1947年7月，太原市军管会组成特别法庭，裴丽生任庭长兼审判长。在庄严的人民法庭上，裴丽生以威严的目光和震慑的语言，代表政府与人民，给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以应得的惩罚。

抗战英杰

1937年11月，裴丽生被派往牺盟洪赵中心区工作，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任中心区党组宣传部长。当时决死二纵队、六专署和牺盟洪赵中心区都驻在赵城河西好义村，他们形成了党政军一体化的体制。1938年2月以后，日军占了临汾和铁道沿线，蒋闫县政权的头头纷纷携眷溃逃，中心区便顺应需要，由牺盟会的干部担任了县长，他们都为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抗日军队也有了很大发展，后来他们大都被编成了八路军。日寇打通同蒲线，临汾等五县均被分割为河东河西两个部分。党的晋西特委为了加强河东五县的抗日工作，成立六专署河东办事处，裴丽生被派去当办事处主任，同时兼任牺盟会的河东办事处主任。在办事处成立后，他们在各县建立了县委，抓了政权建设，并注意发展基层政权。

1939年7月以后，晋绥和晋东南初步形成两个大的抗日根据地。闫锡山对此感到震惊，便开始进行反共准备，1940年12月发动了政变。但河东办事处地处晋西和晋东南之间，基本上是独立作战，未受损失，并且由于坚持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有较大发展。

1940年1月，形势恶化。河东办事处的军队缩编为一个团，调到沁源，成立路西办事处(白晋路以西)pi，裴丽生任办事处主任。路西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工作转变。北方局突出提出了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裴丽生领导的路西办事处着重抓了两件事，一件是保障人民权利，严禁乱打乱杀，另一件是实行合理负担，禁止乱摊乱派。为此第五专署颁布了《保障人民权利条例》和合理负担办法，并开展民主村选，发展纺织业，开展合作社运动，同时统制贸易，巩固货币，执行了紧急税制等，党政军民各方面都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1940年后，蒋介石断绝了八路军的供给，粮食发生困难，裴丽生坚决执行了党组织开展征粮工作的决定，果断地依法惩治了少数抗粮干部，使军队和干部的粮食得到了保证。

1940年11月，日军向解放区实行蚕食，裴丽生领导群众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维持的斗争，还减免了群众的负担，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根据地的元气逐步得以恢复。在这段时间内，根据地的文化工作也有所开展，成立了太岳中学，裴丽生亲任首任校长，各县还成立了文化交通站，逐步形成了全太岳区的文化交通网。

1941年后，原有的第三专署从太行移到太岳，取代了路西办事处，薄一波任专员，裴丽生任副专员。9个月后，三专署改为太岳行署，牛佩琮为主任，裴丽生为副主任。

1941年5月，日寇纠集10万兵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驻守在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20万军队狼狈溃败到黄河以南，太岳根据地比原来扩大了两倍。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地区，裴丽生任太岳行署副主任。行署刚成立，日寇开始了第二次大扫荡。9月份，日军扫荡岳南地区。太岳区党政领导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才突出重围。

1941年年底，正值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路过该地。裴丽生和行署领导一起，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给群众以实际利益，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少奇同志还给他们讲了如何集中兵力作战，把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术上的优势，如何对国民党采取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如何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团结中农，以及如何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等。这次启发教育，使同志们大开眼界，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年底，由裴丽生和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封锁线，回了延安。

在敌后根据地，裴丽生等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一、搞好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政权，团结开明士绅，团结中农，保障人权，杀人须经区党委一级政府批准；二、财经统一，合理负担，不许随便层层加码，向群众乱摊乱派；三、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互助组，召开劳模会，奖励劳动模范；四、创办报纸，出版书刊以及层层培训干部等。1943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斗争。

1945年1月，在太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裴丽生就解放区的生产建设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实行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才使太岳人民有可能拿出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前线，迎接大反攻的到来。他还曾在行署的教育座谈会上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太岳区的情况，阐述了发展教育的方针。

抗战胜利后，裴丽生在1947年解放运城战役中，作为太岳行署副主任亲赴前线指导工作。在1948年解放临汾战役中，裴丽生任临汾前线后勤司令员。1948年5月，裴丽生被任命为太行行署主任，但尚未赴任，即被徐向前同志调往晋中前线，任晋中战役后勤司令员。此后又参加了太原战役，任联勤司令员。

开创事业

1949年4月，解放太原的战火刚刚熄灭，裴丽生即率领太原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入城办公。他们迅即在一、二、三、四区设立粥场33处，对灾民进行紧急赈济。太原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生产自救委员会，裴丽生为主任。他们从外地调集大批粮食、蔬菜、油脂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市民，让人民首先吃饱肚子。接着，登记失业工人，帮助其寻找工作，并予以生活救济。太原市军管会、市政府又组织工商业调查研究会，了解太原私营工商业的状况；召开工商业者座谈会，详细向他们交代政策，解除思想顾虑，促其迅速复工复业。人民银行立即废除金圆卷，兑换人民币，并向私营工商业贷款三千万元，解决他们的资金启动和周转困难。到6月初，工厂商店已绝大部分复工复业。

没收官僚资本，接管工矿企业和公用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关系新生人民政府能否巩固的大事。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入城前，即已组织好接管队伍，进行了政策和专业训练。入城后，迅即有秩序地开展此项工作。到1949年5月，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对敌伪机构和敌伪人员，执行中央的“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捕获蒋闫残匪特543人，使太原社会治安趋于安定。对于旧公务人员，政府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分别从录用、学习、遣返三条途径加以处置。裴丽生兼任了组织旧公务人员学习的山西公学第一任校长。

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太原市人民政府很重视政权建设和民主建政，裴丽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曾对太原市在不到三个月内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予以表扬。

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裴丽生还为改造旧城市，如何建设一个新兴的、现代化的新太原，与赖若愚一起指导市政府进行了规划。

裴丽生兼任省财经委员会主任，他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财经工作上，为搞活城乡物资流通，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积极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密切城乡关系，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作出了贡献。他首先下大力着手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发动国营贸易公司以市场主导力量积极参加，组织工业品下乡和农业品进城。同时，从银行贷款、加工定货等方面，扶植私人工商业，发动他们参加集市贸易。

1953年春天，裴丽生带领工作组，到各地调查城乡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情况。他发现小店镇市场活跃，便详细了解了市场繁荣的原因，及时吸取成功经验，组织工业品下乡和到农村收购土特产品。还对政府管理小城镇及农村市场太严的问题作了纠正。这不仅使工业品销路大畅，也促进了私营工商业发展，改善了公私关系，并使新时期工农联盟得到了加强。这些成绩曾获得中央的表扬，人民日报曾特约裴丽生撰文介绍，中央商业部总结了山西的经验，向国内发了通报。

裴丽生兼任工业厅长，实实在在地承担了责任。1951年暑期，裴丽生带领工作组，到一些厂矿进行调查，并在这些厂矿推广东北经验，试行定额管理和民主管理，这一措施受到薄一波等领导的赞许。

1952年春天，经过“三反”、“五反”，干部情绪消沉，不敢大胆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所松懈。裴丽生带领一批工作人员视察了山西条件最艰苦和比较艰苦的十多个县，历时两个月。当时，西北高原寒风凛冽，风沙迷漫，政府还没有轿车、吉普之类的交通工具，裴丽生就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里，随从人员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他是建国后省级领导下乡最早、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裴丽生每到一地，首先听取当地专县两级领导的情况汇报，然后到几个工作最好和最差的乡村直接调查，最后同专县两级干部就今后工作交换意见，并向县乡两级干部讲话，宣传形势和中央的方针政策，肯定当地工作的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希望。视察回来后，他将基层情况和自己的思考首先向省委常委会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对晋西北实行基本农田制，使人均耕地从十多亩减到六亩。此议得到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赞同，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欣然支持。裴丽生在报告中主张对西北实行水利水保工程和绿化措施双管齐下，陶鲁笳、王谦当即表示，两结合的办法好。他看到省里每年秋天从晋西北征购粮食，到春荒时又全部返还，而且春季运去的比秋季征购的还要多，便认为这样劳民伤财，浪费极大，不如干脆免除征购任务。他的建议得到省委常委的一致同意。大家认为，深入调查是取得决策共识并增强团结的好办法，对裴丽生此次调查的作用表示肯定。事后，华北局将他的考察结果通报全华北区，并表彰了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工作作风。

1953年夏季，裴丽生在参加全国财经会议后，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便连续3次召开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及在山西如何贯彻问题。此后，他又带领省政府几个厅局的工作人员，到运城地区各县，并以解县西张耿乡为重点作了调查。他和乡村两级干部、共产党员、积极分子，进行了热情的、推心置腹的谈话。村民们向他谈了土改翻身以后的不同经历，谈了互助合作带来的实际利益，谈了解放后农村物质生活和风俗人情的变化。回到省里后，他向省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山西日报曾全文发表过这个调查报告。

1955年，党中央在山西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裴丽生在会上作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如何团结中农的发言，会后以《我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为什么会发生摇摆现象》为题，在山西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把这篇文章编集在一本书里，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3. 工作作风

典型引路

裴丽生在抓农业生产时，特别注意典型引路。五十年代初期，他选择了植棉模范曲耀离和水土保持模范高晋才等几个典型。他早在1952年就开始注意抓生态环境问题。

人民民主

裴丽生从抗战开始，就一直牢记人民政权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1949年，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政府工作的方针政策更加明确了。建国以后，他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极为重视。向大会作的报告，在撰写前要交代总的指导思想及分段内容，初稿出来后必逐字逐句推敲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并吸收进报告中。他对代表提案非常重视，叮嘱各厅局认真作出答复。他非常尊重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政府委员，政府主要工作的安排、干部的任命以及重要地方法规、实施细则的出台，都要反复征询政府委员的意见。裴丽生重视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和统一战线政，甚至出席会议的委员名单先后排列顺序也要亲自审查。

实事求是

裴丽生担任山西省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期间，主持“三反”、“五反”运动。他历来小心谨慎，事实求是，不走极端，常被批评为“斗争性差”，这使省政府的“三反”、“五反”运动较少发生“左”的偏向。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政府工作头绪繁多，任务繁重，而且时间性又相当强，但裴丽生力争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在山西省政府工作了6年，时间较长的下乡下厂调查研究，即有四五次。裴丽生以工作拼命著称，历来的“思想鉴定”，都肯定他“有忘我的不知疲倦的事业精神”。无论下乡或在机关，他都把发条拧得很紧。他爱学习，报纸文件书籍读的很多很细。他作风严谨，周到细致。公文简报每天成堆涌来，他要求他的助手，将其中时间性强的文件及时传递，不能积压；简报、综合报告、专题报告之类的文件，每天要将主要内容向他汇报，然后他选择重要的亲自阅览。

勤俭节约

裴丽生十分勤俭节约。在他任职期间，严格控制修建楼堂馆所。山西省人民政府一直住在原督军府陈旧的房子里。周恩来曾予以表扬。裴丽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善于处理上级、同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当时，山西省委个别领导同志不顾大局，在干部大会上公然指责省政府的工作，政府系统干部听到后非常气愤，向他反映。他以党委与政府关系的大局为重，将此事按了下去。他特别关心爱护青年同志。1951年春天，裴丽生应邀出席在太原市文庙召开的山西省大专院校为动员青年参加抗美援朝的万人集会。他赞扬青年们自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火热的青春奉献祖国，是最有出息的表现，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光荣传统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他代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支持他们的行动。会后，一名青年学生来到省政府，要求主席接见，并要求裴主席给他一张照片，裴丽生同志全部满足了他的要求。建国初期，山西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会主席刘学理带领学生会成员到省政府，要求主席接见，反映校领导官僚主义、压制民主、疏于管理的意见。裴丽生热情地接待了学生，对他们高度的责任感予以表彰，并责成省教育厅对存在问题一一加以解决。这次接见，平息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学潮。

公正对待

他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倍加爱护。在他任职期间，最大的运动是“三反”、“五反”。凡是经他处理的干部，总是斟酌了再斟酌，务求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例如对省百货公司经理雷修成的处理，既公正地对待了干部，又没有在三反、五反运动高潮中给群众泼冷水。

4. 工作成就

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提出制订1956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计划的任务，要求党和政府“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为了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力量，党中央决定抽调张劲夫和裴丽生等同志到科学院领导岗位工作。裴丽生出任院党组副书记，行政上先任秘书长，后任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的新班子刚成立时，首先抓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裴丽生在院里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代管科联、科普两大群众团体。

裴丽生到科学院工作后，始终支持和配合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开展工作，团结党组一班人，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使科学院的工作健康发展。在1957年的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院党组认识一致，步调一致，都采取了保护科学家的政策措施。

作为科学院党组副书记，裴丽生是参与制订《科学十四条》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所主管和领导的各研究所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十四条》精神，极大地调动了有关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裴丽生很有他的个性。在宏观上，他大局在胸，思路开阔，对新鲜事物敏感，对科学家的创见热情支持，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与抉择；在微观上，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周到细致，经常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他谦虚谨慎，钻研业务，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因此能在许多业务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言权。

当时，裴丽生的行政级别比张劲夫高，资格也老，但他十分尊重张劲夫同志，自觉维护党组领导班子的团结。凡有重大问题，都是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他对竺可桢、李四光等科学家副院长非常尊重，与钱学森、周培源、赵九章、汪德昭、王大珩等老科学家交情很深。

对各研究所的青年科技骨干，他满怀热情，大力扶持，人们称他为“忠厚长者”。他厌弃沽名钓誉，喜欢不声不响地扎实工作。他对“拍马屁”有一个精辟论断：“拍你，就是为了骑你”。

全力支持生物学、地学

1957年，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出来并开始实施。按党组成员分工，裴丽生负责生物学和地学等方面的工作。按行政领导分工，这部分工作由副院长竺可桢负责。裴丽生对竺可桢十分尊重，他虚心请教，积极配合，并大胆谋划，勇挑担子。两个人合作得非常和谐、有效。

裴丽生经常深入地方，深入科研第一线，向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和管理干部调查研究，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新要求和国际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大胆开拓新的科研领域，确定学科发展重点，并改建、扩建和新建了若干研究机构，具体组织科研计划和任务的实施。中国科学院在生物、地学、综合考察等方面形成优势并在国际上颇具影响，有许多领域是在那时打下基础的。

1957年，裴丽生曾率领干部到内蒙、宁夏、甘肃等地考察，得知我国沙漠总面积高达10多亿亩，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当他看到建设中的包兰、兰新铁路要穿过广阔的沙漠地带，解决铁路不被风沙掩埋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风沙也时刻危害沙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他和竺副院长商定，组建了青甘蒙宁沙漠考察队。治沙工作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取得了数项可喜成果，宁夏沙坡头车站的草方格防沙试验和内蒙古噔口防沙试验取得好成绩。受聂荣臻委派，裴丽生和由谭震林委派的李登瀛一起，于1958年10月在内蒙呼和浩特召开了西北六省区治沙工作，明确了治沙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应采取的措施，对六省区治沙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此后，科学院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将沙漠考察队改为治沙队，设立了七个综合试验站，为我国沙漠研究和治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裴丽生和竺可桢的密切合作和共同指导下，科学院综合考察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59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综合考察会议上，裴丽生作了题为“把综合考察工作提高一步”的重要讲话。指出综合考察工作总的任务和要求应以经济建设为纲，也就是从自然资源调查开始，进行分类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综合考察的主要成果表现在开发方案的制订上，综合考察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便于任务的完成；综合考察委员会要有班底，要设立几个研究室，还提出了领导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

针对1958年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他态度鲜明地指出这虽然是前进中的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但对于一个指头的缺点绝不能轻视，必须有具体的克服办法，浮夸是科学的致命伤，是科学的死敌，宽恕它，就会葬送科学事业。

裴丽生分工联系生物、地学部的工作后，深感中国海洋科学事业原有基础薄弱，他支持竺可桢的看法，对海洋生物研究以外的其他海洋研究领域要提供条件促使其加快发展。经过一番努力，将海洋生物所扩建为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所。1959年1月，在该所成立会议上，裴丽生发表了“为完成1959年海洋研究任务而努力”的讲话中，从祖国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经济建设的需要和人类未来对深海、远洋的开发的前景三方面阐述了海洋研究的意义。

为此，确定了青岛海洋研究所的总任务是：综合地研究海洋物理、化学、地质、地貌和生物等现象的规律。为了实现这个总任务，他提出以海洋普查为纲，推动全面工作的开展。为搞好普查，裴丽生强调，一要结合塘沽新港、渤海油田以及长江口、钱塘江口的建设工程，摸清情况和取得数据；二是提供精密、准确、稳定的新设备和新仪器。在此之前经他和竺可桢一道争取，1957年后装备了我国第一艘海洋考察船“金星”轮，首次进行了渤海及北海、黄海西部综合考察。裴丽生提出了“南海工作应加强”的主张。嗣后，他到广东考察了南海，在他的支持下，在广东分院建立了南海海洋研究所。

裴丽生对中国冰川冻土研究的支持，令许多科学家至今念念不忘。1958年6月，应甘肃省委要求，中国科学院施雅风领导青甘综合考察队的一个分队，在进行祁连山冰川考察时，制订了三个月左右完成考察工作，基本查清祁连山冰川分布与蓄水量，以确定能否进行大规模人工黑化，增加融水的工作，并在年底提交考察报告的大胆计划。裴丽生偕同专家亲自到兰州审查批准这个计划，并将冰川考察队从青甘综合考察队中独立出来，定名为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这个决定对我国冰川学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施雅风等在年底按计划写出了考察报告，次年一月，我国第一部冰川学专著《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就出版问世。1959年，裴丽生接受了当时正蒙冤受到批判的施雅风的建议，将冰川考察队扩展为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使冰川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科学院在我国地球化学研究的开创工作中曾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裴丽生则是这一重要作用的关键与决策人物。当时同位素地质等几个新研究室已迅速设立，稀有元素科研队伍的快速组成等，都是与裴丽生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

裴丽生在地学方面还组织与支持了地球物理所建立起监测全国地震的地震站网；积极组织地理所联合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动物所、地质所、水文工程地质局等单位，组织完成了1:400万比例的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地貌、气候、水文地质、土壤、植物和动物等多种区划图；在北京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土壤队，开展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的土壤调查；还决定把地理所测量组迁往武汉，扩大建立测量制图研究所。在裴丽生分管生物地学部时期，为增强古人类研究，将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扩大并改称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时将南京古生物所改称地质古生物所，增添了沉积研究部门。

裴丽生特别关注与中国原子核事业以及和探空事业相伴而行的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的研究。生物物理所这两大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发展，都是与他的关注和支持分不开的。

1962年前苏联在我国西北边境附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进行频繁的核爆炸试验，党中央、周总理等领导十分关心我国受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和对人民健康的影响。裴丽生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了解放射性污染环境的情况并及时汇报中央。当时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十分年轻，但裴丽生都认真听汇报并作记录，仔细询问放射性灰尘的散布情况，如何评估它对人民健康的危害，并了解探测及试验过程，亲自带领有关同志到国务院汇报。

裴丽生

组织落实国防科研任务

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废除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撤走在华专家，使我国“两弹”研制处于困境。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发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的号召。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充分发挥科学院优势，集中力量加强国防尖端科学研究工作，并决定由裴丽生分工负责。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和党组决定，迅即着手对全院国防科研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可以运用的力量进行全面了解，协助张劲夫及时与国防科委等有关部门建立协作关系，并依托新技术局对全院各有关研究所的国防科研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从任务、学科、协作、人员、条件等方面加强管理。他深入科研第一线，及时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1961年，聂荣臻副总理提出：五院、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三家要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两弹研制任务。同年7月，国防科委成立了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的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协作小组，以及由王铮、钱学森、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的五院和中国科学院协作小组。

在分工负责国防科技工作期间，裴丽生十分注意处理好为国防建设服务与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和发展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努力改变某些科研人员中存在的片面强调学术研究，轻视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研制的风气，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并处理任务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积极承担国防科研任务。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宣讲科学院在国防科研工作中，要努力做到按时保质完成任务，还要努力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尽可能搞清其规律和机理，上升到理性认识。裴丽生胸怀全局，深入实际，对重大任务从论证到组织队伍，再到研制、试验，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亲自过问，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一)原子弹方面的工作

1961年7月，裴丽生与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带领工作组到沈阳、长春、哈尔滨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落实“科学十四条”的指示，和各所领导与科学家一起，分别安排了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和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方面的研究任务，同时，对各所的长远研究工作也作了适当部署。每到一地，他们就结合实际，阐述学科与任务的关系，强调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不仅是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迫不及待的任务，而且还会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积累大量宝贵的科学技术资料，极大地丰富学科的研究内容，为各门学科的发展开拓广阔的领域和新的天地。

过去由于政治审查和保密控制过严，研究所在安排国防尖端科研任务时，对科技人员的使用顾虑重重，很不放手。裴丽生、钱三强请公安部派人参加工作组，会同当地保卫部门，共同贯彻“科学十四条”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重新修订了保密范围和密级，当场定任务，当场审查干部。这样做，工作效率很高，又可以使大批人才得到信任使用。国防科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这种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互相交底、共同完成任务的协作方法很好，于当年9月19日专门向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写了报告，称赞这种作法“真正体现了拧成一股绳的精神，极大地调动了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比较彻底地扭转了过去协作工作中的缺点”，建议“广为提倡，并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加以提高”。

当年9月，裴丽生又先后到长沙、上海、西安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进一步贯彻“科学十四条”精神和聂总关于“拧成一股绳”的指示，双方经过深入细致的研讨，1961年共安排了二机部任务83项，222个课题，其中包括在核燃料工业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发挥重要、关键作用的铀矿地质、开采选冶、全氟油、铀同位素分离膜、核燃料前处理工艺、核燃料后处理工艺、高效能炸药等一系列重大课题。

“全氟油”是分离铀同位素机组抗腐蚀耐辐射的润滑油。苏联专家在时，把这种材料放在保险柜里，用时拿出，用后锁起。苏联专家撤走后，只留下几个空盒，里边有一点残留物。裴丽生请上海有机化学所党委书记边伯明组织人加以分析，看它是什么东西。经过分析，确认残留物是全氟油，随后即组织专门研制组，成功地试制出了样品。

裴丽生对边伯明说：“二机部一年才用200吨，干脆你们建个厂子，自己干”。全氟油生产出来后，裴丽生又亲自到上海主持鉴定。并决定对在分析研制全氟油任务中作出贡献的高级工程师顾子恺以及其他参加者，每人提升一级工资。

还有一种材料叫“铀同位素分离膜”，当时代号“真空阀门”。这是提取原子弹装料铀235的关键和核心技术，只有美、苏、英三国掌握。科学院党组与上海市委一起组织冶金所、金属所、原子能所、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纺织局、冶金局、化工局联合攻关。在冶金所副所长吴自良主持下，突破了粉末制备、成型烧结和抗腐蚀等难题，终于在1964年试制成功。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研人员不仅任务紧迫繁重，而且长期接触有毒物质，有损身体健康。裴丽生同志亲自到科研第一线考察，看到这个情况后，就由科学院院部出面，向有关方面争取，给科研人员增加了一些营养食品。

1963年初，中央专委下达了在中国首次核爆炸试验中要求科学院承担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任务，要提出测量方案并研制、提供所需测量仪器。由于时间十分紧迫，裴丽生迅即部署各有关研究所组成21号任务核心组，调动人力，讨论技术方案，组建实验室。在国防科委主持下，长春光机所王大珩、自动化所杨嘉墀、物理所孙湘、电子所汪德昭、力学所郑哲敏、地球物理所傅承义等科学家均参加了讨论，确定了15个研制项目和指标，明确了技术方案和途径。

在研制工作进入一定程度的基础上，裴丽生又于1964年1月19日召集有关所领导，逐项解决各研制项目所需的生产问题和器材问题，还决定对21号任务实行特殊的组织管理措施。院新技术局和各所都指定专人负责沟通情况，有问题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优先解决。科技人员和工人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按预定计划全部完成了观测仪器和设备的研制任务，保证了10月16日我国首次核爆炸测试任务的圆满完成。

(二)导弹方面的工作

为五院(后改为七机部)导弹研制工程配套，科学院组织安排了一系列理论分析、实验研究以及关键仪器、材料、设备的研制工作。据1961年11月统计，五院要求科学院配合的科研、试制任务达95项，226个课题，涉及东风、红旗等8个型号的导弹。

导弹发射场的光学测量设备大型电影经纬仪(任务代号为150-1工程)，是自力更生研制导弹所必不可少的测试设备，用于测量导弹飞行轨道参数，记录飞行姿态，以验证导弹设计和制造的成败和优劣。指标要求作用距离210公里，定位精度10米，测速精度0.7米/秒。这种设备是西方国家对我实施禁运的。1960年，五院向科学院提出研制光学外弹道测量仪的委托任务书。由于这一工程任务极其复杂，有许多技术难题，有的使用要求都需要从头摸索，国内可能的协作条件也不清楚。经过裴丽生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反复论证、磋商，最后确定150-1工程由中国科学院抓总，长春光机所在技术上总负责，一、四、五机部及文化部等有关工厂积极参加协作，共同完成任务。为此，确定建立设计师系统，由王大珩所长任总工程师。

经过多方努力，光机所按时优质地完成了五台经纬仪的生产任务，分别安装在二十基地和二十五基地，满足了使用单位的要求，加速了导弹武器的研制过程。同时，光机所自身也锻炼了队伍，建立与发展了某些学科基础。

在导弹技术方面，科学院承担的由中央专委下达的任务，还有反导弹武器光炮的研制和入侵敌弹真假目标识别的研究，以及援越抗美所需要的超低空地空导弹的研制等。在这几个方面，裴丽生也倾注了心血。

1965年5月，中央专委决定，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超低空地空导弹(代号541)，这是一种群众性防空武器，灵活轻便，可供当时援越抗美战争之用。7月，裴丽生副院长召开了第一次541任务领导小组及总设计师组会议。领导小组由新技术局及有关所、厂负责人共11人组成，杨刚毅、吕强分别任正副组长。总设计师组由科学院力学所、大连化物所、长春光机所、自动化所、化学所、兰州化物所、科学仪器厂和五机部四所、三所的科技专家组成，郭永怀任组长，林鸿荪、屠善澄、张松年任副组长。科学院在裴丽生直接领导下，动员了27个所、厂的130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此项工作。当时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可以借鉴，但科技人员为国防事业献身精神极强。裴丽生和院部新技术局、各所党委在政治思想、院内外协作、各种条件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上做到有问题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1965年12月，也就是不到半年，541试验弹就近乎奇迹般地研制出来了。在力学所、化学所怀柔基地进行了6次发射试验，检验结果表明，发射系统的可靠性、发动机系统的工作特征、弹体的气动稳定性和结构的可靠性，都令人满意。

　　(三)人造卫星方面的工作

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根据地球物理探测研究的需要，提出了开展火箭探空和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1958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科学院党组在组织科学家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把这项工作列为全院1958年的第一号任务，成立了“581组”，作为地球物理所的二部，由院党组副书记和秘书长裴丽生直接领导。

高空火箭和卫星探测涉及学科众多，581组几乎每周都要开一、二次会议，各有关研究所的科技骨干和所长、党委书记参加，裴丽生经常参加会议讨论，认真记笔记，及时指示院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协同解决实际问题。在各有关研究所夜以继日通力合作下，苦干两个月，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与此同时，在国防科委组织下，科学院与国防部五院联合制订了“和平一号”地球物理火箭探空计划，领导上确定由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挂帅，五院指定梁守盘主任负责联系，与靶场挂勾问题由五院刘秉彦副院长负责，力争1959年第四季度发射成功。

1959年，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气象火箭探空。为此，除研究试制运载火箭及各种高空气象探测仪器、地面接收系统外，还在安徽广德县的无人山谷中建立探空火箭试验场。1960年7月和9月，在试验场作过若干批次火箭发射试验，裴丽生曾亲赴现场视察。

1961年4月，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中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在裴丽生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每次由一位专家主讲一个专题。6月3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每次中心发言后，裴丽生就让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人们得出一个共识，搞卫星，实际上与搞导弹是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发射卫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技术基本上是一回事。苏联、美国的卫星上天，表面上是民用，实际上主要目的还是军用。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火箭进行过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讯和测控、卫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问题。座谈会延续三年，共举办12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技术储备。

1964年12月，赵九章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期间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认为中国已基本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建议中央采取措施，争取在建国20周年发射。1965年5月6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决定将人造地球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并确定中国科学院为技术抓总和卫星本体研制单位。专委还责成国防科委组织协调，由中国科学院在十月份向专委提出具体安排报告。科学院党组立即行动，在张劲夫统一领导下，由裴丽生负责具体组织工作。他召集地球物理、力学、自动化、数学、电子学、计算技术等研究所参加会议。经过认真深入的讨论，于7月1日向中央专委呈送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具体阐述了发射人造卫星在政治、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目的和意义，建议我国十年内着重发展以军用卫星为主的应用卫星系列，结合进行空间科学控测；军用卫星中又以侦察卫星为主，其次是气象卫星、导弹预警卫星、通讯卫星、生物卫星和载人飞船。报告并提出，请国防科委设立专门机构，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一个卫星设计院，在国内建立必要的地面观测网，并在今后有条件时，在海外设立观测站等重要建议。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并原则批准了有关建议。

8月17日，裴丽生主持召开中国科学院落实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批示的会议，决定在组织领导方面，院内先成立三个机构：以谷羽为组长，杨刚毅、赵九章为副组长的卫星工作领导小组；以赵九章为组长，郭永怀、王大珩、杨嘉墀为副组长的总体设计组；以陆绶观为主任的办公室。并要求总体设计组和办公室在9月15日以前完成以下工作：提交领导小组研究后向院党委汇报；草拟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方案；提出院内、院外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方案；提出第一颗卫星发射及今后一系列卫星研制所需的组织措施和条件保证；草拟卫星设计院的组织方案等。

1973年1月，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通知裴丽生可以开始工作，具体任务是分管科协。5月，他正准备接待美国科学院代表团和到芜湖参加学术会议时，忽然又被停止工作，一拖就是二年。

1975年到科学院图书馆担任顾问，不久受命组织检查组，到研究所检查工作。旋即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检查组工作亦未始即终。

“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告结束。1977年11月，裴丽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协副主席，主持中国科协的工作，以后又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党组成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国家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十年动乱中，中国科协是被彻底砸烂的单位，队伍被遣散，房子被占去，办公设备和文件资料荡然无存。裴丽生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经过反复奔波，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接着，他组织起一个恢复中国科协的筹备小组，依托这个班子，并且经常由他亲自出面，向国务院和有关领导部门办理各种手续。1978年4月，由国家科委发出的《关于全国科协当前工作和机构编制的请示报告》获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指示中国科协恢复后，主要抓“恢复和建立各专门学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六项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科协设立了工作机构，有了编制和经费，终于可以工作了。

1977年12月，裴丽生亲自参与组织了在天津召开的中国金属学会等5个学会的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科协恢复后的第一个重大举动，是在科技工作者中影响巨大的一次盛会。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被压抑的生命之火，象岩浆一样爆发出来了，凡是接到通知的，几乎没有不到会的。科学家见面之后，那种劫后重逢的动人情景，简直难以形容。他们感谢科协做了一件好事。会议的学术探讨气氛也极好。裴丽生对长期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老专家做了细致的工作，使持不同学术见解的专家友好相处。在天津五学会活动的带动下，到1977年底，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有23个相继恢复了活动。

1978年1月，裴丽生与有关领导商量后，召开了各个学会的理事长会议，各学会理事长全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此全国性学会的学术活动全面恢复了。会议结束时，由新华社发表了各学会及理事长的名单。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政策落实。

1978年，裴丽生在普遍促进全国性学会恢复的工作中，重点抓了5个大的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农学会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以实事求是的无畏精神，第一次对“农业学大寨”提出质疑，指出了大寨在农业耕作上一些违反科学的问题，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庐山召开的物理学会学术讨论会，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林家翘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会议，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有外籍学者出席。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率先开展学术活动的10个学会带动下，1979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更呈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之势，而且对国家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首创性的见解与倡议，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为全面恢复学术活动，并提高学会地位，由裴丽生提议，1981年春节期间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中国科协所属的各全国性学会的学术会议。此举大大提高了科技工作者办好学会的积极性和荣誉感。“文革”以前，全国性学会44个，中国科协“二大”以前，已经发展到106个，除恢复原有学会外，新成立学会62个。

他非常尊重科学家。在周培源代理中国科协主席后，裴丽生经常上门向周老请示汇报工作，倾听周老的指示和意见。为了多听听科学家对某项工作的看法和意见，而又不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裴丽生常常利用节假日或利用晚上登门拜访。有时科学家之间对某个问题产生意见分歧，如某学会该不该加入科协，某件工作该不该由科协来做等，裴丽生总是耐心听取和尊重各方意见，采取讨论办法，让科学家自己决定。每到一地，他都与当地科学家见面、座谈，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与呼声，据此改进工作，或向党政领导反映。

科协组织恢复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十年动乱中有相当多的冤假错案，也有许多生活待遇不公、工作安排不当的问题。裴丽生接到反映此类情况的信件时，都立即批示有关职能部门同当地党政部门联系，一件一件地加以落实，有的还直接反映给省市党政领导。如著名柑桔专家曾勉的政策落实问题，连续抓了几年才见到成效[1]。

开拓科技咨询服务事业

1979年，中国科协的许多重要学术活动都是紧密围绕四化建设开展的。在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中国水利学会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学术讨论会等活动中，都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上海市科协组织专家对宝山钢铁厂原料堆场的地基问题也提出了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成为当代中国科技咨询事业的发端。裴丽生对此反映敏感，及时抓住不放。在他的积极提倡下，中国科协及一些学会和一些省市科协都把科技咨询服务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特别是以华罗庚教授为首的多学科专家，对安徽省皖西自然资源和两淮煤炭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举行了综合考察，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开发建议。中国科协把这次考察活动专题报告了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科技咨询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科技部门走向社会化的一种形式。1980年9月，中国科协成立了科技咨询服务部。

当时，科技咨询的开展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协能不能以经济办法开展工作，如何收费？对参与咨询工作的科技人员应否给予适当的报酬？在中国科协内，看法截然不同，有人主张接受报酬，有人对此提出非议。另一个是，科协是群众团体，不象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那样，拥有大量科技人员和必要设备，如何开展工作？裴丽生以一年多来的实践经验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指出科协系统开展科技咨询工作，除依靠少量的专职工作人员外，主要依靠它所属的全国性学会和省市学会等，通过多种形式发挥各单位科技人员的潜在力量。并认为科技咨询的着眼点是服务，收取一定的咨询费用也是应该的。这不仅有利于咨询服务工作的开展，也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经与财政部协商，共同制订了《科协系统及所属学术团体科技咨询服务收费的暂行规定》。1983年，中国科协成立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裴丽生、华罗庚为总顾问，由二十多位各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中心委员会进行领导。科协系统的咨询服务工作此后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5. 主要著作

著有《裴丽生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学习农业合作化政策参考文集》(通俗读物出版社)等书。主编有《纪念杜任之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革命老区》(中共党史出版社)等书。

参考资料

[1]裴丽生与“两弹一星”往事(2021-08-24)

他曾担任山西省省长，50岁辞去省长职务，

奉命前往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

网易号: 悟空谈历史 2022-03-24 22:40:47

1949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程子华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这个职务相当于山西省省长，是主政山西的地方官员。在程子华之后，赖若愚以及裴丽生陆续担任了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改为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裴丽生的职务也从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改为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省长。

所以，严格来说，裴丽生算是山西省的第一任省长，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裴丽生的故事。裴丽生出生于1906年，山西垣曲县谭家乡峪子村人。早年时期，裴丽生主要在家乡读书，他天资聪颖，读书成绩非常好，稍微长大后，裴丽生考进太原进山中学，继续求学。

也是在中学求学时期，裴丽生接触到进步思想，1927年，在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他参加了国民党，不久后又加入了我党，开始在我党的带领下参加学生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裴丽生转入地下活动，他一边参加革命活动，一边求学，1929年，裴丽生顺利考入清华大学，成为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裴丽生留在北平，成为一名教员，一边教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不过，国民党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裴丽生也因为宣传抗日被辞退，失去工作。在这之后，裴丽生回到山西运城，一边教书，一边在我党的带领下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裴丽生被组织派到临汾黄河以东的地区从事党政工作，他一边建立抗日根据地，一边发展党员，并在白晋路以西成立“路西办事处”，领导当地的人民群众从事反“扫荡”。此后裴丽生长期活跃在太岳区，为我军的支前参军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太原战役结束后，裴丽生被任命为太原市第一任市长，包括新中国成立后，裴丽生也是太原市第一任市长。那段时期，裴丽生主抓城内的粮食供给问题，对因为战乱而失业或者生活陷入困难的人实施救济，从多个方面促进太原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使得太原的生产生活秩序很快就恢复到战前。

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裴丽生被任命为副主席(相当于山西省副省长)，1952年，裴丽生接替赖若愚的职务，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5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改为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裴丽生也成为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省长，主持山西省的日常行政工作，为建国初期山西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

1956年，在裴丽生50岁那一年，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也是这一年，裴丽生辞去了山西省省长的职务，奉命进入中国科学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主要从事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在裴丽生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海洋研究所、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等机构，科研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

在这之后，裴丽生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相关研究，为“两弹一星”工程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十年特殊时期，裴丽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迫害，后来还是周总理出面，裴丽生才被保护起来，境遇也慢慢改善。2000年，裴丽生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4岁。

裴丽生



人物风采：裴丽生

新浪科技 2008年04月24日 17:18

　　裴丽生，1906年10月31日生于山西垣曲县谭家乡峪子村。1929年，裴丽生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成立太原市人民政府，任市长。1950年3月为山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副主席。1950年9月，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4月，山西省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选举裴丽生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同时当选为山西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从1953年3月起，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2 月，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裴丽生当选为省长。1956年4月，裴丽生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行政职务是秘书长，至1960年升任副院长。

　　1977年11月，裴丽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协副主席，主持中国科协工作。

　　1983年，77岁的裴丽生离休。

2000年3月18日19时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裴丽生

发布日期：2015-06-12 16:13

　　1906年生省，山西省垣曲县人。1929年考取北平清华大学经济系。1932年参加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大学毕业。曾任北平《世界日报》国际栏和天津《中国新报》副刊编辑。1936年回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总会宣传部部长。

　　1937年10月调任牺盟洪赵中心区宣传委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随营学校二分校教育长，决死2纵队随营学校代校长。1938年春临汾失陷，山西第六行政区组成以裴丽生为主任的河东办事处，领导霍县、灵石、洪洞、赵城、临汾等县部分地区的政权工作，以适应日军侵同蒲路沿线后将该行政区分割为河东、河西的局面。按照中共山西省委武装部、洪赵特委和牺盟洪赵中心之决定，由他代表第六区行政专署、牺盟洪赵中心区和决死2纵队，在隰县东垣上留村宣布将隰县人民武装自卫队(2个大队700余人)改编为决死2纵队游击4支队及其任命名单。后任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副专员，晋察鲁豫边区太岳行署副主任、中共党组书记，太行行署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在临汾、晋中、太原战役中，他分别担任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在攻克临汾战役中，75天内共动员民工、民兵、车辆折工500余万。其中随军常备担架民工1.5万人、常备民兵3000余人、各种运输大车7.7万多辆，动员援助材料38.2余万件、粮食1222万余公斤、草料517万余公斤、柴炭850万余公斤。民工民兵伤亡中毒共713人，除受伤中毒者立即送医院救治外，对152名牺牲者指令各县分别抚恤追悼，牲畜死伤384头均评价赔偿。太原战役期间，他作为后勤指挥部第1负责人，精心组织指挥晋中、晋绥、太行、太岳、北岳、冀中等解放区圆满完成了巨大而复杂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任务。共计动员直接支前人数为40.5万人，畜力4.9万余头，运送弹药4000吨，供给粮食20万吨，收治伤员3万余人，供应高峰时吃粮人数67.2万人。各个战役的胜利，都是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将晋中行署与太原市合并成立太原市人民政府，任命裴丽生为市长，且兼任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共山西省委常委。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太原市市长，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代主席，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省政协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省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国家科委党组成员、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等职。他是中共八大和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年3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来源：《晋绥风云人物》第一册 作者：晋绥基金会

裴丽生，原名毓华。山西垣曲人。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世界日报》、天津《中国新报》编辑，牺盟会总会宣传部部长、洪赵中心区宣传委员，山西第六行署河东办事处主任、第三行署副专员，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副主任，中共太岳区委委员、行署党组书记，太行行署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山西省省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裴丽生 质朴充实而勤勉的一生

2000-05-29　来源：光明日报

　武锐 韩钟昆 武永兴 范敏若 苑郑民 我有话说

编者按：第六届政协常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副主席、党组书记裴丽生，因病于2000年3月18日在北京逝世。为学习和发扬裴丽生同志献身科技事业的精神，本报特刊发这篇纪念性文章，以追忆前贤，勉励后者。

裴丽生以94岁高龄而逝，走完了他七十年革命风云的一生。他一生并无惊天伟业，但铺出的却是一块块合格的基石；他一生并不显赫耀眼，但却以质朴的本色和扎实的步履而赢得声誉。

裴丽生政治早熟，1919年他参与了“五四运动”，1927年入了党。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后，他与宋劭文、刘岱峰、李一清、辛安亭等同志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投入了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后，裴丽生历任太原市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

裴丽生是我国“两弹一星”战略任务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他与钱三强带领工作组，到沈阳、长春、哈尔滨、长沙、上海、西安等地，分别安排了铀矿地质、开采选冶，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全氟油、铀同位素分离膜、核燃料前处理后处理工艺、高效能炸药等方面的研制任务，并为二机部承担了核爆炸试验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所需仪器设备的研制。

在导弹研制工作上，裴丽生分管的国防科研，为五院承担了95项研制任务，226个课题，涉及东风、红旗等8个型号的导弹，其中包括用于测量导弹飞行参数、记录飞行姿态的大型电影经纬仪。还进行了反导弹武器光炮的研制和超低空地空导弹的研制。他在这些工作中，从主持策划、样机鉴定到靶场测试都抓住不放，或为提供条件，或为撑腰壮胆，或为组织协作。

从1961年4月起，裴丽生主持星际航行系列座谈会，每次一个专家讲一个专题，大家各抒己见，形成共识。这个座谈会持续3年，共举行12次，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设想与建议，为后来的卫星上天提供了技术储备。他组织力量，编写《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并具体组织落实。

裴丽生同志还是我国生物、地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他主张把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改为海洋研究所，他组织800多人的治沙科研队，向西北沙区进发，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他支持大规模的祁连山冰川考察，继后又成立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研究所。他将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扩展并改名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十年动乱一结束，裴丽生作为科协第一副主席和科协党组书记，首先抓拨乱反正，将第一届科协的150名委员、24名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从仍然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公职、被下放农村或劳改等逆境中一个一个找回来。他四出奔波，寻找办公地点，创造起码的工作条件，使这个“科学家之家”重新运转起来。

他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协系统的北戴河会议，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指出：“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之一，它是党团结和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是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助手。”这一表达在中央1979年97号文件中得到确认。

科学家视自己终生从事的探索未知的学术事业为自己的生命。裴丽生非常珍惜他们的“生命”。1977年，他支持与组织了中国金属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动物学会这五个学会的学术讨论会，成为十年动乱之后中国学术界的第一声春雷。

科学家最关心自己的科研成果是否能送到广大工人农民手里。裴丽生抓住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好契机，大力支持当时出现的农业技术承包和各种专业技术研究会活动，大力倡导以知识和技术参与宏观决策和进入市场交易为特点的科技咨询服务事业，支持与组织了科学家为上海宝钢原料的地基问题，为安徽皖西自然资源和两淮煤炭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而开展的咨询活动。

他对科学家的专业与成就如数家珍，对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生活疾苦和自身权益十分关怀，积极推动为科技工作者平反冤假错案。他亲自帮助身患残疾的科普作家高士其解决坐车问题。他冒着酷暑到上海医院看望摔伤住院的曹天钦先生。这样的事举不胜举。

退居二线以后，他担任全国政协科技组组长，并担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他还亲自到内蒙和林格尔和山西沁源县等革命老区，帮助他们制定脱贫致富大计。

裴丽生的一生，是紧张忙碌、孜孜不倦的一生，是鞠躬尽瘁的一生。他为人正直，充满浩然正气，绝不计较名誉地位，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他有很强的学习精神和进取精神，博览群书，学问广博。我们将永远学习他、怀念他。

裴丽生与“两弹一星”往事

史光荣 2016年03月25日13:5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制订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和要求，并提出“用极大的力量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的保障措施。2月份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调干部到中国科学院任职。时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的张劲夫由陈毅提名，时任山西省省长兼省政协主席的裴丽生由安子文提名，经中央批准后，分别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书记，并随即抽调百余名地市级(包括省军级)干部到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担任领导，使更多的科学家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

裴丽生到任后，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协助张劲夫主持院内日常工作，并负责生物、地学、资源综合考察等方面工作。他为中国科学院系统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协调工作。

裴丽生与人造地球卫星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中国科学院党组在组织科学家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把人造卫星工作列为全院1958年的第一号任务，成立代号为“581”的研制组，组长为钱学森，副组长为赵九章、卫一清。并成立了新技术局，主任为谷羽，分管领导为院党组副书记、秘书长裴丽生。

对于国防尖端科研工作，裴丽生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几乎每周都要召开一两次专题会议，认真听取各有关研究所科技骨干、所长和党委书记的汇报发言，协调院机关职能部门解决存在的问题，全力以赴保障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各研究所夜以继日的通力合作下，仅两个月就完成了运载火箭的初步设计，并拿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迈出了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的艰难一步。

与此同时，在国防科委组织下，中国科学院与国防部五院联合制订了研制“和平一号”地球物理火箭探空计划。1960年，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小平和陈云均指示：“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气象火箭探空，分管此项工作的裴丽生多次到火箭试验场观摩视察。

1960年，山西省凭借太原市的工业优势和技术人才条件，搞出了一种名叫“0300号产品”的探空运载火箭，但箭上没有探测仪器，也没有遥测和跟踪定位等地面系统，他们向中国科学院求助。在裴丽生的安排和协调下，9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和自动化所分别派出工作组到太原，并陆续运去仪器和设备。11月中旬，完成了发射前的调试和检测工作，裴丽生和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副所长卫一清专程到太原视察并听取有关准备情况的汇报。12月7日发射当天，他们又赶赴太原发射现场。虽然火箭最终因尾翼强度不够未达到预期目标而没有发射成功，但取得了火箭探空发射工作的实战经验。裴丽生亲自到各测量点鼓励大家不要泄气，不要背思想包袱，做好工作总结，以利再战。

1961年4月，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再次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国科学院专门组织星际航行座谈会，确定每次由一个专家讲一个专题，钱学森、赵九章等知名科学家都先后主讲。每次中心发言后，裴丽生都请与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得到了很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为后来的卫星工程顺利上马提供了技术储备。这样的讲座，3年间共举办了12次，均由裴丽生主持。系列性的星际座谈会，把裴丽生与相关的科学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61年5月6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根据国防科委的报告，决定将人造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并确定由中国科学院为卫星总体技术抓总单位，卫星本体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地面测控由中国科学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在裴丽生的主抓下，中国科学院及时报送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地球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并批准这个建议。中国科学院确定仍由裴丽生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1963年，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委员会成立，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为我国航天事业早期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1964年8月17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以裴丽生为组长，谷羽、杨刚毅、赵九章为副组长的卫星工作领导小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卫星研制的各项工作。

由于研制人造卫星工作在国内是首创，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它所涉及的行业和技术，其广泛和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为集思广益、讨论方案，国防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并主持卫星论证会。从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裴丽生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四机部、七机部、邮电部、总参、陆军、海军、空军、通信兵部、发射基地等部门120多名专家参加的人造卫星论证会，对人造卫星的技术方案、进度计划、保证条件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协调。

研讨大会结束后，在裴丽生的主持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迅速落实相关工作。一是于1965年12月7日至30日，召开中国科学院人造卫星第一次会议，具体落实了各所、厂承担的研制任务，明确了工作进度和技术负责制；二是于1966年1月25日正式成立卫星设计院(651设计院)，赵九章为院长，杨刚毅为书记；三是1966年5月10日至25日，又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论证会议，确定了卫星系列的研制重点和排队次序为侦察测地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载人飞船和导航卫星；四是同期安排空间技术预研课题170多项。这对后来的卫星上天及空间技术探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8年2月，国家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651”设计院及原承担卫星研制的研究所、厂及设备全建制划转过去。在原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基础上，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上天。裴丽生晚年曾回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实际上是将科学院已做的工作刚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科学院各单位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时期的1968年，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和队伍交给了国防科委。作为卫星总装厂的科学仪器厂，也交到了国防部门。中国科学院的卫星设计院也交出去了，不管交到哪里，都还在咱们国家，能为科学事业和国防现代化事业继续贡献就好。由此可以看到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广阔胸怀，也可以看到裴丽生对卫星研制工作难以忘怀的情结。

裴丽生与原子弹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中国科学院直接承担此项任务的是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是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后来原子能研究所划归二机部，钱三强担任副部长。

为了集中使用和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及时协调解决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副院长裴丽生、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组成联合协调小组。

当时中国科学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理论分析、科学实验、方案设计，批量研制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有两个所几乎全部用来配合二机部的原子弹研制任务。从人数上讲，比当时二机部参与的人员还要多一倍以上，此项工作仍由裴丽生具体组织领导。

1961年7月，裴丽生和钱三强不辞劳苦带领工作组先后到沈阳、长春、哈尔滨的中国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一起，分别安排了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和反应堆结构力学方面的研制任务。为了加快研制进程，裴丽生和钱三强还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吉林、黑龙江省主管科技的书记作了汇报，得到了地方领导的大力支持。

1961年9月，裴丽生和钱三强又先后到长沙、上海、西安的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安排了原子弹研制任务中的83项222个研制课题，其中包括核燃料工业和核武器研制中所必需的铀矿开采冶炼、全氟油、铀同位数分离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就拿全氟油来说，这是一种分离铀同位数机组抗腐蚀、耐辐射的润滑油，每年仅二机部就急需200多吨。而苏联专家撤走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只凭着在一个玻璃瓶中仅剩的几滴全氟油，裴丽生便请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承担试制并获得成功，满足了二机部的正常使用，使浓缩铀厂的分离铀同位数机组得以正常运转。裴丽生参与了全氟油的立项、试制、生产、鉴定的全过程。

铀同位数分离膜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技术。在裴丽生与钱三强的组织协调下，中国科学院和中共上海市委一起组织中国科学院冶金所、金属所、原子能所和复旦大学、上海冶金局、化工局等联合攻关，成功突破了粉末研制设备、成型烧结和抗腐蚀等难题。

1963年初，中央专委下达首次核试验任务(代号“21号任务”)，国防科委又要求中国科学院承担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任务，提出测试方案并研制提供所需测量仪器。裴丽生立即组成有6位科学家参加的“21号任务”核心小组，召集长春光机所王大珩、自动化所杨嘉墀等著名科学家进行讨论，确定了15个研究课题，并召集相关人员，逐项解决难题，确保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

在承担任务期间，裴丽生牺牲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深入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到处奔走，做了不少协调、疏通、解决难题的工作。他与科学家们广交朋友，以诚相待，使研制课题在他的奔走下一个一个得到落实。对于中国科学院所完成的配合工作钱三强深有感慨地说：“科学院在最需要的时候，做了最救急的工作，帮了我们大忙”。

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杨嘉墀》一书中，关于“21号任务”有这样一段记载：“在研制关键阶段，裴丽生每月都要到自动化所一次，听取杨嘉墀等人的汇报，并当场指定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裴丽生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具体分管国防科研单位和国防科研任务，负责与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等单位和部门协作，是我国‘两弹一星’战略任务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裴丽生与导弹

解放初期，我国导弹研制主要由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承担，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五院成立后，钱学森先后任副院长、院长，中国科学院与五院有很好的协作关系。为了进一步搞好协作，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组成导弹协作组，由五院副院长王诤、钱学森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裴丽生和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组成。协作小组成立后，五院要求中国科学院配合的科研、试制项目达95个，课题226个，涉及“东方”、“红旗”等8个导弹型号。

1960年，五院向中国科学院提出研制光学外弹道测量仪任务(代号“150-1工程”)，用于测量导弹飞行参数，记录飞行状态，验证导弹设计和制造的成败。仍由裴丽生负责组织和领导，并成立了领导小组。

1961年9月，裴丽生主持“150-1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长春光机所所长、光学专家王大珩为组长的技术定案小组。

1963年4月10日，他又主持召开扩大会议，推进研制进程，后又支持王大珩在研制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设备先进的配套工厂，加快了样机试制。样机出来后，1966年1月，裴丽生又主持了鉴定会。可以说，光学外弹道测量仪(经纬仪)工程，从人员选定、方案论证、技术定案，直到研制、试验、生产及样机鉴定，裴丽生从头抓到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及时交付发射基地使用，加速了导弹武器的研制进程。

1965年5月，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短期内研制一种肩扛式超低空导弹(代号“541工程”)。在裴丽生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动员了27个研究所、厂130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此项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便研制出来，在力学所、化学所、怀柔基地发射试验，均取得成功。1966年初，裴丽生陪郭沫若到怀柔基地参观超低空导弹发射试验，郭老欣喜之余写下了3米多长的大幅毛主席诗词，并题词道：“甚感此地有大庆之风。”这是郭老对裴丽生分管及领导下的各所同志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高度赞扬。

同时，在裴丽生的主抓下，中国科学院在反导武器光炮的研制和入侵敌弹真假目标识别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对钱学森等23位科学家进行了表彰。时年已93岁高龄的裴丽生也应邀出席大会，这是对他长期从事国防科研管理工作的肯定。正如张劲夫所说：“请历史记住他们”。

读《裴丽生文集》

2009-12-21　来源：光明日报

今年是裴丽生诞辰103周年。与他有过交往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希望为他编一部纪念文集，在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玉成下，于是有了《裴丽生文集》。

裴丽生是中国科学院分管国防科研、天文、地理的副院长，承担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由科学院分担的那部分研制任务的组织工作。他与钱三强同志到沈阳、长春、哈乐滨、长沙、上海、西安各研究所，逐项落实课题，提供科研条件，被二机部称赞为“在最需要的时候做了最救急的工作”。他在1961年4月，主持了连续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请每一位专家主讲一个专题，经过讨论，形成共识，提出了许多有创意的设想与建议，为后来的卫星上天提供了技术储备。一系列事实说明，他无愧于在人民大会堂披红挂花的荣誉。

在科学院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红专问题，当时争论甚多。他在一个科学报告会上说，“白专道路”这项帽子，建议今后不要再提，因为它容易使人误会，专一定是白的。就是红的要求，也不能以政治家的标准，以精通马克思主义去要求，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

裴丽生曾担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是中国科技团体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主要重建者。他从跑房子、跑地产、跑经费、开户头入手，将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上百个学会的活动一个个恢复起来，将农业、多种经营、工业等各种科普活动开展起来，被专家学者称为“娘家的守门人”。在那一段时间，他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以及它的活动特点和规律，指出“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之一，它是党团结和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是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助手，是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联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团体”。

裴丽生的作风是不择细流，不拒琐碎，能做各种复杂的运算。经他手公布的数字，绝不会互相矛盾，也没有水分。在战争时期，前线需要多少弹药、多少粮食、多少担架等等，他都计算和分配得清清楚楚，尽可能避免浪费。

文集收集的60篇文章，包括了裴丽生1925年到1999年74年间写出的各类文章、讲演，还有部分追忆和纪念他的文字，共75万字。展现了裴老的高风亮节、豁达胸怀和为人风范，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无论是青年学子，还是学术名宿，都可以从中获得智慧与启迪。

（韩钟昆 武永兴 范敏若 苑郑民 王临安）

历史：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的党员干部

■王扬宗

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召开学部成立大会。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公布了首批233位学部委员名单，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首批学部委员大都是我国现代科学和学术各领域的著名专家，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但也有少数人系在各学术机构担任领导的党员干部，由于工作关系而被选聘为学部委员的。

首批学部委员中，中共党员共有44名，其中郭沫若、侯祥麟的党员身份当时还没有公开。党员学部委员最集中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部，有29名之多，接近半数。这与该学部要求“以马列主义解决问题”为学术标准密切相关，暂且不表。

再看属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另外三个学部，党员有15人，包括来自延安等解放区的恽子强、沈其震、周泽昭、陈凤桐、武衡、李强、赵飞克、钱志道，地下党员吴征镒、李文采，以及解放后入党的钱三强、黄家驷、涂治、陶亨咸，还有1938年就秘密入党的侯祥麟。

这15人中，获得博士学位者6人，硕士学位2人，学士学位6人，还有一位大学肄业。在党员干部队伍里，他们的教育背景应该算是很高的了，但在以归国留学生为主的学部委员群体里，他们的学历并不算高。如果把钱三强等新入党的知名科学家不计在内的话，大多数党员学部委员大都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多数人甚至并不从事学术研究。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28位党员干部，作为党在各领域的领导人和代言人，这样的情况也是很突出的。

195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审议第一批学部委员的名单的时候，其中的一些党员学部委员引起了刘少奇等人的注意。如对于名单中的两位医药卫生方面的党员干部，政治局领导质疑他们“算什么科学家”；对于学术标准，一些领导提出党内外应当一致，党员不要搞特殊，如果为了联系工作，让他们列席学部委员会议就行了。据参加了当天会议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批评不能不引起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重视。1955年5月中旬，院党组从原来提交中央审议的学部委员名单中删去了四名党员干部，但仍然保留了绝大多数党员学部委员。对此，院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解释道：“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的学术很少，亦应列为学部委员”。在这份报告中，虽然列出的这一类学部委员只有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和恽子强等7人，但其实，大多数党员学部委员都属此类情况。

在张稼夫等人看来，学部委员不是荣誉称号，而是一种工作职务。他说：“我们搞学部，实际上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是发挥党领导科学的作用”。作为党派到科学界的领导人，他们就不能不当学部委员。但在外界看来，甚至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眼里，学部委员都是一种很高的学术荣誉，视之为改变了名称的院士制度，最重要的是学术标准，必须名实相符。因此毛泽东拍板让陈寅恪当学部委员，刘少奇要求“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科学界包括绝大多数学部委员，也都更重视学部委员的学术荣誉性。这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价值观，也是科学界分层的必然趋势，不随张稼夫等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

过了不到两年，1957年初学部委员第一次增补时，一开始也提名院党组领导张劲夫、裴丽生、刘导生等三人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但张劲夫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他代表院党组向中央提出：“目前情况已和前次学部成立时情况不同，当时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还未完成，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相当紧张，在考虑学部委员名单时，要从学术、政治及工作需要三方面结合考虑，因此，有一部分作科学行政组织工作的党员，由于工作需要，也列为学部委员。现在情况已有变化，学部委员人选主要应从学术方面考虑，如果学术水平不够，仅因为是党派去做科学行政组织工作，而就列为学部委员，就会使科学界有一种特殊之感。因此，我们主张这次不增补张裴刘三同志。至于以前有些做科学行政组织工作的党员已列为学部委员，有的并已调动工作，我们意见，应在适当时机提出辞职”。

虽然后一建议没有实现，但张劲夫等人没有自封为学部委员，也是十分可贵的。学术荣誉贵在名实相符、宁缺勿滥。缺犹可以弥补，滥则后患无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科学报》 (2015-06-12 第6版 历史)

1984年，钱老被选为科协主席，

会议上大发雷霆：我不当

网易号: 零点知识局2023-08-11 11:03:42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踏上归国之路，凯旋而归，一时之间，全国欢腾，为之沸腾。这位能抵“五个师”的钱学森，是毛主席、周总理等众多英勇坚决的革命领袖亲自努力的成果。回国后，钱学森以厉兵秣马之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为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着磅礴力量。

然而，就在他晚年之时，当科协主席的职位摆在了他的面前，却发生了令人疑惑的一幕。钱学森竟然拒绝了这一荣誉，毫不犹豫地退居二线，甚至在会议上公然大怒，让众人手足无措，连年迈的老主席周培源也愣住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态度让人难以理解。作为一个具有举世瞩目成就的科学家，钱学森应该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重要职务。而他的退让与拒绝，究竟是出自谦逊，还是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

钱学森：永远的科学家与祖国的航天先驱

钱学森，他的一生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开始。191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他降生在这个繁华的城市中，带着满满的希望和未来。小时候，他的好奇心如同火焰般燃烧着，总是对一切充满好奇。他喜欢捕捉昆虫，观察花草树木，这些在他眼里都是大自然赐予的奇妙礼物。而他对飞行的向往更是如鲠在喉，他常常在梦里飞翔在天空中，俯瞰着整个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的兴趣逐渐转向了科学。他进入了交通大学学习，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在校期间，他发现了自己对宇宙的好奇心远不止于此，于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赴美留学，追逐更广阔的知识海洋。

在美国，他投身于学术的深造，同时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探讨着宇宙的奥秘，畅想着人类未来的发展。钱学森不知不觉间已经度过了好几个春夏秋冬，但他的心中依旧保留着那个年轻的梦想，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让人类像鸟儿一样自由地翱翔于蓝天之上。

时光荏苒，终究难逃离别之苦。在完成学业后，钱学森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巨大的科技挑战，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祖国的科研事业中。

两弹一星，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名字。钱学森和他的团队倾尽全力，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每一次试验都伴随着风险，但他们毫不退缩，因为他们心中燃烧着对国家的热爱。当第一颗人造卫星飞向太空时，钱学森的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激动与喜悦。他意识到，他们的努力不仅是对国家的贡献，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然而，科技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钱学森和他的团队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困难。但他们没有被挫败，相反，他们从每一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接再厉。最终，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关，让中国的科技事业蒸蒸日上。

在科技的征程中，钱学森也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导师。他教导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将自己的知识传承下去。他总是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永不止步。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榜样，一位引路人。

退休年龄早已到来，但钱学森并没有选择悠然离去。他再次担起了科技事业的重担，不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年逾古稀的他依旧坚守在科研的前沿，他说：“只要身体还允许，我就会继续为中国科技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然而，岁月不饶人，钱学森的身体逐渐开始显露疲态。他的学生们劝他放下工作，好好享受晚年。但他却笑着拒绝了：“我心中的梦想还没有实现，我还想为祖国的航天梦贡献一份力量”。

在中国科协选举中，众人一致认为钱学森是最合适的主席人选。然而，他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提名。在众人的规劝声中，他说：“我不同意你们的举荐，我是科学家，我的位置就应该在实验室，而不是在会议室”。

邓颖超的力劝

钱学森身着朴素的灰色西装，站在科学技术协会的会议厅里。众人期待的目光投向他，他微笑着摆摆手：“各位，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推崇，但我真的不想担任主席一职”。

科学技术协会的副主席裴丽生站了出来，一本正经地说：“学森先生，您不必担心，您可以念完您的演讲稿后，我们会将您的意愿呈递给大家”，他期待着钱学森的答复。

钱学森深深吸了口气，开始发表演讲。他充满激情地讲述着自己多年来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心得，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演讲结束时，裴丽生看着钱学森，希望他能够写下接任主席的字句。

然而，钱学森摇了摇头，眼神坚定：“我不愿意写下那样的话”。会场一片寂静，裴丽生不禁有些失望，他清楚地知道钱学森的重要性，拥有他作为主席将对科协的未来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在这时，邓颖超夫人步入会场。她举止优雅，目光如电，自有一种威严。众人立刻行礼致意。邓颖超走到钱学森的身边，轻声说道：“学森啊，你作为我的恩师，对于科技界的贡献不言而喻。你能接任科协主席一职，对于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钱学森听着邓颖超的话，眼中闪过一丝感动。他知道邓颖超是希望以恩师的身份来说服他，毕竟对于自己的老师，他一直心怀敬意。

“邓颖超，您的话我铭记在心”，钱学森略显疲惫地笑了笑，“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接受科协主席的职务”。

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裴丽生也松了口气，他知道这一决定对于科协和整个科技界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久后，钱学森正式担任科协主席一职。他没有负责会务繁琐，而是将重心放在科技创新和尖端决策上。他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共同探讨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

钱学森：科技伟人，国家繁荣的领航者

当钱学森最终接受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一职时，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的决定让人们看到了他对科学研究和国家科技发展的坚定承诺。担任主席后，钱学森没有被会务繁琐所困扰，而是将重心放在科技创新和尖端决策上。他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共同探讨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

时光匆匆，岁月如梭。在他92岁高龄时，他见证了神舟载人航天飞船的历史性成功。这是他半生科学追求的辉煌篇章，也是他在国家科技事业上的杰出贡献。

钱学森，一颗闪烁的孤星，终将铸就成一片璀璨的银河，为科技的舞台增添绚烂的光彩。他的事迹，如同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在历史的长河中奏响，激励着无数科学家追求卓越，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结语

在钱学森的职位担任上，他所做出的那个拒绝举荐的决定，这是出自他谦逊的本性，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科学家，更适合在实验室中默默耕耘，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对科技事业的热爱，对飞翔的梦想，一直都在他心中熊熊燃烧着。

从他年幼时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开始，到赴美留学探求更广阔的知识，再到回国投身科技事业，钱学森的一生都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他身上的光芒不仅照亮了祖国的科技舞台，更成为了国家繁荣发展的领航者。

正如他晚年在科学技术协会的会议上拒绝举荐，但在邓颖超夫人的力劝下，他最终接受职务一样，钱学森的一生也反映出了坚定和谦逊两种品质的交织。这样的坚持和谦虚，或许正是他成为科技伟人的重要原因。

回望他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科学家的坚守，一位爱国者的担当。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了磅礴的力量。他的事迹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让他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正如开头所述，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凯旋而归，为全国欢腾，为之沸腾。如今，他的光辉事迹和坚韧品质仍然在人们心中熠熠生辉，他永远是中国科技史上不可磨灭的名字。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让我们继续缅怀钱学森先生的伟大贡献，铭记他的谦逊与担当，以他为榜样，勇往直前，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让中华民族的航天梦翱翔于更高更远的蓝天之上。

让我们永远怀念钱学森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国家的航天先驱，让他的精神永远指引着我们的前行。

文敏生



◎文敏生

黑龙江省委原书记文敏生(1915年-1997年)，男， 汉族，山西垣曲县人，1915年10月出生，1936年2月参加革命，1937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基本信息

中文名：文敏生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15年10月

逝世日期：1997年6月

1. 人物生平

1915年10月 出生在山西垣曲县莘庄村。

1941年任鄂中地委书记兼新四军五师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5年任江汉区党委副书记兼江汉军区政治委员、鄂西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鄂西北军区第二副政治委员兼组织部长、江汉二地委书记兼二军分区政治委员、湖北荆州地委书记兼荆州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公安部副部长、华南分局社会部长，边防军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5年2月任广东省副省长

1956年7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

1959年2月任省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1961年2月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

1962年7月任省委常务书记，副省长

1965年7月任河南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

1966年9月任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打击迫害。后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1979年1月平反后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

1981年3月任邮电部党组书记、部长

1984年7月任顾问。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12、13届中顾委委员

1997年6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1]。

参考资料

[1]文敏生信阳党史网(引用日期 2022-03-27)

他是原广东省副省长，

曾提倡群众留一些“保命田”，官至副部级

端庄宇宙 2023-10-17 03:59

广东省副省长文敏生：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先驱广东省副省长文敏生，他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也是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重要人物。尽管他身份显赫，但他始终铭记毛主席的嘱托：“为人民服务”。在从政的岁月里，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于说真话，深受人民喜爱。

文敏生出生于1915年，于21岁开始参加中国革命。他的革命之路源于对旧社会的不公平现状的深刻认识。在师范学校读书和担任小学教师期间，他接触到了先进的思想，深感旧社会的悲惨现状，渴望自由和公平。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文敏生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为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李先念同志曾对他高度评价：“只身深入虎穴，机智勇敢，临危不惧”。解放战争中，文敏生继续展现出出色的才华。作为鄂西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他执行中央战略决策，坚持游击战争，有效牵制了敌军。新中国成立后，文敏生得到了党组织的重用和提拔，先后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广东省副省长和广东省委书记等。

在文敏生担任河南省委常务副省长期间，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许多老百姓患上了浮肿病。作为省长，文敏生深感担忧，亲自下乡进行调研。他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在坚持食堂统一领导的基础上，给社员发放粮食、蔬菜和食盐，让他们回家做饭。他还提倡留一些“保命田”，认为种植自留地和开垦小片荒地是社员的权益，也是社会财富，并且不会流失到国外。随后，文敏生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邮电部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务。

在他担任邮电部部长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如给予邮电部门邮电利润和外汇倒一九分成的优惠政策，逐步提高邮电设备的折旧率，广泛推广微波通信用于国内报话业务等。他的工作为邮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6月24日，文敏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他是一位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先驱，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勇于面对困难，敢于说真话。他的一生充满了奉献和担当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

总结：文敏生是一位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先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于面对困难，敢于说真话。在从政的不同阶段，他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期间展现出了出色的领导才华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的一生充满了奉献和担当的精神，是我们学习和敬佩的榜样。我们应当向文敏生学习，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勇于面对困难，敢于说真话。在工作中，我们要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正确的领导思想，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最后，我想问读者一个问题：在您的生活和工作中，您是否也能像文敏生一样，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常乾坤



◎常乾坤

开国中将常乾坤(1904.9.3-1973.5.20)，山西省垣曲县王茅镇下亳城村人。中国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建者之一。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3年5月20日于北京逝世[1]。

基本信息

中文名：常乾坤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04年9月3日

逝世日期：1973年5月20日

常乾坤

1. 人物生平

1904年9月3日生于山西省垣曲县亳城村。

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3期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考入广州航空学校，任区队长。同年赴苏联，先后入红军中级军事航空理论飞行学校和航空领航员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苏联红军独立航空大队任中尉领航员、准校领航主任。

1933年入红军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9月毕业后回国，被派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任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

1940年12月到延安参与筹建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任教务主任。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大队长，延安军事学院大队长，中共中央军委俄文学校编译处处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航空组副组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总队长，参与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先后任副校长、校长，为建立和发展人民空军培训出一批航空技术骨干。

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组建空军，任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

1950年冬参加抗美援朝，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主持航空基地建设和物资准备工作。

1951年秋回国，仍任空军副司令员。

1953年后兼任空军军事学校部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4年任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

1955年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3年5月20日于北京逝世[1]。

2. 人物经历

从飞行学员到航空教员

1925年常乾坤中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炮科，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适逢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苏联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培养空军人才，选送黄埔毕业生学习飞行。常乾坤就是经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推荐，以优异成绩进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学习，由此成为我军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26年6月，他又作为飞行学员被广东国民政府派往苏联，经航校培训后，担任过苏军航空队的飞行参谋、领航主任。

为提升理论水平，1932年常乾坤考入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系统学习飞机构造和设计。正是这段留苏经历，为他归国后担任航空教学训练教员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常乾坤三次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得到“安心等待”的答复。直到1938年9月，未及参加毕业典礼的他终于得以启程。经停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常乾坤留下担任了航空教员，与王弼负责理论教育。在此之前，我们党依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助新疆盛世才的装备，培训一些红军干部到新疆边防督办航空队学习航空机械和航空技术。常乾坤后被中央安排进入新疆航空队任教，但为盛世才所拒绝，遂主持航空训练班培训我们党自己的人员。1940年12月，常乾坤等奉命回到延安[2]。

艰难起步创办航校

回延安不久，常乾坤等人就建议党中央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以提早储备航空干部。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接见并给予鼓励。1941年2月，中央根据常乾坤等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并指定王弼、常乾坤等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培养航空技术人才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因此选拔学员注重3个条件：具有3年以上军龄、党龄，表现好；具备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1941年3月10日，航空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王弼任校长，常乾坤任教务主任。但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央发来指示，苏联没有精力援建航校，“当前只有收缩和储备技术干部……等待时局的发展和变化”。此后，航空工程学校多次调整，经历了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工程队、延安军事学院俄文工程大队、总参俄文学校等时期，常乾坤则在1944年调入中央军委航空组任副组长。

抗战胜利后，东北局收编归降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成立沈阳航空队，后扩编为航空总队。党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留下的一些机场和飞机，抓紧创办航空学校，为未来的人民空军培养骨干。常乾坤在中组部支持下，选调航空组和原工程学校的一批干部开赴东北筹建航校，周恩来在送行时嘱托道：“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子”。

常乾坤率队到东北后，组织大家四处搜集航材，共搜寻到飞机120架、发动机200余台、油料800多桶、酒精200多桶。以航空总队为基础，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常乾坤任副校长(后任校长)。这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习惯上称之为东北老航校。

党中央和东北局交给常乾坤等的任务是：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常乾坤等克服语言障碍和思想隔阂，团结中日航空技术人员，修理破损的飞机，没有汽车转场就用马车拉，缺少汽油就用酒精代替，缺乏初、中级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可谓在废墟上建起了航校。

在国民党飞机的骚扰轰炸下，东北老航校被迫在3年里4次大搬迁。据统计，从1946年3月到1949年7月，航校培养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为此，毛泽东称赞常乾坤等人：“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3]。

见证中国人民空军“在战斗烽火中成长”

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也已具备。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为了有组织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3月30日，中央军委成立航空局，常乾坤任局长、王弼任政委。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即将召开，周恩来指示常乾坤迅速组建一支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的防空力量。飞行队组建后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并非实战，而是开国大典空中受阅。受领任务后，常乾坤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为使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时达到最好的观看效果，他还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确定航线，最终圆满完成了空中受阅任务。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担任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抗美援朝开始后，常乾坤又参与领导了空军入朝作战。

1951年3月15日，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为满足喷气式飞机需要，常乾坤带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修建了一批机场和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为空军参战做好了准备。

常乾坤创办航空教育播下的种子，也在朝鲜战场结出硕果。面对骄横强悍的敌人，东北老航校培养的王海、张积慧、刘玉堤、李汉等成长为空军战斗英雄。其中，李汉驾驶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在1951年首创志愿军空军击伤(1月21日)、击落(1月29日)美机的纪录。

1951年6月，毛泽东就入朝参战问题指示空军：“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9月中旬起，常乾坤等组织部队以师为单位参加轮战，先后有10个歼击机师和2个轰炸机师经受了实战锻炼。在“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战斗中，他们搏击长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2]。

3. 人物荣誉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4]。

参考资料

[1]常乾坤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06-09)

[2]常乾坤：人民空军的重要奠基人 党建网(引用日期 2021-07-13)

[3]常乾坤：人民空军的重要奠基人 人民网(引用日期 2021-07-13)

[4]常乾坤中国政府网(引用日期 2021-07-13)

朱德元帅

常乾坤战功平平，为何却被授中将？

朱德：没有他，我不算三军总司令

花开半夏 2022-2-28 00:03

前言：1955年被授衔的将军，不是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就是为我国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出现在授衔中将的名单中的常乾坤却似乎是一个“例外”。

　　常乾坤中将

原来常乾坤没有参加过长征不说，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也大都在后方，战功也并不明显，所以对于他能被授予中将军衔似乎是超出了很多人预料的。

不过虽然常乾坤没有卓越的战功，但他对军队的贡献却不可小觑。恰如朱德所说：有他，我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军总司令。

常乾坤的传奇故事，还要从他在苏联留学开始讲起。

一、苏联留学

1926年，苏联接受了一批来自中国的飞行学员，其中就有常乾坤。

　　在此之前，常乾坤报考苏联时引起许多苏联人的怀疑：中国连像样的机场都没有，更别提好的飞机了，常乾坤会能会开飞机？

事实上常乾坤不仅会开飞机，还懂得许多理论知识。正是凭借出色的表现，令他被许多苏联人所敬佩。

　　在苏联留学之初，常乾坤十分懂得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不论是飞机的原理、飞行技术，还是物理学、电学等相关学科，只要与飞机及飞行相关的知识，常乾坤都来者不拒。

待到理论知识学成后，常乾坤加入苏联一个空军基地。在这里，常乾坤得到了实战机会，得到了练习飞行技术的平台。

常乾坤的表现都被苏联人看在眼里，不论是刚到苏联时期的理论学习，还是后期的实际飞行中的表现，在苏联人眼中，常乾坤就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为了能让常乾坤留在苏联效力，许多人给他介绍了苏联女子，并让他在苏联结婚生子，企图用家庭及功名利禄捆绑住常乾坤。

令苏联人意外的是，即便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可常乾坤依旧没有忘记正在战争的祖国，甚至不止一次地请求回国，只是都被组织上拒绝。

　　原来常乾坤不仅仅是一位留学生，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出国的目的就是要回到祖国为航空奉献自己。

二、学霸常乾坤

常乾坤出生于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家中条件还不错，所以得到了上学的机会。

从读私塾开始，常乾坤就显露出超人的学习天赋。中学毕业后，常乾坤又恰好赶上黄埔军校招生。这时的常乾坤已经有了保家卫国的意识，毫不犹豫地参加招生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员。

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日子里，常乾坤接触到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最终在同学的介绍下，常乾坤也成为一名党员。

当时苏联政府在广东援助了一所航空学院，主要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培养专业人才。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常乾坤随即考入这所学校，正是踏上自己的航空之路。

七七事变爆发时，常乾坤正在苏联空军工作，此时的他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事业也正是大好的时候。可一听说国内抗战爆发，常乾坤立刻向组织上申请回国。

可不论常乾坤如何请求，国内只是让他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并安慰他总有一日会有他的用武之地。

直到1938年，常乾坤才终于收到任弼时发来的消息，让他做好回国的准备。

又是半年过去，常乾坤这才被批准回国，来到新疆航空队工作。

按照常乾坤的计划来说，自己应该成为航空队的教练，将自己在苏联的所有知识尽数传授给国人，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空军部队。

谁知当时的负责人不满常乾坤的苏联背景，坚决不让他担任重要职务，只是令他做一些翻译之类的文职。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常乾坤才被召到延安，真正做起关于航空的工作。

三、为航空事业做贡献

刚来到延安不久，常乾坤就提出建设航空学校、培养专业人才的想法。不过当时的条件并不充足，虽然计划很好，可实际实施起来还是有不小的困难的。

虽然后来常乾坤也组建了航空学习班，不过这些人才并没能立刻就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而是被迫做起其他工作。

不久之后，苏联遵循雅尔塔会议决定向日本宣战，日本无法抵挡强大的苏联军队，只能投降，曾经在东北的日本机场和飞机正好为我军所用。

即便有许多机场和飞机被毁，可这些装备依旧是我军组建空军的重要参考。

当时东北的林弥一郎有许多空军方面的人才，其空军排名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正是看中了他的才能，常乾坤等人积极对林弥一郎进行劝降。

当时我军战士尚且没有太多食物，可为了我国航空事业，常乾坤为林弥一郎等人提供了牛肉和蔬菜。

起初许多战士不能理解这种做法，毕竟日本人对我国造成极大的迫害，用这么好的食物招待他们实在有些浪费。可一听说他们能开飞机，战士们也就不再有疑义。

审查了对日军留下的装备后，常乾坤挑出可以用的那一部分，组建了真正的空军学校。在随后而来的解放战争中，常乾坤一边加快速度培养飞行人才，一边不停地换校址躲避国民党的蓄意破坏。

期间，没有汽油就用酒精代替，没有无线通讯装备就用旗子加手势代替。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也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我国空军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成长。

　　开国大典期间，常乾坤训练的空军飞过天安门，正式向世界宣告我国航空领域的惊人成功。激动的朱老总在晚间的宴会上直呼：没有常乾坤，我都不算三军总司令。

随后，常乾坤出任空军司令一职。

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军所有的飞机不到两百架，而性能和先进程度更是比不上美国的1200架。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还是在与美军的较量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美国飞机的坠落不仅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重要一击，更是给全世界针对中国的国家一个重大打击。而空军能有如此惊人的成绩，常乾坤居功至伟。

可以说是常乾坤使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而这也就正是他能被授予中将的原因。

彭德怀元帅视察空军

东北老航校初创领导人

毛主席视察空军装备

常乾坤夫妇

常乾坤：人民空军的重要奠基人

刘维杰 2020年11月23日08:05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常乾坤：人民空军的重要奠基人

　常乾坤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飞行员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克服种种困难为党培养和储备了航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人民空军的创立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从飞行学员到航空教员

　　1904年7月，常乾坤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2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炮科，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适逢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苏联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培养空军人才，选送黄埔毕业生学习飞行。常乾坤就是经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推荐，以优异成绩进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学习，由此成为我军最早的飞行员之一。1926年6月，他又作为飞行学员被广东国民政府派往苏联，经航校培训后，担任过苏军航空队的飞行参谋、领航主任。为提升理论水平，1932年常乾坤考入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系统学习飞机构造和设计。正是这段留苏经历，为他归国后担任航空教学训练教员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常乾坤三次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得到“安心等待”的答复。直到1938年9月，未及参加毕业典礼的他终于得以启程。经停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常乾坤留下担任了航空教员，与王弼负责理论教育。在此之前，我们党依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助新疆盛世才的装备，培训一些红军干部到新疆边防督办航空队学习航空机械和航空技术。常乾坤后被中央安排进入新疆航空队任教，但为盛世才所拒绝，遂主持航空训练班培训我们党自己的人员。1940年12月，常乾坤等奉命回到延安。

　　艰难起步创办航校

　　回延安不久，常乾坤等人就建议党中央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以提早储备航空干部。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接见并给予鼓励。1941年2月，中央根据常乾坤等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并指定王弼、常乾坤等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培养航空技术人才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因此选拔学员注重3个条件：具有3年以上军龄、党龄，表现好；具备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1941年3月10日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王弼任校长，常乾坤任教务主任。但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央发来指示，苏联没有精力援建航校，“当前只有收缩和储备技术干部……等待时局的发展和变化”。此后，工程学校多次调整，经历了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工程队、延安军事学院俄文工程大队、总参俄文学校等时期，常乾坤则在1944年调入中央军委航空组任副组长。

　　抗战胜利后，东北局收编归降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成立沈阳航空队，后扩编为航空总队。党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留下的一些机场和飞机，抓紧创办航空学校，为未来的人民空军培养骨干。常乾坤在中组部支持下，选调航空组和原工程学校的一批干部开赴东北筹建航校，周恩来在送行时嘱托道：“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子”。常乾坤率队到东北后，组织大家四处搜集航材，共搜寻到飞机120架、发动机200余台、油料800多桶、酒精200多桶。以航空总队为基础，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常乾坤任副校长(后任校长)。这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习惯上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党中央和东北局交给常乾坤等的任务是：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常乾坤等克服语言障碍和思想隔阂，团结中日航空技术人员，修理破损的飞机，没有汽车转场就用马车拉，缺少汽油就用酒精代替，缺乏初、中级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可谓废墟上建起航校。

　　在国民党飞机的骚扰轰炸下，东北老航校被迫在3年里4次大搬迁。据统计，从1946年3月到1949年7月，航校培养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为此，毛泽东称赞常乾坤等人：“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见证空军“在战斗中成长”

　　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也已具备。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为了有组织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3月30日，中央军委成立航空局，常乾坤任局长、王弼任政委。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即将召开，周恩来指示常乾坤迅速组建一支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的防空力量。飞行队组建后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并非实战，而是开国大典空中受阅。受领任务后，常乾坤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为使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时达到最好的观看效果，他还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确定航线，最终圆满完成了空中受阅任务。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担任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抗美援朝开始后，常乾坤又参与领导了空军入朝作战。1951年3月15日，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为满足喷气式飞机需要，常乾坤带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修建了一批机场和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为空军参战做好了准备。

　　常乾坤创办航空教育播下的种子，也在朝鲜战场结出硕果。面对骄横强悍的敌人，东北老航校培养的王海、张积慧、刘玉堤、李汉等成长为空军战斗英雄。其中李汉驾驶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在1951年首创志愿军空军击伤(1月21日)、击落(1月29日)美机的纪录。1951年6月，毛泽东就入朝参战问题指示空军：“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9月中旬起，常乾坤等组织部队以师为单位参加轮战，先后有10个歼击机师和2个轰炸机师经受了实战锻炼。在“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战斗中，他们搏击长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

(责编：曹淼、谢磊)

常乾坤中将

黄埔军校山西籍将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建人常乾坤中将

虾仁两故事 2023-11-26 02:09:35

常乾坤(1904-1973)，山西垣曲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兼航空学校副校长、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等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创建人之一。

常乾坤于21岁(1925年初)时，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同年7月，正式升入第三期学生队，编入步兵科，并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在该校毕业后，考入广东革命政府航空局创办的航空学校学习。6月， 被选派赴苏联学习，就读于苏联红军航空学校。在该校毕业后，曾在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担任准校领航员，历七个年头。1933年，入苏联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航空工程系继续深造四年。

○苏军军官军衔系列：准尉、少尉、中尉、上尉、大尉；准校、少校、中校、上校；准将、少将、中将、上将、大将；元帅、大元帅。

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常乾坤、王弼等10多名学员，一起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提出回国参加抗战和从事国家航空建设的要求。次年9月常乾坤、王弼等人，遂离苏回国，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被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留下，开办新兵营航空队，从事翻译航空教材，组织留在乌鲁木齐的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部分干部，以及由延安派去的一批干部学习航空理论，由常乾坤担任乌鲁木齐新兵营航空队理论教员。这是中国西北地区历史上第一批由中共培养的一支航空队伍。

1940年底，由于新疆督办官盛世才准备反共，常乾坤等人被调回延安。次年1月，中央军委在陕北安塞成立八路军工程学校，培养航空机械工程人才。该校由王弼任校长，常乾坤任教务主任。10月，八路军工程学校奉命并入抗大第三分校，但仍在第三分校设立一个俄文大队，从事航空资料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由常乾坤任俄文大队大队长。11月，抗大第三分校编入延安军事学院后，仍任俄文大队大队长。期间，曾担任军委俄文学校编辑处处长、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等职。

1944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总参谋部成立航空组，由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派常乾坤、王弼率军委航空组以及延安工程学校部分人员，到东北搜集日军留下的航空器材，筹建航校。次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朱瑞任总队长，吴溉之任政委。是月，常乾坤率领从延安到东北的30多人到达海龙，接替朱瑞任航空总队总队长。

常乾坤和王弼将军



同年3月，以航空总队为基础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由常乾坤担任校长。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是中国人民航空开业的开端，为人民航空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1947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刘亚楼为航空学校校长，常乾坤改任副校长。1949年3月初，常乾坤与王弼一起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成立统一领导航空事业的航空委员会或航空部，以便统一管理各军区所接收的飞机、航空器材、机场设备及民航事业中关于飞行与航空人员的处理事宜等具体问题和事务。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遂于3月30日，由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常乾坤为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与此同时，常乾坤仍继续兼任东北航空学校副校长。

多年来，常乾坤不仅为人民解放军部队航空事业创建与发展，不遗余力，贡献良多，而且为发展航空教育事业，培养造就航空人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常乾坤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等职，继续为人民空军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5年9月，被授于中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12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年因病逝世，终年70岁。

中国航空奠基人：常乾坤

史韵烽火台 2025-1-5 17:21

中小学思品一级教师

创办东北老航校：于绝境中孕育希望之苗

1946年3月1日，东北通化迎来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此诞生，常乾坤临危受命，先是担任副校长，后又挑起校长的重担，就此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却又充满希望的征程。

彼时，办学条件之差令人咋舌，各种资源稀缺到了极点，而航空油料的严重匮乏更是如同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大山。然而，常乾坤宛如一位坚毅的开拓者，并未被这重重困难所吓倒。他凭借着自己卓越的智慧和出色的领导才能，迅速组织起技术人员，开启了一场艰难卓绝的探索之旅。

在解决油料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大胆提出了用96度纯酒精替代航空汽油进行飞行训练的创新设想。但这绝非易事，从最初酒精与其他添加剂的调配比例摸索，到发动机如何适应这种新型燃料的精细调试，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未知与挑战，需要技术人员们进行反复的钻研和测试。常乾坤始终坚守在一线，与技术人员们并肩作战。简陋的实验室里，他专注地观察着每一次实验数据的变化；寒风凛冽的机场上，他亲自参与飞机的改装和调试工作。日夜交替，寒来暑往，他们从未停歇。终于，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改进，飞机在纯酒精的驱动下成功地冲向蓝天，一条维持飞行训练的新路径就此被开辟出来，为航校的发展带来了曙光。

航校初创之际，初级、中级教练机的短缺又成为一大棘手难题。常乾坤审时度势，果断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采取“三步并作一步走”的策略，决定让学员直接挑战高级教练机。这无疑是一次充满风险的抉择，学员们需跨越基础训练阶段，直接面对高难度飞行操作的考验。为了确保学员们能够安全且顺利地掌握高级教练机的飞行技巧，常乾坤亲自投身于教学方案的策划之中。他广纳贤才，召集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教员齐聚一堂，共同针对学员的实际情况精心设计了一套别具一格的训练方法。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奔赴训练现场，用自己娴熟的飞行技术为学员们示范标准的飞行动作，耐心地为学员们拆解每一个操作要领，细致入微地手把手纠正学员们的每一个错误动作。在他不辞辛劳的悉心指导下，学员们逐渐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与技术上的重重困难，成功地掌握了高级教练机的飞行技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航空人才如同破茧而出的蝴蝶，从这所简陋却充满希望的航校飞向广阔的天空，为人民空军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在常乾坤和全体教职员工不懈的拼搏与努力下，东北老航校成功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达到了 560人。这些学员恰似一颗颗充满生机的种子，被播撒在人民空军这片肥沃的土壤中，为其正式建立储备了雄厚的人才力量。毛泽东听闻航校的斐然成绩后，也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这寥寥数语，不仅仅是对常乾坤个人工作的高度肯定，更是对东北老航校在新中国航空史上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最佳赞誉，宛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开国大典空中受阅：以蓝天为画布绘就壮丽篇章

1949年3月，常乾坤肩负起了新的使命，担任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而此时一项光荣且艰巨无比的任务也随之而来，那就是筹备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仪式。

接到这一重任后，常乾坤立刻行动起来，迅速集结起一支专业的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而忙碌的筹备工作之中。他深知，此次空中受阅绝非一场普通的飞行表演，而是新中国向全世界展示自身力量与崭新形象的绝佳契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而绝不容许出现丝毫的差错。

在地面筹备阶段，常乾坤带领着团队成员展开了细致入微、近乎严苛的沙盘作业。他们依据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地形地貌特征，精心规划着飞机的飞行航线以及编队队形，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反复的推敲与打磨，力求确保飞行过程能够安全、精准无误地进行。与此同时，为了让飞行员们能够娴熟地掌握飞行路线以及各种复杂的动作要领，常乾坤精心组织了大量高强度的空中演练。他亲自登上指挥飞机，翱翔于蓝天之上，指挥着飞行员们进行编队飞行、高度精准调整以及速度严密控制等一系列高难度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对每一个飞行动作都严格把关，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瑕疵，始终以最高标准要求每一位飞行员。

随着开国大典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常乾坤的工作节奏也变得愈发急促和紧张。他不辞辛劳，多次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从空中受阅的独特视角出发，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建筑布局和地形走势，进一步对飞行航线进行优化和确定。他静静地站在城楼上，目光坚定而深邃地望向远方，脑海中不断思索着如何能够让飞机编队在通过天安门上空的那一瞬间，以最为完美的姿态展现出新中国航空力量的风采，呈现出最佳的视觉效果以及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终于，那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之日来临了。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气氛庄重而热烈。常乾坤坐镇指挥中心，全神贯注地密切关注着空中的每一架飞机的动态。当受阅机群按照预定的计划依次腾空而起，在空中迅速组成整齐划一、威武雄壮的编队，向着天安门广场浩浩荡荡地飞来时，整个现场瞬间被点燃，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飞机编队以其整齐的队形、矫健有力的身姿优雅地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着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那一刻，蓝天之上飞机的轰鸣声与地面上人们的欢呼声相互交织、共鸣，共同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永载史册的壮丽画面。常乾坤望着自己精心筹备的空中受阅仪式圆满成功，心中满是自豪与欣慰之情。他深知，这次空中受阅不仅仅是新中国航空力量的一次精彩绝伦的展示，更是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目标昂首迈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和象征，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抗美援朝：在战火硝烟里书写英雄赞歌

1950 年冬，朝鲜半岛战火纷飞，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毅然决然地派出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常乾坤也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这场伟大而壮烈的战争之中，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以及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

常乾坤心里十分清楚，空军力量在这场战争中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想让空军能够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能，首先就必须拥有可靠稳定的机场以及充足完备的作战物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这一艰巨而危险的重担。

当时的朝鲜，局势极其严峻，美军飞机频繁地进行狂轰滥炸和肆意扫射，每一次外出行动都仿佛是在与死神擦肩而过，生命安全时刻受到巨大的威胁。然而，常乾坤毫无惧色，他毅然决然地亲自带领着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的人员深入到朝鲜的各个地区，全力以赴地开展机场选址工作。凭借着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军事经验以及对地形敏锐而精准的观察力，他在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地理环境中仔细甄别、精心挑选出了最为合适的机场建设地点。选定地址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亲自参与到机场的设计工作当中，从跑道的长度、宽度等关键参数的确定，到停机坪的布局规划等每一个细节之处，都经过了他深思熟虑的反复考量，竭尽全力确保所建设的机场既能够充分满足飞机的起降需求，又具备一定的隐蔽性和较强的抗轰炸能力，从而为空军作战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为了加快机场的修建进度，常乾坤积极主动地与朝鲜政府进行沟通协商，成功发动了数万朝鲜群众一起参与到这场争分夺秒的抢修机场工作中来。在施工现场，常乾坤宛如一座屹立不倒的灯塔，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和战士们、群众们一起并肩作战，不辞辛劳地搬运土石、铺设跑道，哪里出现了困难和问题，他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哪里，及时解决问题，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在美军飞机的频繁轰炸威胁下，他们常常不得不无奈地中断施工，迅速躲进附近的防空洞暂避危险。而一旦轰炸结束，硝烟尚未散尽，常乾坤便会毫不犹豫地带领大家迅速返回工地，争分夺秒地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绝不浪费一分一秒的宝贵时间。

经过不懈的艰苦努力和顽强拼搏，在1951年9月以前，常乾坤带领着他的团队共成功修建好了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同时还精心组织修建了一批功能完备的仓库，储备了大量急需的军用物资。这些机场和物资的及时到位，犹如为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作战搭建起了坚实的平台，极大地增强了志愿军的空中作战能力，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常乾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无畏表现和无私奉献精神，也成为了他人生历程中又一段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的篇章，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被后世永远传颂和敬仰，成为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财富。

开国中将常乾坤

（1904年9月3日-1971年5月20日）

他曾在苏联留学12年，

回国后成为我国空军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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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没有参加过南昌起义，也没有参加过秋收起义，更没有参加过万里长征。土地革命时期，他还在苏联学习，直到抗战时期才回到祖国，可他却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就是常乾坤将军。常乾坤将军在苏联学习12年，系统而全面地学习了空军理论，学成归国，为我国空军事业的发展作了杰出贡献。

毕业后远赴苏联深造

常乾坤，1904年9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少年在家乡读书，1921年考入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办的讲武堂。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经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推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航校第二期学习飞行，并任区队长。

据常乾坤的夫人李芳介绍，常乾坤当时在黄埔军校是代替别人参加广东航校考试的，以极优的成绩被录取，后因被代替的那个人不去了，周恩来便找常乾坤谈话，问常：“你愿不愿意学航空啊？”常说：“愿意学，但我没有钱怎么学呀！”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帮助你”。就这样，常乾坤进入了广东航校。

黄埔军校时期的常乾坤

1926年5月，受广东革命政府派遣，常乾坤进原苏联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常乾坤在苏联航校毕业后，在苏联空军航空部队服役多年，先后担任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长、飞行团的领航主任等职，被授予少校军衔。1932年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深造。入学后，他发奋读书，刻苦钻研，如饥似渴地拼搏了6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学有所成，回国授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常乾坤多次找共产国际，坚决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4月接到当时在苏联工作的任弼时的通知：“已同意你回国，何时动身，尚未决定，你准备吧!”

1938年8月，他连学院的毕业典礼都顾不上参加，同王弼一起从莫斯科回国。9月，中共中央决定常乾坤去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航空学校工作。这所学校是国民党盛世才借苏联的资助创办的，党组织从延安派去43名同志在这里学习航空技术，由常乾坤负责培养。但由于盛世才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不改，千方百计地从中干扰，致使培养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常乾坤在这种复杂恶劣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斗争，坚持教学，并编写了几种航空理论教材，其中有《飞行原理》、《空中射击》、《空中领航学》等。这些教材，后来在东北航空学校的教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是建国后空军各航校的主要教材。

常乾坤和王弼

1940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在延安安寨建立了八路军“机械工程学校”，调常乾坤担任教育长，军委从各部队选送学员，以学习航空理论为主。他一面主持全校教学工作，一面亲自教授数理课和俄文课，还和大家一起参加生产劳动。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军委决定将“机械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为“军事学院”，院长由朱德司令兼任，常乾坤任第一大队长，该大队下设两个俄文(支)队、一个工程队。这个大队培养的干部，建国后在国家外交、交通、航空、教育等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延安期间，常乾坤还担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直接协助叶剑英主持总参事务，并负责军委航空研究小组的工作。

为航空学校培养技术骨干

1945年8月的一天，叶剑英找到常乾坤对他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常乾坤听到这话，高兴极了，连饭都顾得上吃，就跑去枣园见任弼时。任弼时也很兴奋，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样？”

常乾坤听完这话，心里非常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其实，创办一所航空学校，是常乾坤憋了很多年的梦想。在他苏联留学期间，苏联人还有点瞧不起中国人，当常乾坤报考苏联航空最高学府时，苏联考官直接拒绝了他，说你是中国人，连飞机都不会开，来这里干什么？常乾坤不服气，说：“如果不相信我的水平，请把你们学校最好的几个学生叫来，我愿意跟他们比试一下，如果我输了，立刻走人”。经过比试，常乾坤的所有成绩都名列前茅，让苏联考官大为赞叹，当场同意了他的入学申请。毕业后，苏联空军司令亲自指示，常乾坤可以直接进入苏联空军。但是，常乾坤却婉拒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祖国正在被日军轰炸，自己既然学到了本领，就应该回国效力，报效祖国。常乾坤回国后，去了延安，向毛主席申请建立一所航空学校。但是，当时八路军的条件众所周知，根本没有飞机可供教学，常乾坤的这个梦想也一直憋在心里，直到1945年才终于得以实现。

初创时期的东北老航校

当时东北各机场都曾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至于飞机，少头无尾，残缺不全。各种车辆机械也是一堆废钢烂铁，散失各处。当时局势又极混乱，土匪特务横行无忌，交通线路皆遭破坏。常乾坤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走遍了丹东、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搜集了一些器材，先建立了第一所航空队，即“东北航空队”，后改称“航空总队”。

在荒漠深山里发现了被日寇破坏掩埋的航材

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常乾坤还以迪化航校的同志为骨干，利用实物教学，边讲边做。这对文化不高的工农兵学员教学效果极好。从1946年到1947年，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学校几度转移，他们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三年中培养出110名飞行员、20名领航员、300名地勤人员。这些人员后来成为人民空军的骨干力量。空军部队大部分军、师干部及全国闻名的空军英雄王海、刘玉堤都是东北航空学校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

1949年8月，常乾坤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当听完常乾坤的报告后，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成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开国大典亲自指挥受阅空军

1949年9月1日当晚，常乾坤在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大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完成受阅任务上来。常乾坤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百分之百地顺利完成任务”。

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过硬，在政治上也要纯洁，因为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的，也是承担风险最大的关键问题。常乾坤作为具体领导负责受阅工作的军委航空局长，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

在组织飞行训练中，常乾坤要求各分队严格编队队形训练。他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把飞机按空中规定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并掌握判断偏差和修正的要领。然后，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

为了使整个机群在天安门上空便于中央首长观看，达到最佳的效果，常乾坤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地观看确定飞行航线。经过预演，常乾坤觉得航线偏北则太靠近天安门，观看者仰头太厉害，不便观看，甚至于会被天安门城楼的大屋顶挡住视线而看不到飞机；航线偏南则起不到与地面通过的装甲部队保持协调一致，达不到检阅指挥部的要求。所以，机群必须保证在金水桥以南，南红墙(当时天安门对面长安街南面有一道红墙)以北通过，西南对正复兴门才是最好的航线位置。

　　1949年10月1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10月1日，凌晨五点，南苑飞行中队的受阅飞行人员就进入了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

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军区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中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常乾坤人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直到受阅任务的圆满完成其心情才轻松下来。

朝鲜战争中肩负机场抢修重担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决定由人民空军参战，和朝鲜空军并肩作战，常乾坤担任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在志愿军司令部，常乾坤见到了彭老总，彭老总严肃地对他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就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

常乾坤深感责任巨大，半点马虎不得，凡事都亲力亲为，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为我国空军事业呕心沥血

此后，他一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主管空军的军事训练、空军科研和航空工程等工作。从60年代开始，国家开始制造飞机，常乾坤担任国家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副主任，亲自主持大量航空军工产品，如“歼六”、“歼七”、“歼八”飞机的论证、试验、试飞、定型等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常乾坤还担任过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国防组组员和航空组副组长，并参加中国航空学会的工作。

中国航空学会成立

在“文化大革命”中，常乾坤遭受了打击和迫害。在恶劣的环境下，他始终坚持斗争，长年奔波在全国各地，为空军建设、航空设备、军工科研和生产呕心沥血。

1971年4月，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患重病住院，经医院治疗无效，于1973年5月20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组建了我军第一支航空队，

有他在老蒋不敢空袭北京，后授中将衔

网易号: 近史博览 2024-08-09 14:19:23

他组建了我军第一支航空队，有他在老蒋不敢空袭北京，后授中将衔

开国大典前，有消息传出蒋介石要来天安门搞轰炸，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这时候我军的航空局长就站了出来，说我们受阅的空军部队可以挂上实弹，只要国民党的飞机敢来就让他们有去无回。这位航空局长名叫常乾坤。

常乾坤是黄埔三期生，虽然名声不显，但他其实极具才能，当时孙中山创建航空学校，从一二三期学生中只招52个人，其中就有常乾坤的名字，足以见得他的能力。之后常乾坤被国民政府送到苏联深造，常乾坤不甘落后，又力压很多苏联的精英飞行员考入了苏联航空界的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

常乾坤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苏联空军司令的重视，许诺他只要留在苏联就会有非常光明的前途，但常乾坤心系战火纷飞的祖国，拒绝了苏联方面的要求。但苏联人并不打算放人，于是常乾坤就找到了当时的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不断的斡旋和交涉后，常乾坤得以回到延安。

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同意了常乾坤想建立一座航空学校的想法。但当时的延安连汽车都没有几辆，更不要说飞机了，常乾坤想拿个模型给学生上课都不可能。但困难就是用来克服的，没有飞机就先学理论，常乾坤就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一百多名理论扎实的飞行员，后来都成为了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人员。

日本投降后，常乾坤被派到东北筹建航空学校。他本以为办学条件能有所好转，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当时苏联人搬走了所有重要的航空机械，留下的都是一些破铜烂铁，但常乾坤就在这一堆破铜烂铁上，发展出了后来展翅翱翔的东北空军。

当时关东军还有一支飞行大队拒不投降，但八路军非常看重其中的飞行专家，于是常乾坤出面和日军大队长林弥一郎谈判，最后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这支部队也被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为之后东北空军的建设出力不少。

抗美援朝时，虽然美军飞机先进，但还是被我军空军击落击伤敌机425架，而负责指挥空军作战的，正是常乾坤。

但到1955年授衔时，常乾坤的军衔却让负责授衔的领导犯了难，因为常乾坤红军时期一直呆在苏联，所以没什么资历，抗战时期也因为在延安办学校没怎么上过战场，但周恩来特批，常乾坤对空军的贡献很大，建议授中将，于是常乾坤就成为了开国中将。

只可惜常乾坤在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因一场急病不幸逝世，时年67岁。

他是我军早期飞行员，资历深，战绩浅，

觉得在空军分量轻，压抑？

网易号: 闻识 2024-09-07 03:49:10

1950年7月，空军成立1年多，机关领导队伍加强，以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为常委。

在这5位领导班子中，只有常乾坤是科班出身的飞行员，其他都没有深度接触过空军工作。而常乾坤很多人不熟悉，他虽然是中将军衔，革命资历深，可战绩不是很深。

常乾坤是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又到广州航空学校学习。此时是国共合作合作时期，他被组织派去苏联航空学校学习。当他学成毕业时，蒋介石早已经发起四一二事件，在军事上开始进攻苏区。

　　此时的他，并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在苏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后又在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可以说，他对空军理论和实战技术非常了解，也是我军第一批空军飞行员。

当抗战爆发后，他才回到国内工作，因迪化建立新兵航空学校，培养空军力量，他担任教员工作。此后，回到延安进入抗大、军事学院任教。

解放战争时，被派往东北工作，这里的条件较好，炮兵、空军等都得到发展。因为日军有空军，在这里缴械投降，不少飞机被苏军拉走，只剩下一些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一个日军的航空大队，这里有机械员、机械师、工程师二十多人。组建一个航空队，派干部到这里工作。

　　后来，这支队伍经过充实后，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常乾坤担任校长。在他带领下，搜寻日军遗留的一些遗弃零件，经过拼凑，弄了一百多架，可以用于教学使用，这是其他任何战略区没有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常乾坤副司令兼训练部长。抗美援朝时 ，刘震、聂凤智先后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常乾坤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修机场，敌人一边炸，这边一边修。他差不多三年都在朝鲜修建机场，同时担任志愿军同人民军之间的联络。

　　1957年，防空军与空军合并，主要领导班子是刘亚楼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任副司令员。从这份名单上看，常乾坤虽然是科班出身，可排名并不靠前。

在工作中，因司令员刘亚楼的做事风格强硬，对几位副手都有批评，常乾坤也在其中。或许因为这样，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写道，常乾坤觉得自己在空军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压抑，有情绪。

常乾坤虽然加入党组织很早，土地革命在苏联，抗战和解放战争在后方，虽然参加革命的资历比较早，但是没有太多的指挥打仗经历，战绩太浅。

　　说到这里，我们都知道刘亚楼是一位能力非常强的人，空军在他的带领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而且还被全军树立为学习的标兵。可做事风格，相对强势一些，不留面子，有时候让身边的人下不来台。

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写道，其他几位领导在他不在时开会，提出了不少意见。吴法宪梳理后把意见转给刘亚楼。至于刘亚楼接受了没有，不得而知。因为这次会议是在1964年开的，而刘亚楼在1965年因病去世。

1973年5月20日，常乾坤不幸在京逝世，终年69岁。

史光荣丨「致敬英雄」||

垣曲籍抗美援朝英雄之常乾坤

黄河原创文学 2020-11-18 14:19

作者简介

史光荣 ，男，1965年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毕业于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现在垣曲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发表多篇经济论文并获奖，喜好文学，笔耕不辍，在《运城日报》、《黄河晨报》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篇。

前言：垣曲不仅是人类起源的摇篮，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更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有3000余名垣曲儿女参军入伍，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解放后，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又有1500余名舜乡儿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津湖、上甘岭、松骨峰，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哪里有硝烟，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垣曲子弟兵，参战的运城籍团以上领导及战斗英雄22名，垣曲就有5名，参战的山西籍将军有21名，垣曲就有2名，每个重大战事活动，垣曲人从没有缺席，这里有一等功臣杨小来，这里有邱少云式的潜伏战副营长，这里有引爆手榴弹与阵地共存亡的营教导员，这里有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这里有“冰雕连"的团政委，这里有年轻空军的大队长，这里有搞后勤的财务处长，侦察兵、炮兵、汽车兵、电话兵、主治医生，连师部的警卫员都走上了战场，有20余名视死如归的烈士血洒疆场，他们的英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在神州大地上耸立了一座座精神丰碑。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深藏功名的英雄，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只有崇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只有崇尚英雄，民族才有希望。

垣曲这片热土上，从不缺乏英雄，因为24万垣曲人民，都是怀有家国情怀的舜的传人。

70年过去了，为了让我们永远铭记参战官兵的英雄事迹，根据有关史料，我们对抗美援朝的垣曲籍英雄人物及战斗事迹做一简要介绍，由于当事人多已作古，健在的垣曲籍抗美援朝老兵不足10人，更由于他们大多人回国后复员回乡，长期务农，深藏功名，很少表露，收集到的事例挂一漏万，难以详述，还有个别从事敌工情报工作的，不朽的业绩难以表述，也让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英烈，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垣曲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整理了18位垣曲籍抗美援朝英雄人物事迹，今日起在垣曲县广播电视台《虞风文化传媒》平台与微信公众号《黄河原创文学》共同推出，敬请关注。

垣曲籍参战将领常乾坤

常乾坤，垣曲县王茅镇下亳城村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广州航空学校，同年赴苏联学习航空，先后留苏12年，他是我党最早学习航空知识的红色飞行员，1938年回国，他先后参与筹建了18集团军工程学校、总参俄文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等，担任军委编译局编译处长、总参谋部高级参谋、东北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对空军提出了“边打、边建”、“在战斗中成长”的指导思想和原则。1951年1月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

1月10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中朝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

1月16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由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

1月28日，由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60余人，从北京启程赴朝。2月5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3月15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3月30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

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民主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

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1951年秋，常乾坤回国，回国后继续组织部队轮番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先后有10个歼击师和两个轰炸机师经受了实战锻炼，取得了击落击伤425架敌机的辉煌战果，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毛泽东主席也连连说道：“一鸣惊人，一鸣惊世界”。

常乾坤副司令员在朝期间，同广大指战员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经常面临美机的频频轰炸和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炸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

在朝半年多时间，他扎实的工作作风和专业素养得到了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重要创建者之一。

常乾坤在苏联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学习归来

我军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诞生，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任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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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抗日纪念馆旧址

特稿：这山 这村 这馆

——中条山抗战老兵寻访散记(图)

2016-07-11 18:00:04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翟一凡、徐贤美、薛金莲

历史无论如何精彩，如何悲壮，终将随着鲜活生命的谢幕，演绎成书架上一排排铺满灰尘的故纸。中条山抗战老兵如今至少也在90岁左右，在即将化为故纸之前，吕梁学院2016年暑期“三下乡”中条山抗战老兵寻访实践队在薛金莲老师的带领下，火车、汽车、出租三轮车，奔波辗转于7月7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来到中条山腹地垣曲，听听老兵讲述的战争过往，看看老兵今天的生活状况，这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传承。

这山

神奇的中条山，横亘于晋之南，豫之北，背临黄河，东接莽莽太行，西连巍巍稷山。这座长300公里，宽100公里的地方，自古就是屏障豫陕，保障西北的战略要地。

这山，抗战时期，日寇倾兵十余万，先后四次组织大规模进攻，苦战四年，未能越过一步，惨败而归，称之为华“华北盲肠”。

这山，曾被卫立煌将军称之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涌现了无数中国军人的悲壮和惨烈。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深知中条山重兵合围，危局难挽，鼓励官兵与中条山共存亡，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要求部下“诚如军长言，吾侪今日惟奋力杀敌耳！枪在手，剑在腰，不会为贼服也，济则为国争光，不济以死继之”，用46岁的生命谱写了宁死不屈的壮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0军新编27师师长王竣在危急时刻，慨然而言：“未歼敌耻尔！何面目见人？军人不成功，便成仁，当与诸君死此！” ……

他们虽然未赢取中条山战役的胜利，但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与气概，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英雄篇章。

这山，曾经遭遇陆空狂轰滥炸，铁蹄蹂躏，摧残燃烧过的三百里土地，仿佛至今残留着弥漫的硝烟，记录着中国军人在这里浴血奋战，以身殉国的悲壮气节。行走或跋涉其间，将军持枪仗剑跨越战壕的身影，士兵愤怒的呐喊声，挥之不去。

这山，让我们荡气回肠，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村

这村是地处深山的中条山战役中发生过激烈战斗的皋落乡民兴村，这村是垣曲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和驻扎地历山镇望仙村，这村也是日寇从1941-1943年，向太岳四分区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的的日伪据点同善村。

1942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十五)，王铭三等人在望仙栗沟张秀英的院子里召开了垣曲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大会，点燃了抗日火种。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起就显示了人民政权的强大威力，与垣曲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组建武装力量，打击日伪军的“扫荡”，组织开展开荒种地生产运动，解决抗日军政人员的吃饭问题，成立抗日小学，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抗日歌曲。抗日民主县政府 在巩固根据地、扩大游击区、打击日伪、迎接抗日斗争的胜利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抗日民主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缺衣少穿时，当抗日民主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饥肠辘辘时，当抗日民主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遇到危险时，是垣曲百姓缝衣做鞋，端汤送饭，通风报信，千千万万个钢铁壮士与万万千千个劳苦大众，在中华民族危险的时刻，同仇敌忾，共赴抗日前线，固守后方根据地。这村，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春秋和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我们顶着烈日在破旧烂院废墟前驻足默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馆

这馆是位于民兴村的中条山抗战纪念馆。垣曲是中条山战役的主战场，有着沉重的记忆和难忘的历史。

中条山抗战纪念馆与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名叫杨金玉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亲手创办了中条山抗战纪念馆，填补了中条山战役纪念馆的空白。我们来的不巧，杨金玉馆长在西安调研，但这不妨碍我们的扣问与追寻，丝毫没淡化我们的敬仰与惊叹。

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图的就是让后人能够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热爱和平、珍惜幸福。没有钱，捡来两个破旧台球桌，修补后自己动手做成了中条山战役沙盘；没有钱，外出调研旅店不过30元，租用或借用一辆自行车去寻访抗战老兵，年年月月，共收集了中条山战役有关实物达340件，它们被静静地陈列在民兴村废弃的小学院内，14个展室里。

大山深处红色历史的守护者

——记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

中条山抗战纪念馆馆长杨金玉

2023-01-05 06:18:28

　　“一个抗战纪念馆如果没有丰富的文物，那么，弘扬和平文化就没有了基石”。眼前这个面庞黝黑、精瘦干练、嗓音干哑的老人就是杨金玉——垣曲县“两馆两园”创始人，他独立出资创办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垣曲县中条山抗战纪念馆和民兴抗战烈士陵园、垣曲县中条山抗战体验园。

　　垣曲是革命老区县，1927年就建立了中共垣曲县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生于革命军人家庭的杨金玉痴迷于红色收藏，2007年他在垣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历山镇望仙村，创办了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在收集实物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中条山战役的遗址和遗物，便产生了创建中条山抗战纪念馆的想法。2014年，中条山抗战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谈到建立纪念馆的初衷，杨金玉强调最多的是“喜欢、愿意”。当年，他带着多年来积攒的百万元存款，怀着创业激情跑进望仙、民兴大山，想通过开发生态旅游项目，让家人过得更幸福，但当了解到大山里藏着的先烈感人故事后，他被震撼了。他的投资目标发生了改变，那就是让更多人了解大山深处的红色历史，铭记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献出热血和生命的英烈们。

　　走进革命老区纪念馆，斑驳的墙面、古朴的门窗、与新中国同龄的柏树映入眼帘，7个展厅内珍藏有各类史料600余件、文物1320余件，绘制历史事件壁画500平方米。

　　共产党人舍生忘死的抗日事迹，杨金玉娓娓道来。“那时，党在垣曲的工作迎来了一个发展高潮。”杨金玉一边介绍时代背景，一边深入地讲解垣曲县的革命故事。“当时，在垣曲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同时，以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县轰轰烈烈展开。”杨金玉告诉记者，从1938年2月起，垣曲县各类救亡团体也相继建立，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陆续成立。

　　一幅幅老照片、一封封旧信件、一个个老物件将参观者的情绪带入到那段烽火岁月。“每一件抗战实物都有一个抗日故事。”杨金玉说。

　　为了充实纪念馆的文字、图片、实物，杨金玉四处打听，一有线索，不论多远，立即出发。

　　就这样，十年间，杨金玉跑遍了全国19个省90多个市县，吃尽了苦。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纪念馆，而是在铭记一段伟大的历史。可以说，“两馆两园”里的每一个文字、每一组数字、每一幅图片、每一件实物都渗透了杨金玉的汗水和心血。

　　“有些游客进馆之后会觉得馆内摆设太过朴素，缺乏许多硬件设备。殊不知，在建馆过程中，寻找藏品、筹集资金以及后期的人员管理、展馆维护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革命老区纪念馆副馆长王雪花说，为了一枚炮弹，杨金玉曾带领大家在夏县的深山里辗转三天两夜；为了一把刺刀，他驱车沿着盘山路来到海拔1600余米的绛县小山村多方寻找；为了一件旧军装，他5次前往垣曲县英言镇郭家山村……大到炮弹残骸，小到一封老兵家书，只要有一丝线索，他都会前去寻找，想方设法收集更多的展品。

　　作为民办公益性纪念馆，建馆的资金曾是杨金玉最大的压力。“在找寻藏品过程中，他抵押自己的资产，并集全家之力，将藏品逐个‘捧’回家。”王雪花说。

　　如今，杨金玉创办的“两馆两园”已成为当地的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来自全国20余个省、市的参观者，在这里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平均年参观人次超20万。

　　当了这么多年的“馆长”，杨金玉坦言，没有收益却有收获。多年来对纪念馆的巨资投入，他淡然视之，“希望藏品被更多人看到，让大家可以触摸这段历史、珍惜和平，希望人类不再有战争”。王荔 许靖茹

垣曲望仙革命老区纪念馆

栗 沟

来源：运城日报时间：2024-11-07

■王小燕

一

那年国庆前夕，我跟随垣曲县作协组织的采风团队，瞻仰了中条山抗日英雄纪念馆。馆内墙上的一张图片内容吸引了我：“1942年8月15日，在望仙栗沟成立垣曲县人民抗日政府，县长张培民”。

围绕这条信息，我现场采访了几位会讲故事的老同志。刘之兆老师告诉我：“栗沟就在望仙前边的那道沟里。望仙的山山岭岭，渗透了革命先驱者的鲜血”。作协主席王士敏老师告诉我，栗沟曾是革命的“摇篮”，有位妇女叫张秀英，被称为“革命的老后勤”。老区纪念馆馆长杨金玉告诉我：抗日战争前，张秀英大娘与丈夫就生活在栗沟。他们靠几亩薄田和烧木炭维系生活。1937年，丈夫病故。因共产党员马品三、郭守洲与丈夫家是亲戚，丈夫过世前有过多次来往，张大娘经常听他们讲革命的道理。丈夫过世后，经两位亲戚牵线搭桥，她与当时的中共垣曲县委书记王铭三、县长张培民等认识了，张大娘家于是就成了垣曲早期革命同志的落脚点。

站在纪念碑前，望仙原村委主任温安成声情并茂讲述了抗日大娘张秀英的故事。

望仙曾被称为北山抗日根据地，抗日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日伪军对望仙加紧了经济封锁和军事扫荡。那一年蝗虫吃了庄稼，不管是抗日队伍里的同志，还是平民百姓，生活都极度困难。也是一个这样的秋季，大娘心里划算着储备能充饥的山货，带着几个孩子在山里穿梭，收回一袋袋一筐筐“野味”，晒干存在门前一眼石洞里。离张秀英家不远的地方，还有几眼烧炭窑，那是大娘当年与丈夫赖以生存的依靠，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它们像地道一样，外观上根本看不出里边能住人，钻进去后里边却很宽敞，且冬暖夏凉。张大娘把每眼炭窑收拾干净，铺上了干草禾秆，政府人员吃住、办公都在里边，十分隐蔽。张大娘做了好吃的可随时送去。敌人一次次扫荡，多次在炭窑周围搜寻，但经张大娘精心伪装，同志们一次次化险为夷。抗日极度困难时期，张大娘家也缺粮少菜，一家人一天只能喝一顿稀粥。那时历山90%的村庄被日伪侵占，全镇900多间房屋800多间被烧，游击队员没有粮食只能以糠菜树皮充饥。一天饭点，大娘跑到炭窑上想看看大伙饭食，一眼就看见王铭山嘴唇干裂、吞咽困难，上前一看，碗里都是野菜，便伸手夺过饭碗，端回家，把自己家煮的玉米糁糁饭换了过来。王铭三推让再三说：“大娘我吃了，您的孩子要饿肚子啊，您真比我们的娘还亲！”大娘说：“你们空着肚子咋打鬼子啊！不把鬼子赶跑，我们就不能过安宁日子”。没有粮食，大娘想办法也要让大家每顿都有的吃：晚上灯下砸山桃核和杏仁，雨天上山采木耳拾地软。无粮的日子，那盘石磨上，磨的是棠棣、柿蒂、橡仁、谷糠、玉米棒子，甚至树叶树皮草根。棠棣杮蒂柿皮柿叶面馍馍，橡仁面凉粉，都是大娘最拿手的……

二

栗沟的革命故事太感人了。参观完纪念馆时间尚早，于是同文友姚普俊、史光荣走进栗沟。姚普俊老师背个大照相机在前一边探路，一边拍摄，我与史光荣老师紧随其后。大山深处，不到庄上不见庄，小路两边的林木遮天蔽日。我追上对树有些研究的姚普俊老师问，这个庄名叫栗沟，应该有不少毛栗树，可为啥山路上不见毛栗，只有橡果？姚普俊老师说，他查过资料，历山的历原来是“栎”。

噢？这个栎？我因“栎与栗”区分不清也查过字典：栎树是落叶乔木，结球形坚果，叶可喂蚕；木材坚硬，可制家具或供建筑用，树皮可鞣皮或做染料，亦称“麻栎”、“橡”，通称“柞树”。也许我们看到的就是栎树吧，地上落的可能就是栎果。

顺沟有溪水流动，山路顺沟蜿蜒，有一种浅紫色的絮状野花正开得热闹。可是那花真沾惹不得，挨住皮肤就是一撮儿刺扎进肉里，又麻又痒又疼。我手上脚上被它扎了好几次，难受得直叫唤。柿子正是成熟的季节，红彤彤的，挂满枝头。整条沟不见人影，风过枝摇，发出海涛般的“哗哗”声音。我放声吆喝，声音冲进山沟，听不见回音，又轻轻哼唱《游击队之歌》：“在密密的树林里，有我们的好兄弟……”史光荣老师说，张秀英一个妇道人家，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生活在这个独家庄上。一群曾在这里神出鬼没，有信念、不怕苦、不怕死的年轻人，他们在前线和敌人拼杀，躲进山里保存实力，他们的英雄事迹感动了张大娘，她心甘情愿为他们服务。

史光荣老师他知道的可真不少，他侃侃而谈道：1942年8月15日，王铭三等人在张大娘的院子里召开了垣曲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大会，几双手紧握在一起，开辟了垣曲抗日战场，组建了武装力量，抗击日伪军“扫荡”；他们开荒种地，成立抗日小学，教唱抗日歌曲，让这里成为最基层真正意义上抗日的大后方。王铭山，王英臣，张培民……就在山中与敌人兜圈子。那时候，缺衣少穿，饥肠辘辘……张大娘为他们缝衣、做鞋、烧水、送饭、采药，熬药……

70多年过去，栗沟已没有庄户的模样，几经寻找才见一座石头房屋根基，里面是乱石杂草，外面长满了灌木；石磨、石碾已散架落寞在场院里。对面不远处有一眼石窑，远看是个石龛，走近了才发现是个石洞，猫腰可进。里边阴森森黑漆漆的，一张织得密密匝匝的蜘蛛网罩在洞口，透过蛛网只能看到拐弯处。不知石洞通向哪里，究竟有多深？我拨开杂草站在洞口，亲身体验这座名副其实的掩庇所，想起张开生老师讲的一段有趣的故事。

抗日政府成立那天，敌人闻讯而来，等大娘放哨的孩子发来信号时，大家已经无法转移了，张大娘只好掩护大家钻进石洞，把几捆柴火扔到洞口。敌人搜遍了庄里庄外，也没见一个可疑的人。敌头目用刺刀指着石洞，“乌里乌拉”下了命令。两个敌人端着枪窜向山洞，可半路就被那种花絮絮扎得龇牙咧嘴。敌头目不服气，让他们用刺刀把花刺一顿乱削，他才缩着头向前探脚，但还没走到洞口，就被蜘蛛网迷了眼睛。他咧着嘴抺一把，睁大“死鱼眼”一看，洞口被一张更大的蜘蛛网罩着，两只大蜘蛛蹲在网上悠然自得，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模样。真的无法理解，刚刚还没蛛网啊，可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好久没人进去过的场景。敌人不放心便朝洞里“叭叭”放了两枪。大娘以为出事了，出来正好看见，洞顶悬崖上瓦罐一样的马蜂窝，似乎被枪声惊动了，那些小虫子“嗡”一声，炸营似的冲了出来，怒吼着扑向敌人。跟在后面那两个人，看这阵势，急忙朝天开枪，演绎了“大炮打麻雀”的真实场面。马蜂可不吃这一套，以闪电般的速度猛扑猛蜇。敌头目傻愣的片刻，头上脸上手上多处被马蜂攻击，等他反应过来，才哀号着趴在地上。这一趴正好趴在倒地的花刺上，脸上手上腿上，像被蝎子蜇了一样又麻又疼。此时此刻，他逃不脱马蜂叮咬，打不得刺花絮絮，满地打滚，鬼哭狼嚎。

这一次敌人啥也没搜到，被蜇得鼻青脸肿，被扎得浑身是刺。等鬼子走了，一行人从洞里出来，大娘的二孩，正好放哨回来，扬了扬手里的弹弓，咬牙切齿地说：“我打了马蜂窝，蜇死小鬼子！”王铭三摸着孩子的头说：“好样的小兄弟，你立大功了！”大娘宽慰地笑笑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天杀的小鬼子，自作孽不可活，连花刺、马蜂、蜘蛛都不放过他们”。

三

夕阳西下，打道回府的路上，恰巧与县党史办主任李新海老师同坐一辆车，他给我讲了“一袋钞票”的故事。

1943年严冬的一天，日军又要进山“扫荡”了，抗日政府要尽快转移隐蔽。后勤负责人王英臣同志却犯了难，因为仅有的5万元冀钞是抗日政府的全部家当，这5万块钱装起来就是一麻袋，带在身上行军打仗很不方便。思来想去，组织上决定把钱交由张秀英大娘保管。情况非常紧急，王英臣把钱交给张大娘。政府信任自己，大娘没有多想，就接过沉甸甸的钞票说：“你们放心，只要我活着，这些钱不会少一分”。

抗日政府离开了，这一袋钱放哪里才安全呀？埋在山上，隔墙有耳啊，况且害怕有山雨山洪发生，很不保险；藏在家里，防不住日军和土匪抢掠。几经考虑，大娘在房屋一角粮囤下挖了一个坑，把钞票埋进去，再把空粮囤放上去，里边放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日子在提心吊胆、忍饥挨饿中一天天过去，终于熬到了春天。

一天，日军又进山“扫荡”来了，张大娘带着全家刚逃到对面山上，日军就进庄了，远远地看着庄上鸡飞狗跳，自己养的两只鸡被鬼子撵得满世界飞，凄惨地嘎嘎叫着……鬼子没抢到值钱的东西，一把火烧了大娘的房屋。看到自家房屋浓烟滚滚，大娘眼睛里几乎滴出血来，双手捂住嘴才没有哭出声来。茅屋烧了不打紧，她最担心的是那袋钞票，孩子们几次要冲下山与敌人拼命，都被大娘按住。不能啊，出去就是死，只有活着才能保住那些钞票的秘密。

等鬼子走了，大娘和孩子们从山坡上下来返回庄上。屋顶已塌了下来，那个空荆条泥囤还在燃烧，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大娘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用铁锨扑灭火，又铲掉已经散架的泥囤，剖出了那一袋子钱，等大娘从屋里出来，身上脚上好几处烧伤，那钱袋子都被烤得发黄，而袋子里的钱完好无损。

春天是个青黄不接的季节，大娘家断粮了，茅屋被烧了，一家人就钻在直不起腰的石洞里。没有吃的，就进山抠树皮、挖草根维系生命。其间孩子好几次饿昏过去，但那一袋钱大娘一分都没动。等到组织里的人返回栗沟，大娘一家人都瘦得皮包骨头，大娘的头发也全白了。

她把一袋子钱交还给王英臣时，这个队伍里管后勤的五尺汉子，眼睛里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县委组织部领导高向荣听了大娘的故事，紧握大娘的手，一叠连声地称呼张秀英为“抗日大娘”。后来，这个亲切的称呼就传开了，几乎代替了张秀英的真名。

栗沟，一个蕴藏着红色故事的地方，走进去，就走进一段革命历史；走出来，就有了薪火相传的责任和力量。编辑：王亚坤

一支肩负民族大义的铁血队伍

——追记垣曲县东山抗日游击队

来源：发布者：时间：2021-08-03

■王端阳

抗战时期，垣曲县东山抗日游击队是一支活跃在中条山下垣曲县西半县境赫赫有名的抗日武装队伍。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爆发，中国军队以失败告终，日军在五犯垣曲之后终于将铁蹄踏进了垣曲大地，垣曲人民由此陷入了日寇和兵匪的践踏蹂躏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此后四年间，日寇在垣曲制造了无数起惨案，无辜的平民百姓惨遭杀害，垣曲人口由6万减至不足5万。民房被烧毁，粮食牲畜被抢走，庙宇和文化设施被破坏，经济财产蒙受无可估量的损失。但垣曲铁血男儿不甘受辱，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起了民族大义，同日寇展开了血与火的殊死搏斗，东山抗日游击队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光荣诞生的。游击队队员们或集中兵力合围包抄，或化整为零小股行动，在高高的山冈上，在深深的密林中，灵活机动打击敌人，保护百姓，谱写了一曲曲壮怀激烈的游击队之歌，在垣曲抗战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一、游击队的最初创建

中条山战役两个月后，8月17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中条山十县既只有敌伪全无友军，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很对的。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多派一点”。8月底，八路军386旅王新亭即率领太岳南进支队南下开辟晋豫地区。12月，中共晋豫区条东地委派王铭三任垣曲县委书记，开辟垣曲工作，同时太岳南进支队57团一部也已进驻到垣曲北山地带的木耳河地区。当时，由于晋西事变和中条山战役，垣曲党的基层组织大都被破坏，党的活动大都停止，严峻的形势使一部分党员情绪低落、立场动摇，有个别党员甚至脱党叛党。王铭三是垣曲本地人，这次回到垣曲，党交给他的任务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领导垣曲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这位精明强干而又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优秀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肩负重大使命，鞍马未顿即投入紧张战斗之中。他在着手整顿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恢复党的活动、使党的领导重新成为民众心目中的主心骨之后，即着手组建抗日武装和成立抗日政府。

王铭三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一心筹划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队伍。1942年年初，王铭三和联防二分区党委书记兼57团政委杨蔚屏、57团团长黎锡福、参谋长刘增业及营长符先辉等在绛县桑池南河开会，决定共同组建垣曲游击队，队长由垣曲县委派任，指导员和副队长由57团派出，游击队归垣曲县委领导，并取名为“垣曲县东山抗日游击队”。所谓“东山”，意指“东山赤狄氏”，这是春秋时代生活在这一带的氏族部落，以强悍骠健、勇武善战著称。以此命名，象征游击队是一支坚决抗日、能征善战、坚强不屈的铁血队伍。经过一番酝酿，游击队很快即组建成形，队长臧宪光、指导员朱耀华、副队长刘永平等，有手枪一支、砍刀一把。战士有57团派来的温怀德、张有才、刘殿臣等8人。这就是游击队初始创建的规模。虽只有十来个人七八杆枪，但这十来个人个个都是有着多年斗争历练和实战本领的钢铁硬汉，有着不可小觑的战斗力。

二、游击队的发展和壮大

东山抗日游击队在中共垣曲县委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在北山一带展开活动，他们偷袭日军炮楼，活捉伪顽兵匪，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在战斗中一边打击敌人，一边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随着游击队名声的扩大，有越来越多的抗日义士加入进来。1942年春，刘张村党支部委员庞金荣和古堆村的安晋明、袁恒等18人加入队伍。不久，又有槐南白村党支部的张保光、贾克功、臧焕文等6名党员加入进来。之后，回村党支部又动员史鸿儒、梁振邦、李岐山等5人参加了游击队……再后来，受县委指示，由臧宪光和地下党员梁珍联络，将40余人、20支枪的人民武装自卫队编并到游击队里。

队伍的不断扩大，使游击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强。他们不断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缴获越来越多的枪支弹药，充实壮大自己的实力。比如，在一次活捉贾真一匪部“横皋队”队员杜庚寅的夜袭中，根据杜的供述，一次就收缴了横皋队隐藏在黄南洼、李家窑、青头嘴几个地方的一挺机枪和34支步枪。“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游击队就是这样在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一次次战斗中发展起来的。

到了1942年夏，游击队已扩充到100多人，最多时超过了200人，游击队扩建为游击大队。东山抗日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工作队，57团派营级干部徐治歧任大队长，史强恕任政治指导员，副大队长为刘永平。县委派关中廷任政委。一中队队长任达，指导员朱耀华，全中队70多人，50多支枪；二中队队长庞金荣，副队长温怀德，有50多人，35支枪；三中队队长史鸿儒，共30多人，25支枪；工作队队长臧宪光，指导员陈福全，有50多人，30支枪，数支手枪。

1942年年底，东山抗日游击大队奉命到翼城兜朵参加学习和整训，之后，服从抗日大局的需要，于1943年2月编入八路军南进支队57团，由地方游击队跻身八路军野战部队。

三、游击队的辉煌战绩

东山抗日游击队从创建到尔后整编为八路军正规部队，前后历时一年多时间，先后参加了大小战斗20余次，消灭了日顽兵匪300多人，缴获机枪两挺、手枪5支、步枪160多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500余枚、战马一匹、望远镜一架，收缴粮食2500余公斤，割取电话线500余公斤。他们为老百姓壮了胆、除了害，其功绩在垣曲抗战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其主要战斗活动列叙如下：

（一）配合正规部队打击日寇

1941年5月，八路军57团一营在宋家湾伏击日寇由王茅向同善补给物资的运输队，游击队大队长徐治歧率一中队在制高点配合掩护，取得了此次伏击的胜利。6月得到党组织情报，游击队配合八路军57团一部在谭家圢坂设伏，全歼日伪军一个小队，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掷弹筒一个，驮骡十余匹及全部食用物资。7月下旬，57团一个营在游击队配合下，动员当地民众200余人，破坏日军从皋落到闻喜刘庄冶的军用公路30余里，锯倒电杆数十根，割取电话线500余公斤，并炸毁公路桥梁，使垣曲与绛县日军联络中断、交通瘫痪，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二）铲除匪顽，三袭横皋队

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残余贾真一部结伙为匪，成立“中条山野战军”，名为抗日，实为兵匪，盘踞在闻喜、夏县、垣曲三县交界之山地，派粮派款，鱼肉百姓，烧杀抢掠，截杀我抗日军民。其下之横皋队更是残忍暴戾，无恶不作，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东山游击队成立后，即把这股反动势力作为第二打击对象。1942年2月，游击队得知贾匪横皋队队长孙天露带人在枣园坡鬼混，游击队队长臧宪光即刻带队伍趁夜深把其住所包围起来，全部活捉，将孙天露拉到丁村岭上枪毙，为百姓除了一害。5月下旬，游击队再袭横皋队，得知匪首任尚全(继任队长)在岳家凹住宿，即派一中队包抄抓捕。任尚全发觉后开枪射击，一中队投掷手榴弹还击。任尚全负伤被俘，精神崩溃，于第二天死亡。第三次是在6月，此时横皋队接任队长是被称作“杀人阎王”的郝高科。有一次，郝高科带队过南蔡武家沟，15岁男孩董庚申在地里割草，郝要试试他的刀锋快不快，当场就把孩子的头砍了。这一天，获悉郝高科带领数人到了石南凹，游击队张参谋即带6名队员赶去抓捕，到沙金河时，与敌相遇，枪击过后，将其全部俘获，当场枪决了匪秘书任玉坤，之后，再将匪首郝高科带至刘张村尖勾庄处决。从此，横皋队群龙无首，作鸟兽散，彻底垮台了。

（三）和八路军57团携手围剿贾真一匪部

为开辟条西地区，1942年8月，八路军57团一营和17团一部奉命围剿贾真一匪部驻扎在曲家沟的司令部。11日，由东山抗日游击队携手配合，分两路从木耳河出发，经在槐南白短暂休息，直奔曲家沟。双方交战过后，贾匪向东峪沟撤退，我军在镇风塔截击，全歼贾匪之独立一团，毙敌副师长以下官兵160余人，俘敌三百，缴获大批武器弹药。9月下旬，57团参谋长刘增业率五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再赴条西剿灭贾匪，兵分三路，每一路都由东山游击队配一个班和若干地下工作人员配合。三路人马皆从丁村出发，赶拂晓前到达各自指定地点。一路在北峪村将敌人包了饺子，未费一枪一弹全部俘敌，包括匪特务连长吴吉康。另一路到曲家沟包抄途中被敌岗哨发觉，贾匪稍事抵抗，一部分逃跑，一部分投降。第三路堵在镇风塔截击溃逃之敌，将其全部抓获。八路军两下条西，因为东山抗日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大获全胜，给了贾真一匪部以致命打击，使其元气大伤，几近覆灭。

（四）四面出击，保护百姓

有一年2月中旬某日，石龙山炮楼日军到古堆骚扰，把几个妇女围追到坟园。接到报告，队长臧宪光、指导员朱耀华即带领5名队员赶去，打死了一名日本兵，其他人鼠窜而逃，救出了几个妇女。同年3月中旬，国民党15军残部营长白文光在下长涧、槐树庄一带拉票，派粮派款，糟害妇女。游击队贾克功一个班奉命夜袭槐树庄，包围了白文光住处，将其抓获，又连夜奔袭原峪堎上白文光部队驻地，俘获了十多个士兵，缴得步枪和手榴弹若干，并将被关在那里的南蔡村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怀书的父亲刘步云救出。五黄六月，正是老百姓龙口夺食的夏收时节，日顽兵匪纷纷出动去各地抢粮。游击队也趁时出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徐治歧带人化装进入皋落日伪据点抓俘虏，王洪庆带人包围平原日伪岗楼，使敌人心神惊乱，首尾难以相顾。游击队还顺河槽奔袭麻姑山，伏击柳树腰，既打击了日伪抢粮队伍，还收回了抗日军粮数千斤。10月初，日寇对太岳根据地展开秋季大扫荡，东山抗日游击队除一部分正面诱惑敌人以外，大多数则化整为零，穿插到敌后活动。他们该隐蔽时就隐蔽，住到老百姓家中，该出手时就出手，掩护老百姓脱离险境，最终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

四、游击队经历的困难与艰险

1942年前后，抗日战争正处于困难相持阶段，在山西，蒋阎合流，特别是阎锡山政治上的反共倒退，使抗战局面骤然复杂严峻。在垣曲，又逢严重的蝗灾和旱灾，蝗虫过处，禾苗一扫而光，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生活极端困难。在根据地，军民携手，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一手打游击，一手搞生产，共渡难关。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饿肚子是常有的事。但游击队的战士们深知，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胜利的曙光就在明天。在中共垣曲县委的领导下，有57团做后盾，他们对胜利充满了希望。

但环境毕竟是艰苦的，斗争也更加复杂尖锐。东山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在频频打击日顽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也多次遭遇危险和不测，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东山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他们不断派侦探、设坐探、穿便衣伪装成老百姓打听游击队的消息，想方设法要予以剿灭。1942年4月，游击队一中队驻槐南白后河庄时遭日军包围。6月上旬，刘永平副大队长和工作队4个队员夜宿东峰山蒜子沟时遭贾匪包围，突围后中途又受到驻古堆日军的追击。8月上旬，三中队在柏树圪垯遇到日军包抄。这几次被围的情势都非常危急，游击队险遭厄运，都是靠老百姓的掩护和对地形的熟悉而脱险，而且也没受到大的损失，只有三中队的队员冯英奎在柏树圪垯突围途中牺牲。9月下旬，日军打探到游击队大队长徐治歧和一中队住在望仙马家苇园，即调集部分日军分头奔袭而来。29日，驻同善日军乘夜黑沿河沟摸到马家苇园，企图把一中队一网打尽，被我哨兵及早发现，哨兵立即鸣枪报警，双方展开激战。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大队长徐治歧当机立断，趁夜黑和熟悉周围环境和地形，命令队伍突破庄北山岭迅速转移，他和一中队队长任达、指导员朱耀华带机枪班掩护。机枪手张有才勇猛射击，拦截扑上来的日军，直至壮烈牺牲。待一中队主力突围，徐治歧和任达、朱耀华等人才边打边向天盘山方向撤离，后又沿向南方向的一条山谷运动，引诱敌人。为了保护徐、朱二人脱险，任达沿山岭向四面河冲击以引开敌人。在打死打伤几个鬼子之后，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因失血过多而昏迷过去，所幸后来被群众发现救回，养好伤后又回归部队。此次脱险，游击队吸取教训，以后更加谨慎和警觉了。

革命英雄永垂不朽

五、英雄与烈士英名不朽

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年代里，东山抗日游击队刀光剑影，历久弥坚，在垣曲抗战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开创了垣曲抗战的新局面，保卫了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沉重打击了日顽兵匪的嚣张气焰。

东山抗日游击队的每一个人都是铁骨铮铮的英雄硬汉，他们来自人民群众，是垣曲人民的好男儿、好后代、好子弟兵。他们铁肩担道义，禀赋了祖先东山皋落氏的刚烈不屈的英雄血脉，传唱了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他们应当受到我们后人的敬仰和爱戴，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在这里，我想提一个叫臧宪光的游击队传奇英雄人物。他出身农民，长条个儿，黧黑精瘦，虽认不得几个字，却机敏聪慧，遇事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因为他之前就参加过打击顽匪的斗争，有一定的军事历练，有了名气，所以游击队酝酿成立之初，他即被县委派任为队长，以后专任特务工作队队长，经常单独或带几个人神出鬼没，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被称为孤胆英雄。他枪法准确，弹无虚发，经他亲手打死的日本鬼子有二十多个，打死的贾部顽匪则更多。

1942年2月，他和朱耀华带5名队员营救被日本兵围追的几个妇女，一个日本兵被他一枪击中打死，其余落荒而逃。4月，他和翟洪林摸进皋落日本据点，杀死了两个日本兵，缴获了两支步枪。7月下旬，臧宪光和副队长刘永平在磨凹活捉了贾匪情报组组长郑亚子，上交到司令部处决。10月，他带4名队员在南蔡遭遇战中以少胜多，将两个日本兵击毙。11月中旬，他和战友伏击17军别动队，将其排长以下12人全部活捉，缴获步枪12支、手枪1支……在那时，日伪顽匪没有不怕他的，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不过，这位英雄也有缺点，带了点游击习气，多了点草莽气质，但经过不断接受党的培养教育和经受革命队伍的洗礼锻炼最终成为叱咤风云的抗日豪杰。

在东山抗日游击队里，有很多都是臧宪光这样深入虎穴、九死一生，如徐治歧、李永平、朱耀华，如任达、贾克泌、庞金荣……他们都是抗日的豪杰、英雄，是民族的骄傲、光荣！到了和平建设年代，他们又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再立新功，他们是真正的人民的功臣、国家的脊梁。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我们的战士不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把热血洒在了自己热爱和眷恋的黄土地上。他们有理想、有希冀、有追求，也有遗憾，但绝不后悔。因为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让我们永远铭记游击队烈士们的名字吧！他们是：史鸿儒(中队长)、贾克功、陈海南、臧焕文、张有才、冯英奎(以上为班长，下面为战士)赵平安、赵章才、吴胜功、郝来娃、米来成、张奎仁、刘安德、杜刚行、陈明海、石宝华、史克和。编辑：郭艳艳

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巡礼

来源：发布者：时间：2022-06-29

王端阳

趁着一个晴好舒爽的天气，我们驱车参观了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

这是运城乃至晋南唯一一座集革命文化、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于一身的纪念馆，坐落在中条山腹地的望仙深山里。这里山水秀美、树高林密，革命历史璀璨绵长。当年革命战争时期，望仙是垣曲人民革命的心脏，素有“垣曲的小延安”之称，是垣曲革命老区最负盛名的红土地。纪念馆建在这里，可谓正当其名，颇有纪念意义。

走近纪念馆，端庄鲜亮、古色典雅的门庭肃然凝重，门楣七个镏金大字“革命老区纪念馆”赫然入目。进入馆内，砖石的甬道曲径通幽，直奔周围坐落的展厅。庭院里松柏巍然，绿树茂盛，草圃修剪整齐。

工作人员介绍说，纪念馆占地6800平方米，按类别共分八大展区36个展馆，收藏了各种实物展品1470余件，各种历史图片、影视照片600余幅，绘制各个历史事件的展板和壁画500余平方米，真实再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垣曲县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也是垣曲这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文化的真实载体。

“革命老区展区”

我们首先进入纪念馆的主体展区——“革命老区展区”。它在纪念馆的正北面，东西横贯9个展室，按照历史年序，分别展示近百年来垣曲人民风雨兼程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展室里有壁画和文字说明，有收集到的珍贵的历史图片，有遗存下来的承载着历史烟云的实物。徜徉其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前辈们曾经的艰苦岁月和战斗历程。

在“光荣垣曲”展室里，我们首先看到了垣曲人民的觉醒和垣曲的革命先驱们在白色恐怖的暗夜里走向革命、传播革命火种的活动。在大革命前夜，垣曲先后走出常乾坤、姚理平、裴丽生、台联捷、王心清等一批青年才俊，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加入党组织，从事革命活动，并把革命火种传播到垣曲，点燃家乡人民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展室里展出了常乾坤、姚理平、裴丽生、台联捷、王心清等最早的垣曲籍共产党人的图片、事迹和遗物。这些垣曲最早走出的共产党人，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或是献身牺牲，或是成长为我党革命队伍中的高级将领，都是垣曲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垣曲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展室的一系列展品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光辉人生和丰功伟绩。

在“日军侵垣”、“日军暴行”、“垣曲惨案”几个展室里，我痛心、屈辱、愤慨、气怒，因为在这里，我目睹了日寇种种惨绝人寰的杀戮和兽行：活埋、剖腹、点天灯、打活靶、纵狗撕咬、机枪扫射、军刀劈杀、挖眼刺死、砍头挖心……日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据统计，日寇占领垣曲的四年间，垣曲人口从6万余人减至不足5万，民房被烧毁68598间，庙宇和文化设施被破坏6658间，老百姓的粮食、财物、牲畜被抢走的更是无法计算。日寇在垣曲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展室里一幅幅血淋淋的图片，一张张翔实的文字资料，一件件日本兵用过的刺刀、军靴、钢盔、炮弹、汽油桶……都是日寇滔天罪行的铁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

在“朱德来垣”、“邓小平来垣”、“敌后抗战”等展室里，我则是欢悦、欣喜、振奋、激昂，因为我看到了家乡人民的骨气和血性、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日寇多行不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展室的玻璃柜台里摆放着各种遗存下来的实物，有朱德三过垣曲用过的油灯、老碗，有邓小平二到垣曲用过的罗锅、碗筷、木勺，有南进支队57团用过的弹药箱，警卫连用过的电话机、水壶和砍刀等，都是颇具纪念意义的物品。

到了“减租减息”、“抗美援朝”展室，则进入对建国前夕减租减息、反奸反霸、打土豪分田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这一历史阶段的回顾。对这一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展室里都有简明的文字介绍和报刊剪接以及真实的历史图片、实物。比如太岳版《新华日报》发表的《永远不能忘记的血海深仇》报道了1946年5月发生在垣曲的“五福涧惨案”，《打垮奸霸倒算账，垣曲开展游击战》报道了垣曲二区反倒算的经验和垣曲人民开展游击战打击蒋顽匪特取得的胜利。而图片则留下了垣曲民兵征战豫西的光辉行程和垣曲人民庆祝家乡解放的热烈场面。墙上的壁画，还有那些斗、升、木篓、套合、毛裢等实物，都展现了老区人民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合作化道路上走过的光辉历程。

“垣曲抗战展区”

从“革命老区展区”走出，我们来到南边的“垣曲抗战展区”。它重点突出地展示了抗战期间垣曲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所走过的战斗岁月和重要环节：

1937年8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垣曲分会在城关文庙成立。在中共垣曲县委的领导下，牺盟会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改造旧政权、举办培训班、培养抗日干部、动员青年人参加八路军、壮大共产党武装队伍……

1945年8月25日-29日，太岳军区抽调兵力全歼垣曲县城伪顽残部，垣曲解放。

展室里除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图片外，同时还收存了很多遗存实物，有太岳南进支队57团战士和东山游击队队员使用过的步枪、土枪、枪头、大刀、三叉刀、棉帽、马灯、手枪套，还有日军的手榴弹、手雷、军刀、水壶、电话机等物件。

据统计，抗战期间，垣曲县各村青年男女大都参加了民兵组织，全县有七个民兵野战连近千人，拥有步枪400余支和手榴弹、手雷、土炮等武器，已具备了相当的作战能力。全县共建立33个农村党支部，有党员800余人。在他们的带领下，垣曲人民众志成城，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能自拔。

和“垣曲抗战展区”相毗邻的是“干部南调展区”。该展区集中介绍了1949年初垣曲组建一批干部队伍南下福建接管新区工作的史实。橱柜里摆放着南调干部用过的草篓、竹帽、手提包、木箱、茶缸、手电筒，有笔筒、墨盒、词典，还有书信、报刊、笔记本，使人感受到一种真实可触的时代脉搏。

此外，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还设置了“纺织体验”展区，纺织类物品唤起了遥远而温馨的回忆；“民俗展区”摆满不同时期的生活和生产用品。昔日的贫穷和落后，正映衬了今天的富足和现代。“虞舜文化展区”则介绍了舜在垣曲的足迹。

2020年，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三级博物馆，年接待参观者人数11万余人次，先后挂牌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山西省科普教育基地”、“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运城市党史研究教育基地”、“运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垣曲县各界、各系统、各学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本场所。编辑：王亚坤

垣曲望仙抗日政府纪念碑

山水人文看望仙

来源：运城晚报发布者：时间：2023-12-29

王端阳

望仙位于中条山东段垣曲县境的深山腹地，东接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西临河东运城盆地。这里山高水长，林深树密，环境清幽，风景秀丽，一直被当地人奉为风水宝地，以前曾为一乡建制，今与历山同属一镇，有新望线旅游公路与县城相接。

何为“望仙”？仰头眺望仙人是也。传说尧王访贤，翻山越岭，一路辛苦，到了此地，可遥望到“象耕鸟耘”的历山舜耕之地。此后，人们为纪念尧王一路访贤用心之苦，就把该地叫作“望贤”。“仙”、“贤”同音，贤德的虞舜已被人们圣化为“仙”，于是，“望贤”就成为今天的“望仙”。其实，望仙以前还曾叫“沃田”，是说这里四面群山环抱，大山之下，独有此处是山脚下难得的一方沃土，土肥水美，宜人宜居，是个世外桃源。这些叫法，既给此处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又道出了该地得天独厚之美好。

仙鹤飞落天盘山

望仙最高的山叫天盘山，是垣曲县域除历山舜王坪之外的第二座高山，海拔1888米，和历山的舜王坪遥相对望。

天盘山四季风景秀丽，如诗如画。春来山花烂漫，香气幽远；夏日祥云环绕，绿树如盖；秋天满树红叶，层林尽染；冬季冰挂泉崖，雪树银山。山上有古树，有奇石，有瀑布，有悬泉，有亭，有寺，还有庙院，庙院虽因年代久远只剩下遗址，但不难想象天盘山古老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前人对大山的敬畏。

天盘山流传着许多古老的传说，处处都有故事。比如，天盘山的山名就有说法。传说古代有一只凤凰在山顶盘旋数日，看此山气象不凡、山清水秀，便落居于此，此山便被称为“天盘山”。天盘山也叫“太祖山”、“偓佺山”，相传舜乡太祖偓佺曾在山上采药修炼，山上建有太祖偓佺庙，虽已坍塌，但遗址犹存。

山上还有一面悬崖，崖石呈红色，崖半腰有一石洞，洞中水深莫测。崖对面矗立着三尊巨石，相传四千年前山下住着父子三人，天生神力。一天山上大雨倾盆，滚滚山洪形成一片汪洋，百姓将有灭顶之灾。三人上山察看，发现是一条乌龙兴风作浪，于是与乌龙大战三天。乌龙被射伤左眼，又被劈伤脖颈，鲜血四溅，染红了悬崖，而悬崖也被劈开了一道巨缝，乌龙急忙钻了进去。三人怕乌龙再出来为祸人间，便化作三个石人守在悬崖对面。这便是传说的“石人守山”故事。

山顶有一方水潭叫“天池”，传说天上仙女常化作天鹅来这里洗浴玩耍，因不愿再回天宫，就变成一座鹅形小山坐落在天盘山脚下。天盘山附近有一个村子叫“鹅沟”，村名即由此而来。天盘山南麓有个尧王庄，传说是上古尧王的故地，附近有“牧马坪”、“歇马店”，传为尧王生活过的地方，还有“尧庙”，是为纪念尧王建造的。

天盘山上植被繁茂，物种繁多，既有核桃、蜂蜜、木耳，也有灵芝、猴头、麝香，各类药材遍地生金，星罗棋布不下上百种，以菖蒲、黄芪、雪参、青翘最为多见，可谓是物华天宝。

三潭瀑布峡谷水

走进望仙大峡谷，处处都是峭壁悬崖，深谷幽涧。这里山深林密，水源充沛，草木茂盛，尤其是石头令人称奇。有一块巨石，中间长出柞木、抱榆、黄栌三棵不同品种的树来，并有粗如胳膊的葛藤将其缠绕，人称“石枹树”。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的水。走在山中，耳边总能听到流水的声音，或叮叮咚咚，或潺潺淙淙，或哗哗轰鸣，像一曲特殊的交响乐。循声走近，只见百丈悬崖的山谷中，一条白练似的瀑布挂在半空，飞流直泻。瀑布落进下面的潭渊、喷珠溅玉，发出震耳的轰鸣。而且，潭水外溢，落下又成瀑布，瀑水又落入再下面的潭渊。如此，瀑水成潭，潭下有瀑，瀑瀑潭潭，竟成“三瀑三潭”的奇观。山谷里多的是泉，有的是水，成瀑成潭，流出大山，奔东向南而去。

这峡谷的涧水积流成河，又汇聚了周边山峡的谷水和河水，向下流到同善村、谭家村，成为沇西河，直至归入黄河。河水润泽着两岸的百姓，种菜洗衣，灌田浇地，打水磨，开作坊，养鸭养鱼……享受河漕人有水的便利。21世纪初，后河水库大坝建成，水库蓄水，东西两塬和垣曲县城直接受益，解决了全县一多半人口吃水用水和灌溉田地的问题。

曾经的“垣曲小延安”

垣曲是红色革命老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常乾坤、姚理平、裴丽生等一大批从垣曲走出去的青年学子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并把革命火种传播到家乡。1927年，台联捷、王心清等最早建立了中共垣曲县委，从事地下革命活动，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开始燃烧。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垣曲县委利用牺盟会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组织抗日团体，争取一切力量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其间，望仙人民始终都走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望仙成为抗战最坚决最活跃的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之一，也是党的活动最有支撑力的大后方之一。

抗战之初，望仙村就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抗日的村公所，有了农救会、青救会等抗日团体。1938年，望仙村地下党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积极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减租减息，开展支援抗战、保卫家乡等抗日活动，为以后创建望仙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条山战役之后，日军占领了垣曲，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为打开垣曲抗战新局面，1941年12月，中共晋豫区条东地委派王铭三任垣曲县委书记，到望仙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同时，太岳南进支队57团一部也协助进驻望仙木耳河地带展开活动。一时间，望仙群众在新县委组织领导下，冲破重重困难，又掀起了艰苦卓绝的抗日革命斗争，而望仙也因此成为全县抗日军民众望所归奔赴汇聚之地。1942年农历八月十五，垣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望仙栗沟成立，望仙更成为垣曲人民抗日革命斗争的心脏，被称为“垣曲的小延安”。

据有关记载，革命战争年代，仅有千人的望仙山区，走出去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军政领导干部不下数十人，而牺牲的革命烈士和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则更多。

今天的山水人文佳苑

今天，当你走进望仙的山山岭岭的时候，当年的战歌嘹亮的红土地已经成了仙山圣水的旅游胜地和人文荟萃的文化佳苑。

新中国成立之后，望仙作为革命老区，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阔步向前。望仙人民用勤劳和智慧的双手不断谱写新时代美丽华章，通过产业带动、易地搬迁等多种措施，实现了脱贫摘帽，并紧跟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建设美丽乡村、康养山庄，文化佳苑。多年来，望仙百姓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全景垣曲，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利用本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做大做强旅游品牌。新望线旅游公路建成后，天盘山、三潭瀑布先后被开发成旅游景点。

近年来，由晋海到国泰，多家旅游公司开发了包括三潭瀑布在内的望仙大峡谷旅游景区，改造、增添、新建了大量旅游设施和新的旅游景点、景观，使其成为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健康养生为一体的山水胜地。2019年，望仙康养山庄项目启动，通过建设民俗村，发展有机种养业、系列保健茶饮业、森林天然氧吧等产业，使望仙成为文旅综合既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现代文化元素的美丽田园、康养佳苑。

1995年9月，纪念望仙人民光荣革命历史的“抗日政府纪念碑”在望仙村内高高耸起。2008年7月1日，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在望仙村正式开馆。这一红色文化标杆和纪念碑一起，彰显着老区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范本和教材。与此同时，其他革命遗址和遗迹也都得以保护、保存和开发，成为望仙地方的人文财富和精神文化遗产。

如今，有通畅的新城-望仙-历山专线旅游公路，大家尽可以驱车来望仙一转，或旅游，或康养，或休闲，必当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编辑：吴琪萌

作者简介：

王瑞阳，垣曲县文化馆职员，垣曲县解说团成员、垣曲县朗诵家协会会员，曾参与创编、演出2019年全省司法现场会“法润舜乡”展演。

2019-2023年间，参加三次垣曲县“五四晚会”、2023年全县网格员颁奖晚会“微光”、垣曲县1-5届“桃花节”等县内大型文艺展演活动。

运城地名故事(垣曲篇)

望仙村：从望贤望仙到红色标识

高骁龙 古中国文化 2024年03月22日 18:14 山西

《古中国，我们的故乡》

望仙，清代《垣曲县志》记载为望仙庄，位于俗称的“北山”之中，处于中条山东端、天盘山南麓，向东遥望可见舜王坪，向南远眺可观黄河水，北与绛县桑池接壤，东与翼城县大河分界。

望仙之“仙”，缘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美丽传说。

这里河流顺山势汇聚，向东经三潭瀑布，流进望仙大峡谷；这里矿产丰富，金马坪、淘金河盛产黄金自古驰名；这里药材众多，连翘、黄芩、柴胡、党参地道纯正，望仙药茶健康养生；这里土特产木耳、核桃、蜂蜜蜚声遐迩。

汉刘向《列仙传》载“偓佺饵松，体逸眸方。足蹑鸾凤，走超腾骧。遗赠尧门，贻此神方。尽性可辞，中智宜将”。垣曲本地相传，长寿神仙偓佺居住在天盘山，饮用“不老泉”之水，常年采药济世，往返“松树河”，好食松籽、松果，吃佺佺菜，喝连翘茶，奔走如飞，寿高千岁，世人称其居住之地为“偓殿”。此地水流丰富，田地肥沃，人取谐音“沃田”。上古时期尧王访贤，途径此地遇偓佺指点，东观历山峰峦叠嶂，大舜躬耕于坪上，故名“望贤”。世人敬奉尧舜大德，孝感动天，又名“望仙”。

望仙虽处深山，清代创办义学在垣曲颇有影响，望仙义学碑为河东百通名碑之一。清乾隆二十年，垣曲知县于廷瑞竭力督导望仙创办义学，其撰写的碑文记载：“余乃多方区处，以为修缮计，庀材鸠工，谋构义学，使是庄共知敦诗说礼”。

望仙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境内栗沟为垣曲县抗日政府诞生地。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北山深处的望仙因地理因素一度成为垣曲抗战的最前沿。抗战之初，望仙村就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抗日的村公所，有了农救会、青救会等抗日团体。1938年，望仙村地下党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194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受抗战形势所迫，共产党员王铭三、张培民等人在望仙前河栗沟成立垣曲抗日县政府，县农会驻松树河苇园，县委驻鳖圪塔，独立营驻琵琶园。因形势所迫，县委、县政府数年转战于望仙深山老林之中，领导全县军民奋力抗战，直到1945年5月迁往同善大石崖。

铭记苦难历史，赓续红色血脉。1995年垣曲县委、县政府在望仙修建了“抗日政府纪念碑”，碑名为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亲笔题写。

“垣曲革命老区纪念馆”是望仙的又一红色文化标识。2007年退休党员杨金玉创办“垣曲革命老区纪念馆”。该馆被评估为国家三级博物馆，设革命老区、干部南调、垣曲抗战、纺织体验、民俗文化、虞舜文化等6个展区，36个展室，绘制抗日壁画500余平方米，收集各类珍贵历史照片600余幅，藏品展品1470余件。

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青少年学生、党员干部等110余万人次，是晋南唯一的一座集革命老区、党建、民俗、农耕、舜文化于一体的纪念馆。先后被授予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运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编写：高骁龙）

皋落槐南白烈士纪念碑

革命遗迹处处有(供图：李鑫)

运城垣曲县：18个“红色阵地”

点亮党史学习教育的“红色地图”

网易号: 十目观河东 2022-12-21 09:26:18

“我们垣曲每一段历史故事、每一座矗立的红色建筑，背后都蕴藏着丰富、鲜活、生动的‘四史’学习教育资源。我们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些红色资源，打造实践教育基地的‘全矩阵’红色阵地，点亮全县的‘红色地图’！”运城市垣曲县委书记史玉江在县委中心组党史学习会上说。

垣曲县是革命老区，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抗战时期垣曲是中条山抗战的主战场，是延安与武乡八路军总部联系的战略枢纽，“十八兵站”就设立在垣曲县新城镇关家村。毛泽东同志曾三次电报指示，要在包括垣曲在内的中条山地区开展游击战。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革命先烈在垣曲留下了革命足迹。张梦龙、台联捷等垣曲籍革命先烈红色故事在全县广为流传。

为充分利用本地红色资源，建立比较系统、完整的红色教育“矩阵”，近年来，垣曲县坚持创新性挖掘，创造性转化的理念，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资千余万元，打造了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垣曲干部南下纪念园、垣曲县移民文化中心等18处“垣曲县党史教育基地”，使红色文化进一步形象化、概念化、直观化，并依托这些红色阵地，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使之成为党员干部及广大青少年了解学习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载体。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县共组织开展祭扫、研学等活动300余场次，参与人数1.5万余人次，学习效果和质量不断提升。

忆峥嵘岁月，悟初心使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垣曲县通过升级打造党史教育基地阵地、布置党史学习教育版面展等“红色工程”，形成了村有村史馆、镇有党史馆、县有实践教育基地的“全矩阵”红色阵地，点亮了垣曲的“红色地图”，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心里去、往深处走、往实处落。【来源：垣曲融媒】

“红色阵地”祭先烈(摄影：张雨婷)

同时，垣曲县安排由县委党史研究室牵头，系统整理了全国及县内有关党史资料，精心制作了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和“光荣的垣曲”两大部分、共46块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版面，摆放于县人民会堂广场，由县委党史研究室专业人员担任讲师，组织全县各单位党员干部和各校青少年学生进行现场教学，充分发挥了党史教育基地的教育引导作用。

党史版面大展览(摄影：赵言胜)

十八“基地”全目录(供图：李心海)

重点村里党史馆(供图：李心海)

垣曲县王茅镇亳城村：

建强党群服务中心 筑牢为民服务阵地

编辑：董毅 2023-03-31 08:06:00

来源：本网专稿

垣曲县王茅镇亳城村党群服务中心，建筑面积900平方米，中心共分2层，一楼提供党务政务服务，二楼为各类群团阵地，开展各类党群活动。

2022年以来，中心接待各类参观2300人次，党组织21个；组织各类活动5次，其中志愿服务3次，累计服务党员群众800余人次。中心自启用以来，通过丰富的功能、暖心的服务，实现“党”和“群”的密切联系和交流，真正成为村民的活动场所、交流平台、教育园地、展示舞台和精神家园。

一、以“强筋骨”提服务品质，打造党群“金口碑”

亳城村党群服务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坚持党建引领，强化自身建设。坚持引导在前、培养在前、把关在前，实践在前，通过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突出“强筋骨”“修内功”“铸灵魂”，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到实处，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二、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党群融合，撬动共富“金杠杆”

2022年，亳城村党群服务中心充分挖掘党员的帮扶结对能力，联合柳庄村在王茅镇率先开展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党支部引领、公司承载、依托田园综合体、帮扶单位支持和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参与方式，探索“党支部+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让更多的家庭在共富路上不掉队。

三、以“党建引领网格”创志愿品牌，铸公益“金名片”

推动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基层治理的实体阵地和物化依托着力推动创新，强化示范引领，将亳城村“全科网格”工作力量确定为“网格长+网格员+网格辅助员”三级架构。网格长由村党支部书记常三红担任；网格员由县综治中心选配，由村委委员郭公民担任；以巷道为单位细分网格，划分了28个网格单元，农村网格辅助员由居民组长、巷道长、“两会一队”“三官一律”、村民代表等组成，以网格为前沿阵地，联合排查、联调矛盾、联办问题，提升治理水平。

亳城村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一个架构清晰、载体完备、运行顺畅、不断完善的服务有机整体。依托这个整体，亳城村必将释放出无限的活力和激发强大的动力。亳城村将以党建促发展，推动区域化党建工作在新时代凸显新作为，继续奋力开启亳城村经济、文化、治理等各项发展新篇章。（岳靖林、郭璟琦）

垣曲县王茅镇举办

“五四展风采 廉政树新风”系列主题活动

网易号: 法眼观三晋 2023-05-06 09:19:12

今年5月4日是第74个五四青年节，王茅镇举办“五四展风采 廉政树新风”系列主题活动，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县委常委、王茅镇党委书记李强参加了活动。

在王茅镇亳城村，镇机关全体人员在鲜艳的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初心使命。在讲解员的引领下，依次参观亳城村的党史馆和村史馆，感受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洗礼。

在王茅镇政府，20余名青年自编自演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朗诵《五四赞歌》《觉醒时代》、歌曲《如愿》、三句半《清廉三句半》、集体合唱《明天会更好》等节目轮番登场，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王茅青年干部拼搏进取、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不负青春梦，奋发正当时。王茅镇青年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建设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山城、幸福垣曲”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来源：垣曲融媒

八路军自制的武器 雨诗摄

英勇的爷爷

常江雷 2015年12月02日15:27

来源：山西日报

原标题：英勇的爷爷

我的家乡位于中条山腹地的垣曲县王茅镇下亳城村，爷爷常中伦生于1910年。爷爷打小受穷，却很有志向，1933年在同蒲铁路做押运工时，参加了铁路工会，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经常看“垣民之友”等进步刊物，懂得了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并于1937年参加了“牺盟会”。

1938年初，日本人从河南济源打进垣曲，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受地下党的委派，爷爷回村成立了牺盟会组织，把周围七里八乡的穷人乡亲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减租减息，和地主恶霸做坚决斗争，后来地主、坏人再也不敢到我们村收租子了。1938年10月17日，亳城村党支部在常家老坟地成立，爷爷在当天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级决定由他任村党支部负责人，后来正式选举为亳城村党支部书记。

1939年12月，亳城村支部接到共产党十八兵站的通知，把一批贵重军用物资送到太岳区根据地。爷爷立即组织小赵村、上亳村、白水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穿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通过敌占封锁区，顺利把十八兵站的一大批贵重军用物资送到了太岳区八路军队伍中。

1941年4月，日本人第三次入侵垣曲，并在王茅村建立大皇部，开始在各地整治村政权。按照党组织指示，村支部隐蔽地下和日本人争夺村政权，决不能把村政权让给亲日派。在改选村长时，爷爷联络地下党员、牺盟会员和积极分子团结一致，把村政权选到了共产党员郭攀月、师握璞等人手上。同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区委书记张卜学被日本人抓走了，同村的几个地下党员相继被抓。爷爷设法组织营救，只身到王茅日本大皇部了解情况，日本人起了疑心，把爷爷关进日本大皇部，严刑拷打，爷爷宁死不屈。当时有个叫文灿的翻译官趁日本人不备，把爷爷从牢里放了出来。由于浑身是伤，爷爷不能走动，文灿把爷爷扶出王茅村外，找了几个认识的群众把爷爷抬到离村不远的乱沟村(汤都亳城的皇城銮沟)保护起来。后来才知道那个叫文灿的翻译官是党组织打入敌人内部的。

1942年春，太岳区第四分队派给下亳村支部一个任务，让给弄台照相机送去。当时，经常有日本人扛着照相机来回照相，硬夺不行，只能智取。这天，同村的郭小心从日本内部送来情报，第二天大皇部日本兵要去柳庄(垣曲古八景柳庄烟雨)照相。下午，三个日本兵两个人拿着照相机，一人背着长枪走来。爷爷首先开枪将背枪的日本人打倒，赵平山立即去夺照相机，一个日本兵撒腿就跑，另一个当了俘虏。爷爷连夜把照相机送到陈村武工队(垣曲西塬麻姑山下的陈村，从下亳城村东边的涧河沟可以隐蔽到西塬麻姑山下的陈村)，后转到太岳区了。

1943年夏，亳城村驻扎的日本大皇部搬走了(日军开始战略收缩)，其中有个翻译官是东北人，欺男霸女，比日本人还坏，爷爷立即联系陈村的八路军武工队，趁日本翻译官带着日本人去成家坡(下亳城村与西塬之间，垣曲丰村遗址发掘点就在成家坡村大庙对面的崖坡处)搞马草时，将其打死，为民除了一大害。

革命烈士纪念亭(供图：李心海)

◎郭华峰

芮城县牺盟分会秘书，郭华峰是芮城县牺盟分会的秘书。

基本信息

中文名：郭华峰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中国河南开封

1. 基本内容

1937年夏，从河南开封高级中学毕业，次年初，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芮城县牺盟分会秘书，协助牺盟特派员不分昼夜地工作。

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任虞乡县牺盟特派员。1940年2月上旬，奉命随山西新军二一三旅五十九团三营经稷王山转赴太岳区，强行通过日军封锁线时，被冲散掉队。辗转回县后，任水峪抗日建国中学训育主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次年，其活动被阎系第七专区保安司令部察觉，遂奉命转移洛阳，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中国工业消费合作社”工作，不久被派往垣曲县建立分站。与中共垣曲县委接上关系后，担任垣曲工合社分站站长。以此为基点，以搞经济工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同年5月，日军侵占垣曲后，分站解散。为人牧牛糊口，以扛长工为掩护坚持斗争。1942年初，奉命打入阎锡山垣曲县政府保安二大队张鸿庆部，不久，被日军抓捕，征得党组织同后，答应敌人到日伪合作社工作。4月，继任日伪汤圣庙武装队长。从此借日伪维持治安的合法名义，打击反共反入民的势力，保持革命力量。曾活捉秘密刺探中共活动情况、私派粮款的特务，拔除了国民党特务在上仃坂的据点。他出其不意地捕杀了横行乡里的阎系县政府保安大队分队长，使其部罪恶活动有所收敛。他奉命执行逮捕共产党员廉子英的任务，采用明擒暗纵的方法使其安全脱险，又神速查获阎系县长侯中和私埋的武器弹药，装备了武装队。其活动使侯中和怀恨在心，遂“邀”其赴宴。他严密部署后单身赴会，神态自若，举枪逼敌不敢妄动，从容脱离虎口。同年11月27日晚，根据中共垣曲县委决定率部起义，连夜奔赴根据地，改编为中共垣曲县委武装工作队，任党支部书记兼队长。1945年8月16日，率部配合独立营伏击驻王茅逃跑日军，敌酋恼羞成怒，定计暗害我方干部。27日夜，在王村泰山庙广场宿营，敌奸制造混乱，他持枪外出察看时，被特务击中，因伤势过重，次日晨牺牲。垣曲县改王村镇为华峰镇作纪念。

郭华峰：正义的伪武装队队长

惩奸除恶传递情报 冷静应对率部起义

来源：发布者：时间：2023-11-22

郭华峰(1917-1945)原名郭汉鼎，芮城县兴耀村人，1938年任芮城县牺盟分会秘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回到垣曲，1942年年初打入敌人内部任日伪汤圣庙武装队队长。1944年11月27日，他率部起义，任垣曲县委武装工作队队长，1945年率部在王茅与敌人激战数日，1945年8月28日牺牲，年仅28岁。

1932年，郭华峰从县立第一高小毕业后，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转到洛阳上初中，毕业后考入开封高中。

1938年，他从高中毕业后，回本县任小学教师，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郭华峰经县牺盟会特派员赵乃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青救会秘书，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1940年，他返回晋南任牺盟会民运视察员，分管绛县、平陆、垣曲的民众抗日运动。后来，晋南局势急剧变化，他随决死队活动，经组织批准到芮城抗战建国中学任训育主任，以教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不久后，敌人对此事有所察觉。为免遭敌手，他和同校教师董巩离校到洛阳，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这个合作社实际上是一个由华侨投资兴办的工业合作组织。

随后，郭华峰与“工合”人员一行8人从洛阳渡过黄河到垣曲开展工作。这8人中有3人是共产党员，他们很快便与我党的地下县委接上关系。为了便于活动，县委书记高一清也加入“工合”。

次年春，他们在王茅镇建立“工合”垣曲站，并在长直村建起一座小煤窑，以此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时，“工合”垣曲站在南山被冲散，郭华峰先后在地下县委书记高一清和党员赵恒玉家以扛长工的名义进行隐蔽工作。

1942年年初，垣曲县绝大部分沦为日伪占领区。日军凶残地抢劫烧杀，国民党贾真一部队在绛县、垣曲、闻喜三县交界地带频繁骚扰、坏事做尽，阎顽县政府到处搜刮民财。

在这种形势下，郭华峰打入阎顽县保安二大队张鸿庆部队开展地下工作，不久后，被日伪军抓捕。但因未从他身上发现什么疑点，又见他精明能干，敌人就让他到伪合作社工作。

在此期间，郭华峰利用工作之便，通过党的地下交通为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同年4月，日伪军在上圢坂村建立伪武装队。根据工作需要，郭华峰又打入这支队伍，没过多久便担任队长，掌握了这支武装的领导权。

他根据县委的指示，在伪武装队内建立秘密党支部。起初，党支部只有3个党员，后来又发展丁克让等几个新党员。党支部直接受县委敌工部部长李顺天的领导。

郭华峰利用掌握的这支队伍，借保卫地方治安的名义，有力打击了各种欺压人民、破坏抗日的反动势力。这年秋天，他们抓获了刺探我党活动情况、敲诈勒索群众的国民党特务文竹林等人。同年腊月，他们就地处决了奸淫妇女、作恶多端的阎顽县保安大队分队长张小抓。对此，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43年春，日军准备进犯河南，要武装队为他们抓苦力。郭华峰向执行任务的班长吩咐道：“要大张声势，但不抓好人”。当驻王茅镇的日军二二七联队向他索要苦力时，郭华峰送给他们几个阎顽县保安大队中的坏蛋应付了事。

5月，圢坂小学教员、共产党员廉子英被人告密，同善镇日伪区公所命令武装队执行逮捕任务。郭华峰虚张声势，放走了廉子英。

7月，他带人将在西石村抢粮的阎顽县保安二大队分队长车国瑾当场击毙。

1944年11月27日，县委指示郭华峰率部起义，将队伍拉向根据地。起义的日子定下来了，但当天情况有了变化，贾真一部队突然进驻圢坂村，阎顽县长侯中和在圢坂设宴邀请郭华峰赴他的“鸿门宴”。

临行前他嘱咐共产党员安云说：“今晚12点，县委要派部队接咱们，他们会佯装成日军，部队要准时拉出去。12点以前我若回不来，你就设法把队伍带走，不能犹豫”。说完，他便带着两支枪赴宴去了。

宴席上，郭华峰举杯畅饮、谈笑自若。宴席中间，未待侯中和开口，他突然说：“对不起，今晚皇军要路过此地，我有急事要先走”。侯中和想挽留，但郭华峰早已扬长而去。

深夜，我党的独立营来到武装队驻地，佯装日军叫门。郭华峰立即集合部队、宣布起义，连夜把部队带到革命根据地梁王山脚下。这次起义共带出45人、步枪84支、机枪1挺、掷弹筒1个。

《新华日报》(太岳版)就此事发表了消息报道《汤圣庙武装队起义》。随后，这支武装被改编为中共垣曲县委武工队，郭华峰任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945年8月，日军投降，驻王茅镇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二二七联队于16日西逃。

1945年8月17日，郭华峰率武工队与县独立营配合，在王村南岭和王茅小河处伏击驻王茅逃跑日军。敌军恼羞成怒，暗害我方干部。

1945年8月27日夜，郭华峰部队在王村泰山庙广场宿营，敌军抓住机会制造混乱。他持枪外出察看时，被特务击中，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牺牲。

为纪念郭华峰，解放后，垣曲县将郭华峰牺牲地点王村镇改为华峰镇。编辑：陈雁冰

垣曲名人 郭华峰(1916-1945)

坦荡人民公仆 2023-5-17 08:08

郭华峰，原名郭汉鼎，芮城县兴耀村人。民国27年（1938)毕业于河南常开封高中，回县任小学教师，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次年经芮城具牺盟会特派员赵乃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旋任芮城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秘书，当年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民国29年(1940年)由延安回晋南任牺盟会民运视察员，分管蜂县、平陆、垣曲3县的民众抗日运动。不久又回到芮城抗战建国中学任训育主任。因敌人怀疑，遂与同校教师董巩出走洛阳。在洛阳通过同学介绍参加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

该社由华侨投资兴办，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青年打入者甚多。同年底，郭华峰随同工合人员一行8人由洛阳到垣曲开展工作，不久便与中共垣曲县委接上关系。为了便于活动，县委书记高一清也参加了工合工作。

民国30年(1941)春，在王茅镇建立工合垣曲站，并在长直建起一座小煤窑，以此作掩护。5月，中条山战役开始，工合人员在南山被冲散。郭华峰便在上仃坂村高一清和陈堡村赵恒玉家中，以长工名义隐蔽。

民国31年(1942)，垣曲县政府成立保安大队，郭华峰打入第二大队张鸿庆部工作。不久被日军抓获，但并未发现什么疑点，就让他到王茅镇伪合作社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为党组织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同年4月，日军在上仃坂村汤圣庙建立武装队。

根据工作需要，郭华峰打入这支队伍，未久任队长，并在队内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发展党员。有了这支武装作掩护，郭华峰借维持地方治安之名，多次打击欺压人民、破坏抗日的反动势力。同年秋，抓获刺探共产党活动情报、敲诈勒索群众的特务文竹林等3人。腊月，又处决了强奸民女、作恶多端的垣曲县保安大队分队长张小抓。

民国32年(1943年)春，日军准备从东滩南渡进犯河南，命令武装队抓“苦力”。郭华峰向执行任务的班长说：“要大张声势，但不抓好人”。当王茅镇日军227联队长向他要“苦力”时，他只送去了几个地痞应付了事。

5月，上仃坂小学教师廉子英(共产党员)被人告密，同善镇伪区公所通知武装队予以逮捕。郭华峰则虚张声势，暗地放走了廉子英。民国33年(1944年)11月27日，中共垣曲县委指示郭华峰率部起义。

当日，贾真一部进驻打坂，伪县长侯中和设下“鸿门宴”请郭华峰吃饭，情况十分紧张，郭华峰镇定自若，沉着应付。临行前对安云(共产党员)说：“今夜12点钟，县委派部队假装日军模样来接咱们，我们要把部队按时拉出去。12点钟以前我若回不来，你就把部队带走，不能犹豫”。说完带着两支手枪去赴宴。宴席上，郭华峰举杯相敬，谈笑风生，未等侯中和开口，他突然站起说：“对不起，今晚日军要过此地，我有急事要走”。侯中和还未想出应变之策，郭华峰已扬长而去。

当夜12时，中共独立营佯装日军叫开门，郭华峰立即集合部队宣布起义，连夜把部队拉到北山梁王脚。这次起义除山上碉堡内1个班和几名有计划留下的以外，共带出45人，步枪84支，机枪1挺，掷弹筒1个。《新华日报》(太岳版)就此发表了《汤圣庙武装队起义》的文章。后来这支武装改编为中共垣曲县委武工队，郭华峰任支部书记兼队长。民国34年(1945)8月，日军投降。驻王茅镇日军第37师团第227联队于16日星夜西逃。侯中和与日伪垣曲县知事张静心负隅顽抗。8月17日郭华峰率部与独立营配合在王村(今华峰)南岭同侯中和部作战。18日深夜，武工队在王村泰山庙东麦场宿营，郭华峰被暗杀，年仅26岁。

26岁年轻的生命就此牺牲，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奉献自己的一切！向你致敬！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带着梦想展翅，怀着向往奋飞，争做文明青年，为社会做贡献。先烈永不忘，立志更坚強。复兴中华路，每逢清明祭祖忙，思念先烈感衷肠。仁义忠孝是祖国，迎来盛世好时光。我要学习先烈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做信仰坚定的接班人；强化实践锻炼，做胸怀理想的时代新人；凝聚社会力量，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靳三涛丨赤胆英雄郭华峰

原创 靳三涛

黄河原创文学 2016年12月04日 15:34

靳三涛 作品

赤胆英雄郭华峰

题记：一九八九年，我在谭家乡上仃坂村教书，其间一位姓张的老先生经常和我聊起郭华峰的事，言谈间充满对郭华峰的敬佩之情，希望我这个读书人能写下来给后人看。今天也是了了一桩心愿。

那一年我九岁……

虽说季节到了春天，天气还是干冷干冷的。和往常一样，太阳已经很高了我才起床，吃过早饭，就去村中的大胡同口玩去了。那里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当地保长高玉文家就在胡同口，有好多消息比如日本人来了，日本人驻扎同善了等等就在此“发布”的。

我去的时候，那里已聚集了好多闲聊的人，大家都在议论着一个挑水的年青人，好像是高家新雇的一个长工，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挑着水从我们身边经过，还不时地给我们打招呼。这青年黑瘦，个子不太高，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大家都说高家新来的小长工还挺懂礼貌的。

这可能就是郭华峰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一九四二年，村里的汤圣庙来了一伙日伪武装队，有人说队长就是当年高家的小长工郭华峰，我才又一次想起这个外乡小伙已经两年不见了。每天天不亮，总能听到汤圣庙里的队伍的出操声，这尤其能吸引我们这些孩子的好奇心。武装队的训练一般是不允许外人看的，大人们只有到远处的土堆才可以看到郭华峰和他的四、五十个士兵在庙后的操场上，而我们这些本村的小孩就可以享受到“特例”，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带肉”的剩饭。大人们不准进去，唯独一个人除外，我村的羊倌“槐头”。

“槐头”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到庙后操场上去放羊，既是郭华峰在操场上，“槐头”也有这个特权。后来听人说，郭华峰在高家做长工不久患上了“天花”，因为“天花”传染，高家不再要他了，“槐头”看到这个异乡小伙怪可怜的，把他背到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每天送药送吃的，才保住了他的命。解放后，才知道郭华峰在汤圣庙里的情报有好多都是“槐头”送出的。

郭华峰到汤圣庙后，与村里原来的“老相识”又建立了关系，他有时带兵过村里，也不时的与他们打招呼。在我的印象中，郭华峰的队伍从不扰民，虽然他的队伍是日伪的武装队，但也深得大家的尊敬。

同年八月的有一天中午，我和一帮伙伴正在大胡同口耍，突然听到从汤圣庙处传来几声枪响，我觉得有点反常，郭华峰的队伍一般不在村里打枪的。不一会，看见郭华峰带着十来的兵，杀气腾腾从胡同西跑过来朝村北去了。我们跟在他们的后边一直到了廉子英的家。

一阵砸门之后，廉子英的母亲打开了门。

“廉子英在家吗？”

“他——，他没有回来”，一个小脚老太太吓得直哆嗦。

“他去哪了？”

“不——，不知道，他走从不跟家里说”。

十来个兵在窑里院里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廉子英。郭华峰再没有说什么，带着队伍走了。

当时，村里就有人说郭华峰要是不打枪肯定能逮住廉子英。直到郭华峰的身份暴露后，才解开了这个迷。

自从郭华峰“放走”廉子英后，村里的大汉奸高孔文时不时的在村里放话，有人要收拾郭华峰了。村里人平时都惧怕高孔文，听了他的话都暗暗地替郭华峰捏一把汗。

九月，天已经比较冷了，村里的人都忙着收拾地里的菜，害怕一场霜过后烂在地里，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地里帮大人忙了。有一次我正在村边的地里收拾菜，突然看见从村口过来一群兵，为首的一个骑着高头大马，戴着礼帽，很显然不是郭华峰，地里收掇菜的人有人认出是伪县长府县长侯中和。虽然大人再三阻挡，我和一帮孩子还是早早的在路边“迎候”县长了。

候中和一帮人在高玉文家门口下了马，和在此早已迎候高孔文一起进了高家大院。不一会就见郭华峰披着一件大衣带着一个卫兵也进了高家的门。

“不是冤家不聚头”，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人这样议论。高家大院今天肯定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只见郭华峰右手插在口袋，左手拧着烟蒂，满脸铁青带着卫兵走出高家大院。当郭华峰的身影在胡同西口消失时，我们才发现胡同两边窑顶上都是郭华峰的队伍，个个提着枪对准胡同。期间就有一个老汉说：看来今天是“针尖对麦芒”了！

等候中和走后，消息很快就从高家大院传了出来：候中和摆“鸿门宴”专门是收拾郭华峰的，前几天就给郭华峰下了帖，约好今天到高家赴宴的，候中和想郭华峰肯定不敢来，如果不来就是抗命，如果来就地正法。

E高家的长工说：候中和进院后，就把卫兵埋伏了起来。郭华峰从进院到吃饭一直到离开，右手一直没有离开过口袋。席间他和候中和并排座，他坐在候中和的左边，有高玉文、高孔文等人作陪。郭华峰左手使筷，高玉文当时还惊讶的问，郭华峰说右手受伤了。

席间候中和与郭华峰话不投机，候不时的到院中央走一走，向卫兵询问着什么？宴席还不到半个小时，郭华峰起身说公务繁忙要走，候中和、高孔文马上站了起来，郭华峰是面朝着他们一步一步退出屋门的。

后来得知，候的卫兵打听到高玉文窑顶上有埋伏郭华峰的部队，所以才迟迟没有动手。

高家长工说当时院里很紧张，高玉文的家人吓得都不敢出来。

这场“鸿门宴”没过几天，高孔文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据说是郭华峰正法了他。

收拾完高孔文，郭华峰就带着队伍离开了汤圣庙。这时村里的人才知道，郭华峰原来是地下党，好像是上级派来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我心底里暗暗地敬佩这个貌不惊人的外乡小伙。

后来我参加了儿童团，领导派我到上庄村给八路军送信，接待我的首长竟然是郭华峰。郭华峰和我拉起了家常，询问村里老人们的身体情况，还让我给“槐头”带话问好。我走的时候，他还特意往我怀里塞了一个白馒头。

这可能是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听说四五年他在王村牺牲了，我很悲痛。

每一年清明，我都要到华峰烈士纪念厅给他扫墓，来祭奠我心目中的赤胆英雄。

作者简介：

靳三涛，1967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小学一级，垣曲县移民初中老师。2000-2004年任山西省初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先后发表过《孔雀为什么东南飞》等论文、散文十余篇。

【备注】垣曲县县志关于郭华锋的记载：

郭华峰，山西芮城县人。1937年夏，从河南开封高级中学毕业，次年初，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芮城县牺盟分会秘书，协助牺盟特派员不分昼夜地工作。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任虞乡县牺盟特派员。1940年2月上旬，奉命随山西新军二一三旅五十九团三营经稷王山转赴太岳区，强行通过日军封锁线时，被冲散掉队。辗转回县后，任水峪抗日建国中学训育主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次年，其活动被阎系第七专区保安司令部察觉，遂奉命转移到洛阳，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中国工业消费合作社”工作，不久被派往垣曲县建立分站。与中共垣曲县委接上关系后，担任垣曲工合社分站站长，以此为基点，以搞经济工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同年5月，日军侵占垣曲后，分站解散。地下党员高一清(高玉文的儿子)秘密介绍到其家中做长工，以扛长工为掩护坚持斗争。1942年初，奉命打入阎锡山垣曲县政府保安二大队张鸿庆部，不久，被日军抓捕，征得党组织同后，答应敌人到日伪合作社工作。4月，继任日伪汤圣庙武装队长。从此借日伪维持治安的合法名义，打击反共反人民的势力，保护革命力量。曾活捉秘密刺探中共活动情况、私派粮款的国民党特务，拔除了国民党特务在上仃坂的据点。他出其不意地捕杀了横行乡里的阎系县政府保安大队分队长张下抓，使其部罪恶活动有所收敛。他奉命执行逮捕共产党员廉子英的任务，采用明擒暗纵的方法使其安全脱险，又神速查获阎系县长侯中和私埋的武器弹药，装备了武装队。其活动使侯中和怀恨在心，遂“邀”其赴宴。他严密部署后单身赴会，神态自若，举枪逼敌不敢妄动，从容脱离虎口。同年11月27日晚，根据中共垣曲县委决定率部起义，连夜奔赴根据地，改编为中共垣曲县委武装工作队，任党支部书记兼队长。1945年8月16日，率部配合独立营伏击驻王茅逃跑日军，敌酋恼羞成怒，定计暗害我方干部。27日夜，在王村泰山庙广场宿营，敌奸制造混乱，他持枪外出察看时，被特务击中，因伤势过重，次日晨牺牲。垣曲县改王村镇为华峰镇作纪念。

段英言烈士故事



段英言，出生于1922年，1946年2月29日，在垣曲县圣佛头执行任务中遭枪杀，时年21岁。他牺牲后，为了纪念他，县委决定将圣佛头村命名为英言村。

段英言是山西省沁源县棉上村人，中农家庭出身。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里，他母亲和不足10岁的弟弟等都惨死于日本鬼子的枪刀之下。国仇家恨，使他于1938年毅然投身于革命工作。在战斗的紧张岁月里，他读了很多革命书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1945年，段英言所在部队太岳兵团的老三团在垣曲县上庄村与日寇遭遇战，段英言身负重伤，由当时民兵李友仁、周集典二人轮流背负到英言乡西河村的一个山沟沟里，二人连夜在隐蔽处挖了一个只能容下一个人躺着的小洞，一人挖洞，一人运土，天亮之前铺上甘草让段英言躺下。三天送一次饭，三个月的养伤，身体基本恢复，段英言找到组织，太岳兵团专署把他分派到王屋县，后又分派到二区(圣佛头、蒲掌、窑头三乡原属王屋县，后划为垣曲县)党委会工作，任宣传委员。

段英言一到二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对人和蔼可亲，经常同贫下中农、进步青年谈心，给他们讲革命道理。通过一段辛勤的工作，革命之火在二区人民心中点燃起来了，贫下中农也渐渐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人们都称段英言为“播革命之火的人”。

在西河村，他把李友仁、周集典秘密发展为党员。1945年8月至10月，短短两个多月，段英言就在各村发展党员30余人，为以后的革命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1946年春，在段英言的领导下，圣佛头村正式成立了党支部，选出了支部书记和委员。

为了使反奸反霸诉苦复仇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段英言召开党员秘密会议，召集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用朴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揭露阶级压迫，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场院、田间地头、农家坑头，他常和农民一块劳动，一起谈心。

他启发穷苦人说：“穷人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为啥还是吃糠咽菜，缺衣少穿缺铺盖？这不是命运不行，更不是生辰八字不好，而是由于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穷人要翻身，过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跟地主恶霸斗，彻底推翻吃人的旧社会”。

他的话像火种在人们心中燃起希望的火苗，热血在穷苦人心中燃烧，农民运动的烈火在圣佛头、西河等村烧起来了。世世代代做牛马的贫下中农站起来，向地主恶霸发起了猛攻。在这两个村的带动下，其他各村的群众运动也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群众运动极大地灭掉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增长了贫下中农当家做主人的志气。

1946年3月29日，接上边通知，驻扎河南的国民党杂牌部队靳永清和乔尚清要偷袭黄河北边人民政府，派出一个穿着羊皮袄的探子已到黄河北边。段英言立即通知西河、郝家庄、靳家窑、两盘碾、骆驼腰等村民兵带上大刀、长矛到各个路口站岗。英言、白鹅、赵寨等各村民兵负责人到圣佛头村公所集合。傍晚时分，各村民兵骨干到齐，段英言带领他们奔向黄河边，进行堵截。他们到达无恨村前边的范家山，在下一个地垒时，段英言挥手示意后边的同志跟上，后面有人向他开枪了。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子、贫下中农的知心人就这样光荣地牺牲了。

1946年3月6日，段英言烈士追悼大会在圣佛头村召开，参加人数上万人。当时的王屋县长刘任道致了悼词，政委李之放、副政委王维平讲了话，公安局长、参议员等都到会参加，会场肃穆庄重。最后县长刘任道正式宣布，为了纪念段英言烈士，将圣佛头村更名为英言村。

（根据当时直接参与人李友仁所述）

　　◎英言乡

英言乡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县城东南，总面积96平方公里。东西部为丘陵，水土流失严重，多为红黄质土壤，土质较粘重；适宜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烟叶等。英言乡属于纯农业乡镇，主导产业为烟叶、三樱椒，1991年被列为全省优质烟叶示范区。

　　产业状况

　　英言乡属于一个纯农业乡镇，农业总收入2189万元，人均纯收入1230元。主导产业为烟叶、三樱椒，1991年被列为全省优质烟叶示范区。2008年，全乡种植烟叶2000亩，三樱椒8000亩，年产分别达到30万公斤和160万公斤。结合“百村万户养殖”工程的实施，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现有50头以上规模养猪43户，1000只以上规模养鸡12户，100只以上规模养羊20户，全乡存栏牛670头、羊12564只、猪6781头、家禽59500只。

　　基本情况

　　英言乡位于县城东南，东接蒲掌乡，西与古城镇毗邻，南临小浪底库区，北与历山镇接壤。极点直线距离东西5.5公里，南北22.5公里，总面积96平方公里，乡治英言村。共辖英言、西河、白家河、郭家山、无恨、东河、柏底、南白鹅、北白鹅、赵寨、邵家沟、席家坪、龙尾头、关庙、闫家河、官家沟、田村、河底河、马湾、窑头、安河21个行政村，156个村民小组，4350户17800人。

　　英言乡北依牛头山，海拔1140米。东西部为丘陵，水土流失严重，多为红黄质土壤，土质较粘重；中部平坦，地形较高处是黄褐色轻壤质土壤，耕性良好，地形较低处为黄褐色中壤质土壤，土质较粘重，保水侏肥能力强。英言乡年均日照时数为2150．7小时，平均气温1 3．2℃，年均降水量640．2毫米，无霜期288天，适宜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烟叶等。矿产资源主要有赤铁矿、褐煤、烟煤、石灰石、重晶石、磁铁矿等。

　　基础设施

　　全乡于2004年实施村级道路水泥硬化工程，目前21个村村通达100%，1 56个居民组组通149个达95%，4350户通4002户达92%。同时贯通了与古城镇的允东、上庄、三联，与蒲掌乡的高崖、郭家河、邱家沟，与历山镇的不落地三个乡镇的七条循环路，形成了村村相通、组组相接、户户相连的交通网，实现了道路村村通，通村达户里程达180余公里。

　　闻垣高速公路于2010年底建成通车，在英言乡龙尾头和英言村东设有出口，大大改善了英言人民的交通环境。

　　社会事业

　　教育工作，近几年，结合教育制度改革，全乡拥有公办初中一所，私立初中一所，创办寄宿制小学11所，进一步改善教育布局，教学成绩位于全县中上游。卫生工作，完成了乡卫生院的改建扩建，充实完善村级卫生所，使全乡医疗条件明显改善，医疗水平明显提高。

　　英言初级中学位于英言乡移民街东，行政区号140827，邮政编码043700

　　管辖

　　英言乡位于垣曲县，人口16956，辖：河底河村、安河村、马湾村、窑头村、郭家山村、无恨村、闫家河村、东河村、龙尾头村、柏底村、英言村、南白村、北白村、赵寨村、田村、官沟村、关庙村、西河村、白家河村、邵家沟村、席家坪村等。

　　英言由来

　　英言是英勇的烈士之乡。

　　段英言，出生于1922年，1946年2月29日，在垣曲圣佛头执行任务中遭枪杀，时年21岁。他牺牲后，为了纪念他，县委决定将圣佛头村命名为英言村。

　　段英言，是山西省沁源县棉上村人，中农家庭出身。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里，他母亲和不足10岁的弟弟等都惨死于日本鬼子的枪刀之下。国仇家恨，使他于1938年毅然投身于革命工作。在战斗的紧张岁月里，他读了很多革命书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1945年，段英言由太岳专署分派到王屋县，后又分派到二区(圣佛头、蒲掌、窑头三乡原属王屋县，后划为垣曲县)党委会工作，任宣传委员。

　　段英言一到二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对人和蔼可亲，经常同贫下中农、进步青年谈心，给他们讲革命道理。通过一段辛勤的工作，革命之火在二区人民心中点燃起来了，贫下中农也渐渐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人们都称段英言为“播革命之火的人”。

　　在西河村，他经常接近贫农青年周集典，通过周集典接触进步青年，秘密发展党员。1945年8月至10月，短短两个多月，英言就在各村发展党员30余人，为以后的革命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1946年春，在段英言的领导下，圣佛头村正式成立了党支部，选出了支部书记和委员。

　　为了使反奸反霸诉苦复仇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段英言召开党员秘密会议，召集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用朴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揭露阶级压迫，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场院、田间地头、农家坑头，他常和农民一块劳动，一起谈心。他启发穷苦人说：“穷人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为啥还是吃糠咽菜，少穿缺铺盖？这不是命运不行，更不是生辰八字不好，而是由于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穷人要翻身，过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跟地主恶霸斗，彻底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他的话像火种在人们心中燃起希望的火苗，热血在穷苦人心中燃烧，农民运动的烈火在圣佛头、西河等村烧起来了。世世代代做牛马的贫下中农站起来，向地主恶霸发起了猛攻。在这两个村的带动下，其他各村的群众运动也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群众运动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大长了贫下中农当家做主人的志气。

　　1946年3月29日，驻河南的国民党杂牌部队靳永清和乔尚清偷袭过河来了，段英言立即通知西河、贺家庄、靳家庄、两盘碾、骆驼腰等村民兵带上大刀、长矛到圣佛头村站岗。白鹅、赵寨等各村民兵负责其岗位。傍晚，白鹅民兵郑应亮带了支枪，领着5个人到圣佛头村公所找段英言联系。没多久站岗民兵进来报告：“北边有一伙人由东向西跑哩，怕是特务”。段英言一听报告,立即扛枪带领十几个民兵追去。追到娘娘庙西边，发现路上有扔下的担子，打开麻袋一看，里面装的是烟葫芦皮，看来他们是看见有人追，才扔下担子向西窜去。为了查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段英言率先向西追去，他一冲出人群，后面有人向他开枪了。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子、贫下中农的知心人就这样光荣地牺牲了。

　　1946年3月6日，段英言烈士追悼大会在圣佛头村召开，参加人数上万人。当时的王屋县长刘任道致了悼词，政委李之放、副政委王维平讲了话，公安局长、参议员等都到会参加，会场肃穆庄重。最后县长刘任道正式宣布，为了纪念段英言烈士，将圣佛头村更名为英言村。

善宣传长穷人志气 敢斗争灭地主威风

段英言：“播革命之火的人”

来源：运城日报发布者：时间：2023-10-11

段英言（1922—1946），山西省沁源县人。1946年3月29日，在圣佛头村执行任务时遭枪杀。他牺牲后，当时的王屋县委将圣佛头村命名为英言村。

段英言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日军侵略中国时，他的母亲和不足十岁的弟弟惨死于日军的枪刀之下。面对国仇家恨，1938年，他毅然投身革命工作。1945年，他由太岳专署分派到王屋县，后又分派到二区（英言、蒲掌、窑头三乡，原属王屋县，后划分为垣曲县）党委会工作，任宣传委员。

段英言刚到二区，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在西河、圣佛头、关庙、白鹅、贺家庄等地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反奸除霸活动。他对人和蔼可亲，经常和穷苦人民、进步青年谈心，给他们讲革命道理。接触过段英言的人都说：“英言同志真有学问，一讲一大套，套套都占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动员，革命之火在二区人民心中点燃，人们渐渐看到前进方向，都称段英言为“播革命之火的人”。

在西河村，段英言在贫农青年周集典的介绍下，认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并在其中秘密发展党员。1945年8月，他召集李友仁、李友义二人在周集典家开会，号召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来，通过段英言的讲解，大家逐渐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当段英言问道：“你们愿意参加共产党吗？”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

8月29日，在周集典家中，段英言为周集典、李友仁、李友义举行入党仪式。三人并排站在毛主席像前，举起右拳，在段英言的带领下宣誓。短短两个多月，段英言就在各村发展30余名党员，为革命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1946年春，在段英言的领导下，圣佛头村正式成立党支部，选出了支部书记和委员。

为了顺利开展反奸反霸、诉苦复仇斗争，段英言召开秘密会议，召集贫下中农参会。他用朴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道理，揭露阶级压迫的现实，启发农民群众参与斗争。

在场院、田间地头、农家炕头，他和农民一块劳动，一起谈心。他启发贫农说：“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为啥还是吃糠咽菜？这不是命运不行，更不是生辰八字不好，而是由于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要想翻身，过好日子，大家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跟地主恶霸斗，彻底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他的话像一团烈火在贫农的心中燃烧。

在段英言的带领下，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向地主恶霸发起了猛攻。先在西河村斗了富农张某，让其坦白欺压剥削穷人的恶行。后又揪斗圣佛头村地主恶霸、国民党党员高凌云。以前，由于高凌云势力庞大，和官府勾结紧密，在当地无人敢惹。在揪斗现场，一个群众一耳光打掉了高凌云头上的帽子，邻村村民知道后都说：“圣佛头人真行，敢打高凌云。”在这两个村的带动下，其他各村的群众运动也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长了贫下中农当家做主的志气。

段英言吃苦耐劳，体贴群众疾苦。穷人家被子少，寒冬腊月时，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他只盖一件灰大衣过夜。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考虑个人私事。一天，周集典对他说：“给你说个媳妇吧？”段英言干脆地回答：“不打跑敌人，我决不娶妻。”

1946年3月29日，驻河南的国民党部队偷袭过黄河。段英言立即通知西河、贺家庄、靳家庄等村的民兵带上大刀、长矛到圣佛头村站岗。白鹅、赵寨、无恨三村的民兵各自坚守岗位。傍晚，白鹅民兵郑应亮带了支枪，领着几个人到圣佛头村公所找段英言。没过多久，站岗民兵进来报告：“北边有一伙人由东向西跑哩，怕是特务。”段英言听完，立即扛上枪，带领十几个民兵追了过去。当他追到娘娘庙的西边，发现路上有扔下的担子。他打开麻袋一看，发现里面装的是罂粟壳（又称“大烟葫芦”）。他猜测来人看见有人追赶，慌忙扔下担子向西窜去。为了查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段英言率先向西追去。在追查过程中，有人从他身后向他开枪，子弹从他后背的右上方打入，从前胸穿出，段英言光荣牺牲了。

1946年农历三月初六，王屋县在圣佛头村召开段英言烈士追悼大会。一区、三区派代表参加，二区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加，追悼会现场人山人海。时任王屋县县长刘任道致悼词，政委李之放、副政委王维平讲话，公安局局长、参议员等都到会参加。村农会干部等头顶白布，绕着圣佛头村游行以示悼念。最后，刘任道正式宣布，为了纪念段英言，将圣佛头村改名为英言村。

当时，段英言的遗体葬于英言村东堎根。每到清明时节，干部、学生都前去祭扫。1966年清明节，段英言的家属将他的遗骨迁回老家安葬。

编辑：王亚坤

英言村名历史故事

原创 王士敏

与石同在 2024年04月27日 11:30 山西

现在的英言村，过去叫圣佛头，本来叫圣回头。为何叫这个名子？相传与孔夫子有关。

孔子周游列国，坐车由宋国向晋国而来，路过此地，遇见一小儿在路中间垒土筑城玩耍。孔子叫小儿让路，小儿一本正经地说：“城是死的，车是活的，只有车绕城，哪有城避车”。

孔子觉得此子人虽小，言在理，便有几分器重，为了试一试小儿的智慧，便提出许多话题，咨问小儿，经过你来我往的一问一答，不仅没有难住小儿，倒把夫子问哑了。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就此回头吧”。故后人就把此地起名“圣回头”。后来，传说村人又在村西的三义庙(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附近挖出来金佛头，村名就又改成“圣佛头”了。1946年，圣佛头村改名英言村，是因革命烈士段英言而改的。

段英言(1922-1946.3)，男，岀生于1922年，山西省沁源县棉上村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段英言的母亲和不足十岁的弟弟都惨死于日本鬼子的枪刀之下。国仇家恨，使他于1938年毅然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他读了很多革命书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1945年，太岳专署派他到王屋县委工作，后又到二区(现在的垣曲英言、蒲掌、窑头三个地区十四个村，原属河南王屋县抗日政府第二区，1947年划归垣曲县)党委会工作，任宣传委员。1946年3月29日，在圣佛头村执行任务中遭枪杀，时年24岁。他牺牲后，为了纪念他，中共王屋县委决定将圣佛头村改名为英言村。

段英言到二区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夜以继日，走村串户，在西河、圣佛头、关庙、白鹅、贺家庄等村做党的工作。他对人和蔼可亲，经常同穷苦农民、进步青年谈心，给他们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接触过段英言的人说：“英言同志，真有学问，一讲一大套，套套都占理”。通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革命之火在二区人民中点燃起来了。大家称段英言为“播撒革命之火的人”。

在西河村，段英言发现了进步青年周集典，还通过周集典认识了一批进步青年，之后，秘密发展他们入党。1945年8月，他将李友仁、李友义二人唤到周集典家，又一次给他们讲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深远意义。问他们：“你们愿意参加共产党吗？”因之前英言给他们讲的革命道理已浸入心扉，入党的心愿也早已在心中萌生，所以英言一问，便异口同声回答：“愿意”。到8月29日，在周集典家里，段英言同志将自己的小笔记本(里面贴着一张毛主席的二寸半身照片，照片下贴着纸剪的镰刀斧头)翻开，高举头顶，周集典、李友仁、李友义三人并排站在毛主席像前，举起右拳头，随着英言同志的领誓，庄严宣誓：“……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永不叛党”。此后的两个多月，段英言同志夜以继日，奔走在各村，宣传动员，发展党员三十余人，使党的工作在二区有了良好基础。

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1946年春，在段英言同志的领导下，二区的大村圣佛头成立了党支部。

为了使反奸反霸诉苦复仇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段英言对苦大仇深的农民，深入浅出地讲革命道理，揭露阶级压迫的本性，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在场院、田间地头、农家炕头，他常和农民一块劳动，一起谈心。他启发穷人说：“穷人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为啥还是吃糠咽莱，少穿的缺铺盖？这不是命运不行，更不是生辰八字不好，而是地主恶霸剥削压迫的结果。穷人要翻身，要过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跟地主恶霸斗，彻底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他的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穷人翻身解放的希望。农民运动的烈火在圣佛头、西河等村烧起来了。在他的带领下，群众向地主恶霸发起了猛攻。西河村、圣佛头村首先斗了压迫群众的地主富农，过去与官府勾结，欺压群众，没人敢惹的地主高xx，被愤怒的群众打掉了帽子，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斗志，由此，东原各村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段英言同志，一贯艰苦朴素，一心为公。他头扎白毛巾，身穿灰布大衣，脚蹬粗布鞋，威武高大，一身正气。他吃苦耐劳，体贴群众疾苦。十冬腊月天，为了不给穷人添麻烦，他只盖自己的灰大衣过夜。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考虑个人的私事。周集典曾对他说：“给你说个媳妇吧？咱们穷人家的好姑娘多的是”。段英言却干脆的回答：“不打走日本鬼子我决不娶妻”。

1946年3月29日，段英言收到情报，驻河南的国民党杂牌部队头目靳永清和乔尚清要偷袭圣佛头，便立即通知西河、贺家庄、靳家庄、两盘碾、骆驼腰等村民兵带上大刀、长矛到圣佛头村站岗。白鹅、赵寨、无恨民兵负责各村岗位。傍晚，白鹅村民兵郑xx带了支枪，领着五个人到圣佛头村公所找段英言联系。没多久站岗民兵进来报告：“北边有一伙人由东向西跑哩，怕是特务”。段英言一听报告，立即扛枪带领十几个民兵追去。追到娘娘庙西边，发现路上有扔下的担子，打开麻袋一看，里面装的是大烟葫芦皮，看来他们是看见有人追，才扔下担子向西窜去。为了查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段英言同志率先向西追去。但一冲出人群，后背就中了一枪，子弹从他后背右上方打入，从前胸穿出，段英言同志牺牲了。

同年农历3月初6，中共王屋县委在圣佛头村召开了段英言烈士追悼大会，上万人参加了会议。有一区、三区的各界代表，二区的男女老少几乎全来了，人山人海。王屋县抗日政府县长刘任道致了悼词，政委李之放、副政委王维平讲了话。会场肃穆庄重，村农会干部以上的人头顶白布，绕圣佛头村游行一周，烧了纸扎、花篮等纪念品。最后县长刘任道宣布，为了纪念段英言烈士，从即日起，以烈士名字命名圣佛头村为英言村。

段英言烈士的遗体，当时葬于英言村东堎根。以后年年清明时节，干部群众、学生纷纷前去祭扫。1966年清明节之机，段英言的家属，将他的尸骨收回老家安葬。

1961年，杀害段英言的罪犯得到国法严惩。

1992年4月，中共英言乡党委、英言乡人民政府在段英言牺牲的地方，建起了段英言烈士纪念园，2015年7月，矗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

（编辑·观宇）

段英言烈士纪念园里宣誓的宣传工作者

英言三义庙，传为汉时刘关张聚首之地

三义庙舞台，古时圣佛头村

戏越调剧团的表演之地

英言竹马，历史上闻名豫西。其《五马破曹》可谓经典。照片里是尚在保存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五彩竹马。

山城新姿——垣曲县党员干部作风大整顿纪实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7日

来源：运城日报

本报记者 苏黎原 牛嘉荣

近日，记者在垣曲县看到，历经3个月来党员干部作风大整顿的洗礼，这座山城产生了不平常的气象——

一座有烟火气的美丽山城

从高处俯瞰，亳清河如同一条绿丝带，串起了这座城市的灵气。滨河西道上，络绎不绝的人流和统一规划的小摊，点燃了城市的烟火气；黄河路旁，“穿上”新衣的配电箱，装点出城市多彩的魅力；帝舜公园里用鲜花摆成的“美丽山城，幸福垣曲”8个大字沿石阶铺就，步道在绿意中绕上山巅。

在低处观赏，滨河公园，亳清河两岸，鲜花盛开、垂柳依依，楼阁在水中倒映，树影戏鱼虾。傍晚6时，夜幕降临，机动车限行，中心街道变为步行街，商贩出街，人声鼎沸，滨河艺术小镇里曲剧飞扬，夜生活好不热闹。

正是人有雅兴、景有灵性，一步一巧思则一步一景致。

“城市建设的中心是人，落脚点在‘城’。我们要用辛勤努力，让市民一出门就是公园，下了班有休闲、娱乐的地方，再通过科学管理，为流动商贩‘安家落户’，真正做到便民利民。”县住建局办公室主任车大鹏介绍说。

垣曲县拥有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级园林县城等19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城市建设和管理是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重点。

今年全县党员干部作风大整顿活动启动以来，县住建局积极主动“开门纳谏听民意”，顺应民心大势，将行道树修剪提上日程——中心城区树木割冠疏枝，使主干均匀、树姿优美、绿荫浓密；城区外围树木割去下部旁枝错节，使直立向上、树干挺拔，方便大型车辆通行。

同时，为高效、文明、有序地管理城市、服务市民，县住建局创建了“舜乡住建”“领导干部监督群”“城市精细化管理群”等微信服务群，吸收普通市民、义工、媒体记者、领导干部、职能部门干部和社区工作员入群，让市民及时参与、主动配合城市管理。

不管是谁，都可在群里曝光影响市容市貌的不文明现象。工作人员看到问题后必须第一时间回复、第一时间解决。

“市民吹哨、住建报道”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实现了居民与执法人员零距离交流，使市容管理更加便捷。

该微信群自建立以来，共发现各类“脏乱差”问题1153个，督促各单位整改1121个，整改率达97%。

一座营商环境优良的小城

城北初级中学建设项目进展顺利，预计7月完工，9月投入使用；县疾控中心迁建项目实行项目周报制度，预计7月可按期投入使用……

今年一季度垣曲县项目开复工率为10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9.8%，创历史最高水平，在全市一季度项目建设综合考核中位居第二。是效能大提升带来工作大落实、发展大提速。

县工科局坚决落实县委关于作风建设“高效、过细、见真、抓实、担当”的“十字方针”要求，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与企业生产运行之间的困难问题精准命题、破题，以工作专班为单位，抽调精干力量，主动靠前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多措并举切实帮助企业纾难解困。

——宣讲利好政策。通过政策交流平台、一线宣讲等形式，及时向企业宣传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相关举措和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发挥政策引导和杠杆作用，助力企业坚定信心。

——精准帮扶企业。精准开展入企服务帮扶活动，一季度共收集问题诉求91个，目前已解决问题84个，办结率92%。同时，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陶粒砂行业入手，引导支持垣曲县刚玉陶粒有限公司牵头组建全县首家工业行业协会，规范行业生产。

——精准防控，保证运输畅通。搭建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对所有保供车辆实行闭环管理，确保疫情期间保供物资的供应安全，保障全县工业企业日均500余车次生产运输需求。自3月14日以来，全县工业保供车辆已经完成运输任务23400余次。

——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运行。围绕工业转型升级主攻方向和五大产业链布局规划，垣曲县强化项目建设协调支持力度，目前在库的21个工业项目，今年计划投资15亿元，一季度已完成投资5.1亿元。全县32家规上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45.16亿元，同比增长29%。

一座雷厉风行的活力新城

“党中央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需要基层认真学习领会。参加了这次培训，我真正认识到要想学、要会学、要真学，始终把学习抓在手上，把所学到的知识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垣曲县纪委监委干部王玉在参加年轻干部培训班面试时说。

为进一步打造“学习型、思考型、创新型、实干型”纪检监察干部队伍，5月17日，垣曲县纪委监委年轻干部专题培训班开班。

此次培训，县纪委监委专门安排5名班子成员和5名部室主任授课，授课题目经过精心挑选，涵盖了信访举报、线索处置、谈话函询、监督执纪、审查调查等内容，涵盖了监督执纪监察工作的全过程。

为期两天半的集中授课后，所有参训人员参加闭卷考试和面试。在面试中，大家随机抽题，思考3分钟后作答，谈思路、谈见解、谈措施，由班子成员、部室主任现场点评。之后，授课人员和参训人员“双向测评”。

全县党员干部作风大整顿活动开展以来，垣曲县共开展各种作风整顿培训6次，5000人次接受培训。

县委扛牢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县委将党员干部作风大整顿活动作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组建工作专班，出台实施方案，明确整治重点，建立定期汇报、日常联络、问题线索移交反馈等相关工作机制，保障活动有序推进。

县纪委监委狠抓“四风”问题，推动作风转变。紧盯“清明”“五一”等关键节点，强化节前提醒和节中督查，持续释放纠治“四风”的强烈信号。截至目前，共开展提醒谈话2000人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3件8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人，诫勉1人，批评教育2人。紧盯中心任务，强化政治监督。制定出台常态化监督检查实施办法，开展6轮监督检查，现场督促问题40个，给予批评教育和责令书面检查8人。

全县5338名党员干部聚焦“5个方面20个突出问题”，收集问题1.6万余条。全县各单位引深“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征集各类有效意见建议307条，正在分步办理；开门纳谏征求意见建议4760条，采纳1023条，已解决947条，其余正在抓紧整改。

经过3个月的淬火，全县党员干部的作风大大好转。

“党员干部作风大整顿，点燃的是干部激情，唤醒的是责任担当，增进的是干群关系。通过‘时代出题、干部答卷、群众评议’等一系列举措，真正为全面建设‘美丽山城、幸福垣曲’注入新活力、凝聚新力量、开创新局面”，垣曲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雷刚说。

鲁南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峄县抗日民主政府

来源：枣庄市档案馆2021-09-06

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地

众所周知，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曾被誉为“山东小延安”，在山东乃至全国的抗日斗争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而在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过程中，鲁南抗日民主政权，尤其是鲁南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遗址——北庄乡南泉村

全国抗战初期，鲁南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多半解体，旧政府人员多半弃职潜逃，地方警备队也大多逃之夭夭。但打着抗日旗号的各路势力仍然很多，除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之外，还有国民党的东北军、一些地方的杂牌军，此外还有一些土匪部队约万人武装等等。这些武装虽然都打着抗日旗号，但其中鱼龙混杂，有的虽然打着抗日旗号，但实际上却是绑架勒索，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甚至还有少数势力持观望态度，随时有可能叛变投敌，对敌斗争形势十分复杂。

1939年6月，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先后分几批开进鲁南。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拨付的军饷少得可怜，部队的给养问题没有稳定的保障，除了靠没收敌人的资财和汉奸的财产，以及向地主富户募捐来解决一部分之外，就只能“吃派饭”，就是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在战乱期间，百姓们的生活本身十分困苦，加上敌伪势力的经济封锁，即便在共产党基层党组织较为健全的地方，部队给养保障也十分困难，而在一些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由于敌伪顽的长期反动宣传，群众对我们还不够了解，甚至沿途村村筑围，乡乡设防，部队给养问题就更加困难了。此外，摊到“派饭”任务的群众也是吃亏的，负担较重，也不合理。

为了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并为抗日斗争提供有力保障，根据党中央和山东省委关于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指示精神，1939年11月间，在峄县的王家湾召开了峄县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35位政府委员，组成了鲁南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潘振武当选为第一任县长。在选举过程中，采用了“三三制”和“豆选法”。

王家湾峄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旧址

峄县抗日民主政权产生之后，在经济方面，实行“精兵简政”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人民负担，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领导春耕秋收工作，帮助群众解决耕牛、种子、劳动力等困难问题，以及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扩大耕地，开展生产日常用品、土货特产大生产运动，促进商品流通，粉碎敌寇经济封锁等种种措施，不仅极大改善了主力部队的给养状况，我党抗日主力部队的负担大为减轻，战斗力大大增强。随着在战场上对敌斗争的不断胜利，鲁南抗日民主政权的数量和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反过来又可以为抗日主力部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援和保障。鲁南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在向第一任峄县县长潘振武汇报工作时就曾说：“这下好了，有了县政府这个依靠，就好比孩子有了娘…”。而与此同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政治方面，实行“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三三制”和“减租减息”政策在减轻百姓负担的同时，也保障了地主阶级的地权、财权和人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不断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譬如，1940年6月在费县七里河南山九子峪召开了鲁南地区500万抗日人民的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约400人，大会开了三天，按照党中央确定的“三三制”的原则，当选的参议长彭畏三、专署民政科长梁度世、教育科长王天翼等，有的是非党人士，有的是国民党员，充分体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争取了更多的人参加到抗日阵线中来，如万春圃是苍山县大炉村的一个地主，有三顷多地，是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坚决抗日，并且入了党。不仅他个人参加了革命，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人和亲属也都对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四人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再譬如国民党的县长韩文一、张里元保安司令部的军事干部岳杰、秘书处的秘书姬维清等等。他们后来都参加了我们党，成为我党的优秀干部。如韩文一后来担任了费县抗日民主政权的第一任县长，姬维清入党后，在四县边联办事处当秘书兼四县边联工委秘书，后来去大众日报社当编辑。岳杰入党后，到山纵部队当参谋，1939年6月，日军大“扫荡”时，在沂蒙山战斗中壮烈牺牲于沂水后山。

在军事方面，除了做好抗日主力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之外，鲁南抗日民主政权还组织发动群众，组建人民抗日自卫团，以村为单位设小队或分队，或与邻村编成一分队或一中队。通过维持地方治安、肃清匪患、侦察敌情、破坏敌军交通、配合抗日主力军及游击队或单独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等方式，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教育和干部培养方面，除了重视各级正规学校教育之外，还通过识字班、夜班等形式，广泛建立与健全社会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采取各种形式，大量培训、培养、锻炼各级党政干部，吸收各类人オ充实各级干部队伍。为随后成立的其他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战胜利后的其他各地解放区政权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譬如，1949年初，鲁中南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决定，一次性抽调40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帮助开辟新区工作。其中仅从滕县和峄县两县就一次抽调了400余名党政干部南下。除此之外，当时鲁南地区还有一部分支前干部也随着主力部队到贵州、四川等地并留在当地工作。这其中还没有包括从鲁南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部队中的南下干部和从鲁南地区直接参军入伍到主力部队中的南下干部，也没有包括原籍是鲁南地区但是从周边战略区南下的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决不应该忘记。回顾历史是为了让闪光点更好地闪光，带着我们更好地步入未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是鲁南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是鲁南地区乃至全省抗日民主政权的典范，是鲁南人民特别是枣庄人民的骄傲。

关于鲁南军民开展反蚕食斗争

和抱犊崮反扫荡的报道

望仙同善后河水库



垣曲县望仙大峡谷景区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发表时间：2024-10-25 16:46

望仙大峡谷风景区(简称望仙景区)位于垣曲县历山镇望仙村境内，距县城28公里，主要资源范围在历山原始森林西南部的试验区，自然风光优美，人文资源厚重。景区内有闻名遐迩的望仙三潭瀑布，烟波浩渺的后河水库，幽深壁立的大河峡谷和芦源河峡谷。景区总规划占地面积640公顷，海拔范围在800-1000米以内 。

望仙景区是历山黄河生态旅游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四级公路可通景区。此地不仅有尧、舜二帝的美丽传说，而且有奇特优美的仙山神水。悬泉山下淘金河，天设地造了一处瀑布潭群，形成了五公里长的天然石峡，罗列着十余个大小不一，深浅有别，形态各异的瀑布渊潭。真乃三步一潭，五步一瀑，瀑连潭、潭连瀑、潭中有潭、瀑下有瀑，尤其是雨潭、风潭和龙潭，风格更是别具一致；再观两边是峡谷如切，灌木成林，松柏叠翠，郁郁葱葱。三潭景区春日生机盎然，姹紫嫣红，鸟语花香；夏季凉风徐徐，绿波荡漾，天水一色；金秋红灿灿的黄栌遍布群山，犹如一座座火炬映红天际；隆冬银装素裹，雪树冰山，北国风光尽收眼前，平日水花四溅的瀑布仿佛一瞬间戛然而止，让人体会到一种时间静止的超自然状态；加之将军崖、水帘洞、宝剑峰等19处自然景观，以及古色古香的山门、金壁辉煌的亭阁、横空飞架的索道、座落有致的观瀑台，全方位服务的宾馆、餐厅、水上游乐园相互映托，更加凭添无限情趣。

后河水库风景区与三潭瀑布风景区紧密相连，位于历山自然生态旅游区西北部的山脚下，由库区观光和原始森林探险两个板块组成。后河水库是黄河小浪底水库的补偿工程，坝高72.6米，总库容量1375万立方米。站在坝下，雄伟高大的坝体犹如悬崖绝壁立于面前，大坝顶部的三道泄水闸门，似金盾防护，时刻准备泄水护坝。放水时节，库水飞泻而下，若蛟龙出世。登临坝顶，北视碧波荡漾的水库，如到江南水乡；南望崇山峻岭，仿佛置身仙境；泛舟水面，看波光倒影，绿水涟漪，鱼翔浅底；置身这绿山之中清水之上，颇让人感受到“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的绝妙。

【忘仙地名的由来】

望仙，也叫访贤村，是因为尧王访贤时在此经过而得名，现在名叫望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此地背倚天盘山，是垣曲县城的龙脉之首，称为太祖山，古时山颠有庙，有人居庙中修炼成仙，当时不少善男信女，朝山进香，仰望仙翁，故名望仙；另一种说法是，此地面临历山，古时人们站在此高处某一方位，选定良辰吉日，朝拜舜王，可望见“象耕鸟耘”现象，更可看到娥皇、女英和侍女在舜王坪翩翩起舞的景象，故名望仙

【妃子潭】

“妃子潭”，瀑高丈余，吐珠溢玉，缸状碧潭，深不过丈，传说是尧王去历山访贤，寻找到舜王后，便把自己的两个爱女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一日，娥皇和女英沿溪水向上游玩，忽见此处水幽似镜，石滑如玉，便不由解衣进入潭中洗浴，这时纨绔子弟从此经过，看到两个美丽女子在潭中洗浴，便也跳进潭中，欲调戏二妃。娥皇女英见状又恼又羞，便对他诅咒施法，此后，那弟子便满身生疮，虽请遍名医，仍不得治。后来一云游道人告知他是因触犯身威才得此病，要他面对历山方向虔诚祭拜九九八十一天，然后在妃子洗浴的潭中舀九百九十九钵水，洗浴九百九十九次方能去除病根。于是后人便把此潭叫做“妃子潭”。至今，无论患肤疾之人，还是健康之人到此只要撇除杂念，对潭祈祷一番用谭中之水洗浴几次，定能祛病健身，延年益寿。

【鸳鸯潭】

此瀑顺糟泻下，泛出一道白炼，直冲潭中，掀起阵阵涟漪，真是瀑连潭动甚好看。相传古时，此潭中有一对金鸳鸯在此栖息，时常会发出万道金光，后被南方强人发现将其带走，故名“鸳鸯潭”。此潭四周长满了野生黄花菜，每逢仲夏，花香四溢，蜂飞蝶舞，又名“黄花潭”。

【石群】

这里峡谷悬崖壁立，层峦叠嶂，怪石嶙峋，奇岩高耸，古藤盘缠，幽野清静，这就是“石群”。

只见“鲸鱼石”露头藏尾，欲出欲退，形象逼真，惟妙惟肖。

“平安石”，巨石平卧，四方稳重。据说凡到此之人，只要在此石上静坐一会，便会四季平安，万事如意。

再看“将军石”背负青天，昂首挺胸，披星执锐，虎虎生威。说起“将军石”的来历，却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舜王在历山舜王坪上带领娥皇、女英及黎民百姓开辟出万亩肥沃的良田，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舜王贤闻于世，德传天下，感动天神，才令人间年年风调雨顺，禾苗旺盛，岁岁五谷丰登，金穗溢仓。舜王在年年收获以后，便把余粮都囤积在周围的密林陡崖之上，派人看守，这里便是囤粮地点之一。却说那些山怪树精知道后，就密谋抢粮，于是看守粮囤的将军与妖精们展开了搏斗，直杀的那些妖怪横尸遍野，血流成河，落荒而逃，最后将军也身受重伤，倚山而亡，日久天长，那些粮囤、将军及妖精死尸都变成了石头。

“弥勒石”，他坐于崖边，保佑着各位游客高兴而来，平安而归。

“沉香石”依崖而立，形似刀削斧劈。传说沉香为了去华山劈山救母，曾在此地修炼，修道后，为试臂力，将此石一劈两半，故名“沉香石”又名“试斧石”。

“结义石”更是罕见，此石中长着柞木，抱榆、黄栌不同品种的三棵树，旁有胳膊粗的葛藤将其盘绕，似有结义之意，故名“结义石”，又称“石抱树”。此石下有一石洞，传说凡跨越过此洞者，便会超凡脱俗，飘飘欲仙。

总之，这里的石头千姿百态，大小各异，灵通乖巧，秀气横溢，或静或动，或蹲或立，似绣花弹琴，似饮泉听风，清丽质佳的水，在石间有猛浪若奔的激流，也有淳淳流水，低吟浅唱。【日月潭】

峭壁陡立，银河天降，白练倒挂，注入石槽，波浪翻滚，再入碧潭，只见瀑泻，不见潭动，这就是“日月潭”。然而，定名为日月潭者却有两个神话故事穿插里边。上古时代，天空有九个太阳，毒日轮番照射，民众苦不堪言。玉帝听了尧的诉说，派二郎神下界担山压日，取八留一。这里就压着一个太阳。自此起，这个太阳就再也不能横行天空，只能在地下闪光发亮，不发热能，这个太阳的影子就是日潭。古时候，月宫有棵大桂树，一日吴刚伐桂花，将其一片树叶掉下天界，落入此地，由于仙气不散，这片树枝便落地生根，吐芽成苗，不久长成山间唯一少年的大桂树，覆盖着地面，香气四溢，山民不知其意，尧王说明由来，年长日久，桂树干枯，后人念其此树由月宫而来，故将此地命名月潭，此二潭合名，叫日月潭。

此处石滑如玉，石面由于水流的长年冲刷，形成了百余米的石槽，石槽中有两个相隔丈余的石坑，大小相差不大，水深齐腰，清澈见底，它就是“双妃池”。传说尧王家居平阳，其第一夫人乃望仙人氏，祖居悬泉山金牛洞一带，生有二女就是娥皇女英。娥皇女英幼时长相普通，皮肤黝黑粗糙，后来经常在具有灵气的两池内洗浴，才逐渐变的貌似天仙，肌肤凝脂，才有了姐妹侍舜，造福天下，千古流芳的神奇故事。

【三潭瀑布】

三潭瀑布之水帘洞，此洞恰似球被切为两半，一半平轩，一半立掀，洞像弯月，瀑似银帘，帘掩奇洞，注入雨潭。雨潭三面峭壁，潭水清澈透明，碧如翡翠，柔似锦缎，水随潭溢，倾入风潭。真乃潭连瀑，瀑连潭，瀑下有瀑。这里有着尤为神奇的传说，凡心地善良虔诚之人来到此地，面向“风潭”，双手合十，五体俯地祷告一番，向潭中投石马上会灵应所至，立刻会感到凉风习习，直透背腹，向“雨潭”求告片刻，就会细雨绵绵，向潭中投石，即使烈日炎炎，不一会便会和风细雨而至，面向“龙潭”祈祷一番，向潭中投石，若发现有蝴蝶，小鸟等小精灵从洞中飞出，不多时便会乌云密布，大雨滂沱，溪水巨涨。虽然是传说，但至今仍有虔诚之人携带祭品来此地烧香许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三潭如何有这般神奇？传说中“风伯、雨师、龙王”三位仙长神州云游，行之历山云蒙一带，看到望仙这地方祥光四起，紫气弥漫，料到是一块神居宝地，便按下云头，落入三潭之上，在此谈天论地，乐而忘返，临行之时，给各自休息的潭中赋予了神奇的灵性，故有以上传说。

【黑龙潭】

“黑龙潭”；抬头看见陡崖兀立处，百丈瀑布凌空飞泻，发出隆隆巨响，如山呼海啸，雄峻激越，潭大百余平米，水深不知几何，站在横空飞架的观瀑台上，感到天摇地动，目眩心惊，此地三面绝壁环抱，状似酒瓮，仰似苍穹，似有坐井观天之感。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造物主的博大。有诗为证：万丈危崖飞瀑悬，苍龙吐物下深渊，近听峡谷春雷闹，远看神仙晒窗帘。

关于“黑龙潭”，传说深不可测，有位砍柴人用三捆葛藤连接成绳，探测三天三夜未曾见底，从而更添加了黑龙潭的神秘。

“三潭”自从有了“风、雨、龙”三位神仙赋予的灵气后，潭中鱼鳖蟹虾都由此而粘上了仙气，时常为争地夺食而相互争斗，致使洪水巨涨，水浪滔天， 荼毒无辜生灵，周围百姓深受其害，怨声载道。玉帝天皇知道此事后，便派海龙王三太子小黑龙前往降妖除怪，为百姓除害。小黑龙在降伏鱼精之后，为使它们安分守己，不再祸害百姓，小黑龙便腾空而起，只见晴空一道霹雳过后，在三潭之下劈开一深潭，那便是今日我们所说的“黑龙潭”。小黑龙身居其中在此镇守三潭，造福黎民。时至今日，常有虔诚游客向潭中投石，投钱币祈祷以保平安。

【柏树楼】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柏树楼”此山雄伟挺拔，酷似塔楼，柏树遍山，郁郁葱葱，攀至山顶，顿觉人高山低，大自然被征服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真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这里可揽群山只秀，历山之险，行柏林幽径，临凉风习习，享林荫清爽，嗅万物清香，闻白鸟啼鸣，吸天然氧吧，吐肺腑浊气，身置人间仙境，忘忧世外桃源。遥望北侧，峡谷幽深，峰峦对峙，号称“高峡平湖”的后河水库大坝雄姿清晰可见。

前面这个天设地造的平台就是望景台，站在望景台，扶栏俯视，三潭胜景，可尽收眼底。五步一瀑，十步一潭，如龙戏水，如带飞舞似跳动的乐符，如流动的画卷，青山绿水，精美幽静，是缩小的山水世界，扩大的艺术盆景。

景区地址：垣曲县历山镇望仙村

景区微信公众号：垣曲望仙大峡谷

景区开放时间：4月1日至11月30日

景区交通指南：

运城市垣曲县望仙风景区，河南方向游客，上高速后运城方向，华峰高速口下(过豫晋省界第二个高速口)，左转沿王潭线8公里至谭家村左转-沿阳店线(历山方向)10公里经过历山镇到神后村路口左转(后河.望仙方向)10公里即到景区。

运城方向游客上高速后济源方向，华峰高速口下(过豫晋省界第二个高速口)，左转沿王潭线8公里至谭家村左转-沿阳店线(历山方向)10公里经过历山镇到神后村路口左转(后河.望仙方向)10公里即到景区。

景区收费标准：目前景区的门票为全票50元/张，儿童用半票25元/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