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物】读@67届老知青之博文的评论与感想——“共产主义第一村”李崮寨的知青组

白纬

                  ＠67届老知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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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届老知青在新浪博客发出的知青文，读后有一些评论与感想。现集中起来发出。

        ＠67届老知青的知青文除了日常劳作与生活艰辛之类的知青回忆常见路子外，特别突出点是，李崮寨知青组这些红卫兵干将，在这个由毛主席题名“公字沟”的地方，真诚地实践了“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理想。

 

           一、毛主席题名“公字沟”的李崮寨

        1968年2月26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用了两个整版发表了长篇通讯《公字沟》，报道了五莲县李崮寨因推广毛泽东思想实践而闻名，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村”，毛主席曾题名“公字沟”。

        李崮寨是个标准的山村，最大的田约2亩半（人工造的田），最小的也就10多平米。李崮寨到底有多少块地，从最北端的田到最南端的地，约有7里路。

        李崮寨村只有十二户人家，七十三口人。农户是星罗棋布地分布在近七里路的山沟两侧。有的人家是独门独户住在半山腰，有的则是两户人家做伴住在一个山坳里。

        当年李崮寨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全村的男女老幼都会背诵《老三篇》。社员房守昌小女儿春荣，才3岁的年龄，对《老三篇》几乎是倒背如流。

        文革初期那几年，李崮寨红透半边天，有不计其数的人前来参观，1967年至1969年来此参观学习的达一百六十八万多人。

        1967和1968年的夏收，几乎不用李崮寨社员动手割麦子。前来参观的人群一人薅一把，就把田里的麦子给收光了。

        （评论）无论是白纬在1968年的上海，还是1969年开始的八年下乡务农时期，关于是李崮寨，或是“公字沟”与“共产主义第一村”，都完全没有听说过。也从未听说过有学习这个“共产主义第一村”的任何消息。

        看来，关于“公字沟”李崮寨的信息，即使在当年也只局限于山东省吧？

 

       二、李崮寨知青组的“革命举动”与殊荣

        当年五莲县没有接收青岛、济南的知青任务，我们8个来五莲全是自愿，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哪里艰苦哪里去！！

        李崮寨知青组共8个人，

        赵云兰（女）： 青岛21中学、高中68届、 1949年

        宋庆华（女）： 济南实验中学、初中68届、 1952年

        金红卫（组长）：青岛铁路中学、高中68届、 1949年

        曹琪杭：     青岛铁路中学、高中68届、 1948年

        张则和：     青岛铁路中学、初中67届、 1950年

        唐荣华：     青岛铁路中学、初中68届、 1951年

        于延为:      青岛铁路中学、初中68届、 1952年

        高 忠（我，67届老知青）： 青岛34中学、初中67届、 1951年

        我们原来就是红卫兵，而且是第一批中学红卫兵。参加过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到过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参加过67年青岛市委1.22大夺权，参加过市、区教育局和学校的夺权。

        我是34中红卫兵的小头目，整天穿一身军装，扎一条牛皮武装带，时不时的领几个人和其他红卫兵组织打个架。

        第一批来李崮寨的知青是青岛铁中的那5个哥们，本来县知青办好心好意的要安排他们去红泥崖大队，因为那里有副业和果园，10个工分可值1.2元。

        谁知5个哥们不领情，非要去最艰苦的生产队。尤其是金红卫，非逼着人家说出哪里的山最高、沟最深，最好是天天吃糠咽菜。他要在那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深山沟干一辈子革命。

        知青办生怕打击了革命小将的积极性，赶紧的列出了一串最艰苦的生产队名单。金红卫“叭”的一下子点中了“李崮寨”。

        我和赵云兰、宋庆华三人都是自己单个往山沟里蹦的。

        1968年我父亲被打倒了。分配时我们班就有5个去毛巾厂就业的名额，这5个名额里就有我，被我拒绝了。12月我自己联系去了李崮寨。

        那时候我的行李是一个大柳条箱和一个小木箱，大柳条箱是配发给知识青年的，没有知青证明就别想买到。

        大柳条箱里装的是衣服和杂物，小木箱里全部是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学习材料。

        我们插队后，放下行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墙壁上张贴毛主席画像，随即又把红宝书摆放到最显眼的位置。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论多么累、多么苦、多么忙，每天都要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天天如此，雷打不动。

        我在李崮寨插队整两年，农活虽说又苦又累，一年到头不得清闲，但遇到个刮风下雨，大家还可以偷得半日闲。唯独这个“天天读”是雷打不动，一天也没中断过。

        “早请示”面向东方，合情合理，因为早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但“晚汇报”也面向东方就不对头了，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再面朝东方就是屁股对着太阳了。但面向西方也不行，那不是向往西方世界吗？

        大家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了好办法——“晚汇报”时面向北方，面向北京的方向，这样就避开了太阳东升西落的矛盾。

        我们知青组在院子里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但遇到个天气变化，就变得很为难：这仪式不举行吧，那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刮风下雨就打乱了“天天读”，说明你对毛主席的感情没有落实在行动上，你还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真顶风冒雨的在那里“天天读”，谁的心里也不舒服，别看我们是先进知青组，再先进也有个伤风感冒的时候。

        毛主席说：核心是在自然中形成的。金红卫不愧是我们老大，只见他一拍大脑门，计上心来：要不咱们以后在饭桌上搞个“小哨兵”吧，反正队里早上开工前也要搞“天天读”的。

        我们知青组还经常办“小评论”墙报（我这里还有一份当年的墙报底稿）。

        “小评论”是江苏省东台县的发明，就是根据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家发现问题并发表评论。1970年初，经“两报一刊”社论报道，全国亿万群众纷纷仿效。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开幕了。李崮寨生产队长刘太臻被选为九大代表，去北京参加九大。

        金红卫先是回青岛学会了《忠字舞》，回来手把手的教会了大家。集体《忠字舞》的演员，囊括了除了吃奶婴儿之外的全体社员：下到六七岁的孩子，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

        据说正宗的《忠字舞》是集8个民族舞蹈之大成，包括藏族的踢腿甩袖功、维吾尔的扭脖子等等。

        1969年的国庆节，金红卫作为全国的知青代表，参加了20大庆，上了天安门，周恩来总理把他拉到了身边合影并握手谈话，并和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合影留念。国庆期间他还住进了中南海，和警卫战士联欢时，同声高歌《战士歌唱东方红》。

        金红卫能有此殊荣并不是偶然的，他在学校时就是个风云人物。文革前就准备高二考大学，文革初期是红卫兵头领、校文攻武卫营长，可以说是一呼百应的人物。

        之后又带头上山下乡，弃五莲县条件最好的大队不去，一头扎进了深山沟。在李崮寨期间，突出政治、吃苦耐劳。把个知青组治理得象铁桶一般。

        金红卫跟他爷爷学了祖传中医，在方圆几十里内人气极高，找他看病的群众络绎不绝，除了我们知青没拿他当回事外，社员们都把他当成了再世华佗。

        曹琪杭是金红卫的同班同学，在校时就是尖子生。有文艺特长，出来一首新歌，他只要听上几遍，就可以用小提琴演奏出来。在李崮寨时他专职开拖拉机，常年开着他那8马力的185型风冷拖拉机，往返于石臼所和三庄之间搞运输，有时也运输建材，去日照建港口。1970年净赚了三千余元，队里年底决算时，也就是分这三千块钱了。

        张则和，67届初中生。在校是班长、学习尖子。老师经常拿他的作业当范本，让全班传着看。在李崮寨时他是山林队长，带着3个社员负责果树、育种、养蜂、养柞蚕。酸枣和大枣的嫁接成活率达96%，高粱育种的种子产量比地区农科所高3倍（是育种产量，不是大面积种植产量）。

        唐荣华，68届初中生。擅长绘画，在校时就是学校美术组的，插队后便把那套绘画工具带去了李崮寨，经常被县里借调。地头休息时，他便抽空给某位社员来张素描。他的油画、国画、素描也是手到擒来，当时他包揽了队里的所有宣传画、墙报及美术字标语。

        于延为，68届初中生。平时喜欢动脑子，喜好钻研个什么东西，插队时还装了个半导体收音机。队里的有线广播坏了，或是谁家的手电筒不好用，都是找他修理。

        赵云兰，68届高中生。在校时就熟读普希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讲起话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队里安排她当老师，一至六年级的10多个孩子，统统都在一间屋里上课。

        宋庆华，68届初中生。65年考上省实验中学（名校）。该小妹长的细皮嫩肉，讲话细声慢语，走起路来如风吹杨柳，颇有林黛玉之风。

        1970年9月中旬，我在潍坊参加昌潍地区先进知青代表会，参加青岛市国庆21周年庆典活动。

        可是，我们那时候都是些大孩子，毫无过日子的经验。

        其实我们知青都是小单身，干一年每人还能分个20多元。

        但是，到1970年8月，我们知青组连一毛钱也没有了。油瓶子早就见了底，盐坛子里也仅剩了一层盐，咸菜疙瘩还剩了两块，点灯用的煤油还有小半罐。那日子过的真是“山穷水尽”。

        于是我们三个人挑着340斤松柴，来回翻了70里的山路，只换来了18元钱。

        这只是我们多次卖柴中的一次。

 

        （评论）当年金红卫这批红卫兵刚开始造反的时候，都是真心实意相信自己的行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其中肯定掺杂有个人的意愿，但是这一点在任何革命浪潮中都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他们下乡时选择去最艰苦的地方，确实是抱着一种忠于领袖的信念的，因为当时金红卫他们应该还不清楚李崮寨的底细，而后来去得三位知青倒是可能打听到一些情况了。

        也就是在李崮寨这个“共产主义第一村”的大环境里，他们坚持数年的“早请示，晚汇报”行为，才显得不怎么突兀。

        对比一下白纬在美篇的《上海知青“骨干”（一）心比天高的知青骨干》中所记述的李平火知青组，后者的动机就显得更功利了：特意选了离公社最近的生产队插队落户；知青组里还有人带着照相机，拍照、撰写文章四处投稿；遇到抽调机会就早早让自己组里的知青离开农村；抓住机会就打压自己看不惯的知青。等等。

        金红卫知青组的人只要没有掺和进文革的政治漩涡中去，他们的前途应该都是很光明的。

 

                三、李崮寨知青组的吃苦耐劳

        修梯田最紧张的时候，李崮寨的队长刘太臻已经开完“九大”，回到了生产队，他便带领全队的青壮劳力开山劈石，在青石板上打眼放炮。

        天长日久，我们的大锤抡得都很地道，与老农比起来毫不逊色，尤其是我们组的于延为，8磅大锤抡个百十下，面不改色心不跳。

        有一次县革委派工作组下基层蹲点，正赶上我们知青腰扎绳索，在半山腰上抡大锤。他们在那里观望了好久，连声感叹：“没想到啊，真没想到！”

        工作组回去后，便把我们知青组写进了总结材料。材料由县革委“第一笔杆子”王家凤主笔，重点突出了知青。打那之后，我们李崮寨知青组，在五莲县便有了点小名气。

        “放炮劈石”并不是要把石头炸碎，而是把石头山体炸开许多裂缝，然后把成块的石材撬离山体，滚落山下，最后再把石块运去修梯田的地堰。

        因李崮寨太山沟了，独轮车无法使用，马车牛车更派不上用场。搬运石块一般都是两个人抬。两个人抬着块大石头，行走在山沟的乱石中，很容易摔跤。我摔了几跤后，就干脆自己扛石头。

        那时候刚插队不久，我的肩膀还没练出来，挑担比不过人家，但扛石头还能数得着，二百斤的石块放脖子后面，扛到半山腰的地堰上。

        那时梯田的地堰已起来1米多高，我放石头时，左手抽出的慢了些，手指就感到一阵钻心的疼，我浑身哆嗦着蹲了下去，眼前直冒金星（后来人家告诉我，当时我脸煞白煞白的）。好在没伤着骨头，只是中指的末节由紫变黑，10多天后指甲便自己脱落。

        等那几块大梯田修好后，我已经砸脱了3枚指甲。待第三个指甲长齐后，我也多了个人生经验：一枚指甲从脱落到完全长齐，需要4个月的时间。

第二年的麦收，我竟能担起240斤的麦捆送往麦场，挑着150斤的化肥翻山越岭。

 

        山里田地的土很薄，头一镢头还行，第二镢头有时会刨到石头上，就听一声响亮、火星四溅，双臂震得发麻，镢头刃上会崩出一个小豁口。那时候每逢三庄集，队长便打发人，担着两筐破镢头去集市，找铁匠铺修补。

        深翻地的当天，知青们的手掌便磨起了泡。几天下来，手上的水泡便连成了片。等手掌上的水泡消了，手指缝里又起了泡，而且是血泡，血泡先红后紫，手指均无法并拢。有时镢头碰石头上，会把血泡震裂，镢头柄便染得通红一片。

        那时候知青的农具很好辨认，凡是柄上带有血迹的，都是知青的工具。

        不到半年，我们的手上便磨起了厚厚的老茧。打那以后，不论做什么活，我们手上再也没有起过泡。

        我们组6男2女，严重的狼多肉少，大家拿她们俩当了宝贝，平时都是她俩欺负我们。

        不过有一次冬天早饭是赵云兰做的地瓜干糊糊。黑灯瞎火的谁也看不清，等大家快吃完了，才发现锅里有只死老鼠。

        我反倒挺高兴，可找到欺负她的借口了。我拿着煮脱了皮的死耗子吓唬她，结果把她吓哭了。

        宋庆华是我们组的小美女，人特老实，我从没欺负过她。

        （评论）当年无论是农场知青还是插队落户知青，除非自家有大背景或是特殊技能，普通知青为了早日离开农场与农村，知青骨干为了上进，吃苦耐劳都是起码的。因此李崮寨知青组的表现并不能算是特别出彩。

        但是，结合他们自身情况与所处环境——第一批红卫兵、造反夺权冲锋在前、上山下乡自觉自愿、特意选择“共产主义第一村”李崮寨作为落脚地，于是，这个知青组“吃苦耐劳”的收益，在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中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了。

 

　                  四、潍坊知青的故事与悲剧

        那时候青岛在五莲的知青只有20多个，所以县文艺宣传队、县篮球代表队全部由潍坊同学包揽。

潍坊是座一千多年的历史古城，其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人文修养，也给潍坊的知青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好多所谓“封、资、修”的知识，都是潍坊知青口耳相传给我的。

        比如扬州八怪之首、潍县县令郑板桥的故事，就是潍坊知青曹恩生在知青会上讲给我听的；又如“爱与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一位潍坊知青在知青会上聊天时说的。等等。

        1970年9月15日召开县知青会，我们都吃住在县生产资料公司。吃饭时候是一个大盆盛着菜，男女生围在一起就餐。会议餐比知青得日常饭菜要丰盛得多，而且全是细粮。

        结果女生们特淑女，吃饭时嘴巴就张开一点点，皱着眉头，带着厌恶的表情夹那么一点点菜。男生们一个个都狼吞虎咽，饿狼嘴脸显露无遗，他们就巴望着女生一点也别吃。

        潍坊知青于君甫在我们知青里面可称武林高手，有时候他敞开褂子，你就会看到他腰上缠的七节鞭。

        在去公社开会的路上，潍坊知青王同学用树枝和山草编了个伪装帽，结果那条路上的男知青几乎人人背着铺盖包，人人戴着一个伪装帽，只比八路队伍少了一杆枪。

        有一次王同学来李崮寨玩，老远就看见他悠着条绳子。等看见我们了，他就把绳子束在腰上。待再近点一看，他束在腰上的是条蛇。

        有位姓宋的潍坊男生，特调皮，能捅下天。他偷队里的梨吃，还硬说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老刘，见了他就头大。

        1970年12月中旬，全公社的知青在石场中学开会。但是知青们无心听讲，因为县里负责招工、入学的干部和接新兵的军人已经到了公社驻地。

          这时候，大教室门口闪现出2位现役军人，陪同的公社武装部李干事眼睛把会场扫描了一圈，用手势通知我和另两位潍坊同学出去。我立刻欢呼一声，跑了出去。

        不一会，教室门口又闪现县里干部的身影。

        “上大学的出来说个事。。。”

        “去XX厂的出来说个事。。。”

        一拨又一拨的知青涌出门口听事。

        我回来后注意到潍坊男生郭同学黑红的脸开始变得潮红，拘谨的表情转变为恐慌，眼神变得让人琢磨不透（到现在我也说不清那是种什么眼神）。

        突然，郭同学直接跑出公社走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有人赶来公社向老刘报告，说郭同学已经上吊挂了。顿时老刘嘴巴张得老大，变得面无人色。

        郭同学的父亲来村里办了后事，坟墓建在生产队附近的山坡上。

        老人也没为难当地政府，临走时还询问大家： 郭同学生前有没有借过钱？他想替儿还债。

       

        直到现在，我还是反复地问自己：“当时我的那声欢呼郭同学听到了吗？对他会有刺激吗？他会往心里去吗？”

        但愿我不是那根最后压垮郭同学的稻草，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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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这是难得一见的知青骨干对自己挤占其他知青离开农村机会感觉一丝歉疚的知青文。

        红卫兵骨干一般较少反思自己在文革初期，争夺政治资源中伤及他人的行为是否合理这一点，这其实不在于良心问题，只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感同身受而已。

        去农场的红卫兵骨干，对自己挤占他人返城机会，可能也较少歉疚感，因为留下的知青并未减少工资。

        而插队落户的红卫兵骨干，因为亲身感受到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因此其中个别人总算能够低下头，去感受一下被他们“挤下车”的底层知青的心情了。

        郭同学的家庭似乎不属于久经历次政治运动压制的“老运动员”，因此他才会如此脆弱，因为“老运动员”子女的神经早已被磨砺成钢丝了。

        没有期盼也就不会如此绝望，要知道1970年12月的这次招工招生，离郭同学的下乡才过去两年，他的生活状况应该远不至于逼得他走上不归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