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厦牙，舅厦虐

独舞者

舅厦爷 舅厦奶

其实我们夏县把舅厦爷叫舅厦牙，舅厦奶叫舅厦虐，但“牙”和“虐”我实在找不到两个象形字能表达这个意思。

58年一场洪水，我们家就从水头村搬到了舅家村～三贤庄。三贤庄是峨嵋岭上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地势高，无洪水之忧。从此舅厦就在本村家门口，而本家水头就成了外村。

那时我们姐弟仨都还没出生，再详细的历史就不清楚了。

我10岁的时候，“舅厦爷”就去世了。大人们说舅厦爷待我非常好，走那儿都喜欢领着我。舅厦爷算个匠人，给我和哥哥“旋”（制作）的“猴”（陀螺）是全村最好的“猴”，非常精致。挑选最结实的枣木或槐木，“猴”尖部嵌的是铁珠，转速很大。我们滚的桶圈和滚桶圈用的铁丝夹也是舅厦爷精心制作的，用着拽实的很，同伴们都羡慕。舅厦爷经常领我们去地里夹“禾夫”（地鼠），“禾夫”夹子是舅厦爷做的，有木制的，有铁制的，还能夹老鼠。做工细致、实用，舅厦爷经常领着我去集市上出售。夹的“禾夫”没死的话，用绳子绑好让我玩几天，杀了后皮能卖钱，肉给我们煮煮吃。那时候一般家庭吃不起猪肉，“禾夫”肉就是一顿美餐，撕一块肉蘸点盐吃，香太太哩。

也许是年纪小的原因，关于舅厦爷的记忆都是模糊的。他一直留着山羊胡子，好象还认识字，看书的时候就带着一付老花镜。舅厦奶曾经说，他空闲的时候经常给她读一段故事听。后来舅厦爷得的不知道是什么病，一直咳嗽气揪，大口吐痰，人也消瘦，就在老屋子里去世了。好像那时候农村老年人得病都不去医院，村保健医生看看，不行了就不行了。不像现在，怎么也得住医院，做各种检查，花好多钱，实在看不好，也算对老人的尊重和子女良心的一份安慰。

听大人们说，埋葬舅厦爷的那天我哭得最厉害，他们问我原因，我说以后再没有人给我旋“猴”了。

舅厦爷死后，舅厦奶就成了我童年童趣的另一个寄靠。她非常喜欢看戏看电影，八十年代初，电影开始进入农村，每个村每年放几次电影，是行政指标。公社（乡镇政府）里有专门的放映员，每个村轮流放映，通常一部电影一半个月才能轮一次。那时候农村放一次电影是一件大欢喜事。村里的高音喇叭从下午开始轮番通知:“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大队有电影……”。地里干活的人听到后干活有劲多了；学生们会兴奋得顾不得写作业，一下午在议论有关电影的话题。天不黑人们就早早开始占位置，摆上凳子、垒上砖头，还有用粉笔划上线的。电影院一般都临时设在大队部（村委会）的院子里，在墙上撑一大块镶着黑边的白布（映幕），投影机用三脚架支在院中心。那时觉得电影非常神秘，怎么转动胶片出来的人就是活动的呢？

吃过晚饭，人们纷纷赶场子。我们姊妹仨还有舅家的几个孩子，把土叉叉（小平车）打扫干净，铺上褥子，让舅厦奶坐好，车辕上再搭一个长凳，前拉后推的出发了。车子稳稳当当停放在事先占好的位置上，一般要等到八点电影才正式放映。放映之前的个把小时，是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跑来跑去，在人缝中嬉戏乱窜；大人们三五一伙，抽着烟，聊着天；还有卖甜杆（甜高粱杆）的，卖冰棍（相当于现在的雪糕，味道和雪糕无法相比）的，都是几分钱的东西，那时物质困乏，这些已经是我们的美味了。

电影看不到一半我就躺在叉叉车里睡着了，当然也有能看完的。结束的时候，拉着舅厦奶回家就成了哥哥姐姐的事了，我不是睡在车上，就是跟在车后，迷迷糊糊回家了。

后来我们村委会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天天晚上在村头放，舅厦奶总是最后一个离场。记得那时候放的“霍元甲”，几乎全村人都挤着站着看。舅厦奶在村里算个巧人，会捏花馍、剪花纸，谁家过事都叫她帮忙。她这辈子也没享多大福，等我和哥哥大学毕业没多久她就去世了。她活着的时候，经常在我跟前讲述年轻时舅厦爷曾驾着马车拉她逛潞村的事，我说：潞村现在叫运城，高楼大厦可多了，以后有机会领上你去看看。可惜我没有做到。